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明史》是1975年由威尔·杜兰特。
　　《世界文明史》全书约1500万字，有近千幅精美插图。上起“文明的建立”，下迄“历史的教训”。这是一部揭示人类文明遗产的旷世巨著。它几乎涵盖每一时代，每一国家，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哲学、历史、教育、艺术、音乐、科技等领域。台湾学者誉之为“20世纪的《史记》，人类文明的《离骚》”。在人类文明史上书写了文明的篇章。
　　作者介绍
　　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1885-1981），先后在美国圣彼得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后来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物学，并在杜威的指导下攻读哲学，1917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26年，他出版了《哲学的故事》，获得出于意料的成功。随后，他花了四十余年的时间完成了11卷的《世界文明史》。他于1968年获得普利策奖，1977年获得自由勋章奖。
　　威尔·杜兰曾游历世界各地，以哲学家的敏锐目光审视埃及神秘的狮身人面像、印度古老的泰姬陵、中国雄伟的万里长城，又奔走于地中海的波涛之中，在已被人遗忘的克里特岛，在残垣断壁的雅典古城，在残酷的斯巴达古战场，搜寻、鉴赏。直至1975年，历四十年的光阴，终于完成了《世界文明史》这一部旷世巨著。

　为人处世，交朋待友，对势利纷华，似乎不必太过于苛求，当以“淡”字当头。看淡些，看开些，人生也就豁然开朗，有滋有味了。正如“平平淡淡才是真”。

作者:维尔·杜兰特 发行时间:2005年

v《世界文明史（全24册）》是威尔·杜兰编著的一部图书，一部揭示人类文明遗产的旷世巨作，纵贯古今，前所未有，以如椽巨笔，把人类文明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
《世界文明史（全24册）》[1] 的四大特色：
世界文明史（全24册）
·前所未有·世界第一
·全新构架·全面涵盖
打破国别、学科等界限，以文明及时代特征为单元，叙说全部人类历史。涵盖每一时代、每一国家的经济、政治、宗教、文学、哲学、艺术、音乐等领域，帮助您全面了解与掌握人类文明。
·私家撰述·见识非凡
以一人之心力撰成史学上一大巨构；耗四十年光阴，终成一家之言。与司马迁之《史记》、班固之《汉书》。可谓前后辉映，中西媲美。
·体裁新颖·风格特异

　　读《世界文明史》产生的几点思考和涟漪

　　五一期间选读了威尔·杜兰的著作《世界文明史》的部分章节，我不禁由衷地钦佩杜兰博士的对工作细致的精神与对历史的严谨态度。觉得该书文字通顺流畅、言简意赅；内容明晓流畅、栩栩如生，资料翔实、细致；评价客观；读起来觉得通俗易懂，毫无疲倦之感，真不愧为史学界的一大力作。

　　我拜读了这部著作“东方的遗产”、“凯撒与基督”、“卢梭与大革命”这些篇章的部分内容，这弥补了我在历史上的许多不足，实在使我感触良多，几乎读过每一章都有许多感想，激发起思维上的涟漪，无奈时间有限，加上自身认识和手头其他相关资料有限，我也不敢在老师面前造次，于是十分功利地选了关于对“中国与远东”中部分章节的读后感作为此次作业。

　　哲学家的时代
　　（一）关于诸子百家的缘起

　　威尔·杜兰评价东周时期的社会动乱时说到“在四分五裂，异常混乱的情形下，中国的精神生活表现出了蓬勃的活力，困扰了历史家的通则。因为在这失秩的时代里，树立了中国语言、文学及艺术等的基础；建立了新生活，即经济组织和规定而获致新的安定；以及产生了新文化，这种文化尚未将传统的暴虐与帝国政府溶解于一炉，但却为中国精神史中最富创造性的时期的社会架构。”（[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一卷：《东方的遗产》，P453， 东方出版社，1998年）在威尔·杜兰博士看来春秋战国时无疑是中国社会的一次大动乱，然而恰恰正是这个动乱的社会成就了中国文化的基础，是中国古代精神文明发展的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这似乎有违历史通则。这不禁让我对其产生了些许思考。

　　春秋战国时期的分裂造成了中国文化的多元性，诸子百家的兴起无疑是社会文化多元性的表象。然而缘何东周时期的社会动荡会成就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发展的最高峰呢？最早对“诸子百家”的缘起作出解释的是西汉史学家和文化大家刘向，后来经其子刘歆的继承与发展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主要是说：在周朝“礼崩乐坏”之前，吏与师不分。换句话说，政府各个部门的官员便负责把有关这一部分的知识传下去。这些官吏和贵族诸侯一样是世袭的。按照这个理论，当后来周朝皇室失去权力时，官吏们也失去了原来的优裕地位，而散落民间，他们便以私人身份招收学生，传授他们知识。这时，他们已经不是“官”，而成为“师”。就在教师与官吏分化的过程中，兴起了诸子百家。（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P28，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刘歆甚至将各家具体出自于何种官吏都作了细致的划分，诸如：道家出自于史官，法家出于理官，墨家出于清庙之守等等。刘歆关于各家来源的解释和分类虽然有许多任意牵强之处，但是他在归类的过程中充分观察了政治和社会环境，其所运用的思维方式却是十分先进的，故我们不妨把刘歆的理论加以修正：周朝时周王室——诸侯——庶民构成了其社会权力结构层次，而只有特权阶级即周王室和诸侯才享有受教育的机会，正是这样他们才能成为当时社会文化的主导，就是说他们当然地负起了引导社会知识文化发展的责任。然而当周王室衰微，“礼崩乐坏”时，社会制度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这预示着固有的政治权利结构发生重大的破坏，在这个过程中一部分诸侯由于战争或其他原因失去了土地和封号，降为庶民阶层；另一方面，也有庶民由于其某些专长或其他原因上升成为官吏，融入特权阶层，社会学上将其称之为社会结构性流动。（易益典主编，《社会学教程》，P301，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各诸侯国为了强化其国力所实行的政治改革更加速了社会结构性流动的过程（事实上各国的政治改革都含有与“打破贵族世袭垄断政治权力”相类似的举措。著名的商鞅变法就是很好的例子），随之而来的是各种知识的官方代表散落民间，包括贵族和原本以一技之长服侍君王诸侯从而获得世袭官职的官吏，这就是孔子在《论语》中所说的：“礼失求诸野”。他们通过专门的知识或技能开馆收徒，以维持生计，并游历诸国以期达到其政治主张。他们不同的专长或者思想见解经过繁衍和发展逐步成为各种不同派别。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诸子百家”。

　　西周的分封制造成的分裂局面和小农经济“自己自足”的特性造成文化交流的割裂为文化多样性和复杂性的产生提供了社会环境。

　　尽管自秦代到清代的两千多年间我国社会始终没有摆脱“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历史周期律，然而却未曾发生过诸如东周时期的社会结构变动，其朝代的更替不外乎洛克总结出的：“革命的目的是推翻暴君，然而为了达成这个目的往往要在革命的队伍中不加限制地树立一个新权威，这使得革命常常陷入推翻了旧暴君而产生了新暴君的循环往复过程中”的规律范畴。每一次分裂到整合从来未曾发生社会结构性变动，也就是说中国在社会制度变迁的过程上原地踏步了两千年。可以说这与后来中国在大一统的环境下确立并强化的政治体制、文化结构单一体制有极大关系，统治阶层的一元化即君主集权的强化使得中国社会从统治阶层内部发生制度性变革的可能性大为降低；而文化结构的单一固定使得平民很难超越一种固有的思维方式，从而导致中国的平民革命即被统治阶级对统治阶级的革命很难摆脱“洛克模式”的范畴。

　　（二）关于道家“出世”和思想的社会根源及其影响

　　在提到对中国社会文化影响最大的人无疑首推孔子，杜兰博士称其为“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 （[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一卷：《东方的遗产》，P459，东方出版社，1998年），然而我们往往会发现中国人通常的行为准则常常与儒家所要求的相去甚远。我们在谈到一个民族的文化特质时，宗教对其的影响往往是不可估量的，直到今天对中国民众影响最大的仍然是印度传来的佛教，然而佛教传入中国后与印度固有的已经大不相同，其蕴涵的哲学思想与个人的修行方式却接近于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所以我们可以将其称为中国化的佛教或道化的佛教。这其中表现得最典型的是中国佛教的一个重要宗派——“禅宗”，它实际上是道家哲学和佛学两家精妙之处的汇合（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P182，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这里需要指明的是道教的哲学思想与道家思想是有差别的，实际上道教的哲学思想中综合了道家和阴阳家两种思想。

　　道家学说和道教在汉初和宋代分别达到了高峰，加之佛教在中国传播的带动影响使道家学说对中国民众的影响不可谓不深，最重要的原因是道家的学说与中国小农经济的经济结构异常相衬，这使得中国农民的思维方式往往与道家学说“暗合”，这就不能不让我们更加深对中国农业经济的认识：中国人口分布自古就呈现区域性密集的态势，中国的人口密集区就造成中国精耕农业最主要的条件。精耕细作的农业以大量集中的劳动力放在小农庄上，以大量的劳动力来应付季节性的需求（许倬云，《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P22，新星出版社，2006年）。由于土地产量有限，更加之实物田赋和各项田租，使得农民手中的可用来交换剩余粮食不多，而当土地霜冻期无法耕作时，短期农闲产生的剩余劳动力可以化为农舍工业的人手。而农舍工业的产生排斥了城市作坊工业，大大减缓了城市化的进程。农业本位思想催化出的“重农抑商”政策使得“中国精耕细作的历史背景，则是政治力量毁掉城市，毁掉作坊工业，毁掉私了家经济”（许倬云，《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P22，新星出版社，2006年）。这就促成了中国“小农经济”的根深蒂固，其自己自足的特性决定了其封闭性和隔绝性，这就为道家的“出世”思想提供了有利的背景和基础。

　　威尔·杜兰在 “古博真人”一章中关于老子的记载有：“但当人类获取‘知识’后，生活因种种机巧发明而变得繁忙复杂，心灵与道德的纯真也将失落殆尽……识见高远的人将规避城市的复杂，逃避腐败的文明，逃脱衰微的法令迷宫，而隐于大自然之中，没有城镇书籍、污吏以及徒劳的改革者，反可以游目骋怀，自寻乐趣。……”的描述。由此可见，老子的“出世”思想来源于其“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绝学无忧”的观点，我们很难评价这种观点是否正确，至少事实证明他的这种观点对于个人养生还是有很大的积极作用的。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这个观点还可以推导出他“清净无为”的思想。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确实是统治者的梦想，西汉初期的社会经济复苏和繁荣正是“无为而治”的一次成功实践，事实上政府尽量减少以行政手段进行直接干预作为管理方式并取代以经济手段进行宏观调控被证明为是一种十分良性的管理模式。

　　然而我们民众持有的不完善的“出世”思想使之常常遇到社会不平等现象就“高高挂起，事不关己”、及其缺乏公民意识等特质历来为杂文家所批驳，梁淑溟先生评价中国文化有“长于理性而短于理智”的特质，并举例说明国人圆滑：“中国人在相争之两造间，若一方先动武，旁观者即不直其所为；虽于本来有理者亦然。因情理必从容讲论而后明，一动武即是不讲理，不讲理即为最大不是。”（梁淑溟，《中国文化要义》，P245，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

　　面对时间的不平等，我们通常表现出的并不同于印度那样的麻木并安于接受，寻求一种精神上的超然并把期望寄希望于来世，也不像基督教传扬的要行善于天下。通常中国的品德高尚之士会选择逃避社会现实，并独善其身的方式，这是中国君子的共性，他们傲然于世，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就好比与在春季开放的绝大多数花朵不同，菊花在秋季才绽放，故就连中国社会品德高尚的人士也往往对公众生活及社会公益事业态度漠然，鲜有会投身于社会公益，有投身于公益事业的也会常常因其行为违背其所处的社会群体的常规，而被视为“越轨行为”加以排斥。

　　革命与更新
　　“世界上曾有过巨变，唯有远东不变；现在远东却无所不变。这个最保守的国家，突然变成仅次于苏俄的一个最彻底改革的国家，它正以无比的毅力去破坏曾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那些风俗和制度。这不仅仅表示这个自1644年所建立的朝代的结束，这是一种文化的蜕变。” 威尔·杜兰如是评价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中国（[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一卷：《东方的遗产》，P552—P553，东方出版社，1998年），如果说东周的分封割据局面促成了中国有历史记载的第一次社会大变动，那么清末的变革就算得上是第二次社会大变动，并且直到今天社会结构变动的余波尚在，或者说这样的社会变动还没有完全结束。

　　比较两次社会变动与中国其他时期的分裂和社会动荡，实际上有许多共同的特点：

　　首先，社会危机爆发的起点首先出现在社会统治阶层内部，也就是说变革的开始阶段都是自上而下的。分封制为日后的分裂埋下了伏笔，同时也促成了文化上的多元性和地域性，而在各诸侯国内实行的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变法，往往都含有打破统治阶层世袭制的措施，这其中又以“商鞅变法”最为彻底，其“按军功授予官职”的措施实质上打破了贵族对官职的垄断，使平民也有可能融入社会上流阶层。而清政府在清朝末期对“科举制”的变革实质上打破了对固有的人才选拔制度，成为了清末民国初社会结构变动的开始，唯一不同的是相比较前者，后者的变革有很大程度上是受外来因素的影响。

　　第二，两者都打破了固有的社会流动模式，形成了大规模的社会结构性流动。很显然，固有的社会体制的重构，引发的社会结构变动必然会带来社会的结构性流动。所谓的结构性流动是指由于社会结构变化而引起的大规模的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动。（易益典主编，《社会学教程》，P301，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根据这个定义的理解：这种类型的社会流动必然是涉及阶级、阶层的转移和流动，也可以说流动是由于阶层结构的变化引起的，而流动本身也将引发新的阶层或阶级结构的形成。东周时期表现出的是贵族对权力垄断的打破，这在文章前面已经有了阐述。而在近代中国则表现的是“传统的士到现代的知识分子的社会大转变”。（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二十一世纪》，第6期，转自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摘自思文网），随着科举制的废除处于社会结构中心地位而居“四民之首”的士不仅逐步完成了到现代社会知识分子的转变，而且其本身也失去了其原有的社会中心地位，随着这些人的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由于较早接受新思维而被排除在社会主流阶层之外的那些新知识分子，以及学识和身份都处于新兴的城市与衰落的乡村以及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小知识分子，四川大学历史学教授罗志田将其称之为“边缘知识分子”，按照罗志田的理论“边缘知识分子”的产生主要是由于科举制的废除“科举制废除的当时就断绝了已成年而尚未“进学”的大量读书人成为士的可能。在新教育体制下，任何读书人到了一定年龄还未跨入知识分子阶层，就已不再有希望。从清季到今天，中国高等教育机构的容量与同时期中等教育的毕业生数量相比，一直相当微小。从这个视角看，近代教育的开放性是不及以往的。在传统的读书做官心态影响尚大（意味着大量的人要走读书之路），而高等教育机构的容量又甚小的情形之下，势必产生大量的边缘知识分子。”（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摘自思文网：www.china-thought.org）

　　第三，二者都引发社会制度的重构。并产生了新生的社会阶层。正如前面所说的，两个历史时期都产生了新的知识阶层。

　　第四，在两者所处的不同时期中国社会都没有一个主导性思想，或者说缺乏一个完整的主流社会文化体系。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各派众说纷纭，互不相让。同样的，在近代中国，随着“西学东渐”，主要是公费及自费出国“以期寻求救国图存之道”的留学生带来了大量的且互不相同的西方先进思想，加之旨在推翻“封建礼教”的“新文化运动”严重冲击了两千多年植根于国民（主要是知识分子）心中的儒家思想，原先的主流思想受到抨击，不能发挥其核心作用，这更为多种思想文化的兴起提供了条件。运用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又译迪尔凯姆）的“失范理论”来解释就是：当一个社会因规范丧失了制约的力量，那么原有的社会将出现行为规范、文化价值体系处于全盘解组的混沌无序状态。（文军主编，《西方社会学理论：经典传统与当代转向》，P75，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而这个时候的中国的传统思想已经或逐步地丧失了其原来的控制作用，整个中国文化也相应地呈现了无序的状态，这为各种西方学说在中国的兴起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一时间，“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工读主义”等等“主义”交相辉映，引发了中国思想界的又一次学术争论高峰。正如威尔·杜兰所说的：“他们研究西方的哲学，失去了对祖国宗教的信心，他们在这种教育和新环境的鼓舞下，崇尚急进的思想，而反对祖国的旧文化。年复一年成千的这些急进的青年回到了中国，他们不满于他们祖国改革的缓慢和物质的落后，在每一个城市种下了怀疑和革命的种子。” （[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一卷：《东方的遗产》，P550，东方出版社，1998年）

　　可以说，这两个时期的这些共同特点是促成中国思想界和社会制度巨变的重要原因，只是在谈到后一个时期时，我们还要考虑到外来因素的影响，然而一切问题的内因都是促成其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因素，正如汤因比所说的：“内部力量是一个国家、民族和一种制度存亡的决定性因素，如果真要考虑到其外部力量的作用，那也仅仅只是在它快要断气之前给予它致命一击。”

　　参考资料：
　　http://hi.baidu.com/fz12374/blog/item/12afb944e8cfcc83b3b7dc0b.html

这是美国威尔·杜兰特的观点“大部分历史是猜的，剩下的都是偏见”。
出自他的书：《世界文明史》：
most of history is guessing and the rest is prejudice。
1917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26年，他出版了《哲学的故事》，获得出于意料的成功。随后，他花了5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11卷的《世界文明史》。
威尔·杜兰特生于1885年，卒于1981年。12岁的时候他被母亲送去教会学校，希望使“这个整天调皮捣蛋、满口胡言乱语的孩子变成一个优秀的传教士”。结果，杜兰特不仅没有成为传教士，而且还因为在写了一篇对宗教不敬的文章（《宗教的起源》）而被逐出教门。正如他在19岁的时候就对基督教清楚地认识到，“不过是成百种宗教信仰中的一种，它们都宣布说自己能实现人类的拯救并普及真理”。
威尔·杜兰特写11卷本的《世界文明史》花了50多年时间。
他终其一生都从事一项能给大多数人带来福祉的研究工作，那就是将深奥的哲学通俗化，书后的评论说他“热情地致力于将哲学从学术的象牙塔里解放出来，让它进入更多普通人的生活”，哲学追问世界和生命的终极本质，每个活着的人都有一个生命，都要为它承担起责任，付出代价和获得权利，所以，哲学应该成为一般公众爱智慧、爱生命的学问。但是，众所周知，由于种种原因，哲学实际上成为为数不多的哲学家的自留地和陈设品，哲学被专家垄断，被公众遗忘，于是形成了“人民不了解哲学，哲学不关心人民”的格局，因此，杜兰特的研究显得分外重要，它“使全世界范围内的读者不断得到愉悦也受到教益，使上百万人的生活更丰富，也使人们更宽容。”他对历史也同样保持着尊重和客观。
之前的修历人员和所谓的考究人员在研究历史的时候往往没有反复推敲，实地考察以至于造成了很多错误的叙述，而有时候政府的干涉也会影响历史的真实性。
这句话给研究历史的人一个警钟，每一个历史人物都是复杂的，没有纯粹的好人也没有纯粹的坏人，这里特别要警告的是就是那些不深加研究就去记述历史甚至直接那小说戏曲取材并误导后世的人，而同时我们研究历史要设身处地的去研究，实地考察多方探究，不能以偏概全。
典型的例子：司马迁的《史记 五帝本纪》中对各对黄帝的记述。还有后来一帮把蚩尤黑成饕餮将“蚩尤伐黄帝”篡改成“炎黄战蚩尤”不知道让后人对蚩尤平反有多费劲。
高燕松之前也引用过这句话，他说“历史的歪曲，一是直接抹杀事实，另一种是事实就在这，却臆造动机。同一件事，动机不同，描述也差得很远了。”
参考资料：《世界文明史》，中国青年网，人民经济论坛，蚩尤的例子参考《吕氏春秋》、《水经注》和《山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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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不是单纯地看过去的故事，更不是机械地知道公元某年，在何处诞生了什么王朝、发生了什么事件和战争、出现过什么横空出世的人物和创举……这两种最常见、浅薄的读史方式，在大众中普遍存在。纠其缘由，实在是和中国失败的历史教育密不可分：其一，中国的历史老师们自身真会读史的人并不多，历史教学和研究成为许多大中小学老师自娱或是谋生的工具。其二，本质是跑偏了的中国教育体制带来的苦果——应试为旨，拒绝思考。
今年看到了最新一版的《世界文明史》（第四版·精装本），共有五位作者，第一作者为丹尼斯·舍曼（Dennis Sherman）,五人皆为美国知名高校的历史学教授。这本排版、印制、配图精美的世界文明史，最精妙的是它别具一格的读史方式，让它足以笑傲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和威尔·杜兰的《世界文明史》，鹤立鸡群于各种“文明史”书之中。它最大的价值在于：告诉人们，怎样读史。
毋庸置疑，读史使人明智，古今中外，众多杰出人物留下过“以史为鉴”的忠告和劝诫。然而，真正会读史（知道怎么读历史、读得懂历史）的人，其实很少。读史不是单纯地看过去的故事，更不是机械地知道公元某年，在何处诞生了什么王朝、发生了什么事件和战争、出现过什么横空出世的人物和创举……这两种最常见、浅薄的读史方式，在大众中普遍存在。纠其缘由，实是和中国失败的历史教育密不可分：其一，中国的历史老师们自身真会读史的人并不多，历史教学和研究成为许多大中小学老师自娱或是谋生的工具。其二，本质是跑偏了的中国教育体制带来的苦果——应试为旨，拒绝思考。历史课，是最趣味盎然、最容易让学生长智的一门课程，变得已和序列化的乘法口诀表、化学元素周期表无异。不会思考（或不愿再思考）的老师、总是按照上下五千年一路写来的引人瞌睡的历史课本、永不褪色的“背景-原因-意义-影响”套路学习法……失败的历史教育，导致长大后的学生们不再多读史，因为他们从来就没学会怎么读历史，历史没给他们带来智慧。与其如此，何必浪费时间看这些没用的过去的故事？看小说，岂不更乐哉？
历史究竟该怎么读？估计不同的历史研究者和学术大家，都可以给出一大篇洋洋洒洒的读史心得。丹尼斯·舍曼版的《世界文明史》并没有明确写出一个读史模式，它的独特，在于它不按惯有的方式去把历史事实串起来，以告诉大家历史是这样或那样。它没有作者的个人评说、臆想和推断，而是将历史资料精心的编排起来，再加上行文中用心设置的思考问题，最终呈现给读者的是一部由读者自己思考出来的“世界文明史”。
书中一共有26章和一个主题分类目录，每一章都由三部分（第一手资料，视觉资料，第二手资料）组成，所以，真正读懂了一章，剩下的就都知道该如何去读了。第一手资料（是历史学家们常用的历史文献资料），视觉资料（和主题密切相关的绘画、雕塑、文学等各类艺术材料及历史地图，很像一个微型博物馆），第二手资料（各历史学者对该主题进行研究后发表的重要文章，像专家的研究作品集），这些都不是作者观点的文字，行文间处处渗透的是“思考”二字。历史资料、历史记载、历史事实，就是那些东西，从一大堆表象背后能否看到属于你自己的东西，这就是读史和看史的区别了。《世界文明史》就似一位绝佳的领路人，领你踏上读史的正确之路，当然，此后的造化还得靠个人的努力和悟性。
因为作者选取的很多资料，都是人尽皆知而又特别具有可读性的，对世界文化、历史感兴趣的读者读起来会很轻松。而个人特别希望中国的历史学教育者，能看到这本《世界文明史》，以引领更多的孩子真正走进历史的天空。
当然，尽信书，不如无书，这本书也不是完美无缺，此书最大的问题在于资料的选择上。虽然作者没有对任何主题发表个人看法，但在资料选择的时候，还是会不可避免地带上个人的主观喜好，比如对公元500年以前中国历史资料的选择，就不够具有代表性、不够全面。这种写史方式，对写作者的学识素养和功底的要求非常之高，我们对作者不应过于严苛，但这样的一种读史方式，却非常值得中国的历史学者和教师们学习，也值得每一位读史的人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