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孟子同为儒家文化的大师，都推崇“仁”的思想，都讲求“仁者爱人”，但是二者却有着较大的区别。
　　首先，从两人的人格来看。孔子偏向敦厚，而孟子则偏向愤世疾俗。孔子作为儒家的创始人自然要以身作则，要别人大气，自己就得是个敦厚的儒者长者。这与孔子的人生经历有关，孔子早年家贫，作过吹鼓手，也放过牛羊，他是自学成才，因而他自然就养成了谦逊的性格，他向长者请教时也总是恭恭敬敬。成材后，他也将这种恭敬的习惯一以贯之，所以才有“有教无类”的思想，他要让年轻人少走弯路，对年轻人的教诲总是不厌其烦。他是老师，也是长者，所以，脾气暴躁的子路都会受他的影响，并拜他为师。宽恕始终是他的人生信条，如在陈国，被别人形容为“丧家之犬”，他都不生气。但在原则上则义正词严，毫不妥协。当他发现鲁国国君的臣子享受了不该他享受的音乐时，他也会说“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孔子的敦厚中是蕴藏着凛凛正气的。
　　孟子则不同，孟子更偏向愤世疾俗。孟子生活在战国时期，在那个时期内诸侯们交相攻伐，仁义早被抛诸脑后，“兴灭继绝”的传统也烟消云散，然而，神仙打仗，凡人遭殃，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野。孟子把个人与社会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他以解民倒悬为己任，自然是看不惯诸侯们的那一套的，百姓的血流在他的眼中，哀号回荡在他的心中，这更激起他的愤世疾俗。孔子也愤世疾俗，只不过他最大的愤怒也就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孟子则不同，他是“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孔子的愤怒是出世，孟子的愤怒是入世，是一股豪迈之情，自信之气，他越愤怒越要入世，正如孟子所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所以，从对后世文人的人格的影响来看，孟子的影响超过了孔子。
　　第二，从他们对“仁”的看法来看，孔子是大厦的奠基者，孟子是大厦的建立者和完善者。孔子针对“春秋无义战”提出了“仁”思想，他并没有将“仁”的思想形象化具体化，“仁”还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孟子则在“仁”的基础上将其形象为“不忍之心”，并建立“性善论”来对其进行论述，进而提出“仁政”的概念。由“仁”到“仁政”是一种从社会道德到社会政治的一个飞跃，这种飞跃将能更好的巩固“仁”的观念，并能更好地施行“仁政”。
　　第三，从具体的施政来看，孔子的施政纲领比较简单原始，孟子的施政纲领则详细具体的多。孔子治理天下，不外“礼乐”二端，他的礼就是不僭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的乐就是“浴乎沂，风乎舞雩，沐而归”，简单说来就是简政施仁。孔子也赞同发展经济，他很赞同管仲，他说“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他也赞同用适当的刑罚来惩戒，不过，他不赞成滥施刑罚。孟子则不同，他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可诛杀“独夫”，虽多了点杀伐之气，却表现出其朗朗正气；他认为乐也当用来治理国家，“古之乐犹今之乐”，为君者当“与民同乐”，以此来教化百姓。孟子不赞同刑罚，只因战国时期各国刑罚太甚，他认为施刑是“罔民”，他倒赞同教化“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而他最赞同的是发展经济“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无夺其时，十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的经济就是“教养”二大端，毕竟“仓廪实而后知礼节”。
　　总的说来，孔子和孟子的不同大概就这三个方面，他们的不同主要是时代使然。

儒家学说，又称儒学，也有人认为它是一种宗教而称之为儒教。儒家思想是一种奉孔子（前551年-前479年）为宗师，所以又有称为孔子学说，对中国以及远东文明发生过重大影响并持续至今的意识形态。儒家学派之前，古代社会贵族和自由民通过“师”与“儒”接受传统的六德(智、信、圣、仁、义、忠)，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的社会化教育。从施教的内容看，中国古代的社会教育完全是基于华夏族在特定生活环境中长期形成的价值观、习惯、惯例、行为规范和准则等文化要素之上而进行的。儒家学派全盘吸收这些文化要素并上升到系统的理论高度。儒家的学说简称儒学，是中国古代自汉代以来的主流意识流派，自汉以来在绝大多数的历史时期作为中国的官方思想，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第一次打破了旧日统治阶级垄断教育的局面，一变“学在官府”而为“有教无类”，使传统文化教育播及到整个民族。这样儒家思想就有了坚实的民族心理基础，为全社会所接受并逐步儒化全社会。但是儒家学派固守“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荀子·王制》)。
儒家学说包括：五伦 十义 四维 八德 。

儒家经典形成于孔子时代，但是不同时代对儒家经典的解读有很大的不同。儒家思想对中国，东亚、东南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奉儒学为官学的最后一个王朝大清帝国被民国取代以后，儒家思想受到了外来新文化最大限度的冲击，不过在历经多种冲击、浩劫乃至官方政权试图彻底铲除儒家思想之后，儒家思想依然是中国社会一般民众的核心价值观。同时，儒家思想是东亚地区的基本文化信仰。
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科学家专家组组长李学勤先生早已指出：“孔子不仅开创了儒学，也确实开创了易学。”儒家尊奉儒学，深谙易道。
儒家“知天文、识旱涝”（ 章太炎语），是中国最有影响的思想学派，也是封建的根本。
折叠编辑本段详细解释
1. 崇奉 孔子学说的重要学派。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中庸”之道。主张“德治”、“仁政”，重视伦常关系。
西汉以后，董仲舒提出迎合汉武帝的皇权至上的学说，使儒家逐渐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学派。但 在秦始皇“焚书坑儒”和秦末汉初的战乱以后，直接传承自孔子的儒学已不可靠。儒家
《汉书·艺文志》：“儒家者流……游文於六经之中，留意於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 ，宗师仲尼 。” 南朝 梁 刘勰《文心雕龙·奏启》：“必使理有典刑，辞有风轨，总法家之式，秉儒家之文。” 范文澜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一编第四章第九节：“孔子学说含有多面性，所以儒家学派总能适合整个封建时代各个时期的统治阶级的需要，从孔子学说中演绎出各种应时的儒家学说来。”
2. 指读书人家。
唐 元稹《高允恭授侍御史知杂事制》：“允恭始以儒家子能文入官，在监察御史时，分务东台，无所顾虑。” 宋 罗烨《醉翁谈录·金陵真氏有诗才》：“元祐中，有真氏者，本金陵儒家也，美貌又有诗才。”《初刻拍案惊奇》卷十：“家下贫穷，不敢仰攀富户，但得一样儒家女儿，可备中馈，延子嗣足矣。”
折叠编辑本段历史出处
儒字有两种意思：其一，即有道之士。《汉书·司马相如传》颜师古注说：“凡有道术者皆称儒”。其二，《说文解字》:“儒，柔也，术士之称。” 不过一般《说文解字》的最后一意接受较广。其三，章太炎先生说儒出于需卦的需（呈水在天上之象），意为儒知天文，识旱涝。“儒”即今所谓“学者”，是极普泛的一种名称。《论语》，孔子对子夏说：“汝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可见那时只称有知识才艺者为“儒”，其中有君子，也有小人。“儒”最初指的是冠婚丧祭时的司仪。
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童子问易》在考证儒的来历时总结道：陈来先生将儒家渊源追溯到西周，看来也还不够。胡适先生把这个渊源追溯到商殷。说儒是殷人之后，传承者殷人的血脉和智慧。其实胡适先生把早期儒家的文化基因安在有文化的殷人的头上，是主观的也是近视的，难怪被钱穆先生骂得体无完肤。然而钱穆先生似乎也没有解决儒家资源的源头问题。方东美先生研究中国文化原点，好像也只局限于商末、周初的《洪范·九畴》。在这方面探究最远的还要数李学勤先生。李先生在《周文王遗言》中指出，《保训》的思想与儒学有共同之处，很值得探索研究。《保训》的思想核心就是中道和重生之道。这种思想可以追溯到尧舜时代。
孔子将“柔弱的儒”改造成为“刚毅进取的儒”。“儒家是一个发展的概念，是一个与时偕行、昂扬向上的群体。儒家不研究死亡，儒家没有世界末日，儒家看到的不是毁灭，而是日新、辉光。儒家积极入世，思圆行方，堪称民族脊梁。
“儒”字本是古代对学者的尊称，字义是“雅”、“优”及“和”的意思，从“人”从“需”，指他们的思想学问能够安定别人，说服别人，为人所需。自春秋、战国、秦、汉以后起，儒家指由孔子创立的后来逐步发展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

儒家思想指的是儒家学派的思想，由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创立。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说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是自己的思想本色。儒家思想基本分为“内圣”与“外王”，即个人修养与政治主张两类。
折叠伦理学
伦理学上儒家注重自身修养，其中心思想乃“仁”，意谓人与人之间应注重和谐的关系。对待长辈要尊敬尊重；朋友之间要言而有信；为官者要清廉爱民；做人有自知之明，尽分内事，“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统治者要仁政爱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对待其他人要博爱，“幼吾幼，及人之幼。老吾老，及人之老”。对待上司要忠诚，“君事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对待父母亲属要孝顺，“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人要有抱负而有毅力，“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尊重知识，“朝闻道，夕死可矣”，善于吸取别人的长处，“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以及“君子远庖厨”推己及人的思想。
折叠政治学
儒家政治思想是“仁政”、“王道”以及“礼制”，其理想是“大同”、“大一统”，其政治学主要阐述君臣关系、官民关系。孔子“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是儒家政治学的代表性主张。
在现实政治的问题上，儒家要求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双方都要承担义务，从理论上说，被统治者有权利反抗不正常承担义务的统治者。“仁政易行”则提倡分清“不能”与“不为”之间的区别，即“做不到”与“不去做”之间的差异。而其“无恒产，因无恒心”也体现了民本思想。
在国际政治方面，儒家主张“华夷之辨”。华夷之辨在古代促进了中原先进文化的传播，在近代则成为中国现代化的障碍。
折叠历史学
儒家有一个重视编修历史的悠久传统。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论语·述而》）。但是孔子编修《春秋》，不单纯记载史事，而且也通过遣词用字的方法，借此以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称之为“微言大义”。由于历代儒家学者的努力，中国的编年史从公元前841年（西周共和元年）开始，一直到今天，一年也没有中断过。
折叠经济学
儒家重义轻利，重官轻商，重本抑末，与现代商品经济不相适应。儒家典籍《礼记》中所描述的大同社会是儒家思想大道之行的描述。
折叠科学观
儒家不重视分科领域专业知识的研究。子曰: “君子不器。”朱熹的解读是：“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这是儒家轻视专门人才的思想根源。明代撰写《天工开物》的宋应星，也是六次科举不中，才转而研究科技专业知识的。

孔子、孟子、荀卿、董仲舒、二程、朱熹、陆九渊、王阳明代表了儒家发展的不同阶段。
儒家的派别包括：思孟学派、宋明理学、 心学、气学、今文学派、 公羊学、谶纬神学、古文学派、训诂学。
折叠先师孔子
孔子删《诗》《书》，订《礼》《乐》，赞《易》，作《春秋》，通过复兴周朝的礼乐官学传播王道教化。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孔子重视六经是因为看到了六经中蕴涵的先王之道。诗书礼乐之道是春秋时期贵游子弟的共同学习科目，“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贵族教育“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祇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教三行：一曰孝行，以亲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贤良；三曰顺行，以事师长”。而平民教育则“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孔子认为以诗书礼乐教化，“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矣；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矣；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矣；洁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矣；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矣；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矣。”孔子读《诗经·小雅》叹曰：“于《柏舟》，见匹夫执志之不可易也。于《淇奥》，见学之可以为君子也。于《考盘》，见遁世之士而不闷也。”孔子编订《尚书》以尧为起点，“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解说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圣王政治。一方面，孔子主张仁政，一方面主张明德慎罚，以刑佐教。孔子曰“古之御天下者，以六官总治焉”，六官就是《周礼》中的治国政的冢宰、管教育的司徒、 司礼（礼法、祭典）的宗伯、司兵（军政）的司马、主刑（诉讼、刑罚）的司寇、主土木的司空。此外，孔子“志在春秋”，并认为《周易》中有“古之遗言”。

　　孔子春秋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因为儒家思想讲求被统治者要遵守统治者的规定 安分守己 被封建帝王一直沿用
影响
孔子与中华文化
孔子虽为诸子之一,但“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本是中华文化的集大成者.秦朝以法家学说治天下,西汉 武帝前推行道家理论而以“无为”治国.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罢黩百家,表章六经”,确立巩固了孔子学说在中华文化中的主轴地位,孔子也成为中华文化的代表人物.国学大师柳诒徵以孔子为“中国文化之中心”,“其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其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
孔子与世界
孔子学说在中国周边地区,如朝鲜、韩国、日本、越南等地,都有深远的影响,形成了东亚儒家文化圈.
孔子的思想也对世界其它地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西方,儒家学说推动了欧洲近代启蒙运动,以伏尔泰、狄德罗、卢梭、洛克、霍尔巴赫、莱布尼茨、休谟、魁奈等人为代表的西方近代启蒙先驱吸取孔子思想,打破欧洲封建世袭和神学统治,催生发展了自由观、平等观、民主观、人权观、博爱观、理性观、无神论观等现代观念,促进了人文、政治、经济、社会乃至科学等方面学说的发展.

孔子的名言最有名，“三人行必有吾师”教人们如何学人求进步。“吾日三省吾身”教人严于律己。“小不忍则乱大谋”教人忍晢时顾长远。“听其言观其行”教人识人。孔子的名言最实用。
孔子倡仁爱，人人相爱互帮互助，人间太平和谐，人人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人人同其美好便是世界大同，孔子构建的世界大同的理想是最崇高最现实人类自然在行的，它是人类文明的方向。
孔子告诉人们什么是君子什么是小人，君子共利，小人己利，他要人们“近君子远小人”，君子让人间好，小人让人间乱。
孔子著春秋，春秋笔法为后世文人树立著书作文典范。
孔子教出来的学生在那时的中国最有用，说明孔子在当时最善于教书育人。孔子教出来的学生记录孔子的言行成《论语》说明孔子智慧高，他教出的学生里有不少人有高的智慧。
总之，孔子树立做人的式样，孔子构建了社会理想，孔子构建人生理想。孔子是人类思想的启蒙者，孔子言明人间许多大道理。

孔子取仁，孟子取义，仁义就是我们古代社会的舆论道德基石，也是我们古人为人的礼仪和处世的底线

　　孔子（前551－－前479）春秋末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学学派的创始人。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先世系宋国贵族。五世祖木金父避难奔鲁，后定避鲁国陬邑。父叔梁纥为鲁国武士，以勇力闻于诸侯。 ■孔子3岁丧父，随母亲颜征在移居阙里，并受其教。孔子幼年，“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少时家境贫寒，15岁立志于学。及长，做过管理仓库的“委吏”和管理牛羊的“乘田”。他虚心好学，学无常师，相传曾问礼于老聃，学乐于苌弘，学琴于师襄。30岁时，已博学多才，成为当地较有名气的一位学者，并在阙里收徒授业，开创私人办学之先河。其思想核心是“仁”，“仁”即“爱人”。他把“仁”作为行仁的规范和目的，使“仁”和“礼”相互为用。主张统治者对人民“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从而再现“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西周盛世，进而实现他一心向往的“大同”理想。 ■孔子35岁时，因鲁国内乱而奔齐。为了接近齐景公，做了齐国贵族高昭子的家臣。次年，齐景公向孔子询问政事，孔子说：“君要象君，臣要象臣，父要象父，子要象子。”景公极为赞赏，欲起用孔子，因齐相晏婴从中阻挠，于是作罢。欲起用不久返鲁，继续钻研学问，培养弟子。51岁时，任鲁国中都宰（今汶上西地方官）。由于为政有方，“一年，四方皆则之” 52岁时由中都宰提升为鲁国司空、大司寇。公元前500年（鲁定公十年），鲁、齐夹谷之会，孔子提出“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齐景公欲威胁鲁君就范，孔子以礼斥责景公，保全了国格，使齐侯不得不答应定盟和好，并将郓、龟阴三地归还鲁国。孔子54岁时，受季桓子委托，摄行相事。他为了提高国君的权威，提出“堕三都”、抑三桓（鲁三家大夫）的主张，结果遭到三家大夫的反对，未能成功。55岁时，鲁国君臣接受了齐国所赠的文马美女，终日迷恋声色。孔子则大失所望，遂弃官离鲁，带领弟子周游列国，另寻施展才能的机会，此间“干七十余君”，终无所遇。前484年（鲁哀公十一年），鲁国季康子听了孔子弟子冉有的劝说，才派人把他从卫国迎接回来。 ■孔子回到鲁国，虽被尊为“国老”，但仍不得重用。他也不再求仕，乃集中精力继续从事教育及文献整理工作。一生培养弟子三千余人，身通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者七十二人。在教学实践中，总结出一整套教育理论，如因材施教、学思并重、举一反三、启发诱导等教学原则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学精神，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和“不耻下问”的学习态度，为后人所称道。他先后删《诗》、《书》，订《礼》、《乐》，修《春秋》，对中国古代文献进行了全面整理。老而喜《易》，曾达到“韦编三绝”的程度。 ■69岁时，独子孔鲤去世。71岁时，得意门生颜回病卒。孔子悲痛至极，哀叹道：“天丧予！天丧予！”这一年，有人在鲁国西部捕获了一只叫麟的怪兽，不久死去。他认为象征仁慈祥瑞的麒麟出现又死去，是天下大乱的不祥之兆，便停止了《春秋》一书的编撰。72岁时，突然得知子仲由在卫死于国难，哀痛不已。次年（前479年）夏历二月，孔子寝疾7日，赍志而殁。 、
　　孟子，名轲，字子舆，邹国（今山东省邹城市）人。又字子车、子居（待证实）。孟子与孔子合称孔孟其道被称为“孔孟之道”。孔子是至圣，孟子是亚圣。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 教育家，政治家，政论家和散文家，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孔子第四代弟子。继承并发扬孔子的思想，批驳杨朱，墨翟。 父名激，母仉氏。字号在汉代以前的古书没有记载，但魏、晋之后却传出子车、子居、子舆等多个不同的字号，字号可能是后人的附会而未必可信。生卒年月因史传未记载而有许多的说法，其中又以《孟氏宗谱》上所记载之生于周烈王四年（公元前372年），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公元前289年）较为多数学者所采用。在十五、六岁时到达鲁国后有一种说法是拜入孔子之孙子思的门下，但根据史书考证发现子思去世时离孟子出生还早几十年，所以还是如《史记》中所记载的受业于子思的门人的说法比较可信。孟子本为“鲁国三桓”之后，远祖是鲁国贵族孟孙氏，后家道衰微，从鲁国迁居邹国。孟子三岁丧父，孟母艰辛地将他抚养成人，孟母管束甚严，其“孟母三迁”、“孟母断织”等故事，成为千古美谈
　　，是后世母教之典范。《孟子》一书是孟子的言论汇编，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编写而成，记录了孟子的语言、政治观点（仁政、王霸之辨、民本、格君心之非，民贵君轻）和政治行动的儒家经典著作。孟子曾仿效孔子，带领门徒游说各国。但不被当时各国所接受，退隐与弟子一起著书。《孟子》有七篇传世：《梁惠王》上下；《公孙丑》上下；《滕文公》上下；《离娄》上下；《万章》上下；《告子》上下；《尽心》上下。其学说出发点为性善论，提出“仁政”、“王道”，主张德治。 南宋时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四书”,《孟子》是四书中篇幅最大的部头最重的一本,有三万五千多字.从此直到清末，“四书”一直是科举必考内容。孟子的文章说理畅达，气势充沛并长于论辩,逻辑严密,尖锐机智,代表着传统散文写作最高峰。孟子在人性问题上提出性善论。

（1）孔孟之道是中国古代长达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为封建统治者所竭力提倡的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文化思想，其本质和主流是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的。

（2）从封建统治者的角度来讲，巩固封建统治，实现天下太平，莫过于平民百姓人人老老实实，循规蹈矩。

（3）孔孟之道提倡“礼”治，正是适应了封建统治的需要。

（4）与诸子百家中其它学派相比，孔孟之道的独特之处，正在于倡导封建“礼”教。所谓“仁”政，“爱人”之类，其它许多学派都有此主张，不过具体言词表述有所不同罢了。

（5），所谓“仁”，不过是从下层平民角度考虑，对统治者提出的一些不切实际的祈望，在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从来没来没有成为事实。

从以上五个方面来看，笔者认为，孔孟之道的核心就在于提倡封建“礼”教。

最后，再说一句话，孔孟之道，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已如上所述，是适应封建统治需要的，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兴起，其总的趋势是逐渐退隐江湖，进入中国历史博物馆当展品。现在一些学校成立国学院，一些学者嚷嚷振兴国学，其实不过是孔孟之道的辉光返照罢了，绝不能算作“孔孟是批不倒的”的论据。观察时势要看社会民众的基本生活方式，要看社会全体的演化，不能只盯在几个学者身上，看他们作秀。

在一种重视元典研究、呼吁回到“轴心时代”理解中国文化的思想氛围中，早期儒家思想的研究，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但是，早期儒家思想的研究，整体上说来尚未突破；日的研究范式。传统的以人物带思想、以思想系历史的方法，仍然具有支配性的影响。以对早期儒家思想的类型归属、背景观照、精神凸显的研究新需求而言，走出旧格局，建构新思路，有其客观的必要性。而沿循这一大思路产出的研究成果，正是本文的研究起点和坚实基础。这类成果，集中体现为一种以文化精神解读早期儒家思想的学术取向。这种取向，既保证了“人物一思想一历史”相关联的研究优势继续存在，又推动人们在宏观大历史的背景下，去整体地把握早期儒家思想的类型特征、精神意向，从中凸显其现代性，以为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提供足敷应用的精神资源。

本文以孔孟荀董四人的思想为基点，对早期儒家思想的类型特征。精神意向，进行分析。选取四人分析旱期儒家思想，一是因为历史选择四人分别从四个不同、而又逻辑地相连的角度，分诠儒家思想精神。缺少了其中任何一位，对理解早期儒家思想，都会构成障碍；二是因为早期儒学的构成较为复杂，作为经典依据的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是早期儒家的精神凭借。作为周代政治的实践型态，到战国、再到西汉的分裂走向一统的历史变迁，是早期儒家理论致思的社会背景。作为“道术将为天下裂，百家往而不返”的诸子“百家争鸣”，是早期儒家为自已学派进行精神定位的思想史格局。这种多重背景交相影响，促使我们选定上述四人作为审视儒家思想的主体代表。因为四人的儒家立场鲜明，又颇能与诸家驳难，同时又汲纳与儒家理论建构有重要价值的思想资源，并且思想脉络清晰，绝不滞于胰陇概观。因此，四人不仅在当时与历史互动，完善了儒家理论；而且影响深远，以迄于今。以致对其现代性的省察，构成现代学术界一大景观。

为了使本文的论述更易直观把握，下面对上述论旨做一简单的分析。

一、早期儒家思想类型的定

以现代式的学术语言，即西方学术楔入中国（西学东渐）后形成的分析性、构成式学术话语，研究早期儒家思想，已经成为一种近代以来学界的新传统。换言之，近现代式的儒家思想的研究，相沿已久。

对早期儒家思想的现代式学木研究，所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儒家思想的类型归属问题。这个问题在传统学术的范围内来讲是不存在的。因为传统学术按经、史、子、集分类，而不按某一思想家、思想流派致力解决的问题、问题的类型一致性、解决问题的理论倾向性分类。但自西学传入，哲学、历史、文学、科学等一类的学科专门化方法，对传统学术研究，发生了根本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依现代学术门类对经、史、子、集的传统学术分类进行重新分解与研究，成为学术发展的新趋向。而西学分类影响尤为深入的，就是一门学科的内部分化，也非常细密。像传统学术中经、子一类文献，本无哲学这样的学科可言。现下在西学的冲击下，传统学术中致力省思“形而上”之“道”的学问，因大致与哲学相类，便被划归哲学学科中重新评估、解释。但传统学术中形而上之道一类学问，大致是将天地人熔冶于一炉，抽象为“玄之又玄”的问题。并不像西方哲学的分为形而上学（本体论、宇宙论）、知识论、人生哲学、道德哲学、政治哲学等等各有其研究对象的专门学问。

这样，便带给以现代学术话语解读经典文献、诠释早期儒家思想一个难题。一方面，这个难题表现为，西方学术语言已成为学术省思的普遍认同话语，传统学术话语已处于被阅读、被理解的“客位”位置之上。传统学术不被现代学术话语译读，已难以为人理解，且难以获得现代活力。另一方面，这一难题又表现为，大的学科因循西学而划定，小的分类却难以被框定在西学框架之中，这使学术阐释常常陷于一种定位不准的困局之中。

相比而言，道家思想比儒家思想更易获得现代学科定位。将“道可道，非常道”的道家之学划入形而上学，当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歧异。但是，早期儒家思想，除了其经典依据的《易传》对形而上学发言之外，是相当疏于形上学的。这样，势必以哲学的次级学科来分析释读早期儒家思想。但在此却发生了重大分歧。

早期儒家思想关注的问题可分解为三，一是伦理，即人伦关系的省思，如仁义礼智信一类人伦规范，但它对道德、即伦理基本价值或终极关怀，又相对忽略，因为它不语神，而专言人。二是政治，即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之道，如君臣之义，圣、壬之道，德刑取舍，但它对政治制度的设计相对轻视，而只当是伦理下贯到政治，如不忍人之心外推为不忍人之政（仁政）。三是做人，即如何正己正人、成己成物之道，如义利抉择、君子人格、圣贤榜样、个我修养，但它对人生的现实条件又比较无视，多言境界，少言境遇，人生成一务虚的架式。

面对早期儒学的这种构成状态，以现代学术语言释读它，便把它划分成为二种学科类型。从伦理学上去看儒学，将之判定为道德哲学。这种判定，从本世纪早期蔡元培写作《中国伦理学史》，到近期出版的中国伦理学史著作，都如此看待儒学。甚至认力儒家的内圣外王主题，也是化解外王以入内圣，化解政治以显伦理。（参见陈少峰：《中国伦理学史》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很显然，这一断定是以忽略或降低儒家政治致思价值为前提的。而从政治学上去看儒家，则将之判定为政治哲学。而且，由于儒家在汉代以后取得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即儒学成为官方学术，发挥其强有力的政治功能，这一定位更获得广泛认同。在这一论定中，伦理退居其次，政治升位为主词，儒学成为政治伦理学说，即政治活动中的伦理规范学说。（参见庞朴：儒家辩证法研究），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4页）但这一论断又相对忽略了早期儒学中伦理是处于与政治等量齐观的位置这一事实。而从人学上去看儒学，又将其视为解决成人之道的人生哲学。（参见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65页）这一判定将早期儒家的伦理致思归结为对人际问题的检讨，对人的定位的审查；又将“务为治者也”的政治关怀归结为由内圣到外王的人生历程或目标陈述。这一归结明显也有忽视儒学是在政治与伦理的双维度审视人生的特质的不足。

可以说，上述三种学科定位均有道理，却又都有不足。严格地说，早期儒家思想是上述三门学问所容纳不下的。因此，近现代一些学者在学科边缘上为早期儒学的理论类型确定形态特质。本世纪早期，梁启超撰著《先秦政治思想史》，指出了古典政治思想具有的伦理与政治相结合的特质（参见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36页），为审视早期儒家思想奠定了精神方向。而当代一些政治学者和伦理学者，更明确指出早期儒家的思想是“伦理原则与政治原则混然为一体的，可称之为伦理政治”（刘泽华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0页），早期儒家思想表现出一种“伦理政治精神”（樊浩：《中国伦理精神的历史建构》，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2年版，第八页）。并且，有的学者以对儒家与古典社会政治文化的互动史的考察，将中国文化归之于一种伦理一政治型文化。（参见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54页）

这些断定，具有早期儒学学科归属、类型特质较准确定位的积极意义。一方面，此一定位避免了对早期儒家伦理一政治双线思考的割裂，或因此将儒学肢解为零散的观念的危险；另一方面，又指出了考察儒家学说的可靠途径，既非刚性的专一学科，则为边缘性的相关分析。从而在伦理政治的学科划定基础上，更准确地凸显儒学特质。

伦理政治学，是对早期儒家思想的准确定位。因为，第一，就早期儒学思想致思的方式而言，是在伦理与政治的相关性L审视问题的。以前者收拾人心，以后者维护秩序。以二者的同构同化解决人生与社会政治难题。单独把其中一方面抽象出来对待，都等于是肢解了它。第二，就早期儒家思想省思的内容取舍来看，儒学是就成贤成圣的君子理想人格裁取伦理中合人心、合人生亟需的内容，也是就成为圣王的政治理想人格裁取政治中合仁政、合德治祈求的意涵的。早期儒家并无纯粹的形上致思。在伦理政治这样的现代意义上的二级学科边缘上，去理解早期儒家比较妥当。第三，早期儒学是与中国历史结构浑然相容的。中国历史源
头的社会型态，正是伦理与政治的同化结果。这决定了早期儒家的致思，只能在一种伦理政治的氛围中进行，只能成就一种对伦理政治实践型态进行理论提炼的伦理政治学说。

但是，以往对伦理政治学说之作为早期儒家思想型态的分析，还只是原则性的，即停留在对它的基本理论祈求——“伦理政治化，政治伦理化”的直接表达上，停留在对早期儒家代表人物各自思想的分别分析上。并且一些重要的理论预设，譬如何谓伦理政治，能否将之称作政治伦理，或称作德治、人治、专制思想，也还有待清理。本文认同以伦理政治学说界定早期儒家思想类型，但强调早期儒家思想作为伦理政治理论型态的文化意义，既不将之降低为一种具体的政治治理方式（不论称作德治、入治还是专制主义），也不将之与政治过程中的伦理规则即政治伦理混同，而是在伦理与政治同构同化的基础上去确定类型特征，在历史进程中去做发生学探讨，从而认定伦理政治乃是一种中国历史文化促成、祈求稳定、诉诸德性、适于农业社会、培养朴素臣民的社会文化类型。它既包含道德哲学成份，又呈现出政治哲学和人生哲学的特征，但绝不能归于这三种具体的哲学中的某一种。

二、在多重背景下的观照

早期儒家的伦理政治理论建构，并不是四位思想家冥思苦想的产物，至少有三个层面的去理解早期儒家较为妥当。历史既成关系，制约着早期儒家的哲理思索：一是古代中国历史早期的物质生产方式；二是这一时期形成的相应社会一政治关系结构；三是建立于其上的思维趋向、价值观念、思想学说。

先看第一方面。古代中国文明的主流，处在黄河流域。河流文化具有的因循自然、全力治水，高度组织、内部强控，农业主导、产出有限等等特点，为中华民族的早岁争取生存的活动，打上了鲜明的社会印记：以氏族、部落为基础的适应客观情势所需的血缘性组织，构成为文明国家产生的组织原理。因此，将问题落实到第二方面。夏商周三代政治史的演进，对早期儒家伦理政治致思，有着十分紧要的历史关联性。这是因为，早期儒家都是以取法历史为思维路向的。不论是“法先王”还是“法后王”，都将理想政治的目光，投向三代，甚至传说时代的圣君贤相身上。

因此，三代政治运作，尤其是周代的首次伦理政治全面推行，成为早期儒家伦理政治理论建构的历史前提。而在历史追溯中可以发现，三代历史对早期儒家思想发生根本影响的，正是作为三代历史轴心的礼制。 夏礼尚不能做全面的历史陈述，因为夏史仍然属于考古学搜罗历史材料的时代。但是，从考古发掘和历史文献分析，夏代政治型态已大致可以认识。一方面，夏朝“实行‘家天下’的姓族统治”（陈剩勇：《中国第一王朝的崛起——中华文明和国家起源之谜破译》，湖南出版社1994年版，第371页）。另一方面，维持“家天下”的统治工具——夏礼，发挥着社会调整功能。夏礼分吉礼、封礼、宾河礼、祭礼等等。而且，礼制的作用已明显区分成两个方面，一是用以显示尊卑高下的器物享用等级制，二是礼已大致成为兼具政刑法度、道德规范、行为准则等多重社会功能的复杂体系。（参见上书，第411—412页）

但是，以目前资料看，夏朝的社会分化程度不是很高。混同于社会运作的伦理与政治及其结合，还在初级型态。只有殷克夏的历史变化才使伦理的政治功能大大地发挥出来。一方面，这是因为殷克夏的辩护理由是，在道德卜夏樊的行为举措应受谴责；另一方面，是因为殷商已懂得“戚言干民”，以伦理与政治相结合的方式治理天下。殷商的这一举措，为周代统治者所大大利用，并铺陈出一套伦理政治统治系统。

周代走向伦理政治系统化之路，有两方面的推动力量。一是因为周代商而起，要为自已的统治合法性辩护。因此，必须把统治的天命授予，改变成“以德配天”。干是，伦理理由与统治权力结合得更为紧密。二是因为夏商礼制的发展，已提供给周统治者可以加工完善的政伦合一统治方式的蓝本，使周统治者可以更加周全地设计伦理政治的运作方式。周礼的几大特征，如等级森严、宗法制度、繁褥礼仪、礼器规制、先祖崇敬、宗庙制度、典礼程式、礼官设置等，表明周礼已相当完备和系统。从周礼的结构特征上看，宗法制是其社会基础，等级制是其构成方式，远天近人是其基本取向，制度化（程式化）是其形式特征，强控的政治要求与弱控的伦理整合是其基本精神。正是由于周代礼制的完备性，才使周代思想家在设计伦理政治的礼制基础上，对伦理政治的基本精神进行大致的说明。制礼作乐的周公，便以其对礼制精神的两点阐发，对早期儒家的伦理政治致思产生深刻影响。一是“敬德保民”，这一观念奠立了早期儒家以伦理道德为统治合法性基础、以民本主义为统治政策导向的大思路；二是孔子所赞赏的“修己以敬”、“修已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这一观念奠定了早期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政治大思路。

当然，夏商周的礼制衍生，还只是早期儒家伦理政治理想建构的纯粹历吏背景：它使早期儒家思想家孔孟荀董四人，对伦理政治产生景从（“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它使他们的理论思考有了一个大致的历史范型。但是，从思想史来看，三代，尤其是周代的伦理政治实践，对早期儒家思想的影响，远不如作为儒家思想直接根源的经典根据，来得深入。“六经”作为中国历史早期思想的文献，从各个维度对早期儒家思想产生了制约作用。这不仅是因为孔孟荀董四人，对这六种思想史文献，均表重视，而且，也是因为这六种文献，是先秦至汉初思考伦理政治问题的必然思想依托。这是由于，《礼》提供了将伦理与政治熔铸于一炉的规范模式，《书》、《春秋》提供了寓伦理于历史人物与事件褒贬之中的思路，《诗》提供了兴观群怨的民情观察与志愿表达的基本方式，《乐》提供了寓教化于规制了的音乐之中的情感控制策略，《易》提供了“易”与“不易”的伦理与政治辩证致思的思维框架。

但是，比较而言，六经对早期儒家思想建构的意义，则以蕴含丰富的历史资源的《礼》与《春秋》、以饱藏着伦理政治实践法则的《礼》和周时民众志愿的《诗》为重要。《易》虽为儒家看重，但对思想建构的直接作用不是太大。《乐》到孔子所处时代，已不得详观，仅有为孔子抒发乐教观的《乐记》。五经均为孔子所整理过，故早期儒家从五经中划分主次地接纳与使用其中的思想资源，是不存在疑问的。孔子之后，孟子言心性，故重《诗》、《书》中主体性的内容；荀子言性恶，故重《礼》规范性的成份。至董仲舒依据西汉一统的政治需要，建构天人合一的系统思想，则对《春秋》的历史智慧大加挖掘。这是早期儒家伦理政治理论建构所直接利用的思想史材料。

自然，对伦理政治理论建构最具有意义的，还是《礼记》中的《大学》、 《中庸》、《礼运》三篇。这三篇的作者是谁，颇有争议。三篇撰作的时代，亦未确定。本文认为，这三篇作品反映了周代伦理政治的实践原则，而三篇作品又对之作了极好的概括与提炼。因此，将之视为早期儒家伦理政治理论建构的思想背景，应无问题。《大学》全篇，围绕“三纲”、“八目”阐述了伦理政治的理论纲领。“三纲”为“明明德、亲民，止干至善”，“八目”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三纲”可以视为伦理政治的理论要领，“八目”可被确认为伦理政治的行动模式。前者以阐发光明的德性奠基，以改造民德为中介，以达到完善境界为目标，从而将伦理追求与政治治理有机结合起来；后者以双向的推导过程，将伦理与政治加以贯通。一方面，以明明德于天下必要求先治国、先齐家、先修身、先正心、先诚意、先致知、先格物的目的性逆证，表达了进入伦理政治理想境界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从格物必然带来知至、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的因果性顺推，表达了迸入伦理政治最高境界的进路。从而，将伦理与政治看作是可以同构同化的形二实一的东西。

《中庸》之论，可以与《大学》互相发明。《中庸》精神是“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但这一精神投射于伦理政治操作上，则以“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最具正面作用，它使规范伦理学与政治统治方式合目的地统一干人的活动之中。《中庸》则以其“大同”观，为伦理政治提供了良好的理想模型。“天下为公”既显示为理想政治境界，又显示为人人情操高尚的理想伦理境界，这正是早期儒家所倾心的伦理与政治同化的最佳状态。

三、解释：在历史与逻辑之间

作为历史背景，夏商周三代历史对早期儒家伦理政治建构，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三代礼制为之提供了伦理政治的原初样式；三代的德一政之思，尤其是周的“敬德保民”思想，为之提供了伦理政治的大致思路。但是，早期儒家的伦理政治建构，并不是对夏商周三代历史的机械重复，而且，到早期儒家思考伦理政治时，“所损益可知也”的历史变迁，也使早期儒家的理论致思，成为他们当时历史的产物。这构成为早期儒家历史背景的双重框架，即在春秋一战国一西汉的历史运转中，审视夏商周与传说时代的历史，以之为伦理政治的历史支撑。

同时，到孔子时代，“学在王官”的情况已完全改变，民间讲学兴盛。而这种格局在政治大变动的推动下，造成了“道术将为天下裂”、“百家往而不返”（《庄子·天下》）的思想局面。因此，早期儒家也不可能以重复周公、或重复尧舜禹汤文武一系圣君贤相的政治话语，来树立自己的思想体系。这使早期儒家必须在“百家争鸣”的思想交锋中，去吸纳有益于自己理论建构的早期历史已有的思想养料，这又是早期儒家思想建构面临的一种双重框架。

因此，今天的学人，去看早期儒家的伦理政治建构，就必须首先走进早期儒家面临的双重历史一思想框架，力求进入儒家思想之中，把握其精神，领会其实质。这样，一方面，我们要透入早期儒家四位思想家的思想，弄清其逻辑递进关系，从而凸显它的伦理政治理论体系；另一方面，我们还要从历史背景中去发现早期儒家从孔子到董仲舒，其思想据以体系化的原因。于是，在理解与阐释早期儒家的伦理政治观时，为阐释方法的哲学家一再强调的逻辑的方法与历史的方法一致的原则，就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方法，首先强调的是历史对逻辑的决定性影响。换言之，逻辑不是社会活动主体的主观建构，而是由历史所决定的。这对阐释早期儒家的伦理政治理论建构来讲，意味着阐释者必须首先对早期儒家的历史处境，有一个深入的了解。前述这种历史处境是双重的，作为距离较远而制约早期儒家思维的传说时代及夏商周三代史的一重，上节已做陈述。而有更直接意义的由春秋到西汉一段的历史另一重背景，在此就必须予以勾勒。春秋时代，是一个“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时代，周天子的伦理感召力与政权控制力丧失之后，诸侯蜂起，列国纷立，竞相争地夺城，加强实力。在此情形下，重建秩序成为一切恩想家致思的前提性观念。正是如此，孔子以仁收拾人心，以礼重建秩序，试图以人心秩序与社会秩序的共同治理，恢复社会的有序状态。混乱时局，推动孔子形成了伦理与政治内在关涉的思想，奠定了伦理政治的理论雏形。到战国中期，大国兼并小国的战争日趋频繁，逐渐形成霸道的政治占上风的格局。各国竞相变法以图强，割据的诸侯逐渐据地以设机构、授官职、建都县，分裂的政治局面表面上看去已无法逆转。在此情形下，人心秩序与政治秩序兼治，已不可能。故孟子思维转向内在心性用功，将伦理政治之思完全依托干人心的去取抉择上，企图以主体自我的善性抉择，来校正已难以收拾的政治困局。但毕竟此一想法“迂远而阔于事情”。战国的历史依然按照自己的逻辑在延伸。战争仍然以强有力的手在书写战国后期史。此时，七雄分据天下的局面已大致形成，霸道政治的威势也由秦国的强盛表现出来。一种因变法而走向治世的社会图景，启发思想家修正向内用功的政治省思思路，转而向政治规范索求重建秩序的法宝。故而，苟况得以在保有早期儒家创始人孔予的思想的前提下，对礼制及其功能予以更有现实意义的关注。但是，历史迄于荀子时代，既未走完统一之路，即重建政治权威、恢复社会秩序之路，又未走完思想之路，即伦理政治理论建构的理论完型之路。一方面，战国的争战仍在进行，而秦最终才以赢得战争坐拥天下的方式完成了一统。但“暴秦”的统治方式，明显表现出政治秩序尚未有效恢复。如何长期有效地维持社会秩序，还是一个有待政治运作中凸显的迫切问题。另一方面，孟子、荀子尽管以排拒和接纳先秦其他诸家思想的方式，强化着儒家的思想领先地位，但是，儒家伦理政治的理论尚未完全成型，与社会政治的有效对接还在磨合之中。尤其是韩非子作为荀子的学生，在观念上言法不言礼；李斯作为荀子的学生，任刑不任德。从而将儒家伦理与政治的内在关涉关系完全割裂，致使儒家理论陷入自我消解的危机之中。在此情势中，董仲舒才在汉初“马上得之，安能马上治之”的“更化”讨论氛围中，创造性地使伦理政治理论既获得理论上的全面诠释，又获得政治上可敷应用的功能。

由上可见．早期儒家伦理政治理论建构的完型，首先是来自历史运作的动力，使其得以成功地塑造一个全面而系统的理论结构。但是，另一方面，反映着历史状况的思想体系之间的各思想元素，具有相对历史的客观进程而具有的独立性。麓清思想递进的逻辑关系，对于更准确地理解历史进程，有很大的帮助。在早期儒家，由历史注定的孔孟荀董四人思想的递进关系，是一个明显的历史事实。但是，四人之问的思想关联性如何？是否构成了一个相互联系、彼此支撑的思想体系？这一体系如果存在，它的主题是什么？他们是如何阐发这些主题的？显然不是历史运作浅显地表露出来了的。这需要以逻辑的判断与推理，对历史分散呈现的思想加以缀连，使之隐含的思想一致性、逻辑关连性能够凸显出来。

逻辑地看，从春秋到西汉变迁甚大的历史中产生的孔孟荀董四人思想，是有一个共同主题的，是形成了一个相互联系和相互支撑的理论型态的。这一理论型态，以四人共同以伦理与政治的同构同化为思考中心，可以被称作是伦理政治理论。在此，伦理与政治既相互修饰，又对等作用，从而融汇为一。这一思考，反映在理论的结构上，就体现为对四个层次深浅不同的思维主题的共同阐述上。一是天人关系问题，这涉及伦理政治的价值渊源问题；二是人性善恶问题，这涉及伦理政治的主体力量与客观控制的问题；三是内圣外王理想，这涉及伦理政治的创生与推展逻辑；四是德主刑辅的安排，这涉及伦理政治的制度精神与制度配置问题。可以说，只有到孔孟荀董四人沿历史进程提供的思想观念中去爬梳、贯穿，伦理政治的理论体系，才会呈显于我们的眼前。

当然，历史不曾中断，逻辑亦随之衍生。以今天的目光去看早期儒家的伦理政治建构，免不了仍然要在历史与逻辑、客观性与主观性之间抉择。在不扭曲先秦历史和思想史的前提下，去组合早期儒家的思想关联，自然是最令入向往的。但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因此，一切去理解历史而产生的理解，也只能是当代人的理解。这就不能不使人选择一种解释学的读史态度。势虽如此，但也要强调的是，历史文本，即早期儒家伦理政治的“原貌”应尽量维护，应尽量减弱解释历史文本的“先见”的影响力。

因为那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呀，是中国的根呀！不是说这仅仅是孔孟的思想，不是孔孟独创的，孔孟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因为是春秋战国混乱时期唯一继承传统的圣人，换句话说，是孔子挽救了中国文化，所以他比较有名。孔子之前有伏羲尧舜禹周公文王武王多位圣贤，只不过那时候不叫儒家，“儒”的称谓是后世给予的。
儒教和孔子在中国的地位，就像佛教和释迦牟尼曾经在印度的地位，像基督教和耶稣在西方的地位，像伊斯兰教和默罕默德在阿拉伯的地位。
孔孟思想不仅仅是在中国地位高，将来也会在世界上是最高地位，孔孟思想早已超越人格神的束缚，创造了辉煌的华夏文明。
只可惜，因为满清蛮族篡改儒家思想，三百多年的奴化统治使得华夏文明停滞不前，五四青年出于救国救族的迫切心理，空有一腔爱国热情，缺乏理性分析，把中国的落后错误归咎于儒家思想，从而开始从五四到文革半个多世纪对儒家思想的批判和摧残，致使当今中国“礼崩乐坏，学绝道丧”！
而邻国日本因为其特殊的地理关系免于蛮族的侵袭，儒家文化传统比较完好的继承，明治维新只用20年时间就崛起，所以可以成为唯一非西方的发达国家。
日本人说：“崖山之后，再无中国”。崖山战战役后，华夏中国被蒙古蛮族吞并，中间间隔了明朝之后又被满清蛮族吞并直至今天还未恢复。这就是日本人为什么从崇拜中国变为歧视中国的根本原因。
孔孟思想，确切的说，应该是华夏文化毫无置疑在中国拥有最高的地位，文化兴，则族兴、国兴。文化亡，则族亡、国亡。

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儒家文化中的和谐意识、人本意识、忧患意识、道德意识和力行意识对中国社会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形成有深远的影响。

儒家的人本意识突出人的主体性，主张把人当人来看待，提倡重视民意，与民同乐，这是尊重人性尊重人的体现，也是古代民主思想的萌芽。

儒家文化所体现的务实倾向和刚健自强精神，对于中国历代优秀知识分子和仁人志士的爱国主义传统、追求真理的传统、与邪恶势力作斗争的传统的形成，都起了积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而这种种优良传统在今天显然并没有过时，仍有赖于我们进一步去发扬光大。

我们有理由从儒家的力行主张中获得有益的启示，开拓创新。

孔孟思想

孔子思想

孔子的伦理思想－－“仁”。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概念是“仁”。“仁”最简单的表述就是“爱人”，即对人尊重和同情，它是统摄“义、礼、忠、恕”等德行的最高理想, 也是个人修养的最高标准。

孔子的政治理论――“德治”与“正名”。孔子提出“德治”的治国主张,认为统治者应“正己然后正人”, 以德治民。他把“仁”扩充到政治领域, 要求君主爱民, 施行仁政。他还提出“正名”的主张，认为上起天子、下至平民, 都应安守本分, 名实相符，并由此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人伦观。

孔子的天命观――敬鬼神而远之。孔子主张“敬鬼神而远之”。他主张祭祀, 是对鬼神表示诚敬的意思, 至于鬼神是否存在, 则可以不问。相对于天命鬼神而言，孔子更注重人事，强调人的主观努力，把探讨和解决人世间的实际问题放在优先地位。

孔子的教育观－－有教无类：他主张教育的对象不应分贵贱贤愚, 而要一视同仁, 开平民教育之先河。因材施教 ：在教学方法方面，他提出“因材施教”，重视启发式教育，是现代民主个性化教育和启发式教育思想的源头。学思并重：在治学方法上, 孔子主张学思并重, 认为“学而不思则罔, 思而不学则殆”。均衡发展：对于学术的传授, 孔子教以“文、行、忠、信”四目, 并以“诗、书、礼、乐”等内容教导学生。故孔子之教, 可谓重视德、智、体、美的均衡发展。

孟子思想

性善学说：这是孟子全部思想的基础。孟子认为，人都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这四心就是人类文化规范——仁、义、礼、智的萌芽和根本。他认为，一个人如果不愿意向善，那就是“自暴”、“自弃”、“自贼”。

“仁政”思想：孟子继承并发展孔子“仁”的思想，从其性善论出发，提出了“仁政”、“王道”的政治学说。“仁政”就是国君能够“与民同乐”，使人民的生活安定。孟子的“仁政”学说，包含了对人民的重视，即民本思想，也就是说把人民看作是国家政治的根本。这是孟子学说中最光辉的组成部分，是对我国古代人道主义思想的总结和提高。

理想人格：孟子学说中还有不少关于理想人格的思想，如“人皆可以为尧舜”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等等，如此种种，都是激励人心、传颂千古的名言。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他把“亲亲”、“长长”的原则运用于政治，以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

孟子把伦理和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强调道德修养是搞好政治的根本。他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后来《大学》提出的“修齐治平”就是根据孟子的这种思想发展而来的。 孟子把道德规范概括为四种，即仁、义、礼、智。同时把人伦关系概括为五种，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孟子哲学思想的最高范畴是天。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天命思想，剔除了其中残留的人格神的含义，把天想象成为具有道德属性的精神实体。他说：“诚者，天之道也。”孟子把诚这个道德概念规定为天的本质属性，认为天是人性固有的道德观念的本原。

孟子所说的“王道”，是“以德行仁”。孟轲认为：“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就是说，以“仁政”统一天下，是谁也阻止不了的。他认为实行“仁政”，首先要争取“民心”，统治者应以“仁爱之心”去对待民众。他还提出要重视民众，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但他同时却又十分强调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地位之不可改变，他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孟子的性善论是他“仁政”学说的基础，也是他教育理论的根据。他认为人性是与生俱来的，人生来就具有“善端”，也就是有为善的倾向。这些“善端”是天赋的，为心中固有的。因此，又叫“良知”。

那是因为在长达数千年的封建统治时代，儒家思想是统治阶层实现对人民的洗脑、驾驭的主流思想，经过无数代的传播，儒家思想已经是深入中华民族骨髓，在大多数人看来是祖宗遗传下来的财产。
小小看法，不与置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