西周青铜器从器形之间看，由于西周时期的青铜器制作方法同夏、商时期不一样，有很大的变化，都是陶范制作，且一器一范，手工制作，这样就不能铸造出相同的陶范，所以，在西周时期也是没有完全相同的青铜器造型，如果有，肯定有一件是伪器，或二者皆伪。 　　

　　从纹饰之间看，由于同夏、商时代一样为陶范铸成，一范一器，几乎没有完全相同纹饰或刻痕的青铜器，除了个别用单范铸造成器的有相同的纹饰，不过这样的纹饰在西周时期很少见。 　

　　从铜铁合铸上看，近年来的考古发现新材料证明，在商代晚期和西周早、中期，这类铜铁合铸器所使用的铁都是陨铁，那么究竟什么时候出现人工冶铁？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时间推定问题，因为，只要这个时间铆定了，我们才可以知道从商代晚期到什么时候属于陨铁和铜材料结合成器存在的时间？而什么时候又是人工冶铁和铜结合器存在的时间。1990年，河南三门峡西周晚期虢国贵族墓地出土了一把玉茎铜芯柄铁剑，为铜铁合铸的典型器物，且是人工冶铁，被称之为“中华第一剑”，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人工冶铁实物，由此我们可以推定，中国历史上铜和陨铁合铸的时代是从商代晚期到西周晚期。而人工冶铁与铜合铸成器的时代至迟在西周晚期技术上已经成熟。

　　一 、制作方法不同

　　商、周时期主要使用陶质块范铸造。

　　春秋时期出现了印模制范的方法，即先制出精致的“标准化”模具，然后按各种要求反复印制组合陶范。这种方法大大节省了工时，提高了效率。

　　春秋中期出现了失蜡铸造法，即先用蜡制成器件模型，再用泥浆浸涂焙烤，使蜡质流失，形成泥范最后注入溶液。用这种方法，可以铸造出极为细密精致的具有多层透雕装饰的青铜器物。

　　二、用途不同

　　殷商以来，青铜器被大量用来祭祀祖先和鬼神。

　　西周青铜礼器被用来维护和体现等级制度，各级奴隶主必须使用和他们地位相称的礼器，青铜礼器使用的数量和规模与奴隶主地位高低成正比。

　　鼎是礼器中的主要器物，西周时代出现的列鼎制度规定天子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卿大夫用五鼎，地位较低的士用三鼎。

　　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中日常生活用器逐渐增多，礼器便失去了昔日的辉煌。

　　三、纹饰不同

　　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以高大厚重、古朴雄伟为特点，纹饰以饕餮、龙、凤、云雷纹等为主。
　　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上的装饰纹样以几何花纹为多，常有精美的日常生活场面、战争场面等图案，逐渐取代了神秘、恐怖的内容。

　　四、具体介绍

　　1、夏代青铜器：

　　夏代是我国青铜器艺术的初创时期，有关文献里多有提及夏代的铜器，如《左传·宣公三年》曾提到：“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

　　1984 年河南偃师二里头 遗址出土的青铜器 ，形体较小，造型质朴，纹饰也较为简单。是现知我国最早的青铜时代文化，多数学者视其为夏文化，也有学者将其归为“早商文化”遗存。

　　2、 商代青铜器：

　　商代青铜器艺术是由成熟到鼎盛的重要阶段。

　　商代早期和中期的青铜器是中国青铜器艺术趋于成熟的发展时期。以酒器为主的礼器体制初步建立，兵器种类增多。普遍装饰兽面纹样，构图渐趋繁密，线条峻深劲利。

　　前期以河南郑州二里岗与杜岭出土的青铜器为代表。郑州杜岭出土的饕餮乳丁纹方鼎，造型规整庄重，器壁较薄，纹饰简洁疏朗。

　　商代后期的青铜器因为大量发现于河南安阳小屯的殷墟，所以又被称为殷墟期青铜器。

　　殷墟期是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

　　墟期的青铜器有两个显著特点：一个是酒器在数量和种类上明显增多；一个是流行 饕餮 纹、云雷纹、夔纹、龙纹、虎纹、鹿纹、牛头纹、凤纹、蝉纹、人面纹等奇异的动物纹样。各种纹样的交互组合形成了商 代青铜器狞历之美的时代风格。

　　殷墟期的青铜器总体风格为：造型凝重雄浑，纹饰繁丽深沉。

　　代表作品：

　　《 司母戊鼎 》殷墟出土 重达 875 公斤，上面铸刻着“司母戊”三字铭文。

　　《 龙虎纹尊 》安徽阜南出土 。

　　《 四羊方尊》、《人面方尊》 湖南宁乡出土。

　　3、西周青铜器：

　　西周青铜器的风格由奇诡转为典雅。

　　周代早期的青铜器酒器减少食器增多。

　　西周中、后期纹已不多见，带状花纹增加，流行顾首的菱纹、凤鸟纹以及窃曲纹、重环纹等几何纹样。长篇铭文是这是青铜礼器的重要特点。
　　代表作品：

　　《 武王征商簋》陕西临潼零口乡出土，铭文记载了武王征商的历史，簋的造型端庄典雅，腹与方座上的饕餮纹可看作是商代风格的延续，器下的方座则是商代所未见的。

　　《毛 公鼎》、《大克鼎 》、《 史墙盘 》陕西扶风出土。《史墙盘》盥洗器，双附耳，圈足，腹饰垂冠分尾长鸟纹，圈足饰窃曲纹，腹内底有铭文 284 宇，宇体秀美规整。

　　4 、春秋青铜器

　　春秋时代对于周天子及其维护者而言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王室衰微，诸侯争霸的直接结果是新价值观、新风格、新趣味的不断确立，艺术新潮的涌动因而成为遍及春秋列国的历史现象。

　　春秋中期出现了模印法和失蜡铸造法。

　　代表作品：

　　《 莲鹤方壶 》河南新郑 李家楼 出土，是春秋时期新的青铜器艺术总体风格标志。全器从造型到装饰均充满灵动的生意，通体满饰纠结，由镂空莲瓣围绕的壶顶，中立一昂首展翅欲翔的鹤，正好象征新时代的自由精神。

　　《王子午鼎》河南淅川下寺出土，是已知最早使用失蜡法制造的器物之一，代表着春秋时期南方青铜器的新兴风格。平底和束腰是王子午鼎造型上的突出特征。它空前地在以优美柔和圆弧线为主的园鼎造型中，引入方硬而有力度的水平横线，刚柔相济，视觉效果大为丰富，节奏感也变得鲜明起来。夸张的外撇耳，使它具有一种向上张扬的态势，给人灵巧生动的感觉

　　5 、战国青铜器

　　战国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开端，物质文化已进入铁器时代。这时的青铜冶铸业以制造精致灵巧的日用器为主，装饰手法也愈来愈多姿多彩，鎏金、镶嵌、镂刻、金银错等无不技艺精湛。现实生活的场景和图像，也出现在青铜器的装饰花纹中，标志着青铜器艺术的世俗化。

　　《大编钟》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整架编钟犹如一口巨大的音乐建筑，不唯体量巨大，气魄宏伟，而且整体视觉效果设计充分考虑到节奏与秩序的美感。

　　就是这样啦……

西周青铜器从器形之间看，由于西周时期的青铜器制作方法同夏、商时期不一样，有很大的变化，都是陶范制作，且一器一范，手工制作，这样就不能铸造出相同的陶范，所以，在西周时期也是没有完全相同的青铜器造型，如果有，肯定有一件是伪器，或二者皆伪。 　　

从纹饰之间看，由于同夏、商时代一样为陶范铸成，一范一器，几乎没有完全相同纹饰或刻痕的青铜器，除了个别用单范铸造成器的有相同的纹饰，不过这样的纹饰在西周时期很少见。 　

　从铜铁合铸上看，近年来的考古发现新材料证明，在商代晚期和西周早、中期，这类铜铁合铸器所使用的铁都是陨铁，那么究竟什么时候出现人工冶铁？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时间推定问题，因为，只要这个时间铆定了，我们才可以知道从商代晚期到什么时候属于陨铁和铜材料结合成器存在的时间？而什么时候又是人工冶铁和铜结合器存在的时间。1990年，河南三门峡西周晚期虢国贵族墓地出土了一把玉茎铜芯柄铁剑，为铜铁合铸的典型器物，且是人工冶铁，被称之为“中华第一剑”，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人工冶铁实物，由此我们可以推定，中国历史上铜和陨铁合铸的时代是从商代晚期到西周晚期。而人工冶铁与铜合铸成器的时代至迟在西周晚期技术上已经成熟。

一 、制作方法不同

商、周时期主要使用陶质块范铸造。

春秋时期出现了印模制范的方法，即先制出精致的“标准化”模具，然后按各种要求反复印制组合陶范。这种方法大大节省了工时，提高了效率。

春秋中期出现了失蜡铸造法，即先用蜡制成器件模型，再用泥浆浸涂焙烤，使蜡质流失，形成泥范最后注入溶液。用这种方法，可以铸造出极为细密精致的具有多层透雕装饰的青铜器物。

二、用途不同

殷商以来，青铜器被大量用来祭祀祖先和鬼神。

西周青铜礼器被用来维护和体现等级制度，各级奴隶主必须使用和他们地位相称的礼器，青铜礼器使用的数量和规模与奴隶主地位高低成正比。

鼎是礼器中的主要器物，西周时代出现的列鼎制度规定天子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卿大夫用五鼎，地位较低的士用三鼎。

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中日常生活用器逐渐增多，礼器便失去了昔日的辉煌。

三、纹饰不同

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以高大厚重、古朴雄伟为特点，纹饰以饕餮、龙、凤、云雷纹等为主。
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上的装饰纹样以几何花纹为多，常有精美的日常生活场面、战争场面等图案，逐渐取代了神秘、恐怖的内容。

四、具体介绍

1、夏代青铜器：

夏代是我国青铜器艺术的初创时期，有关文献里多有提及夏代的铜器，如《左传·宣公三年》曾提到：“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

1984 年河南偃师二里头 遗址出土的青铜器 ，形体较小，造型质朴，纹饰也较为简单。是现知我国最早的青铜时代文化，多数学者视其为夏文化，也有学者将其归为“早商文化”遗存。

2、 商代青铜器：

商代青铜器艺术是由成熟到鼎盛的重要阶段。

商代早期和中期的青铜器是中国青铜器艺术趋于成熟的发展时期。以酒器为主的礼器体制初步建立，兵器种类增多。普遍装饰兽面纹样，构图渐趋繁密，线条峻深劲利。

前期以河南郑州二里岗与杜岭出土的青铜器为代表。郑州杜岭出土的饕餮乳丁纹方鼎，造型规整庄重，器壁较薄，纹饰简洁疏朗。

商代后期的青铜器因为大量发现于河南安阳小屯的殷墟，所以又被称为殷墟期青铜器。

殷墟期是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

墟期的青铜器有两个显著特点：一个是酒器在数量和种类上明显增多；一个是流行 饕餮 纹、云雷纹、夔纹、龙纹、虎纹、鹿纹、牛头纹、凤纹、蝉纹、人面纹等奇异的动物纹样。各种纹样的交互组合形成了商 代青铜器狞历之美的时代风格。

殷墟期的青铜器总体风格为：造型凝重雄浑，纹饰繁丽深沉。

代表作品：

《 司母戊鼎 》殷墟出土 重达 875 公斤，上面铸刻着“司母戊”三字铭文。

《 龙虎纹尊 》安徽阜南出土 。

《 四羊方尊》、《人面方尊》 湖南宁乡出土。

3、西周青铜器：

西周青铜器的风格由奇诡转为典雅。

周代早期的青铜器酒器减少食器增多。

西周中、后期纹已不多见，带状花纹增加，流行顾首的菱纹、凤鸟纹以及窃曲纹、重环纹等几何纹样。长篇铭文是这是青铜礼器的重要特点。
代表作品：

《 武王征商簋》陕西临潼零口乡出土，铭文记载了武王征商的历史，簋的造型端庄典雅，腹与方座上的饕餮纹可看作是商代风格的延续，器下的方座则是商代所未见的。

《毛 公鼎》、《大克鼎 》、《 史墙盘 》陕西扶风出土。《史墙盘》盥洗器，双附耳，圈足，腹饰垂冠分尾长鸟纹，圈足饰窃曲纹，腹内底有铭文 284 宇，宇体秀美规整。

4 、春秋青铜器

春秋时代对于周天子及其维护者而言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王室衰微，诸侯争霸的直接结果是新价值观、新风格、新趣味的不断确立，艺术新潮的涌动因而成为遍及春秋列国的历史现象。

春秋中期出现了模印法和失蜡铸造法。

代表作品：

《 莲鹤方壶 》河南新郑 李家楼 出土，是春秋时期新的青铜器艺术总体风格标志。全器从造型到装饰均充满灵动的生意，通体满饰纠结，由镂空莲瓣围绕的壶顶，中立一昂首展翅欲翔的鹤，正好象征新时代的自由精神。

《王子午鼎》河南淅川下寺出土，是已知最早使用失蜡法制造的器物之一，代表着春秋时期南方青铜器的新兴风格。平底和束腰是王子午鼎造型上的突出特征。它空前地在以优美柔和圆弧线为主的园鼎造型中，引入方硬而有力度的水平横线，刚柔相济，视觉效果大为丰富，节奏感也变得鲜明起来。夸张的外撇耳，使它具有一种向上张扬的态势，给人灵巧生动的感觉

5 、战国青铜器

战国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开端，物质文化已进入铁器时代。这时的青铜冶铸业以制造精致灵巧的日用器为主，装饰手法也愈来愈多姿多彩，鎏金、镶嵌、镂刻、金银错等无不技艺精湛。现实生活的场景和图像，也出现在青铜器的装饰花纹中，标志着青铜器艺术的世俗化。

代表作品：

《宴乐射猎攻战纹壶》四川成都出土，造型简练，表面有精细的嵌错图案，分上中下三层，分别勾划出射箭、采桑、宴饮、舞蹈、奏乐、战斗等场面，内容丰富，层次分明，以平面展开的形式构图，人物结构准确、动感强烈。嵌错是一种比较复杂的金属工艺，以金、银、铜的不同质地和颜色与底色形成对比，产生精美纹饰图案。

《采桑宴乐铜壶》四川成都百花潭出土。

《狩猎纹壶》河北唐山出土。

《蜡旭纹铜尊盘》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采用先进的失蜡法铸造工艺，纹饰为极其复杂的三层透空结构，巧妙运用高低参差和对称排比的艺术手法，于整齐中寓变化，于繁复中见玲珑，标志着失蜡铸造法的最高成就。

《大编钟》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整架编钟犹如一口巨大的音乐建筑，不唯体量巨大，气魄宏伟，而且整体视觉效果设计充分考虑到节奏与秩序的美感。

虢国博物馆，位于三门峡市湖滨区六峰北路，是建立在西周虢国墓地遗址上的一座专题性遗址类博物馆，又是国家二级博物馆，占地10万平方米，是集文物陈列、遗址展示、社会教育与文化交流等多项功能的文化空间。基本陈列《周风虢韵——虢国历史文化陈列》分为虢旗猎猎、吉金灿灿、美玉灼灼、奇珍熠熠、车马辚辚、古墓秩秩六个部分。虢国墓地是一出规模宏大，登记齐全、排列有序、保存完好的两周时期大型邦国公墓，具有重大的历史、科学和研究价值。其中虢季和虢仲两座国君大墓分别被评为“中国二十世纪百项考古大发现”。

我们首先了解一下虢国的历史：

虢国，是周朝时期的诸侯国，前后有五个虢国，因位置不同，为加以分别，故加上东西南北相区别。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灭商，周文王的两个弟弟虢仲、虢叔分别被封为虢国国君，虢仲封于制邑，建立东虢国，虢叔封于雍邑，建立西虢国。周厉王三年，讨伐淮夷。厉、宣之际，西虢东迁河南三门峡一带立国，史称南虢国，定都上阳。

三门峡虢国博物馆中的虢国，指的就是西虢东迁到三门峡之后形成的南虢。

走进博物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大圆盘，名为阳燧。这是古人取火用的器具。在阳燧周围有许多旗子，上面都有一个‘虢’字，这大概就是第一部分“虢旗猎猎”之意吧！进入大厅，映入眼帘的壁画，从东向西依次为：周初受封，虢王出征，虢文公谏言，忌父主政，虢焦之战，人物形象逼真，体态各异。

第二个陈列展厅是“吉金灿灿”，这里保存最完好的是兽蜀铜鼎，西周贵族的洗漱器具，还有排列整齐能依次发出高低音色的七鼎编钟，以及有“问鼎天下”之说的列鼎铜。虢国青铜器件件外观雄奇，纹饰粗犷又不失细腻。“古之君子必佩玉”在“美玉灼灼”展厅，玉器数量之多，材质之精，在西周玉器中堪称首位，其中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人龙纹玉璋”，上端的人面像以兽面雕刻，庄重尊贵，下段身体部位是两条倒置的龙纹。

在‘奇珍熠熠’部分，有誉为‘中华第一剑’之称的玉柄铜芯铁剑，其精湛的工艺让参观者为之惊叹，还有气势恢宏的车马祭祀坑，有战车和战马，甚是壮观。最后一个部分“古墓秩秩”，国君墓陪葬品丰盈繁多，其中龙形组玉佩是虢国国君的身份象征，其造型，刻工，纹样都具有独特的时代风格。

博物馆内的展厅原状展出了虢季墓及三座车马坑遗址，遗址区的其余墓葬都已回填，并通过绿化对遗址区进行原状保存。走出博物馆，朴素的馆墙上长满植物，外面的墓地遗址保护区上面大片的薰衣草，似乎在向参观的人们诉说着这段悠久的历史。

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内最重要的发现就是距今约6000年前的蚌塑龙形图案。在此之前与龙的原型有关的文物有红山文化玉（猪）龙、山西陶寺的龙纹盘、仰韶文化的鲵纹彩陶盆等，濮阳西水坡发现的蚌塑龙对于探讨龙的原型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西水坡M45号墓发现的蚌塑

除了这一组蚌塑龙虎图，在西水坡还有另外两组与龙有关的蚌塑：

2）距离M45号墓20米处，有蚌塑的龙、虎、鹿、蜘蛛等图案。

3）也在这两个墓葬的不远处，这一组蚌塑中有人骑龙、人骑虎、飞禽等图案，画风实在是太超前了。也正因为如此，有人质疑西水坡墓葬的年代，质疑西水坡的蚌塑的真实性。但是，我觉得考古工作者还不至于糊涂到侧错文物的年代吧，比较用的是比较科学的测定方法。

新石器时期与龙的原型有关的文物与遗址 龙的原型大概有仰韶文化的鲵、鱼，红山文化的猪、山西陶寺的蛇等，而西水坡的龙形中有鳄鱼的特点。也正是因为这样，有学者质疑将西水坡划分到仰韶文化的科学性。既然西水坡遗址属于仰韶文化，为何这里发现的龙形与仰韶文化发现的龙纹不是一个体系呢？

“鲵鱼纹彩陶瓶”武山傅家门种谷台遗址出土

“水鸟啄鱼纹彩陶壶”陕西宝鸡市北首岭出土

对于西水坡M45号墓葬，有的专家还解读出了星象图。墓主的两侧东有龙、西有虎（有学者认为这是狗），这是否就是“四象”中的青龙与白虎呢，四象的形象最初是根据二十八星宿的位置想象出来的动物图案，难道在6000年以前，古人就已经选定了二十八星宿吗，如果真是这样，关于龙的起源倒是一下子就清楚了。

并且，在墓主人的北方有蚌壳+两根腿骨，有学者认为这代表的是北斗。所以，整个墓葬就是一幅形象图。 其实，对于史前的考古发现，由于没有文字，解读起来实在困难，有的时候看到的与我们知道的知识对应起来了，但是，这会不会只是巧合呢？有些历史，永远没有答案。

　　聋字结构为何由龙和耳组成
　　“聋”是个形声字，它在现今发现的甲骨文中尚未出现，最早也只是在两汉的一些文献中见到。战国时期著名的哲学家韩非子写的《解老》：“耳不能别清浊之声则谓之聋。”可见聋字的产生不迟于战国，已有悠久的历史。为什么要用龙的音、耳的形，来表示《说文》中的“无闻也”？这个命题似乎有些滑稽，或者说根本和玉龙搭不上边。为什么古人要把有威严、宗教色彩浓烈的龙和耳朵合起来，以此表达听觉失灵的“聋”？是否古代人认为古代玉龙头上的突起物，不是耳朵只是角，所以才重听？
　　《左传·宣公十四年》：“郑昭，宋聋。”社预注：“昭，明也，聋，暗也。”《说文》又引申为“不明事理”，所以聋也用于政治。商王的昏庸无道，周王举方国反之。周王即位后，恐商龙有耳而不辨清浊之声，不明事理，故将那商代玉龙的耳和角的造型淡化了，给后代留下了龙无耳的猜想。此推测虽属荒诞，但纵观西周后到战国晚期西汉初的玉龙，玉龙头上的耳和角没能分得清。以此佐证龙耳的蜕变和当时造字时的权贵政治色彩，存在一定的政治文化避讳的关联。
　　玉龙耳从有到无再重新出现
　　凌家滩玉龙除了两个向上的犄角，还有两支牛耳朵样的东西，在龙角下方。红山文化的玉猪首龙，也有一对大大的耳朵在脑袋两侧竖起。即使到了商代，取自青铜纹样的玉龙蘑菇状耳角的下面，我们还是可以分辨出龙耳的纹饰特征。那么西周到战国晚期西汉初，玉龙的耳朵跑到了哪里去了？玉龙的耳朵又是在何时恢复出现了？我们不妨对历代龙耳的造型特征研究一下，这对我们的收藏一定大有裨益！
　　对龙形演变的研究可以发现，商前形龙，发展到战国与两汉时期的几形龙，再发展到以后的爬形龙，无论形体怎么变，而龙的角、耳基本特征还是存在的。从龙的角、耳特征分析，基本分为三个时期：新石器时代到商代的龙耳龙角区别分明。以商代青铜器和玉器上的龙为代表。第二阶段是西周到战国，龙角和龙耳的造型趋于混淆。这些我们从大量的玉龙佩中可以加深认识。第三阶段是秦到宋代，宋代是龙纹发展的一个定型期。它继承战国时期的蛇状条形，头部增添了附加物。龙的造型集鳄嘴、鹿角、牛鼻、马耳、蛇身、鱼鳞、鹰爪等于一身的奇特复合体。龙经过漫长而复杂的发展过程，朝代的更迭，人世的沧桑，文明的发展，观念的演变，在封建时代，龙的角和耳朵终于又分开，它似乎成了帝王的威严和睿智兼听的象征。
　　我国汉字中与龙有关的汉字，有“垄、笼、拢、珑、胧”等。这些字，无一不从龙形中获得造字。比如：胧，是月和龙的组合，表示月明貌。北齐刘昼《新论·兵术》：“是以列宿满天，不及胧月，形不一，光不同也。”很显然刘昼借龙的变幻无穷说明了月的盈缺多变，以此来说兵阵。垄，也是借龙的蜿蜒长躯，用来表现田埂小路弯曲。可见“聋”的造字规则，也不例外，一定也是受当时政治生活的需要，暗喻商王的执政昏庸而造。作为艺术品的玉龙，把时代的政治因素加以表现出来，也是可以接受的。以上论说如果借鉴考古资料的研究，借助各地出土的龙形纹样玉器的考证，为我们探讨龙角与龙耳在两周与战国时期的蜕变，颇有鉴赏的参考价值。
　　“龙合而成体”帝王称龙比龙
　　古文献中有关龙的记载“龙合而成体”，综观近十余年来考古发现的大约20多条龙，就其形象而言，似猪首，似牛首，或为蛇体，皆似后世的龙，而又具有原始状的非龙形象。比如长江流域第一龙的湖北黄梅遗址，在红烧土上，用河卵石摆塑的龙图案。龙为蛇形，龙头形为牛，头生一角，爪状两足，造型生动，威武雄健，距今近6000年。它于距今5000年的内蒙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C形玉龙，有类似的蛇体盘卷状，而不同的是C形龙是猪首，无角无耳，长吻，背上长鬃，无足爪。浙江余杭瑶山和反山良渚文化墓中出土的玉镯，上饰龙首纹。龙首呈正面，咧嘴露齿，两眼上方有一对短角，后方为方形双耳。细察之，眼和牙近似牛，距今约近5000年。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在l6号墓中出土的环形玉龙。蛇形，首尾相连，头生两角，两耳屏后。这种南北龙耳、龙角的有无差异，可能存在着蛇身共有，而南有牛首、北有猪首的动物部分形象构图特征。在新石器时代，龙角和龙耳尚未形成像商代时期的图案化形式。这种氏族的动物图腾，属于原始动物崇拜范畴。
　　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的河南安阳出土商代晚期黄玉龙纹饰，玉龙头部的角，形似磨菇头，向上竖立，磨菇角内有勾连纹，用以表示耳，与“臣”字眼形成一组装饰图案。这样的磨菇角由早期的竖立逐渐向晚期的倾斜发展，直至逐步贴到后颈之上。这个时期的龙角和龙耳刻画的是非常明确的。但到了西周，1984年陕西省长安县张家坡村157号墓出土的西周玉透雕龙凤人物饰，此器透雕三龙一凤二人，龙角开始发生了变化。龙角虽然保持着商代勾连纹形态，但龙角基本都为脑后倾斜式的单耳形。玉龙的耳和角的造型，出现了结构混淆的趋势。
　　1957年河南三门峡市上村岭虢国墓地1662号墓出土的玉龙饰，C状龙首宽大，眼额突、大耳向后上方竖立。它与殷虚妇好墓玉龙在器形上，有一定的传承关系，但龙耳和龙角却发生了更为明显的变化。从春秋时期开始，龙头上的磨菇角彻底地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平立带状，或者弯曲呈飘带状似耳非耳、似角非角的装饰纹样。这种淡化了耳与角的趋势，在1974年河北省平山县中山国1号墓出土的战国中期玉透雕三龙环形饰上，继续得以蔓延。玉雕环外雕镂三条姿态相同的龙。龙做回首，龙角内涡纹向外旋，继承了商代玉龙内耳勾连纹的特征，和春秋时期的龙耳风格基本一致。战国时期个别的由勾连纹变化为大云朵状，合龙耳为突角，口部露齿，下颌为斧形。这种在战国前，是绝无此样式的。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商至战国期间的龙角和龙耳，不变的是勾连纹表现龙内耳的特征，而角向耳的外型附会。
　　两汉时期，西汉早期的玉龙，基本与战国玉龙无多大差异。而到了东汉，龙头上开始出现耳朵，同时也有角的造型。这种在前代没有的龙马纹样，正是汉代龙的写照。东汉王充《论衡》说：“世俗画龙，马首蛇尾”。有角的龙由单角，逐步向牛角和鹿角形状发展，而龙耳却多见马耳形状。这种龙形角在汉代的玉璧可见，但数量不多。玉龙与蟠螭相配在汉代是常用纹饰。但到了唐代一件器物上，如有龙纹就没有蟠螭纹。蟠螭有耳有角，自战国晚期到汉大为兴起，《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耳不听五声之和为聋，目不别五色之章为昧。”蟠螭形象的出现，恐怕与权贵追求辨五声、别五色之政德有关。龙头上又出现耳朵同时也有角，怕与秦汉时期大行五行道学，如《后汉书·襄楷传》“引河图天灵，称祖龙为赵王政”即将始皇称为“祖龙”，再看汉高祖是由其母感蛟龙而生等等传说，足可以看出完善龙的人格化，是帝王称龙比龙的政治社会需求。
　　唐代龙是后代所有龙纹的基础，与前代龙有了明显的区别。角根是从鼻梁处长出，头部出现双角，形如鹿角，双耳屏后。宋代龙头与唐基本相同，但夸大了嘴和眼的表现力度，出现了龙须，龙须为后代龙脑后飘逸的发毛，提供了纹饰对应上的美观处理需求。从明代起清代的正面龙特别多，清代龙头头发满头乱生，致使各种各样的角型，由散发中伸出。有粗有细，有分叉。因龙头的发毛飘逸，而使耳朵的艺术表现，采取了淡化处理。至此龙耳和龙角又真正地回到了龙身。前人造出的聋字，终因年代的久远，与象征帝王的龙，没有那么多的避讳，仅以失聪之意久存于世。
　　藏家在玉文化探索中乐趣无价
　　《国语·晋语四》：“聋聩不可使听。”说的是先天失聪为聩，后天失聪为聋。这两个字都与权贵有关，不由使人纳闷非常。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长沙马王堆墓的内棺棺盖上，覆盖的“T”字形旌幡帛画，构图绘有日月升龙等象征天上境界。这和《人物御龙帛画》长沙子弹库出土的战国楚墓的画面，有着相同的“引魂升天“的主题思想。所以，龙在汉前还不是帝王专用的代表象征，在造字时，大有观玉龙难分耳角之辩，疑龙为上天之物，耳必不能听凡间之声，有耳如无耳一般之可能，故也无须避讳聋借龙耳，对帝王贵胄礼仪上隐含僭越的不敬。如汉书说，臣许丞人老病聋，却是廉吏，虽老尚能辅佐。后人常常借代“聋丞”一词为老有作为之人辩说。
　　玉器鉴定，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文化研究。有许多纹饰的演变，需要我们好好探索发现。文字学往往可以为我们带来一些有用的帮助。对龙纹的研究有多种多样，以“聋”字联想龙耳的演变，仅仅是一种尝试。藏家对一件藏品的欣赏和评价，不能停留在纹饰有多么精美、东西有多么值钱上，而是应该尽自己的努力为玉文化做点什么。尽管有不当之处，但乐趣在探索中是无价的！

聋是汉字中最常见的形声字，耳是形旁，跟字义有关；龙是声旁，跟字音有关。虽然在一些形声字里，声旁与字义也有关系，但不是所有形声字的声旁和字义都有必然联系。对于聋字，龙只表音，与字义无关。

这样的形声字还有很多，比如：栏，咨，询，验……它们的声旁都只表音，与字义无关。

知识扩展：形声字
形声字是在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的基础上形成的，是由两个文或字复合成体，由表示意义范畴的意符（形旁）和表示声音类别的声符（声旁）组合而成。形声字是最能产的造字形式。意符一般由象形字或指事字充当，声符可以由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充当。
形声字是由两个文或字复合成体，其中的一个文或字表示事物的类别而另一个表示事物的读音。
形声字的义符只能表示某种意思的范围或只表示事物的属类，因而它在形声字中只是高度概括的类名，并不能表示这个形声字的具体含义。
形声字的声符除了标声之外，往往兼有表意的作用。语言中语词的声音反映着词义或词义的来源，字是词的书写符号，是语言中的词的声和义的载体，所以字义（实际是字符所记录的词义）也往往与字字的读音有关。这种现象在形声字中的反映，就是声符除了标声之外也往往含有表意的作用。

：— 汉 典 Zdic.net —【唐韵】卢红切【集韵】【正韵】卢东切，𠀤音笼。【说文】无闻也。【释名】笼也。如在蒙笼之内，不可察也。【左传·僖二十六年】耳不听五声之和为聋。又【宣十四年】郑昭宋聋。【注】聋，暗也。【礼·王制】瘖聋跛躃断者。【疏】聋谓耳不闻声。 又葱聋，兽名。【山海经】符禺之山，其兽多葱聋，其状如羊而赤鬛。【注】葱聋，如羊，黑首赤鬛。 又【韵补】叶卢黄切，音郞。【易林】远视无光，不知靑黄。黈纩塞耳，使君暗聋。

考证：〔【左传·僖二十六年】耳不听五声之和曰聋。〕 谨照原文曰聋改为聋。

形声字是由表意偏旁和表音偏旁两部分组合而成的。其中的表意偏旁毫无疑问属于意符，表音偏旁则明显属于音符。例如“聋”字，表意偏旁是“耳”，“聋”所代表的词表示耳朵失聪，这个意义与“耳”的意义密切相关。“龙”则仅仅记录“聋”的读音，与“聋”的意义毫不相干。

这是个形声字。音同龙，与耳有关，故如此造字。

2008年，国家有关部门颁布文件规定，除文物建筑及遗址类博物馆外，全国各级文化文物部门归口管理的博物馆、纪念馆全部免费开放。为引导和支持地方重要博物馆向国际先进行列迈进，财政部和国家文物局于2009年启动中央、地方共建国家级重点博物馆。

经对全国博物馆进行评估，最终明确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湖南省博物馆、河南博物院、陕西 历史 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等8个博物馆为首批中央地方共建博物馆。这8个国家级重点博物馆均处于中国 历史 发展和文化 旅游 的核心地带，是展现中华文明、反映中国文化价值，并具有一定国际水准的博物馆。

以下就对8个国家级重点博物馆之四——河南博物院的40件重要馆藏文物（上）进行介绍。

贾湖骨笛出土于距今7800年~9000年的同时期最为丰富的史前聚落遗址河南贾湖遗址，先后出土了30多支用丹顶鹤尺骨制成的骨笛，笛孔有2、5、6、7、8之别，大多数骨笛仍为7孔。实验证明，贾湖骨笛不仅能够演奏传统的五声或七声调式的乐曲，而且能够演奏富含变化音的少数民族或外国乐曲。 贾湖骨笛是我国目前出土的年代最早的乐器实物，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可吹奏乐器，被称为“中华第一笛”，它的出土改写了先秦音乐史乃至整部中国音乐史，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地位和价值。1987年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贾湖遗址M282号墓出土，现藏于河南博物院。 这支贾湖骨笛，器形完整，且因石化而晶莹亮洁，近乎可与美玉争辉，在目前发现的30多支贾湖骨笛中，这一遗世精品可遇难求，堪为“中华第一笛”代表作品，河南博物院九大镇馆之宝之一，国宝级文物。。

此壶高20厘米，是由造型相同的两个壶体连为一体，腹部连接处有一椭圆形孔相通。壶喇叭口，束径，鼔腹，小平底，一侧有半环状器耳。壶为泥质陶，通体施棕红陶衣，颈部至底部之间绘黑彩横平行线纹，一侧绘有15条，中绘竖短线；另一侧只绘有14条，在平行线中绘斜竖短线。专家考证，彩陶双连壶为神圣礼仪之用品，乃民族结盟或重大礼仪活动时部落首领、长者对饮的酒具。是和平、友好、相敬、相亲的象征。1972年河南省郑州市大河村遗址出土，现藏于河南博物院。 此壶造型别致，构思新颖，彩绘线条古朴流畅，风格独特，对研究原始 社会 的生活习俗和制陶艺术有重要价值，极有可能就是交杯酒的鼻祖，被誉为中国古代彩陶之冠，国宝级文物。

此鼎又称杜岭二号方鼎，通高87厘米，口长宽61厘米，耳高17厘米，足高25.5厘米，重约64.25公斤。此鼎形制与杜岭一号方鼎相同，器身呈斗形方腹，口沿有凸棱稍平外折，方唇，两侧沿面上有对称的圆拱形立耳，微微外张，耳的外侧面呈凹槽形，凹槽内有三道圆拱形凸棱纹。鼎腹四壁偏上部装饰带状饕餮纹八组，其中四壁中间和四个转角处各有一组。1974年出土于河南省郑州市杜岭商城遗址，现藏于河南博物院。 此鼎形体厚重，纹饰神秘庄重，当属王室重器，距今已有3400多年的 历史 ，是最早装饰饕餮纹与乳钉纹的中国礼器，也是目前人类所能认知的年代最早、体量最大、铸造最为完美、保存最为完整的青铜重器之一，国宝级文物。

此罍高24.5厘米、口径13厘米，整体器壁较薄，敛口，沿外翻，长束颈，折肩，深腹下收，圜底，高圈足。束颈上部外撇弧度较小，下部外撇弧度较大；折肩较宽，肩与器腹交汇处有一明显的折线；圈足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较宽，外撇弧度较小，下部分较窄，外撇弧度较大，上下两部分连接处有一很窄的折边。铜罍颈部上端装饰较紧密的凸弦纹三周；弦纹下等距离装饰三个龟形图案，龟形图案整体象一乌龟，头似商周青铜器上常用的蛇头，背部装饰一圆涡纹，四足呈云纹状，尖尾；肩部与颈部连接处饰斜角云雷纹带一周；腹部纹饰由上下较窄的云雷纹带和中间较宽的兽面纹带三部分组成，兽面纹带由三组近似的兽面纹饰组成，兽面的眼、眉、鼻和口皆微凸出器面；圈足上部有相距较宽的凸弦纹两周，等距离分布的三个十字形镂孔将两条弦纹打断。1955年河南省郑州市白家庄出土，现藏于河南博物院。 此罍腹部范缝痕迹明显，范线皆穿过三个十字形镂孔，是研究早期青铜器范铸逻辑的重要实物资料，是目前已知经过科学发掘出土的时代最早的青铜罍，是商代中、前期不可多得的文物精品，具有极高 历史 价值、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

此尊通高46.3厘米，口长16.4厘米，足高13.2厘米，盖高13.4厘米，重16千克，鸮小耳高冠，圆眼宽喙，双翅并拢，粗壮的两足与下垂的宽尾构成三个支点。整体以雷纹做衬地，蝉纹、双头夔纹、饕餮纹、盘蛇纹等交互使用。喙的表面和胸部饰蝉纹，颈两侧各饰有一条一身两头的怪夔，两翅前端各有盘蛇一条，蛇头呈三角形，蛇尾向尾部延伸与翅平行。颈后部、盖面饰饕餮纹，鋬下、尾上有鸱鸮一只。盖下边沿有内折的子口，可与器口相合。器口下内壁有铭文“妇好”二字。1976年河南省安阳市殷墟遗址妇好墓出土，现藏于河南博物院。 此尊造型实用、纹饰精巧，纹饰繁复不穷，使人叹为观止，生动的造型配以繁缛的纹饰，把丰富的想象力与合理的夸张相结合，蕴含着殷商先民特有的宗教 情感 和审美观念，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的一件鸟形铜尊，堪称我国古代青铜艺术品中的上乘佳作，国宝级文物。

此器通高36厘米，通长46.5厘米，重8.5公斤，整体呈牛形，带盖，短流，扁圆形矮圈足，后接牛首鋬。从整体看，前足为蹄，前视如牛马，昂首而立；后足为爪，后看似鸱鸮，敛翅挺胸。前部似牛呈立兽状，头上有卷曲的犄角，中脊至尾为卷龙纹，后部呈鸟状，足为两蹄两爪，尾部有兽首形扳。周身满布夔龙纹、鸟纹等神秘动物纹饰，于厚重之中更添华美。器内底及盖内铸“后母辛”铭文。1976年河南省安阳市殷墟遗址妇好墓出土，现藏于河南博物院。 此器设计巧妙，造型奇特，纹饰精美，牛、鸮合一的造型充满想象的张力，瑰伟奇丽，是妇好去世后其子辈专为妇好所铸的祭奠用器，对于研究商晚期青铜铸造、礼仪制度、王室传承等均具有重要价值。

此器通高24厘米，长31.8厘米，圆簋形，侈口，鼓腹，圈足，一侧向上斜伸出宽短流，与流对应的一侧置半环形兽首鋬手。上置器盖，盖呈龙首形，龙头为圆雕，长颈鹿角形双角，臣字形目，圆突睛，大弯勾形眉，面目祥和。双角之间向盖面浮雕出龙身，绕盖钮盘旋一周，长尾内卷，前部伸出双足，四爪锐利。在此龙外围又浮雕2龙，绕盖半周。3条巨龙张口舞爪，盘绕于盖面，显示出匠人的丰富想象力和高超的艺术水平。1997年河南省周口市鹿邑县太清宫镇长子口墓出土，现藏于河南博物院。 此觥造型奇特，极为罕见，圆雕、高浮雕和浅浮雕相结合，装饰手法纯熟灵巧，是西周早期较为独特的作品，其铭文“长子口”说明了墓主人的身份，对研究长氏与商、周王朝的关系、中原文化与东夷文化的关系有着重要的价值，国宝级文物。

此像高5厘米，宽2.5厘米，厚2.8厘米，从正面看为一“虎首人身”形象，人物造型呈跽坐状，虎首高昂，大口暴张，牙齿清晰，上下各七齿，上边齿呈倒钩状，小鼻，双鼻孔，长圆形双目，虎视眈眈，半圆形双耳。虎头以下为人身形状，体向前倾，跽坐，双手扶膝，五指向下，未露足趾似着鞋，身着衣。从反面看，整个背面（人物的背部）呈鸱鸮形，鸮呈蹲立状，虎之双耳为鸮耳，耳后倾，大勾鼻，圆目突睛，喙下一圆孔。人背作鸮身，人之胳膊作双翼，人之双足作鸮足，昂首挺胸，怒视前方。1997年出土于河南省周口市鹿邑县太清宫长子口墓，现藏于河南博物院。 此像体型很小，能在其上惟妙惟肖地表现出虎首、人身、立鸮三种形象本已难得，加之三种形象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使整体造型流畅协调，丝毫没有突兀感就更属罕见，此器在造型、雕工、创意等方面均属商周圆雕玉人中的杰作，对研究殷周之际的 历史 具有重要意义。

此件骨排箫上端平齐，下部由短到长倾斜，由长短递减的13根禽类腿骨骨管组成，最长管32.7厘米，最短管11.8厘米，造型轻灵。其编管规范、选材精细、制作精良。吹奏时，应左右手各执于一边，低音（长管）在左，高音（短管）在右。骨排箫的吹孔，多数为敞开的圆孔，吹奏者可根据吹口的角度和力度对乐器的音高、音色和音量进行调整；左右平移吹出音阶式旋律。1997年河南省周口市鹿邑县太清宫长子口墓出土，现藏于河南博物院。 这件骨排箫是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出土四件骨排箫中保存最为完好、骨管数目最多、最为精致的一件，距今3000多年，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骨质排箫，填补了我国排箫只有甲骨文记载而无实物的空白，国宝级文物。

此簋通高16.5厘米，口径17厘米，圆形敞口，斜方唇，短颈内束，浅腹，腹外鼓且略下垂，腹部一对龙首形耳，耳上端位于颈部，下端位于下腹部，耳下垂珥，矮圈足略外撇，内附接一喇叭形支座。颈部饰两组共八个以细雷纹为地纹的夔龙纹，每组的四个夔龙纹各以一浮雕兽首为中心，分列两侧，位于同一侧的夔龙纹前后相从，皆面相兽首。簋内底部铸有8行共74字铭文，铭文表明作器者是柞伯。柞伯簋造型别致，敞口、卷沿、束颈、垂腹、斜直矮圈足并配以喇叭形支座的造型，在目前已发现的商周铜簋中绝无仅有。1993年出土于河南省平顶山应国墓地242号墓，现藏于河南博物院。 此簋制作精细，装饰纹样布局合理，对称庄重，线条自然流畅，轻盈飘逸。铭文是一篇十分优秀的记叙文，记录了周康王在周都举行大射礼的过程，字体秀丽而，布局紧凑却，堪称早期书法珍品，为研究我国古代的射礼制度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

此盉通高25.2厘米，长31.8厘米，以鸭腹为器身，背部开口，上面加盖，腹下铸柱状足，鸭首当流，鸭尾作鋬，鋬上站立一小铜人，以其手足将器身与器盖巧妙地连为一体。盖沿与口下饰长尾凤鸟纹一周。盖内有阴刻铭文43字，笔画均匀，字迹清晰。铭文记述应国使者“匍”到氐这个地方探访邢国的国君邢公，邢公派一名叫的官员会见了他，并赠送给他一些礼物，后来匍用邢公所赐的铜做了这件盉，以作纪念。之所以设计为鸭形事出有因，它是根据西周严格的等级制度所制造，像匍这种卿大夫一级的贵族，只能用鸭、鹅之类造型的器物。1988年河南省平顶山市应国墓地出土，现藏于河南博物院。 此盉构思巧妙，造型优美，极富想象力，整体设计精巧别致，匠心独运，铭文印证了古文献中应国和邢国存在的真实性，堪称是一部中国早期的外交史，是一件将艺术之美与生活之美完善结合的绝妙佳作，令人叹为观止，蕴含着艺术氛围，是研究西周时期礼仪制度的实物资料，国宝级文物。

父乙角共出土两件，西周早期，此件高29厘米，口长20.3厘米、宽9.8厘米，上有盖，盖顶有脊，脊的中部有桥形钮。器口呈橄榄形，颈部收敛，腹壁微鼓，一侧有首状，圜底，三棱锥状足。盖与器身饰以雷纹衬底的饕餮纹与蕉叶，盖内与器身壁对铭12字：“晨肇贮用作父宝尊彝册”。作为酒器中的一员，传世和出土的青铜角数量很少，且由于青铜角流行的时间短，仅见于商末周初，出土器物较小。1986年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狮河港出土，现藏于河南博物院。 此器通体乌黑发亮，黑漆古状，观赏效果极佳，造型独特、纹饰精美，铭文清晰，具有重要的 历史 价值，是目前已知角器中尺寸最大、纹饰最美、铭文较多的角，被专家誉为“西周第一角”，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艺术佳作。

此剑身长20厘米、茎长13厘米，剑身插在精心制作的牛皮鞘内，剑外有丝织品包裹的痕迹，剑柄是由和田青玉制成，仿佛一株破土而出的竹子，竹节分明，玉质细腻，温润光滑。剑柄中空，里面插有铜制的芯，连接剑身和剑柄。经过专家研究，铁剑是一块炼渗碳钢，而炼渗碳钢就是由块炼铁经过长时间渗碳，反复锻打而成，所铸器物也因此更锐利、坚韧。1991年出土于河南省三门峡市上村岭虢国墓地M2001号虢季墓，现藏于河南博物院。 此剑制作精美，集铁、铜、玉三种材质于一体，是中国考古发掘中出土的时代最早的一件人工冶铁制品，距今已有2800年，将中国人工冶铁的年代提前了近两个世纪，因此被誉为“中华第一剑”，河南博物院九大镇馆之宝之一，国宝级文物。

缀玉瞑目，也称缀玉面罩，由印堂1枚、眉2枚、目2枚、耳2枚、腮2枚、胡须2枚、鼻1枚、口1枚、下颚1枚，共14枚形同五官的玉片合成五官七窍。组成缀玉瞑目的这些玉片除象征下颚的玉璜之外，绝大多数是用其他旧玉器改制而成的，部分玉片改制时还精心保留着原玉器的局部纹样。缀玉片皆由新疆和田青玉制成，少数尚可看出原浅冰青色或深冰青色，但是由于墓内填土或积水的长期侵蚀，绝大多数因受沁，致使或全部或局部呈黄白色、灰白色或土黄色。1990年河南省三门峡市上村岭虢国墓地2001号虢季墓出土，现藏于河南博物院。 这套缀玉瞑目保存完好，共有58片玉器组成，是目前在西周时期墓葬发掘中所能见到的结构最为完整、形制最为规范、工艺最为考究的缀玉瞑目，为我们探讨西周时期的殓玉制度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对研究我国的玉文化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国宝级文物。

这套组玉佩通长约87厘米，由七件大小递增的玉璜由上到下，由小到大依次递增，各璜之间以左右对称的双排两行玛瑙与琉璃串珠连缀而成。上部由一件人龙合纹玉佩、18件玉管与分别两行12组的103颗红玛瑙珠相间串联而成；下部由七件自上而下大小依次递增的玉璜与纵向排列成双排四行相互对称的20件红色圆形玛瑙管、117颗红色玛瑙管形珠、108颗浅蓝色菱形料珠相间串联而成。这种大型的组玉佩在中国考古发现中也不多见，为研究中国古代玉器的种类、用料、工艺和古代的礼玉制度都提供了宝贵的资料。1991年出土于河南省三门峡市上村岭虢国墓地M2001号虢季墓，现藏于河南博物院。 这套组玉佩结构复杂、组合规整、饰纹精湛，是虢国君主虢季身份地位的标志和象征，代表着西周贵族的佩玉风格，是西周时期玉佩的典型的代表，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周代组玉佩中形制与联缀方式最为规范完备的一组，充分反映西周时期的佩玉制度，也体现了中国古代制玉的高超工艺水平，国宝级文物。

此壶通高117厘米，口长30.5厘米，口宽24.9厘米，壶身的纹饰为浅浮雕并有阴线刻镂的龙、凤纹饰，其腹部攀附着几条蜿蜒飞动的应龙，正缓缓向上移动。有的是以鸟兽合体的形式表现，虬屈蟠绕，布满壶体。壶颈部四面均有龙形耳，两正侧面作回首反顾的龙形构成铜壶的双耳，有花冠形角，体积较大较长，冠与身躯均有镂空的精美花纹。壶腹下部四角又有附饰的有翼小龙，兽角翻卷，角端如花朵形，作回首向上攀附之状。圈足下有两条勾首顾盼的龙，身作鳞纹，弓身卷尾，头转向外侧，咋舌，有枝形角。承托壶身的龙与壶体上所附饰的龙、兽向上攀缘的动势，相互应和，在视觉上给人以壶身轻盈的动感。1923年于河南省郑州新郑市李家楼出土，现藏于河南博物院。 此壶纹饰构图极为复杂，设计非常奇妙，铸造技艺卓越精湛，反映了春秋大变革时期的时代风貌，同时也展现了春秋时期郑国工业 科技 水平特别是青铜铸造水平在当时独领风骚的一面，是全国已出土青铜器的稀世珍宝，国宝级文物。

此器身为长方形，通高28．8厘米，通长131厘米，通宽67．6厘米，重94．2公斤。铜禁整体由三层粗细不同的铜梗相互套结，纤细精致，似焊无焊缝，似铆无铆痕，通体镂空透雕云纹。禁为承置酒器的案，铜禁四周以透雕的多层云纹做装饰，通透性较好，似天空飘浮的朵朵白云，禁身的上部攀附着12条龙形异兽，它们凹腰卷尾，探首吐舌，面向禁的中心，形成群龙拱卫的场面，另外有十二只异兽蹲于“禁”下为足。其器身由粗细不同的铜梗支撑，这些铜梗共分5层，最内较粗的一层是梁架。每根梁架两侧伸出多处支梗，犹如古代建筑上的斗拱。1978年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下寺楚墓出土，现藏于河南博物院。 云纹铜禁整体用失蜡法（熔模工艺）铸就，工艺精湛复杂，令人叹为观止，堪称禁类青铜器中的精品，云纹铜禁的出土将中国失蜡法铸造工艺的 历史 向前推进1100年，是我国迄今发现用失蜡法铸造的时代最早的铜器，国宝级文物。

王孙诰编钟一组26件，最大的一枚重152.8公斤，最小的重2.8公斤，形制相同，大小依次递减。钟身呈合瓦状，舞中有柱形甬，甬下部有环带形旋及长方形斡。钟腔正背两面共有柱形枚36个，口为弧形，内壁口边有调音所致的锉磨痕迹。这套编钟是王子午的儿子王孙诰为其父亲所铸造的礼乐之器，其充分体现了作为楚国皇室的威严、古朴、辉煌、凝重之大气。1978年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下寺楚墓出土，现藏于河南博物院。 这套编钟铸铭17篇，长达117字，是目前所见的春秋时期数量最多、规模最大、音域最宽，音律较准、保存较好的一套青铜打击乐器，比湖北曾国墓中的编钟要早一百多年，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与艺术魅力，是研究中国音乐史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国宝级文物。

此鼎通高62厘米，口径62厘米，匕长63厘米，为淅川下寺楚墓2号墓出土的7件列鼎之一。此鼎侈口，立耳外撇，束腰，鼓腹，平底，兽首蹄足，器身有六条怪兽，昂首卷尾，攀缘附壁，器表装饰浅浮雕蟠螭纹、窃曲纹和垂麟纹。器内壁及底部有铭文14行84字，大意为：王子午自铸铜鼎，以祭先祖文王和进行盟誓。我施人民以德政，因而受到尊重，望子孙后代以我为准绳。“王子午”即文献所载楚庄王之子，字子楚，楚康王时为令尹。1978年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下寺楚墓2号墓出土，现藏于河南博物院。 此器造型精美合度，气宇轩昂，其刚健挺拔的姿态，繁缛生动的装饰，反映出楚文化特有的艺术之风，是已知春秋中晚期最具有楚国风格的典型铜鼎，六条怪兽采用失蜡法铸造而成，具有很高的艺术与科学价值，鼎内鸟篆铭文，书体纤秀隽美，有明确的人名和纪年，为研究楚国 历史 文化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实物资料。

此壶通高79.2厘米，颈、肩、圈足饰蟠虺纹和云雷纹。颈部附龙须双耳。盖饰镂空夔龙。从口沿到底座的整体线条收放自如，龙耳方壶整体造型魁伟气派，壶盖饰镂空夔龙纹，颈部铸接双龙耳、下有双虎俯伏承托全器，形象生动怪异，使庄严的器形蕴含着生机和旋律感。1978年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下寺楚墓出土，现藏于河南博物院。 此壶造型奇特，形体雄伟，与郑公大墓的莲鹤方壶一起，一南一北，堪称春秋方壶的绝代双骄，此壶将楚人的极尽巧思彰显的淋漓尽致，堪称精品，是楚国青铜器中最具代表性的器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