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主要指各民族在历史上特有的宇宙观、道德观、价值观，传统的思维方式、认知方式、生活方式与风俗习惯等，是集体和个人的创造力和智慧的体现。进入21世纪，中华传统文化越来越受到重视。进行传统文化教育，有利于全球化环境下中华民族继续健康发展，也有利于个人身心的健康发展。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发展历史，有自己的传统文化，文化乃民族的精神之根。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性教育改革出现令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对人文取向和文化传统的重视。进入21世纪，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重视，社会上兴起国学热潮。
语文作为文化载体，决定了语文学科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特殊性。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和创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语文。在语文教学中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学生的传统文化水平，是语文教学的一大任务。《语文新课程标准》明确指出：“高中语文课程必须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使学生受到优秀文化的熏陶，塑造热爱祖国和中华文明、献身人类进步事业的精神品格，形成健康美好的情感和奋发向上的人生态度”；“阅读优秀作品，品味语言，感受其思想、艺术魅力，发展想像力和审美力。具有良好的现代汉语语感，努力提高对古诗文语言的感受力。……体会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陶冶性情，追求高尚情趣，提高道德修养。”新课标把传统文化教育摆到了重要的位置，这在各个版本的新课标教材中可以看出来。语文，承担着传统文化教育的重任，必须适应时代的要求，按照语文新课程标准的要求，在实践中寻求语文教学中有效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途径和方法，以期发挥语文学科应有的作用，尽到语文学科应尽的职责。下面以粤教版教材为例，浅谈高中语文教学中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方法。
一．传统文化教育的原则
1．教学内容要立足课本，科学设计
《语文课程标准》根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要求，从学生语文素养的整体性出发，在课程总目标和阶段目标中都提出了“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方面的要求。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不能只着眼于具体知识的单纯讲授，而必须全面地、整体地把握目标，将课程标准三方面的要求有机地、相互渗透地落实于教学活动，真正使学生获得传统文化方面的知识，同时吸收其精神内涵，形成积极的情感态度和正确价值观，并尽量引导、督促学生在日常生活中践行，使良好的行为形成习惯，使良好的道德修养成为心灵之必需养料。
语文教师要在《语文课程标准》的指引下，认真斟酌确定各学段目标要求，落实课文又不拘泥教材的课文；既注意瞻前顾后，作好孕伏与延伸，又要落实本课的教学，同时还要有所联系和拓展。教师在教学中有个共同的感觉，就是经常觉得课时不够用。殊不知教师只善于做加法，而不善于做减法。教师既想将教材选入的所有课文讲深讲透，面面俱到，还想要加入新的内容，时间自然捉襟见肘。所以教师要对高中前两年的语文教学有个整体把握，在全面目标意识的指引下进行教学内容设计，吃透教材，根据各学段的教材特点科学安排教学内容，确定每课、每单元、每一学段的重点，重点精讲一些课文，大胆放手让学生自读一些课文，做好教学安排。

2．发挥学生主体性，课内学习与课外探究相结合
语文学习是学生领会文本、发现问题、创造意义的一种思维活动，从发现的角度而言，文本的意义是读者通过阅读活动发掘出来的。它要求学生根据已有的知识储备、学习经验来主宰自己的思维活动，建构新的知识和意义，达到个性鲜明的深刻理解。学生在语文学习活动中，不应该只是接受精心设计的提问和机械的训练，而是要成为学习的主人，从文本和现实中吸收人文的养料，建构自己的知识结构，充实自己的精神世界，即知、情、意、心各方面的素质，做到善于学习、善于审美、善于创造。学生在学习中感受体验传统文化的精神精髓，同样要尊重学生的主体性，让学生自主阅读、发现、创造。
同时，教师要尊重学生的个性化理解和创造。我国古代学者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提出这样的观点：“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这里的“自得”，就是指读者对作品意义的生成和创造。提倡学生独立思考，养成学生多角度研究问题的习惯，鼓励求疑、创新，允许学生有不同的看法。促进教学交往、对话、互动和经验共享，引导学生进行自主、合作、探究学习，提倡尊重心灵舒展、精神个性的创造，使课堂具有一种海纳百川的气象。加强学生的语文实践和生活历练等方面，让学生在主体性活动中获得发展。语文课堂的时间是有限的，课外学习的空间却是广阔的。教师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善于引导、鼓励学生进一步进行探究。

3．对学生的学习与探究活动，教师要担当好引导者的角色
发挥学生主体性，强调自主合作探究，教师应该是合作的协调者，是探究指导者。学生的知识面毕竟是有限的，教师要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指导学生查找资料的方法、探究的方向，让学生知道“路往哪里走”，让学生借助多种手段，在拥有充分资料信息的基础上展开讨论分析，引导学生广泛联系、质疑问难，由点及面展开思维，综合归纳，实现由感性到理性的过渡。当学生对学习对象有了较深刻的理解之后，教师还应进一步将学习活动引向深入，或形成文字，让学生展示探究成果，一起加以鉴赏评价，或使传统文化与社会生活交汇融合，激活传统文化的时代性，让学习活动引向学生的心灵深处。引导学生进行学习的迁移，“始于课堂、走出课堂、融入生活”。学是为了用，学习活动是学生抒发情感、活跃思想展示智慧的主要途径，更是学生发挥创造精神的时候。只有在活动与迁移中，学生的智慧、灵气、创造力才能得到充分的扩张。

4．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传授知识与培养兴趣相结合
刻板的、僵硬的规训与教育只会让学生失去兴趣，传统文化需要充满生命活力的课堂教学来滋养、来培育。因此，我们必须创设一个生动活泼的学习环境。要实施情境化教学，创设美的境界，注意在情趣上下足功夫，以影视、音乐、美术、幻灯等多媒体手段来营造氛围，用生动形象的语言描述、故事叙谈、问题设境等许多手段驱遣学生的想象，激发学习情感，唤起学习需要。在教学中，要善于运用诵读、感悟、质疑、讨论、演讲、表演等多种方法，让传统文化真正活起来，吸引学生的目光与兴趣。此外，教师还可以大胆地把讲台交给学生，让学生分组进行专题的准备后上台讲解、接受提问，发现问题，共同探讨。教师要善于发现学生的闪光点，对他们思维的火花等各方面及时加以鼓励和肯定，保护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只有学生对传统文化真正有了兴趣，他们才会去关注，去积累，去思考。

二．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策略
1．单元主题教学
在新课标教材中，不少古代文学作品特别是基本阅读版块的篇目基本是以前旧人教版的课文。虽然大体篇目没有变化，但是单元组织有所不同了。教材的单元组织并非只是简单地把一类文体和一种主题的课文拼凑在一起，我们应考虑不同选文间的相互关系，以求产生更为丰富的单元整体价值，体现出整体功能大于部分功能之和。教师除了充分吃透每一册的各篇课文外，更要体会编者所说的每一册的其他3个文体、语体单元的主题题材内容，尽量与活动单元的主题题材内容“互相呼应，互相兼顾”的特点。所以可以采取单元主题教学的方法。在进行主题教学时要充分考虑各篇文章在主题引领下彼此的关系，下面以必修二作说明。
比如必修二的活动单元主题是“体验情感”。古代文学作品单元基本阅读篇目有《阿房宫赋》、《赤壁赋》、《项脊轩志》、《与妻书》。扩展阅读篇目有《逍遥游》、《论毅力》。教师要结合本册主题，明确本单元的学习目标：除了文言文语言知识外，还要引导学生感受和体验古人的情感世界，走近古人的生活，走近古人的内心世界。“穿别人的鞋，走别人的路”，从而丰富自己的情感体验，并思考他们的情感为什么历经千年仍能打动人心。笔者根据课文内容，采用一线贯穿的方式进行教学设计。
本单元第一篇是《阿房宫赋》，起到统领整个单元的作用。文中有这样一句议论：“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秦爱纷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在杜牧看来，秦灭亡的原因是秦王只顾及一己的私欲，而不考虑百姓的情感与利益，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两千多年前的孔子早就说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又强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人生在世除了关注自身的存在以外，还得关注他人的存在，尊重他人的情感与权利，这是“同理心”的一部分。具有同理心的人才能够推己及人。这篇文章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体验情感的方法，那就是同理心。教师要引导学生带着同理心去读下面几篇文章，设身处地地去感受与理解苏轼、归有光、林觉民等人对待自身和他人的情感态度。只有设身处地，才能感受他们笔下情感的真实性，从而被感染，受启发。
《赤壁赋》中涉及的是对待自身情感的方法。读这篇文章，要探寻作者情感产生的原因，从情感变化中体会作者处理情感的方式。教师可联系作者遭受贬谪的遭遇，引导学生设身处地地感受苏轼看到江水之阔，面对宇宙之大产生的与“美人”“天各一方”的失意与无奈，体会他借客人之口对人生短促无常发出的感叹。最终苏轼以其乐观与旷达得到了精神的超越。苏轼把儒家“固穷”的坚毅精神、老庄轻视有限时空和物质环境的超越态度以及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的观念有机结合起来。他处理自身和外界关系的方法成为后代许多知识分子的精神典范。这篇文章的学习还可以和拓展篇目的《逍遥游》联系起来，使学生更好地了解道家相关的思想。教师还可以启发学生，是否可以从苏轼对待自身情感得到一些借鉴。
《项脊轩志》《与妻书》则是珍惜亲情与爱情的文章。教授重点放在学生情感的感性体验上，设身处地地想象，惟有动心，才能有所思考。教师还可以提供《祭十二郎文》、《祭妹文》、《陈情表》等让学生进行拓展阅读，引导学生学会珍惜。
对必修二单元的设计，重点挖掘了其中“体验情感”的因素。由第一篇《阿房宫赋》中引导学生培养一种同理心，在此基础上去阅读其他三篇文章，感受别人笔下的亲情与爱情，感受他人笔下的失意与解脱，从而思考自身看待事物、对待情绪的一种可以参照的方法。
2．比较阅读教学
在活动主题的引领下，教师还可以让学生对本单元的课文有针对性地进行比较阅读。通过比较相同点与不同点，更好地体会这一主题的内涵。下面以必修一进行说明。
必修一的活动单元主题是“认识自我”。基本阅读篇目有《诗经》两首：《氓》、《静女》；《离骚》（节选）；《孔雀东南飞》《汉魏晋诗三首》：《迢迢牵牛星》、《短歌行》、《归园田居》。
强调个体意识，重视个体存在的重要性，就要发掘生活于社会中每个人的个人价值。每个人都能够重视自己的社会存在，知道自己有何可为，知道自己有何能为，知道自己有何需为，并为之付出坚实的努力，这便是创造源源不断的社会价值的源泉。本单元的课具备一定的可比性，教师可以让学生进行比较阅读。
《诗经·氓》、《孔雀东南飞》可以围绕女性的“自尊自爱”进行比较阅读。这两首诗都写了被抛弃的女子的抗争，体现了女性的自尊与自爱。《氓》的女主人公在被虐待时重视内心愤怒的声音，重视作为人必须得到尊重的权利，奋起控诉负心人的恶行，捍卫自已的尊严。此外她思考男女的婚姻爱情态度的差异，体现了女性的个体意识的萌发。《孔雀东南飞》的刘兰芝在个人的意志得不到充分的尊重，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时，为了维护尊严选择死亡，以生命的解脱获取最终的自由。两首诗中的女子，都是处于弱势，但是她们不依赖、不幻想，凭着坚强的内心维护着自己作为女性的尊严。
《离骚》（节选）、《归园田居》可以围绕“追求理想，坚持自我”进行比较阅读。屈原和陶渊明，他们都是敢于追求理想并且有着坚定信念的人。他们同样面对着无法改变又不可认同的外界环境。屈原面对黑暗的社会现实，他宁愿忍受无限的孤独和痛苦，也决不改变他所认定的道路，决不改变原则、不改变理想与小人同流合污，悲壮地走向毁灭。陶渊明在仕途沉浮中认识到世俗与自己崇尚自然的本性是相违背的，他坚决辞官归隐，追求自己的理想生活，追求自身的完善。教师可以把这两课的抒情主人公结合起来，引导学生认识屈原与陶渊明，思考个人应该坚持的人生准则，思考个人应该拥有的理想与追求，思考应该如何处理个人与外部环境的关系等。
在拓展阅读篇目上，教师可以联系本单元的课文和讲课重点，推荐学生读一些文章，如《诗经》中的《郑风·溱洧》、《郑风·子衿》、《秦风·蒹葭》、《郑风·将仲子》，《史记·屈原列传》、《归去来兮辞》、《苏东坡突围》等，并结合本单元教学重点设计研究性学习的课题。
3．名著拓展教学
了解古代文学作品中的经典名著，是传统文化素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笔者在教学中发现，大多数学生对于古代文学名著知之甚少，学生总是习惯按自己的兴趣选择阅读的内容，不喜欢名著。他们觉得这类书创作时间距离当今时代久远，语言方面困难较大，有些书思想性太强，不够吸引人。教师可以利用教材中的课文进行重点分析，或探究其思想性对后世的影响，或探究其与现代社会的结合，或挖掘名篇中蕴涵的人生哲理与人生智慧等，让名篇焕发其独特的魅力。“课文无非是个例子”，教师在精讲课文教会学生阅读思考的角度与方法后，再将课文作为一切入点，以点带面，引导学生去阅读原著，了解原著，进行探究性的专题学习。
比如必修四中选入了《孔孟两章》：《季氏将伐颛臾》、《寡人之于国也》。这是儒家作品中的名篇，体现了孔子、孟子“仁政”的思想。在初中阶段，学生已经学过了《论语十则》，对《论语》中关于为人、为学的主张有一定的了解。作为影响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儒家思想，在高中阶段，学生有必要系统性地了解儒家的主要思想，教师可以以此带动学生对《论语》的阅读。在教学内容的顺序安排上，教师可以将古代文学作品单元放在学期初讲授，布置学生在本模块学习时间做好《论语》的专题研究性学习。教师可以给学生提供几个参考的方向，如“君子之道”“学问之道”“仁义礼智”等。此外，教师还当鼓励学生有自己的见解和看法，即使不是很成熟、很有说服力，也是学生自己的思考。比如有学生在其《论语》的读后感悟中写道：“《论语•公冶长》里，孔子有说：‘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这未免太绝对化了吧，孔子一生接触了这么多人，难道真的没有一个能自己检讨自己的吗？是不是孔子把自己看得太高了呢？他还说道：‘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这也不太妥，夸自己‘忠信’和‘好学’虽然未见有错，但令人觉得孔子有点自大。”姑且不论孔子是在什么情况下说出这样的一番话，但学生能够看出点问题并提出质疑，教师要及时鼓励。
又如在必修五中选入了《鸿门宴》与《报任安书》。这也有利于学生了解《史记》，了解司马迁的思想。《史记》记载了上起黄帝下至汉武帝两千多年的历史，其中春秋战国与秦汉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从割据混战到统一的时代，也是精英人才层出不穷、智慧火花不断闪现的时代，其中发生的一些故事与语言资料，一直是后代的经典。加上其故事性较强，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兴趣。教师可以选择其中的一些文章，如《屈原列传》、《项羽本纪》、《孔子世家》等让学生进行阅读，让学生了解历史人物，学会评价历史人物。同时通过对这些篇章的阅读，理解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所提到的创作目的，体会司马迁“发愤著书”对人物的评价标准，如探讨司马迁的“英雄观”等等。让学生形成书面的研究性学习成果，教师评改并进行交流展示。
4．专题拓展教学
教师还可以根据单元主题进行相关内容的拓展，使学生对该主题的相关内容有更深刻的认识和把握。进行主题拓展教学，这个主题可以是教师在教学设计中事先设定的，也可以是在教学过程中生成的。
比如《唐宋散文选读》的第一单元中选入了《小石城山记》、《黄州快哉亭记》、《道山亭记》、《百丈山记》几篇山水游记。在初中阶段，学生对山水游记已经有所了解，教师的人可以继续进行山水游记的拓展阅读，但是笔者认为学生到了高中阶段，拓展的范围应该有所扩展。比如这一单元，教师可以向学生介绍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提到的“贬官文化”。“古制中国，宦海沉浮，稍不留意，就要受到贬谪。在数不清的遭贬人员之中，常常有饱读诗书之人。贬了官，失了宠，摔了跤，悲剧意识就来了。这样一来，文章有了，诗词也有了。过些时候，或过了一个朝代，时过境迁，天子觉得此人不错，拨乱反正，恢复名誉，于是受贬官员人品文品双全，传之史册，通之后人。又因他们在受贬期间亲热过山水亭阁，足迹所到之处，便成了遗迹，这些文化便形成了贬官文化。”在中国传统中，知识分子的出路是“学而优则仕”，被贬无疑是政治生涯甚至人生的巨大打击。被贬之后，不少人流连于山水之中，有的把满腹辛酸愁苦寄托于山水，有的在山水游玩中得到暂时的解脱，特别是在唐宋两代，留下了很多很有意思、值得品味的文章。除了柳宗元的《永州八记》，还有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苏轼《石钟山记》，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等等。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探究“贬官文化”，同时还可以探究被贬之人何其多，写被贬心情的文章何其多，为什么这些文章能千古流传？通过探究，以期对古代士人的精神世界、情怀气度、文章风格和写作手法等有较系统的了解。又如“隐士情怀”，在教材中有相关的诗与文，也可以形成一个专题让学生探究。
5．读写结合教学
“读”与“写”是语文学习素养的两个重要方面，这两种素养的实现是通过阅读与写作的训练来完成的。在心理机制中，阅读是从语言到思想，从形式到内容，从外部到内部，从部分到整体的心理过程，而作文则是从思想到语言，从内容到形式，从内部到外部，从整体到部分的心理过程。韩愈曾说：“学以为耕，文以为获。”阅读积累与思考是写作的先导，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更要让学生进行积累和思考，将知识转化为能力。首先，引导学生积累名人名言、典型事例并运用到写作中。著名作家韩少功说：“语文是一种慢功。”这里的“慢功”强调的就是语文学习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对于学生普遍存在的写作素材缺乏的现象，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从课文下手，积累相关的人物和事件，将其作为议论文的有力论据，合理地支撑论点。除了司马迁、苏轼、屈原，教材中还有大量的人与事值得我们去关注和积累。如《邹忌讽齐王纳谏》可作为“旁观者清，当局者迷”的论据，亦可将其作为认识自我、提高自我的例证；《寡人之于国也》两千多年前的祖先已经注意到滥捕滥伐的危害，告诫人们要注意生态平衡，这与现代社会一些现象形成鲜明对比；《兰亭集序》中的风流雅士们那种寻找风景，享受生活的态度，在今天也仍有积极意义。在教学中，可以采用让学生按照自己的个性去设计创造读书笔记的方式，可分为“精华摘抄”、“佳句赏析”等板块进行积累，培养学生“处处留心皆学问”的习惯，锻炼其思考分析与书面表达能力，逐渐积累起属于自己的“资源库”。其次，引导学生对一些传统观念和做法提出自己的感想和见解并形成文字。传统文化需要与时俱进，需要添加时代的新因子，才有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学生如果对传统文化的学习仅止于被动接受，那并没有真正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教师在上完课后，可以趁热打铁，让学生提出问题，或者教师提出问题让学生去思考探究并形成文字。如《鸿门宴》和《项羽本纪》中通过对刘邦和项羽的描述，结合司马迁对“英雄”的评判标准，进一步探究什么是真正的“英雄”；对《孔雀东南飞》中焦仲卿的做法，可以探究什么才是真正的“孝”；《季氏将伐颛臾》中孔子的名言“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可以探究是否与当代的竞争意识相违背，要如何看待平均与竞争的关系等等。只有让学生的思维真正活跃起来，才能更好地理解并将其转化成自己的收获。此外，还可以让学生从课文题材、话题进行引申，进行思考创造。如《劝学》，除了作者提到的那些方法外，学有所成还需要什么因素？《游褒禅山记》是一篇由游玩而引发感想的文章，自己是否也有相似的经历？……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进一步思考并形成文字，养成多关注、多思考、多动笔的习惯。教学要教学生“学会学习”，培养学生的传统文化素养也需要着重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引导学生重视各种资源，学会积累，开拓思路，勤于动脑，形成一己之得，力争有所发现，有所创新。

采用一些观点就足够了，先博取好感，就可以了，尤其是不经过论断的，某某言论论断，比如儒教和儒教弟子加入的很多错误观点。比如儒教占据统治地位，比如心学是儒学分支。这样的观点有些人不再深究的会错误认知一辈子，形成错误的一种亲和。

我国现在的年轻一代，恐怕早已忘记了我国许多的传统文化吧，当今盛行的拜金主义，西方腐朽文化的入侵，是对我国传统文化文化的最大挑战．特别是当今大学生，对娱乐文化的巨大兴趣，和对传统文化的轻视，不了解，对我国发扬和保持优良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巨大的障碍．
我们应加大对大学生的传统文化教育，大力宏扬传统文化，把我国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命脉，是一个民族生存之本，文化不能丢，也决不能丢．丢掉了文化，就是丢掉了民族的历史．作为我国几千年来精典文化的代表－－儒家文化，则更应大力宏扬，发扬光大．儒家文化提倡”以和为贵”的思想，在现在，正好为我国构建和偕社会提供了理论依据．儒家文化博大精深，被奉为几千年的精典，在整个东北亚都巨有深远影响．儒家文化并不是韩国的，但韩国并没有丢弃儒家文化，相反，把它作为精典文化并传承至今，且有宣宾夺主之势．我们作为孔子的后人，作为儒家文化的真正传承人，是到了真正应该把我国文化发扬光大的时候了．同胞们，请抛弃那些腐朽文化，把我们的精典文化植于脑中吧！！

发扬中国古典文学

马克思学了好几种语言，但就是没有学习中文，我说这是一个遗憾！假如他学习了中文，或许他将对人类社会有更深刻的认识的。中国古典文学是优美的高贵的，或许正因为此，她将更难引起世界其他民族的注意，其后果正因为上帝是公平的。
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中国古老的文学在外国人眼中是怎样一个概念，但是无论如何目前这种状况是不容乐观的。至少现在外国人连接触的机会都没有，跟何况连国人也一味地崇尚外国文学，极少有对她青睐。有谁多注意一下中国的古典文学，为此付出不懈的努力，并且最终受到世人的肯定和瞩目的话，那么在中国出现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恐怕不是件难事。重要是我们该如何去利用这笔财富，而不是急于观望、模仿别人，阴谋去步人家的后尘，这是没出息和受人耻笑的事情。这好比鸡蛋就摆在我们面前的，却不知道怎么去食用它一样！

那么我就给那些苦闷的文人指一条路子吧，那就是把中国的古典诗文翻译成易懂的，富含诗性的，又不乏艺术性的白话诗歌，这是我们首先必须遵循的前提；并且使它变成翻译成世界上其他语言的桥梁，即是使翻译工作进行得更有效率、更快捷、更完善。作为一个新时代的诗人，不应该老写自伤自感，抨击社会阴暗面，却又忽略了光明和灿烂的一面的东西，这样做是没有多大现实意义的，也是比较消极的。我希望那些诗人能醒悟！

现在诗歌出现了两个问题：

一、是诗歌跟现代杂文争饭吃，诗歌因其自身的特点和体裁的限制还远远不能达到杂文抨击人性和社会阴暗给人造成的震惊程度，也难及杂文的幽默性和趣味性，这样做的意义或许不过是诗人在炫耀自己的语言功底，除此之外还可以迷惑一些人，又让另一些人与自己的感情达到共鸣，但是我要说“一些人”中大部分是很冤枉的，因为其中占主要的是平民啊！

二、是诗歌同小说争饭吃，同样道理是在浪费资源，诗人这么做好比工厂里生产的玩具车，虽然也是车，但是仅仅是作为玩具，它只供观赏和把玩，告诉人们车的形状和用途等等，但是要真用起来不过是废铁一件！

（但前提是我不反对用诗性的语言进行写作。）

现在回过头来论述中国古典诗歌现代翻译的重要性，事实上我们有责任把我国的古典诗文奉献给世界人民，也有责任把我们的民族古老的文学发扬光大，所以我们是该想着为她做点什么的时候了。我们要让更多的世界人民了解、认识和喜爱上中国的古典文学，只有这样才能体现汉语的优越性，惊人的可开拓性，无限的可发展性和光辉灿烂的历史。尤其是我们不能对世界上爱好中国文化的人民无动于衷，或者仅仅停留在让他们对中国的建筑、陶艺、雕塑、书画和青铜器等方面的赞叹，而对中国古老的文学一无所知！因此，我们要设法读懂它们，把它们研究透彻，并且把它们翻译出来呈现给世人。

然而我不知道这项浩大的工作究竟要经过多少人的努力和参与才能把它做好。但同时也应当充满信心，我相信汉语是比世界上任何语言都更有优越性的，因此我们会最终取得成功！

百家讲坛在非黄金时间，却成了黄金节目。 说明国人有对国学的热情和激情

孔子学校在全世界的开办 也激励着国人不能忘掉自己的东西

各地掀起以 文化旅游的高潮，虽然不是很赞同以捏造或是其他手段来给你发展非自有的旅游业，但是也是一种对文化畸形追求。 方式有待改进，但是方向是正确的

其实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文明没有中断的国家 ，中国自古有其保留自身文化的一种方式， 其实回到某个乡村的角落，你生活一段时间，你会发现， 或是大城市一些生活方式， 无不参透了儒释道三家的正统含义

现在，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三言两语不能说尽这些

努力吧

相信中国人

大国在崛起

很简单也很难：当每个国人能用毛笔写好中华二字的时候；当每个国人能熟读《离骚》的时候；当每个国人能熟练打麻将的时候，呵呵。

网络文学的盛况可谓有目共睹。据统计，目前我国网络文学网民用户约为2.74亿，占网民总人数的47%；以各种形式在网络上发表过作品的人数有2000多万，注册网络写手200万人，市场年收入40多亿元。单就创作数量而言，网络文学毫无疑问正进入一个井喷时期。
　　然而，繁华背后的批评声音也不绝于耳，其中最主要的意见集中在网络文学的作品质量方面。由于迎合市场需要和追求商业利益，当前网络文学创作中的跟风写作、雷同创作、注水长篇、趣味低俗等问题日益突出，不少作品缺乏文学基本的审美质素，情况令人担忧。
　　笔者认为，这种创作数量与质量的反差，其实质是网络文学的“网络性”和“文学性”之间发生了某种深刻的断裂。网络性和文学性是网络文学的两个基本属性。一方面，网络性绝不仅仅意味着写作和传播平台相较传统文学作品发生了变化，它还带来了创作群体、创作方式、传播方式、读者反馈机制的变化，乃至作品市场运营模式的变化，意味着作品言说方式、叙事文体和语体的变化，意味着审美趣味的更新和价值取向的多元。另一方面，在关于网络文学的讨论中，已有不少论者反对以传统的“文学性”标准来衡量网络作品，但在文学的多元价值视野中，网络文学的“文学性”应当意味着一定程度的审美自由创作，以及由这种创作所唤起的情感共鸣、想象力的激发、新奇多元的阅读体验和审美感受等。
　　应该说，网络文学在发生之初，其“网络性”与“文学性”的双重属性曾密切结合，互为因果，互相促进。网络文学的网络性意味着自由的写作、发表与传播，作者也尚未以网络写作作为谋生方式；同时，不同于传统文学作者的创作身份和言说方式，让他们较少受到以往的束缚，其作品呈现出别具一格的审美特征，带给读者崭新的阅读体验。反过来，这些作品所表现出的文学性质素及其审美感染力，也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网络文学的影响力，促进了网络写作的发展，强化了网络文学的网络性特征。
　　然而，随着资本时代的到来，以及网络文学的创作由原生状态进入资本运作时代，网络文学普遍采取付费阅读、点击率、利润分成等经济模式，网络文学的“网络性”不再意味着自由的写作和传播，而是更多地与粉丝数量、点击率高低、刷票率高低、排行榜名次等网站运营模式挂钩。不少作者为了适应当前网络小说的发布与阅读机制，必须调整自己的创作状态，高度迎合市场趣味和读者爱好，选择符合大众口味且相对定型的小说模式写作，不敢冒险创新；同时，字数与稿酬的直接关系也驱使很多网络写手极力增加作品长度。于是，网络文学的文学性不断弱化，而资本经济、市场驱动和商业化运营模式成为网络文学“网络性”的主要特征，并日益成为束缚文学自由创作的遏制性因素。至此，网络文学的“网络性”和“文学性”之间已发生了深刻的断裂和悖反。
　　网络性与文学性的断裂，还表现为网络文学实践活动（包括写作、阅读、文学网站运营等）和网络文学理论研究之间的断裂与脱节。由于网络文学的迅速发展，近年来网络文学研究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但是研究者的声音究竟有多少抵达了网络作者和读者那里呢？一方面，部分研究者无视网络文学的网络特性，仍以传统的文学理论框架和评价标准对网络作品进行分析解读，这样的批评显然存在着理论方法与研究对象的错位。另一方面，不少研究者已经认识到了网络的资本属性对网络文学的深刻影响并试图对其进行理论把握，也认识到了文学性匮乏对网络文学长远发展的潜在危害，但是，从目前的现状看，没有一种有效的机制和途径，让这部分研究成果和观点传达给网络作者、读者和网站运营者，并产生较大影响力，更没有形成各方相互之间的对话和沟通。于是，一边是深受网络资本增殖特性影响的网络写手、读者和文学网站，一边是强调作品文学性的研究者，双方仍然各说各话、各行其是，形成了网络文学生态格局中的断裂和脱节。因此，如何使“网络性”与“文学性”之间的断裂得到有效的弥合和沟通，使网络文学真正拥有一个持续健康发展的未来，仍将长期是网络作者、网站运营者和网络文学研究者都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摘自百度网友，谢谢。

在以往我们的文学理论体系中，“文学的本质”问题始终是居于主导地位的核心话题。好象如果这个问题不先行解决的话，一切其他问题就无从谈起。这是以往文学理论体系的最大谬误之一。导致这种谬误产生的原因有二：一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二是意识形态价值介入的需要。对此我们在下面分别剖析之。
所谓“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本质上是指一切试图用抽象的方式将世界合理化、有序化从而予以把握的理论建构方式。这是人类主体性的根本依据，是人类自认为是自然万物之主宰的根本依据，同时也是使人类经常陷入自以为是、妄自尊大之错误的根本原因。在这种思维方式看来，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人们的感官所能感知到的东西总是由某种人所感知不到的东西制约着的。人类的理性就是要透过感知经验来捕捉那超验的原因。在西方哲学史上人们常说的本质、规律、最终原因、本真性、真相、本体、实体、理念、规定性与中国哲学史上人们常说的阴阳、道、无、太极、无极、五行、一、本根、本原等等，都是这种思维方式的产物（当然，中西思维方式存在着重大差异，其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表现也有所不同，此处仅就其同处言之。）。事实上，自在的世界并不存在着这类超验之物，它们是人类思维的产物，确切地说是“逻各斯”的外在化，或投射。这就是说，“逻各斯”并不是某种客观的存在物，而是一种思维方式。它包含着人的潜在需求、欲望与在无限的世界面前无奈的抗争。当费尔巴哈面对一系列世界一流思想家精心构建的德国古典哲学的精神大厦而沉思时，他惊异地发现这些辉煌的大厦与那早已陈旧破败、摇摇欲坠的基督教古堡深刻的内在同一性：它们都是人的异化形式！在今天看来，那作为这种同一性之基础的东西，正是被称为“逻各斯”的思维方式。
被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深恶痛绝的所谓“本质主义”就是“罗格斯中心主义”思维方式的主要表现之一。这种“本质主义”预设了万事万物“现象与本质”的二分式存在方式，并认为只要抓住了一个事物的“本质”，这个事物就被人所把握了。在这种观念的促动下，人类在追逐“本质”的过程中不断地演出着抓肥皂泡的游戏：抓住了，也就消失了。每次人们在抓住事物的“本质”时都会产生短暂的兴奋，但很快他就会发现：事物依然简单而复杂地存在着，对他来说，它还是那样似乎可知又似乎不可知。不承认任何法则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却似乎是时时在证明着这样一条古希腊的哲人早已发现的法则：一个思想家越是懂得自己（人类）的无知，那么他的思想就越深刻。一连串不相信任何真理的后结构主义者、解构主义者们却争先恐后地证明着一条真理，即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心造的幻影。总之，在后现代主义看来，所谓“本质”不过是人们为了证明自己对事物享有控制权而在其上贴的标签而已。
所谓意识形态价值介入的需要是指任何一种意识形态要“入侵”文学理论的领地，成为其主宰，并进而控制整个文学领域，最简洁明快的手段莫过于为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文学贴上“本质”的标签。确定了文学的“本质”也就意味着制定了文学的规则，为文学活动划定了范围。凡是超出了这个范围的文学创作或欣赏、批评，就失去了被给定的合法性，因而必然遭到拒斥与压制。例如，将文学的“本质”规定为“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或“社会意识形态”就等于说凡是文学就必然地，因而也必须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否则就算不得真正的文学。但如何才算是“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呢？这里就暗含着价值介入了：凡是符合于这种意识形态之核心价值标准的“社会生活”才是“真实的”，否则就是虚假的。这里实际上已经预设了文学干涉社会的结论。又如，将文学的“本质”规定为“个人情感的自然流露”或“在平静中回忆起来的情感”，实际上也就预先假定了个人主义思想的合理性：个性需要张扬，自由是生命个体的天赋人权。
当然，关于文学的“本质”的设定一般都是以客观的、科学的形式出现的，似乎是在极力避免价值介入的可能性。例如，在我国八十年代中期将文学的“本质”规定为“审美”时，人们是抱着虔诚的、客观的态度来为被极左思潮歪曲的文学观念正名的。他们的的确确是真心地相信，只有“审美”才是文学的本质。他们的工作是将人们对文学的认识从意识形态拉回到科学的轨道。他们或许丝毫也没有意识到促使他们作出这种规定的真正原因实际上同样是意识形态的。这种所谓“正本清源”的工作并不是用客观的、科学的观点取代虚假的、错误的观点，而是用一种意识形态观念取代另一种意识形态观念。这说明，凡是谈本质，就必然是从一种思维方式或价值观念出发所进行的话语建构，这里不可能有什么纯粹的客观性或科学性。
但是这是不是就意味着文学的“本质”问题就是毫无价值的伪问题呢？也不能如此简单地下断语。
本质与现象是黑格尔辩证法诸范畴中最重要的一对。他的两部《逻辑学》都有大量篇幅探讨这对范畴。在黑格尔那里，本质是指事物真正所是的东西。他说：“我们常以为哲学的任务或目的在于认识事物的本质，这意思只是说，不应该让事物停留在它的直接性里，而须指出它是以别的事物为中介或根据的。事物的直接存在，依此说来，就好象是一个表皮或一个帷幕，在这里面或后面，还蕴藏着本质。” 这意思是说，人们能够直接感知到的东西并不是事物稳定而恒久的性质（它是变动不居的），因此也不是使该事物成为其所是的决定性因素（它是被决定者）。而隐含在事物直接存在的后面的因素才是永久的、决定性的，即本质。但是对于人的感官来说，任何事物都只能以其直接所是的样子存在，就是说，在感官面前只有直接性而无所谓本质。那么本质究竟何在呢？它只能相对于人的思维能力而存在。相对于人的感官的存在是存在，相对于人的思维的存在同样也是存在。正如“直接性”的存在离不开感官一样，“本质”的存在也离不开人的思维。所以黑格尔说：“本质是设定起来的概念，本质中的各个规定只是相对的……。”又说： “在存在里，一切都是直接的，反之，在本质里，一切都是相对的。”2所谓“直接的”是指看得见、摸得着的，即诉诸感官的，它就是它，并不需要什么条件；所谓“设定起来的”和“相对的”是指思维对事物的抽象性把握，是有条件的，即与其他事物相比较而存在的（通过比较找出同类事物的共同性，同时也区分出与其他事物的差异性。）。因此，本质虽然不是思维的任意创造，但它却不能离开思维而独立存在，相反，它只对思维着的大脑来说才存在着。
对于自然界事物做本质与现象的划分是比较容易理解的。譬如说我们说眼前那棵枝叶繁茂之物是作为直接性而存在的树，那么决定它所以是树而不是草的那些内在根据就是本质。这本质不仅眼前作为直接存在的树具有，而且一切树都有，是共性。你不能说树的本质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因此就是不存在的，是心造的幻影。在这里，本质虽然是一个“设定起来的概念”，却的的确确拥有着客观性与普遍性，是建立在无数个“直接性”之上的。然而对于社会存在与精神存在来说，“本质”一词亦如“真理”一样，成了一个主观性极强，极不确定的概念。在一般情况下这个概念都不是指涉着某种客观性、普遍性的东西，而仅仅指涉着言说者的一种主观的态度。例如，有人说阶级斗争是社会的本质，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首先，这证明着言说者是站在这个社会中的被统治者的立场上而不是统治者的立场上言说的。因为没有哪个统治阶级承认自己的统治是建立在阶级压迫的基础上的（也有个别例外，是处于特殊的政治目的）。统治者总是强调社会的一体化。其次，这证明言说者试图利用阶级矛盾来改变社会现状。将社会的本质定义为阶级斗争暗含的意思就是：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改变社会形态。所以，强调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就意味着利用阶级斗争的目的性。如此看来，这个关于社会本质的定义就充满了政治色彩，是一种言说立场的产物。又如，说人的本质是自由，这意味着什么呢？首先，这说明言说者感到自己是不自由的，他试图去争取自由。他如果觉得自己拥有自由，就不会将它确定为本质了。将某物确定为本质就意味着对此物的极端重视。而人们只看重自己所没有的东西。其次，这意味着言说者对个人利益的空前重视，是个人主义思潮的产物，因此是资产阶级的观点。它暗含的意义是资产阶级摆脱传统观念和权力控制的强烈愿望。 那么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对于言说者或认知者来说，自然存在与社会存在、精神存在是完全不同事物。它们的差异主要来自于言说者或认知者的立场与态度。面对自然存在，言说者能够作为真正意义的主体而存在。在这里能够建立起真正的主客体关系。对此，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有过十分精辟的阐述。后来皮亚杰的结构主义发生认识论又进一步从心理学的角度进行了系统论证。在他们看来，主客体间的双向建构乃是知识形成的基本机制。在这里虽然存在着“对象化”和“顺应”的过程，但主体就是主体，客体就是客体，二者之间泾渭分明，难以混淆。例如，一个人专注于一棵竹子时，他完全处于主体的地位，竹子在他的眼中呈现怎样的面貌是由他的视觉能力、特点以及心理状态所决定的。竹子对他来说只是默默存在的客观之物。就是说，在二者的认知关系中只有作为主体的观察者是一个变量，作为客体的竹子是不变的。而如果是两个人彼此相对时，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他们互相审视、互为主体。二者都是变量。在这时，既是主体又是客体的两个人就会通过对自己的理解来识别对方，又通过对对方的理解来识别自己。意识与自我意识彼此渗透，浑然一体。所以这里就不可能有什么单纯的主客体关系。
问题的复杂性还不止于此。事实上，人与人或人与社会历史之间的认知关系决不是原本意义上的“审视”与“被审视”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存在着一个必不可少的中介——语言。是语言使人与人、人与社会历史之间建立起认知关系的，甚至可以说，是语言使人成为人，使社会历史成为社会历史的，这就使主客体关系问题更为复杂：主体成为受动的、被构成的，即主动性与被动性交织在一起的人（关于文学理论与语言的关系将专门探讨，这里暂不展开。）。在这样的主客体关系中揭示的客体的“本质”，显然是难以具有真正的客观性的。
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本质”问题就成为毫无意义的伪问题呢？回答是否定的。事实上，尽管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的当代学术话语中“本质”这个语词是越来越罕见了（除非作为批评对象），但他所指涉的含义还是随处可见的。例如福柯的的名言“知识即权力”如果用黑格尔的表述方式就是“知识的本质在于权力。”这两个命题并无根本不同。又如，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哲学认为：“历史就是文本”，这与传统的历史观显然是大相径庭的。但无非是更强调了历史叙事的主观性而已，完全可以视为对历史本质更深入一些、更客观一些的认识。即使是对“本质主义”深恶痛绝的解构主义也不可能真正摆脱“本质”的纠缠。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说：“正如解构企图予以拆解的思想体系一样，按照其假定，解构也是逻各斯中心的。”1解构主义之所以要拆解以往的各种思想体系，当然是认为它们是虚假的。因而这种拆解行为本身就暗含着揭示真实的企图。而透过虚假的表面揭示内在的真实正是黑格尔式的本质论之核心观念。任何话语系统总要有所指涉，或指涉实际存在之物，或指涉主观意识，没有指涉的言说是不成其为言说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事物就是其现象所呈现的样子，那么一切科学都是多余的了。显然，无论是后结构主义还是解构主义，都无意于否定一切言说的必要性，否则他们也就没有必要有所言说了。要么揭示点什么，要么闭住您的嘴——这是任何研究都必须遵守的通则。如果说事物就是你看到的样子，根本没有什么要揭示的东西存在，那么大家就都免开尊口罢！
后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并不是胡言乱语，其对于本质主义的批判也有其伟大价值。那种试图靠抓住某种亘古不变的所谓“本质”来一劳永逸地掌握（了解与控制）某一事物的想法无疑是极为可笑的，但这却是人类第一流的大脑做了几千年的，甚至现在还有许多人在做着的美梦。后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最大的贡献就是将人们从这美梦中唤醒。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从梦中醒来之后就应该浑浑噩噩地生活了。我们不能因为大脑做过不切实际的美梦就连大脑的思考权利也给剥夺了。要思考就不可能离开一般性、普遍性、本质。因为将世界形式化或抽象化、概括化甚至形而上学化恰恰是人类决然无法更改的本性。
但是，思考的方式却是可以更改而且必须时时更改的。让我们还是回到黑格尔。他指出本质是被“设定起来的”就是说它不象事物的直接性那样可以离开人的思考而存在。本质是事物的本质，即客观的存在，但它不对任何感官而存在，只是对于思考着的大脑才存在。这就是马克思在青年时代就早已揭示的道理：外在事物的性质是相对于人的某种特定的本质力量而存在的。视觉、嗅觉是本质力量，它们被形状、色彩和气味确证着；思考或理性思维同样是一种本质力量，它被本质、规律、一般性这些东西确证着。所以，重要的不是放弃什么，而是保留什么。在神圣的、千古不变的“本质”失去耀眼的光环之后，我们呼唤有限的、具体的本质。黑格尔早就为我们提供了理论的依据：本质的一切内在规定都是相对的。所谓 “相对的”就是有条件的、有限制的，也就是在一定范围、一定层面才有效的。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的本质或任何的一般性，认为掌握了某种事物的所谓“本质”就一劳永逸地、彻底地掌握了这个事物想法只能是神话。但是如果设定了范围或层面，在有限性的前提下，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我们会发现离开了本质、规律或一般性我们就根本无法进行任何有意义的言说。如果将一切理论话语都视为任意的、缺乏任何确定含义的语言游戏，那么就等于否定了人类意识与自我意识的可能性，这显然是缺乏事实根据的。
文学理论的确不可能揭示那种没有任何限定的文学的本质。这倒不是因为文学理论的无能，而是因为根本不存在这样的本质。但是，文学理论之所以是“理论”而不是别的什么，就在于它指涉着文学现象背后隐含的本质或一般性，否则要文学理论何用？只不过由于文学现象有时间、空间和层级上的差异，故而其本质或一般性也是有限的。举例来说，虚构性（或虚拟性）可以说是比较具有普遍性的文学本质特征之一了，但它也仅在一定范围内才可成立：对于以叙事文学为主导的西方文学史来说是成立的，而对于以抒情文学为主导的中国古代文学则是不成立的。又如，“用形象来说话”应该是更具有普遍性的文学本质特征了，但对于晋代的玄言诗、宋代邵雍和明代陈宪章的许多道学诗来说就不在这个范围之内。而且许多不属于文学的话语形式也同样借助于形象来说话，例如许多宗教和道德的说教就是这样的。
然而，当我们以某种理论的态度（即不是从感想或体验的角度出发）谈论一种文学现象时，我们究竟在做什么呢？是在复述或描摹这种现象吗？当然不是。我们毫无疑问是对其进行着某种判断。而从逻辑学角度看，任何的判断都是以概括、归纳为基础的，就是说是指涉着某种一般性的。一般性恰恰就是现象的某一层面的本质。例如，我们说“这篇小说是表现主义的。”这意味着我们确定这篇小说具有与其他被称为表现主义的小说相同的东西，这种相同的东西也就是一般性。而且在文学理论的言说中，当我们运用一个指涉文学现象的概念时也常常预设了某个层面的文学本质或一般性。例如，我们常说：“在文学发展过程中常常出现一些伟大的天才人物。”在这个句子中，“文学发展”这个概念是指在历时性顺序中排列的一系列文学现象。但既然使用了“发展”一词，就意味着言说者认同社会进化的观念，因此不言而喻，他是将文学现象的历时性排列视为一种有序的、必然的、遵循某种规律的运作过程来看待的。这正是对文学本质或一般性的一种认识。除非不做任何判断，否则就不可能摆脱本质的纠缠。无论说“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文学是情感的表现”还是说“文学是白日梦”、“文学是语言的游戏”都是对文学本质的一种理解，而且也确实都揭示着某种层面上的普遍性。
所以说，当前学界讳言本质的普遍倾向是一种神经过敏的表现。在放弃了对绝对本质的不切实际的希冀之后，寻觅相对的本质正是大有可为之时。实际上除了少数执迷不悟者还在那里寻找那并不存在的本质以及个别矫枉过正者拒斥任何普遍性之外，大多数有识之士都转向有限之域探求相对的普遍性了。在有限的范围内、在一定层面上，面对具体的文学现象揭示其相对的规定性应该是今天文学理论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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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文学本质的对象、范围和方法

在任何科学的研究工作中，要有效地解决某个问题，首先有赖于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它包括确定研究对象，选择研究范围，以及找出能够适应这个对象和这一范围的具体的研究方法。方法论上的这种基本要求，同样适用于对文学本质的探讨。

要认识文学的本质，只能从文学本身去寻找。可是，文学自身的多样化又给人们把握它造成了一定的困难。文学并非一成不变，也不是只有一种类型。从纵向上看，它有自己的演变历史；从横向上看，它有多种多样及种类；纵横交错之间，又有各种思潮、流派的兴衰更迭。在中外文学理论批评史上，人们之所以会对文学性质的看法不尽一致，甚至矛盾抵触，除了他们的认识要受各自的主观条件和社会环境的制约之外，客观上和文学自身发展所带来的多样化也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只是一般地指出认识文学本质的对象是文学自身还嫌笼统，确定研究对象还要顾及到文学不断演变的事实，在发展中而不是静止地把握研究对象。

为此，首先须把文学视为一个整体。文学原理所要概括的文学本质，是指能够涵盖各类文学现象所共有的、属于文学这种社会意识形态总体的基本性质，而不是某一种文学类型的特点。文学的本质不可能在个别的文学样式，如小说或者诗歌之中获得完整的体现，也不会被某一种文学思潮或流派，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或者现代主义所囊括。考察文学本质的对象，是由过去的和现在的文学现象所构成的多样丰富、浩瀚幽邃的全部文学事实。文学的本质应是对文学整体进行高度概括的结果。这是在发展中认识文学的一个要求。

其次，又要看到，文学的发展不仅表现为因内容和形式的不断演变、扩充所带来的多样性，而且也是文学从幼稚走向成熟的历史显现。即文学不断地摆脱和融化附着与自身之上的种种非文学因素，从杂多走向纯粹，又从单纯走向丰富，从而逐渐地形成了自己的特殊本性。文学的历史是一部进化史。文学的现代形态显然要比文学的古代形态更加自觉和更为成熟，所以对文学本质的考察应以现代形态的文学为重点对象。当然，文学的发展是无止境的，任何成熟形态都是相对而言。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探讨也只是接近而不是穷尽了对文学本质的认识。

为了认识文学的本质，文学原理又应把上述的对象放在什么范围内来加以考察呢？我们必须扩大和拓展研究文学本质的范围，在历史唯物论指导下，运用系统分析法，从对象的整体出发，在整体与要素、要素与要素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中综合地把握对象。

第一个就是鲁迅先生
1921年纪念辛亥革命十周年之际，鲁迅于北京《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中篇小说《阿Q正传》，采用了章回体的形式，是署名“巴人”分期连载的，后收入小说集《呐喊》。这部小说向我们展现了辛亥革命时期一个畸形的中国社会和一群畸形的中国人的真面貌。
《阿Q正传》是鲁迅小说的杰作，称得上是文学家描述历史的范本，学过西医的鲁迅擅长以笔为手术刀，将辛亥革命进行了一番艺术化的剖析，“小说就是历史的真实再现”。这是鲁迅对于辛亥革命的一次深刻的文学反思，为我们提供了指导性与方向性的认知。鲁迅以革命者坚韧不拔的毅力，用文学家悲天悯人的情怀，描绘与总结了辛亥革命失利的社会渊源。
同时，他更以思想家深邃幽远的洞察力，站在启蒙思想的立场和角度，关注这场巨大的社会变迁，以及文化转型时期人文精神的困扰和出路等问题，并对改造社会国民性问题进行深沉思考和不倦探索。辛亥革命既是阿Q生活的时代背景，也是阿Q的人生历程，以及命运的归宿。
众所周知，“未庄”就是鲁迅的故乡绍兴，他为什么要以此为社会背景呢？因为鲁迅就在绍兴亲身经历过这场辛亥革命，他的体验是极其深刻的。比如，他曾经剪了辫子，穿上制服，却被人视为“里通外国”的洋鬼子，于是引发了一场“无辫之灾”，那个在小说中出现的“假洋鬼子”，自己仿佛就成了一个原型啊。那时，当杭州光复的消息传来，绍兴是一片混乱，“城里的逃到乡下，乡下的逃进城里”，人心惶恐不安，这就是他亲眼目睹的现状。
对于故乡绍兴这个“越中棘地”，鲁迅尤其感到不可思议：这一边涌现了众多名垂青史的辛亥英烈，其中有徐锡麟、秋瑾、陶成章等等，绍兴不仅是光复会的大本营，简直可以称为辛亥革命发源地；而那一边却是故土民风的极端保守落后，浸染着诸如阿Q、华老栓、祥林嫂之类的愚昧和麻木，简直是屈辱不堪。如此强烈的矛盾与反差，深深地刺激着鲁迅，使之念念不忘，为日后创作一系列小说提供了动力与资源。“故乡如醉有荆榛”——绍兴就是旧中国的一个缩影，鲁迅的故乡情结是十分复杂的，这是一个奇妙的悖论。
鲁迅在小说中对辛亥革命的这种艺术表现，是符合他一贯的立场和态度的。早在革命派与保皇派的斗争中，他就坚决拥护革命派的主张，并参加了光复会。武昌起义和杭州光复的消息传到绍兴，广大群众热烈欢迎，满清地方官吏却纷纷逃窜，而新政权尚未建立，政治上出现真空，社会秩序混乱。在此形势突变时，鲁迅挺身而出，组织进步师生上街武装巡逻，准备武力对付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王金发进踞绍兴成立了新的军政分府后，鲁迅出任了山会师范学校校长。
鲁迅是故乡绍兴辛亥革命的亲历者与见证人，他参与发起创办了《越铎日报》，赞颂辛亥革命“首举义旗于鄂，诸出响应，涛起风从，华夏故物，光复大半，东南大府，亦赫然归其主人”，欢呼“民气彭张，天日腾笑，孰善赞颂，庶猗伟之声，将充宇合矣”。他并把“行自由之言议，尽个人之天权，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覆，振勇毅之精神”规定为该报的宗旨。对革命的失败，鲁迅也首先看到的是政权的变质，上层统治集团的腐败，所以他的批评直指王金发和那些“咸与维新”的投机分子。
反思辛亥革命运动时，鲁迅尤其注重思想革命，不满群众的愚昧麻木，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痛感他们对国家政治、民族兴亡、政权变化这些大是大非、生死攸关的问题缺乏敏感和认识。看到“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而群众却茫然无知的局面，他内心无比痛苦和愤激，所以在《阿Q正传》中，他特别注意表现把总、举人、赵太爷、秀才、假洋鬼子等反动势力的动态。同时对革命的许多方面作了直接的描写和反映，“尼姑庵革命”，“不准革命”，“咸与维新”，把总和举人的冲突，都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极为生动的典型事件和情节，使人们从中看到了这场革命的真实面貌。
小说的三要素是环境、情节、人物，我们不妨按照这个思路去分析。
先看环境，风传的“革命”和“革命党进城”，给未庄带来了“大不安”，于是全村的人心“很摇动”。《阿Q正传》的第七章《革命》，开头就渲染了这种特定的环境气氛。这是小说对辛亥革命的所谓“扬”笔。
小说充分肯定了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作用，真实地表现了它对几千年封建主义统治的巨大冲击。那块供在古庵里的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虽然是被假洋鬼子、赵秀才砸掉的，但他们毕竟是趁了辛亥革命的浪潮。更具实质意义的是城里那个有名的举人老爷的恐惧，革命一起来他就赶紧转移财产、逃难乡下。作为地方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赵太爷、钱太爷之流，更是一反常态，惶惶不可终日。当“赵太爷怯怯的迎着低风的叫”阿Q为“老Q”时，直让他“舒服得如六月里喝了雪水”，“说不出的新鲜而且高兴”，实在是痛快。
但是，还没几天，未庄的人心“日见其安静”了，那是因为“革命党虽然进了城，倒还没有什么大异样”。阿Q所期待的“革命”，变成了赵太爷们的“咸与惟新”，原来是一场虚惊呀，于是情况便逆势而转了。这是小说对辛亥革命的所谓“抑”笔。
后来的未庄，在第八章《不准革命》中，“这一夜寂静到像羲皇时候一般太平”，似乎一切都没有发生过。王阳明《传习录》曰：“夜气清明时，无视无听，无思无作，淡然平怀，就是羲皇世界。早旦时，神气清朗，雍雍穆穆，就是尧舜世界。日中以前，礼仪交会，气象秩然，就是三代（夏商周）世界。”这里显然是反义而用之，讽刺敌人的“复辟”，一切又回到了先前的状态。鲁迅使用“先扬后抑”的描写手法，在时间上采取了“黑夜——白昼——黑夜”式的回环结构，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似乎就这么走过场了。
再看情节，双向开展的情节线索，是矛盾与冲突的有机串连与交会。鲁迅以更具内力的笔触，从独特的视角，生动地描绘了一幅旧民主革命的真实的历史图画。比如，一面是阿Q们的向往“革命”，另一面却是赵太爷们的“不准革命”，这是对立阶级的生死斗争；一面是“剪辫子”的乘风追击，一面却是“盘辫子”的蓄势投机，这是新旧思想的抗争较量。辛亥革命既是阿Q生活的时代背景，也是他的人生历程，乃至他的命运归宿。一个小人物竟然被推上了风口浪尖，成为双向冲突的汇聚点与牺牲品，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小说中特别注意表现把总、举人、赵太爷、秀才、假洋鬼子等反动势力的故作之态，相反以阿Q为代表的民众则成了陪衬，显得十分虚弱，通过许多典型事件和生动情节，使读者从中看到了这场辛亥革命的真实面貌。
小说表现的矛盾与冲突中，富有戏剧性象征的是“白盔白甲”，作为断片反复出现，不能不引起读者的关注与思考。关于革命党，起始的传说是“个个白盔白甲：穿着崇正皇帝的素”。可见人们对辛亥革命的认识，还是脱不掉“反清复明”的旧套，岂不可悲可叹？阿Q的思想中，必然也把“白盔白甲”当成了“革命”的意象，既顽固又鲜活地盘踞着他的大脑，不时地还产生着动力。最后，发生了赵家被强盗抢劫的事，他亲眼看见“似乎许多白盔白甲的人”。因此，辛亥革命在民众的心目中，永远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在阿Q来看，反正不管如何，这就是一个可以去“造反”、去“投靠”的法宝。
可别小看了这个幽灵似的“白盔白甲”东西，因为它象征着封建意识的根深蒂固，要革它的命是不容易的，正是：“山中贼好破，心中贼难除”（王阳明语）。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的革命者同封建顽固势力决一死战，固然是可歌可泣的，但在力量对比中却显得苍白与脆弱。“白盔白甲”能以小见大，这就是辛亥革命的历史局限性，它根本无法做到“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毛泽东语）。鲁迅最为关注的是群众的觉悟和他们对革命的态度，他痛感缺乏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没有造成农村的大变动，这正是辛亥革命存在的根本问题。
“咸与维新”看似幽默之语，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内容和鲁迅的深刻思考。他以高超的技巧和卓越的才能，赋予这四个字以强烈的讽刺和批判色彩，使人感到辛亥革命简直是一幕历史的滑稽剧，和“阿Q打自己的嘴巴”一样既可笑又可悲，因为鲁迅在锋利的笔锋中浸润着十分沉痛的感情。
还有最重要的，是人物思想性格的轨迹，用以塑造文学的典型形象。鲁迅精湛的白描艺术，活活地画出来一副“阿Q相”，真是惟妙惟肖。一是阿Q的生活圈，我们就以他的“脚”来穷形尽相吧。当辛亥革命风声传来，阿Q于是“飘飘然”起来，走路简直是“飞”一般，昂然从赵太爷门前“走过”，朝“革命”的目标静修庵“跨”开步子进去，好一派神气的势头，可是他即便“革命”还是为了“生计”。后来形势骤转，阿Q由“革命”转变为“投降”，他怯怯地“蹩”进了钱府，一副可怜的病态，希望破灭后又“逃”出门外，失魂落魄的他只得到处去“游”，赊酒喝，待酒店关门才“踱”回土谷祠里睡觉，传神而逼真的脚步，对于愚昧的“国民性”不正是绝妙的“注脚”吗？土谷祠是他每天生活的起点也是终点，人物的喜剧式遭遇与悲剧性结局会合了。这同样是一个“社会怪圈”，多么贫困、落后、狭窄、无聊，显示着农民的生态与现状。
二是阿Q的思想圈，这是“自发反抗性”与“精神胜利法”的交融。“革命”在他的心目中是什么？无非就是“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然而这种思想只能在他的梦境中得到实现。其实阿Q根本没有觉悟，只是带有精神的病态：他一会儿是得意忘形的“昂头”，神气十足，旁若无人；一会儿是黯然神伤的“倒头”，仓皇四顾，无限怅惘。这反映出广大民众对于辛亥革命的一种“心理怪圈”：向往——怀疑——失落，如此循环反复，从而显示出革命脱离民众以及无法深入人心的历史面貌。亦喜亦悲的阿Q，在刑场竟然喊出“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这让他的精神胜利法得到了最后的满足。处于这样的怪圈，他必然只能自我封闭与自欺欺人，正是所谓“国民性”的典型写照。
三是阿Q的命运圈，小说的结局是他临刑前为自己的生命画了一个形状如同绞索的“圈”，还遗憾画的不圆呢。关于这个细节，实在是意味深长，一个已经被剥夺的一无所有的贫苦农民，最后连命也保不住，成了辛亥革命中的“冤死鬼”。阶级地位和生活处境为阿Q的“造反”提供了必要的前提，阿Q当然有改造现状的要求，“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可是辛亥革命只改变了表象，并没有改变人心，他还是那样糊里糊涂、懵里懵懂，不知道自己和周围世界是怎么回事，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
我们联想到，这个“圈”就是“零”，等于“无”，以上就是阿Q的“三无”人生：无家可归的生活，无所可依的心灵，无人可怜的命运。你可听见，他最后留下的声音是一句“救命”，正如鲁迅在《狂人日记》之后发出的呼唤“救救孩子”那样，已经定格为一种永恒的历史回声。
辛亥革命虽然改朝换代，但同样逃不出“历史怪圈”，如鲁迅说的：中国只有两种时代的循环，“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可叹的是，革命能赶走满清皇帝，却不能驱走民族的“奴性”，这是多么发人深思的问题啊。
《阿Q正传》发表后，有人想把它改编成电影，可是鲁迅不同意，他在复信中指出：“《阿Q正传》的本意，我留心各种评论，觉得能了解者不多，搬上银幕以后，大约也未免膈膜，供人一笑，颇亦无聊，不如不作也。”
现在看来，“膈膜”一词实在很重要，高瞻远瞩的鲁迅已经点到了问题的要害：辛亥革命尽管轰轰烈烈，但它与民众之间的“膈膜”是客观存在的，所谓“膈膜”，即心灵的屏障，是不会理解，也无法沟通，这就是鲁迅在剖析辛亥革命后诊断出的症结之所在。这在鲁迅的另一篇小说《药》中更有说明。
袁枚曾创作了鬼怪小说《子不语》，其中有一则《还我血》的故事：“人血馒头，可医瘵疾。狱卒杨某，取血归奉其戚。甫抵家，忽以两手自扼其喉，大叫：‘还我血！’”鲁迅将其移植过来，写了华老栓去刑场买“人血馒头”，要为儿子治痨病，革命者的鲜血竟然成了愚昧民众治病的药，结果小栓还是送了命。这个荒谬的故事，就是深刻的历史悲剧。
鲁迅说过，“举起历史的亡灵，都是为了现实的需要”。辛亥革命至今整整一百年了，我们回顾历史，深入总结其经验与教训，仍然有值得思考的东西。以反封建为标榜的辛亥革命，恰恰忽略了革命的思想动员工作，犯了战略性的错误，忽视了人民群众尤其是占绝大多数的农民，使得人民群众不仅对推翻满清政府的革命漠然置之，而且对自己所受的封建思想的毒害浑然不知，甚至在行动上以封建礼教制度为准则。这种“膈膜”之危害，甚至会发展成为“鸿沟”，在客观上严重阻碍了革命的进程。
《阿Q正传》的创作旨意是鲁迅深入透彻的反思：辛亥革命没有给阿Q带来福音，也无法改变他们的生活和命运，更不可能带来对农村和农民精神的影响与改变，这对改造“国民性”并不具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由于鲁迅的生命经历和思想认识，他非常熟悉封建主义的历史和过于强大顽固的传统，因此一向对中国的改革、维新和革命抱有怀疑乃至悲观的态度。在鲁迅看来，中国这样一个国度与传统，只能制造大批阿Q这样愚弱混沌的国民，使“吃人的宴席长盛不衰”，任何的启蒙、改革和革命都是极其艰难的。
在阿Q与辛亥革命关系的描写中，鲁迅十分客观地揭示了辛亥革命的历史局限，同时表达了对于辛亥革命的失望，也表达了对于沉疴严重的阿Q以及国民能否改造的怀疑，这就是鲁迅所刻画的“沉默的国民的灵魂”。从一定意义上来看，辛亥革命与阿Q是互为因果的，鲁迅以小说的手法洞察世道人心，《阿Q正传》中包含着丰富深邃的文学主题和思想意义，是后人永远值得借鉴的。
今天我们纪念辛亥革命，仍然需要鲁迅所提供的思维方式，对于阿Q精神与国民性的改造，绝不能单纯或单向地寄希望于某一场社会改革，所谓“毕其功于一役”，改革必须是持之以恒地进行下去，同样需要“韧的战斗”啊！
政党与民众的关系决定着国家的命运，这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九十年的历史中获得了明证。如今“民生问题”被放在首要位置上，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鲁迅曾经提出的社会人生中的“膈膜”，仍然是我们今天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他还告诫过“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人性”，我们将永远呼唤正直善良、乐善好施的人性，让世道民心变得和谐：少一分距离，多几分亲近；少一分冷漠，多几分问候；少一分封闭，多几分坦诚；少一分欺诈，多几分诚爱。
在鲁迅诞辰一百三十周年之际，中国人民永远怀念这位“民族魂”。
首先要讲讲什么是反思文学
社会条件：政治上的拨乱反正；社会性的思想解放运动
作家条件：“右派”作家归来；青年作家涌现
思想条件：文学不再满足于暴露揭示伤痕，而试图对历史作纵深整体性思考。
反思内容：对共和国初期至“文革”时期历史、社会、个体命运进行批判性思考。反思对象：较广泛，干部、右派、知青、农村、军营生活、商人、“内奸”等在文革中命运。思考触角， 追索从左到极左的深层历史原因。
反思主体：复出作家、知青作家、女性作家可与“伤痕文学”相比较。
较之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不再满足于展示过去的苦难与创伤，而是力图追寻造成这一苦难的历史动因；不再限于表现“文革”十年的历史现实，而是把目光投向1957年以来甚至是更早的历史阶段。重新探究历史是非，对过去一贯以为正确而在实践中证明是错了的政策、路线、事件提出怀疑，并以艺术的方式加以充分而深刻的表现，这就是反思文学的基本出发点。在反思文学兴起的初期，“反右”扩大化、“大跃进”、“文革”等一个个事件的历史真实不断在文学中得到展示，而这些，也就构成了反思文学的主要题材。这一时期的反思文学作品几乎全部是悲剧性的，作家们在悲剧中倾诉了人民的苦难，贯注着对民族坎坷历程的思考。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等是其中的代表作。
其下就引用一楼的啦
反思文学主要作家有张贤亮、王蒙、茹志娟、史铁生、王安忆等
（一）政治反思：王蒙《蝴蝶》、茹志鹃《剪辑错了的故事》
（二）人性反思：古华《芙蓉镇》
（三）民族性反思：高晓声《陈奂生上城》
（四）苦难反思：张贤亮的小说《灵与肉》《启示录》《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五）现实社会反思:
理想主义者的困惑《人到中年》;
新时期军事文学的开拓之作《西线轶事》
（六）人生反思
知青小说：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王安忆《本次列车终点》；梁晓声《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等
（七）文化反思
张炜《古船》、陈忠实《白鹿原》等。
反思文学对人的书写不再以知识分子、知青和老干部为主体，而是将视角触及到更广泛的人群、更基本的生存层面和更隐秘的灵魂深处。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1979)和古华的《芙蓉镇》(1981)不仅对社会、历史或政治等问题进行了痛切的反思，而且揭示了中国普通农民在“文革”或极左政治下所遭受的精神创伤和心灵痛楚。《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回顾了合作化以来，四川贫穷山村葫芦坝农民许茂一家曲折艰难的生存境遇，表现了“文革”后期普通农民的现实生存状态。许茂和他的几个女儿的内心都烙下了深深的伤痕，许茂也由当年的土改积极分子转变成一个自私孤僻、冷漠木然的人，连女儿女婿的痛苦能因怕受牵连而不闻不问。他的四女儿许秀云是作家倾心打造的富有中国传统美德的理想的农村女性形象，她不仅善良温和，而且意志坚定、具有叛逆精神、敢于追求理想和幸福，在她的身上寄托了作家对女性的美好想象。小说中的金东水也是一个品质优秀、百折不饶、坚忍不拔的硬汉形象。他们都在文革中受到了非人的待遇，肉体和精神上饱受摧残，但他们对人、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却从未动摇过。小说着重关注他们的精神创伤和生存意志，他们都是“被迫害者”或“被损害者”，也是民族的希望。《芙蓉镇》也是反思文学的优秀之作，古华对人物命运和人性变异的表现更为深刻悲悯，甚至涉及到了左倾思潮给“政治闯将”李国香和“运动根子”王秋赦带来的内心痛楚和深重灾难，他们又何尝不是文革的“受害者”，他们心灵的创伤是否该得到同情，又由谁来抚慰他们的伤口？这是《芙蓉镇》与同时期作品相比难能可贵的地方。
反思文学对人的发现还体现在对“人道主义”的刻意彰显、婚恋主题的开掘及其对人的生命价值的赞颂上。谌容的中篇小说《人到中年》（1980年1月）被称为人道主义的宣言，小说关注的是“人”的基本生存境况，探讨人的价值和“人”所应该得到的权利，作者通过陆文婷夫妇的生存境遇呼吁社会关注他们的生存状况，同时指出他们的生存状况及价值实现与我们国家的发展密切相关。这样便使作品具有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从而以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关注性，成为当时社会问题小说中的一篇佳作。但是，与1980年代中后期的“新写实小说”不同的是，这里谌容关注的“人”有其特定的社会位置，即主人公代表了整个中年知识分子阶层。
20世纪80年代初，确立爱情的位置，呼吁婚姻选择的自由，是文学的重要主题。张弦的短篇小说《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路遥的《人生》、郑义的《老井》等几乎都是将爱情放在讴歌“善”或抨击“恶”的道德层面上进行描写的，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对“爱情”本身进行了反复的诘问与思考，这种深层思考大多源自于女性作家的切身体验或深切感悟。《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通过偏僻山村中普通农妇和她的两个女儿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爱情遭遇，揭示了封建意识如何凭借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贫困和政治生活的不正常状况，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继续吞噬着年轻的生命，扭曲着正常的人性，压抑着美好的感情，小说中明显充溢着对自由爱情的呼唤和对婚姻自主的热切渴望。当母亲菱花听到二女儿荒妹喊出“你把女儿当东西买呀”时，菱花震惊了，这不正是当年土改时自己对母亲说过的话吗？20多年后，女儿也发出如是之呐喊，她不明白“这是怎么了”，“我是怎么了”，这个曾经为爱情幸福勇敢抗争过的女性，如今却成为包办买卖婚姻的捍卫者。菱花的痛苦和悲剧感远远超越了以前纯粹描写文革伤痕的作品，虽然小说将问题的解决寄托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党的富民政策，但菱花的悲剧感和大女儿存妮那由性而爱的爱情悲剧却使小说散发出永久的人性光芒。存妮和小豹子这两个未婚男女因生命本能的需要和青春的萌动而结合，并进而在共同的生产劳动生活中产生了真挚的爱情，然而没有婚姻保证的性爱是不为乡村伦理所接受的，被捉奸后，存妮羞愧难当自杀身亡，小豹子被以强奸罪法办，荒妹从此不再与男性说话，不肯正眼看男性青年，当爱情来临时，她竟然感到莫名的羞辱与自责。小说中提出的社会问题至今并没有完全解决，作者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在现代化程度日益提高的今天又面临着新的挑战，爱情和婚姻自由真的能随着党的富民政策和温饱问题的解决而到来吗？《人生》中高加林的爱情选择在现实生活中具有普遍性，而且在21世纪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1980年前后，这个难题还是在爱情层面展开讨论，如今婚姻似乎也失去了基本的保障，于是婚前协议成为时尚人士的选择。近30年来，人的道德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不能确定高加林和刘巧珍在一起就会幸福，但高加林的爱情选择真的对吗？这一人性的拷问还在烤炙、焦灼着人们躁动不安的心。《老井》中，孙旺泉的爱情选择少了“个体”性，多了几分义务责任和沉重无奈，作者把爱情的位置排在了亲情、责任之后，这既有文革的余韵，也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而赵巧英也更具有现代意识和独立意识，与恋人在生死关头做了一次夫妻，婚姻与恋情（私奔）绝望后，她选择了离去，看似潇洒，实则苦涩。作者写出了那个时代两种价值观念的冲突，也许我们不必担忧赵巧英出走以后怎么办，但爱情呢？这些作品中爱情的阻力大多源自于外部世界，当然，高加林的选择也有他个人人性深处的原因，比如喜新厌旧，爱慕虚荣，等级观念等。
《爱，是不能忘记的》是张洁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展开叙述的，更适宜表现女性内心的情感波澜，故事以“我”的叙述和母亲钟雨的日记交错展开，从个体的角度，从个人经历遭遇和现身说法中来表现婚姻悲剧，呼吁爱情位置。钟雨半生守候着一份柏拉图式的爱情，女儿不愿要没有爱情的婚姻，希望独身能得到社会的认可，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信息，它意味着除了泛泛的爱情肯定外，作家的个性正在觉醒，对个体的生存价值，情感要求的呼吁和追寻，意味着新时期文学正从朦胧、混沌中一步步向人、向生命本真逼近。尽管这篇小说尚未涉及人的本能——性，也许在作者看来，钟雨最大的问题是爱情，婚姻和性会随着爱情的实现而自动解决，性与爱的矛盾冲突还没有进入那时文学的表现空间。

反思文学主要作家有张贤亮、王蒙、茹志娟、史铁生、王安忆等
（一）政治反思：王蒙《蝴蝶》、茹志鹃《剪辑错了的故事》
（二）人性反思：古华《芙蓉镇》
（三）民族性反思：高晓声《陈奂生上城》
（四）苦难反思：张贤亮的小说《灵与肉》《启示录》《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五）现实社会反思:
理想主义者的困惑《人到中年》;
新时期军事文学的开拓之作《西线轶事》
（六）人生反思
知青小说：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王安忆《本次列车终点》；梁晓声《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等
（七）文化反思
张炜《古船》、陈忠实《白鹿原》等。
反思文学对人的书写不再以知识分子、知青和老干部为主体，而是将视角触及到更广泛的人群、更基本的生存层面和更隐秘的灵魂深处。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1979)和古华的《芙蓉镇》(1981)不仅对社会、历史或政治等问题进行了痛切的反思，而且揭示了中国普通农民在“文革”或极左政治下所遭受的精神创伤和心灵痛楚。《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回顾了合作化以来，四川贫穷山村葫芦坝农民许茂一家曲折艰难的生存境遇，表现了“文革”后期普通农民的现实生存状态。许茂和他的几个女儿的内心都烙下了深深的伤痕，许茂也由当年的土改积极分子转变成一个自私孤僻、冷漠木然的人，连女儿女婿的痛苦能因怕受牵连而不闻不问。他的四女儿许秀云是作家倾心打造的富有中国传统美德的理想的农村女性形象，她不仅善良温和，而且意志坚定、具有叛逆精神、敢于追求理想和幸福，在她的身上寄托了作家对女性的美好想象。小说中的金东水也是一个品质优秀、百折不饶、坚忍不拔的硬汉形象。他们都在文革中受到了非人的待遇，肉体和精神上饱受摧残，但他们对人、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却从未动摇过。小说着重关注他们的精神创伤和生存意志，他们都是“被迫害者”或“被损害者”，也是民族的希望。《芙蓉镇》也是反思文学的优秀之作，古华对人物命运和人性变异的表现更为深刻悲悯，甚至涉及到了左倾思潮给“政治闯将”李国香和“运动根子”王秋赦带来的内心痛楚和深重灾难，他们又何尝不是文革的“受害者”，他们心灵的创伤是否该得到同情，又由谁来抚慰他们的伤口？这是《芙蓉镇》与同时期作品相比难能可贵的地方。
反思文学对人的发现还体现在对“人道主义”的刻意彰显、婚恋主题的开掘及其对人的生命价值的赞颂上。谌容的中篇小说《人到中年》（1980年1月）被称为人道主义的宣言，小说关注的是“人”的基本生存境况，探讨人的价值和“人”所应该得到的权利，作者通过陆文婷夫妇的生存境遇呼吁社会关注他们的生存状况，同时指出他们的生存状况及价值实现与我们国家的发展密切相关。这样便使作品具有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从而以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关注性，成为当时社会问题小说中的一篇佳作。但是，与1980年代中后期的“新写实小说”不同的是，这里谌容关注的“人”有其特定的社会位置，即主人公代表了整个中年知识分子阶层。
20世纪80年代初，确立爱情的位置，呼吁婚姻选择的自由，是文学的重要主题。张弦的短篇小说《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路遥的《人生》、郑义的《老井》等几乎都是将爱情放在讴歌“善”或抨击“恶”的道德层面上进行描写的，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对“爱情”本身进行了反复的诘问与思考，这种深层思考大多源自于女性作家的切身体验或深切感悟。《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通过偏僻山村中普通农妇和她的两个女儿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爱情遭遇，揭示了封建意识如何凭借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贫困和政治生活的不正常状况，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继续吞噬着年轻的生命，扭曲着正常的人性，压抑着美好的感情，小说中明显充溢着对自由爱情的呼唤和对婚姻自主的热切渴望。当母亲菱花听到二女儿荒妹喊出“你把女儿当东西买呀”时，菱花震惊了，这不正是当年土改时自己对母亲说过的话吗？20多年后，女儿也发出如是之呐喊，她不明白“这是怎么了”，“我是怎么了”，这个曾经为爱情幸福勇敢抗争过的女性，如今却成为包办买卖婚姻的捍卫者。菱花的痛苦和悲剧感远远超越了以前纯粹描写文革伤痕的作品，虽然小说将问题的解决寄托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党的富民政策，但菱花的悲剧感和大女儿存妮那由性而爱的爱情悲剧却使小说散发出永久的人性光芒。存妮和小豹子这两个未婚男女因生命本能的需要和青春的萌动而结合，并进而在共同的生产劳动生活中产生了真挚的爱情，然而没有婚姻保证的性爱是不为乡村伦理所接受的，被捉奸后，存妮羞愧难当自杀身亡，小豹子被以强奸罪法办，荒妹从此不再与男性说话，不肯正眼看男性青年，当爱情来临时，她竟然感到莫名的羞辱与自责。小说中提出的社会问题至今并没有完全解决，作者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在现代化程度日益提高的今天又面临着新的挑战，爱情和婚姻自由真的能随着党的富民政策和温饱问题的解决而到来吗？《人生》中高加林的爱情选择在现实生活中具有普遍性，而且在21世纪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1980年前后，这个难题还是在爱情层面展开讨论，如今婚姻似乎也失去了基本的保障，于是婚前协议成为时尚人士的选择。近30年来，人的道德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不能确定高加林和刘巧珍在一起就会幸福，但高加林的爱情选择真的对吗？这一人性的拷问还在烤炙、焦灼着人们躁动不安的心。《老井》中，孙旺泉的爱情选择少了“个体”性，多了几分义务责任和沉重无奈，作者把爱情的位置排在了亲情、责任之后，这既有文革的余韵，也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而赵巧英也更具有现代意识和独立意识，与恋人在生死关头做了一次夫妻，婚姻与恋情（私奔）绝望后，她选择了离去，看似潇洒，实则苦涩。作者写出了那个时代两种价值观念的冲突，也许我们不必担忧赵巧英出走以后怎么办，但爱情呢？这些作品中爱情的阻力大多源自于外部世界，当然，高加林的选择也有他个人人性深处的原因，比如喜新厌旧，爱慕虚荣，等级观念等。
《爱，是不能忘记的》是张洁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展开叙述的，更适宜表现女性内心的情感波澜，故事以“我”的叙述和母亲钟雨的日记交错展开，从个体的角度，从个人经历遭遇和现身说法中来表现婚姻悲剧，呼吁爱情位置。钟雨半生守候着一份柏拉图式的爱情，女儿不愿要没有爱情的婚姻，希望独身能得到社会的认可，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信息，它意味着除了泛泛的爱情肯定外，作家的个性正在觉醒，对个体的生存价值，情感要求的呼吁和追寻，意味着新时期文学正从朦胧、混沌中一步步向人、向生命本真逼近。尽管这篇小说尚未涉及人的本能——性，也许在作者看来，钟雨最大的问题是爱情，婚姻和性会随着爱情的实现而自动解决，性与爱的矛盾冲突还没有进入那时文学的表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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