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重史的传统在世界各文明古国中，像中国这样重视历史的国家绝无仅有。这当然不是偶然的，也不仅仅是一个文明程度的问题。要说历史...
中国古代重史的传统
根据甲骨文的卜辞判断，在3000多年前的商朝就已经有不同类型的“史”，他们显然有不同的分工，负责记录或保管不同的内容。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数以百千计的大小诸侯国，都设有专职的史官。从秦朝开始的中央集权制政权，史官和负责收藏保管史料的机构是中央政府必不可少的建置。为了传承历史，保存书面以外的记忆，保证史官的素质，史官往往家传世袭，如《史记》的作者司马迁与他父亲司马谈就是两代史官，《史记》也是父子两代的积累。史官内部有明确的分工，自先秦以降就有“左史记事，右史记言”的说法，即对君主的言论和行为分别由不同的史官负责记录，以便尽可能保持完整和专一。在长期的延续过程中也形成了严格的制度。如规定史官可以随时记录君主的言行和相关的事件，然后直接投入一个密封的柜子，要等到这位君主去世后，才能打开柜子，将原始记录用于编纂该君主的“实录”。君主生前不能查阅自己的原始记录，也不能看史官整理的初稿。
中国历代形成的史书、史料之多，是世界之最。由清朝官方编纂、皇帝亲自审定的典籍汇编《四库全书》中，“史部”是四部之一，都是直接的史料或纯粹的史书，在其中“经”、“子”、“集”三部中实际也有大量间接的史料。
中国的史书覆盖全部领域，从一个朝代、一个割据政权、一个行政区域（郡、县、州府、道、路、省、厅等），到一个乡、镇、村，以至寺庙、山水，无不编写自己的历史。帝王将相有传，平民百姓稍有地位或财力也会找人写传或自己作传，家族谱牒更是童叟无欺，有名必录。除了国家大事、忠孝节义、嘉言懿行，诸如诸子百家、文学技艺、货殖游侠、释道神仙、医卜星相、九流三教，凡是曾经存在过的人和事，鲜有不被载入史书者。所以，不论我们要找哪一方面的史料，在中国的史料库中都不会落空。
历史在古代中国所起的作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对神的崇拜和对某种宗教的信仰
任何传统的形成都有一个较长的过程，并且有其必然的原因，中国历史传统也不例外。在人类的早期，无论哪一群体、哪个民族，都要经过一个对自然或超自然力量的崇拜，产生自己的神话。也往往会产生巫术、占卜、祭祀或原始的宗教信仰，巫师、祭司等负责沟通人与神之间关系的人具有崇高的地位，而记录他们活动或言论也成为一个部族或群体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负有这类任务的人就是原始的史官。早期的巫师与史官大多兼于一人，但随着群体范围的扩大和事务的繁剧，两者逐渐分化。中国黄河流域的部族较早形成发达的农业文明，物质条件的改善和稳定使供养专职的史官成为可能。
同样，由于农业社会的发达，一个部族的人口就会较游牧、狩猎、采集等生产方式条件下形成和维持着的部族拥有更多的人口，也更重视人本身的力量。但人类之间的威慑力毕竟有限，统治者还是不得不借助于天或神的力量。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权威，统治者总是将自己打扮成天或神的代表。所不同的是，在有些群体，神被直接当作统治者；而在另一些群体，统治者被当作神的代表。中国的华夏诸族显然属于后者，所以在古代没有形成系统的神话，至多是一些半神半人的英雄，并且逐渐让位于代表了天意或天命的人物。开天辟地的盘古，创造人类的女娲，移山填海的精卫很快让位于有具体事迹的黄帝、尧、舜、禹，就连黄帝乘龙飞升的结局也为禅让等经过美化的人事所取代。周人的先祖后稷，传说是他母亲在一个巨人的足迹中受孕的，这只是对早期群婚制残余的一种美化。
“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的理想，“君权神授”和“天人感应”的观念，都赋予记录君主言行和祭祀、军事等大事的史官最神圣的使命——他们所记录的实际是天意，是天命的体现。如果有半点不实，那就是曲解了天意和天命，就是欺天。正因为如此，历史在古代中国所起的作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对神的崇拜和对某种宗教的信仰。天或神的意志通过天象、祥瑞、灾异传达给人类社会，或者直接给予人类庇佑或惩罚，又由获得它们充分授权或信任的君主加以执行。史官的作用不仅在于记录以君主为核心的事实，而且扮演着沟通天人之间的角色——因为只有他们如实地记录了天意、天象，上天的意图才能让人们了解。离开了他们的记录和解释，普通人不可能从某种孤立的现象或事件中了解天意，即使那些人有幸在现场，或耳闻目睹，亲身感受。对于后人来说，史官的记录更是他们了解天意的唯一来源。所以，史官实际上类似早期的巫师或祭司，或者是宗教中的高级神职人员。
由于普遍都害怕不良的历史记录会给自己的余生或后代带来“恶报”，客观上也增加了古人对历史的敬畏
早在先秦时，就出现了坚持记录事实的史官的典型。例如，公元前607年，荒淫暴虐的晋灵公引发了晋国的内乱，他为将军赵穿所杀，而当时担任正卿（首席大臣）的是赵盾。内乱平息后，太史董狐记下“赵盾弑其君”（赵盾以臣子的身份谋杀了他的君主），并在朝廷公开宣示。赵盾认为这不是事实，董狐反驳说：“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你作为正卿，逃亡时尚未走出国境，返国后又不惩治凶手，不是你又是谁呢）赵盾无言以对，但也不敢对董狐有所不利，因为他明白董狐的精神支柱是什么。公元前548年殉职的齐国太史兄弟的事迹更为惨烈：齐庄公因与大臣崔杼之妻私通，被崔杼指使部下杀死，另立齐景公为主。事后这位太史记下“崔杼弑其君”的事实，被崔杼所杀。太史的两位弟弟相继作同样记录，相继被杀。太史的三弟依然这样记录，崔杼无计可施，只能就此罢休。南史氏得知太史接连被杀，惟恐齐国的历史中断，准备去续写。途中听说已经有人如实作了记载，才放心地回去。这一切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的职业道德，而是基于神圣的使命感，这才是董狐、齐太史兄弟和南史氏视死如归的根源。而赵盾之所以不加害于董狐，崔杼最终不敢继续杀害太史的三弟，并不仅仅是慑于他们的人格力量，而是害怕违背天意，丧失天命，得到天谴。
“视死如生”的观念在先秦时就已形成，至秦汉已成为处理后事的原则。君主的去世被认为是生命在另一个世界的延续，所以不仅要给予精神上的尊崇，还需要物质上的供养。这也使君主对史官的记录和未来编纂成的历史保持着更大的敬畏。如果说受到天谴或许还有点虚无缥缈，至少不至于立竿见影的话，那么在另一个世界直接要听到后人的咒骂，看到自己的子孙后代受到报应，就足以使他们的行为有所收敛，或者在史官面前要有所顾忌。而在民间，无论是由境外传入的佛教，本地产生的道教，还是各种多神崇拜，更直接地满足着人们的世俗诉求，表现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报应观念。即使是士大夫阶层，尽管表面讲求的是儒家学说、孔孟之道，骨子里大多也信因果报应。由于普遍都害怕不良的历史记录会给自己的余生或后代带来“恶报”，客观上也增加了人们对历史的敬畏。不过物极必反，这样的敬畏也会导致另一种后果——千方百计使历史记载对自己有利。
新建立的朝代都会将为前朝修史作为国家政治的大事，其主要目的是通过修史掌握解释天命的主动权
其实，孔子在编纂《春秋》时，就发现了现实与理念的矛盾——理论上应该代表“天命”的“天王”周天子不仅掌握不了天下的命运，连自己的颜面和生命都难保证；而犯上作乱的乱臣贼子非但得不到应有的惩罚，还能堂而皇之地享用天子礼仪，成为诸侯的共主。痛心疾首的孔子既不能违背史官有事必录的准则，又不愿接受礼崩乐坏的现实，于是创造了“春秋笔法”的记录手段，即在保存事实的同时用不同的词语显示自己的贬褒立场。如周天子被迫逃出国都，《春秋》记为“天王狩于河阳”。周天子到达河阳倒是事实，却成逍遥自在的“狩猎”。而“狩”此后也成了皇帝逃亡或被俘的代名词，如宋徽宗父子被金兵俘虏后北迁称为“北狩”，慈禧太后逃往西安记为“西狩”。后世儒家称颂“孔子修《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认为他“一字之褒荣于冕绂，一字之贬严于斧钺”。尽管乱臣贼子根本不怕“一字之贬”，也不在乎“一字之荣”，孔子的理论和实践却开了历史记载必须服从政治的先例。为了政治正确，事实可以增删，同样的事实可以作不同的记述或解释。掌握了政权就掌握了历史的编纂权和解释权，而历史也成为一个政权的合法性来源和统治基础。
正因为如此，新建立的朝代都会将为前朝修史作为国家政治的大事。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将历史当作一面镜子，当然是目的之一。但更主要的是，通过修史掌握解释天命的主动权，以证明本朝取代前朝，是因为前朝已失去天命，被天所厌恶，所抛弃；而本朝得了天命，得到了上天的眷顾和庇佑，因此识天命的臣民就要像对待前朝一样忠于本朝，而不能逆天意而动。成功地运用对历史的解释权，不仅能消弭敌对行动和潜在的反抗势力，还能赢得前朝遗臣遗民的衷心拥戴。清朝入关后，各种形式的反抗一直没有停止，明朝遗臣遗民和士大夫的消极对抗更是持久不衰。但当清朝正式修《明史》，承认其正统地位，充分肯定遗臣遗民忠于明朝、反抗清朝是“忠臣”、“义民”、“节妇”，而投降清朝的官员都被列名于“贰臣”，同时证明天命已归于清朝，绝大多数人从此心服口服，俯首帖耳当清朝的忠臣顺民了。甚至在清朝覆灭之后，汉族遗老遗少还在称颂“自古得天下无如本朝之仁者”。
传统文化的演讲稿
演讲稿特别注重结构清楚，层次简明。现如今，需要使用演讲稿的场合越来越多，如何写一份恰当的演讲稿呢？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传统文化的演讲稿，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关于传统文化的演讲稿1中国的传统节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是我们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传统节日的形成过程，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历史文化长期积淀凝聚的过程，下面列举的这些节日，无一不是从远古发展过来的，从这些流传至今的节日风俗里，还可以清晰地看到古代人民社会生活的精彩画面。
节日的起源和发展是一个逐渐形成，潜移默化地完善，慢慢渗入到社会生活的过程。它和社会的发展一样，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我国古代的这些节日，大多和天文、历法、数学，以及后来划分出的节气有关，这从文献上至少可以追溯到《夏小正》、《尚书》，到战国时期，一年中划分的二十四个节气，已基本齐备，后来的传统节日，全都和这些节气密切相关。
节气为节日的产生提供了前题条件，大部分节日在先秦时期，就已初露端倪，但是其中风俗内容的丰富与流行，还需要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最早的风俗活动是和原始崇拜、迷信禁忌有关；神话传奇故事为节日凭添了几分浪漫色彩；还有宗教对节日的冲击与影响；一些历史人物被赋予永恒的纪念渗入节日，所有这些，都融合凝聚节日的内容里，使中国的节日有了深沉的历史感。
到汉代，我国主要的传统节日都已经定型，人们常说这些节日起源于汉代，汉代是中国统一后第一个大发展时期，政治经济稳定，科学文化有了很大发展，这对节日的最后形成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
节日发展到唐代，已经从原始祭拜、禁忌神秘的气氛中解放出来，转为娱乐礼仪型，成为真正的佳节良辰。从此，节日变得欢快喜庆，丰富多采，许多体育、享乐的活动内容出现，并很快成为一种时尚流行开来，这些风俗一直延续发展，经久不衰。
值得一提的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历代的文人雅士、诗人墨客，为一个个节日谱写了许多千古名篇，这些诗文脍炙人口，被广为传颂，使我国的传统节日渗透出深厚的文化底蕴，精彩浪漫，大俗中透着大雅，雅俗共赏。
中国的节日有很强的内聚力和广泛的包容性，一到过节，举国同庆，这与我们民族源远流长的悠久历史一脉相承，是一份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
关于传统文化的演讲稿2亲爱的老师、同学们:
大家早上好!
今天，我们演讲的题目是“粽叶飘香，弘扬传统文化”。
再过几天就到农历五月初五了，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端午节。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那么它是什么样的节日呢?
端午节是纪念诗人屈原的节日，是爱国的节日。因为爱国诗人屈原看到国家四分五裂，在五月五日投入汨罗江。屈原投河自尽后，百姓将竹筒装米投入江中，万舟齐发、呐喊鼓乐吓退蛟龙，以此表示对屈原的崇敬和怀念，后来演变成为吃粽子、赛龙舟的习俗。
经过几千年的传承，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与端午节的人文内涵密不可分。端午节已经成为中国人民传递爱国情感和精神的一个重要节日。
端午节也是一个卫生节日。端午节前后正是春夏交替，天气炎热，多雨潮湿，蚊虫滋生，病虫逐渐增多，是传染病高发的季节。为了避免疾病的发生，古人在端午节前后插艾叶驱蚊、驱蝇、驱虫、净化空气。
端午节这天，大人们还喝雄黄酒驱蛇驱虫，孩子们则戴着藏有朱砂、雄黄、香草的香包以防疾病。这些习俗表达了古人驱邪祈福的愿望。因此，端午节是中国最早的“卫生防疫节”。
端午节也是一个体育节日，因为人们在水上赛龙舟。赛龙舟是一种很壮观、很有合作精神的竞技活动。龙舟竞赛能对群众性的水上运动、强身健体、民众团结起到很好的推动和促进作用。现在龙舟竞渡逐渐演变成一项国际体育赛事，起到友谊纽带的作用。
端午节也是一个美食节，因为我们要吃美味的粽子。到了晋代，粽子被正式指定为端午节的食品。
人们浸糯米，洗粽叶，包粽子，其品种较多。从馅料上看，北方多包枣;在南方，有豆沙、鲜肉、火腿、蛋黄和其它馅料。
同学们，传统节日多姿多彩，文化内涵丰富，由于各地风俗习惯略有不同。有些传统习俗被冲淡了很多，可能很多同学们都不知道，我们中国几千年流传下来的端午节，被韩国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为他们国家的文化遗产，并获得成功。
同学们，中华文明需要我们共同传承。今天，让我们从端午节开始，积极学习和保护我们的传统节日和传统文化，让古老的华夏文明焕发新的风采!
我的演讲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关于传统文化的演讲稿3中国—一个伟大而繁荣富强的国家，一个拥有五千年的文明历史的古国，它是全世界各种古代文明中唯一延续至今而没有中断的文明大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根，滋养着我们民族的灵魂，成为支撑民族团结奋斗发展繁荣的精神力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不但有许多著名学者为我们留下的光辉的著作，智慧的结晶，而且深入到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从古至今，各朝各代，都有许多杰出的历史学家。从小我就听妈妈给我讲司马迁的故事，今天在这本书中，我再次看到了他。司马迁—我国西汉时期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他继承父业，著述历史，用毕生的经历写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史记》是中国史书的典范，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炎帝时期，到汉武帝初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它规模宏大，体制完备，共一百三十卷，五十二万多字，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文学，美学，天文，地理，甚至医学，占卜等方面，几乎囊括了整个历史时期社会活动的全部内容，是一部百科全书的鸿篇巨制，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为了完成《史记》，司马迁走出家门游历四方。他游历了大江南北，到过长城，渡过黄河，登过泰山，经过长江，一路上采访民间传说，考察文物古迹，搜集历史资料，这些活动使他获得了大量史籍上没有的史料。
正在司马迁专心致志写作《史记》的时候，一场飞来横祸突然降临到他的头上。原来，他因为替一位将军辩护，得罪了汉武帝，入狱受了宫刑。司马迁悲愤交加，几次想血溅墙头，了此残生，但想到《史记》还没有完成，便几次打消了这个念头。他想：“我一定要活下去，我一定要写完这部史书！”他把个人的耻辱、痛苦全都埋在了心底，重新摊开光洁平滑的竹筒，在上面了写下了一行有一行工整的文字。
就这样，司马迁发奋写作，终于完成了一部辉煌巨著——《史记》。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这是司马迁的人生观，他认为自己的死不过是九牛一毛，微不足道。就是这种信念，使他在现实生活中受到了宫刑，遭受了冷落，但他却在史书中有权评价每一位帝王将相，他在史书中，自己就是统治者。
在司马迁的眼里，自己只不过是个刑余之人，可在我眼里，他是个大人物，因为他是个敢于指责黄帝的人，他是个大丈夫，因为他可以忍辱负重，他是个圣人，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史记》
真正的大人物，并不是大权大贵之人，而是那些有作为、有事业、有理想，可以忍辱负重，可以看破生死名利的人，司马迁坎坷的一生，是大人物的写照，生活上的成功并不在于权贵，而是在于一颗有作为、有事业、有理想、看破名利的心。
读了这本书后，我懂得了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是整个中华民族共同依托，共同传承，共同发扬的文化精神和价值观念的总和，是中华民族赖以生活和发展的精神财富。
关于传统文化的演讲稿4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宏人。”曾子说：“士不可以弘毅，任重而道远。”然而，在这所谓的道义背后，在一桩桩英雄事迹之中，始终有一个千年不变的精神内容存在，这便是—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一个在民族适应环境，改造世界，形成自己特有语言，习俗和人文传统的长期发展历程中，表现出来富有生命力的优秀思想，高尚品格和坚定志向。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
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先有孟子的“养浩然之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后有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洪精神，等等一切为祖国，为人民勇往直前，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去学习。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上，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民族精神，无疑更具有现实意义。
十六大报告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加以强调是对民族精神内涵的发展，也是对文化建设理论的深化。培育民族精神应该从大小环境做起，大小年龄进行普及教育。大的环境，国家应该倡导，鼓励这种精神，使国民具备这种精神，并使其变为热爱祖国，建设祖国的动力。而从小的方面来说，应该在各类教育中渗透教育弘扬民族精神，大力发展教育从而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教养。
当前，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首先要培育与弘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知难而进、艰苦奋斗、自强不息、清正廉洁、永不自满，乐于奉献等的民族精神，不落于时代而不断发展；不囿于陈规而勇于创新；不敢于骄傲而奋发向上，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振兴中华的民族精神。今天的伟大变革和新的伟大实践，正是孕育新民族精神的最佳时期，我们要抓住机遇，反复提炼，不断总结，为民族精神的宝库增光添彩，这既是民族精神发展的攻坚战，又是民族精神前进的光辉点。
仰望中华世纪的圣火我们感到中华民族正闪耀着我们民族特有的坚忍不拔，不畏艰难的伟大精神。而且，正是这种不屈的民族精神，使古老的中国从落魄中重新崛起，并再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作为祖国后代的我们，所要做的是同先辈们一样把个人的命运同祖国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真正地做到：弘扬民族精神，立志报效祖国。这不但是每个中华儿女实现自己人生价值根本途径，更是祖国对我们的要求。
让我们一起为中华传统文化这颗长寿树浇水、施肥吧！
中华民族很早就以“礼仪之邦”闻名于世。遥遥数千年前。上至皇亲国戚、三公九卿。下至黎民百姓、士农工商都深受等级森严的封建礼教制度的束缚。那么传统文化礼仪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古代三纲五常、三从四得、九礼等等都从不同的角度阐述着社会各个阶层的交流方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种封建思想有极大的弊端。繁琐的条条框框呆板的禁锢着人们的思想。扼杀着人们相往自由、追求浪漫的灵魂。当然其中也不乏值得人们称讼的精髓部分。那就是尊师重教、孝敬父母、检点行为等。新时期的道德关念大抵也是数千年来约定俗成形成结果。正确、全面的审视文化的魅力就是在于看功大于过、还是利大于弊。纵贯中国古代历史就是压迫与被压迫的交替、演变、进化。较为严格的上下级关系违背着人人生而平等的意念。甚至能注定世世代代为奴为婢的命运。他们处于金字塔的底层行使着受压迫被奴役的权利。显然这种现象从总体上来说不利于国民整体素质的提升。却大大抑制了社会的向前发展。对于这些不利于时代特色的文化只有舍弃在历史的长河之中。而对于一些精要之处则要吸取并为社会生活服务，譬如孔融让梨、缇萦救父、香九龄温席等一些妇儒皆知、传承至今的历史典故都是值得发扬广大的。糟粕的文化就该尘封在史料中，毕竟它们在历史舞台上留下过“美”的痕迹。提供价值依据参考、熟读历史考实录无疑是通晓古今、知道兴衰的最好方式！精华是要继承的而糟粕也不是要彻底遗弃的！遗弃的方式有多种，其一、存而不用，明晓一二。其二、不存不用，消失净尽。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窃以为后者做法更好一些。借用中庸思想来讲万物的兴衰存无都是有规律的．全盘否定与肯定都不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糟粕的东西知而不为是最好的办法！难道不正是由于在旧的基础上才推出的新么？不能正面面对自己民族历史的民族算不的上是优等会民族，忘记糟粕有时也等同于凌空而建的空中楼阁。糟粕难道不是堆砌成功、再铸辉煌的基石么！糟粕、精华、落后、进步这不正是一个民族由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吗！
综上所述包括处理方式在内的一切行动能力都有其变通的余地！理智的保留、盲目的舍弃给人来相差万里的感觉！理智者、理性也。权衡利弊。发复推敲的结果让人更加信服。盲目者、胡做也。数典忘祖。不计后果的行为难以服众！
关于传统文化的演讲稿5尊敬的领导、老师：
大家好！今天我演讲的题目《传承中华美德，做文明少年》
时间如水，生命如歌。21世纪的朝阳已冉冉升起，历史飞越，谱写着中华民族五千年的辉煌，在这漫长的发展历程中，我们中华民族形成了代代传承的美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操，“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昂扬锐气，“厚德载物，道济天下”的广阔胸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等等。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就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自古以来，中华传统美德就熔铸在团结统一、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之中，我们不能忘记！
无数的中华儿女，一代接一代，传承着中华美德，传递着中华民族奋进的圣火。在发展的道路上，我们不难看到道德规范的实践者。
忘不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杜环侍老。
忘不了，“凡人之所以贵于兽者，从有礼也”的孔融让梨。
忘不了“人必其自爱也，而后人爱诸；人必其自敬也，而后人敬诸”的陶母拒鱼。
忘不了“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朱冲还牛。
古人如是，今天亦如斯，只因美德在我心。
中华民族几千年延续下来的爱国、气节，奋发、立志，改革、创新，勤学、好问，勤俭、廉正，敬长、知礼等传统美德已经深深的植根在我们现代人的身上发芽、生长。
君不见生死关头舍生忘死救学生的最美女教师张丽丽，用无私大爱谱写着人生的赞歌。
君不见在死亡旅途的汽车上，肝胆破裂的吴斌，危急关头，强忍剧痛。你用生命中的最后1分16秒完美的诠释了作为一名普通司机的责任与担当，用生命为我们树立了坚守岗位、舍己为人的光辉榜样。
君不见航空报国英模”罗阳，铁肩担起报国志，用生命诠释航空情怀！
然而，在传承美德的路上，我们也不难发现诸多难堪与困惑。
某些人总是感叹“世风日下”，在这个经济日益发达的现代社会，道德是否真的一再贬值呢
试问那些对长辈出言不逊，对朋友态度粗暴，公共场所横冲直撞的人，能体现出是一位有文化，有教养，懂礼貌，讲文明的人吗？当今社会，文明礼貌、文化素养对一个人一个民族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物质文明上去了，精神文明却衰退，与一个有“礼仪之邦”之称的民族，与一个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民族相容吗？对学生进行文明礼貌教育，是提高中华民族的思想境界和文化素质的关键所在。
《易经》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作为一个中国人，让我们倍感自豪和骄傲的就是我们的传统美德和民族精神。人定胜天、锐意进取、浩然正气、居安思危、爱国爱民等等，始终是我们民族脊梁们在不断变化着的社会政治实践中面对各种矛盾和危机，逐步积累起来的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自觉意识。这种自觉意识以危机感为基础，寄托着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从而汇聚成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长江与黄河，在世界的东方一路前行。
同学们，作为祖国未来的建设者，承继传统美德弘扬民族精神，我们义不容辞！
关于传统文化的演讲稿6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中华文化永流传》。
我们的祖国是个地大物博的国家，有着极其深厚、悠久的文化。
两千多年前，我国的文化已遥遥领先，”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论语》中，孔子讲的头头是道，来表现人与人之间的礼仪。再说说唐、宋朝，这是诗词最兴旺的时期。诗人们用诗词表达心中的一切情感，”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宋朝末，看着破碎的山河，岳飞百感交集，写下了气壮山河的《满江红》，以表达重整乾坤的壮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全诗没有一个”望“字，但句句写杜甫向岳而望。可见，那时的诗人、词人，有多么深厚的文化底蕴啊！
不仅中国的诗词文化中外闻名，陶瓷文化也得到了外国人的一致好评。
在中国，制陶技艺的生产可追溯到纪元前4500年至前2500年的时代，形成时代非常典型的技术与文化特征。再说说瓷器，早在欧洲掌握制陶技术之前一千年，中国已能制造出相当精美的瓷器：在博物馆，一件件瓷器都别具一格，线条与比例，都是那样的和谐，那些人物、景物、动物，甚至线条装饰，都画得淋漓尽致，仿佛要从上面跳出来。这种精湛的技术，是外国人永远制不出来的。所以，瓷器在海外广受欢迎，再一次拍卖中，一个清乾隆仿掐丝珐琅粉彩寿山福海双龙耳盖瓶，以1792万元成交，是国际瓷器拍卖之最！
我想除了这些，最值得一提的就是中国的饮食文化了，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就连皇上都是”天子“，所以中国人把吃，看作头等重要。就连外国人看作是”垃圾“的，中国人也能做出花样儿来：凉拌的、清蒸的、白水的、红烧的、糖醋的、粉蒸的、油焖的……数都数不过来。饺子、粽子、元宵、月饼……都是我国特有的食品。现在，我们中国人做什么都离不开一个字——”吃“。打招呼：”吃了吗？“家人团聚，吃一顿；朋友见面，吃一顿；过节，吃一顿；换季，吃一顿；应酬，吃一顿……看来我们的祖国别有一番饮食文化啊！
现在，我们的祖国虽然繁荣昌盛了，但越来越西方化，许许多多传统文化渐渐淡忘、失传了，我们新世纪的孩子正在与社会接轨，保护、传承中国的文化是我们的责任与使命，在我们的手里，一定要让中华文化永流传！
中国传统文化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是什么？
中国历史上，多数时期并不存在文化的多样性。中国自秦汉大一统之后，汉文化就成为了主流文化。儒墨法道等不同的思想流派最终都进入了汉文化框架之内。而在早期汉文化的周边从未形成在文化高度上能与汉文化相提并论的文明。
高句丽、契丹、辽、金等东北政权曾经各自发展出了独特的自身文化，但从未融合在主流的汉文化框架内，最终也未能保留下来，直到满清的崛起。
满清时期可以算作满文化和汉文化并立的时期。服饰和发型装扮基本为单一的满文化。佛教的传入可以看作文化多样性的另一次交融，佛教在汉文化地区最终逐步汉化。
蒙元时期迁入的伊斯兰教徒在中国一直保留了自己的特色文化，并未完全融入汉文化。综上所述，在中国历史上，仅有的几个文化多样性基本是由异族侵略形成的。
文化带来的是什么？是习惯习俗，自我认同，经验教训。全盘西化放弃自我带来的是什么？是定位混乱，文化崩塌，参考土耳其。帮不帮助，悠久历史都在那，抹黑无益。后发型现代化，就要走好自己的道路。
改良到全民接受状态的，百姓养。实在过于没落和脱离大众的文化，国家养。百姓养的那部分，就流于世俗，融汇进我们的生活，代代流传，成为新的文化，未来的传统。
国家养的那部分，继续吃大锅饭。或许哪天出来一个现象级的人物，用个人魅力带着大家的视野重回传统，让更多人发现传统的美起死回生。或许再也等不来这样的人，到哪天国家养不起了，盖上自己华丽的棺材盖，寿终正寝。
人类社会是进步的，所谓传统，要么是随着我们一起进步，继续被喜爱被传承 ； 要么足够美，美到岁月尘埃盖不住他的光彩，有人愿意擦那些灰尘，当然吃灰的岁月也不能太久，不然人就擦不动了。
传统文化的现代命运，急急急！！！
凡此种种，如果抛却其背后几不可免却很是次要的经济驱动的考量，这种现象实际上构成了现代中国处于相对有序的社会机制运转后的必然产物，当我们作为一位现代中国人，以我们的体验，以我们的视野，来思考传统文化的现代命运这一相当宏大的主题之时，或许能够发觉，传统文化的命运从来就与我们自身的命运紧紧勾连在一起，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本身，同样构成了对自我命运的省察与反思。
一如何理解传统文化？
“如何理解传统文化”这一问题，涉及到对“文化”二字的理解，而众所周知，文化的定义庞杂驳多，莫衷一是，本文无意对此进行一番考梳，更无力标新立异，给出自己的独到解释。我想说的是，“文化”之定义固然难以统一（这本身即说明了文化的丰富性与多元性），但当我们以列举的方式指向其外延，指向具体事物时，比如典章制度，比如文学艺术，大概很少有人会对此表示疑义。本文即以此为出发来理解传统文化，于是问题转化为，传统文化包含什么？进而可以追问，作为一名现代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与行为模式中，需要面对的或者体现出来的传统文化的因子是什么？
首先，也是最为重要的，是诉诸文字记载留传下来的各种文化样式，古代以经、史、子、集加以区分，展开而论，如社会组织、经济结构、政治制度、风尚习俗以及哲学、宗教、法律、道德和文学艺术等等精神价值的创造尽行囊括其中，其次，这些精神创造亦体现于所存留下来的建筑、器具、服饰、字画等等物质性存在中，这些物质性存在或早已销隐于无形，或被封存进了博物馆几近死物，或被改装整容以供现代人游览观望。从一种大文化的视野看，这些物质性存在亦可属于文化之一部分，但我们所着重分析的，更多是上述以文字形式流传下来的各种精神创造，这也成为一种共识。
诉诸文字的各种文化样式不仅是供人阅读研究的，它更体现于我们的经验世界之中，因为其中尤可重要者，曾经作为社会制度、行为规范、生命体验，深植于人们的心中，直至今日，有的仍然鲜活，如经典文学作品（《诗经》、屈原、唐诗宋词、四大名著等等），有的或许已然成为集体无意识，在我们现代人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效力。诸如在我们的日常语言中，随意道来的一句话，如果稍作追究，则会发现无不闪动着传统文化的印迹与灵光。所以，我们的观点是传统文化并非铁板一块，它是包涵着丰富内容的活的“有机体”。对此，我们可以征引一个比较公认的关于文化的定义加以佐证，美国文化学家克罗伯提出：“文化是一种架构，包括各种内隐或外显的行为模式，通过符号系统习得或传递；文化的核心信息来自历史传统；文化具有清晰的内在的结构或层面，有自身的规律。”由这个定义亦可见出，所谓文化总是产生于历史的积淀，它有内在的稳定结构与自身规律，这个定义同样说明了传统文化的“活性”。
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就是所谓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我们惯有的态度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其实，我们对“精华”与“糟粕”的界定只能是依据我们所处社会文化背景的需要进行的，按照福柯的观点，这其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知识”与“权力”的纠结，这并非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此处想指出的是，由于传统文化是一个活物，它具有自身内在的规律，所谓精华与糟粕可能长期共存，依照特定的文化逻辑而演进，并不因我们的取或弃而速生速死。
将传统文化视为“活的”（它也确实是“活的”），这对我们理解传统文化的现代命运这一问题或能提供更广阔的思路。
二 非此即彼的歧误
传统文化在现代中国的命运可以三个典型时期进行简单说明，即五四、文革与当代。
我们对传统文化表现出如此热切的关注，究其根源，实与现代西方强行进入中国紧密联系在一起。以鸦片战争为端，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不断攻破中国大门，一次次失败，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的签定，让每一个向来以中国中心主义自持的中国人遭受了强烈的认同危机，当时的知识人在经过痛苦的反思之后，得出的结论由技不如人（“洋务运动”）而制度不如人（“变法”）而文化不如人（西化），将中国失败之根源，归结为中国文化之落后，于是，部分人倒向了对西方文化的顶礼膜拜，以激进的姿态，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尤以“五四”时期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最为激猛，其中最为重大的成果，或许便是以白话代替文言的文字运动，这对传统文化不能不说是一次相当致命的打击。
传统文化所遭逢的另一场大劫难是在十年文革之中，“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可怖口号煽动起吞噬一切的破坏性力量，这种破坏性力量，一方面毁坏了不计其数的承载着传统符号的物质性文化，另一个（或许是更为令人痛心的）恶果是加剧了人们对传统的恐惧，使传统与现代的隔阂日深。
文革之后，改革开放二十余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变化绝不仅仅是经济层面上的，更体现于人们的思维方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当所谓“全球化”的趋势似乎成为一种时代必然时，传统文化重又被纳入人们的视野，受到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视，反思重建传统文化又成为部分知识人身体力行的事业。
百余年来，传统文化可谓命运多舛，其实，以上三个时期人们对待传统文化的不同态度，均传达了在西方现代性的冲击下，传统国家急欲转化为现代民族国家的焦虑心态。在这些时期，人们对待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上，常常采取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态度，肯定西方/现代而否弃中国/传统，认为中不如西而高喊全盘西化，认为古不如今而彻底打倒传统，或者恰恰相反，紧紧地抱守住传统。这种非此即彼的态度，已经遭到了有些学人理性而冷静地批判，这种态度或许为某些特定的历史阶段所需，但从长远来看并不利于中国的发展。如果以一种历史的眼光来看，这种态度是否也带有传统文化的印痕？这算本文写作过程中提出的一个疑问，留待日后思索。
因此，在对待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上，我们应当倡导一种开放而多元的积极态度，正如上文所述，传统文化是活的文化，现代文化无所不映射着传统文化的印迹，同时，它吸收、改造、融合着世界上与我们发生关联的各种文化（当然主要是西方文化，必然还包括其他异质性文化，如韩日文化、印度文化等等），这一切加在一起，才构成真正的现代中国文化。
三 传统文化的归属
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现代中国文化的内核必然是传统文化，也只能是传统文化，即便是急欲鼓吹全盘西化的人物也未必会否认此点，舍此，中国便不成其为中国。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有云：“每一种文化都带着原始的力量从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并终其一生牢牢地固守于此。每一种文化都在自己的形象里打上自己的资源（即人民）的烙印，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理念、自己的激情，自己的生活、意愿、感受以及死亡。”就最重历史性的中国文化而论，这些烙印或许尤深，大量积淀而成的符号（汉字，长城，龙等等）构成了确证中国文化的存在。
斯宾格勒进而指出：“这些民族、语言、真理、神坻和景观就像橡树和石松及其花朵和树枝一样繁盛、衰老。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每一种文化都有自我表现的新的可能性……。”斯宾格勒同样将文化类比于生命机体，它有自身成长衰亡的规律与过程，我们应该看到，一方面，大量确证中国文化之为中国文化的符号生命之树长青，它的消亡必然喻示着中国文化的消亡，而这种消亡只能是随着物质载体的消亡而灭掉。如汉语汉字，只要存在中国人，它们即不会消亡。而另一方面，更有不少涉及社会制度、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之类的精神性文化，其生命周期却未必恒久，确有一个“适者生存”的情形，应该正视这种规律。以此而论，现代所谓复兴儒教的倡议就大有无视传统文化的演进规律之嫌，且不论中国是否存在宗教意义上的儒教。
因此，作为文化承载者与塑造者的人类，要认识到文化自身的消长规律，不是无事可做，而是要以积极健康的心态对其引势利导，使其朝着同样积极健康的道路发展演进。
最后，我们再次重申一下本文的论点，传统文化是活的文化，是现代文化结构中的核心内容。现代中国在进行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必须认清这一点，以传统文化为内核，进而以开放的心态，融合多元的文化，塑造“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现代文化，这或许才是传统文化最好的归宿。
凡此种种，如果抛却其背后几不可免却很是次要的经济驱动的考量，这种现象实际上构成了现代中国处于相对有序的社会机制运转后的必然产物，当我们作为一位现代中国人，以我们的体验，以我们的视野，来思考传统文化的现代命运这一相当宏大的主题之时，或许能够发觉，传统文化的命运从来就与我们自身的命运紧紧勾连在一起，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本身，同样构成了对自我命运的省察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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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传统文化在现代，会被取其精华，抛其糟粕，更确切的说是取其合理的适合当下社会发展的部分，抛去其阻碍人们发展的部分。任何文化的归根结底的使命是为了社会的发展而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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