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正常，崇祯时期的官兵也变成农民军了，当时西北调过来两支部队，第一支部队因为上面的领导克扣他们的军粮，自己就解散了，我们不干了，回老家，都是陕西人逃回了陕西跟当地的农民军在一起了，第二支部队因为出发晚，领导就追着他们赶路，这些官兵太累了，受不了一起杀了参将跟军官，抢了银两，回到驻地成了农民军。

像这样的官兵简直太多了，他们没办法在归到自己的队伍中，只能另选出路，如果遇到了明朝的官军还会剿杀他们，最后要么落草为寇，要么就成了农民军，到处抢劫杀人，他们恨这些官兵们，不造反就活不了，到处都是武装暴乱，农民军越来越多，比官兵还要多的时候，崇祯根本就打压不住了。

黄河流域发生了十几年的大旱，农民颗粒无收，百姓穷困潦倒，吃不上饭，不少人活活饿死，他们也没办法，要么死，要么造反，让谁选择，谁都选择造反，抢富人的粮食就能活着，刚开始大旱的时候农民也能接受，但是后来越来越饿，能吃的东西越来越少，再加上崇祯接手的是一个腐败的政府，只知道镇压，注定了灭亡。

当时饥荒最严重的地方就是陕西跟河南，这种情况下各级官府还在征收赋税，甚至比平时收的还多，内忧外患，内有李自成，外有皇太极，崇祯这个皇帝当的什么都不用做，就这两个人就够他忙活了，农民军越来越多，大家都想要安定的生活，所以官军根本就打不过农民军，他们命都没了，还怕打仗吗？

明天启七年（1627）朝廷腐败，制度僵化，辽东战事焦灼，财政入不敷出，朝堂党争惨烈，再加上天灾人祸不断发生。朝廷面对如此局面，为了节省开始，精简几口，被迫对驿站进行改革，而陕西又逢旱灾，老百姓邹涛无论，只能铤而走险，陕北民乱自此爆发。

陕北的王二是第一个带头造反的，到第二年，王嘉胤、王大梁、高迎祥领导饥民纷纷响应，米脂的张献忠也造反了，后来投靠了高迎祥。

从崇祯元年（1628）到崇祯三年间，王嘉胤、杨六、不沾泥，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整个陕西境内以大大小小的农民军有100余部，农民军成分复杂，各自为战，没有形成统一的指挥，虽然看起来轰轰烈烈，但实际上在战略上依然很被动，处于防御态势。

从崇祯三年开始，先是是那边总督杨鹤剿抚并用，王嘉胤辗转入晋，后战死，继承其部曲的王自用联合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罗汝才20余万人，号称36营，一度攻破大宁隰州、泽州、寿阳等城。

但到了崇祯六年（1633），王自用战死，虽然农民军在闯王高迎祥的带领下坚持流动作战，使得明军为了把守要隘而穷于追剿，陷入战线过长，兵力分散的困境。但没过多久，杨鹤下台，洪承畴继任三边总督，主持剿匪工作，遂集中力量开始时围剿。

到了崇祯七年（1634），洪承畴重兵包围起义军中心地区，高迎祥接连败于确山、朱仙镇等地，被迫转入西部陕西。

深感明军凶猛的义军被洪承畴、朱大典两面夹击，不得不在崇祯八年会师于河南荥阳，之后农民军分三路，一部西返陕西，一部北进陕西，一部东入凤阳。

此时农民军流动作战，明军无法全面围剿，聚而歼之，遂改变作战方针，分区负责，重点进攻。以卢象升为五省总督、专治中原；洪承畴专治西北，各自负责，相互协同。遂明军于崇祯九年在河南大败高迎祥、张献忠部，而李自成在兴平等地也多次失利。之后，孙传庭全力进攻汉中的高迎祥。张自忠，最终高迎祥被孙传庭埋伏而被杀。此后，农民军就剩下张献忠和李自成两支劲旅。

到了崇祯十年（1637），崇祯命熊文灿为五省总理，组织新的围剿。虽然李自成进军四川，一度攻破十余城，但在崇祯十一年被洪承畴以优势兵力所击破，后又兵败梓潼，在洮河又再次被击败。而张献忠也在南阳、麻城被左良玉所击败，负伤退谷城。

这一年农民起义军陷入低谷，刘国能、张天琳、张献忠、罗汝才，先后降明或就抚，李自成也率残部只能活动在川陕边境的山区，或许再来那么一年的时间，这些叱咤一时的农民军大抵就会变成历史烟云。

然而，很遗憾的是，崇祯十一年（1638）九月，清军两路入边，剿农民军的各路明军不得不入京勤王，给予了农民军喘息之机，虽然张献忠，李自成有了一年时间的休整机会，但现实是，他们依然干不过明军，崇祯十三年，张献忠被迫转战四川，唯有李自成乘明军围剿张献忠的机会，跑到河南收留饥民，也是在这一年，李自成才提出了“均田免赋”口号，即民歌唱的“迎闯王，不纳粮”。

也是从这一年开始，李自成的闯军势如破竹，一路向东，克洛阳，进开封，败孙传庭，最终兵临北京，灭亡明朝。

看起来似乎，从这一年开始，明军便不行了，实际上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情。崇祯十三年，皇太极围锦州，明廷不得不集结各路大军，以洪承畴为蓟辽总督，步骑十三万解锦州之围，这一战一直打到了崇祯十五年才以明军几乎全军覆没而告终。

明军最后的野战主力全部葬送在了这一战中，而李自成也是在这两年的时间里不断壮大起来，攻克洛阳，决堤黄河冲毁开封的。

是故，明军并非打不过农民军，而是明军除了农民军以外，辽东还有一个大敌，两线作战，加之财政紧张，基本盘不稳，因为战争导致的流民越来越多投入到了李自成一方，这才导致了失败，败的不是军事，而是政治啊。

明朝的灭亡，是中国古代史上一个“神奇事件”，因为明朝的建立是通过农民起义，而它的灭亡竟然也是农民起义。在明朝灭亡前的几年，明朝出现了罕见的灾荒，地震，干旱，洪涝灾害不断，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才能够从陕西起兵，一路打到了明朝的京师，崇祯自缢而亡。

但是实际上，明朝军队在当时已经装备了不少热兵器，怎么会输给连弓箭和冷兵器都凑不齐的李自成呢？

明朝拥有一支引以为傲的火器部队，它曾在万历朝鲜战争中将十几万日本军队送到大海里喂鱼，堪称东亚最强军力。但是短短几十年后，明军的火器部队就已经大不如前了，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明朝内部落后的生产体制。

明朝军队虽然拥有大量火器，但明军只知道制造，却不知道保养，导致火器的战斗力迅速下降。明军拥有的火器，比如火铳在使用几年后就面临无法发射的困境，就算可以发射，精度和射程也大大下降。这在戚继光抗倭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所以当时戚继光使用的是自创的阵法，而并非主要依靠火器。

此外，明朝火器制造还未实现标准化，许多火铳和弹药的口径无法匹配，大大降低了实战能力。

实际上，这并非因为明朝没有办法制造更加高级的火器，而是在张居正死后，明军的军工生产体系土崩瓦解了。明军在当时已经拥有了鲁密铳、鹰扬铳炮这些威力更加强大的火器，但各个部门在制造的时候为了更多的拨款，在一些问题上争论不休，最终明军只能将这两款武器放弃。

更加棘手的是，明朝的工匠们后来待遇很差，再加上没有专门的验收部门，这就导致了明朝末年火器质量的大大下降。

在明朝末年，不但朝廷缺钱，军队也面临严重的军费危机，这是导致明军缺编、缺训、装备差的主要原因。

我们前面讲了中国历史上不少朝代的兵器，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明代的兵器。

明代的兵器与前代相比，其最大的特点就是火器的迅速升级以及普遍列装。

那么，明朝军队的火器到底有多强呢？这些火枪火炮为何不能最终战胜农民军和满清八旗，以至于未能挽救明朝覆亡呢？

我们上一篇文章讲了元朝的火器取得了较大的发展，而明军的火器就是在元朝的基础上再度升级。

元朝的火炮还是较为笨重原始的火器，而明军的火器则五花八门，其威力、实用性都显著增加。

明军最著名的单兵火器就是火铳，有单管火铳，多管火铳等各种样式，其中以“三眼火铳”等最为著名，这种火器就像现代的多管来复枪，具有较大的攻击范围，可以压制对方骑兵。

戚继光的部队则装备了一种叫“鸟枪”的新式火器，所谓“鸟枪”并不是大鸟用的枪，而是指这种火枪精确度高，一旦瞄准就是飞鸟也逃不掉，这种枪有点像现代的单兵步枪。

除了这些轻装备，还有重装备，比如抬枪，这种由三角支架固定的枪，射程达到200米，威力巨大，据说连战车都无法抵挡。

除了单兵武器，明军还装备了威力巨大的炮，这就是仿制西方制造的佛郎机。

明朝仿制的佛郎机炮在战争中发挥了巨大威力，曾一度被誉为“战神”，这种火炮据说可以封锁60米宽的正面，令满清八旗和农民军十分恐惧。

另外，明朝后期又引进了当时最先进的“红夷大炮”，据说就是这种大炮轰死了努尔哈赤。

还有，明朝还初步运用了火箭原理来用于战争，比如明军装备的“神火飞鸦”和“集束火箭”就是这类武器的代表，它们可以载着火药在空中飞翔，然后落在敌人阵地造成爆炸。

明朝军队装备的火器不仅种类繁多，适合各种作战需求，而且数量可观。

仅佛郎机炮，明朝就装备了三四千门，其余火铳、鸟枪、抬枪更是数不胜数。

总之，明朝军队的火器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都是中国古代历朝之冠。

明代“三大营”之一的神机营就是专门的火器部队，在明朝历次战役中功勋卓著，令敌人闻风丧胆。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拥有如此先进如此众多火器的明朝怎么就没有打过农民军和满清八旗呢？

这里面有几个重要原因：

首先，明军有火枪火炮，而农民军和满清也学会了，他们通过缴获和学习，掌握了火器的使用方法，这就使得明军的火器优势降低了。

其次，明代火器毕竟没有突破冷兵器作战的瓶颈，那个时代的火器不够稳定，受气候影响很大，而且携带和装填也十分不方便，无法成为决定战役的部队。

戚继光就不提倡将火枪大规模装备部队，说到底，当时的作战方式还是以骑射和刀枪为主，火器只能作为辅助，这也是明朝“生不逢时”的一个原因。

假如明朝能坚持到热兵器普及的时代，明末局面肯定会有极大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