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44年，北京煤山，崇祯皇帝上吊自杀，至此延续了二百七十六年的大明覆灭。

事出必有因，我常常思考明亡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也翻阅了许多书籍发现都提到了一点——气运。

说句实话，作为二十一世纪的新青年我一开始是根本不相信之这种虚无缥缈的说法。但后来我发现也许这两个字可能真的是最能解释明亡的原因了。

每个朝代的覆灭都会一致的有两点因素，也就是所谓的历史规律。

首先就是皇室的问题。除了前几代参加开国的皇帝，后面的皇帝的成长基本都是与世隔绝的。这就导致了后世皇帝和社会都严重脱节。所以晋惠帝才会说出“何不食肉糜？”这样的话。

其实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例子也不少。比如我高中的时候家里也只算是中等家庭，而我的父母对于我的经济向来都是不管的，从来不给零花钱，但只要我开口就不管多少也会给。并且那时候我数学不好，家长当时给我报了一节课两百块钱的补习班。我当时还真没有感到多贵，但那些经济是半独立情况下的同学都感觉很贵。

这里的我其实就是相当于古时候和社会脱轨的皇帝，我们都是在父母的恩荫下长大并没有了解这个社会。所以每个朝代的皇帝大部分都是越往后越骄奢。在中国君主专制的统治之下，当皇帝这个最高机关出现了问题，那么势必会导致一连串的消极影响。

众所周知，秦是奋六世之余烈而成就始皇帝千秋伟业的。那么为什么秦可以连出七位明君呢？当我们仔细观察之后就会发现这些有作为的君主都不是在深宫之内成长的，要么就是像惠文王被撵到民间，要么就是像昭襄王被派去他国出质。这就应了那句古话：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只有真正了解并且亲身参与过社会之中的人，才能做一名合格的掌权者。

明朝后期时候朝堂，大多都是享受派的，而那好不容易出来的几位励精图治者，其颁布的政令大多适得其反。这就是因为太少有人了解民间的情况了。

实际上，明太祖对此早有遇料，特设锦衣卫来了解民事，但最后的锦衣卫却变成了朝堂之间各派互相打击对方的工具罢了。坐在朝堂之上的帝王实际上与聋子瞎子已没有了什么区别。

其次就是人口问题。这个问题可以说是中国自秦朝以来两千多年各个王朝兴亡交替的根本因素。

在中国古代时期统一占了大部分时间，所以说社会是相对稳定的。而且小农经济和医疗水平的限制导致多生孩子是当时多数人的思维。

但地方就那么大，人口却在不断的增多。当达到与当时生产量所不能供养的人数时，那么那些多出来吃不饱饭的人看到上层统治者却能吃饱饭，自然就会去抢上层人的碗。

在这个抢碗过程之前是一个王朝的覆灭，而在这个抢碗过程之后便是一个王朝的兴盛。所谓盛极必衰就是这个道理。明朝在中期时光登记在册的人口就多达两亿，更不用说再加上那些为躲避赋税的“黑户”了。

明朝既没有像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动乱，也没有像铁犁牛耕划时代的农业进步。所以明因人口而亡是必然的。满清入关后搞了几次大屠杀，使中原人口骤减，平时争的头破血流的田地甚至还要政府专门鼓励或者摊派人去种。而在这之后没过多久便进入了康乾盛世，但到了乾隆中期的时候清又开始衰落，这也是随着人口的增加人口红利也随之减小的原因。如果不是美洲番薯的普及也许清朝的动乱也要开始了。由此可见关于明亡，人口的爆满是占了很大因素的。

当然明亡也是有这自己的特殊原因的。古人云：天有不测风云，人有祸兮旦福。总结起来就四个字——天灾人祸。

气象史上有个专用名词叫“小冰河时期”。顾名思义这段时间肯定是气温变的极低。而这段时间好巧不巧的正好在明末清初之时。叶梦珠的《阅世编》在开篇记述了当时的天地异像。其中记载“十一年壬子二月二十五日辛丑，大雨雹。予方读书于张氏不窥轩中，午、未之间，忽然雨雹，大者如胡桃，小者如龙眼，顷刻庭间积与阶齐。”叶梦珠是上海人，此书大约也是成于上海。而明朝的北方是以冬小麦为主，二月则正是冬小麦生长的季节。在当时那种靠天吃饭的情况下，粮食的减产是必然的。

上海的灾害只是一个缩影，当时全国都在遭受自然灾害的破坏。据载，崇祯时期北方是“大旱禾木皆枯，洛水深不盈尺。”南方则是“崇祯四年大水，六年水。八年大水。十二年十二月霪雨，阡陌成巨浸。十三年五月大雨七昼夜，大水溢街市。 田禾尽淹……”而且各地蝗灾不断，史料记载“十三年大旱，春，麦间飞蝗遍野，未几又生小蝻，附壁入室，衣物尽蛀。缘城进县， 民舍官廨悉为塞满，至釜灶掩闭不敢开，捕获数百石，蝗愈盛，合境大饥，人相食。 ”

在这样极度恶劣的自然条件下，百姓必然流亡。而在流亡途中也必会有人死亡，但这些死人却很有可能连葬身之地也没有。尸连乡野，疫情自然也随之产生。史料记载光京城死于瘟疫者就多达二十万人。并且崇祯年间恰逢欧洲的黑死病盛行之时，在隆庆开海禁之后，大量的通商往来，难免给中国带来了鼠疫病原。

但天灾终究只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使大明王朝变得如此脆弱不堪一击的原因主要还是人祸。

明末关内贼兵四起，关外满清虎视眈眈。若这两项不是一同出现也许明朝还有延续的希望，但二者同时降临于明朝。这让本就将星稀少的明朝更是雪上加霜。

崇祯九年，卢象昇将闯王高迎祥等人撵入郧阳山，起义军主力基本围剿干净，结果皇太极建国了，于是卢象昇调任宣大总督，彻底平定闯王的机会第一次溜走。

崇祯九年三月孙传庭任陕西巡抚，同年七月全歼高迎祥，子午谷内李自成带领仅剩的十八人慌忙逃命。也是同年阿济格率大军破关，至京郊，于是明朝兵力又抽调至边关。十二年，满清卷土重来，崇祯调洪承畴与孙承宗入京勤王。杨嗣昌进言“贼未绝种，承畴、传庭宜留一人于彼镇压。”但奈何时局危机，不得不调兵进京，于是彻底平定内乱主力的机会第二次溜走。

崇祯十一年，大明终于有人看清楚了要集中力量先攻一点的局面。于是杨嗣昌提议与清朝议和，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皇太极对此表示的也非常乐意，最后说明只要答应自己的条款就可以先停战。但崇祯却不是买卖人的料，既不和人家讲价，也不和人家唠唠家常安抚一下，就这么凉着人家，把书信交给身边人“细酌”去了。也许这是皇太极的缓兵之计，但对于大明来说何尝不需要这短暂的和谐来安定后方呢。并且随着议和的流产，那个“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天才计划也就不可能再实现了。总之这第三次剿灭起义军的机会也失去了。

此上的种种只是人祸的表现，而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可归纳为《淮南子•谬称训》中的两句话“患生于多欲，害生于弗备。”

“多欲”就是指明朝的土地兼并与税收这两个问题。

事实上历朝历代土地兼并的现象都是存在的，这是我国古代实行的小农经济下土地私有制中不可避免的弊端。但明朝的土地兼并却可以说是到达了一个极经典的地步。

作为开国之君的太祖皇帝，出身贫寒，幼时饱受元末地主兼并土地之苦。所以做皇帝之后尤其注重抑制土地兼并。《明会典》中记载洪武元年朱元璋曾下诏：“耕者验其丁力，计亩给之。使贫者有所资，富者不得兼并。若兼并之徒多占田以为己业，而转令贫民佃种者，罪之。”并且修《鱼鳞册》登记每户人家的土地。所以明朝前期土地兼并得到了一定的缓和。

但这种缓和只是暂时的，成化皇帝没收曹吉祥的地作皇庄，开了皇帝亲自与民争利的例子；官员则开始奏乞田地，更有甚者将手伸到军屯的土地上；乡绅者一因财力雄厚，二因多有功名所以纳税较少，所以百姓为躲避沉重赋税只得在其下作佃农。整个明朝上下，上至九五至尊，下到乡绅士族都尽己所能兼并土地。致使明朝“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甚至到了万历年间，竟可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现象。众所周知，资本主义萌芽的判断主要是以手工工场和出现雇佣关系为准。而雇佣关系的出现恰恰说明了自由劳动力之多，也就反应出了当时很多的百姓因土地兼并而失去生活来源不得不成逃往他处。并且万历二十年不上朝，许多地方的官员缺失也不补充，明朝所制定《黄册》失去了作用，这就导致了流民的产生聚集。而这些流民在无法满足温饱时就自然成为了社会上的一颗定时炸弹。

如果说土地兼并只是埋下了一颗炸弹，那么税收就是引爆这颗炸弹的导火索。

其实税收这个问题一直困扰我了很久，有的说明朝苛捐杂税太重，而有的又说明朝的赋税太低。假如第一种说法是对的，那么为什么明末的时候国库一直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但假如第二种是对的，那么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穷苦的百姓呢？

事实上自明太祖开国以来，明朝的正税就太低了，已经到了三十税一的地步。靠着军屯和开中在清平盛世尚且可以撑过去，但到了后期两者崩坏，统治阶级又骄奢淫逸，流寇和边境战事频发，国库空虚的问题就立马暴露出来。以至于后世皇帝为了国库与内帑的充足不得不找各种理由收税。

收税的方法各种各样，千奇百怪。但多收税的原因无非两条：边关与宗室。

朱元璋也许没有想到，自己平生最得意的边关改革日后却被宵小之徒破坏的一干二净。洪武时期边关实行卫所制，军队耕种和训练并重，目的是做到自给自足的状态。在那时，连朱元璋自己也自豪说道“吾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但随着土地兼并，作为与商人同地位的丘八之地自然也不会成为例外。军屯田实际就成为了军队高级军官的私田，军人就成为了他们的佃户。失去自己土地供养的军队士兵们只能靠朝廷播发的粮草度日。而这些粮草经过层层克扣，发到他们手里就所剩无几了，为了生存他们要么逃走，要么就是闹事。而一闹事朝廷就只能接着征税接着给他们送粮，而接着征的税官员也接着贪。如此反复下来，明明可以养十万人的军队所花的钱，最后只够养一万人了。当然这还是最好的情况，而事实情况是“天下都司卫所每岁差去勾军官旗不下一万六七千名，计所勾之军，百无一二到卫。”，但即便如此，在没被发现前，这样的军队照样可以领着原有人数的军饷。可见卫所制在明末是彻底崩溃了，养活军队成为了一件最让朝廷财政头疼的一件事。

而宗室问题更是让人头大。嘉靖年间林润曾上疏言道：“天下供京师粮四百万石，而各处王府禄米凡八百五十三万石，不啻倍之。山西存留米一百五十二万石，而禄米三百一十二万石；河南存留米八十四万三千石，而禄米一百九十二万石。二省之粮不足供禄米之半。”所以说“极弊而可大虑者，莫过于宗藩禄廪”这句话也并非不对。但这些钱都到宗室手里了吗，也不尽然。那些关系和皇帝不是多亲近，势力并不是很大的宗室所发的俸禄都是有官员先吃点回扣的。再加上嘉靖消减俸禄一下消减的太猛，所以导致很多宗室连饭都吃不饱。他们想经商不准，想从官不许。想来想去只好拿着自己皇室的威严压一压百姓，从百姓身上榨点油水出来养活自己。

《明英宗实录》记载“其中小民，或因充军当匠而废其世业，或因官吏横征而克其资产，或因豪右兼并而侵渔其地，或因艰苦借贷而倍出其偿。”可见底层百姓倍受官吏地主的贪欲折磨。而如此以来，有剥削就一定有反抗。为什么明末的那些起义只要振臂一呼就有很多人响应，这和统治阶级的“多欲”肯定是分不开的。

“弗备”在明朝并非如原文所说主观忽视了防备，而是客观的防备不力的意思。这个问题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说本身制度的问题，还有军官贪污腐败的问题，诸如此类。不过像这样的问题很多人都专门分析过，所以我在这里就不过多赘言。主要来探究一下我看到的两个很细微但很重要的问题。

明初对于军权管理的还是相当严格的。兵在卫所，将在五军都督府，军需后勤则由兵部统一调遣。一遇战事，先有皇帝发布，兵部统筹，五军都督府派人去指定卫所调出军队开赴战场。而战争一结束则各回各家，士兵回卫所，车马兵器回兵部库房，将军回都督府。这样一来军权的调动就由三方均分，鲜有拥兵自重者。且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的军队，除非有战争发生，要不然他们都要分成一队一队的呆在原籍，基本保持在五千人左右。这样即便有将谋反也难成大气候。但到明末之时，卫所制崩坏，政府无力再组织较大规模的作战部队。地方上则流寇肆起，原来的分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兵所已经没有办法再有效的对抗起义军，权力分散的弊病一下暴露出来。于是明廷对此做出了两项改革：第一允许将军招募士兵，第二设一个大官统筹安排一个地区的事务。而这也同时导致了地方军阀的出现 。

嘉靖时的戚家军就已经显露出了拥兵自重的苗头，不过因为戚继光忠心为国，所以没有爆发出来罢了。这个问题真正爆发还是在崇祯之后，像袁崇焕被捕后，其部将祖大寿就不顾己巳之围，私自带兵离开京师；又如刘泽清接到勤王令后竟谎称自己坠马不得行，眼睁睁看着京师沦陷。这其中当以左良玉最为典型，川陕之战他不理调兵九次，导致杨嗣昌兵败与襄阳失守，南明之时他为了保全实力使南明政权覆灭。上文提到杨嗣昌的那个“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计划都是被像这样的军阀为了保全实力而失败的。他们对内贼以撵出自己的领地为目的，对外虏则抱着避战甚至支持的态度。就连清朝的老祖努尔哈赤也是明廷的辽东总兵李如梁一手扶植起来争权夺利的一个工具罢了。

还有就是党争的问题。关于党争我已经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较详细的论述过了，在此我们便只说一说党争对于明朝军事上的影响。

政治和军事是分不开的，打大战争比的不止是军事更是整个的国家，庙堂之上的一举一动都影响着战局的变化。党争作为明末最重要最频繁的庙堂活动，自然也是对明末战局影响最大的因素。而这种影响大约可分为两种：一是地方与中央，一是中央与地方。这二者的区别就在于谁是主动者。

地方与中央当以嘉靖年间最为典型。前浙闽巡抚朱纨就是牵扯进了朝堂大员的利益而被冤杀。正巧朝堂上以严崇为核心的严党正是权倾朝野之际，抗倭名将胡宗宪看准时机，与严党交好，借此上任浙江总督，这才有了后期平倭之功。另一位抗倭英雄戚继光则是投身于后来的内阁首辅张居正才得以自由作战。但他们后来呢？胡宗宪随着严党覆灭而被下狱被杀，戚继光则因为张居正去世，被污为勾结内臣罢官回乡，郁郁不得志而病死家中。

中央和地方我们则以辽东三杰为例。首先我们应先知道，辽东三杰是三个有能力的人，是可以减慢甚至可以挽回明之败局的人。天启初东林正处余威之时，广宁惨败之后罪魁祸首王化贞投奔魏忠贤，阉党则顺势污蔑熊延弼贿赂东林党人，借此打击东林。忠心为国的熊延弼竟因此落得一个传首九边的下场，这样的朝堂可哀、可叹。后来魏忠贤权倾朝野，大肆打击东林党人，作为东林核心成员孙承宗自然成为重点打击对象。宁锦战线建成之后，孙承宗多次上疏准备出关反攻，但阉党横加阻挠皆未成功。天启五年，阉党借耀州沦陷向孙承宗发难，而这次发难极其危险，若不是天启皇帝保护恐怕文忠公也难逃一死。力挽狂澜的孙承宗竟落得被逼辞职的下场，这样的朝堂可怜、可笑。而最后一位辽东三杰袁崇焕则更是倒霉，甚至根本没有任何人想搞他，他只是在党争中的一个牺牲品罢了。钱龙锡入内阁，树大招风，有些官员就开始弹劾他。但不得不说明朝的官员是真狠，众所周知，内臣勾结边关将领是死罪。恰巧袁承焕曾和钱龙锡有过往来，所以借此判他二人之罪是极合适不过的了。屡立奇功的袁承焕竟因此落得一个凌迟处死，这样的朝堂可悲，可绝。

正所谓隔行如隔山，庙堂高官插手边防，只会给将领们徒然添乱。且地方将领的选拔不论能力是否胜任，只看派系关系如何，这样选出来的结果就造成了明末无将可用，各防线噩耗不断，最终城破国亡的下场。

当然在那个封建帝制的时代，实际上真正可以扶大厦于将倾的最好不过于皇帝。而明末几位皇帝却可以说是生不逢时。在我看来崇祯若在天启之前大明绝不会亡在此时，隆武若在弘光之前南明定可以与清朝划江而治。

崇祯上煤山的时候说“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这话不全对，也不全错。在我看来崇祯这个人态度端正但能力不足，若以贤臣辅之，治国安邦尚可，但若仅凭一己之力则难独挑大梁。崇祯朝时内阁大臣基本都是碌碌无名之辈，好不容易出了个杨嗣昌却又没人听其调令，最终也是落个郁郁而终的下场。而天启初年，正逢泰昌善政之遗芳，史书记载说其是“众正盈朝”庙堂以六君子为政，边关以熊延弼、孙承宗为将。而崇祯此人虽无识人之明，但他对于这些人却都是推崇备至，尤其在后来他对孙承宗可谓是言听计从。若是崇祯在1621年继位，那时明之颓势尚未过于突显，再加以善用这些正人能臣，也许为明朝再续几十年国祚也尚未可知。

对于南明很多人都未详细了解，隆武帝更是知者甚少。事实上明朝皇帝做的最难受的就是这位明绍宗了。写文章前我还专门看了看百度，百度竟对他的评价是“个人能力不足，无法改变整个局势。”如此评价只能说是苛求过甚。隆武继位之时明朝正处于“三难”之境。 何为三难呢？整个江山几乎全部沦陷，此为国力难；地方各个有权官员都拥兵自重，此为御下难；鲁王之众争相称帝，此为宗亲难。在这“三难”情况之下，除非是太祖皇帝再临，要不然任谁也改变不了这种局面。再反观弘光登基之时，以南京为主的半壁江山仍在大明控制范围之内。朱元璋当年就评价南京“金陵，固古所谓长江天堑，真形胜地也。”在成祖迁都之后，南京则作为大明之陪都，北京有的那一套在南京也照样有。所以只要给南京一个皇帝它照样也能带动全国。并且满清入关，大部分的汉人不愿作他们的包衣奴才，仍然心思汉族统治的明朝。北方沦陷地区的汉人还像晋宋一样向南迁移，各地自发的反清斗争不断爆发。但弘光却与奸佞小人夜夜笙歌不思复国之计，最终导致短短一年南京就又被攻破。如果隆武替代弘光，用积极作为代替不理朝政。南明政权会不会像南宋一般苟延残喘上几十年也是尚未可知的。

最后，我们不妨把明朝的“明”字拆成“日”与“月”两半，就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虽然人们通过发明遮阳伞，照明灯来降低了白天黑夜的影响，但太阳和月亮的升起却依旧不是人力所能决定的，明朝也是如此。日月交替，由天注定，这个王朝的兴起与陨落可能也要归结在这玄之又玄的气运上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