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在当时与西方的国家相比，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都走在世界的前列。由于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时年号为贞观，所以，人们把他统治时期称为“贞观之治”。这一时期也是我国历史上最为璀璨夺目的时期。

李世民，陇西成纪人，祖籍赵郡隆庆，唐朝第二代皇帝，中国封建社会卓越的政治家，伟大的军事家，著名的书法家和诗人。后人称他的统治时期为“贞观之治”。

李世民出生于贵族之家，是唐高祖李渊与窦皇后的次子。隋炀帝杨广大业末年，李世民随父在晋阳。当时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力量日益壮大。李渊、李世民父子看到隋朝将亡，遂于大业十三年，在晋阳起兵，接着南攻霍邑，西渡黄河，攻取长安。太原起兵之初，李渊以长子李建成为陇西公，左将军大都督，统左三军。李世民为敦煌公，右将军大都督，统右三军。

攻克长安后，李渊立隋炀帝孙代王杨侑为帝，改元义宁，是为恭帝。恭帝封李渊为唐王，李建成为唐王世子。李世民为京兆尹，改封秦国公。封李元吉为齐国公。义宁二年，李世民封为赵国公。三月，隋炀帝被杀。五月，李渊即位，国号唐，建元武德，是为唐高祖，李渊以李世民为尚书令。不久，又立李建成为皇太子，封李世民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

相传太原起兵是李世民的谋略，李渊曾答应他事成之后立他为太子。但天下平定后，李世民功名日盛，李渊却犹豫不决。李建成随即联合李元吉，排挤李世民。李渊的优柔寡断，也使朝中政令相互冲突，加速了诸子的兵戎相见。

这一年，李建成向李渊建议由李元吉做统帅出征突厥，借此收掉秦王的兵马，然后趁机除掉李世民。李世民在危机时刻决定背水一战，先发制人。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李世民率秦府幕僚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在宫城的北面玄武门内，一举杀死了太子李建成和四弟齐王李元吉，史称玄武门之变。两天后，唐高祖下诏将李世民立为太子。八月，唐高祖禅位而为太上皇，李世民登上帝位，是为唐太宗。第二年年初，唐太宗改元贞观。

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明君，“玄武门之变”几乎是他一生中唯一受人非议的事情，司马光评论说：“立嫡以长，礼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隐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势逼，必不相容。向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隐太子有太伯之贤，太宗有子臧之节，则乱何自而生矣！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发，然后应之，如此，则事非获已，犹为愈也。既而为群下所迫，遂至喋血禁门，推刃同气，贻讥千古，惜哉！”

司马光认为唐高祖、李世民、李建成三人都有过错。唐高祖没有及时处理好“立嫡以长”和“有功者居上”的矛盾，使“功盖宇宙”的李世民屈居才能庸劣的李建成之下，造成兄弟不容，势同水火。而李建成不仅不肯向古代贤人太伯学习，还极力排挤李世民，想置李世民于死地，迫使李世民对他进行反击。当然，如果李世民有“子臧之节”，兄弟相残的事件也不会发生。

司马光认为，李世民如果不是先发制人，等李建成、李元吉动手后再出手消灭他们还说得过去，然而他被“群下所迫”，在玄武门埋下伏兵，并亲手杀死自己的兄弟，就有点过分了。司马光说，李世民在历史上留下残杀兄弟的恶名，真是可惜啊！

唐太宗李世民在位23年，唐朝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政治清明，人民富裕安康，出现了空前的繁荣。

唐太宗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非常重视百姓的疾苦。他说：“民，水也；君，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太宗即位之初，下令轻徭薄赋，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唐太宗爱惜民力，从不轻易征发徭役。

唐太宗轻徭薄赋、以民为本的思想，广开言路、虚怀纳谏的胸襟，重用人才、唯才是任的准则，铁面无私、依法办事的气度，构成了贞观之治的基本特色，堪称封建治世的典范。

因为当时大唐的帝国版图并不大，开始有李世民南征北战让唐朝赢得了一场场胜利，也使李世民的威信强大起来可事情就是坏在这里，本来如果李渊立李世民为太子那也不会发生玄武门之变，可是他的上边还有哥哥，当时李渊偏向他哥哥，想把李世民给搬倒，但是被世民得到消息主动设计发动了玄武门之变。

俗话说江山易打不易守，当时皇兄李建成联合李元吉打压李世民，他知道李世民终不肯屈为人臣，而李世民也认为是自己奠下唐朝开国的基业就这样两大派在朝堂之上开始互撕奈何李渊偏向李建成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李世民也没想着反叛，后来突厥侵犯唐边境，李建成向李渊建议，由李元吉做统帅出征突厥这是准备开始收缴李世民的兵权，不过被李世民的眼线告知，李建成想借此控制秦王的兵马，并准备在昆明池设伏兵杀秦王于是李世民决定先发制人，就这样历史上的玄武门之变就发生了。

当日上午，李世民率领秦琼、尉迟恭、等大将 等人在玄武门设下埋伏，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奉召入宫行至临湖殿，感觉事情有点不对劲，于是掉头准备回去，世民大呼一声在后面追赶，并一箭射杀了李建成，之后把李建成的五个儿子全部除掉，斩草要出跟还是非常正确的，并把他的家人逐出皇籍，玄武门之变就这样结束了。

因为虽说古来帝王家多血腥而少亲情，为了帝王宝座什么龌龊事都有。尤其魏晋南北朝的乱世之中。可是单独到李渊的家庭来说，李世民少年时代可是父慈子孝其乐融融的，皇权的血腥和冰冷对这个家族而言并不是与生俱来的熟悉。

而就李世民整个贞观年间的治世理念以及对待功臣旧臣的态度来看，要彻底把这个人的私德和公德划开，说他公德很好但私德不好冷酷无情心狠手辣似乎也不对劲。毕竟帝王也是人，他只要不是精神分裂是没办法把自己彻底划分成两个属性的。

所以李世民为了自己的政治目标杀兄逼父，我不觉得他自己内心深处可以心安理得地告诉自己他没错。他终其一生这个道德包袱是甩不掉的，也许慢慢会淡化，然而自己儿子的夺嫡案终究会把一切又清清楚楚地翻出来。

我们无从得知贞观十七年李世民是用什么心情处理了自己嫡长子的谋反案。或许那一年他终于懂了自己的父亲，然而在内心深处与父亲和解的后果是更加无法与自己和解。
有人评李世民的诗“无丈夫气”。也许天可汗历尽世事走到生命后期之时，即使江山在握，内心深处，也只觉得沧桑压过了豪情，人生俱是无常吧。

所以玄武门事变不是李渊纵容儿子造成的，李渊的手段从常理上没任何问题。问题在于李渊没有认识到他儿子不是能按常理考虑的，玄武门事变是他没有主动易储造成的。这也不能怪他老人家，毕竟我们现在纵观史书他们家这情况也是独一份。

所以我总觉得，李世民后来对李渊依然芥蒂很深的原因就是李渊没有易储而导致他最终只能走向军事政变，一辈子都受玄武门的阴影影响。但这其实也怪不得李渊，只能说时也命也。李渊后来肯定也后悔过，早知道会变成这样一早就让李世民当太子了。可是都晚了。

玄武门对于李渊李世民的家族来说是个巨大的悲剧，不管怎么去解释这场军事政变的必然性甚至说合理性，对于当事人李世民而言，他要承担的道德谴责和道德包袱都非常沉重，而且没人帮得了他。

李世民和朱棣都是依靠不正常手段成为皇帝，但是在历史中人们往往会有这样一种错觉（至少就普通历史爱好者而言），那就是人们对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近乎采取了一种视而不见的态度，甚至认为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是被逼无奈的合法之举；而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则似乎完全是谋反行为。

平心而论，李世民和朱棣都是出色的君王，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印象偏差呢？查阅相关之于李世民的评价，读者会惊讶的发现这些赞美之词几乎把李世民推崇到了一个堪与三皇五帝并驾齐驱的崇高地位，其政，其才，其德都堪称中国帝王的模范。而这些评价都表现出一种将李世民“英雄化”的趋势。

譬如历史学家柏杨的评价很有代表性，能够总体表现出历代人们对李世民的主流看法：

自从盘古开天辟地，李世民大帝是中国帝王中最初一个被中国人真心称颂崇拜的人物，固由于他的勋业，也由于他本身的美德。他治理国家的一言一行，成为以后所有帝王的规范。

那么朱棣又是怎么被评价的呢？

《明史》中是这样说他的：

至其季年，威德遐被，四方宾服，明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幅陨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然而革除之际，倒行逆施，惭德亦曷可掩哉。

这段评价既有对朱棣所开创的“远迈汉、唐”的永乐盛世的赞美和认可，也有对朱棣政治上出现的一些弊端做出了批评，我们因此不难发现问题出现在了哪里。

从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指责朱棣得位不正，观察所有针对朱棣的负面评价，相信读者会鲜明的发现朱棣的“恶名”或者说他的负面形象都来自于他入主南京以后以近乎残暴的手段清算了建文帝时期的政治势力。

残暴、嗜杀，成为了朱棣难以洗刷的人生污点——我们再去对比李世民和朱棣发动政变的行为来看，也同时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李世民在击杀李建成一党后便及时停止了杀戮，这最大程度上避免了李世民的形象负面化，李世民即位后也没有掀起针对李建成余党的政治清算；反观朱棣，几乎可以说他是一路从北京踩着鲜血，又从南京城里踏着尸体一步一步即位成为皇帝的。

同他的父亲朱元璋一样，他们都是在“杀人”这个问题上摔了一个大跟头。从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开始，当李景隆打开城门将朱棣迎入南京城开始，一场令人惊骇的杀戮就开始了——实际上，以我们现在的目光回头去看，会显而易见的发现，当朱棣没有进入南京城的时候，他实际上还有机会挽救自己的名声。如何挽救？那就是朱棣必须明确，当自己进入南京城以后，面对建文朝的大臣们，究竟该以铁血手段征服他们，还是以怀柔手段拉拢他们？

毫无疑问，倘若朱棣在进入南京城以后能够避免再次流血，那么他在历史中的地位和名声还将再次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和高度。但朱棣是心虚的，他站在南京城高高的城墙外面，铠甲上沾满了建文帝的军队们的鲜血，朱棣心虚，因为他知道自己发动的“靖难之役”意味着什么。

为了消解内心的这股心虚，朱棣决心采取一个最直接的办法和捷径让朝廷陷入沉默，那就是杀。其中最有名的自然当属朱棣诛灭建文旧臣方孝孺十族的事件，为了巩固自己刚刚取得胜利，心虚的朱棣在笼络方孝孺无果而终以后，颁发《奸臣榜》，罗列了方孝孺、齐泰和黄子澄三人为首的建文旧臣二十九人，又以这二十九人为中心，掀起了一场毫不逊色于明初四大案的政治清洗活动。

其中尤其在针对这些罪臣家属的做法，尤其让朱棣饱受非议，他把这些“罪臣”的家属子女都送到军营和教坊司，导致这些人过上了生不如死的噩梦生活。

如鲁迅在《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中曾谈到说：景清剥皮，铁铉油炸，他的两个女儿则发付教坊。

《南京法司记》也曾记载朱棣掀起的这场政治地震所影响的一些人：此外还有所谓朱棣“活剐三千宫女”的传闻，种种迹象都表明，朱棣在入主南京城以后大开杀戒，让自己背负上了一个“暴君”的负面形象。当然，从另一种角度来说，当时朱棣面临的那种形势迫使他不得不杀人，但是以“连坐”的刑罚牵连甚众却大可不必，这一点来看，恐怕朱棣也有借此树立自己威严的想法。

由此可见朱棣和李世民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这里，实际上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的时候，李建成尚还是太子身份，这也很大程度了消除了李世民的负面影响。毕竟从行为上来看，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只是兄弟之间的皇位之争，尚还无法被冠以谋反的罪名。

而朱棣是在建文帝当位的时候悍然发动“靖难之役”，这也就让他的行为从一开始就有一种并不合法的色彩，这也就不难怪朱棣登基之后，心虚的要大开杀戒压制那些反对的声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朱棣倒是有一分生不逢时的遗憾。

毕竟朱棣是一个能力十分出众的皇子，却偏偏因为受制于宗法制度，导致他无法顺位继承皇位。即便太子朱标去世以后，朱元璋也没有想过把他册立为太子，而是顺位把朱允炆册立为皇太孙，朱棣有能力，自然也就不甘心受这位侄子的摆布。

因此从这个角度去看，实际上朱棣所发动的“靖难之役”也算合理，但之于君臣伦理来说，却并不合法。但朱棣既然已经决心发动“靖难之役”，那么想必也做好一条道路走到黑的打算，当他站在南京城下的时候，是否曾经有过稍稍的动摇我们已经不得而知。

但是可以肯定，当朱棣进入南京城发现有大量的像方孝孺这样的前朝旧臣在反对自己的大臣时，朱棣这颗一度摇摆的心恐怕反而变得坚定无比。方孝孺只是那个敢于发声的人，朱棣知道，朝中还有许多和方孝孺一样想法的人，他们只是不敢说而已。

面对这种形势，心虚的朱棣难免要用铁血手段来树立自己的威严，然而，威严尽管树立起来了，名声却再也扭转不过来了。就像当年曹操杀了太多名士，即便他没有篡位，他的名声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因此，可以说不管是朱棣，还是曹操，或者说袁世凯，其实这些人之所以会出现会毁誉参半的现象，其本质原因都在于他们在有利于自己的道路上一路走到底，在这个过程中难免就会损害大部分人的利益乃至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