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族就是贵族，可以世代有特权，顶级门阀士族都是掌控古代国家经济命脉，比如谢安的孙子谢混“”家业百余处，童仆数千人“”，而庶族就是寒门最多只能做到县令，萧氏没做皇帝之前也是庶族。司马懿是士族的最大代表，是第一个将权利核心从皇帝及其外戚下放到世家大族手上的人。即使是曹操，也要把女儿嫁给汉献帝，保证自己和皇族的紧密关系。同时司马懿也将政权完全转换为了士族垄断政权，贫民愈发难以晋升。这个时候从底层人民的视角来看，和中世纪是有一点儿像的。

士族们彼此联姻，其实家大业大，根深蒂固枝繁叶茂。江东侨姓士族势力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就是孙恩作乱。南朝皇帝多暴君，可是那些王谢家族头面人物照样在皇帝面前装逼不给面子。最后是侯景之乱、江陵城破，江东侨姓士族才彻底衰败下去。王莽时代尚无此划分，王莽是外戚。曹操不是，但其时代已开始有初步的士庶之别，历经曹丕，孙权和司马昭的统治，士族政权最终在西晋完成。杨坚自拟弘农杨，实为汉鲜合流的新兴军事贵族。

在资治通鉴中，读到这一段也是颇有“违和感”，因为袁绍很积极的鼓动何进诛杀宦官，并引入边区军队。颇觉意外，但没意识到袁绍的士族身份。五胡乱华主要是东汉来连绵战乱，人口不足，允许胡人内迁，本质是补充劳动力，结果胡人看到你们硕大家业，没有男丁保护就起了异心，最终在八王之乱后爆发，世家其实战斗力很厉害的，当时北方许多山寨自保，毕竟原因南迁的只是一部分，隋唐对那些异族有很大战力就是那些人打异族真的是保卫自己的家产，能不拼命吗？宋朝萎了原因就是世家没了，对抗异族没有桥头堡了，都出工不出力。可以说每个制度都是有利有弊，中国几千年一直在完善前朝不足，却没有完美的制度。

在这一段历史中，曹操算不算厚道的？因为曹操主张使用行政手段处理宦官。似乎此时的曹操像个萌新政治家。钱氏家族，三钱对新中国有多大贡献自然不必说明。这一千年望族起源于吴越钱氏，说是“王朝兴替，门阀不衰”绝不为过。这样的例子各行各业还有很多，有些更是就在大家身边。很多名校生天才少年，我们只是以为与他们有智商或勤奋差距，其实人家的祖荫可能已经延续百年千年了。

我觉得推动士族门阀衰落和庶族地主崛起的根本因素是造纸术和印刷术，不知是否有道理呢？因为如果没有知识的爆炸性普及，仅仅靠农业社会自然经济的简单积累，不太可能出现革命性的社会变革。

世族篡位很难，王敦桓温就是典型，因为对于大多数世族来说，与其让其他更有实力的人上位，不如维持司马家的统治，刘裕能够成功是因为北府军是流民军，恰恰和世族没有关系才能成功，北府军最初是世家掌控，刘牢之死后切断了他们的联系，宋齐梁陈都是掌握了军权以后才上位的。

士庶之争并没有那么严重，因为很多进居高位的寒门都想成为士族，而不是消灭士族这个阶级。东海徐氏在晋末是寒门，到了陈朝就已经成为顶级大族了。侯景入南梁之后也先想着和王、谢联姻，后来王谢不理他才大开杀戒。而且古代很多大开杀戒也不是阶级斗争，而是更纯粹意义上的政治斗争或经济资源的掠夺。武则天上位后也通过改氏族志来强化武家作为士族的地位，还让自己子孙及武姓亲戚和顶级士族联姻，而不是消灭士族这个阶级。

即便最后黄巢屠杀士族，也是因为士族都在长安、洛阳两地聚集，黄巢屠城，屠杀官员，所以士族好多跟着死了。士族首先是官僚，用官民矛盾来理解就行了。而且黄巢刚刚进长安的时候也希望名宦当自己的宰相，后来这些人不愿意，才被杀。最后的最后，朱温的那个“白马之祸”，是科举不中的士族投靠朱温后对考科举上位的士族展开的大屠杀，而不是什么寒门杀士族。江南村落多为独姓，但内部利益真的很难一致，相互压制较为常见。姻亲关系也较宗族更为有利。或许古代不同，但也觉难形成所谓集团。要说凝聚力还不如一振臂高呼的陈胜吴广，乡邻名仕。

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一段非常特殊时期。一方面，中原大地战乱频发，百姓的生活苦不堪言。另一方面，中原的汉族和来自北方的胡族在互相争斗的过程中，逐渐放下了成见。

这些割据势力的皇帝，时刻梦想着通过征伐其它国家来实现统一，最终坐上中原之主的宝座。正是这样一种心态，使得自南北朝之后的每一个时代，都最终以统一和融合结束。这也使得古代中国没有像其它古代文明一样走向灭亡，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加入新的元素，从而走向新生。

自古以来，权臣篡位，改朝换代的事情在我国历史上屡见不鲜。尤其是在南北朝那个波澜壮阔的乱世之中权臣刘裕以宋代晋。那么，刘裕是如何成功地撺掇司马氏的天下呢？

东晋末年，九品中正制的弊端愈加明显，由于九品中正制本身针对的对象是寒门，因此东晋的统治者依然把九品中正制当作一种选官制度不断推行。八王之乱之后，司马氏的统治者意识到外戚专权和同姓宗亲的乱政对国家的发展没有好处，为了扼制外戚和同姓亲贵们的力量继续发展，东晋的皇帝开始与士人阶层合作。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士人阶层的力量逐渐超过了外戚和同姓。“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士人阶层中的王家，谢家等世家大族，通过法律拥有了自己的土地和部曲（私人军队）。

自此之后，有了军队的世家大族的士人成为了新的威胁中央集权的力量，被后人称为士族门阀。随着士族门阀的部曲力量逐渐膨胀，世家大族内部子孙造反作乱的事情时有发生，比如桓玄之乱等，严重威胁国家的安全。

为了打击权臣家族的造反作乱，东晋后期的统治者不得不从出身贫寒的官员中选择能征善战者，去镇压这些叛乱。南朝刘宋政权的开国皇帝刘裕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上位的。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根据《魏书》记载，刘裕出身寒微，寒微到什么程度，就是连他身边的人都不知道他祖宗是做啥的。据说，他原本姓项，后来改姓刘。和三国时期的刘备一样，刘裕一开始也是靠卖鞋谋生的，文化水平仅仅能够识字，因为参与赌博导致倾家荡产，是当时家长口中典型的坏孩子。

东晋天兴二年，孙恩等人造反作乱，朝廷为了应对叛军，只好到处招募士兵。在那些平时表现不错的好孩子乖乖藏在家里的时候，刘裕站了出来，加入了讨逆大军。后来，在先后跟随桓玄，卢循之后，刘裕成功加入到了东晋阵营，并获得了太尉等官职。

随着位置越来越高，刘裕的野心自然也越来越大。而刘裕野心之所以膨胀，是因为他通过司马氏的封赏，身份已经不再是布衣，而是有实际封地的地主和实际兵权的军阀。可以说，正是司马氏的手段，使得刘裕从一个保护者变成了篡夺者。

元熙元年，由于晋安帝司马德宗还没有被安葬，因此新帝司马德文并没有举办朝会。同年，司马德文立褚灵媛为皇后，并命刘裕还朝。同年八月，刘裕被迁到寿阳做了镇守，一个月后，刘裕又自动放弃了自己扬州刺史的官职，于十月改立其子刘义真为扬州刺史。

到了元熙元年年末，刘裕又被司马德文加授了特殊礼遇。这一系列操作，与当年曹操的举动一般无二。除了威慑皇帝之外，刘裕还怂恿太史上报黑龙曾经四次出现的天象，意在暗示自己才是真命天子。

根据《晋书》记载，元熙二年，刘裕暗中授意傅亮，劝司马德文让位。据说司马德文没有生气，反而高兴地对身边人说，“我们司马氏早就失去天下了，现在交给别人也没什么好遗憾的。”于是欣然让位，退位为琅邪王，后来刘裕又改迁司马德文为零陵王，将他软禁在秣陵。虽然，出行的车辆，旗帜和服饰颜色的制度都可以和之前规制一样，但是司马德文意识到真正的危险还在后面。

为了保证自己的饮食安全，司马德文的饮食都由妻子褚灵媛自己接手。然而，就在刘宋永初二年，刘裕还是想到了刺杀司马德文的办法。他派褚灵媛的哥哥褚叔度以思念亲人为由请褚灵媛归宁。褚灵媛信以为真，真的回了娘家。结果褚氏走后不久，一群士兵就翻墙闯入了零陵王府，杀死了司马德文。

仔细分析整个事件，我们可以清晰的发现刘裕非常善于打造自己善待晋帝的良好形象，能够把握各种时机制造祥瑞收买人心。在获得权力之后，他又能狠下心来，制造弑君的时机，最终得到皇位。

1、造就“被迫”上位的形象

为了消除自己弑君产生的不良影响，刘裕或者刘裕的后人要求刘宋史官隐瞒这段历史。根据宋书记载，元熙元年的正月，刘裕被司马德文封为宋王，同年十二月，司马德文又表示允许宋王刘裕戴十二旒的王冕，出行可以以天子旌旗作摆设，上下朝可以入跸。除此之外，司马德文还封刘裕的母亲为宋王太后，妻子为宋王后，刘裕的儿子们的爵位也有所上升。

元熙二年六月，司马德文下诏禅位给刘裕，刘裕急忙上奏书表示推辞，但是司马德文已经重新变成琅琊王了，玉玺已经不在他手里了，所以奏书没有通过。国家不可一日无君啊，大臣们非常着急，有的纷纷上表劝进，有的则进献了几十条祥瑞。看到大臣们这么恳切，刘裕只好同意了，于公元420年继位为皇帝，国号为宋。总而言之，《宋书》里的刘裕就是我很无辜，龙袍是他们逼我穿的。当然这样的戏码，以后我们还能看到很多次。

2、善待百姓增加好感

刘裕登基后，下令其统治区域内的光棍，寡妇，孤寡老人以及孤儿，不能自谋生路的，可以得到每人五斛谷子作为补助，地主们不可以重复收农民们手里过了期的佃租债务。之前有议论朝政，犯了贪赃、偷盗、淫乱之类的罪行的人，朝廷可以得到宽恕他们，希望他们可以改过自新。被流放的可以特批回到故里，因为司马氏的弊政丢官失爵的都按照旧例评判，如果罪名属实，还是玩按照过去的律法处置。

除此之外，在公元420年，刘裕还要求生活水平高的官吏们多救济一下百姓。原来被流放的触犯抢劫偷窃等罪过的犯人的剩余亲属，如果是被抄没到官府的，可以放回故乡。官府需要的运输工具，不能再要求各郡提供。官府所须也不能再要求租民求办。除此之外，刘裕还暂停了官员借官威向百姓强征牛马车辆的恶习，还减免了市场方面的税收。

在对刘裕以臣弑君这件事情上，《宋书》采取了美化和回避的方式，并穿插了对刘裕善待百姓方面的描写。似乎在表明：只要对百姓好，即使篡位手段再凶残点也没什么关系。而刘裕制定的这些法律中，我们可以发现他对刑徒与平民显得比较宽宥，反而十分讨厌官府以强凌弱的行为。刘裕的目的就是不断的强调自己的善待百姓思想。

当然，皇权的乱用不仅仅存在于像刘裕这种草根出身的君主身上，因为只要是封建社会，只要还是人治，这种滥用的现象就不会停止。只不过在这一点上，刘裕比较突出。例如史学家裴子野就曾经论述道，“刘裕将这些触犯法律的人的罪名一概免除确实是有些太过分了！”这一论述出现在《资治通鉴》之中，这说明司马光先生也是赞同刘裕作为政治家有乱用皇权，纵容犯罪的嫌疑的。

3、前后对比，看看谁更好？

《晋书》中对于司马德文的评价是这样的，幼年的时候司马德文曾经比较残忍，到了成年封国时，甚至让封国里的神射手射马取乐。不过，在听到别人的规劝后，司马德文也会觉得忏悔。对于脑子“缺根弦”的司马德宗，司马德文的态度也十分恭敬，不但迎接时礼数周到，还对司马德宗的饮食起居非常关心。

公元420年，司马德文逊位之后，秘书监徐广甚至为此痛哭地悲伤。看到徐广哭泣，侍中谢晦担心徐广会惹来杀身之祸，甚至大喊道，“徐公您难道是因为没有犯过小错而受罚才如此的吗？”谁知道徐广回答道，“您是刘宋的大臣，可老朽是东晋的旧臣，所以令我们悲观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在这样的塑造下，我们会怎样看待司马德文这个皇帝呢？有人会说司马德文孝悌兄弟，知错就改，能获得大臣尊重，不在乎一时荣辱是个好人，但是做皇帝差了点。如果我们产生了这种想法，那么已经被刘宋的史官洗了脑了。因为包括刘裕本人都希望后世产生一种刘裕做皇帝更好的想法。甚至后来宋朝的《资治通鉴》都在帮助刘裕隐瞒弑君的历史，因为关于司马德文的下场，《资治通鉴》也没有明说，根据其中记载，司马德文被废后改称零陵王，其皇后降为王妃。这种说法与《宋书》基本看法一致。

刘裕想方设法成功地获得了篡位的胜利，使得自己生时享受帝王尊贵，死后也没留下恶名。然而，被收买的人心终究会暴露，弑君夺权的皇帝，其终将毁于恶果。正所谓“人间正道是沧桑”，歪门邪道的手段总会带来不幸，也一定会被历史所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