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化是我国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一支重要的古文化， 因 1936年原西湖博物馆施昕更先生首先发现于余杭市良渚镇而命名。 距今约5300－4000年。

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滇国在云南历史上大约存在了500年，即出现于战国初期而消失于东汉初年（既公元前5世纪中叶至公元1世纪）。当时的古滇国范围包括滇池和“三湖”区域及其周边地区，是具有独立王国形式的地方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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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渚文明
　　良渚文化是我国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一支重要的古文化， 因 1936年原西湖博物馆施昕更先生首先发现于余杭市良渚镇而命名。 距今约5300－4000年。 经半个多世纪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初步查明在余杭市良渚、安溪、瓶窑三个镇地域内，分布着以莫角山遗址为核心的50余处 良渚文化遗址，有村落、墓地、祭坛等各种遗存，内涵丰富，范围广阔，遗址密集。八十年代以来，反山、瑶山、汇观山等高台 土冢与祭坛遗址相复合，以大量殉葬精美玉礼器为特征的显贵者专用墓地的发现，莫角山大型建筑基址的发现，显示出良渚遗址 已成为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最具规模和水平的地区之一，并将成为东方文明圣地。 良渚文化所处的太湖地区是我国稻作农业的最早起源地之一，在众多的良渚文化 遗址中，普遍发现较多的石制农具，如三角形石犁和V字形破土器等，表明良渚文化时期的农业已由耜耕农业发展到犁耕农业阶段，这是古代农业发展的一大进步，由此带动了当时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更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因而，制陶、治玉、纺织等手工业部门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尤其是精致的治玉工艺，表现了当时手工业高度发展的水平，其他诸如漆器、丝麻织品、象牙器等，均表现出当时生产力的一定程度的先进性及其所孕育的文化内涵。 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良渚文化时期的社会制度发生了激烈的变革，社会已经分化成不同的等级阶层，这在墓葬 遗存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浙江的反山、瑶山、汇观山等等贵族墓地，大都建有人工堆筑的大型墓台，贵族墓大都具有宽大 的墓穴、精致的葬具，特别是随葬有一大批制作精美的玉礼器。与其相对的则是如徐步桥、千金角、平邱墩、吴家埠、庙前等遗址所见到的小型平民墓葬，它们不具有专门的营建墓地，只是散落在居住址的周围，墓穴狭小，随葬的只是简陋的陶器及小件的装饰用玉饰件。可见，良渚社会已在激烈的冲突中显现出等级差别。 而这种差别中蕴含的财富聚敛，则是通过凌驾于氏族社会之上的某种社会权力来达到。大型墓台的营建工程量巨大， 特别是象莫角山这样的非当时人们 物质生活需要的大型基址，使得我们不得不十分钦佩良渚文化时期人们的营建能力。如此大规模的营建工程，需要一定的社会秩序来加以保证，否则是难以想象的。而建立这种社会秩序，又是与当时社会等级差别的产生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在良渚文化时期，在氏族和部落里已经出现了具有很高权威的领袖人物，有着组织大量劳动力进行这类大规模营建工程的社会权力。 这种社会权力的存在，也充分表现在良渚文化时期的玉器制作上。玉器的加工是一个复杂的多工序的劳动过程，因 此，玉器是手工业专门化以后的产物。良渚文化玉器中除玉珠（管）、粒、璧等少数器形外，大都雕琢有精美繁密的纹饰，表示着每件玉器上凝聚着多量的劳动成果，制作者必须从日常的以获取生活资料为目的的那种劳动状态下摆脱出来，从事单一的玉器加工制作，而其生活资料则需要广大社会群体为其提供。同时，玉器器形比较规范，图案花纹雕琢规范，体现其制作过程中脑力劳动成分的增加，出现相对独立于简单体力劳动的趋势，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差别已经形成 良渚文化社会形态发生变革的另一重要方面是以用玉制度为核心的礼制的产生。埋于大型墓台之上的良渚贵族墓中 出土的玉器种类达20余种，主要有琮、璧、钺、锥形器、三叉形器、冠形器、璜、纺轮、圆牌饰等。而在那些散落于居址周围的所谓小墓中，随葬的只有小件玉器，这些小件玉器仅为管、珠及单件锥形器，而无贵族墓中所见的其他玉器种类，这些墓葬可视为平民墓。贵族墓之间，贵族墓与平民墓之间随葬玉器的种类、组合差异，以及平民墓中有无玉器随葬的差异，构成了良渚文化用玉制度的等级差别。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在良渚文化中发现的一些制作精致的刻有繁缛的蟠螭纹或鸟禽纹图案的陶制双鼻壶、鼎、豆等器形，均 出自贵族墓，它们或可看作是用玉制度在陶器上的反映。 礼制的核心是体现人们之间贵贱、上下、尊卑、亲疏的隶属关系。良渚文化的用玉制度正是表现了这样的关系。以用玉制度为主要特征，表明了良渚文化礼制的产生，这无疑是社会发生质变的表现。良渚社会已从荒蛮的史前期踏入文明的社会

　　古滇国
　　文物者，即历史文化的遗存物。文物作为历史和文明的载体，积淀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底蕴，承载着人们的精神追求。李家山，牛虎铜案，古滇国，花腰傣……作为玉溪人，好像大都知道一点，可是再深一些想下去，又有一种知之甚少的感觉。而如果问问在玉溪的外地人，大多数又是一脸的茫然。青铜文化，依然是蒙着一层千年的面纱。等待着我们去进一步挖掘……

　　古滇国及其未解之谜

　　有关古滇国的来龙去脉，以前在我国的古代历史研究中几乎属于空白。最早在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里有过对古滇国的片断的记载。对于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地域文明，在今天我们仍然知之不多，李家山古滇国墓地的发掘，让人们对滇文化的了解变得逐步清晰和丰富起来。

　　江川县李家山墓地分别于1972年和1991年进行两次发掘。共发掘古滇国墓葬87座，这些墓室大小不一，随葬品种与数量也有很大差别，出土文物品类繁多，其中又以青铜器最多。

　　埋藏已久失落的古文明一旦被发现，哪怕只是冰山一角，逝去的时代，掩盖了的真相就象潮水一般不可遏制地重现在我们的眼前。

　　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滇国在云南历史上大约存在了500年，即出现于战国初期而消失于东汉初年（既公元前5世纪中叶至公元1世纪）。当时的古滇国范围包括滇池和“三湖”区域及其周边地区，是具有独立王国形式的地方政权。

　　古滇国的魅力在于它的未解之谜，有关其种种的推测更增加了它的神秘感，也让学者的想象力得到了发挥。首先是关于滇国主体民族的族属问题及发展演变的情况，还有就是作为一种无文字的文明，古滇国是怎样兴起和消亡的？它的社会结构如何？花腰傣是否其后裔？目前的花腰傣民俗哪些得以传承和保留？哪些又发生了变异与转型？另外，神秘的澄江抚仙湖水下建筑也被估计为与古滇文明密切相关。这些话题至今仍众说纷纭。

　　古滇国的最大亮点

　　一个地区的文化，也必须有自己的支撑点。“有人认为车水捕鱼、铜锅煮鱼是属于滇文化的一部分，其实这种说法有点牵强附会。古滇文化必须要求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界定。其实所有这些千古之谜与现代的联系线索有两个，一个是花腰傣，另一个就是铜鼓。顺着这两条线研究下去，滇文化研究就可能会产生一些新的成果。”

　　铜鼓是古滇国文化的一种重要证据，世界公认中国云南是起源地。铜鼓，由实用器逐步演变成礼器、重器，最后上升为权力和实力的象征。

　　铜鼓从云南一直流传向广西、东南亚一带，现在的考古发现当时铜鼓的影响力已经蔓延到了南亚的巴基斯坦。怎样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将铜鼓的起源、铸造、演变和传播整个过程还原出来，再现世人的面前，是当前最需要做的一大课题。由此我们还可以联系到著名的南方丝绸之路，和我们很熟悉的茶马古道，从李家山墓地发掘出的琥珀珠和贝币来看，更证明了当时与缅甸有商道可通，这些信息反映了古滇国的一种远距贸易。古滇国文明还直接渗透和影响了越南的东山文化……

　　李家山青铜文化和三星堆文化有类似的之处。三星堆文化现已上升到了长江文明的起源的高度。而中国北方和中原的青铜文化由于交流频繁，所以又有着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近亲繁殖的现象比较突出，体现在出土文物上风格造型的大同小异，惟独李家山青铜是那么的与众不同，几乎和东汉以前的北方文化无任何交叉点，无论造型、纹饰，还是所表现的主题，都具有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可以算是中国青铜时代中最活泼最灵动的构成，具有很高的艺术造诣和想象力，是云南古代文明的重要象征。面对这样的作品，能让人产生创作的莫名的冲动。特别是贮贝器和扣饰，工艺精湛，被誉为中国青铜器的精华。还有青铜冶铸工艺上采用的失（蚀）蜡法（此类铸造工艺最早很可能起始于云南），难度极大，铸造精致，可以说是当时工艺技术上的巅峰，曾对飞机发动机的精密制造产生过影响。作为一个云南人，我们完全可以为先民的这些辉煌成就而感到骄傲。

　　保护和开发

　　整个古滇国的面积涉及昆明、玉溪和晋宁等地方，如果从产业的角度进行开发的话，就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个怎样协调和品牌竞争的问题。玉溪有关部门也有过关于“古滇青铜文化园”的初步构想，但由于资金、技术和开发所有权的纠纷而难以完成，实际上这样的项目单靠哪一方面的力量是无法完成的，而把各种力量合在一起又有一定的难度。

　　多年来，市委、市政府对青铜文化的宣传很多，基本上从各个角度各种渠道都做过，但开展的仅是些基础性的工作，而更深入的挖掘和投入还尚待实现。包括一些相应的保护，持续性的投入都需要用全新的视角来体现。要把这些变为现实，最终还需要财力物力和人力的投入。

　　对于博物馆陈列的器物，目前也不能充分体现古滇国的全貌。观众在参加过程中感觉比较单调。怎样解决观众感官上的不足，怎样展示滇国的社会场景和生活画卷，追求陈列的形式美及视觉冲击力，怎样拉近古代文物与现代观众之间的距离，是博物馆值得思考的课题。

　　有观点认为：如果能复原当时的社会环境、社会生活，复原当时的村落，复原当时的祭祀活动，甚至创造生动的情景，让观众进入当时的生活景观体会感受，可以引导和激发人们对遗址游览、观赏和保护的兴趣和好奇心。在遗址周围还可以规划开发成集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于一体的有着浓厚民族、历史韵味的新型旅游资源。

　　诚然，李家山宝贵的文化遗产，不仅要珍视和保护，而且还要持续利用，让青铜文化的鲜明特色发挥出来，把这种文化融入当地社会。主动地融入到经济生活中。就文化讲文化，或机械地把文化看作是经济的简单反映和要求，以及被动等待都是不可取的。在宣传和保护的同时，也不要只停留在表面上，要注意挖掘文物内涵以及深层的含义。玉溪文化产业的发展路子，最好是突出特色和优势，像李家山青铜文化和玉溪绚丽多彩的花腰傣民族风情相结合就很值得大书特书。

　　文物与旅游看起来是差异很大的两个行业，其实两者的关系是密切的。比如让人们在街上能见到各式各样的青铜工艺品，旅游纪念品；还有被赞誉为“20世纪最惊人的发现之一”的澄江帽天山动物群，门类齐全丰富，个体保存完整，在古生物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不仅广泛涉及到地球科学和生命科学中许多重大疑难问题，同时又开辟了更为重大的科学研究领域，寒武纪生命之谜引起了世界众多科学家的关注和研究，同样值得宣传和开发。用文物优势发展旅游业，然后反过来又推动了整个文物的保护工作，就可以使两者真正做到“双赢”。

　　归根结底，这些工作还是要政府来规划，必须借助通过政府的力量来推动。学术机构没有任何的能力去实现的。文化建设是一项综合性工程，既需要通过政府来统一组织、协调和实施，又需要集合多方面力量、多个要素的作用来推进。这就需要一大批的专业人才来从事具体的开发建设；其次资金的筹措和投入的渠道都需要进一步的探讨。同经济产品一样，文化产品的产生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市场中也同样要竞争，同样面临着优胜劣汰的挑战。怎样走精品之路，怎样表现时代特色，是每个参与者所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古滇国文化有多重要

　　青铜时代是中华文明史上最具有魅力最有内涵的时期。因为它涉及到中华文明起源的问题。李家山青铜文化的价值就在于体现了区域文化的多样性，可以更好地充实丰满云南省的历史文化形象。这些文物可以让我们有机会去疏理几千年前历史的脉络，勾画出滇国史和滇文化的框架。它告诉了我们云南历史上究竟出现了些什么？这一点非常重要。李家山出土文物成为了社会学、民族学、美学、神学甚至宗教研究的宝贵资料，从中也可以看到和推测古滇国的社会经济、社会生活、文化艺术和与外部世界的联系。

　　李家山青铜文化可以说是“墙里开花墙外香”。在海外，有不少的研究机构，比如日本就有一家共300多人的李家山青铜器研究会。而作为重要墓地的李家山，也曾遭受过不同程度的破坏和盗掘，这种对不可再生资源的破坏是非常遗憾的。为什么盗墓现象如此猖獗？反过来也说明文物在海外非常有市场。而文物的流失，不仅对国家造成了损失，也对相关的研究造成了破坏。

　　文物的价值要通过研究分析，不断地辩明，“发掘”（这种发掘是史料性的）才能得以最大意义地保留。当前的遗憾是有关古滇国文化的本土研究人员相当少，尤其是象张增祺老先生这样的专家更少。

　　在采访中，我也同时听到了不同的观点、想法和冲突。

　　“李家山文化重要的是文物价值，有一定的考古和历史的意义，但针对我们现代人来说，既没有多少吸引力，也显得毫无关联。我可以反问一下，有了这些古迹的存在，就可以证明我们现代人很优秀吗？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对未来的设想，对今后文化走向的构想，而不是把宝押在一堆文物上。把眼光停留在几千年前的古人身上是没有出息的。”

　　“我认为古滇国文化已经寿终正寝。看一个文化是不是活着，就要看她的基本精神是否能打动现实的人群，与实际生活和历史进程有呼应。就象我们不能说古埃及文化还活在埃及，巴比伦文明还活在伊拉克一样。事实上，长期以来，人们往往习惯于遗忘，特别是当文化与切身已不太关联的时候。现代生活中，人们的服装、建筑、学术方法和思想语言都逐渐被西方化，这是一种潮流。古滇文化与玉溪人现实的生活相距太遥远了。怎样让它们彼此理解，血脉相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现在的文化建设事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认为迫切要重视的是当今我市的文艺工作者，因为他们才是城市文化的希望。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名人和远古时代上。像我到西安，西安人就说，兵马俑是历史的，他们承认和现代的西安人没有多少关联。而我们玉溪某些人，一提到李家山，就显得无比激动，其实大可不必。我们有什么可激动的呢？我们抓了一些什么好的项目？实实在在地做了些什么事？”

　　“对于李家山文化，我觉得可以走人文旅游的路子，但吸引的应该是外地人，对于本地居民来说，吸引力还显不够。普通老百姓对李家山文化兴趣淡漠，毫不关心，这也表明了普及工作的不到位。借此我想谈谈玉溪的文化氛围，就拿聂耳来说吧，大音乐家！可对玉溪的音乐造成了多大的影响？玉溪人民的音乐素质如何？可以不客气地说，玉溪目前的音乐成果是最差的，我指的是软件方面，没有任何有影响的东西。如果聂耳成了玉溪音乐界空前绝后的人物，那是不是玉溪人民的悲哀？

　　玉溪很多年轻的艺术工作者，很好的苗子由于缺乏重视和支持，创作激情和作品质量都出现了滑坡。我觉得当前应该下大力气培育文化的氛围。对一些有成就的画家、戏剧家、作家等，有关部门应该给予足够的关心和扶持。聂耳是名人，李家山是名地，但都已成为历史了，虽然永恒，但却是遥远的永恒。我们需要的现在和未来，要的‘与时俱进’。”

　　传统、现代与未来

　　传统文化的含义不是形式，而是精神。千万不能将深厚、丰富的文化历史作为包袱，唯有如此，才能在当今的时代里建立自己新的文化内涵。

　　文物把数百乃至数千年前的信息重新完整地传递给了后人，文物的存在是世间的一个奇迹。那些先人的遗泽让我们这个世界更为灿烂生动。这些遗物或者遗迹，既是物质文化也是精神文化的遗存，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是玉溪非常重要的文化遗产。

　　一个城市真正的特点，一个城市情感真正的载体，并不体现在经济力量上，恰恰是存在于精神价值之中。现代人的精神困惑，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传统文化的破碎和断裂。这里既有来自西方世界的文化侵入，也有我们自身的原因。曾几何时，我们把传统古老的文化统统不加分辩地扫地出门。事实上，这是一种对历史缺乏尊重的表现。我们应该怀着谦逊的态度研究这些传统文化，了解我们先祖对自然和世界的看法，从中开发丰厚的精神资源。玉溪现在最迫切需要的是一份历史感。

　　联合国前任秘书长加利曾断言：“如果中国把自己富有价值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结合，将是这个悠久文明复兴的先声。”

　　文化传统是一面镜子。历史在绝大多数时间里是一种文化符号，它为各种有关玉溪的叙事提供基本素材、叙述角度、象征及其意义。所以，它也是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中，我们可以找到“家”的身影，以及源自内心的情感的深度。

　　文物是传统文化的依托，又是现代文明的根基。李家山文化不应该是零星的，散乱的，也不能只是现代生活的幻想，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元素和历史积淀，它应该成为玉溪永恒的童话，成为玉溪人民心灵史上的一种永久追忆。

佳木斯地区也有6000-8000多年前的石屋，为什么只有地方台播？央视不播？封锁消息？

三星堆文化遗迹位于四川省广汉市境内，早在1931年就已被发现。当时，在三星堆古城内的燕家院一带，一农民挖水井时发现了不少古玉器。但真正证实古城存在是在1986年左右，一家砖瓦厂在起土时又发现大量玉器。在考古界的精心发掘和考证下，当时确认古城面积近4平方千米，有东、西、南三面城墙，震惊海内外的三星堆古文化自此得以重见天日。但令人困惑的是，出土的三星堆文化的前延后续都出现突然断裂现象，究竟三星堆文化的起源、前身是什么，后来又发展、演变到哪里去了？世界上是否真的存在突然崛起，又突然消失的灿烂古文化？



据介绍，被发掘的古城墙系紧邻西城墙的“月亮湾”内城墙，残存城墙长约400至500米，高度为5．6米，上端宽10多米，墙基宽约40米。在墙基下面，考古工作发掘出了大量的石器、玉器和陶片，经证明系宝墩文化时期的遗物，这一重大发现使三星堆文化与宝墩文化有联系的观点得以证实，这说明三星堆文化并非孤立存在，它是成都平原一系列古城遗址经过发展、积累而达到的一个文化鼎盛时期。

另外，这次发掘工作还确定了三星堆古城墙的多层夯土式结构，这与成都平原的新津宝墩古城、温江古鱼凫城等古城墙结构和修建方式非常相似。同时，考古工作者还在城墙外侧发现了大量类似于护城河的壕沟，其深度、宽度及其作用都有待进一步的发掘和考证。



考古材料反映出巴蜀文化的历史进程。在距今4800年左右到4000以前，在成都平原北部的黄土台地区域，形成了一个具有自己共同的民族文化特色的古代氏族部落群体。到距今四千年左右，三星堆人已形成了一套自己独特典型的器物群，标志着他们已有了一个完整的民族文化传统。当时的三星堆，范围扩大，房屋密集，居民猛增，周围修建了城墙，社会分化和分工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三星堆古文化古城古国”，成为中国与黄河文明等并存的又一古代文明中心。到距今3000年左右，即商末周初时期，三星堆文化突然神秘地消失了，给后世留下一片“茫然”，而巴蜀文化的中心则转移到成都地区。

据称，三星堆古蜀国作为“高于氏族部落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是中国古代的中原周边地区具有典型意义的“古国”之一，具有重大的全方位的认识意义。三星堆文明作为长江上游地区中华古代文明杰出的代表，再次雄辩地证明了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一体的，它填补了中华文化演进序列中一些重要文物缺环。作为集群展现的人类上古奇珍，属世界文化遗产范畴。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亦占有一席重要地位。经专家学者研究结果表明：三星堆文化，延续时间长达2000年左右。从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上可分为四期：一期属先蜀文化时期，大致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4800～4000年；二期是典型的早期蜀文化的形成时期，大致相当于夏代至商代前期，距今约4000～3400年，三星堆城墙修筑始于此期；三是蜀文化的繁荣期，大致相当于商代后期，距今约3400～3100年。



三星堆遗址及其出土文物的许多重大学术问题，至今仍是难以破译的千古之谜。虽然专家学者对其中“七大千古之谜”争论不休，但终因无确凿证据而成为悬案。

第一谜，三星堆文化来自何方？目前有其来源与岷江上游新石器文化有关，与川东鄂西史前文化有关，与山东龙山文化有关等看法，即人们认为三星堆文化是土著文化与外来文化彼此融合的产物，是多种文化交互影响的结果。但究竟来自何方？

第二谜，三星堆遗址居民的族属为何？目前有氐羌说、濮人说、巴人说、东夷说、越人说等不同看法。多数学者认为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与三星堆关系密切，其主体居民可能是来自川西北及岷江上游的氐羌系。

第三谜，三星堆古蜀国的政权性质及宗教形态如何？三星堆古蜀国是一个附属于中原王朝的部落军事联盟，还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已建立起统一王朝的早期国家？其宗教形态是自然崇拜、祖先崇拜还是神灵崇拜？或是兼而有之？

第四谜，三星堆青铜器群高超的青铜器冶炼技术及青铜文化是如何产生的？是蜀地独自产生发展起来的，还是受中原文化、荆楚文化或西亚、东南亚等外来文化影响的产物？



第五谜，三星堆古蜀国何以产生、持续多久，又何以突然消亡？

第六谜，出土上千件文物的两个坑属何年代及什么性质？年代争论有商代说、商末周初说、西周说、春秋战国说等，性质有祭祀坑、墓葬陪葬坑、器物坑等不同看法。

第七谜，晚期蜀文化的重大之谜“巴蜀图语”。三星堆出土的金杖等器物上的符号是文字？是族徽？是图画？还是某种宗教符号？这些谜团将极大促进三星堆之谜的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