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境内泰山并不特别高大，才1千多米，为什么它会是中国古代最神圣的具有人文价值的大山？从大汶口文化或许已经奠定其神圣地位。东部地区新石器时期主要由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先后组成。
在山东西南与河南比较接近的地区发现了一个滕州遗址，“早于大汶口文化的类型，该类型与后来发现的裴李岗文化有相似之处”。这不奇怪，从地形图上看，那是两处最近的“岛屿”，他们之间应该曾经是一片“湖海”。我们或许需要猜测两地之间是通过舟船之类的工具达到交流的才正确。
苏北淮安的青莲岗文化遗址也有一些自己的特色，时间上早于龙山文化。
迄今为止已经发掘了100处大汶口文化遗址。这些遗址尽管出现于鲁东、皖北甚至豫中，但其核心分布于山东、苏北。并且这些遗址多为墓地，而非居住地。
我对于大汶口文化以及它前后和周围的东部文化的总结是：偏于海洋特色。并且之所以多发掘有墓地而不象仰韶那样有许多的居住地发掘，原因是他们更多地生活在船上，船就是他们的居住地。或者他们的房屋就建立在水上或水边，这一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们的居住地会在发现概率上少于仰韶文化，坟墓就不同了。即便在上个世纪，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许多渔民除了必要的采购以及埋葬亲人他们几乎是拒绝上岸的，与岸上的人们几乎成为两个不同的民族。远古时期肯定也有这样的一个群体，为什么如此，或许没有道理，只是传统，也或许深有道理，比如躲避各种可以想象的危险。当然，也不要误以为大汶口文化是纯粹的海洋文化，他们也发展农业，任何一个谋求发展的群体在当时肯定已经意识到农业的不可或缺，所以他们最有可能整体是“两栖”群体。 大汶口人到底来自哪里？这个问题重大而敏感，因为它意味着对东部文明根源的回答。
“严谨根据对大汶口和西夏侯遗址（山东曲阜）人口的一项研究而推断其居民为波利尼西亚人种，而与同时代的仰韶居民有着显着差异。”但也有中国学者不同意这个结论。波利尼西亚人是一个擅长航海的民族，否则他们就不会居住在太平洋上的小岛之间。实际上我还认为这个民族与后来中东崛起的海上民族或者腓尼基人有着密切的关联，这是后话。再联系到北京山顶洞人中的拉美尼西亚女人，这个推断就显得更有道理，因为拉美尼西亚基本上就在波利尼西亚文化圈内。也就是说，无论山东大汶口文化还是北京山顶洞人看来有可能是同源的波利尼西亚人，或者换句话说，他们都在一个更为广泛的“南岛文化”范畴内。也就是说，中国的南部与东部地区，在早期更多接触了或者根本就是一种海洋背景的“南岛文化”。后来的漫长岁月里又加入了其它多种文化色彩，最终稳定沉淀于“三代”。而三代的直接根源却在中东。
在过去的数千年中，我相信生活在海洋上的这些人们融合、分化形成了一些新的民族与文化，有些群体甚至消失不见完全被包容在另外的文化色彩之中。比如“三代”就是一个典型，他们不是单纯的一个民族或一种文化的结晶，我们最终只可以分析出其中的一两个方面，由于资料的缺乏做全面的总结很困难。 在这里请允许我做一个小小的补充。我一直比较接受人类起源“非洲单一说”，当然包括南岛人（含波利尼西亚人）也是从非洲出去的。
在第四纪冰川期包括中国在内的区域人类活动绝迹了大约4万年，而这个时期太平洋上的波利尼西亚人却因为生活在赤道附近一直生活得自由自在，他们以那些温暖的岛屿为根据地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在1万多年前冰雪融化期间，他们可能花费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时间游弋到当时临海的北京山顶洞，其部分后代也分布于相距已经不远的山东泰山一带。台湾在这条交通道路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中转作用。有许多的研究者认为台湾是“南岛文化 ”的发源地，可能就与这个重要作用有关。由于中国大陆文明交流与冲突大大高于台湾，所以最初的南岛文化作为最底层在大陆被彻底掩盖，我们容易看到的是后来人群带来的影响。台湾的“南岛文化”成分因为相对“纯净”而为大家所易见。 对于日后中国形成决定性影响的大汶口文化有人给分为这样三期：公元前4300-公元前3500，公元前2900之前为二期，公元前2400前为第三期。在最后这期中出现了西夏侯等遗址，黑陶开始出现，玉钺与石钺出现，并且一些大家熟知的斧头与太阳月亮的组合符号同时出现。
这一时期以赤峰为核心的北方红山文化与大汶口应该有接触，并且时间越近我认为红山与大汶口愈加靠近，他们相互有过更多的影响。我更偏向于把红山的前后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与仰韶有联系，后期与沿海的东部有联系。
南部江苏吴县一带的崧泽、马家浜、杭州湾的河姆渡、良渚等也做类似考虑归纳，他们通过大汶口而与红山文化发生联系。东部沿海一条线。 以上东部地区很可能与南岛文化都有牵连。所以在近1万年的时间内，到底是中国大陆发展了南岛文化，通过台湾回馈给太平洋中的南岛人，还是南岛人不断向东亚北方迁徙发展，这确实是个问题。但重点是要认识到，大约从龙山文化开始，东部文化就逐渐被新的文化层所覆盖，这扰乱了我们的视线。
假如说红山文化中有鹰崇拜，那么南方河姆渡文化里则似乎出现了凤文化。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中国龙凤文化从根源上似乎与西北仰韶文化鲜有关联。也就是说，在中国一直声名显赫的仰韶文化很可能由于被东部文化替代，尤其是被奠定了中国文明根源的“三代”覆盖，今天中国人所继承的很可能更多不是仰韶文化，而是东部海洋文化。当然，这个说法相当武断，但确实值得提出来。龙风文化到底起源何在，还是个谜。 黑陶作为龙山文化的象征，似乎除了西北仰韶哪里都有出现过，包括南方的大溪以及后续的汉水屈家岭，河姆渡就更是“以黑陶为特色”（张光直语）。这都说明了中国东部南方与东方的某些统一性，以及他们与西北地区的分别。
张光直先生说：“到公元前4000年左右，黄河下游冲积扇已基本形成，随着其边缘地带地面豁缝逐渐缩小直至最后消失，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之间的陆路交往就必然便利了”。“有确切无疑的迹象表明，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代，无论南方和北方，这些有特色的文化都开始了一个进程。在该进程中，文化间的联系得以加强，其时间在北方为随后的1000年，而在南方则为随后的1500年至2000年。这些地域文化向外扩展，彼此间确确实实地进行接触，在文化上相互作用，并从实质上表现出相互作用日趋加剧的迹象……”。 注意一下南北两地的不同时期或许是有意义的。它或许暗示了我们某些基本条件上的必然，比如交通工具的这个时间的改进甚至出现。为什么南方会晚1、2千年，他们在等待什么？我认为可能是一种舟船大车。也可能是青铜器的出现有利于南方茂密森林的开垦。
张光直先生认为这些不同的新石器时期的文化区域在“相互作用”之下成了“相互关联的文化”。对于这个相互作用的时空概念，张先生认为是“在公元前4000年代开始形成，范围是北起辽河流域，南到珠江三角洲和台湾，东起东部沿海地区，西到甘肃、青海和四川……，所有的地域文化在形成被秦汉王朝所统一的中国历史文明的过程中肯定发挥了作用” 。 张先生尽管是一位中国文明独立起源说的支持者，但是他是一位明显有着开放与发展眼光的人。他时时看到新材料的涌现对于史前老的假说的冲击。我不得不说，在这里张先生表达了中国后来的文明就起源于以上提及的新石器时期文明的倾向，这个认识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张先生如大多数中国文明独立说者一样，只看到了中国本土完整的“序列”，并陶醉于这些“序列”，但对于新内容的注意不够，比如马车的引进，青铜器冶炼技术的引进，瓷器（非陶器）在商朝的突然出现，文字在后商的突飞猛进，对于这些关键的文明元素都没有足够的重视。最重要的是，中国文明独立说的前提是建立在DNA技术应用之前中国也有猿人进化为中国人的幻想基础之上。当我们把人类的起源定位于非洲单一起源说之后，许多推论势必发生了动摇。但张先生并没有看到今天DNA的研究成果，所以他已经没有机会更改他的结论了，这很遗憾。但张先生的视野始终是开放的，我始终感受到了这一点，并且受到他这个精神的鼓励。
在过去的上万年里，应该源源不断地有外部的人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来到中国，定居下来，他们带来的文明与本土产生的文明一直在进行交流和本土化。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人们奠定了部分的中华文明，但并不是全部，因为带来新文明的“三代”还没有到来。
大汶口之后的龙山文化开始了，同期比较著名的还有南方杭州湾附近的良渚文化。良渚文化的黑陶以及那些独特的带有大眼睛（或大耳朵）的玉石纹饰都说明了它与龙山文化或者商文化的直接关系。 良渚文化的一个特点是那些精良的玉器。东北的红山文化是另外一个以玉著名的区域。尽管从文饰上还看不出来两者有什么关联，但是同样热衷并擅长玉石雕刻都让人猜想之间是否有着深层关联。由于红山文化在前，良渚稍后，在考虑到气候在那个时期发生了气温下降之后，这一猜想就更显得合理。当然，我不认为这是一种纯粹的迁徙，更大的可能是一种融入交流。
整体看下来，实际上中国东海部地区都有十分明显的玉传统，而中国西北地区却似乎只盛行陶文化。这是中国新石器时期东西部比较明显的一个差异。 龙山文化挟裹着“三代”文明。
龙山时期一些遗址开始广泛出现于平原地带，说明大海消失了，沼泽也已经开始缩小，越来越多的人移居到中原。突然多出来的这些土地使整个东亚看起来与以往有很大的不同。埃及与两河流域出现了许多发达的王国，中东那些具有战略眼光的野心勃勃的政治家不会不关注到东亚长出了一块巨大的肥肉。而更多的商人甚至商业大家族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
考古显示，在大约5000年前东亚开始文明加速，这里的社会生活即将发生一些质的改变，其中一个标志是“矛头和箭头的数量却异乎寻常地多”。暴力与战争开始正式登场。 这时期一些新的文明因素又在出现。比如良渚文化中著名的内圆外方的玉琮就没有人找出起源，甚至至今没有人讲出它的确切含义是什么。那些奇特的面貌造型也是突然出现的，并且一出现就是很成熟的摸样，没有什么过渡。他们来自哪里，也没有人解释。但是这些遗址位于海岸边的事实还是给了我们许多想象的空间。
在中东比较辉煌的两河流域和古埃及确实没有发现类似的玉器，但是中东却流行天圆地方的宇宙观，至于具体的这些玉器属于哪个文明，我想不一定是著名的大的文明版块，完全有可能是一个小的分支，甚至是一个在过去几千年里海平面波动中已经沉入海底的文明。我们不能抱定每个文明一定能够找到起源的信念，尽量寻找起源当然是应该的。 黑陶文化的起源也是个问题。在中国的东部从南到北几乎都有黑陶，甚至台湾的凤鼻头
文化也有黑陶。但是比较肯定的是，除了中国之外中东附近包括印度也有零星的黑陶发现。既然这些疑问都产生于中国的海边，我想还是应该把这些疑问交还给大海。
一位名叫“余以为”的网友在《苏三客厅》看到我以上的议论后发言：
一：中国东部、南部、东南亚、印度南部，都是黑陶文化区，连成一大片。黑陶伴随着湿地农业，彩陶伴随着旱地农业，这两种文化在石器时代交流不多，井水不犯河水，黑彩分明。 既然想讨论海洋文化，建议侧重讨论黑陶文化圈。
二：你说过“太平洋尼格罗人直到商朝晚期都出现于河南的平原上”，他们是比黄色人种更早到抵达东亚的澳洲人种，他们相对现代后来的东亚人既不外来的，也没有迁移走，而是被吞没了，在周边民族的基因里还有较多遗存，比如日本、通古斯和藏族。 当我了积累教材文本的解读后，将要依据的是高一学生的认知水平、情感心理、价值取向，设计成如下的教学方案：　导入：用《钱伯斯世界历史地图册》中的“希腊和腓尼基在地中海地区的殖民地”一图制成看板，请学生读图辨别腓尼基和希腊的殖民地。形成腓尼基的海外殖民地分布在北非和西班牙的南岸。其中的迦太基发展成西地中海的霸国，成为古罗马的强劲对手。希腊的殖民地分布在西西里岛、意大利的南部和法国的南岸，其中马赛是其前哨，这一地区因而被称为“大希腊”。最后又在黑海找到了一片“自由地”。希腊人形象地把地中海比喻成一个大池塘，希腊人则是生活在大池塘周围彼此呼应的大青蛙。接着用《钱》书中的“公元177年图拉真去世时的罗马帝国”一图，将极盛时期的罗马帝国与公元前3世纪的罗马予以对照，让学生得出在海外殖民过程红古罗马与希腊不同，古罗马是从一个点逐渐发展起来的，用战争的手段，用征服的手段把罗马逐渐扩大成为地跨三洲的大帝国。如果说希腊的精神在于文化，在于自由，在于民主的精神，那么罗马的精神的特点就是行动。再以时间的维度展示2000BC、700 BC ~500 BC、400 BC ~44 BC、177年间腓尼基人、希腊人、罗马人的海外殖民。如此遍布地中海的海外殖民地是如何取得的？是什么原因推动如此规模的海外殖民？殖民给海洋国家，特别是希腊带来了什么？
教师指出腓尼基人采取的是航海贸易，希腊人更多的是移民建立子邦，而罗马人依赖的是武力征服。
学生会指出由于人口的压力所致，还有没有其他原因？教师分析：除了全体居民抽签强行外，欠债破产的人外出闯荡者有之；政治失意的人被迫出走者有之；经商扩大的人开拓市场者有之。最主要的因素是地理环境所致。
在学生讨论的基础上，教师归纳：在这场殖民浪潮中最突出的是希腊融合了东方文明；构成了地中海贸易圈；铸成了希腊的国魂：勇于开拓，善于求索；加强了欧洲各地的交流；缓解了希腊城邦内部的矛盾。传播了希腊文化，自“新月湾”两河流域文明、爱琴文明，经希腊文明的传承清晰可辨：从东到西转移展开，地中海渐行渐宽。 在希腊的殖民点是希腊本土母邦的复制。希腊的曲折海岸线、多岩石少平原的地貌造就了遍布于希腊的近200余个方圆几十里的城邦。这样的城邦历经梭伦、伯里克利的手培育起雅典民主政治的体制。梭伦改革打下雅典民主政治了基业，伯里克利改革把雅典民主政治推向了高潮。亚里士多德考察了150个城邦，写成了名著《政治学》。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伯里克里演说词”归纳了民主制度：“它不是从别人那里模仿出来的，是自己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只能供别人仿效而不是雅典仿效别人。”这篇演说词充分反映了对人民，对普通人的尊重，让普通人参与政治生活。整个讲的是人民的利益，尊重人民的意见，由于课本中“梭伦改革”、“伯利克里改革”的内容付诸缺如，宜补充材料说明上述改革的背景：发生在希波战争和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的极盛与战争联系在一起。改革的内容：“主权在民”、“轮番为治”。由此得出雅典的民主是很粗糙原始的。它是一种“直接民主”，民众说了算，往往演变为“多数暴政”，苏格拉底之死就是例证。但是，雅典民主制度却是欧洲文明的源泉之一，这是矛盾的，也是辩证的。
希腊的殖民点是母邦复制而成的子邦。希腊本土的城邦（The City-State）是如何产生的？
呈现“希腊地貌图”：海岸线曲折，多山地岩石，少平原空间，希腊的地理条件有助于她成为一个开放的、富有开阔想象的地方；城邦是自然形成的，它们按照自己的条件生活，每个城邦都是一个“自由”之乡，相互之间是独立的，原始的“民主”便诞生在这种得天独厚的环境里。这样的地理环境是在政治上是不易统一的，近200多个城邦，方圆几十华里，堪称为“满天星斗”、“小国寡民”。
政治体制的形式有几种？学生会指出僭主、寡头、民主政治三种。教师要指出具有代表性的是被称为智慧的雅典——“民主政治”、勇敢的斯巴达——”“寡头政治”。雅典孕育了历史上最为发达的民主政治。公元前594年梭伦改革奠定了雅典的民主政治基础：1废除债务奴隶。2按财产的多寡划分公民等级和分配公民权利。3设元老院和400人议事会——“梭伦船上的两支锚”。4首创陪审法庭。接着，伯里克利的改革把雅典的民主政治推向了顶点：1设立公民大会（500人）——最高权力决策机构。2抽签产生城邦官员。3就任公职享有津贴。4十八岁男性有公民权。4贝壳（陶片）投票放逐。
就上述改革措施分别提供相关材料，用PPT形式再现雅典民主政治的景象。具体如下：
陶片放逐法：雅典每年举行特别公民大会，用陶片或贝壳作为选票决定民主威胁者的命运。如某人得票超过6000，将被流放国外10年，但其家人不受牵连，本人也在流放期满后恢复公民权。这是一种以民主方式反对民主敌人的有效方法。
公职人员的资格审查：公民大会每年召开40次，其中10次的固定议题是审查公职人员的任职表现，就其去留问题进行表决。这意味着一个公职人员在其一年任期内要经历10次群众性的资格审查。其余30次大会分别为国务和公民的个人申诉。
公民大会的辩论：公民大会的最重要的程序是就某项议案展开辩论。雅典人认为繁琐的辩论虽然延长了决策时间，但可避免鲁莽行事带来的灾难。为保证辩论的效率和秩序，雅典人拟订了一整套辩论的章法。雄辩地演说有赖于丰厚的学养，因此激烈的辩论促进了对知识的崇敬与演说术的发展，雅典成为语惊四座的大演说家辈出的古代国度。
500人会议成员的产生：经抽签选举产生，名额按每个基层单位的公民人数，按比例分配。30岁以上的公民一生可当选两次，每次任期一年。这表明一个雅典人自18岁成为公民起，要参政12年后才具备担任公职人员的资格。
陪审法庭：法庭审判员从30岁以上，无公共债务和犯罪前科的公民中产生。审判员6000名，一般由500人组成一个法庭，分理各种诉讼。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法官群体。
再补充顾准在《希腊城邦制度》一书的叙述：“直接民主制度惟有在领土狭小的城邦中才有可能。进城参加公民大会可以朝出暮归，相互间又比较熟悉，政务也比较简单，易于在公民大会中讨论和表决。公民军是自备甲胄武器和马匹。可见，城邦制度和直接民主两者是互相依赖，互为条件的。……雅典的民主生活又使得议事会、陪审法庭和公民大会成为说话的艺术即雄辩术的广阔用武之地。雄辩术使一个普通公民成为民众的领袖。在这种情况下，雅典总的学术文化十分活跃，雅典公民在政治生活中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希腊各地的知识分子也群趋雅典。”
在此基础上，请你谈谈对雅典民主政治的看法（得与失）：在整理学生回答的基础上，教师归纳：
民主政体的发源地
颠簸曲折不断创新的产物
直接民主：集体管理运作的民主
粗糙原始：男性公民的民主
多数暴政：多数人也会犯错误，真理有时在少数人手里。?
主权在民：每个人都以主人翁的态度行事就会高效.?
轮番为政：：既是统治者,又是被统治者的设想?
运作方式：法治基础上集体管理的差额选举制、任期制、比例代表制、议会制等。
最后小结：城邦民主政治激发了公民的积极性，促进了雅典经济和文化的繁荣。在后续章节目中我们会学习有关灿烂的希腊文化。而本课所学的海外殖民导致手工业、商业、航海业的发达，为城邦政治奠定了物质基础。这是我们对这一课的整体把握。（发放修昔底德的“在伯里克利葬礼上的演说词”中英文对照材料，供学有余力者拓展学习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