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学说重道德.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意义儒家学说重道德.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意义，一、在世界观方面，儒家思想是一种理性的文化，同现...
儒家学说重道德.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意义
儒家学说重道德.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意义二、在人生目的方面，儒家思想是功利的，东亚的儒家思想把人生的目标放在现世，追求现世的成功，有强烈的成就动机，这同现代社会价值观有共通之处。
三、在社会关系方面，儒家文化统治下的东方社会，重法治，但更推崇礼治，因而具有教强的和谐性与稳定性，这种方式有利于社会化的、分工合作紧密的现代社会，这种高度的社会整合性是东亚经济起飞的秩序保证。
综上所述，在世界观方面，儒家思想是理性的；在人生目的观方面，是功利的；在对社会关系的处理态度方面，是和谐的。儒家思想的这些基本观念是可以适应于现代社会的，同现代资本主义精神有其共通联接的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的一些观念具有现代性的一些合理内核。正因为儒家思想所具有的现代性一面，才使得东亚地区先于其他后进地区，选择了现代化道路，先于其他后进地区取得了现代化的成功。也正因为儒家思想所具有现代性合理内核，才使得深受儒家文化濡染的海外华人在艰难的条件下，取得了很大成就。
所以说，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儒家思想依然有其正面的价值，可以说，儒家思想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的重要源泉，对市场经济有着积极影响，其具体作用，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
一、儒家“见利思义”的义利观有利于促进市场经济向着正确健康方向发展。
前面说过，孔子承认致富达贵的欲望是人所固有的一种属性，但是反对不义之财。儒家“见利思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义利观，“生财有道”的正当经营思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是中华民族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遗产，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依则，无论在过去或现在都有其积极的社会意义，在新时代条件下，阐扬“见利思义”的义利观有助于弘扬奉公守法、文明经商，讲究商业道德，正确处理好个人与他人利益或社会利益的关系，在今天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过程中更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二、儒家伦理道德观对市场经济发展有着正面的价值。
1、诚与信
儒家强调最根本的君子人格就是诚信。孔子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9]。以诚待人，不仅是儒家君子人格的重要修养，也是一种最基本的商业道德。签订合同、协议的双方，必须履行承诺，恪守信用，坚决执行。在当今市场经济活动中，有不少违背诚信道德、弄虚作假的缺德行为，假发票、假证件、假学历、假身份证……这些“假”与不守信用的现象，都是同诚信待客的社会主义商业道德背道而驰。市场经济，商品竞争，呼唤着儒家伦理道德中的诚信品格，儒家的诚信待人的道德规范，应该而且可以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
2、和为贵
儒家强调人与人之间和气相待，和睦相处。儒家认为，“和”是处理人际关系的根本原则，以和为贵，以和为美。正所谓“和也者，天之达道也”。把儒家的“和为贵”的伦理道德思想运用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中，就要提倡“和气生财”的新商业观。有人说：“商场如战场，同行如敌国，市场竞争不可调和。”这种看法是片面、有害的。战场、敌国属于敌我矛盾的范畴，而社会主义社会里的商业竞争，属于人民的内部矛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竞争中的“死”与“伤”，和“敌国”、“战场”的“死”与“伤”有着本质的区别。如果我们按照社会主义商业道德和儒家“以和为贵”的伦理道德办事，那么，就可以化敌为友，化干戈为玉帛，变竞争对手为合作伙伴，从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尽可能减少商业摩擦和阻力，建立一种广泛的内外和睦协作的商业关系网络，以广开财路，广辟财源。可见，儒家“以和为贵”的思想，是搞好市场经济人际关系的润滑剂，是实行良性竞争循环的法宝。
3、节且俭
儒家提倡节俭，反对奢侈腐化，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目前，在市场经济，商业交往中，讲排场、摆阔气，铺张浪费现象比较严重。在大力倡导可持续发展的今天，浪费已经不单单是个人的品质问题，资源的浪费最终会害了浪费者自身。因此，在发展市场经济、人们生活逐步富裕的情况下，仍要发扬儒家关于“节财”的俭朴思想，坚持勤劳节俭，不断增加积累，扩大再生产，使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4、仁和爱
“仁”是什么？孔子说：“仁者，爱人。”[10]又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11]在孔子看来，“仁”就是“爱人”，“泛爱众”。从积极而言，“仁”就是“立己达己”，“立人达人”；从消极而言，“仁”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2]。“仁”是儒家一种最高的道德准则。“仁”字“从人从二”的“二”字，包括有正确处理好“己”与“人”的两方面关系的意思。一方面，对自己“立己达己”，对他人“立人达人”；另一方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就是“立己达己”，“立人达人”的统一。我们把这种“仁爱”的道德观应用到市场经济领域去，就要求人们做到“互利互惠”。一方面要敢于和善于追求个人正当利益，争取个人在法律和政策范围内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又要惠及他人，利他益众。社会主义市场竞争，应当公平合理，利他利己，兼顾各方。
以上“诚与信”、“和为贵”、“节且俭”、“仁和爱”四种儒家道德行为规范，是四味颇为有效的、能医治当前市场经济活动中常犯的弊病的良药。对上述传统道德规范做出新阐述、新改造之后，使其基本内涵同社会主义商业道德在价值取向上趋于一致。使之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儒家思想的对待思维方式对现代管理也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所谓对待思维的观点,即认为任何事物都包含相对立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可以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相互包涵。儒家经典中的“义与利”, “经与权”, “修已与安人”等思想,就体现了这种对待思维的观点。今天,在审视儒家文化的时候,其对待思维方式,对现代管理能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一、“义以利生”:义与利的对立统一
这里利是收获财物,义是分配产品。义利关系好比是生产和分配关系,在一个企业当中如果管理者私心很重,在分配中不合理地多占了财物,那么下属和职工必然会产生怨愤,反之职工则会心情舒畅,积极性提高,产生更多的利。义是手段,利是目的,两者对立统一。礼就是制度,礼的规定是为了保证合理的分配,也即是义,实行合理的分配,就能产生更多的社会财富,也就能更多满足百姓的需要,人们也就能安居乐业。儒家将“义以利生”作为管理价值论,首先强调的是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乃是人之常情。其次强调取物应当取之有义,符合公认的道德标准,不能多占他人的物质财富。在我国一方面是生产力比较落后,人口绝对数较大,十多亿人共同享有这有限的物质财富,有平均主义的心理倾向,如果差距太大,有一部分人得不到温饱,就会影响到社会的安定团结。另一方面,对于共同创造的社会财富不能持一刀切,人人平均,否则调动不起人的生产积极性,尤其是有才能的、能为社会做出更大贡献的这部分人的积极性,致使劳动生产率低下,社会发展停滞。因此,管理者怎样合理地处理“义利”关系制约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要使企业既充满活力,朝气蓬勃,又能使其中每一个成员不致因收入或分配上的差距太大而怨声载道,这就要求管理者正确处理好义和利的关系,合理摆正两者的位置。
二、“执经用权”：原则性和灵活性的高度统一
“经”与“权”是一对矛盾, “执经用权”表明应该如何合理的解决这对矛盾。何谓“经”与“权”?“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权也”[13]。意为男女不亲手交接东西,这是古代的礼,这是人人必须遵循的原则,即是经。但在特殊情况下如嫂子掉进河里,不用手去接她,她会被淹死,这样用手去接她不但不违犯经、礼,而且还合乎情理,是权。相反,一时拘泥于礼,不伸手去救她,形式上尊礼,而实质上连野兽都不如。这是儒家对“经”与“权”的朴素阐明。在现代的企业管理中很多管理内容是有章可循的,具有较强的规律性,这按照儒家的解释即可为“经”,这里的“经”是管理学中的“经”,但在具体的管理实践中先循照依据,照章办事,往往是事与愿违,犯教条主义,例如在组织规模上,如果一个组织的成员由两人增加到二十人时,团体绩效会发生许多变化,这时管理者不能总是一成不变,一味采用原来的管理态度和方法。我们常见在规模很小的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经营得头头是道,一但规模扩大,顿时慌了手脚,不知如何是好,这就说明虽然掌握小企业规模运作的“经”，但规模、人数发生了变化时,却不知怎样转化这种“经”,即不知如何运用“权”。现代管理学中的“权变理论”提出环境的变数与管理观念和技术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即在通常情况下,环境是自变量,而管理观念和技术是因变量。例如,在经济衰退时期,企业在供过于求的市场中经营,宜采用集权的组织结构,如果在经济繁荣时期,在供不应求的市场中经营,采用分权的组织结构更好一些。现代管理中的“权变理论”与中国传统儒学中的“执经用权”思想不谋而合,所以传统中的某些成份在现代社会中依然有其发展与存在的合理空间。
三、“修已安人”：自我管理与管理他人的对立统一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孔子提倡的管理四步曲。“知所以修身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修身作为管理实践的开始,其根本的目的在于安人。安人就是满足人的精神上与物质上的需要,最终目的是为了使组织成员各得其所,各得其安,从而有利于组织目标的实现。作为企业经营者则应通过“身教”将企业文化、经营哲学传递到每个员工身上。“修身”是现代领导者素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儒家提倡的“修身”,就其内容上讲有着历史的局限性,从掌握的知识和技能上来说,与对现代管理者的要求相去甚远,两者虽然不可同日而语,但儒学倡导的“学而不厌”的精神仍为现代管理者所推崇。现代管理学认为领导者的素质应具备良好的政治品质、知识素养、良好的作风、健强的体魄还要有较强的实际工作能力、社会活动能力等。可见修身的内容不可谓不博。当然具备了这些条件也不一定都能使管理获得成功,因为现代管理活动对管理者,领导者的素质要求是动态发展的。“修已安人”其本旨就是以人为中心,以人为本。而在一个企业的所有资源中,人是最宝贵、最有潜力的资源。管理者的首要任务是如何最有效地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但前提必须是满足员工的精神与物质的需求,即如何“安人”。事实证明,我国凡是富有活动能力、生命力强的企业都很注重人本管理,如青岛海尔集团的“OEC”管理模式、宝山钢铁公司的“四成教育”和“五种精神”等都是我国企业实施人本管理的成功范例。
当然，论说儒家思想的积极世一面，并不是说，儒家思想的现代转型已经完成。事实上，儒家思想在现代化进程中也存在着许多局限性：
首先,封建主义的儒学传统阻止了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进程.儒学思想的逐渐政治化、社会化,强化了君主专制正统性意识和家国同构稳定性意识。以“复礼”为社会目标之终极追求，以“天命”为君权神授思维的最高范畴，以“仁爱”为宗法关系的天赋道义，以忠君爱国为政治伦理的最高信念，由此，形成治国平天下的固定规范，君主专政、精英文化、小农经济三位一体，本能地抵抗着“礼崩乐坏”性质的社会变动。这种国家道统到了清代积淀深厚，臻于顽固腐朽，强有力地拒斥西方民主政治、科学文化的传播。守旧派正是以政治化的孔孟之道、封建纲常做武器，对抗“师夷长技”的洋务派思想，重复闭关锁国的老调。认为只要忠于君主、忠于封建纲常，就能自强制敌，就能“收民心以固国本”。戊戌之败、科学与民主的偃息，十足印证了儒学政治思想在中国精英士人阶层以及民众之间的顽固守旧力量和牵制力量，印证了国民对西方资本主义挑战的反映迟钝和心理抵触。“五四”之后封建主义儒学传统变换现代面孔，继续阻碍中国现代进程。
第二，儒学传统对中国现代政治经济也有许多负面效应。有人说，中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以后的显著特点是封建主义留下的落后东西太多，而资本主义带来的优秀成果太少。诚然在政治层面上废除了封建主义道统，但是，社会的各个层面、人们的各种活动，都留着传统的痕迹。
1、缺乏民主意识的政治倾向，是封建主义形态下儒学的统一特征。虽然儒学也有“民贵君轻”的民主主义主张，但这个民主是为了“主民”专制，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权力至上的领袖治国方略，威权主义的整体主义主张，使现代领导者在国家实践中带来了许多消极影响。
2、拒斥科学的思想倾向，是儒学传统的显著弊端。从荀子开始，儒家学者一向缺乏自然科学和社会发展思想，“强本抑末”、“重农抑商”，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小农经济传统的弘扬，迫使古代科学技术一直停留在经验科学和工匠技术水平上。尤其导致近代现代当权者、知识阶层重政治教化、轻经济实业、轻科学技术的不正常倾向，整个社会淡薄的科学意识迟滞了现代化。
3、“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给中国现代社会带来排斥经济利益的沉重损失。不论董仲舒阐释孔孟“喻义”、“喻利”、“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思想如何缜密深奥，但它对后人的影响是直觉地强化了只重义不言利、只重政治排斥经济的“倒过来”心理。而到了建国后“左”倾主义猖獗之际，就更简单化了，只要政治之义，不要经济之利。“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之类的可笑逻辑，只有封建主义愚昧传统才能孕育出来。
4、儒家思想中的等级观念是一种剥夺人格权力、抵制平等竞争、泯灭创造个性的绳网。儒家历来的“牧民”之说，先天智愚人格论，造成人际拘于等级，身份固于贵贱，社会进步受害于“官本位”之陋弊延续至今，尤未能尽除。
5、儒学的负面作用还长期地表现在德治人治对于法制规范的替代排斥方面。儒家重礼轻刑，重道德教化，轻法纪规范，以情代法，政治专断，惟我独尊，对现代社会产生了恶劣影响。
6、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学派再三强调大一统的传统思想，不能不说反映了社会的客观要求。因为政治上的大一统是华夏族赖以生存下去的先决条件，保卫华夏文化就要坚决维护政治上的大一统。这种思想甚至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已经演化成我们民族的心理定势。而正是这种牢固的心理定势使我们在历史上多次战胜分裂，维护了统一与强大。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儒家所鼓吹的政治大一统本质上乃是专制主义的政治统一，是超乎经济力量之上的一种政治强制联合，因此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它又会成为我们民族向前发展的阻力，产生某种消极的影响。
儒家思想的流传已有几千年的历史，虽然改革开放的今天与春秋末期已是天壤之别，但其依然具有生命力，这缘于随社会形势的变化不断被赋予新的含义。企业文化建设也并非一劳永逸，在市场经济瞬息万变的今天，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唯有适时调整自己才能更好。作为企业文化的第一设计者——企业家应及时把握各种变化，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有新的突破，在旧有的传播途径外注意开辟新的通道，让员工在接受企业价值观的基础上及时获得新的观点。而所有这些都可归为：创建以团队协作为基本形式，以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为基本方法，以实现共同远景而全力以赴为基本特点的学习型组织。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自创立之日起就颇受瞩目，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曾长期作为社会正统思想，它久经岁月风云的洗刷，已经根植于人们的心灵深处，涵养、陶冶着历代知识分子的高贵人格和浩然丈夫气，今天仍然闪耀着其灿烂的光芒。我们应该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重新审视、解读、研究它，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使古老的儒学为今天、今后的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做出新的贡献。
“礼”是儒家学说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儒学有时也被人们称之为“礼教”。然而，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尤其是毛时代，将儒学当成是封建迷信，将“礼”看成是繁文缛节，甚至是禁锢劳动人民的精神枷锁。那些倡导诞生于西方的民主法制者，也对儒学不屑一顾，认为儒学阻碍了中国人思想上的开放进步，认为儒礼禁锢了中国人的生机与繁荣。其实，无论毛左还是西右，对儒学的看法都谬以千里。中华文明的辉煌与灿烂，儒学居功甚伟。今天我们重温儒学，对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自然功莫大焉！
儒学甚为浩瀚深奥，百草止水短短的一篇帖子难以涉猎多少。可是，为了激发众人的兴致，特抛砖引玉，借着儒学热和电影《孔子》热播，简单地探求一下“礼”在现实生活中的含义与美妙。
“礼”是什么？简而言之就是为人处事的言行规范，它揭示的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待人接物的内在规律，是为了维系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和社会的正常结构。从社会整体秩序来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兄兄弟弟、姐姐妹妹、朋朋友友、邻邻居居等等，各安其位各行其是，整个社会就能稳定与和谐。过去我们常常批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封建秩序，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可是，如果君臣异位，臣凌驾于君之上，天下岂不大乱？如果父子异位，孩子凌驾于父母之上，家庭还能和谐？将君臣关系引申到现在，其实就是上下级关系。如果上下级关系异位，下级凌驾于上级之上，相应的社会领域就必然混乱不堪。比如庐山会议期间彭大将军上书老毛时说了不少骂娘的话而成为老毛整治他的罪证之一，这其实就是未理顺上下级关系而对上级的无礼表现，老毛借机震怒并发难也就顺其自然。再比如，文革的浩劫就是下级颠覆上级、群众颠覆政府的结果，这种只忠于老毛一个皇帝而彻底颠覆所有上下尊卑关系的结果就必然造成全国处于“无礼”的混乱状态。
从“礼”的实际内涵来看，它体现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尊重。比如在儒礼“君臣父子”关系中，就特别强调了臣子对君父的尊重，否则不仅导致混乱，还有可能出现祸患。别说君臣父子，就是平常人相处，相互不打招呼或不重彼此礼节，不仅容易滋生隔阂，还会因相互猜忌而出现层层矛盾。比如，一个人对你表示礼貌问候，而你无所因应不予还礼，他自然就会认为你不尊重他，轻则生闷气疏远你，重则怀恨在心伺机报复。史上着名的“二桃杀三士”典故，就是因为晏子向三位有功武士致敬却得不到回应而怀恨在心，于是说服国王用二桃奖赏三名武士，并引发三名武士因争功不和但又怕伤害彼此的义气而接连自杀谢世。
儒礼对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非常重视，所以“礼尚往来”才会成为中国古往今来的至理名言，而“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的谚语又成了“礼尚往来”的最好注解。设若你对他人有礼，或者给他人送礼，而他漠然不应，你还会认为他尊重你吗？当然不会，于是接下来你就很难与之继续往来，如果心气过于不顺甚至还会报复人家。
人是很容易傲慢、自私或偏见的，在这种状态之下，人是很容易对他人无礼的，而无礼是最容易伤害到他人的自尊心的。所以儒家为避免因为傲慢、自私或偏见等恶习而滋生无礼，就不断地倡导人们进行“克己复礼”。“克己”就是克制自己那些不恰当的欲望，包括各种傲慢、自私、偏见、愚痴等等。“复礼”就是学习恰当的待人接物的礼仪，从而严格按照礼学规范要求自己，从而尽可能避免一切可能得罪他人的“非礼”之举。如果人人都能“克己复礼”，这个世界还真的就能和谐太平了。然而千百年来，人们并不总是“克己”，世界也并不总是“复礼”，所以才会灾祸连年动乱不止，这也许就是人类的本性。不过由于儒学的存在和发达，中国数千年的文明虽然战乱不断混乱不止，但相较其他文明总还是和谐、稳定、祥和的。
有人说，近二三百年，西方主宰了世界。他们没有儒学，仅靠科技、民主、法制就维系了和平发达的社会数百年，而同期的中国却日趋衰败和混乱不堪。这又作何解？其一，近代中国的衰败与儒学无关，那个时候恰恰是中国儒学社会分崩离析的时候。而传统儒学社会的分崩离析，恰恰与列强入侵有着直接的关联。自从遭受西洋枪炮的重创，中国人对自身的文明传统产生了深刻的怀疑，于是便主动拥抱各种各样的西洋学说，从而招致民主自由的资本主义和铁板一块的马列主义在神州大地上的捉对厮杀，传统的儒家学说于是更加日趋式微。
其二，儒家文明与西方的民主法制并不矛盾，前者不过是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礼仪道德化，而后者却用法律制度来固定和保护；前者主要通过思想教育的方式让人“克己复礼”，后者却通过制度制衡和法律后盾迫使人们去遵守最起码的人类道德规范。因此，百草止水认为，儒家文明与西方的民主法制在精神上是一致的，其目的都是为了缔造一个最良好的社会秩序。比如对“礼尚往来”的理解上，民主法制侧重于对权利义务上的对等界定以及对合理合法契约合同的保护。再比如“克己复礼”，现代民主法制不过是用威力强大的法制体系，迫使人们不得轻易以身试法，从而在最低限度上保证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可见，儒礼更倾向于人们思想上的自觉，而民主法制则侧重于行为上的惩戒，前者治“未病”，后者治“有病”。
然而，尽管儒学更胜一筹，可人类道德水平早就严重滑坡，所以通过“克己”治未病就失去了应有的市场，而民主法制才不得不成为对治时下人类顽疾的唯一有效药方。中国如今出现儒学复兴，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重回过去的时代，思想顽固道德散漫的现代人是不可能“克己复礼”的，所以唯有将儒学合理内核进行民主法制化，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和长治久安才会找到出路。尽管如此，儒学在日常生活中也并非一无是处，通过将繁琐的儒礼简化以规范中国人的待人接物，将是迅速提高中国人素质和减少人与人之间日常冲突的的最好方略。
劝学里的“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这是什么意思？
“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的意思是说君子的才能与普通人并无太大差异，他们能够成为君子，是因为擅于利用外部条件和物品。
【出处】
这句话出自《劝学》一书。
【原文节选】
《劝学》中最著名的一段是：“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
【译文】
《劝学》中最著名的一段话是：“不积小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高头大马一次跳跃跨不过十步；老劣马十次跳跃却能成功。只要下定决心，就算只是镌刻在朽木上也不会折断。坚持不懈地追求，就像雕刻金石一样不断磨练自己。君子并非生来与众不同，只是善于充分利用周围的资源。”
【赏析】
这句话想要告诉我们的是，成功不仅仅取决于我们自身的才能，还取决于我们懂得如何善用周围的资源和物品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断地进步，实现自己的梦想。
【创作背景】
《劝学》一书是战国时期齐国的谷梁赤所撰写的一篇教育文章，目的是教育年轻人如何追求学问和成就。在当时，社会竞争激烈，年轻人要想获得成功，必须懂得如何利用周围的资源和物品，才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注释】
君子：在古代中国，君子一词通常指有道德和品德高尚的人。在这里，君子可以理解为一个道德高尚，能够取得成功的人。
非异：与普通人无异，没有什么区别。
善假于物：善于利用外部条件和资源来达到目标，有智慧的人应当善于利用周围的资源和条件来取得成功。
【生活启示】
在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面临各种挑战和困难，如果只依靠自己的能力和知识，很难做到完美无缺，但是如果善于利用周围的资源和条件，就能更好地完成任务和达成目标。比如，我们可以通过学习他人的经验和知识，借鉴别人的成功经验，这样能够更快地提高自己的水平。另外，我们也可以通过与他人合作，发挥各自的优势，互相帮助，达到共同的目标。
在我个人的经验中，我曾经在学习中遇到了很多难题，但是通过寻求帮助和利用周围的资源，我不断地进步，逐渐克服了困难，取得了不少成就。同时，我也发现，在工作和生活中，与他人合作和互相帮助，能够让事情变得更加容易，取得更好的结果。因此，我们应该善于发现和利用周围的资源和条件，积极与他人合作，这样就能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潜力，实现自己的价值。
学过《劝学》的人都知道“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的确，《劝学》里边可谓是金句频出。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其中的这一句“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君子的资质其实和一般人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他们之所以高于我们一般人，是因为他们善于利用外部条件，善于利用外物。
诚然如此，我们要做成一件大事情，仅靠自己的一己之力，是很难完成的，因为我们的知识和能力有限，经验也有所局限。那么，在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懂得“善假于物”的重要性，这既是一种做人的智慧，又是一种需要培养的能力。
我们可以借助自身内在的力量，比如我们的勇气，执着，坚强等，激发自己的潜能，因为做一件事情，过程是艰难的，但是只要持之以恒，我们就能不断地取得进步，离我们的目标也越来越近，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借助我们自身的力量。
我们也可以借助外部资源，比如我们需要借助各种网站和媒体，去学习，去了解一些自己不懂的东西，从而内化于己，提高我们自身的价值，做一个有价值的人。
总之，我们可以借助很多东西，包括人，以及其他工具，我们常说众人拾柴火焰高，三人行必有我师，这就告诉我们要善于动员周围人的力量，善于借助别人的优势，合作共赢。虽然，我们资质一般，但是凭借各种可以利用的条件，我们就会干成很多事情，从而做一个有智慧的人。
整句话的意思是说，有德行的人生来就有与众不同的想法和行为，而且能够灵活运用自己身处的环境和各种资源，化被动为主动，并有所作为。因此，“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可以理解为“有德者会在不同的环境和资源下，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和策略，用自己的独特性格与能力来实现目标。”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对当今社会的影响？、
其中，虽然有受到一定的历史的、阶级的、社会的局限的道德旧识；但更有反映中华民族道德上的文明进步，体现全人类道德文明的具有长久思想价值的道德智慧。
1，源远流长的中国伦理道德思想，始终贯穿着一种可以称之为“公忠”的道德精神。从《诗经》提出的“夙夜在公”，《书经·周官》提出的“以公灭私民其允怀”,直到王夫之的“以身任天下”、孙中山的“天下为公”、“替众人服务”，都奔涌着“国而忘家，公而忘私”，为国家、民族而献身的精神。也正是在重视整体精神的影响下，出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为国家、为民族、为整体的利益不息奋斗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中华民族在自己的五千年文明史上，之所以能历经磨难，长兴不衰，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坚忍不拔的民族伟力，就在于我们民族有着这种“廓然大公”、爱国、爱民的崇高道德精神。
正由于这种重视整体利益,把国家、民族利益放在首要位置的根本道德价值取向,中国传统道德在个人与他人、社会、群体的关系问题上，始终强调“舍己从人”、“先人后己”、“舍己为群”。在“义”与“利”的关系上，把代表整体利益的“义”,放在代表个人利益的“利”之上，强调“义以为上”、“先义后利”、“义然后取”,主张“见得思义”、“见利思义”，反对“见利忘义”。尽管董仲舒和宋明理学对先秦儒家的“义利之辩”进行歪曲，主张“重义轻利”、“贵义贱利”，但中国传统道德的基本精神是主张在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发生矛盾冲突时，应以义为重，以国家、民族之大义为先，牺牲个人的私利。
今天，要把相对贫穷落后的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文明、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只有在全民族中发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倡导重视整体利益，把国家、民族的繁荣进步、社会的发展、人民的幸福放在个人利益、个人享受之上，才能提高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增强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只有发扬重视整体利益的道德精神，发挥道义的巨大力量，才能帮助人们克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斤斤计较个人私利、见利忘义，“一切向钱看”的倾向，自觉关心他人、集体、国家的利益，鼓励“先富”带“后富”，“先发展”带“后发展，走“共同富裕”的民族振兴之路。
2，在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中，以儒家为代表的“仁爱”思想，是一种对于协调人际关系具有积极意义的重要道德精神。“仁爱”既是一种人际关系的道德准则，又是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的重要道德智慧。孔子说，仁者“爱人”，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要做到“仁”,就应当做到“恭”、“宽”、“信”、“敏”、“惠”。我们知道，所谓道德即是要求人们在考虑自身利益的同时，考虑到他人与社会的利益。中国传统的“仁爱”思想，即是要求人们替别人着想，同情人，敬重人，相信人，关心人，帮助人，待人以诚，施人以惠。这是一种十分可贵的道德精神。尽管在存在阶级对立的情况下，普遍的“人类之爱”只是一种美好的幻想，但是，人类的“仁爱”精神作为一种积极的、健康的道德信念，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历史长河中，起着协调人际关系、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积极作用。
“仁爱”精神是一种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人道精神。中国传统的“仁爱”，与“人对人是狼”、“他人是地狱”的西方利己主义思潮是根本对立的。它要求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互助、互爱，与人为友，与天地万物为友，和谐共处。在我们的现代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矛盾、经济竞争、贫富差距等等会不可避免地引起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因此，在社会生活中积极发扬中国人传统的“仁爱”精神，倡导“仁者爱人”、“厚德载物”、“民胞物与”的道德，有益于创造现代生活需要的同情弱者、互助友爱、帮穷济困、“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和谐友爱的新型人际关系。
3，中国传统道德历来十分重视人伦关系的道德价值,强调每个人在人伦关系中的应有道德义务.《尚书》提出“五教”，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孟子提出“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礼记·礼运》主张“十义”，即“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贞、长惠、幼顺、君仁、臣忠”。这些都从不同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角度，规定了每个人为维护良好的人伦关系应当遵守的基本道德准则。传统人伦关系中维护封建等级关系的糟粕无疑应当予以批判和剔除，但其中包含的有益因素，只要能赋予符合时代要求的崭新涵义，对于改善当今家庭与社会的人伦关系，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仍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中国传统的人伦思想强调个人在不同的关系中应当遵守相应的道德义务。儒家特别重视家庭伦理关系的和谐有序。对长辈的“孝”即尊敬、善待，对下辈的“悌”即关心、爱护，被认为是一切道德的根本。不仅如此，儒家认为，一个有道德的人不但要孝敬自己的父母，而且还要敬重其他的老人；不但要悌爱自己的幼小之辈，而且还要关怀其他人的幼孺。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是十分崇高的人伦精神。在现代家庭与社会、人伦关系中，我们应当大力倡导敬老爱幼、孝敬父母、夫妇有情、朋友有信等美德，使中国人传统道德中一切有价值的人伦道德精神在新时代得以发扬。
4，中国传统道德中有一种非常可贵的道德精神,那就是主张人们在满足基本物质需要的情况下，追求崇高的精神境界，把“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和爱国爱民、无私奉献、舍生取义的“君子”作为一切有道德进取心的人们心目中的理想道德人格。不论是“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的执著道德精神，还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高尚道德理想，其核心思想，都是要求人们超越个人的私利、私欲,以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正义事业作为个人行为的最高准绳。《易传》提出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孔子提出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孟子提出的“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孟子·膝文公下》），历来为仁人志士所推崇。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这种鼓励人们追求高尚的精神境界，向往理想道德人格的思想，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在传统走向现代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有些人视道德精神为草芥，私心膨胀，物欲横流，在“一切向钱看”的歪风中成为利欲熏心、丧失人格、国格的势利小人。理想道德人格是国民道德精神的一面镜子。一个国家的民众的普遍道德精神面貌，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精神文明的今天和明天。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和精神文明建设，正呼唤我们在继承中国传统道德宝贵遗产的基础上，在现实生活中提高民众的社会主义道德精神境界，重新确立新型的具有现代思想特征的理想道德人格。
中国传统道德的最高标准是“君子”吗？你怎么看？
中国传统道德的要求比较多，但是最高的要求是君子那君子又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亲疏有度代表着能够非常好地把握人与人之间的尺度。知道自己哪些事情做合适，哪些事情做不合适不给对方特别疏远的感觉，但是也不给对方一种不尊重的感觉，这个尺度非常难以把握。
君子所有的一个非常好的道德品质就是自律对自己的道德要求特别高，有人的时候没人的时候都一个样，这一点就大多数人所达不到的。为什么？有一个词叫慎独，就是谨慎选择独处，因为人独处的过程中就会释放很多个人的天性，因为身边也没有人，也没有人知道你到底在做什么。但是一个君子他能在时时刻刻注意自己的言行，把这些道德标准上的要求融入自己的生活之中，不需要刻意的去控制，化为本能。
人与人之间的尺度问题其实是非常难以把握的，古代是这样，现代也是这样，无论是生活之中交朋友还是职场方面，与同事与领导相处都是这样，怎么能够把握好一个尺度，既让对方觉得。自己是比较乐于帮助他的，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但是又不让对方觉得自己别有所图。不是特别热情也不是特别冷漠，讲究中庸之道，因为从古至今中国的传统文化结构里面，无论是帝王治国还是普通百姓，治理家庭教育子女都讲究中庸之道，不做最突出的那个，也不做最差的那个。
我们普通人要想做一个君子，这几乎是不可能达到的，因为君子里面要求一个人他对待别人是怎样的，对自己就是怎样的。与别人相处的时候和自己一个人待着的时候表现是一样的。这一点大多数人就做不到的呀，我们虽然做不到完全的君子。但是我们可以有君子之时，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应该做一个君子，什么时候做一个普通人，这个相对要容易一些的。
义利之辨的传统的中国义利之辩
“义利之辩”，这个伦理学中道德评价标准的问题，在中国是由孔夫子最先揭举的。他在《论语·里仁》中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孔夫子这个命题中的“君子”，并非即指后来所谓“道德高尚的人”，而是指“劳心者”，即当时的统治阶级成员，包括来他这里学习统治道术的“士”；“小人”，也并非如后来专指“卑鄙无耻之人”，而是指“劳力者”，即被统治的生产创造物质财富的劳动人民，包括平民和奴隶。为什么这样认定呢？我们可以从《论语》中找到证据：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论语·里仁》，孔子说：君子念念不忘道德，小人念念不忘乡土。君子关心法制，小人挂念恩惠）。“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论语·阳货》，孔子说：君子学懂了道理就会仁爱他人，小人学懂了道理就容易服从统治）。“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孔子说：君子具有勇气而不具有正义感就会制造动乱，小人具有勇气而不具有正义感就会造反做强盗）。“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宪问》，孔子说：君子当中不仁爱的人是有的吧，没有小人而做到仁爱的呢）。从以上这些孔子的言论应可看出，《论语》中所称“君子”并不即等于道德高尚的人，“小人”也并不就是卑鄙无耻的人。孔夫子的学生樊迟“请学稼”、“请学为圃”，向老师要求学习种菜种庄稼，孔夫子批评他“小人哉，樊须也”；这不是骂樊迟“卑鄙无耻”（樊迟被列为孔门弟子的七十二贤人中呢），而是指责他以自己“士君子”、“劳心者”的身份却要混同于“劳力者”（普通老百姓）。孔夫子要求“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卫灵公》）；君子而要去“学稼”、“为圃”，抢做老百姓的工作，那么，“耕也，馁在其中矣”，就会搞得大家都没有饭吃了。
孔子以上提出的伦理道德标准，将“义”属之于“君子”，要求他们遵循；而将“利”归之于“小人”，让劳动者能够生存发展。
孔子要求：“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以“义”作为行动的指南；“君子义以为质”（《论语·卫灵公》），把“义”化为自己的血肉，使自己思想起本质变化；“君子”应该成为完美的人，而完美的人应该“见利思义”（《论语·宪问》）。孔子对自己提出的这些要求身体力行，以身作则，他表白自己：“不义而富且贵，于我为浮云”。孔子提出的这个“义”，怎么解释呢？《中庸》解释说：“义者，宜也”，凡事适宜就叫做“义”。怎样才是适宜呢？孔子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礼记·礼运》扩充说明曰：“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简括而言之，“义”，就是人心中认同的做人的伦理道德准则。从当今的观点来看，孔子提出的这个“义”，属于精神文明建设的范畴。孔夫子将“义”属之于“君子”，就是要求统治阶级成员、各级官吏，首先要加强道德修养，“讲政治、讲正气”，搞好自身精神文明建设；这样才能做到“行己也恭”、“养民也惠”、“使民也义”，“其身正，不令而行”。
孔夫子培养人才的目标是做“君子”，君子如果“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孔夫子说：任凭个人利益指导行动，会招来很多怨恨），所以君子不能谋求个人私利。而由于“小人喻于利”，所以孔子要求“君子”把利益和恩惠给予老百姓。他提出“君子”美德之一“惠而不费”，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他指出“君子”行政的“大节”应该是“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左传·成公二年》，孔夫子说：礼法用来推行道义，道义用来产生利益，利益用来安定人民）。孔子诚然蔑视劳动人民，如说“未有小人而仁者也”，等等；这自然是他的错误。但是，他把“利”归之于“小人”，要求统治者保护和给予劳动人民以利益，让劳动人民富裕起来而又接受教育【老百姓人口增长（“庶矣”）了，孔子提出要“富之、教之”《论语·子路》】，这应该是孔子学说中最大的平民性之所在吧。对比而言，后世那些与民争利、夺利残民的统治者、贪官污吏，不应该羞煞愧煞么 孟子继承孔子思想，特别推重“义”。他认为“义”是“人之正路”（《孟子·滕文公下》）；为了“义”，他甚至表示愿意放弃生命：“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
孟子的“义利”观引起后世批评争议的，是他谒见梁惠王时所说的“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这一回著名“公案”值得我们再次分析。
梁惠王即魏惠王。据《史记·魏世家》，魏惠王“二年，魏败韩于马陵，败赵于怀”；惠王三年，与齐战，败；五年，为秦所败；“六年伐取宋仪台；九年，伐败韩于浍；与秦战少梁”；“十年，伐取赵皮牢”；“十六年，侵宋黄池”；“十七年，与秦战”，失去少梁；又攻赵，“十八年，拔邯郸”，被救赵的齐军打败于桂陵；“三十年，魏伐赵，赵告急齐，齐宣王用孙子计，救赵击魏；魏遂大兴师”，“与齐人战，败于马陵”。从以上历史记载可以看出，这位魏惠王执政三十多年，频频攻伐，穷兵黩武；然而东败于齐，西丧地于秦，损兵折将，国力空虚，被迫迁都大梁，因而被称为“梁惠王”。
造成如此困难局面，梁惠王才“卑礼厚币以招贤者”，以高待遇延请贤能的人来帮助他。孟子谒见，梁惠王是怎么提出问题的呢？他说：“寡人不佞，兵三折于外，太子掳，上将死，国以空虚，以羞先君宗庙社稷，寡人甚丑之。叟不远千里，辱幸至弊邑之廷，将何以利吾国？”这样一番话，可见梁惠王仍然没有认识到自己穷兵黩武的错误，没有认识到国君的责任首要在于“敬天保民”、富民教民。他所谓“利吾国”，并非指有利于国富民丰、人民安居乐业；而是指希望国富兵强，继续征战以开疆拓土，为他“先君宗庙”洗刷“羞”辱，为他这个“寡人”遮“丑”，给他带来更多的财富和享受。这不是要求“利吾国”，而纯粹是欲以利他的一己之私。孟子当年勇敢地、超前地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对于梁惠王这种不顾人民，只图自己的论调自然反感，所以当即斥之曰：“王何必曰利！”
孟子这段论述开头如此推崇仁义，是否根本不要“利”呢？非也非也。我们应该首先分析一下“利”。人世间的“利”，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即：一、利己，这是生物的本性之一，且在个体多为主导方面；利己性是推动个人奋发进取的最主要的原初力量，却也由于利己性，才产生攻击性、侵略性、占有欲大膨胀；二、共利、互利，这也是生物本性之一，在群体、社会中善于用此，可以生存得更好、发展得更繁荣；人类社会能够很好地发扬这种“利”，如墨子提倡的“兼相爱，交相利”，它其实已经渗入到“义”的范畴了；三、利他，如“苟利国家，生死以之”的“利”，虽称为“利”，实在又纯是“义”，相当于新中国提倡的“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讲究“天时地利”，更讲求“人和”的孟夫子，所反对的是“上下交征利”那种统治者只图利己的“利”。孟子呼吁推行“仁义”，要求统治者梁惠王：第一、“不违农时”，第二、“数罟不入洿池”，第三、“斧斤以时入山林”。这三条，第一条是要求遵照和利用自然规律以发展生产，不在农忙时征兵打仗，也不搞长官意志瞎指挥扰乱生产；第二第三条反对竭泽而渔、乱砍滥伐，是要求合理使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是要走一条促进民丰国富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孟子希望这样能达到的目的是：“黎民不饥不寒”，“使民养生丧死无撼”，“七十者衣帛食肉”，“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孟子·梁惠王上》）；也就是安定人民、富裕人民、教育人民。孟子向梁惠王宣传的这些主张，对人民有利；人民安定了，国家也就能巩固，因而对国家也有利。可见孟子的主张是人民和国家及君主互利、共利、“双赢”、都赢。孟子这些重民轻君，反对攻伐的主张，不利于统治者黩武称霸、享受威风，因而被视为迂阔迂腐，不受短视、恶劣的统治者欢迎。后来明太祖朱元璋甚至作决定将孟子逐出文庙，不准以孟子陪祀孔子，可见对孟子厌弃之深。而从我们今天的眼光、从人民的立场来看，孟子的这些主张确实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光大啊！ 董仲舒继承孔孟思想，为西汉大儒；他建议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儒家思想学说在后来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争得了正统地位。董仲舒的“义利”观，本来是比较全面的；他在《春秋繁露·身之养莫重于义》中说：“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但是，他那一句“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却遭到后来许多人质疑、指责、抨击。我这里要辩明董仲舒这句话在当时他并没有说错，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据《汉书·董仲舒传》记载，汉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董仲舒接连呈上著名的“天人三策”，为汉武帝所赏识，被任命为江都相，服事易王。易王是汉武帝的哥哥，“素骄，好勇”，全靠董仲舒“以礼谊（义）匡正”。据《汉书·董仲舒传》，那次，易王对董仲舒说：“越王勾践与大夫泻庸、种、蠡谋伐吴，遂灭之。孔子称殷有三仁，寡人亦以为越有三仁。桓公决疑于管仲，寡人决疑于君。”对董仲舒以攻伐之事相询，以辅佐称霸之任相托，可以说此时易王心中是有谋反作乱思想苗头的。汉景帝时，吴、楚等七国诸侯王起兵叛乱，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灾祸、痛苦。前车之覆，后车可鉴；董仲舒防微杜渐，治病救人，所答对的一番话就是针对易王的妄念、错误而作劝戒的。他引用春秋时圣贤柳下惠所说“吾闻伐国不问仁人，此言何为至于我哉”的话，告诫易王道：“徒见问耳，且犹羞之，况设诈以伐吴乎？由此言之，越本无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以仲尼之门，五尺之童羞称五伯（霸），为其先诈力而后仁谊也。”由此可见董仲舒所谓“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这句话，非泛泛之论，而是有其特定的针对性的。仁人君子只讲求道义（谊），不图谋功利；董仲舒这句话，有鉴于“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因而以对“仁人”品行的赞美，希望消除易王心中好勇作乱的思想苗头，保证国家的安定团结。这句话即使扩展开来讲，也只能是针对统治者、各级官吏，告诫他们不要贪功名图自利，以私心邪念来滋事搅事、祸国殃民；而应该立足于道义（谊），一切以国家和人民的安定幸福为归依。因此，董仲舒这句话非但不“疏阔”、“迂腐”，而且很有教育意义、富有现实意义。至于后来一些人将董仲舒这句话到处套用，用之于要求劳动者、一般人，因而导致谬误；那只能怪后来人断章取义“读死书”，然后又以讹传讹、人云亦云；那是后来人的错误，不能将这个错误也推到董仲舒头上。 秦始皇以韩非的“法治”思想为指导，“奋六世之余烈，挥长策 而驭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贾谊《过秦论》），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建立起统一的封建君主专制的王朝。一时，韩非的“法治”学说成为秦王朝的统治思想。但是，以法代德，“唯法为治”的结果，积累的民怨的惩罚“”， 秦王朝只经过十五年的短暂统治，就在农民大起义的风暴中覆灭了，继之而起的是西汉王朝。秦王朝运用法家 思想，在统一中国，夺取政权中获得成功，但在统治人民，巩固政权中却失败了。这对汉朝统治者从中吸取教训，重新认识德与法的关系，进而肯定道德教育的重要作用产生了深刻影响。在伦理思想方面，这一过程即是汉朝统治者从认同儒学伦理价值观到确立儒学伦理为正统的转变过程。
（一）在统治失败的教训中认同儒学 刘邦建汉初年，在陆贾的启发下，就深感有总结“秦二世而亡” 的历史教训的必要，陆贾指出：“秦 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凡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新语 无为》）陆贾认为夺取政权与巩固政权的策略是不同的，秦不知道我的区别是下降。 据此，陆贾提出了他的“文武并用”的“长久之术”（《史记生陆贾列传》。这就是说，治国不能单靠刑 罚暴力即“武”的一手，还必须靠“行仁义”（德治教化）即“文”的一手。而且二者相较，当“以仁义为巢”，启蒙作为一种服务。陆贾说： “仁者 以治亲，义者以利尊。万世不乱，仁义之所治也。”（《新语道基 即是说，只有行仁义之治，才能达到天下安治。
（ 二）封建社会“独尊儒术”的起源
儒学之所以最终被封建统治者尊奉为正统而定于一尊，固然有上文所述的具体历史原因，根据儒家更直接的政治道德，以适应自己的生产方法和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一连串的社会结构是独一无二的或者说，符合了封建统治者为使自己的统治得以长治久安的需要。
通过春秋战国的社会变革和秦汉之际确立的封建制，以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为其生存的经济基础。与此同时，农民和经济状况，根据中央系统县部份，建立了姓氏，形成了天然的地理宗法组织的新系统即所谓家族宗法制度。这种制度用血缘关系的网络，按“五服”、“九族”制度和亲亲、尊尊原则，把家庭和家族的内部成员凝聚为一个个组织严密的宗法共同体。这个社区的特点和顽强的发挥，可以凭着人口的自然增殖在任何地区建立起来，是社会组织的基本形式，同时也是社会生产的直接承担者。因此，维系了这种社会结构，也就保证了小农生产的进行，从而巩固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正因如此，家庭的稳定封建宗法关系的巩固和强大的杠杆对社会秩序和规则。而以仁义道德为核心的儒家伦理思想的基本功能，就在于“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维护宗法等级制度。汉朝统治者正是有见于此，因而采纳了董仲舒提出的“罢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
所谓“义”，是指一定的行为道德；所谓“利”，是指个人的利益。讨论行为道德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问题，就是“义利之辩”。
孔子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认为义利是矛盾的，解决矛盾的方法是重义轻利。墨家则认为义和利是绝对统一的，不存在任何矛盾。他们认为不存在有利无义或有义无利的现象。孟子认为，追求义是人们行为的唯一目的，而任何对利的关注都有损于人们道德行为的纯洁性和高尚性，所以，利欲是一种有害的念头，必须在思想上加以排除。荀子主张“性恶论”。他认为个人的利欲和社会的道德要求是完全相反的，个人的利欲只能是恶，而应首先规范的是善，所以在义利关系问题上，他认为义利不相容，它们的关系只能是一个战胜另一个的关系。
“义利之辩”是现实生活中义和利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在思想中的反映。各种不同的观点，体现了先秦各个阶级或阶层的不同的利益和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水平。不过，这些观点也有相通的地方，即一般都认为，在义利关系中义是主要的，个人利益应该遵循和服从义。可以说，重义轻利是先秦义利之辩的主要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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