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更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商鞅和秦国就是这种关系。

咱先以商鞅的角度而论，商鞅的变法，以往关于法家的所有论述其实都忽略了一点，那便是政治权力上的分权制，即秦王“统而不治”，商鞅作为事实上的秦国“首相”实际掌握国家权力。正是因为这种授权，商鞅才得以全力推行新政，即便是贵族大臣纷纷反对也无法阻挡。

但这种权力分配，实际上是不稳定的。因为商鞅的权力来自大王，而非国会，一旦大王改变主意，或是大王换人，商鞅的权力便遭到了颠覆性的威胁。

这是其一，但不是全部。

再看商鞅的变法内容，他实际上是把秦国打造成一个“强势军国主义政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其实是要牺牲若干阶层的利益。

第一个遭遇牺牲的，便是秦国原本存在的贵族阶层，他们原本是与秦王一起分享这个国家的，现在没有了，一旦对秦王的法令表示不同意见，他们便遭遇商鞅的雷霆重击。

第二个遭遇牺牲的，是秦国的底层大众，他们首先失去了选择的自由，原本可以做农民、士兵、商人，但现在非农即兵；其次他们失去了和平的可能，原本他们可以安宁到老，但现在必须上战场，固然有可能立功受赏，但更大的可能是送掉性命。

而获利的，自然是秦国的强势崛起，也包括商鞅个人的权位高升。

所以，整个商鞅变法，获利的三方其实是：秦孝公（最大，但只能保留统权，治权归商鞅）、商鞅（其次，享有治权，但不稳定）、庶民（最少而且可能付出生命）。

咱们以秦王的角度论，新一任秦王，也就是秦惠王，他最初显然只看到了后者（商鞅因为变法而权力过大），而没有看到因为变法而强大这个更重要的事实。在一登上王位之后，他便急着对商鞅下手——秦王终究还是认识到了商鞅变法对自身的好处，所以，最终没有废除新法。但，不完全废除新法不等于尊重商鞅式的权力分配制度，到了后期，秦王一手抓、李斯靠边站的特点便暴露出来，最终李斯便断送了自家性命，当然那已是秦朝了。

以秦国的国民论：实际上，商鞅变法最大的受害者，在秦国而言，还是百姓。以军功爵而论，因为长期的战争需要，秦国人大批量地加入军队，其中一小撮立下战功者确实得到了封赏，但另一大部分呢？他们其实是牺牲了自己的性命，而一无所获。

不要以为秦人好战就是个个不要命，假如秦国是遭遇其它六国入侵，那么秦人应征入伍，是符合大众利益的。但征伐六国送掉性命，获利的仅仅是秦王及将相而已，关秦国的老百姓什么事？

然而因为商鞅变法的强大监视体制，秦国的国人即便是不愿送死，也得高高兴兴地去送死——由此看来，秦国的百姓在内心深处恨商鞅是普遍心理，而这，也就是为什么商鞅最终遭遇捕杀之际，没有几个秦人会出来保护商鞅，因为在秦人看来，商鞅就是个恶魔而已！

所以，历史之上，商鞅的死，没有一个秦国人会为他喊冤，真正有人给予他好评，已经是千年之后的事了（此时大家都忘记了残酷，只觉得新法让秦强大，呵呵，国人确实是健忘的）。

靠山一旦倒了，又没有新的靠山，那么，自己就很容易成为他人攻击的目标。

其实，商鞅的变法，的确很成功。

但是，商鞅越是成功，他得罪的人，就越多。

说实在的，在秦孝公任用商鞅后，商鞅的变法，一开始，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因为这些变法，触及到某些贵族的利益。

只不过，商鞅为了让变法能够顺利的进行，他说服了秦孝公。

并且告诉秦孝公，想要成就一方霸业，必定会遭受到非议。商鞅知道，变法会导致老百姓对政权不满，但是，只要变法成功了，那么老百姓以后就能享受到变法带来的便利。

也就是说，吃苦在先，享受在后。

只可惜，百姓看不到以后能享受什么，只知道，你让他们吃苦了。

再加上，太子被人教唆，以身试法，引起民愤。

在当时，如果商鞅惩罚了太子，那么势必会导致太子心存不满，这为将来君臣关系，埋下了隐患。

但是，如果商鞅不惩罚太子，那么变法将难以进行。

最后，商鞅狠狠的惩罚了太子的两位师傅。本来这件事，就这么过了，但是秦孝公却不这么觉得。秦孝公认为，惩罚了老师，虽然平息了民愤，但是大家心里肯定还是不服新法的。

所以，秦孝公惩罚了太子。

秦孝公这么做，一来，是想增加大家对新法的公信力。二来，可以让太子到民间磨炼一下，体察民情。

虽然秦孝公知道，惩罚太子，肯定会导致太子和商鞅之间，有些间隔。但是只要太子能够感受到父王的一片用苦良心，只要太子懂事了，那么，他以后就肯定会知道，变法的好处。

因此，在秦孝公过世以后，太子继位后，没有废除变法。

只不过，由于太子对商鞅就有所不满了，而后，又有人说商鞅要造反。商鞅知道后，知道自己有口难辩，所以想要逃跑，却因为守卫遵守新法，不敢开城门让商鞅离开。

实在没办法，商鞅就起兵反抗，只可惜，抵抗不了一阵子，就被打败了。最后，商鞅卒。

秦孝公时期，商鞅主持的变法，奠定了秦国强盛的基础。但是商鞅作为秦国的功臣，并未得到应有的结局，商鞅被秦军杀死了，尸体被运回咸阳车裂，全族被诛杀。

商鞅死后，秦国并未废除商鞅制定的法令，依然沿用至秦始皇统一六国，甚至秦朝灭亡后，汉朝也一直在沿用商鞅的法令。

秦国历代既然都在用商鞅支起的“灶台”在发展，但秦国历代国君却都没有为商鞅平反，表彰他为秦国做出的贡献，这是为什么呢？

商鞅对秦国有功于前不假，但是有罪于后也是事实，这就令后世感恩商鞅的国君，难以给他平反了。

很多人会提出疑问，认为商鞅造反肯定是诬陷，但是他从魏国返回秦国，并未去咸阳自首也是事实。

最终不管是是被逼迫起兵自保，还是被公子虔等秦国老贵族以造反的理由杀死。但有一点可以确认，在秦国的官方记录中，商鞅就是因为造反而被杀的。

这和后世很多平反的案例不一样，人家是被诬告谋反，但是并没有起兵啊，商鞅这是因为起兵，被秦军杀死的，这性质就大不一样，完全坐实了造反的罪证了。

相当于有人告你杀人，你本来没杀人，警察要抓你了，你还真杀个人，那你还怎么说人家冤枉你了，抓你正正好。

商鞅的结果就是这样，本来是私人恩怨的诬告，最后却坐实了。造反的罪名成立后，后世怎么为他平反都不合适。

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后世为被错杀的功臣平反，其目的肯定不是为了那个已经死了的人。目的都是做给活着的人看的，用仁义来收服天下人之心。

但是这种手段，在先秦时代是不适用的，在陈胜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之前，统治阶级人家还真都是天生的贵种。夏、商、周、秦，甚至整个战国的宗族，人家祖上都是出自皇帝黄帝、炎帝的直系子孙。

虽然我们汉族都自称是炎黄子孙，但是大部分人都是炎帝、黄帝的子民，可都不是这二位射出去的那颗染色体。而人家各国的宗族，却是实实在在的这两位的染色体啊！

所以先秦时代，各国君主认为他们统治万民就是应该的，这是他们血管里面留着的血液所决定的。他并不需要靠这种施恩义的手段，来俘获民心，因为百姓天生就是他们的子民。

就比如秦始皇的玉玺上刻的就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看人这说的，受到的是天命。从汉以后，大部分祖先就没有这么光荣了，就开始讲究民心了。

其核心

原因在于秦朝灭亡以后，标志着古代最后的贵族大宗的灭亡，此后就只有小的士族了。士族相比于贵族大宗，力量分散得多，其影响力和统治力不可同日而语。

所以对后世的秦王来说，给商鞅平反的价值不大，而且还会引起争议。而且商鞅在秦国赢姓宗族内部的口碑很差，还会引起内部矛盾，有百弊而无一利，没啥必要。

现在我们看历史，总是喜欢寻根问底，分析一个问题的根本，但是很多时候，人们评价一个人，尤其是当时的人，评价同时期的人物。

普遍都是唯结果论的，就像现在很多公司总是追求绩效一样。从秦国的历史来看，秦孝公和商鞅是打基础的，他们干的都是人们看不见的功业。

但是到秦惠文王时期，他干的是让秦国走出闭塞的关中，走向中原的事业，从结果来看他的功业更加耀眼。

所以在我们现在看来，秦孝公应该是对秦国统一居功至伟的，应该享有很高的评价的。但一般正史并无追谥王号的记载，《越绝书》中记为“平王”，平虽然也算是褒谥，但是又周平王珠玉在前，这个平怎么感觉一般啊！

因此在当时人们的认识中，可能秦惠文王嬴驷的功绩要超越其父孝公的。而且在《战国策》中还记载了孝公临终有传位商鞅的想法，商鞅在孝公病危时，更是独揽军政大权。

这样的行为完全是置整个嬴姓宗族于不顾，商鞅的大权独揽，也深深的刺激这赢姓的神经。因此公子虔诬告商鞅的时候，站出来为商鞅说话的都没多少人，如果有恐怕商鞅也能潜入咸阳躲藏进行自救吧！

对于后世

秦王来说，为商鞅翻案，需要面临着两座大山，一座是功勋卓著的先王，另一个是曾经受到威胁的赢姓宗族。

这是每一位秦王都难以逾越的大山，推翻嬴驷夺回权力的依据，这相当于说自己的权力也不合法了，这不是自己抽自己吗？

所以从动机上来说，历代秦王虽然吃着“商鞅变法”这台灶烧的饭，但是他们不能为商鞅平反，因为平反就相当于承认秦王权威获取的不合法性，这是打死都不能承认的事！

最后，关于商鞅是否曾经并平反过的争议，有些人说在秦孝文王时期，曾有记载：孝文王元年，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厚亲戚，弛苑囿。这个记载可能给一些秦国的功臣比如白起平反过，但商鞅是肯定没有的。因为给一个人平反，肯定连带地要肯定功绩，那么对他的陵墓肯定是要给予相等的对待的。

我们反过来看商鞅的墓穴，商鞅遗骨被法家学着偷偷运回卫国的时候，在黄河德丰渡口被秦军截获，草草葬在了秦驿山脚下。从记载来看，这里只有法家学者为商鞅立下的墓碑，而并没有秦国官府的修葺记录，所以平反纯属子虚乌有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