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国积贫积弱与西方列强的强盛对比。19世纪中叶,西方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蓬勃发展,而中国还处在以农业为主的封建社会,国力落后,兵弱马疲,深受列强欺凌。
2. 封建专制与西方的民主制度矛盾。中国实行的仍是autocra aucratic的帝制,而西方列强则普遍实行君主立宪或共和民主的政治制度。
3. 中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与价值观念的矛盾。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与西方的宗教文化和启蒙运动思想形成鲜明对照。
4. 中西方社会的不同制度造成的隔阂。像私有制占主导地位的市场经济体制与中国的族 communally run经济体制差异巨大。
5. 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与西方现代生活方式的矛盾。西方的现代生活方式和理念深刻影响中国,冲击着中国传统的生活观念。

鸦片战争签订《南京条约》，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第二次鸦片战争
甲午中日战争签订《马关条约》，大大加深中国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程度；
八国联军侵华《辛丑条约》的签订使中国完全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19世纪中期,英、法等西方列强接连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不断遭到破坏,西方列强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激化.70年代以后,列强对华侵略加剧,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加之后来的八国联军侵华、列强在华争夺领地的多次战争、日本侵华战争等外战让中国大地生灵涂炭,百姓生产生活蒙受了巨大损失.而正是这些苦难促进了中国各民族的觉醒和团结,才萌生了以“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为代表的进步思想出现,为后来的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创造了社会条件.
内战主要有“太平天国”为代表的农民起义及其被镇压的过程,长达5年的解放战争.一个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另一个更是将战火烧便了全境.结果就是间接或直接的推翻了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让民主进步的思想得到转播,后者更是建立起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结束了100多年近代史的苦难.

　　一部中国近代历史，其主题就是反改革反开放并与世界进步潮流抗争的历史。几十年来，教科书灌输给我们的历史知识，其实都是些扭曲了的资料集锦，加上诸多谎言。其实马克思先生早就定论了中国近代历史的本质：“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界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紧密封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何为旧中国呢?他定义为：“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马克思先生没有半个字表示过对于清廷的同情，相反，从上述文字中，我们不难领会他鄙视那个天朝的心态。我设想，倘若当年马克思先生执掌权力，他会更坚决地彻底摧毁大清王朝，丝毫也不会像英国资产阶级政权那样手下留情。

　　问题是，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地认识我们的历史，绝对不会找到我们的未来。举个例子说吧，中国近代的贫弱状态，究竟是自己折腾导致还是列强入侵导致?教科书的训导就是后者。其实，把中国的贫弱状态推到列强入侵头上，是儒家“讳过”文化极没出息的狡辩。中国的贫弱状况是腐朽的体制与文化导致，恰恰相反，列强入侵带给中国的反倒是强大与进步的机遇，中国人自己拒绝了这个机遇。鸦片战争以后，虽然西方已经实现了工业革命，但从技术角度看，他们也才从熟练程度和积累经验的时代迈入科学证实并指导工业发展的阶段。近代化的钢铁工业刚刚开始;化学工业几乎为零;铁路建设初步踏入规模发展;机动轮船尚没能完全取代帆船。中国如果能奋起直追，直接利用西方摸索出来的先进方法，未必会越落越后。当时比中国贫弱得多的日本就这样做了，1860年，日本特使为交换不平等的《日美通商条约》乘美国军舰赴美，刚学会航海的日本人从荷兰购回250吨的“咸临丸”随行，完成了日本人首次自驾轮船横渡太平洋的航行。反观中国，连坐轮船远航的勇气也无，直到1876年郭嵩焘始出使英国，成为第一个坐轮船出洋的中国驻外国大使。当他出使归来回家乡湖南省亲时，却遭到乡亲们唾骂：一个竟敢出国的洋奴!甚至连他乘坐回家的官船也被“爱国乡亲”们烧掉了。《南京条约》签罢，举国回归酣梦，魏源在林则徐支持下编撰的《海国图志》，在中国无人问津;流传至日本却大受欢迎，自天皇以下，要员们纷纷以读此书为荣，一版再版亦供不应求。英法联军中一位英军军官参加过鸦片战争，他对于清军二十年来无论武器、训练、战术都毫无变化感到不可思议。还是那个郭嵩焘，出使途经香港时对于那里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及其繁荣程度都感到瞠目结舌;回顾广州，三十多年来旧貌依然。可香港居民基本上都是这三十多年从广东迁居过来的，换了个体制而已。郭嵩焘只能感叹亦嘘唏。美国传教士雅裨里写道：“中国啊中国，我们终于又置于这个帝国，这黑暗的地域，这死寂的帝国，你沉寂的黑夜啊何时才是尽头!”

　　文人们一直在批判不平等条约，这无可厚非。然而他们似乎刻意回避了一个基本事实：中西冲突的核心正是坚持不平等与要求平等的碰撞。清廷坚持华夷体系，即中国是高高在上的中央帝国，其他各国都必须处于朝贡者地位;英国坚持条约体系，即国家间对等的原则和履行条约的原则。如此，事情的本质是：清廷捍卫的正是国家间不平等，英国谋求的恰是国家间平等。鉴于完全平等事实上不可能，换言之，清廷捍卫的是绝对不平等地位，英国谋求的是相对平等地位。而且，外交是内政的延伸，民主政体的根本利益决定了它的终极目标必须是平等关系，只有平等关系才能维系民主政体的存在与延续;同样，专制政体的根本利益注定它只有在不平等的条件下才有存在的可能，一旦平等关系成立，专制政体必然会灭亡。我们且不提以前英国几次未成功的派遣使团欲与清廷建立平等交往关系的史实，马戛尔尼使团和阿美士德使团在中国的遭遇，尽显谋求国家间平等的努力在坚持不平等关系的傲慢面前碰壁的必然结果。

　　鸦片战争以后，《南京条约》的本质在于清廷坚持的对华夷体系在坚船利炮打击之下受到挫折。也 就是马克思说的：“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稍嫌不足的是马克思先生乐观了一点，中华传统文化这具棺材不是那么容易被打破的，它具有顽强的自愈能力，站在清廷立场上谈论近代历史的中国文人至今多如牛毛，一方面反映出传统之顽固禀性，另一方面则显示出中国纳入世界潮流还有许多艰难。当年的美国人似乎也同马克思一样过于乐观，1842年泰勒总统向国会报告了《南京条约》的内容，美国人于是立即决定要同中国建立条约关系。1843年7月，以克勒勃.顾盛为首的美国使团从波士顿启程，国务卿韦伯斯特给他的训示是：首要任务为美国船只和货物争取到与英国商人享受的同等待遇，也即国际通行的最惠国待遇;如果可行的话，最好争取到北京面见皇帝陛下，递交美国总统签署的国书，发展中美两国间友谊和商业交流。国务卿特别强调：要不断地向中方声明，美国政府要求美国船只和人员服从中国的法规，如果任何美国人违反众所周知的贸易法规，美国政府决不会为了保护他们的非法行为而干预。中国文人们谴责美国迫使清廷在《中美望厦条约》开创了领事裁判权先例，就有点莫名其妙。美国方面原本提出的草案明确表示进入中国水域的美国船只、人员统由中国政府管辖，然而谈判的中方代表耆英与复审条约的军机大臣穆彰阿商量后，认为中国应避免卷入外国之间的麻烦，美国船只与英国船只在广州不断有纠纷甚至诉讼，广州官府就从不受理。于是确定条约必须拒绝管辖美国船只和人员，让美国领事馆去管，给予领事裁判权有利于“杜民夷之争”。耆英谈判的惟一目的仅在于坚决拒绝美国使团进京，因为美国使团不同意以朝贡国的地位“朝觐”，而要求以平等国家使团地位进京，这有违旧制。在使团尚未抵达时，清廷就已连下数道上谕，令各地禁止美国使团上岸，但不得动武，只许其滞留广东，条约之类均由耆英等“酌办”。如此，耆英等除了坚持不许美国使团进京之外，其他一概好商量;美国方面除了让步不再要求进京之外，还接受了中方赠予的领事裁判权。《望厦条约》没有任何一个字是美方“胁迫”的，完全是清廷坚持华夷体系，恪守“天朝定制”的结果。道光皇帝对此约签订兴奋异常，甚至认为美国人是来归顺天朝的，不仅下旨赏赐耆英等，还下旨嘉奖美国使团，表彰他们遵从“天朝定制”的功勋。

　　清廷为维持华夷关系始终拒绝外国公使驻京。清廷担心外国公使驻京会打破中国传统习惯，特别他们会把许多外国的生活、经济以及思想方式带给中国，这将会破坏“祖宗定制”。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1858年6月28日中英订立《天津条约》，该条约第二款：“大清皇帝，大英君主意存睦好不绝，约定照各大邦和好常规，亦可任意交派秉权大员，分诣大清，大英两国京师。”中国这才被迫同意“公使驻京”。咸丰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1861年3月25日)，法国公使布尔布隆最先到达北京。次日，英国公使普鲁斯也在北京建立了公使馆。7月8日俄国公使巴留捷克到北京。同治元年六月二十四日(1862年7月20日)，美国公使蒲安臣到达北京。法，英，俄，美四国公使，是第一批驻京的外国使臣。咸丰帝曾于1862年1月20日下旨批准奕?等奏章：“京师设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着即派恭亲王奕?，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管理，并着礼部颁给钦命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关防。”咸丰谕旨中加了“通商”两字，显然是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职责限定在通商的范围，后因奕?再次上奏说明，才准奏删去“通商”二字。可见清廷步步为营捍卫华夷关系的韧劲。到了同治年间，由于中西关系的大为改善，外国驻京的公使也开始大量增加，除了最早的四国公使外，又增加了德国、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奥地利、日本、荷兰等国的公使，北京的东交民巷也就开始成了中国著名的外国使馆区，从而也就大大地促进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交流。其中，美国公使蒲安臣不仅是第一位驻华的公使，同时也是林肯总统的政治盟友，美国著名的人权主义者，反对蓄奴的斗士。1854年，一群反对黑人奴隶制的人建立了一个新的政党，这就是今天的美国共和党，蒲安臣正是该党创始人之一。1856年6月2日他发表的著名演说《马萨诸塞州的抗辩》，为美国解放黑奴运动的重要文献。为助林肯选举辞去议员职位，曾被林肯派驻奥地利，奥国以他曾发表激烈支持波兰革命者演说而拒绝入境，这样才改派为驻中国公使。他也因此成为帮助中国认识世界的第一位外国人。

　　辛酉政变后，中国过去的那种完全敌视西方的政策在程度上开始有所缓和，中外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转折。两宫太后和议政王奕?这些最高决策者开始认识在中国长期实行闭关锁国的鸵乌政策，对中国长远发展不利的，开始主张对西方各国采取“合作政策”。奕?提出的对外信睦的政策，也得到当时朝廷许多大臣的响应。西方各国公使驻京，也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一些新的思想，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美国政府提出的对华“合作政策”，同当时清廷的政策相吻合。1862年美国国务卿西沃德提出对华“合作政策”，2月，西沃德指示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在中国，对于一切重大问题要协商合作;在维持护我们的条约权利所必需的范围内保卫条约口岸;在纯粹的行政方面，并在世界性的基础之上，支持在外国人管理下的那个海关;赞助中?政府在维持秩序方面的努力;在条约口岸内，既不要求，也不占用租界，不用任何方法干涉中?政府对于它自己的人民的管辖，也不威胁中华帝国的领土完整。”蒲安臣到了中国即开始把美国对华的“合作政策”做为其外交的基础，蒲解释“合作政策”的内容是：“鼓励中国政府对维护秩序的努力;在条约口岸既不要求也不占租界以及不用任何方式干预中国政府对本国人民的管辖，也永不威胁中华帝国的领土完整。”“努力在中国开展公正的外交活动，以此取代武力外交。”后来这个政策也开始影响到其它一些西方国家。这里稍微提一下清廷聘请英国人赫德担任海关总税务司的情况，文人们一贯以此例证明列强把持海关侵犯了中国主权。然而他们也一贯回避这样的事实：赫德大刀阔斧地整顿了清廷腐败的海关机构，帮助建立了与国际接轨的海关体制。赫德以前海关岁入从未超过三百万两白银，赫德使这个岁入超过了三千万两白银，究竟算是伤害还是帮助?又，中国文人们故意将“合作政策”译成“合伙政策”，然后随心所欲地指责其同英法等携手掠夺中国。事实上，来华的外国人绝大多数虔诚地奉仰基督教济世助贫观念，一心希望帮助中国和中国人民摆脱贫弱状态，只需从利马窦开始的传教士们竭尽全力传播西方科学知识的行动中就足以证明。然而，中国根深蒂固的儒家“华夷之辨”始终抵御一切外来的思想学说，不用说别的，如今深受剧作家喜爱的纪晓岚大学士，在他主持编撰的《四库全书》中，不仅大量篡改于清廷不利的历史资料，还大言不惭地攻击利马窦传播的科学知识，称世界有五大洲乃是一派胡言。

　　事实上，蒲安臣提出与中国的“合作政策”也得到了英国的支持和其它一些西方国家的支持。英国当时的对华贸易总值占70%以上，为了维持与中国当时已经取得贸易成果，英国支持美国提出的“合作政策”，不过也有议论认为是柯莱伦顿勋爵在受了蒲安臣催眠术般的蛊惑后忽然离经叛道的结果。俄国政府此前是在中国取得最大实利的国家，曾割占中国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俄国需要有一段时间巩固他的利益，其驻华公使巴留捷克向蒲安臣表示：“俄国不再希图威胁中国的领土完整”，“若是能把西方文明象接枝在东方文明之上的政策中与他人合作，那末就觉得太愉快了。”法国新任驻华公使伯尔德密在1863年到任，“他是一位度量宽宏，又有经验的政治家。他立刻看到抛却一切猜忌并在一个重要的关于中国问题上采取合作政策的利益。”获得这几个大国支持，蒲安臣1863年4月18日向国务卿西沃德报告说：“在我与中国当局的谈话中，没有一次不对他们提出这个不割让主义。”这个“合作政策”使清廷感觉放心，中西关系第一次出现缓和的迹象。为帮助与西方刚刚开始合作的清政府了解西方，1865年8月，蒲安臣把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翻译的韦登所著《万国律例》，送给总理衙门“参酌援引”。《万国律例》首次使中国看到西方国家如何用法律管理国家。总理衙门得到此书后非常重视，奕?等人认为：“其中亦间有可采之处”，奏请刊刻。8月30日得到两宫皇太后的批准。1865年京师同文馆以《万国公法》之名正式出版此书，《万国公法》凡例之四称：“是书之译汉文也，本系美国丁韪良视其理足义备，恩于中外不无裨益，因与江宁何师孟，通州李大文，大兴张炜，定海曹景荣略译数卷，呈总理训国事务衙门批阅，蒙王大臣派员校正底稿，出资付梓。”而且，书还没印就产生了效果：1864年4月，新任普鲁士驻华公使李福斯在赴任时于大沽口外捕掠了3艘丹麦商船。恭亲王刚从《万国法原理》得知“内洋”与“公共洋面”不同的国际法地位，随即照会李福斯，对这一“显夺中国之权”、“轻视中国”的行为提出抗议，并称李福斯必须先解决此事才能被中国接纳。李福斯被迫让步，释放了3艘丹麦商船并支付1500元赔偿金，并奉称恭亲王处事“甚为明智，甚为公平”。李福斯事件增强了恭亲王的信心，他开始相信西方的国际法规则和外交手段。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赞同此举，法国代办哥士耆就坚决反对，他对蒲安臣说：“这家伙(丁韪良)到底是谁?居然让中国人洞悉我们欧洲的国际法。杀死他，除掉他，他会给我们造成无尽的麻烦的。”蒲安臣没有理会他，始终坚持说服清廷要员，摒弃陈腐的华夷关系理念，融入世界进步潮流中去。

　　为使中国成为遵法国家，并建立现代工商业，西方在华人员确实费了不少心思。如，1865年11月，赫德送给总理衙门一份题为《局外旁观论》的意见书，他在文章中提出清政府应该遵守条约，按照“章程”办理一切对外事务。文章称：“现在某事当行，某事不当行，已有条约可凭，一经违约，即有问故之患。” “民间立有合同，即国中立有条约，民间如违背合同，可以告官准理。国中违背条约，在万国公法，准至用兵，败者必认旧约，赔补兵费，约外加保方止。” “若违章，有动兵之举，国乱之灾。违约者，或因不肯照约，或因不能照约。若不肯，必有出而勉强者，若因不能，必有起而代行者。”“是以或有应办，或有请办，不致后为人所勉强者。”赫德的原则是法制国家的基础。由于中国 “皇权”大于一切，自然根本不会把条约和法律当回事。在文章后部赫德还具体提出一些中国应该早办的事情，如“水陆舟车，工织器具，寄信电机，银钱式样，军火兵法”等项，他建议中国应该修铁路、办工厂、办电报、设银行、承航运等，这无疑是向清廷最早提出的现代化建议，应该说这些建议对中国的发展是有益的。1866年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命使馆参赞威妥玛写了《新议略论》送给总理衙门。此文同样提出清政府应该遵守条约：“各国在华，都有要务不能弃置，系中华立约，许为相保。如果肯保，深惜力有不及，所言训中外互结一也。”如果不照条约行事，难免外国“干预”。各国“见必受险，难免干预保全。一国干预，诸国从之，试问将来中华天下，仍能一统自主，抑或不免分属诸邦，此不待言而可知。”还给当时的清政府指出两种可能：“嗣后中国不久必须择定两节之一，或自招外国协同去弊兴利，可以永保主权，或以仍旧怀疑杜绝，外国亦以疑心相对。”威妥玛也提出清政府应允许在中国 “各省开设铁路，飞线(电报)，以及五金煤炭各厂开采，水陆各军安设操法，中华用项不足，约请借货，医学各等项设馆教习，以上各等新法，中国如欲定意试行，各国闻之，无不欣悦。”文章写道：“各国代谋诸事，不惟于中国无损，反于中国有益。虽谓于外国有益，实地中国更大益。何则?中国果能听议各国人民进华，固能取益，而中国一取其策，定能保其富平。富平一保，自主之权亦能永保不移。”这样“内地从此容易治平，外国民人来往通商，常行居住，易得保全，各国亦可无虑。其最为欣悦者也。”。这些，本质上都是力图使清廷摆脱华夷关系，采纳条约关系的建议，在腐儒浸淫深广的中国，认同者至多“万众之内或有一二”而已。应该说，赫德、威妥玛等人的本意是想使中国开放、富强起来。这些建议在当时的清廷起过一些作用。总理衙门成立以后，尝试着派出一些观光性的考察人员，1866年春，赫德回国休假半年，行前请奕?酌派同文馆一至二人随其前往英国“一览该国风土人情”。奕?觉得“游历一番，亦可增广见闻”，于是派斌椿率领同文馆学生数人随赫德前往，游历了伦敦、伯明翰、哥本哈根、圣彼得堡、柏林、布鲁塞尔、巴黎等地。

　　美国公使蒲安臣是中西“合作政策”的提出者，经数年不懈努力游说华洋友好，清政府对蒲安臣也就具有特别好感和信任。丹涅特评论说：“这位美国公使在其任内对中华帝国对外关系的最大贡献，就是在1863-1865年这一困难时期对合作政策的身体力行。”恭亲王奕?在《派美国蒲安臣权充办理中外事务使臣的奏折》中写道：“近来中国之虚实，外国无不洞悉，外国之情伪，中国一概茫然，其中隔阂之由，总因彼有使来，我无使往。”“美国使臣蒲安臣于咸丰十一年来京，其人处事和平，能知中外大体。从前英人李泰国所为，种种不合，蒲安臣曾经协助中国，悉力屏逐。造后回转西洋一次，遇有中国不便之事，极肯排难解纷。此时复欲言归，臣等因其未辞，款留优待，蒲安臣心甚感说，自言嗣后遇有与各国不平之事，伊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国派伊为使相同。臣等因遣使出洋，正苦无人，今蒲安臣箴欲立名，毅然以此自任，其情询非虚妄。臣等遂以送行为名，连日往其馆中，叠次会晤，语极慷慨。……臣等公同商酌，用中国人为使，诚不免为难，用外国人为使，则概不为难。”“如蒙俞允，诸旨钦派蒲安臣权充办理中外交涉事务使臣。”朝廷批复：“使臣蒲安臣处事和平，洞悉中外大体，着即派往有约各国，充办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派团出使外国。由于当初中国还没有懂外交的官员，聘一些熟悉外交并与中国友好的外国人来行使此责，既不失体统又可获外交实利是清廷觉得比较两全的办法。

国家性质的不同，古代的中国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国家。

中国近代与古代的区别就三个字 变化大

中国古代史是指鸦片战争以前的历史， 而近代史是指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历史。

前者中国包含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是中国本民族发展的历史，反应的民族和社会的内部矛盾及其发展，后者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中国与世界相联系的发展历史，反应的中国人民同本国封建主义和外国殖民主义的斗争历史。

中国近代衣服流行中山装，思想开放的人还穿起洋装，不单是古代中国的旗袍；中国近代受外国思想文化影响，除了中国传统的食物外，有钱人开始吃西餐；中国近代，随着外国人越来越多，洋人在中国大兴建筑洋房，中国的房子趋向多元化；中国近代逐渐出现自行车、汽车等新兴交通工具。

从政治角度看，中国近代化是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古代中国是封建制度；从经济角度，中国近代化是资本主义，古代中国是自然经济，自给自足；从思想角度，在古代中国，儒学是主流思想，近代中国受西方思想影响，开眼看世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习西方君主立宪、民主共和。

中国的史学家把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定义为中国近代史，即1840-1949，与古代史的区别是：
1、古代史是在一个中华圈内的矛盾与发展，无论怎么变化，只是城头变幻大王旗，王朝更迭而已。而近代史终结了中国两千年家天下的历史。
2、中国古代史无论怎样变化，文化没有改变。而在中国近代外来文化不断渗透到，西方的宗教、科技、文明与中国本土文化发生激烈冲突，国人反思两千年的本土文化，终结了君臣王道的传统，开始思考民主共和，为人们的思想拓展了更大的空间，是中华文明的转折点，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

没有看明白,你提出问题的主题.不知道,你想了解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