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社会分工，就有产生商业活动的可能。依这一逻辑推断，商业活动大概在遥远的洪荒年代即开始有了，因为人类很早之前就有天然地理上的生产分工，靠水的捕鱼，靠山的狩猎，靠原野的采集、种植；假若捕鱼部落的成员想吃狍子肉，狩猎部落的成员想 喝鱼汤，两部落之间就有可能发生贸易。不过，有贸易发生，未必意味着商人出现。贸 易可分为物品贸易与商品贸易两种类型，在物品贸易的状态下，交易双方的身份都是生产者，同时又都为消费者，交易的目的是互通有无；商品贸易截然不同，商人介入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收购生产者的剩余产品，加上附加值，再销给消费者，商人参入交易的目标纯粹是追逐利润。

中国商品贸易的产生年代今天已不可能准确考证，只知道到商朝时已相当发达，当时出现了交换的媒介——贝币，计算单位为朋。到周朝，商业已被看成社会生活中不可 缺少的一个重要行业，《周书》中说：“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 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诗经》中与贸易有关的句子也不少，比如：“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再比如：“如贾三倍，君子是识。”周朝末年，由 于没有政治权威的统一协调，商业得以恶性发展，有些工具制造商、矿业开发商及流通中间商积累了大量的资本，“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其中 著名的有范蠡、吕不韦等。

商业与农业相比，极具扩张性。假如政府不有意识地平衡商业与农业之间的关系，任凭两者在平等的台面上自由发展，商业最终会奴役农业。以现在的目光看，这似乎是 值得祝贺的事情，商业扩张到一定程度，就会掀起工业革命，西欧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在东周时期，中国商业的自由扩张很难引发工业革命，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 则因为工业革命的前提是科学革命，而中国传统上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不可 能从内部产生出科学革命；二则当时中国的农耕文明生机勃勃，它不需要向商业社会的 轨道上转。这注定了东周时期商人们的辉煌事业前途黯淡，因为一个社会的商业活动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如果没有工业革命或巨大规模的海外贸易相迎合，它必将成为这个社 会的病痛。亚里士多德说：“由于致富艺术表现在商业活动中，这种艺术永远不会有达到目的的极限，因为其目的是无止境地攫取财富和占有货币。”农耕社会缺乏持续增长 的财富供商人无休止地攫取，他们无极限的商业扩张不能像在工业社会一样能给广大民 众普通带来利益；相反，他们会通过投机取巧、囤积居奇等手段与农民争利，会扰乱社 会的政治、经济秩序。为了抑制商人强劲地扩张欲望，使帝国社会内部农、商、工各行 各业的比例协调，秦始皇统一国家后，就有意识地贬抑商人。秦朝的法律规定，商人及 其子孙，与罪吏、赘婿同属贱民之列，可以随时押往边疆服役或定居。汉朝继续压制商人，例如高祖皇帝规定，商人不得乘车、穿丝绸衣服，而且要加倍缴纳税赋。这种不给商人政治地位的政策，有利于政府倡导简朴敦厚的社会风气与维护社会公正；同时在某 种程度上减低了商业对农耕者的诱惑力，巩固了国家的经济本基。

尽管如此，商人行业的巨大优势仍令人不安，毕竟那是个容易发财致富的职业，商 人们掌握着大量社会资源，他们很容易使自己更富，也很容易奢华骄狂。正如晁错所指 出的：“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 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代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 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 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 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食。无农夫之苦，有百千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 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

从西汉初期放任自由的经济政策，一转到西汉中期的杀商政策，统治者懂得了，商人具有积聚社会财富的强大力量，必须“重农抑商”，才能平衡商人和农民的利益。从此，历届政府都将重农抑商作为基本国策。

商人（也叫尖商，最早跟米有关，原本是给人蝇头小利的不是专坑人的）因职业性质的特殊性公开私下能靠放贷起家，加之三观不正笑贫不笑娼引导社会风气不好+加行业败类（偷税漏税缺斤短两以次充好贱买贵卖价格欺诈导致名声不好），而统治者做大官在台面上不能捞或是捞的少（不许经商开公司做外资买办，除了皇帝皇亲国戚心腹重臣有许可特权）不自由（贫寒学子入仕多半以做官为终南捷径，官媒掌控着话语权羡慕嫉妒恨商人（有点像今天的仇官仇富）反复宣传他们只为一己之私不爱国爱民，贵族瞧不起土豪，以讹传讹之下说的人越多平头百姓也信当然三人成虎，西方谚语：谎言重复一万遍就成了真理（百姓还是种地者多，没学历被欺骗也很正常，就算有判断力明辨是非也经不住上头过度包装再三忽悠）

在两千余年封建历史中，“农本商末”观念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主调，由此形成“重农抑商”政治方针是古代统治者惯行的基本治国之策。自战国时形成“奖耕战”、“抑商贾”政策始，秦汉后“重农抑商”、“崇本抑末”渐成国策，到宋元“专卖”法乃至明清“海禁”，均是重农抑商政策之表现。“重农抑商”、“农本商末”政策深深制约和影响中国历史。 “重农抑商”政策在中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具体表现 法律的内容必然为经济形态所决定，当“农本商末”观念被统治者信奉以后，作为统治阶级意志和利益体现的抑商之法应运而生。
重农抑商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最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其主张是重视农业、以农为本，限制工商业的发展。从李悝变法、商鞅变法规定的奖励耕战，到汉文帝的重农措施，直到清初恢复经济的调整，都是重农抑商政策的体现。《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抟心揖志。”

首先，所谓的旧社会指的就是中国古代近代的封建社会。在封建社会，帝王往往被神化，被宣传为上天派来掌管黎民百姓的有神奇力量的化身。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帝王和官员就是最高级的地主阶级。他们通过政治权利剥削百姓，从而维持自身。搜刮来的钱财和土地使得帝王和高级别官员得以控制住黎民百姓。
　　但是商人通过做生意，互通有无，把百姓的钱财迅速聚积起来，从而也同样能够过上像帝王和官员般奢侈的生活，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威胁到了一直以来宣传的传统思想，威胁到了帝王和官员的身份和地位，也使百姓质疑到所谓神权的真实性。所以，近代一直以来的“重农抑商”策也就不足为奇了。
商人的地位低下是统治阶级刻意贬低的。
在古代，行政管理能力受到科学技术的限制，政府对商人这一群体管理困难：
　　例如征税，商人不像农民那样可以根据田地来指定确切的税额
　　又例如征役，由于商人大多游走各地，无法对其进行确切地户籍管理，从而很难对其征集劳役和兵役。
　另外商人的流动性对当时的社会的稳定统治也产生威胁：
　　很多限制流通的物资（如盐、铁）都可以通过商人来流通，还有许多不利于封建统治的思想也是由商人传播开了的。更有甚者，商人可以迅速堆积起大量财富，从而积聚其挑战统治阶级的力量，这也是帝王们所恐惧的。

　　所以士工农商等级的确定是统治者按其对自己统治的贡献和危害程度来确定的。

　　政治上：重农轻商便于统治，百姓固定，商人到处跑，不好管

　　文化：儒家轻商，儒家的祖师爷孔子如此，以后越来越厉害，到了宋朝作词都被瞧不起。

中国各朝代的政府几千年来一直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方针，各朝代的政府所宣传的理论是:商人以倒买倒卖为生，不事生产，不从事和参与生产活动，商人靠“投机倒把”挣钱。所以古代的封建政府把商人的地位排得比工人还低(士→农→工→商，士大夫、官员、举人、读书人、士人地位最高，其次是农民和地主，然后是手工业者、工匠，最后才是商人)。
为了阻止社会上的人都去经商，都去倒买倒卖，从而导致务农、做工、从事生产活动的人的人数变少，所以几千年来，封建王朝一直对商人进行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