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的“文化自遣”是什么意思

发布时间: 2023-02-10 22:00:37 来源: 励志妙语 栏目: 经典文章 点击: 86

“文化自信”从何谈起?—,钱穆《民族与文化》读书笔记近年来,“文化自信”不断被提起,即使是每日奔波营生的人,也不时听到,发出感慨...

钱穆先生的“文化自遣”是什么意思

“文化自信”从何谈起?— 钱穆《民族与文化》读书笔记

近年来,“文化自信”不断被提起,即使是每日奔波营生的人,也不时听到,发出感慨,为何提及中国文化,总有种自卑的感觉呢?不知是趴在地上久了,还是脖子养得僵了,以至于想平眺远方,或者稍稍仰头,竟然那么难做到。没有根基,不知深浅,时间久了,“文化自信”在内心虚浮的国民耳里,恐成为一句口号。直到穿越时空,遇到50年前的史学大家钱穆先生,方觉这“文化自信”的广厦已悄然落下砖瓦。

《民族与文化》一书乃钱穆先生在国防大学的讲课稿整理而成,基本以日用语言表达为主,易读好懂,时不时会为先生的妙语发出赞叹。国家,民族,文化,社会,这些字眼我们熟悉又陌生,如若不是对中国历史、社会各方面的演变了然于心,并且见解独到,很难把这些词语讲得生动有趣,接地气。就“民族”而说,只要居住群体他们的生活习惯、信仰对象、艺术爱好、思想方式各有不同,就可以叫做异民族。我们知道,中国有56个民族,那么为什么这样迥异的民族能和平共处,同时各自绽放光彩呢,这边得益于“文化”。民族造就了文化,文化反过来融凝民族,这便是民族与文化的关系。古有巴比伦、埃及,近有希腊、罗马,都曾有过绚烂的文化,然而有的民族却中途夭折,有的发展畸形,那是为何呢,这就得谈及“文化”。

何为文化?其实,“民族”和“文化”两个词语都是舶来品,中国古书上没有。如果追溯起我们古书上的“文化”渊源,确是很有意义。《易经》有云,“观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是花样的意思,则观察不同风格人的相处之道,推及家庭、社会乃至更大的范围,乃成天下。这是一种有体有用的文化观,人生的花样斑驳复杂,男女老少、贫富强弱、苦乐悲喜此为客观事实,为体;不同的人组成的个体、家庭、社会、国家,能够相安相处,化成天下,此为用。客观缘起(“人文”)与最终结果(“成天下”)之间,“化”是怎样的过程,遵循什么样的规律,从个体到天下一以贯之的精神是什么?这个过程让人好奇。“化”,从字面上理解,乃相合相通、融为一体。男女为异,相合为夫妇,即成家;《中庸》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化”为“修齐治平”,循此以往,群体日扩,成就了天下。从个人直到天下,全可融凝化一,战国时代人谓之“大同太平”,又说“天下一家”。这是中国的文化理想,也是中国的文化精神。因此,中国古书上没有浓墨于“民族”、“国家”,并非中国人没有民族观和国家观,而是民族和国家,在中国人看来,只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进程中的一个阶段,并非终极理想。

这样的文化理想从哪里来?钱穆先生为了让我们认识中国文化的事实根基,以防落入哲学的窠臼,在探究中国文化的真相,则立足于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两个层面。社会是历史的结晶,历史的每一个时期的切面都是一个社会。西方人讲社会,爱将“个人”与“社会”相对立,也有人说西方历史就是这两个观念高低交互的历史。但在中国,“个人”和“社会”,中国古来就无这二者的概念。严复将英国穆勒·约翰的《自由论》翻译为《群己权界论》,可见,中国有“群”和“己”的概念,但群和己,皆为“人”,而不见其对立。中国以“人”的观念消融了个人和社会对立的两个观念。所谓“人道”,就是人与人相处之道。人与人相处,造端于夫妇,一以贯之,家、国、天下都包含在内,发于心,合乎人道,有什么个人和社会之分呢。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常在西方社会引起无穷的争端,而在中国,却被“人道”消弭了。

在如何定义中国社会上,中国学者吃了不会造词的亏,以至于只能用西方学者造出的词,生搬硬套在中国政治上,造成了诸多误解。比如,依据法国孟德斯鸠的说法,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立宪,有三种不同的政治,这是他根据西方国情下的定义。但中国的政治,有皇帝,无国会,无宪法,而又非专制的,又该叫做什么呢?这就在中西交流时,被问得哑口无言。再如,马克思讲历史,把社会分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几种。有人笼统地说,中国古代是封建社会。“封建”确是中国古有之词,只不过“封建”是政治制度,中央政府天子封建诸侯,自上而下,公、侯、伯、子、男,形成一个整体。周朝是封建政治,秦以后是郡县政治。而西方的封建社会则指的是社会体制,小地主、大地主,由下而上的。很多人没有看完二十四史,便对古代中国下了笼统的定义,“专制政治”,“封建社会”。

钱穆先生将中国古代社会定义为“四民社会”,四民,士农工商,是流品,而非阶级。“阶级”是中国没有的,“流品”是西方没有的。流品中,“士”是最难讲的,不是西方的传教士、律师,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读书人、知识分子,历史时期上,诸子百家皆为士。按照我自己的理解,士是有怀有“平天下”的道义精神的智识之人。按照中国历史上士的变动,中国社会可以分为几个阶段。战国时代,中国社会可成为“游士社会”,孔子是“士”这一流品的创始人;两汉时期,可称之为“郎吏社会”;汉之后,便是“门第社会”,继而是“科举社会”。从社会和政府发生关系的先后来看,中国无疑是比西方先进的。中国自秦代便有种种制度,而西方自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宪法之后,民主政治才初见端倪。作者写序时,乃是1959年,钱穆先生便已忧虑中国社会已几乎没了“士”的流品。国人盲目西化,“打倒孔家店”,转而学习西方的科学和民主,摒弃西方的宗教,最后学得四不像。反而是所谓孔家店,两千五百多年来,反而是越压制越兴盛,未见衰微之象。这便是士的精神,永在向前,永未完成,永待后人续写。

从文化的历史来讲,中国人心中最崇拜的是圣人。罗马人有凯撒,蒙古有成吉思汗,中国也有秦皇汉武这样的风流人物,但中国人或敬或畏,但鲜少尊崇。但提起周公、孔孟,是备受尊敬的。周公是政治家,孟子是教育家,孔子兼两者。周孔并列,则政治意义大于教育,孔孟并列,则重教育意义。周公的伟大之处,在于施政也尊重各人各国的“文”,即保留他们的文化传统。孔子之道,重在讲人心、人道,孔子的学问来源主要是周公。孟子则学习孔子,孔子讲“心”讲“仁”,孟子讲“性”讲“善”。世人对“人性本善”有一误解,即人性都是至善的。孟子所谓性善,乃是说凡是善一定合乎人性,人性有善有恶,但人性向善。汉唐时期,佛教传入中国,掌握了人生最高理想的领导权。唐代没落之后,进入五代十国这样近似黑暗的历史时期。好在宋人中有诸如朱熹这样的勤奋者,复兴儒学,承接孔孟,提倡四书后而五经,将儒学平民化了。从周、孔、孟、朱、王,这样的传承看来,中国的文化历史是有一个指导精神贯穿其中的。

这个指导精神为何,钱先生有提到“道德”,有提到“善”,有提到“心性之学”。西方人也讲“道德”,西方人的道德准则则更多来源于宗教,来源于一个形外的世界。西方世界有人间和天堂,遵循“道德”则有机会通往天堂。️中国人只有一个“天地”,天地是融为一体的,而非二元对立的。中国人的“道德”是以人为中心,以天地为终极,而这些全凭自己的本心。所谓“天地良心”,这是中国道德的发端。西方人也讲“善”,准确地说,西方人分开为“真”“善”“美”三项来讲,中国人主要讲一“善”字,若真而不善,或美而不善,这个“真”和“美”就对人生无价值,反而有害处。中国社会颠扑不破的规训都与善有关,“与人为善”,“为善最乐”,“众善奉行”,为什么为善最快乐呢?又回到孟子,这是天性使然。善是一种心性之学。这可能是中国的心理学。西方人常认为中国人的哲学思想无理论无章法,比如《论语》,让人摸不着头脑,不如西方学科研究的透彻深入。恰恰相反,很多时候,中国的心性修养,反倒是有西方心理学的根据。罗素称近代西方心理学界有两大发现,一是“巴甫洛夫的狗“,讲制约反应的,人会对外界条件刺激做出惯常反应,从而利用这样的人性弱点达到一些商业目的;而是弗洛伊德的显意识和潜意识,讲人的意识受深层潜意识影响,人的很多难以理解的行为都能透过潜意识中为满足的欲望来解释。可见,近代的这两项发明揭示了人是不自觉、不自主的。中国人讲得心性修养,正是要教人能自觉、自主。禅宗常讲“主人公、常惺惺”这些话,让我们心上有一个主,常常提醒自己不要让潜意识出来作怪。由此可见西方人的心性之学,更多是揭示现象,而中国人则指明了方向,就是修炼到圣贤的心理状态。那是怎样的状态呢?“所存者神,所过者化,纯乎天理,更无丝毫人欲之私”,干净洁白,光明正大,内外合一的美满人格。

这本书的初稿最早成于1959年,让我们将时钟拨快62年,回到当代。历史风云变幻,曾经我们全盘否定自己的文化,将西方的民主与科学奉为圭臬。这两年,尤其是疫情过后,中国的文化和政治的优越性初现端倪,接力棒正交到我们手上。文化自信的口号提出,国潮兴起,我们慢慢抬起了低下已久的头颅。但是,自信不是靠喊喊口号就可以的,钱穆先生60年前就说中国人的这套文化体系是世界上最为优秀的,他是有底气的。我们这代人的底气在哪里呢?国潮只是文化的附属品,我们还差一场寻根之旅,不妨把这本书,《民族与文化》,作为一个起点。

钱穆先生:知心与知道

知心与知道



俗云:「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实则吾心可有不自知,而他人先知之者。如颜回,岂不并未先知己心,得孔子为师,授之以道,始自知己心。即今两千五百年,吾侪亦何由知己心,读论语孔子语,乃始获知己心。故孔子於人心,可谓乃一先知先觉。孔子亦仅知天,知古圣人心,乃知己心,并能获知人心。吾侪生孔子后两千五百年,亦为一后知后觉,其义即在此。

俗又言「知道」。知道犹难于知心。心在己,道则在大群中。己之不知,何以知群,更何以知大群中之道?故知道必尤赖先知先觉。姑以饮食言,孔子「饭疏食,饮水,乐在其中」。颜子「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孔颜亦可谓在两千五百年前,已先我而知饮食之乐。其实更在孔颜两千五百年前之人,亦可谓早已先孔颜而知饮食之乐。孔颜乃承此传统以为饮食,而同得其乐。何尝必如近人之所谓创造,乃始有此乐乎?今日吾人亦承孔颜以来两千五百年前之饮食以为饮食,又何尝必有所谓进步,纵有进步,亦可谓微知有味。一饮一食,历五千年之久,其间固有变,而更大则为「承」。中国人不重变,而重承,承则必有「化」。化即由承来,前后相承处即谓之「道」。道中有化。但化则非变,傥谓之变,则历五千年之久,居今又何由得知古,而居古则更不知何谓今。而今日吾人则尽求变,又不知所变之系何,故今日不知明日,又何由而有前后相承之道。

由此言之,五千年前人先我有饮食,已先吾而得人生之大道,此所谓人心之「同然」,而古人为之先知先觉。五千年后人,仍此饮食,则为后知后觉。但五千年来之饮食花样甚多,中国人则谓之「文」,或曰「化」。故五千年来之饮食谓之「人文化成」,犹俗语言花样变。而此种种花样则皆属人生,故谓之「人文」。饮食然,其他一切尽然,其为之主要中心之心性,亦莫不然。

其次试言男女。孟子言:「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其实五千年前人已早有男女之欲,即知相爱,又知有别,于是而有夫妇之结合。生生不绝,成家成群,以至今日。故今人谈恋爱,五千年前人已然。论其情意,何尝有大变。但不能谓其无所化。故中国人言「人文化成」,人文即人生花样,一切花样皆由化来,故称「文化」。花样莫大於饮食男女。经长时间之继继承承,此则曰「道」。人道即天道,亦即自然之道。中国人称「天人合一」,即人文与自然之合一。今日则重视科学,科学即非自然,亦非人生。实乃人生中一工具,一手段。故余称西方文化为「工具文化」,「手段文化」。中国人则用一「礼」字来把人生大欲饮食男女全都平易解决了,乃有功力用到其他方面去。西方人则不知中国人一「礼」字,仅用一「法」字来防止人生对饮食男女之种种活动。愈防止,而活动愈盛。而人生其他方面则反而全消失,全忘弃了。故其文化进步乃越简单越狭小,远不如中国之广大而沉深,融通而悠久。

人生饮食维持小我之短生命,男女乃维持其人群之长生命。凡所得以维持人类之生命者,中国人则谓之本於天命之「性」。饮食男女则近性中之两欲,而孟子称之曰「大欲」。性则更大於欲。故中国人所重乃在「尽性」,而不在尽欲。西方人则仅知有欲,不知有性。亦可谓西方人乃知「性恶论」,不知中国人之「性善论」。故西方人信仰人生外有灵魂,灵魂始属善,而人生则尽属恶。故西方人於人生乃尽知饮食男女,而不知有中国人之所谓孝、弟、忠、信。中国中庸言「率性之谓道」,性中亦兼饮食男女,而人生大道则有外於此者。西方人不之知,印度佛教又排拒男女以求道,饮食不能尽拒,乃主素食。此在人道中,有承有舍,亦可谓之大愚不灵矣。耶稣教虽不排斥饮食男女,但凯撒事凯撒管,耶稣教则仅灵魂上天堂。不仅不赖有男女,并亦不赖有饮食,故有世界末日,惟灵魂天堂乃得更古长存。此等信仰,实非其他人类之所能想像。

但饮食男女,在时间中则为人生之常道。在空间中,则亦各有限。饮食每日限三餐,夫妇限一男一女。故中国人言人生大道,纵不排除此二者,亦不奉此二者为主要。



孔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乃中国之至圣先师,为中国人道之大宗师。但孔子至七十之年,乃始有言「从心所欲」。可见心之有欲,在中国虽亦认为乃人道中一大关键,但其所欲亦不能无失,亦不能尽从。孔子亦必至晚年乃能欲不逾矩。所谓「矩」,即俗言「规矩」之矩。西方则不言规矩,仅重法律。中国道家主「规」,儒家主「矩」,皆在人心中。非人心,即无以见规矩。而规矩则仅在指导人生一向往。西方人言法律,则在人心外,容易防止人心,为人心一限止,故西方人即言自由,则必言法律。法律即以防止其自由。中国人则即心即道,道即人心内在之所欲。故谓「天人合一」。人生大道即人生之大法,而此所谓法乃礼而非刑。此则中西文化大相异之所在,又谁与深论之。

庄子言「执其圜中」。圜即规,仅有一「中」。凡天地间一切圆,皆同有一中,故有中即犹无中。因凡圆之中,皆同而无异。老子曰:「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中国道家尚「同」,主同不主异,故老子亦主「无」。矩则有四方,其隅各不同。儒家言:「先圣后圣,其揆则一。」非道家之仅有一中心。故儒家言同亦言「异」。如我与人,同为人,而人各为己,又相异。道家则言混沌,不再看重此异处。此为儒道之相异。故儒家言人之相处,有同亦有异,如父慈子孝即属礼。道家则不言礼。老子言:「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始。」忠信彼我一同,而礼则必分彼我宾主,不得有我而无彼,有主而无宾。孔子仅言不逾矩,故人道大同,而不害有分别之小异。五伦之道首夫妇,必言夫妇有「别」,其义深长。道家则仅言大同,而不再言别。儒道之不同乃在此。

儒家言四方,又言「两端」。彼我宾主,即人道之两端。实则死生存亡,亦即天道之两端。儒家即言天,又必言地。天圆地方,亦即大自然之两端。道家言天不言地,有阳无阴,乃只一端。儒家言:「执其两端,用其中於民。」故儒家最爱言「中道」。



今果自历史文化之进程言,饮食男女,在孔子前两千五百年,如庖牺氏、神农氏时代一平民,即早已为先知先觉。而孔子生两千五百年后之春秋末年,已远为后知后觉。故孔子曰:「若圣与仁,则我岂敢。我学不厌而教不倦。」孔子所自负,不重在其禀於天,而重在其任於己。性禀於天,而学则任於己。故孔子尤贵言「学」。有学乃有教,而学又必先与教。先得孔子之心之同然者,乃远在两千五百年前牺、农时代之野人。孟子亦言:「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豖游,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沛然若决江河。」此所见所闻之善言善行,均出深山野人中。舜亦后知后觉,贵在其学而已。

孔子又言:「夏尚忠,殷尚鬼,周尚文。」尚忠,即贵在其能尽己之一心。尚鬼,则已走向外。古人与天皆在己之外,尚鬼则不免重外而轻内。尚文,乃回归於己,而花样则多了,一切古与天亦皆其花样。今傥以中西双方之文化演进言,亦可谓希腊重通商,已尚文。罗马时代耶教兴起,始尚鬼。较之中国,秩序颠倒,一若反其道而行。直至今日,实尚未能达於夏之尚忠时代。今日崇尚科学,花样繁多,实仍尚文。以比之中国,则实当谓其尚未能直接走向人生大欲之真目标。虽亦尚鬼如宗教,尚文如科学,但尚忠之人生本源大目标,则实尚未能接近。孔子言:「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中国之夏尚忠即其质,而西方希腊经商则早已忘其质而趋於文。亦可谓中国自商周以后,早已进入文学时代、史学时代,而为文质彬彬一君子。西方则自罗马以迄近代,虽若日趋於文,而终缺其质。其如核子武器之发明,亦可称为科学大进步,但断非文化大进步。其实核子武器之发明与饮食男女之人生大欲又何关,岂不正反其道而行?以中国古代人之所谓「文质彬彬」言,岂不大相违戾。

求富求强,亦可谓乃发源于人类求生存之本质。至于饮食男女人生大欲所存,则本源所在,与富强之间亦尚有距离。今为求富求强,而忘弃其饮食男女之大欲,则实非进,乃退。而中国则在满足其大欲之余,尚多演进,而得为一文质彬彬之君子。故余尝谓中国乃一「艺术文化」,西方则仅是一「科学文化」,两者之间,实有隔距。傥今日而孔子复生,其对西方文化,必当别有一番衡论。惟不当谓其求富求强乃在人生大道之进步中,此则决然可知者。

或言西尚「别」,中尚「通」。其实中国惟庄老道家言圆通。孔子言矩不言规,又称「道之不行」,此亦与道家别。但言「执两用中」。穷与通,亦道之两端。儒家不贵通,而贵中,此亦当辨。

文化自信包括哪三个方面

从三个层面理解文化自信

黄杰
2021年11月09日15:50 来源:学习时报
原标题:从 三 个 层 面 理 解 文 化 自 信
深入理解文化自信,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一是理论层面,思考文化主体性问题,各民族应不应该有,能不能实现文化自信;二是历史层面,重读文明轴心期,从传承看本民族是否有文化自信;三是现实层面,如何构建体现当代发展的文化软实力。
理论层面:彰显文化主体性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思想引领、精神支柱、道德教养、知识哺育,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区别于别的国家、别的民族的重要标识。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劳动生活的精神产物,都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精神力量。
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灵魂。古往今来,世界各民族都无一例外受到其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上产生的精神文化的深刻影响。那么,“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
从文化主体性看,钱穆先生一直对中国文化保有敬意,他坚持认为国人必对国史具有温情和敬意。他的著作都是激发国民对本国历史文化爱惜保护之热情与挚意,阐扬民族文化史观。1963年,香港政府邀请新亚书院、崇基书院、联合书院合并组成一所新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中文不是语文的意思,而是文化之意。据说当时想了很多名字——中国大学、中华大学,最终还是钱穆坚持,“不如叫中文大学”。他在创办香港中文大学的时候,特别强调了中国文化,强调中华民族能够保有文化主体性。著名汉学家、瑞典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先生这样评价钱穆,“他对中国的光辉的过去怀有极大的敬意,同时也对中国的光辉的未来抱有极大的信心”。
钱穆逝世后,士林震悼。当时有大量媒体以“中华历史文化的守护者——敬悼史学家钱宾四先生”“承传中华传统、创新中国文化——敬悼国学大师钱穆先生”为题对这位学人的学术贡献做了极高的评价。
历史层面:重读文明轴心期
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是德国哲学家雅思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提出的观点,表明某个历史时段是人类文明精神重大突破时期,得到了思想界的认可。按照他的看法,公元前8世纪到2世纪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期,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巨人。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他们提出的思想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更重要的历史现象是,虽然中国、印度、中东和希腊之间有千山万水的阻隔,但它们在轴心时代的文化却有很多相通的地方,都以理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来面对世界,开始“终极关怀的觉醒”。恩格斯就曾指出,这个时期的思想家几乎研究了人类所有的基本问题,并提供了雏形。
中华文化,是个博大精深的智慧宝库,无论是文学艺术、哲学思想、建筑工艺、民俗风情,还是治国理政、人格修养,都蕴藏着深厚的智慧和魅力,都可以提供很丰厚的文化积淀,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们如果想要面向现实和未来,必须整理好我们的过去,要让我们过去的资源通过这种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为未来的前途、为未来的目标而服务。总之,文化要走向当下和未来,要能够使得优秀传统文化继续深入人心,指导我们的生活,营养我们的生活,丰富我们的内涵,就必须要创新,要做创造性的转换。
中国要前进,每一步都不要忘记我们从何而来,我们的思想文化根基在哪里,我们的最大优势在哪里。如果不明白这一切,就可能犯各种食洋不化的错误,故步自封的错误。
现实层面:构建文化软实力
祖先的成就毋庸置疑,主要是不少人对当今的思想和文化成果抱以质疑的眼光,不以为然。“欲人勿疑,必先自信”。只有对自己的文化有坚定的信心,才能获得坚持坚守的从容,坚定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必须从两个维度来思考问题:一是古今视角,如何看待传统文化的作用,“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二是中西视角,如何看待借鉴国外文明成果,“兼容并包,有容乃大”。
首先,对“传统”我们要有新认识,现代是传统的现代化,一个国家必须珍视自己的民族传统,“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必由之路。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植根于传统文化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融入文明大家庭的重要精神支柱。只有在民族文化的沃土上、在共有精神家园中,才能建立切合普通大众的历史传统和民族心理的共同话语、价值认同、人文性格。其次,构建中国文化软实力,必须具备宽阔的国际视野,大胆地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以一种开放性的姿态,认真研究和学习借鉴各国文化交流、话语授受的规律和经验,特别是对其中所包含的价值观培育的借鉴。
“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着眼需求,中国文化发展要设计“中国”议题,完成三大目标,即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价值、打造好中国话语。要言之:中国故事,要以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变化及趋势为切入口,全面、立体、真实地展现中国。比如,呈现国家多维度发展的电影,从现实主义视角传播中国故事。中国价值,要以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重点,面向国际舞台,展示中华历史文化优秀品格,体现当代中国道路的精神气象。比如创新文化节目,用“和诗以歌”的形式将传统诗词经典与现代电视媒介传播有机融合,把文学经典唤醒、擦亮,为现代文明追本溯源。中国话语,要以天下太平为导向,弘扬中华文化精神理念。比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生死疲劳》等作品,展现了中国广阔的文化熔炉在近现代史上经历的悲剧、战争,反映了一个时代充满爱、痛和团结的生活;雨果奖获奖者刘慈欣的《三体》三部曲,“将中国科幻文学提升至世界级水平”,既是亚洲人首次获奖,也是新中国输出到美国的第一篇长篇科幻小说;国际安徒生奖获得者曹文轩的《青铜葵花》,关注少年儿童生存状态和心灵世界,书写儿童内在的人性、人情、尊严与理想。
(责编:万鹏、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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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时报》

做一个合格国民的基本要求(读钱穆先生《国史大纲》序言有感)

我从高中毕业就再也没有看过严格意义上的历史类书籍,前一段时间趁亚马逊打折就买了几本自己心仪已久的经典。今天就开始看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因为没有看过繁体的书,所以2个小时才看了30页,特别对序言的内容颇感震撼。自我感觉钱穆先生的这四条信念,对我本人这个年龄段包括90、00后成为一个合格国民都有一定的教育意义。现列如下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

(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

(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

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

(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

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

(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国家自身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下面是我的读书笔记。

逐条对照:

        第一条、自认读书比普通人还算多,但是对本国家的历史没有刻意了解过。历史知识比中学时期还不如,大部分都还给了老师。根本就达不到钱穆先生,作为一个有知识国民的标准,深感惭愧。特别是现在已为人父,以后孩子如果问自己一些简单的历史知识,自己都不知,那就更愧为人父。

        第二条、对于本国历史的温情和敬意,这句话给我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原来上学时候学的历史好像离自己很远,都是些理性的分析和批判。现在回想起来,不自觉就有一股情感在胸口萦绕。就像小时候不知道父母的伟大,现在自己成为孩子的父亲,才感到父母的恩情。

        第三条、其中“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这句真是啪啪的打某些人的脸啊。我认为凡是把任何问题完全推给别人的观点和建议都是不客观和不负责任的。我也犯过很多这方面的错。

        第四条、这一条是对我的警示,因为我看了好多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东西,但是自己国家的却非常匮乏,不是一个合格的中国国民。

改进方法:

1、加强国学(因为国学包括国史)方面的学习,提高国学素养

2、要用温情和敬意的态度学习国学知识,再与国外的知识对照实践。

3、在发表任何观点之前,要深入了解实践思考以后,尽量客观的做出评价。如有问题,多从自身找解决的方法。

4、只有打好基础立足自身再去接触不同的思想,去伪存真,才能不失自我,真正成长为一个合格的中国国民。
本文标题: 钱穆先生的“文化自遣”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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