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了解两次农业技术革命的时间点以及农业经营方式的定义。
①两次农业技术革命
第一次农业技术革命，是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先民们在寻找新的食物来源时，通过种植植物，有目的地生产出自己的食物。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人类驯服了牛马等大型牲畜，发明了犁耙等大型农具，开始了我国农业技术发展史上的第一次革命。
第二次农业技术革命，是从漫长的牲畜耕作时代到欧洲工业革命，人类发明了机械、化肥、农药，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第二次农业技术大革命。全世界危害农作物的虫害有10000多、病害有9500种、杂草2000多种。如果没有农药发明和使用，农作物的产量仅为30%，其中草害让作物减产13.2%，虫害让作物减产15.6%，病害让作物减产13.3%。人类在长期与病虫害的斗争中发明了农药、化肥，每使用1元钱的农药和化肥，农民可获益8-16元的回报。因此，使用农药、化肥，成为解决人类温饱，提高产量的最主要手段。
②农业经营方式
农业经营方式是指农业在经营活动中所采取的方式和方法，如手工生产、半机械化生产、机械化生产等。从制度的角度讲，农业经营方式是所有者和经营者相互关系的表现形式。
③两次农业技术革命对农业经营方式的影响。
第一次农业技术革命的开始，使得农业从无到有，人们从打猎、采摘野果、野谷子的时代，过渡到了能够驯养、种植，开始了小农经济下的纯手工生产的农业生产方式，在过去农业制度的条件之下，我国历史上一直是地主佃户这样的雇佣式经营方式。
第二次农业技术革命的开始，伴随着机械的发展，人们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从当初的纯手工种植、养殖解放出来，一部分农业生产能够使用机械操作，比如大面积的粮食播种和粮食收获、养殖过程中的自动喂料系统等等，一部分农业操作目前仍然不能够达到全机械化，所以第二次农业技术革命之后，开始了半机械化的农业生产方式。在我国的农业制度和土地政策之下，有了多种多样的农业经营方式，有一家一户经营，也有合作社经营，还有家庭农场经营，以及公司+农户等农业经营方式。
目前，随着科技发展，物联网的应用和推广，在未来，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可能还会有突破性的变化。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即指农业合作化运动。在人民民主专政条件下，通过合作化道路，把小农经济逐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是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党在完成土地改革以后，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采取三个互相衔接的步骤和形式，从组织带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发展到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进一步建立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的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目录

总体情况
农业合作化运动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编辑本段总体情况到1956年底，参加合作社的农户占全国农户的百分之九十六点三，其中参加高级社的农户占全国农户的百分之八十七点八。在所有制方面，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编辑本段农业合作化运动农业合作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各种互助合作的形式，把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 光明大道--集体农庄报喜代表团   朱宣咸作
础的个体农业经济，改造为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农业合作经济的过程。这一社会变革过程，亦称农业集体化。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编辑本段第一阶段第一阶段是1949年10月至1953年，以办互助组为主，同时试办初级形式的农业合作社。1951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并以草案的形式发给各地党委试行。此后，各地党委加强了领导，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到1952年底，全国农业互助合作组织发展到830余万个，参加的农户达到全国总农户的40%，其中，各地还个别试办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社）3600余个。
1952年冬至1953年春，在发展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中出现了急躁冒进倾向。为纠正这种倾向，中共中央于1953年3月8日发出了《关于缩减农业增产和互助合作五年计划的指示》，又于3月26日发表了《关于春耕生产给各级党委的指示》，并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4月3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第一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阐述了“稳步前进”的方针。10月15日、11月4日毛泽东两次同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谈话，提出互助合作运动是农村中一切工作的纲，是农村工作的主题，说“纠正急躁冒进”是一股风，吹倒了一些不应吹倒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两次谈话，有许多正确的意见，但也表现出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急于求成、贪多图大的思想。12月16日，中共中央公布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此后，农业合作社从试办进入发展时期。
编辑本段第二阶段1954年至1955年上半年，是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第二阶段，初级社在全国普遍建立和发展。1954年春，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9．5万个，参加农户达170万户，大大超过了中央提出的数字。4月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第二次农村工作会议。会议分析了互助合作运动的形势，指出农村将相继出现一个社会主义革命高涨的局面。为了吸引更多的农民入社，国家从各方面大力支援农业生产合作社。到同年秋，全国新建农业生产合作社13万多个，加上原有的共22．5万多个。
1954年10月，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了全国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决定到1955年春耕以前，将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60万个。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这次会议的报告。到1955年4月，合作社发展到67万个。由于发展速度过猛，不少地方又出现了强迫命令、违反自愿互利原则的现象。中共中央在1955年初发现了上述问题，发出了一系列通知和采取措施纠正偏差。1月10日，中央发出《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合作社的通知》，要求各地停止发展，集中力量进行巩固，在少数地区进行收缩。3月上旬，毛泽东提出了“停、缩、发”的三字方针，即根据不同地区的情况，停止发展、实行收缩和适当发展。为了贯彻三字方针，农村工作部于4月下旬召开了全国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总结经验，布置工作，提出要求。到1955年7月，全国原有67万个合作社，经过整顿，巩固下来的有65万个。
1955年5月17日，中共中央召开华东区、中南区和河北、天津、北京等15个省市委书记会议。根据毛泽东原来的提议，会议提出1956年发展到100万个社的意见。6月中旬，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批准了关于到1956年合作社发展到100万个的计划。不久，毛泽东从南方考察回来，主张修改计划, 加速发展。担任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不赞成改变计划，认为合作化运动应与工业化速度发展相适应，不宜发展过快。毛泽东认为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思想右倾。
编辑本段第三阶段1955年下半年至1956年底，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第三个阶段，也是农业合作化运动迅猛发展时期。1955年7月31日，中共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对党的农业合作化的理论和政策作了系统阐述，并对合作化的速度提出新的要求。报告还严厉批评了邓子恢等人的“右倾”。10月4日至1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要求到1958年春在全国大多数地方基本上普及初级农业生产合作，实现半社会主义合作化。会后，农业合作化运动急速发展，仅3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在全国基本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到1956年底，参加初级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96．3%，参加高级社的达总到农户总数的87．8%，基本上实现了完全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由农民个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转变。

农业合作化运动解放了（我国的社会生产力），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有力推动了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问题一：工业化的意义 所谓工业化，主要是指工业在一国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以至取代农业，成为经济主体的过程。简单的说就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这一过程的特征主要是农业劳动力大量转向工业，农村人口大量向城镇转移，城镇人口超过农村人口。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中国实现工业化的任务，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出来的，从“一五”计划算起，我国为实现工业化已经奋斗了半个世纪，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建设成为拥有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并有一部分达到现代化水平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但是，中国的工业化任务还没有完成，总体上看现在还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突出表现在：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城镇化水平较低，农村人口在全社会劳动力和总人口中占50%左右；产业结构层次低，竞争力不强，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技术水平还不高，服务业的比重和水平同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工业化的任务不完成，现代化就难以实现。因此，继续完成工业化，仍然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重要而艰巨的历史任务。

问题二：为什么说工业化在经济发展中发挥决定作用？ 工业化的两点含义：（1）工业化意味着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国借助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源，逐步提高加工原料以制成消费品与资本品和提供劳务的能力。（2）工业化意味着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表现为制造业和服务业在国民收入和就业人口中的比重逐渐上升，农业在国民收入和就业人口比重逐渐下降。发展经济学中论证工业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理论主要有：（1） 恩格尔法则：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相对扩大。工业化是经济增长的必须结果。可以设想，工业化又将大力促进经济增长。（2） 刘易斯人口流动模式：把农业剩于劳动转移到工业部门中去，有助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更有利于工业资本的积累，使整个社会生产力上升实现工业化。简单地说工业化是二元经济结构改造的必由之路。（3） 贸易条件恶化论：在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对制成品的贸易条件有不断恶化的趋势。为了扭转这一趋势。改变自己在国际贸易的不利地位，发展中国家必须努力发展自己的工业，以代替进口的工业品。（4） 联系效应论：应当把资本合理投 *** 系效应最强或较强的产业，农业部门的联系效应较弱，而工业部门特别是资本品工业部门的联系效应较强，因此，为了取得合乎愿望的经济发展效果，实现现代化目标，发展中国家必须努力发展工业，进行工业化。

问题三：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意义 1、实现工业化，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2、新型工业化道路是以信息化带动的工业化，是以科技进步为动力，以提高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力为中心的工业化，是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相结合的工业化，是充分发挥我国人力资源优势的工业化。3、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从中国国情和世界经济发展情况出发，既遵循工业化客观规律，有体现时代特点的工业化道路。它是在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作出准确定位的基础上，加快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选择。4、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的增长方式，是实现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协调健康发展的重要着力点。5、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确实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是保持我国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一个带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

问题四：大力发展工业的意义 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强调两点：

1、这是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促进了为生产服务的第三产业的发展；第一、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第三产业提供了劳动力来源；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变化为第三产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科技水平的提高推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国际经济技术交流推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等五个方面论证。

2、它的发展程度已成为衡量现代经济发展程度的主要标志。

在经济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很大，并且继续呈上升趋势，已经成为这些国家最庞大的产业部门。第三产业的就业在发达国家持续上升，尤其是在二战之后，上升趋势更为明显，说明发达国家工业化已趋于成熟，并开始迈进所谓“后工业化社会”。

我国第三产业的状况：与其他国家横向比较，我国第三产业相对滞后，第三产业在GNP和GDP中所占比重较低，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甚至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而且就业人员在总就业人数中所占比重比较低。与我国第一、二产业在GNP和GDP中所占比重的纵向比较，第一产业比重下降，自1978年到1997年，20年间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稳中波动，无论是上升还是波动变化趋势都不大。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是基本上呈现上升趋势，改革开放20年间，上升了近9个百分点。可见，中国的产业结构在不断调整之中，朝着合理的方向发展。

我国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重要意义：这一内容是本框题的重点内容。书中从三个角度论述了我国发展第三产业的意义：第一、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可以有效推进我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人类生产活动发展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第二个阶段以工业的大规模发展为标志，即所谓工业化阶段；第三个阶段以资本和劳动力大量涌入信息业和各类技术服务业等为特征，即现代化阶段。我国现在仍然是一个农业大国，面临着加快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双重任务，必须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第二、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可以扩大就业，保证社会安定。就业问题既是一个经济问题，又是一个政治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关系到社会的稳定。我国现在一年的犯罪率高于建国后十年的犯罪率，就说明了这一问题。第三、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可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问题五：发展新型工业化的意义 第一，有利于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产业竞争力的提高。第二，有利于保证我国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第三，有利于扩大就业，充分发挥我国的人力资源的优势。第四，有利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问题六：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原因和重大意义是什么？ 新型工业化道路 *** 十六大提出的我国实现工业化的新道路。工业化是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在新的科技革命突飞猛进、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资源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我国必须突破传统工业化模式，走一条有时代发展特点、符合客观规律和我国国情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才能确保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 十六大报告指出，实现工业化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艰巨的历史性任务。信息化是我国加快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选择。要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发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重要作用，注重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改善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要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要优先发展信息产业，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广泛应用信息技术。要正确处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

问题七：@为什么中国必将成为发达工业化国家 通过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能够较快地基本实现工业化，这将使世界工业化人口增加一倍，共享工业化成果；极大程度遏制南北差距拉大。从世界范围看，中国基本实现工业化具有重大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就控制人口增长数量而言，中国在工业化进程中控制人口增长的举措及其成就9熏是对世界的巨大贡献。按20世纪70年代的生育率计算，中国实行计划生育近30年来共少出生了3．38亿人，这意味着如果没有中国的贡献，世界60亿人口日（1999．10．12）将提前四年到来。按国际通用标准，目前人口基数庞大的中国的人口增长率在世界各国中已处于低增长率的行列，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全球人口问题的巨大压力。其次，中国实现工业化，将使世界工业化人口增加一倍。据中国社科院人口研究所专家预测，2021年中国人口将达14．8亿人，世界总人口将增至77．3亿人，中国占世界人口的比重由现在的21％降为19．1％。目前工业化国家的人口不到全球总人口的20％，由于工业化国家人口增长率较低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较高，到2021年这些工业化国家的人口总数占比也不会超过20％。考虑到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且GDP增速在发展中国家中首屈一指，中国完全有可能在发展中国家中率先实现工业化。这就是说，单一个中国实现工业化，就使将近20％的世界人口实现工业化，这是中国对世界的巨大贡献。最后，中国实现工业化将使世界工业化人口再增十几亿，对南北差距拉大无疑具有重大的遏制作用。从总体上看，南北差距是在不断扩大的，其主要原因是占发展中国家绝大多数的欠发达国家经济状况在恶化。据联合国统计，1980年北方国家的GDP是南方国家的3．6倍，目前差距扩大到4．1倍；从个人收入看，1960年富国与穷国差距为31∶1，目前为74：1。特别严重的是，目前发展中国家中经联合国批准的最不发达国家已从1971年的25个增至目前的49个。虽然从发展中国家分化出来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石油出口国，以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亚洲一些发展中国家（中国除外）的经济增长迅速，皆有助于制约南北差距进一步拉大，但制约作用仍然有限。因此，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无疑将对南北差距拉大具有重大的遏制作用。二中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对已有工业化道路深刻反思的结果，对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其中的大国具有重大借鉴意义。在人口、资源、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全球性问题，严重威胁着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情况下，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发展中国家应当对迄今已有的工业化道路进行认真反思。中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至少体现三个向度的反思：第一、对发达国家工业化道路的反思。发达国家工业化道路的主要特点是：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特别是快速发展时期，大多数是以能源高消耗、环境破坏为代价，即“先发展，后治理”；注重机械化和自动化，与此问时出现了严重失业问题；往往遇到严重的资金瓶颈、技术瓶颈和市场瓶颈；都是在工业化之后推行信息化。显然，在人口、资源、环境等全球性问题日趋恶化、新科技革命和信息化浪潮席卷全球的新国际环境里，这种特点的工业化道路是难以重复的，发展中国家必须找到一种新的发展道路。中国努力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在充分考虑中国国情和世界经济发展趋势、深刻反思发达国家工业化道路的基础上，通过实践摸索出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通过这条全新道路，中国完全可以在工业化过程中推进信息化，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从而发挥后发优势，加速度推进工业化进程。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强调处理好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同......>>

问题八：论述中国得工业化发展历程 判断工业化发展阶段的主要依据
（一）划分工业化阶段的经典理论
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变化，即第一产业的比重不断下降；第二产业比重是先上升，后保持稳定，再持续下降；第三产业比重则是先略微下降，后基本平稳，再持续上升。
对此现象，国外经济学家钱纳里、库兹涅兹、赛尔奎等人，基于几十、上百个国家的案例，采取实证分析的方法，得出了经济发展阶段和工业化发展阶段的经验性判据，进而得出了“标准结构”。不同学者对发展阶段的划分不尽相同，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钱纳里和赛尔奎的方法，他们将经济发展阶段划分为前工业化、工业化实现和后工业化三个阶段，其中工业化实现阶段又分为初期、中期、后期三个时期。判断依据主要有人均收入水平、三次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城市化水平等标准（见表1）。
具体而言，完成工业化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的主要标志是：人均GDP超过11170万美元（2005年美元，购买力平价）；农业在三次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小于10%，而且第三产业的比重高于第二产业；农业就业人口比重小于10%；城市化水平超过75%。进入工业化后期的标志是：农业在三次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小于10%，但第二产业的比重仍然大于第三产业；农业就业人口比重为10%-30%；城市化水平为60%-75%。
按此标准，美国完成工业化并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的时间是1955年，当年工业（不包括建筑业）比重为39.1%，达到最高值。日本、韩国进入相同阶段的时间分别为1973年、1995年，工业比重的最高值分别为36.6%、41.9%。
此外，工业内部结构也发生显著变化。工业化初期，纺织、食品等轻工业比重较高，之后比重持续下降；工业化中期，钢铁、水泥、电力等能源原材料工业比重较大，之后开始下降；工业化后期，装备制造等高加工度的制造业比重明显上升。对工业内部结构的变化，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提出了“霍夫曼定理”――在工业化进程中，霍夫曼比率或霍夫曼系数（消费品工业的净产值与资本品工业净产值之比）是不断下降的，特别是进入工业化中期，霍夫曼比率小于1，呈现出重化工业加速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需求结构、供应结构和比较优势的变化是造成结构变化的根本原因。从需求的角度来看，消费是沿着衣食住行以及非物质消费的方向升级；从供给和比较优势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要素禀赋优势是沿着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知识升级。消费和供给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使得经济增长呈现出农业―轻工业―能源原材料工业―高加工度工业―服务业的变化轨迹。
（二）经典理论面临的挑战
上述划分工业化发展阶段的经典理论，是基于几十年前的时代背景得出的经验性结论。而新的时代特征却对经典理论形成了一定的挑战，主要有：
一是全球化的影响。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向纵深发展的全球化浪潮，使得国际产业分工转变为产业链的垂直分工，市场的边界得到了极大的扩展。发达国家主要从事研发、设计、品牌以及管理组织的环节，这些环节多属于服务业；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主要从事加工和组装，这些环节多属于制造业。全球化使得发达国家形成了服务于全球的服务业，使其服务业比重更高；新兴经济体形成了服务于全球的制造业，其制造业比重也更高。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经典理论的“标准结构”。
二是产业分工细化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服务业不断地从制造业部门分离出来，形成了独立且服务于制造业的服务业新门类，例如，出现了大量的独立设计、研发、创意公司，使得相关的服务业得到快速发展。此外，专业分工的细化产生了对生产 *** 业的大量需求。例如，对第三方物流、商务咨询等服务需求的快速增长。最后，现代产业形态还出现了制造业服务化的特点。这样......>>

问题九：推进新型建筑工业化具备什么意义 新型建筑工业化是一种整合设计、生产、施工等整个建筑产业链的可持续发展的新型生产方式，是建筑业的发展方向。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我国建筑业更是面临着发展理念更新、生产方式变革、生产成果转化的重要任务，在这重要的历史时期，推进新型建筑工业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实现建筑施工从“建造”到“制造”的跨越，实现一种高效、低碳和环保要求的建筑业生产方式的变革；
二是有效地提高建筑业的科技含量，降低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促进建筑业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推动建筑业发展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效益型和科技型的转变；
三是通过模块化设计、工厂化制造、集成化施工，形成建筑工厂化生产和施工能力，显著提高建筑业的劳动生产率，同时 更有力地保证安全和质量。

新中国经济史论

老田

新中国早期的快速工业化过程，与西方国家以私人资本主导工业化的历史经验完全不同，是国家主导型的“非西方的工业化道路”。这就使得新中国早期的经济发展，与建立在西方国家工业化经验基础上的经济学知识积累，缺乏明确的对应关系，相应地，研究新中国早期的经济问题，如果把研究视野局限在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认识框架里，肯定无法给出适当的理解和评价。

新中国与西方经验的明显区别在于：工业化进程的主导力量是政府而非私人资本，经济主体和劳动者的地位也与市场竞争条件下的私人企业极为不同，而且中国的资源禀赋也与西方国家完全不一样：体现在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的存量和相对价格都不一样。由于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多年来过分执著于西方经济学理论，因而未能对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历程作出适当的总结。

主流经济学家们强烈表现出想要垄断“改革的解释权”的意愿，但是对于“改革”本身的认识却很可怜，吴敬琏在回顾经济学界几次重要会议的文章中间透露，他们在理论上基本是靠“道听途说”和“现炒现卖”来提出政策主张的，并没有对于发展中国经济的全面认识和通盘考虑。人们今天普遍认识到改革的结果是“医疗改革不成功”、“市场换技术的设想失败了”、“企业改革把企业彻底改垮了”，只要想想主流们在理论上心中无数，在对中国经济现实的把握上又是以一知半解的西方理论进行“生搬硬套”的，那么，这样一场“盲人骑瞎马”的摸索走到今天，确实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主流经济学家们至今仍然拒绝对过去的历史，作出起码的反思和总结，而且还以扣“反改革”帽子为手段，阻挠别人对改革历程作出适当的反思。这其实也很好理解，他们为了掩盖自己的无能，总是要做点什么才好，“面子价值”对主流们来说也许并不为零；特别是今天主流们的学术地位联系着巨大的职业利益，“反思改革”有打破主流们“话语权垄断地位”的危险，毕竟没有了垄断地位就肯定没有高收益。由于认真总结和反思新中国过去的经济建设历程，已经与主流们的职业利益相矛盾，因此总结工作就只能由主流之外的人士来承担了。

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有更重要的利益高于主流经济学家们的职业利益总和，也高于主流和非主流的观点分歧。总结和反思工作，对于我们正确地把握过去、现实和未来却越来越重要。客观上就需要有人作一些开拓性的工作，因此老田就不揣鄙陋，作出一些尝试性的工作。由于过去在理论建设方面所存在的欠缺，对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历程的总结从来没有上升到理论高度，因此我们今天对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作总结和反思，将不得不更多地求助于对经验和现实的记录和叙述。注重事实和经验，显然是认真总结历史的起点，如果简单地套用某种现成的理论，对于那些无法适应既定理论的现实就只能是强行“加工”和扭曲，这样的总结工作就肯定显得“削足适履”了。我的总结工作，将始终把中国的快速工业化进程、技术进步的条件、中国的资源禀赋和管理成本问题，作为分析的主要线索。

国内已经出版的各种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在叙述方式和内容安排上，多未能突破“宣传提纲”的局限，共同点是声称“社会主义好、公有制好、计划经济好”，再后来，这些教材按照“时代要求”不得不加上市场经济就是好的内容，就显得“理不直、气不壮”了，再作为宣传提纲都已经不合格了。

一、 新中国的快速工业化目标与“近代史共识”

新中国早期的发展目标，其实是由近代史所给定的重大问题决定的，在中国发展的问题和目标上，应该说整个中华民族都是有共识的。针对近代史中间中华民族面临那些最急迫的民生问题和安全问题，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也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有共识，问题上的共识基本上可以借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族、民生和民权”来简洁地表达。这三大问题反应在国家经济发展上，就是要快速完成工业化进程；毛泽东在一九六四年底继续为“大跃进――快速工业化战略”辩护的时候，就自动回到孙中山那里，说“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的未来将有一个大跃进。”

快速工业化战略的内容和作用范围，按照一九六四年三届人大的表述就是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在先进技术和工业基础上去支持国家安全目标和民生目标的实现。“近代史共识”已经给定新中国一个历史性的任务：为解决国家安全和民生问题，需要快速工业化战略来支持这两大目标的实现。新中国的建设目标，可以说是因应“近代史共识”而来的。

中国是工业化进程的后来者，等到新中国进行工业化的时候，西方先进国家已经完成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兴起之中。中国早期的追赶战略，在技术内涵和跨度上就必须面对这个非常大的差距。追赶战略的生效，意味着中国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通过高积累政策快速实现技术的进步和装备过程。

中国的大跃进：竭尽全力弥补失去的时间。约翰牛（英国）被中国骑手甩在后面，象征着中国决心凭着自己的工业发展来击败西方社会。（转引自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P366）

由于新的机器设备、厂房乃至规模巨大的交通系统建设，都要求大量的剩余沉淀为实物资产，这样的剩余积累和沉淀的规模带来的快速工业化进程，无论如何都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大跃进”。

每一次工业革命的技术进步要点，以及技术进入装备相应的产业部门所需要沉淀的经济剩余数量（示意图的面积）。示意图的含义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前提条件在于长时间的经验积累，在传统农业时代，就要求有高于庄园自己自足水平的稳定需求，这个稳定需求是工场手工业稳定经营的前提，相应的社会条件是能够在农业时代制造一个“高消费群体”。中国历史上每到王朝末期，社会分化程度急速上升，倒是有一个这样的庞大群体产生，问题在于这一暴富群体剥夺平民剩余水平的水平太高，常常平民阶层的基本生产和生存条件，结果破坏社会政治稳定，导致平民揭竿而起，使得历史上政治革命周期性地发生，最后“高消费群体”随王朝灭亡而消失，超出一般“自然经济的学费水平之上”的市场容量就消失了，无法支持工场手工业长期经营和经验积累达到发明机器的程度。也许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除非存在对外低成本转嫁内部矛盾的条件，在传统农业时代就不存在“高消费群体”支持工场手工业长期经营的可能，近代英国的工业革命前提恰恰是联系着低成本的对外扩张过程。

第三次工业革命，则要求实现机器的智能化过程，把机器操作者的经验积累用自动控制系统来代替，这一次的技术主要与人力资本的投入和积累相关。而第二次工业革命联系着大机器生产和交通系统建设，要求大量剩余沉淀为机器厂房等，这是高积累政策无法超越的原因，西方先行国家的积累过程在时间上长达上百年，单位时间内的积累强度要求就低；特别是西方国家通过对外扩张政策，往往把积累的成本和代价转移到国境之外去。中国缺乏把积累成本对外转嫁的空间，也实际上缺乏慢悠悠来进行积累的时间，高积累和大跃进都是在中国特定的“时空紧约束”下的唯一选择。

第一次工业革命

（长时间的经验积累，机械引入生产）

第二次工业革命

（大机器和工厂化大规模生产）

第三次技术革命

（智能化机器和人力资本）

快速工业化战略或者“大跃进”，最经典的表述是刘少奇在一九五七年第八届全国工会代表大会上给出的：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主要工业品产量方面要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大跃进、人民公社以及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一起被总称为“三面红旗”。而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宣传运动中间，“三面红旗”被确立为“政治正确性”的标准，为普通民众所充分掌握，这一宣传运动本质上也是在全国范围内“制造认同”的过程，因为认同的提高总是意味着管理成本的降低。

“三面红旗”看上去是带有“口号”性质的宣传措辞，但具有十分具体的制度内涵：就是要在农村强化基层政权的动员能力去组织丰富的劳动力，进行密集的劳动投入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包括农田水利建设，以此保证农副产品特别是粮食的高产稳产，满足工业化和人口增长的需要；而中国有限的经济剩余，优先分配给重工业，以支持快速工业化战略。“三面红旗”的核心是中国早期工业化的根本制度安排，其实质性的制度内涵包括快速工业化战略下的剩余分配顺序和劳动力动员两个主要方面。三面红旗的制度内容在一九五六年关于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中间确立下来的，并非形成于人民公社运动期间：

农业的发展不仅直接地影响着人民生活的水平和轻工业发展的速度，而且也影响着重工业发展的速度。我国目前农业生产还不能适应日益增长的需要，今后必须用更大的力量发展农业。但是，在最近的将来我国还不能有很大的农业机械工业和化学肥料工业，还不能进行很大规模的垦荒，水旱灾害也还不能迅速根治。因此，目前农业增产的主要途径，就是要充分发挥农业已经基本上实现合作化这个优越条件，依靠合作社的集体力量和政府的支援，采取兴修水利、增施肥料、改良土壤、改良品种、推广新式农具、提高复种指数、改进耕作方法、防治病虫灾害等项措施，来增加单位面积产量。（《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七日）

快速工业化战略要求在尽可能短的时间段内，实现大规模的投资，要求有限的经济剩余集中使用于重工业。重工业单个项目的巨大投资规模，地方政府往往无法筹集到足够的剩余以支持这样大的投资强度，物资平衡在省市这样的范围内也往往无法解决，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平衡，这就要求中央政府起到更多的组织和主导作用。一九五八年毛泽东曾经要求进行地方分权和企业下放的改革，实际上是不成功的，为此他在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做了自我批评（他对于“三面红旗”从来没有后退过，也从不检讨）。
………………（以下省略字数若干,楼主如有需要，请登陆下面网站看全文）

长期以来，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模式呈现出以调控国内均衡为主的特点。但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和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传统的调控模式将受到外部经济的强烈冲击。本文在分析了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关于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各种理论之后，提出了中国应该选择“内外兼重，双重平衡”的宏观经济调控模式的观点，同时认为在具体模式构建上，应积极发挥人民币浮动汇率稳定国际收支的作用，同时重点采用浮动汇率条件下有政策效果比较优势的货币政策实现国内均衡，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遵循WTO的有关规则，强化政府在供给政策中的作用，构建以知识为基础的国际竞争力，积极参与国际间的经济政策协调。
经过近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在经济全球化和计算机通信以及网络技术的强力推动下，各国市场进一步融合，国际竞争不断加剧，世界经济格局重新调整。其次，从国内情况看，总供求关系出现了根本性转变，经济开始由短缺走向相对过剩，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由通货膨胀走向通货紧缩。显然，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模式的选择将日益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一、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宏观经济运行
（一）中国经济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与趋势
改革开放的二十年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也是中国经济加入全球化浪潮日益加速的时期。中国的对外开放在市场化，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等方面采取循序渐进的改革措施，在扩大进出口贸易，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和扩大沿海地区开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据《中国国际贸易统计年鉴》显示，20年里中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累计达到2656亿美元，特别是90年代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10%左右。据专家估计，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对9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5%，照此推算，外资投入对GDP增长的直接贡献率在6%左右。显然，国际间要素流动极大地提高了国内生产率。据有关统计表明，90年代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通过扩大投资和提高要素生产率，对GDP平均增长10.7%做出了重要贡献。从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以来，我国的国际收支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构成上都有很大变化。在收支规模上，1979—2000年累计进出口总额约为3万亿美元，是建国以后前29年的15倍多。我国贸易占世界贸易的位置，已由1980年的第28位提高到2000年的第7位。随着国际收支规模的扩大，国家外汇储备总水平不断上升，2000年底达1513亿美元。近20年来，除进出口和侨汇两个传统项目以外，其它如旅游、运输、服务承包和资本项目收支急剧增长，其中资本项目收支增长尤其明显。
随着中国经济参与全球化的程度的不断加深，涉外经济活动在国民经济活动中所占比重大大提高。以进出口贸易总额与GDP之比为例，1988年为25.6%，2000年则上升到约40%。参与经济全球化，使中国的国民收入得到了飞速的增长，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了一席之地，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逐渐缩小。
（二）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实践
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宏观经济调控始于1992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改革方案出台以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就是要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社会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国家采用宏观调控的经济政策加以辅助和引导，这种调控区别于以往的计划手段的特点就在于它是指导性的而不是指令性的。国内市场经济体系的建设使得其经济运行机制与国际市场逐步接轨，对外经济活动日益活跃，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不断加深。面对不断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中的中国经济，中国近年来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表现为侧重于对国内均衡的追求，显然这是由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仍处于逐步完善的阶段以及国内宏观经济运行的特点所决定的，并且这种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也确实发挥了较为积极的作用，较有成效地实现了国内经济的增长。从总体上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宏观经济运行在保持年均10.7%的高速增长的同时，又表现出明显的周期性。1988年秋季一度出现的市场震荡和1989年供给缺口的拉大导致了1989—1991年的经济急速滑坡。1991年经济步入低谷并缓慢回升，1992年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经济高速增长，而且势头特别猛烈，但1994年发生了中国改革以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全国商品零售价格上涨了21.7%，消费价格上涨了24.1%。1993年中期以后，中央政府开始提出加强宏观调控的口号，实施了抑制经济过热的经济政策，并在1996年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软着陆”，有效地降低了通货膨胀率，使整个国民经济仍保持住了高速增长的势头。97年以后，中国的经济虽然仍保持了较高的增长势头，但增长的速度却有所放慢，目前维持在7%左右，同时国内有效需求逐渐转向不足，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通货紧缩状态，物价出现了负增长，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现今，但已开始表现出反弹的迹象。1988年和1989年高达20%以上的高通货膨胀率，导致了全国范围内的抢购风潮，针对该种状况，中央政府于1989年下半年实行了严厉的紧缩政策，即在全面紧缩固定资产投资的同时又大力紧缩信贷。在双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下，实现经济“硬性着陆”，这使得经济由“过热”陷入“过冷”之中。1992年以后，新一轮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经济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高涨期，但同时又引发了“过热”问题，针对这一次的投资过热和高通货膨胀，国务院实施了双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并不是全面的紧缩。此次财政紧缩不是针对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紧缩，而只针对引发投资冲动的房地产和开发区投资的紧缩，货币政策并非全面的信贷紧缩，而只是针对乱集资，乱拆借的信贷紧缩，正常的生产和建设的资金供给没有受到影响，有效地实现了宏观经济的“软着陆”。97年以后中国宏观经济出现了通货紧缩和有效需求不足的迹象，对此国务院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以增发国债，降低利率等政策工具促进国内有效需求的增长和物价的回升，目前已经显现出积极的效果。
在国内宏观经济呈现高速增长的周期性波动的同时，中国的对外经济却一直处于顺差的有利不均衡状态。国内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国家对出口与外商投资的政策倾斜，引发出口与外商直接投资额年年递增。同时，虽然中国的对外经济一直处于顺差的不均衡状态，但是顺差并没有造成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反而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因人民币的名义汇率呈现出贬值的状况而促进了出口的增加，事实证明顺差对于国内宏观经济的持续增长是有利的。人民币的汇率之所以表现出上述特点，这是由中国国内市场体系与国际市场体系接轨所产生的效应决定的，以往人民币一直处于名义汇率高估状况，人民币汇率体系在1996年被改革为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和银行结售汇制，加速了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进程，一直高估的名义汇率不断贬值向实际汇率接轨，使得中国的对外经济一直处于有利的顺差状态，同时顺差并没有造成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过程中，对外经济呈现出顺差的有利不均衡，因而中央政府并没有必要急于改变这种状态，而可以集中精力对付国内的经济周期，因而在90年代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历程之中，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实践明显地表现出侧重于对国内经济周期的调控之上，并且这一策略的选择有效地平抑了国内的经济周期，保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三）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挑战
对于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国家来说，与外部经济的联系对该国经济的运行有着重大影响。这些影响表现为在经济全球化为该国经济提供了许多封闭条件下不具备的有利条件的同时，也对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带来了冲击。因为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政府对经济调控不但要实现国内经济的稳定与发展，而且要确定经济开放的合理的程度，这样就必然产生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协调上的矛盾。而且，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中国经济开放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原先只侧重于解决国内宏观经济均衡问题的宏观调控模式必然受到开放经济下经济运行方式的冲击，带来内外均衡的冲突，如经济条件的变化，国际间经济波动的传递，国际游资的投机性冲击等，都可以产生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矛盾，面临的挑战是严峻的。
首先，随着我国市场化程度的加深，人民币汇率的市场调节逐步完善，人民币的名义汇率与实际汇率接轨，国际收支的巨额顺差必然造成人民币的升值压力，而升值对于拉动国内经济增长具有重要贡献的出口是极其不利的，同时出口波动还会影响到国内有效需求，可能进一步加剧目前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不利状况。虽然顺差增加了国际储备的数量，并通过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放大而导致国内信贷量的扩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国内需求的增长，但在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情况下，顺差必然恶化国内的经济状况，所以政府必须要在顺差和汇率等方面进行适当的政策调节。
其次，随着网络经济泡沫的破灭，美国经济继续减速，2001年美国第一季度的GDP增长率为0%。市场信心不足，投资和消费不振。日本经济，欧元区经济，我国的周边国家和亚洲地区经济受美国经济大幅滑坡的影响，都明显表现出经济衰退的迹象。近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再次调低了2001年全球经济增长率，预计2001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3.4%，低于IMF原先预计的3.5%。联合国则预测全球的经济增长率将从2000年的4%降为2001年的2.4%，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将从2000年的5.7%降至2001年的4.4%，世界贸易额的增长速度将从2000年的12%降至6%。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将造成我国出口的巨大压力，贸易顺差将大幅减少。我国的出口市场主要是美国和日本，其需求紧缩势必对我国出口造成较大影响，同时亚洲周边国家货币贬值也非常不利于我国出口的增长，出现贸易逆差的可能不容忽视。如果出现逆差的话，采用紧缩需求的方式进行逆差的调节必然加剧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状况。同时由于中国近年来一直处于顺差的有利地位，政府缺乏对逆差调节的政策经验，因而对国际收支逆差的调节将是中国开放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第三，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以网络技术为代表的信息产业在国际范围内的迅速发展，使得信息的量、准确度和速度都大大提高，在此条件下，家庭和企业等微观经济主体对信息的处理能力更强，他们更能准确地对事物做出判断和预测。因而，经济全球化下信息技术的扩散，使得微观经济主体的预期模式发生了改变，虽然这种改变不致于使得微观经济主体的预期成为完全理性，但预期模式向理性的逐步递进必然对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效果产生影响，在某些极端情况下，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可能因微观经济主体的反应而完全归于无效。另外在出现巨额逆差的情况下，在脆弱的国内金融体系的条件下，预期的自我持续可能酿成国际储备大量流失，资本严重外逃的货币危机。在货币危机中，市场投机者的贬值预期因名义利率机制的作用表现出一种恶性循环，最终导致政府干预的成本变得如此巨大以至于政府放弃对外汇市场与汇率的干预而爆发货币危机。从这一投机者与政府的动态博奕过程，我们不难看出预期模式对政府干预政策的冲击与影响。因而在以上两种可能出现的情况下，政府必须对受预期影响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调整。
第四：中国即将加入WTO，然而WTO的多边规则对各国实现内外均衡的方式和政策均有一定的约束。首先，WTO对国际收支的调节存在着约束，一般不允许采取紧急限制进口等直接管制办法。随意提高关税以限制进口的措施受到约束，直接补贴原则上被禁止，在运用汇率和外汇管制等措施调节国际收支时，也必须要符合WTO的规则。另外WTO规则对国内财政，税收、金融、科技、环保、人力资源开发，地区和产业政策的实施方式也有一定的要求和规范。因此在加入了WTO以后，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直接行政措施都将受到WTO规则的直接或间接的约束，因而在加入WTO后，政府必须对宏观经济调整的模式加以改变，以适应这些规则与约束的要求
第五：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提高国际竞争力始终是各国努力的方向。发展中国家知识与技术的积累与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是通过诱致性机制来实现的。遵循这种技术轨迹的国家的共同特征是，其知识与技术的积累是渐进的、缓慢的、国际竞争力也是在一次次的技术创新中经过漫长的积累而形成的。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全球知识存量迅速膨胀的今天，国际竞争已转向以知识为基础的国际竞争力的竞争，而中国要构造以知识为基础的国际竞争力，不能通过漫长的诱致性变迁机制来实现，而必须要通过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来实现，从要素投入形的增长方式转向重视科技，教育，人力资本培育的要素效率增长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同时政府应在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体制等方面创造出促进知识积累和技术创新的制度基础，从各个不同层面塑造出研究与开发，知识积累和技术创新的运作机制。由此可见，以知识为基础的国际竞争力的竞争对政府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宏观经济调控模式提出了挑战，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必须要具有促进知识积累和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
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理论分析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国面临着对本国经济内在稳定性和合理开放性之间的协调问题，也就是说，如何实现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一致将是政府的主要宏观经济调控目标。此时，当政府采取措施努力实现某一均衡目标时，这一措施可能会同时造成另一均衡目标的改善，也有可能造成对另一均衡目标的干扰或破坏，这样在开放经济运行的特定区间，便会出现内外均衡难以兼顾的情形。
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与发展，同样也会促使政府对开放经济下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理论研究不断地完善与发展。关于政府搭配的“丁伯根法则”和政府指派的“有效市场分类”等理论的出现发展了开放经济下的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理论。开放经济的政策目标包括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两部分，因而政府不能仍像封闭经济条件下单纯运用对社会总需求进行调控的政策。为避免内外均衡之间的冲突，开放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必须要有新的思路。
在运用政策搭配以实现内外均衡的方案中，蒙代尔提出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和斯旺提出的支出政策与汇率政策的配合最有影响。蒙代尔是以预算作为财政政策的代表，以货币供给作为货币政策的代表来论述其搭配方法的。蒙代尔认为由于财政政策在协调国内均衡上具有比较优势，而货币政策在协调外部均衡上具有比较优势，因此政府应当以财政政策调节内部均衡问题，以货币政策来调控外部均衡问题。斯旺以支出转换型政策与支出增减型政策搭配来讨论政府对内外均衡的政策协调。斯旺的分析认为政府的支出增减政策可以明显影响国内支出水平，本国货币的实际汇率的升贬值可以明显地影响国际收支状况。斯旺认为应采用支出增减型政策对付国内均衡问题，而外部均衡的任务则应交给支出转换型的汇率政策。虽然蒙代尔和斯旺的方案都是建立在对实际经济作了相当简化处理的基础之上，但其理论分析和政策主张对于开放经济条件下政府宏观调控模式的选择是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和作用的。
实现国际收支的均衡是政府对外部均衡调控的主要目标。最早的国际收支调节理论可追溯到18世纪休谟的物价一现金流动机制学说，而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在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研究不断深化的基础上，出现了众多的国际收支调节理论。国际收支调节的弹性分析法是琼•罗宾逊在马歇尔微观经济学和局部均衡分析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着重考虑货币贬值取得成功的条件及其对贸易收支和贸易条件的影响。国际收支调节的吸收分析法建立在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基础上，从凯恩斯的国民收入方程式入手，着重考察总收入与总支出对国际收支的影响。该理论分析认为，当国民收入大于国内总吸收时，国际收支为顺差；当国民收入小于总吸收时，国际收支为逆差。相应，政府对顺差和逆差的调节应着手于对国内吸收水平的调节上，以扩张性的政策调节顺差，以紧缩型的政策调节逆差。国际收支调节的货币分析法由哈里•约翰逊和雅各布•弗兰柯在货币主义学说的基础上提出。该理论认为国际收支是一种货币现象，国际收支逆差实际上是一国国内的名义货币供应量超出了名义货币的需求量，因而对逆差的调节主要在于实行紧缩的货币供应政策。货币论的政策主张的核心是，在国际收支发生逆差时，政府应当紧缩国内信贷。国际收支分析结构论认为国际收支逆差可以是供给不足所引起的，而且长期性的供给不足往往是由经济结构问题引起的，如经济结构老化，经济结构单一和经济结构落后等。如果国际收支失衡是由经济结构导致的话，那么调节政策的重点就应在改善经济结构和促进经济发展的供给政策上。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政府调节国际收支以实现外部均衡时应灵活运用上述各种理论分析具体问题，吸收上述各理论正确的部分，摒弃不合理的成份，灵活地加以综合运用，力争使政府的决策与分析切合现实。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作为政府宏观经济调控最主要的政策工具，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对经济的作用机制、政策效果等与封闭条件下的情况相比均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分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力的主要工具是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它是以标准的IS--LM模型为基础，针对开放的小国，假定总需求不足，对国际资金流动采用了流量分析法。该理论认为，在浮动汇率下，货币政策一般都比较有效，一国可以自主控制货币供给，货币政策会通过对汇率的影响而加强其效果。以扩张性货币政策为例，它会带来产出增加和利率降低，而这两者都会带来国际收支的恶化从而使本国货币汇率贬值，这就又加强了货币政策对经济的扩张效果。同时该理论认为在浮动汇率制下，财政政策是相对无效的，虽然在不存在国际资金流动时，财政政策是非常有效的。在相当多的情况下，财政政策所造成的利率变动会引起汇率的调整，从而削弱其政策效果。以财政扩张政策为例，它会造成利率的上升而带来国际收支的改善，顺差会带来本国货币汇率升水从而削弱财政政策对经济的扩张效果。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论证了开放经济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不同比较优势，对于政府的政策搭配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该模型还在很多方面被进一步改进，但主要理论结论并没有太大变化。由该理论，我们可以看出，在浮动汇率制下，一国可以更为主动地追求特定的政策目标，这一分析结果对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一国的汇率制度的选择也是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的。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微观经济主体预期模式向理性预期的递进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效果。在完全理性预期的条件下，政府相机诀择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会完全被微观经济主体基于理性预期下的行为所抵消，这就构成了宏观经济问题中政府与大众之间的动态不一致。在宏观经济调控的理论中解决动态不一致的关键在于政府要建立和保持执行宏观经济政策的信誉。政府承诺对政策制定遵循一定的规则，从而以其信誉的存在来改善微观经济主体的预期，由政府与大众之间动态不一致的非合作博奕转向动态一致的合作博奕。关于如何建立政府的信誉又具体有委托模式，契约模式和法律模式等理论。所有的模式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设计出激励机制促使政府有维持其政策信誉的动机。在这些旨在寻找促使政府追求政策信誉以改善微观经济主体预期的激励机制的设计之中，对策论的引进起了关键的作用。对策论方法强调预期的关键作用，以及理性预期概念的不完备性。信誉博奕存在着多种可能的情形，因此对于政府来说，其制定政策必须要从这些多重均衡中挑出很可能在实践中能够产生政策效果的那些均衡的方法。如果政府能够有效地提高其政策的可信性的话，将会影响到投机者的信心，从而能达到防范货币危机的目的。因此，宏观经济政策在信誉方面受到了经济全球化所产生的微观经济主体预期模式改变的冲击，政府必须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模式加以选择。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政府不但要在总需求方面进行经济调控以实现经济的内外均衡，而且还要有效地运用供给政策对开放经济的总供给方面进行调控。关于供给政策的理论重点目前主要体现在对政府的科技政策，产业政策和制度创新政策的讨论之上。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知识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国际竞争也主要表现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竞争，因而政府的科技政策不仅应该要做到能够推动科技进步，提高管理水平，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在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政府的产业政策的核心，在于优化产业结构，政府实施产业政策应着重于克服资源在各产业部门间流动的障碍，因此政府要在宏观上予以调控，建立解决结构性失业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支持再就业制度。如果开放经济中存在低效率的制度性原因，那么政府就有必要进行制度创新。制度创新政策主要体现在企业制度上，包括企业创立时的投资制度的改革、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以及与其相适应的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
对开放经济下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理论分析目前还重点体现在对国际间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研究之上。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参与国的经济存在着深刻的相互依存性，仅仅通过一国的政策搭配还不足以实现经济的内外均衡，各参与国应该在经济政策上进行国际协调。特别是在浮动汇率制下，国际间政策协调已受到广泛的重视。凡是在国际范围内能够对各国国内宏观经济政策产生一定程度制约的行为均可视为国际间经济政策协调。研究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学者们设计了很多具有特定规则的国际间政策协调方案，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中最为著名的方案包括：托宾提出的各国对外汇交易征收交易税的托宾税方案、威廉姆森等人提出的汇率目标区方案、麦金农提出的恢复固定汇率制方案等，这些方案都引起了理论界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对实现内外均衡的各国协调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国际间政策协调因各国的主权因素而存在很多障碍，而且参与国际政策协调本身也有成本收益问题，这些都影响到了国际间政策协调的实践。

中评社香港12月13日电／新加坡《联合早报》今天发表题为“中国急剧变化的五年”的社论，指出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后，中国和外部世界都有一种期盼与怀疑交织的复杂心情。既有向往和憧憬，又有焦虑和不安。在所有世贸成员当中，恐怕只有中国的入世才使得这种矛盾心理显得格外强烈。

社论指出，五年时间瞬间即逝，中国与世贸之间的关系早已跨越了当初的起点。回首既往，目睹当下，相信所有人都会有这样的基本认识：从任何一个角度看，中国入世都是名副其实的历史性事件。这不只是因为全球市场经济的浪潮中，突然加入了汹涌澎湃的13亿人口，而且更因为中国和世界都因此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而这种变化将贯穿于整个二十一世纪。

作为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后来者”，中国加入世贸之后却迅速地后来居上。在短短五年时间里，中国经济和市场所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不仅使世界为之瞩目和震惊，而且还对当今和未来的全球秩序发挥着重要影响。

社论表示，就在入世后的几年时间里，中国的经济规模接连超越了多个老牌工业国，包括意大利、加拿大、法国和英国。目前中国仅居德国、日本和美国之后，其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目标，已不再是遥远的梦想。

由此开始，由七大工业国一直唱主角的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这是人们在五年前所没有料到的。

社论指出，当然还远远不止于此。在入世之初，中国只是一个不起眼的贸易国，但今天却已经变成世界上最大的贸易体之一；当初，其外汇储备只相当于新加坡或台湾，但今天却超越了曾经一直名列前茅的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当初，其货币还不受重视，甚至受到歧视，但今天人民币却在国际贸易和外汇市场上变得炙手可热。所有这些，似乎都在瞬间发生。

然而，中国入世五年来最深刻的变化，还在于整个社会的变迁。

社论称，在主观上，中国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积极参与乌拉圭回合的谈判进程，到后来决意“叩关”和入世，其初衷都是为了发展经济，尽快与世界接轨，以便与先进国家分享发展经验和机会。但从中国社会的变化和趋势来看，中国与世界经济的接轨，大大促进了它在价值观上与外部世界相融合的进程。

不论在政治、外交上，还是在公民的权利意识上，中国社会内部的变迁也是有目共睹。其中最为主要的是，中国看待外部世界的新思维和新角度，中国公民对自身以及对外部世界的重新发现，就是最具根本意义的变化。虽然幷非在一夜之间发生，但入世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激发因素。无论对中国自身还是世界，其积极意义都比经济发展更为深远。

因此，五年之后再看当初的入世，特别是中国几代领导人为把国家带入世界先进潮流所作出的巨大努力，人们自然会心生感慨。从更高的层次来说，对过去五年的回顾，应该能促使中国社会以更加客观和长远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未来，看待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包括以何种形态来对待世界上的先进思想和社会形态。

社论表示，就外部世界而言，从中国入世五年来的变迁中，可以更深入地看出中国崛起的意义和影响，从而作出正确的判断，采取正确的对应措施。新加坡作为东亚地区的一员，就更有必要这么做。而前天在南大成立的中资企业研究中心，就是朝这个方向迈出的最新步骤。

从我国建国到现在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的地区经济的发展可以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即从建国初到1978年的改革开放，这段时期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平衡时期；第二个阶段是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到1999年，这个阶段是我国重点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从1999年到现在，国家先后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加快发展中部地区”等战略措施，这个阶段是我们各地区协调发展的时期。

建国以来，中国的经济就不断发展，现在，中国的科技排名第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