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明代宗为易储贿赂大臣成功了,明神宗争国本却争论了十五年

发布时间: 2022-06-14 06:00:24 来源: 励志妙语 栏目: 经典文章 点击: 87

明朝妖书案是怎么回事?简单的说,别那么复杂!明末的一大疑案。发生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这一案件虽然不了了之﹐却充分暴露出明...

为什么明代宗为易储贿赂大臣成功了,明神宗争国本却争论了十五年

明朝妖书案是怎么回事?简单的说,别那么复杂!

明末的一大疑案。发生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这一案件虽然不了了之﹐却充分暴露出明末朝廷中党争的激烈。
明神宗长子朱常洛的生母王氏原本是一普通宫女,在慈宁宫侍奉慈圣太后(明神宗生母)。有一天,明神宗来到慈宁宫向母亲请安,刚好太后不在,神宗正要离开时,发现了清秀可人的王氏,于是私下临幸。按照宫中规矩,皇帝临幸宫女,应该赐一物件给对方,作为临幸的凭证。但明神宗认为王氏是母亲宫中的宫女,私下临幸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所以没有给王氏任何信物,自顾自地去了。谁知道这片刻风流后,王氏竟然怀上了龙种。慈圣太后本人也是宫女出生,知道此事后不但没有为难王氏,还十分高兴地召来明神宗询问究竟。但出人意料的是,明神宗竟然矢口否认曾经私幸过王氏。只是这否认没有什么效果,皇帝的日常起居包括性生活都有专人记录,明神宗临幸王氏的事早就被记录在《内起居注》中。实在无可抵赖了,明神宗才红着脸默认了。明神宗对王宫女的临幸只是一时兴起,并不当真,新鲜劲儿一过,便不想负责任,因此他对王氏都没有什么感情。慈圣太后却是一位贤后,让儿子立王氏为恭妃,并且告诉儿子说:“我已经年纪大了,但还没有尝过抱孙子的滋味,如果王恭妃生个男孩,这是宗社的福气,母以子贵,可不能计较原先的贵贱啊!”
十月怀胎后,王氏生下了明神宗的第一个儿子——朱常洛。王宫人虽然被立为恭妃,但皇长子朱常洛一直没有被立为太子。
万历十四年正月,宠冠后宫的郑妃生下一子,取名朱常洵。郑妃聪明机灵,明神宗与她情深意笃,一直保持终生。由于皇帝对郑妃言听计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她一直是一个朝野注目的人物,并招致了几乎所有人的唾骂。
因为郑妃是皇帝的心尖,生了儿子后,明神宗立即晋封郑妃为贵妃。大学士申时行等,认为皇长子朱常洛年已五岁,生母恭妃一直未闻加封,但郑妃甫生皇子,即晋封册,显见得是郑妃专宠。大学士们担心将来定有废长立幼的事情,于是上疏请册立东宫,有“祖宗朝立皇太子,英宗以二岁,孝宗以六岁,武宗以一岁,成宪具在”之语。但明神宗在郑贵妃的怂恿下,总想借机立朱常洵为太子,于是就想出了种种办法拖延,但遭到大臣们的极力反对。当时太子又叫国本,因此,皇帝与大臣间的这次斗争又称为“国本之争”。大臣力争,要立朱常洛为太子,明神宗一拖再拖,大臣再争,争了十五年,使得宫廷斗争变得错综复杂。
第一次“妖书案”便是在这期间发生的。
万历十八年(1590年),著名大儒吕坤担任山西按察使,在职期间,他采辑了历史上贤妇烈女的事迹,著成《闺范图说》一书。宦官陈矩(后来执掌东厂,参与审理第二次“妖书案”)出宫时看到了这本书,买了一本带回宫中。郑贵妃看到之后,想借此书来抬高自己的地位,于是命人增补了十二人,以汉明德皇后开篇,郑贵妃本人终篇,并亲自加作了一篇序文。之后,郑贵妃指使伯父郑承恩及兄弟郑国泰重新刊刻了新版的《闺范图说》。
实际上,尽管第二版的《闺范图说》与第一版有许多相同之处,但出书人的初衷却有本质的区别,但逐渐有人开始将两版书混为一谈。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五月,担任刑部侍郎的吕坤上《天下安危疏》(《忧危疏》),请明神宗节省费用,停止横征暴敛,以安定天下。吏科给事中戴士衡借此事大作文章,上疏弹劾吕坤,说他先写了一本《闺范图说》,然后又上《安危疏》,是“机深志险,包藏祸心”,“潜进《闺范图说》,结纳宫闱”,逢迎郑贵妃。吕坤平白无故地蒙受了不白之冤,立即上疏为自己辩护,说:“先是,万历十八年臣为按察使时,刻《闺范》四册,明女教也。后来翻刻渐多,流布渐广,臣安敢逆知其传之所必至哉?……伏乞皇上洞察缘因《闺范图说》之刻果否由臣假托,仍乞敕下九卿科道将臣所刻《闺范》与(郑)承恩所刻《闺范图说》一一检查,有无包藏祸心?”
吕坤确实比较冤枉,他原来的书被人改头换面,本来就与他无关,而还说他自己偷偷送进宫里,企图“结纳宫闱”,更是莫名其妙的罪名。因为整个事情牵涉到郑贵妃,明神宗装聋作哑,没有理睬。
不料平地再起风云,一个自称“燕山朱东吉”的人专门为《闺范图说》写了一篇跋文,名字叫《忧危竑议》,以传单的形式在京师广为流传。“朱东吉”的意思是朱家天子的东宫太子一定太吉。“忧危竑议”四字的意思是:在吕坤所上的《忧危疏》的基础上竑大其说,因为《忧危疏》中没有提到立太子的问题。文中采用问答体形式,专门议论历代嫡庶废立事件,影射“国本”问题,大概意思是说,《闺范图说》中首载汉明德马后,马后由贵人进中宫,吕坤此意其实是想讨好郑贵妃,而郑贵妃重刊此书,实质上是为自己的儿子夺取太子位埋下的伏笔。又说:吕坤疏言天下忧危,无事不言,惟独不及立皇太子事,用意不言自明。又称吕坤与外戚郑承恩、户部侍郎张养蒙,山西巡抚魏允贞等九人结党,依附郑贵妃。
此文(即所谓的“妖书”)一出,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人们不明所以,纷纷责怪书的原作者吕坤。吕坤忧惧不堪,借病致仕回家。
明神宗看到《忧危竑议》后,大为恼怒,可又不好大张旗鼓地追查作者。郑贵妃伯父郑承恩因为在《忧危竑议》中被指名道姓,也大为紧张,便怀疑《忧危竑议》为戴士衡和全椒知县樊玉衡所写。在戴士衡上疏之前,全椒知县樊玉衡曾上疏请立皇长子为皇太子,并指斥郑贵妃。
明神宗也不想把事情闹大,便亲下谕旨,说明《闺范》一书是他赐给郑贵妃的,因为书中大略与《女鉴》一书主旨相仿佛,以备朝夕阅览。又下令逮捕樊玉衡和戴士衡,经过严刑拷掠后,以“结党造书,妄指宫禁,干扰大典,惑世诬人”的罪名分别谪戍广东雷州和廉州。而吕坤因为已经患病致仕,置之不问。
吕坤之后再也没有步入仕途,闭门著述讲学,二十年后谢世。著名的《呻吟语》便是其作品。
戴士衡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死于廉州。
明光宗即位后,起用樊玉衡为南京刑部主事,不过为樊玉衡推辞。
第一次“妖书案”,由于明神宗故意轻描淡写地处理,所以并未引起政坛的震动。至于谁是《忧危竑议》的真正作者,始终没有人知道。而六年后的第二次“妖书案”就非同一般了,其曲折离奇之处,令人匪夷所思。
在正式讲第二次“妖书案”前,先继续讲“国本之争”。明神宗迟迟不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自然是想立郑贵妃之子朱常洵。但封建皇朝对嫡长制看得很重,太子必须立嫡(皇后所生之子称嫡),无嫡立长,在皇帝无子的情况下,可以兄终弟及。
当时明神宗皇后还在世,为了能够名正言顺地立郑贵妃之子朱常洵为太子,唯一的办法就是等到原配皇后死了,扶郑贵妃为皇后,这样朱常洵的身份就变成了“嫡子”,名份超越了朱常洛的“长子”。基于这样的考虑,明神宗在立太子的问题上采取了“拖”的态度,一直要拖到郑贵妃当皇后为止。为了郑贵妃,明神宗几乎得罪了所有的人,但他却不敢在败坏祖制这条路上走得太远。然而,天不遂人愿,偏偏明神宗皇后迟迟不死,不仅如此,还对王恭妃所生的皇长子朱常洛十分爱护。
明神宗一拖再拖,大臣们自然不同意,上疏者前赴后继,但都没有起到任何效果。到了万历二十九年,明神宗到慈圣太后那里问安,这位老太后不满意地问明神宗为什么迟迟不立太子。可能是老太后威风犹在的缘故,也可能明神宗对太后的问题事先没有准备,惊惶之下竟然说了一句关键的错话:“他(指儿子朱常洛)是都人(明朝皇宫内称呼宫人为都人)之子。”意思是说朱常洛出身卑贱。但明神宗显然是鬼迷心窍,他忘记了他母亲也是都人出身。当慈圣太后怒气冲冲地指着他说 “你也是都人的儿子”时,明神宗这才醒悟过来,然后惊恐地“伏地不敢起”了。
这件事后,转眼到了八月,内阁大学士沈一贯上了一疏,竟然立竿见影地收到了奇效。奏疏中用“多子多孙”劝明神宗早立太子,终于打动了皇帝,下诏即日举行册立太子礼。这太子的人选,自然是指长子朱常洛。
朝野上下,闻讯而欢声雷动。但郑贵妃却坐不住了,为此跟明神宗大闹了一场,明神宗又开始动摇,以“典礼未备”为由,要改期册立太子。在关键时刻,沈一贯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他将明神宗的手诏封还,坚决不同意改期。在这样的情况下,明神宗总算下了决心,于十月十五正式册立皇长子常洛为太子,朱常洵被封为福王。这位福王,就是后来在明末被农民起义军杀死后剁成肉酱的那位。
朱常洛虽然当上了太子,但其实日子并不好过。明神宗不大喜欢他,郑贵妃也对太子位虎视眈眈,随时想“易储”。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十一月十一日清早,内阁大学士朱赓在家门口发现了一份题为《续忧危竑议》的揭帖,指责郑贵妃意图废太子,册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不仅朱赓收到了这份传单似的东西,之前一夜,已经在京师广为散布,上至宫门,下至街巷,到处都有。《续忧危竑议》假托“郑福成”为问答。所谓“郑福成”,意即郑贵妃之子福王朱常洵当成。书中说:皇上立皇长子为皇太子实出于不得已,他日必当更易;用朱赓为内阁大臣,是因“赓”与“更”同音,寓更易之意。此书大概只有三百来字,但内容却如同重镑炸弹,在京城中掀起了轩然大波。时人以此书“词极诡妄”,故皆称其为“妖书”。
明神宗得知后,大为震怒,下令东厂、锦衣卫以及五城巡捕衙门立即搜捕,“务得造书主名”,第二次“妖书案”由此而起。
《续忧危竑议》中,指名道姓地攻击了内阁大学士朱赓和首辅沈一贯,说二人是郑贵妃的帮凶。这二人大惊失色,除了立即上疏为自己辩护外,为了避嫌,不得不带罪在家。沈一贯老谋深算,为了化被动为主动,便指使给事中钱梦皋上疏,诬陷礼部右侍郎郭正域和另外一名内阁大学士沈鲤与“妖书案”有关。
之所以要诬陷沈鲤,除了因为沈鲤与沈一贯一直不和外,还因为当时内阁只有三人——首辅沈一贯、次辅朱赓,以及沈鲤,沈一贯和朱赓均被“妖书”点名,只有沈鲤一个人榜上无名,独自主持内阁工作,自然,人们会理所当然地怀疑他。
而诬陷郭正域,一是因为郭正域之前与沈一贯因为楚王一事闹得很不愉快,二是同知胡化告发妖书出教官阮明卿之手,而阮明卿就是给事中钱梦皋的女婿。钱梦皋为了替女婿脱罪,需要找个替罪羊。郭正域不但是沈鲤的门生,而且是胡化的同乡,加上当时已经被罢官,即将离开京师,很有“发泄私愤”的“嫌疑”。
总而言之,沈一贯和钱梦皋联合起来诬陷沈鲤和郭正域,不过是挟嫌报复,但却由此引发一场大狱。
郭正域正要离开京师时被捕。巡城御史康丕扬在搜查沈鲤住宅时,又牵扯出名僧达观(即著名的紫柏大师)和医生沈令誉。达观和沈令誉都受到了严刑拷打,达观更是被拷打致死,但二人都未能如沈一贯所愿,牵扯出郭正域等人。
这里好重点讲一下东厂、锦衣卫和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的会审。为了让沈令誉服罪,事先做了不少布置。沈令誉奶妈的女儿只有十岁,也被叫到大堂作证。东厂提督陈矩(之前带吕坤《闺范图说》入宫的那位)问那小女孩:看到印刷妖书的印版有几块。那小女孩说:满满一屋子。陈矩听了忍不住大笑。《续忧危竑议》只有短短三百来字,顶多也就两张纸,哪来的一屋子印版。沈令誉的冤屈显而易见,由此对郭正域和沈鲤的诬陷自然也不能成立。
这个时候,有些人纷纷出来检举揭发,锦衣卫都督王之祯等四人揭发同僚周嘉庆与妖书有关,但不久就查明纯属诬告。案情越来越复杂。参与审讯的官员得到沈一贯暗示,想逼迫之前诬陷钱梦皋女婿阮明卿的胡化承认郭正域是妖书的主谋。胡化却不肯附和,说:“(阮)明卿,我仇也,故讦之。(郭)正域举进士二十年不通问,何由同作妖书?”
因为郭正域曾经当过太子朱常洛的讲官(老师),朱常洛听说此事后,对近侍说:“何为欲杀我好讲官?”这话相当有深意,诸人闻之皆惧。为了营救老师,朱常洛还特意派人带话给东厂提督陈矩,让他手下留情。陈矩为人精明,尽管太子地位不稳,但也决不会轻易开罪太子。加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郭正域跟“妖书案”有关,显而易见地是场大冤狱。后来正是由于陈矩的鼎力相助,郭正域才免遭陷害。
针对郭正域的审讯一连进行了五天,始终不能定案。明神宗震怒,下诏责问会审众官,众官惶惶不安。东厂、锦衣卫,包括京营巡捕,压力都相当大,京师人人自危,如此一来,必须要尽快找到一只替罪羊。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妖书发现后整整十日,东厂捕获了一名形迹可疑的男子皦生彩,皦生彩揭发兄长皦生光与“妖书案”有关。
皦生光本是顺天府生员(明朝的生员不仅是官学生,还是一种“科名”),生性狡诈,专门以“刊刻打诈”为生。明人冯梦龙在《智囊全集》中记载了一则他的故事:有一乡绅为巴结朝中权贵,到处访求玉杯,想送给权贵做为寿礼,也曾托过皦生光。三天后,皦生光拿着一对玉杯求售,说这对玉杯来自官府,价值百金,现在只要五十金就行。缙绅很高兴的买下。没过几天,忽然卒吏匆忙的押着两个吵闹不休的人前来,再仔细瞧,原来是皦生光和一名宦官,皦生光皱着眉头说,前次卖给缙绅的玉杯本是皇宫中宝物,被宦官偷出变卖,现在事机败露,只有物归原处,双方才能平安无事。缙绅大为窘困,玉杯已送权贵无法索回,只好请皦生光想办法,皦生光面带为难色,过了许久才答应帮忙,他建议缙绅出钱贿赂宦官、衙门官员,或者能得以幸免。缙绅不得已,只有答应,于是拿出近千两银子。日后虽明知皦生光借机诈财,但也无可奈何。
不仅如此,皦生光还胆大包天地借“国本之争”讹诈过郑贵妃的兄弟郑国泰。当时有个叫包继志的富商为了附庸风雅,曾经委托皦生光代纂诗集。皦生光故意在诗集中放了一首五律,其中有“郑主乘黄屋”一句,暗示郑贵妃为自己的儿子夺取皇位。包继志根本不懂,便刊刻了诗集。皦生光立即托人讹诈包继志,说他诗集中有悖逆语。包继志情知上当,却也无可奈何,只好出钱了事。皦生光又拿着诗集去讹诈郑国泰,郑国泰胆小,加上朝野上下舆论都对郑贵妃不利,只好出钱了事。
皦生彩揭发声名不佳的兄长后,皦生光之前的事迹全部曝光,锦衣卫如获至宝,立即逮捕了皦生光,将其屈打成招。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本来就可以结案了,主审的刑部尚书萧大亨为了讨好沈一贯,想把“妖书案”往郭正域身上引。但皦生光却表现出最后的骨气,在酷刑下始终没有牵连他人。他的妻妾和年仅十岁的儿子都受到了拷打,却都没有按萧大亨的意思招供。
尽管所有人都明白“妖书案”其实与皦生光无关,就连急于结案的沈一贯、朱赓都不相信,他们认为《续忧危竑议》一文论述深刻,非熟悉朝廷之大臣不能为,皦生光这样的落魄秀才绝对没有这样的能耐。但急于平息事端的明神宗还是匆匆结案,皦生光被凌迟处死,家属发配边疆充军。
皦生光死后,离奇的第二次“妖书案”就此而平,“妖书”的真正作者始终没有人知道。过了一段时间后,朝野开始流传“妖书”其实出于武英殿中书舍人赵士桢之手。
赵士桢是明朝历史上杰出的火器专家,一生研制改进了多种火器。因其在政治上不得志,名字未能如宋应星、徐光启那样彪炳史册。
赵士桢的一生,颇富传奇色彩。他早年是太学生,在京师游学。他能写一手好字,书法号称“骨腾肉飞,声施当世”,时人争相买他所题的诗扇。有个宦官也十分喜欢赵士桢的书法,买了一把诗扇带入宫中,结果被明神宗看见,大为赏识,赵士桢平步青云,以布衣身份被召入朝,任鸿胪寺主簿。鸿胪寺有点类似于国宾馆,日常职责是凡外国或少数民族的皇帝、使者,到京师朝见皇帝或进贡,按等级供给饮食及招待。
赵士桢为人慷慨有胆略,交游颇广。万历五年(1577年),张居正丧父,因贪恋权位不肯回家奔丧,发生了震惊朝野的“夺情”事件,五名大臣因此被廷杖。赵士桢不畏干连,予以调护,词翰声誉甚盛,号称“他途入仕”名士。不过,他因“生平甚好口讦,与公卿亦抗不为礼”,加上又因为制造火器得罪了不少人,一生并不得志,当了十八年鸿胪寺主簿才升为武英殿中书舍人,还经常受到怀疑、诽谤。皦生光被杀后,京中盛传妖书“是东嘉赵士桢所作也”。赵士桢为此而身心劳瘁,据说他已经精神错乱,甚至多次梦见皦生光索命,终于一病不起,抑郁病亡。
但赵士桢是妖书作者始终只是传说,并没有证据,真正的作者到底是谁,始终没有人知道。“妖书案”虽平,但其影响所及,却已远逾宫廷,遍及朝野,险恶的宫廷斗争也并没有就此平息。
明末的一大疑案。共分为两次,第一次发生于万历十八年(1590年)。第二次发生在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十一月十一日清早,这一案件虽然不了了之﹐却充分暴露出明末朝廷中党争的激烈。
其实就是太子之位的废立之争
其实是神宗郑贵妃希望借妖书案废了太子朱常洛让自己的儿子福王朱常煦成为太子

明朝为何会发生国本之争?万历皇帝为什么斗不过大臣?

明朝堪称中国历史上培养文人士大夫最出色的王朝。文人士大夫以儒学中治国平天下为己任,面对皇权暴力时,宁死不改其志。纵观二十四史,死心效命朝廷的忠臣,明朝最多,可恰恰是这么优秀的王朝,臣下如此贤明,皇帝却一个比一个奇葩,明朝忠臣受到皇权暴力的伤害也最大。

明神宗万历皇帝堪称中国历史帝王中最有耐性的人物。为了一个太子的人选,万历皇帝能和朝臣杠十五年之久,十五年不立太子,即所谓的“国本之争”事件。

一、国本之争的由来

一国的继承人,太子的册立,非儿戏。册立太子不同于百姓家里的财产继承人。百姓家,老爷子喜欢哪个儿子,哪个儿子继承财产即可。但是放到国家层面就不行,古代家国一体,皇家的事就是天下的事,太子是未来储君,所以册立谁为太子,不是单单由皇帝说了算,而是要综合大臣们的考量。

万历皇帝虽然早就册立了王皇后、刘昭妃,但二人均无产子。万历九年(1578)明神宗在生母李太后宫中宠幸了宫女王氏,王氏随即有孕。但是神宗嫌宫女王氏地位太低,不予承认。好在有皇帝起居注和皇帝所赐宫女之物为证,加之李太后盼孙心切,逼着神宗承认宠幸过王氏,神宗无奈之下只好封王氏为恭妃。王恭妃生神宗长子朱常洛。

当时万历皇帝最为宠幸的是郑贵妃,郑贵妃在王恭妃之后产子,即万历帝三子朱常洵(神宗次子早夭)。《明史》记载:“帝久不立太子,中外疑贵妃谋立己子,交章言其事,窜镝相踵,而言者不止”明确说明了争国本的起因。按规矩,太子应为皇后的嫡长子,皇后无子,应按长幼顺序继承。太子必须尽早确立,因为太子是一国之本,即“国本”,关乎大明江山的传承,可神宗久久不立“国本”,长子常洛的生母王恭妃的地位也久久不能提升,而神宗爱妃郑贵妃却即将升为次于皇后地位的皇贵妃,这让群臣怀疑神宗想要弃长立幼。于是群臣纷纷上书请求立长子常洛为太子,以固国本。

二、万历皇帝的态度

万历皇帝对立太子共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坚决反对立长子朱常洛。以当时的大学士申时行为代表多次上奏,请求万历皇帝立长子为太子,神宗不予理睬。如果说神宗对大学士申时行相对客气,那么小官们就没那么幸运了。户科给事中姜应麟、吏部员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孙如法等先后上疏,请求立长子为太子,这三人皆被神宗降职罚俸。神宗对大臣们请求立长子的奏折留中、不理睬,甚至采取了不上朝的对策。

万历十八年二月,因万历皇帝的不予理睬,当时的内阁大学士申时行、王锡爵、许国、王家屏上疏请求罢免自己,以给皇帝施加压力。内阁首辅、次辅、大学士四人竟要全部离职,这在当时轰动一时。至万历二十年正月,群臣因再次上疏立长子为太子,几天之内“帝一怒而斥谏官十一人, 朝士莫不骇叹。”斥为罢免的意思。

第二阶段:万历皇帝采取拖延战术。万历二十一年,神宗提出三王并封,同时封长子朱常洛,三子朱常洵,五子朱常浩为王,等将来皇后无子再议太子之位。三王并封,无疑取消长子的优先继承权,这让朝臣哗然,群臣争先恐后上疏反对,万历皇帝被迫取消三王同封。万历二十四年,礼部官员上奏,长子常洛已到婚配年纪,但婚礼仪式采取什么礼节,希望皇上做主。因为礼部如采取藩王之礼,过于低疏;采取太子之礼,又未免僭越,只能指望皇帝的意见,也是考察皇帝的态度。万历对此心知肚明,所以以国库经费不足为名,要求婚礼延后。

第三阶段:被迫承认常洛的太子地位。万历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七日,“九卿、科道、都督府等衙门各具疏诣文华门,恭进候旨,必得命乃敢退”,朝廷百官集体“伏阕”“逼宫”,这迫使万历皇帝终于在万历二十九年冬天立长子常洛为太子,但同时也册封了三子常洵为福王。次年二月,以太子之礼给常洛婚配。

三、国本之争的影响

“国本之争”结束了,但是它对日后明朝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甚至导致了明朝灭亡。

首先,在争国本事件中,大臣们并非铁板一块。万历朝大臣分两派,分别是:支持立长子的册立派和支持立三子的反册立派。两派明争暗斗,甚至影响后来的朝局发展。在“国本之争”中被贬为平民的赵南星、顾宪成回乡后即发展出东林党,并与朝中册立派遥相呼应。而朝中其他派系(齐、楚、浙)则与之针锋相对,以后则发展为东林与阉党之争,甚至南明只剩半壁江山是双方还在争。

其次,虽说明代皇权极大,但“国本之争”的结果表明,皇权作用在下降,士大夫的作用在上升。自张居正去世之后,万历皇帝就不上朝,国家官职空缺甚多,甚至地方大吏布政使、按察使都有空缺,孟森先生所言“帝既不视朝,不御讲筵,不亲郊庙,不批答章疏,中外缺官亦不补。”但国家照常运转,可见皇权独裁不足。

总之,“国本之争”是明朝中后期一件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朱常洛最后虽争到了太子之位,可这位倒霉的太子后来在继承皇帝宝座仅一个月时间去世了。他的继任者朱由校因宠幸魏忠贤等阉党而使国家更加衰弱,最终将大明王朝拖向了无底深渊。

参考文献:《明史》、孟森《明清史讲义》

明朝之所以会发生“国本之争”,一是因为万历帝想把皇位传给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万历斗不过文官,一来因为明代文官团结,二来因为他们背后还有李太后的支持。


中国古代的皇位继承,主要采取“父死子继”的方式;选择嫡出的长子,做为太子。这就要求皇位继承人必须是皇后所出,并且是皇后的第一个儿子。另外,还应当遵循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规则。这样安排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因继位造成皇室内讧。

历朝历代,都把顺位继承制度看得十分重要。而在明朝本身,就曾因为皇位继承造成许多政治流血事件。明代第一任首辅解缙,主要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被害。因此这种违背祖宗家法的事,不可以开先例。否则后代都来争来抢,国无宁日。


另外,明太祖朱元璋在位的时候,赋予文官直言进谏的权力。对于天子继任者的确定,文官们一致认为事关“国本”,并非他朱翊均一家之事。神宗朱翊均宠信郑贵妃,想要把郑氏的儿子定为太子,不是因为这个儿子才德兼备,仅仅是出于偏心。

神宗的母亲李太后,也支持大臣们的做法。李氏是一位深明大义的母亲。她在神宗尚年幼之事,便全力支持首辅张居正的政治主张。张居正担任神宗老师,自已编修历史课本,教导神宗。神宗惧怕李氏,在张居正生前,一直称其“先生”,大气都不敢乱出。


1582年张居正去世之后,李氏仍然健在。李氏认为皇长子朱常洛的生母不得宠,但是他本身并无过失。让郑贵氏的儿子当太子,名不正,言不顺。

在李太后的坚持下,万历二十九年,神宗只有册封朱常洛为太子。

皇帝自古都是世袭制,一般都是在皇帝在位的时候册立太子,这样也会稳定臣心,而万历皇帝就是不立太子,还对大臣态度很不好。
古代皇帝传位一般为世袭制,立太子不仅仅是因为让皇帝后继有人,更是让国民安心,知道这个国家是有人继承。但是万历皇帝久久不立太子,让朝臣不安,觉得国之根本在动摇。但万历皇帝并没有因此就立太子,相反,下令辞退朝臣,让整个朝廷更加动荡,分化更严重,最后,让宦官魏忠贤侵入权利中心,朝臣听从魏忠贤吩咐,权利不在皇帝手中,自然斗不过大臣了。
因为万历皇帝想要废除自己的嫡长子,让自己的幼子做皇帝,所以才会发生国本之争。因为自己本身不占理,违背了多年以来皇室的传统,所以就斗不过大臣。

明朝万历时期的国本之争,持续了那么年,到底争的是什么?

由于中国古代历来“太子者,国之根本”之说,国本即太子。“争国本”表面上是士大夫群体为了国家社稷要求明神宗早日册立朱常洛为太子。但更深的含义在于,明神宗朱翊钧与士大夫群臣之间的权利斗争。 《明史·神宗本纪》:“未几,郑贵妃生子常洵,有宠。储位久不定,廷臣交章固请……乃立为皇太子。” 

明神宗16岁大婚,选锦衣卫指挥使王伟的长女王氏为皇后,婚后发现王氏不是自己喜欢的类型。有一次,去给太后请安,跟前的一个宫女被他看中,眼前一亮便临幸了宫女,但没想到宫女有了身孕,明神宗有些措手不及,随着时间的推移宫女的肚子越来越大,便将原委告知太后,在太后力主之下,宫女被册封为恭妃。不久生下了明神宗的第一个儿子朱常洛。

明神宗18岁时,遇到了一生挚爱和有共同爱好的郑贵妃,她不只是美貌,而且聪明机警、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经常在明神宗烦恼不快时给予排忧解难和宽慰,深得明神宗的喜爱。不到三年就把她由淑嫔升为德妃再升为贵妃。1586年,郑贵妃生下儿子朱常洵。 

《明史·申时行传》:“帝犹豫久之,下诏曰:‘……若明岁廷臣不复渎扰,当以后年册立。’”

按照古代嫡长子继承制的传统,嫡长子没有,肯定就是先出生的朱常洛了。但是一个宫女生的孩子,怎么能比上自己心爱的郑贵妃的孩子呢?可是他并不喜欢这个宫女,当然也不怎么喜欢他生的儿子。明神宗想违背“立嗣立长”的祖训,册立朱常洵为太子,众臣知道后遭到反对。

万历十四年,内阁首辅申时行代表群臣上书请求按照“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传统立储法度,要求明神宗册立庶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结果就引发了长达十几年的“国本之争”,双方相持不下使得明神宗心力交瘁,终因斗不过这帮大臣们,直至1601年10月,册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封朱常洵到洛阳为福王。 

“国本之争”,决定了明神宗以后明朝政治的走向,成为晚明三大案的诱因,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党争的形成,甚至加速了明朝的灭亡,是晚明最具影响的政治事件之一。

明神宗万万没想到就因为一个立太子之事,结果引发了自己与群臣们的对立。最终以明神宗失败而告终。没想到群臣们会对传统立储规矩的如此坚守,导致明神宗慢慢开始怠政不理朝政,转而使用太监处理政务,大肆敛财,地方缺官严重,苛捐杂税层出不穷,内阁批红权利下降而内臣批红权利升级。东林党,齐党,宣党,浙党等派系开始成形,出现后宫干政、宦官干政、党争不断、内有起义、外有入侵且愈演愈烈。

所谓党争,即朋党之争,朋党是我国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中的一些官僚政治集团。打开中国政治史,自周秦汉唐直到明朝建立,不同政治力量间的党争贯穿于整个历史进程。其实明神宗在位期间也曾做过很多大事,比如援朝战争,播州之战等,事实证明,这些决策都非常英明,可见,明神宗还是一个比较有主见的人。

晚明三大疑案都是因为一个人而发生——朱常洛

《明史》对明光宗的评价,“光宗潜德久彰,海内属望,而嗣服一月,天不假年,措施未展,三案构争,党祸益炽,可哀也夫!”万历四十八年八月,明神宗皇帝驾崩,明光宗朱常洛即位“改万历四十八年八月后为泰昌元年”。明光宗朱常洛在位期间,任用贤臣,革除弊政,积极改革,罢除矿税、榷税,拨乱反正,重振朝廷纲纪。可是明光宗有个致命爱好,即好色。曾经与他在权力斗争中产生矛盾的福王朱常洵母亲郑贵妃,害怕明光宗朱常洛借故报复,便谄媚“欲邀欢心”,专门找了美女八人进献给朱常洛。

明光宗除了处理朝政外抵挡不住诱惑,不顾自己的病体整天沉湎酒色,纵欲淫乐,导致身体日益羸弱。泰昌元年(1620年9月26日),因病病逝,史称“红丸案”,时年三十八岁。由于明光宗朱常洛死时才即位三十天,因此又称“一月天子”。晚明三大疑案或称明末三大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的总称。这三起案件本身并不是很重要,但却是皆因党争和明光宗朱常洛而起。同时,标志着明末纷乱和衰亡的开始。

因此,明亡的祸根,实在是历久深远。明朝的党争,宦官专权,官员腐败这都是由来已久的事,除了明太祖朱元章时期较少之外,几乎各代都有中后期之后这种现象越来越重。明朝的生命力已在人与人之间无尽的内耗中厮杀殆尽了,至明崇祯,已是“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场则将骄卒惰,流寇蔓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

明朝,最终“无可奈何花落去”,走到了历史尽头。

朱祁钰好歹也有江山,为何还用银子贿赂大臣?

为何还用银子贿赂大臣?

朱祁钰在明英宗朱祁镇被俘虏后,大明无主的情况下,临危受命,面临着建国以后最大的危机,并且成功的让明朝转危为安,起到了扭转乾坤的作用。在这个严重的危机中,朱祁钰临危不乱,重用于谦等有能力的大臣,坚决反对南迁,高举抗敌义旗,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粉碎了瓦剌南下的野心,巩固了大明江山,使百姓免于战乱。

在位八年的时间,居然没有掌握一个有实权的大臣,臣子们的心还在朱祁镇那边。为了让大臣支持自己,他用银子贿赂他们,收买大臣。其主要原因是朱祁钰虽然在位,但是威望不足,其次也没有名正言顺的理由去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

皇帝把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再正常不过了,但这对明代宗来说却不容易。因为他是在哥哥明英宗被瓦剌掳走后才即位的,而之前侄子朱见深已经是公认的太子。所以明代宗心里很不爽,可更换储君不是小事,最好的办法是有人出来提出这个想法,

朱祁钰把内阁臣子们赏赐了一通,然而阁臣们接受了赏赐。立太子的事情最终被人提出,并且提上日程,明代宗安排礼部具体操作。礼部尚书马上草拟了新东宫官属班子成员,交给明代宗,明代宗马上令人宣布。从《明英宗实录》的记载来看,凡是同意易储的不但加官晋爵,还得到了不少实惠,东宫随侍执事官旗将军众人,也对他们进行了赠赏。

在东宫易储的第二天,明代宗为了对文武百官表示感谢,赏赐其银两,又将内阁大臣们赏赐了一通景泰三年明代宗宣布废除朱见深的太子之位,改封为沂王,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自此,易储顺利完成。

根据相关的记载,当时朱祁钰虽然有着自己的江山,当时是有些不自信的,这样的情况下他才会做出贿赂大臣这样匪夷所思的行为。
虽然朱祁钰做了八年皇帝的人,但是在朝堂上没一个有实权的大臣站在自己这边,他怕大臣不支持自己,想到的办法居然是,用银子贿赂大臣。
他想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但一个做了八年皇帝的人,居然在朝堂上没一个有实权的大臣站在自己这边,只好贿赂大臣。
他怕大臣不支持自己,想到的办法居然是,用银子贿赂大臣。中国古代的皇帝,靠贿赂大臣来让大臣支持自己的想法,应该除了景泰皇帝,没有第二个了。
本文标题: 为什么明代宗为易储贿赂大臣成功了,明神宗争国本却争论了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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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的书信文化是不是很浓厚《巨人的背影》能当参考文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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