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为何不独立门户？曾国藩之所以不自立山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实力不够。湘军名义上有30万人，但是实际能为曾国藩所...
曾国藩为何不独立门户？
曾国藩之所以不自立山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实力不够。湘军名义上有30万人，但是实际能为曾国藩所用的只有10万人，而当时李鸿章的淮军也有着一定的实力，况且还有一个左宗棠的楚军，更重要的一点是，就算是湘军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曾国藩手下的几名大员也是各立山头，一旦曾国藩真正的拉起反旗，难保这些人不投向清廷。
二是湘军的战斗力衰退。湘军经过长年的征战，战斗力下滑严重，部队中滋生了不少恶习。
三是形势不允许，当时中国正处在内忧外患之中，就算曾国藩打败清政府，当上了皇帝，也只是得到了一个残破的江山，外面还有虎视眈眈的列强，说不定短时间内他也会被人推翻。
四是清政府对曾国藩早有防范。曾国藩在咸丰四年自主招兵就曾引起清廷的警觉，所以打下天京之后，清廷当即下令曾国藩派重兵把守天京，明面上是为了巩固胜利果实，实际上是监视曾国藩。
五是曾国藩的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不愿意反对清廷。曾国藩从小就接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他的官场还算是顺遂，曾国藩当年考中进士之后，深受道光皇帝的重用，十年内升了七级，几乎是一年升一级，对于曾国藩而言，他不仅对清朝没有一点儿仇恨，反而感谢清廷培养了自己。
所以，正因为以上几点原因，曾国藩才不会自立为王。
曾国藩虽然打败了太平军，但并不代表就具备了自立门户、夺位称帝的能力，原因如下：
首先，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清朝政府虽然已经腐朽不堪，但还没有到一推即到的地步，曾国藩想要造反称帝，清朝势必会集中精力对付湘军，甚至利用政治手腕，让湘军与太平军相互残杀，从而坐拥渔翁之利；另外，西方列强虽然一直打压清政府，但也对决不希望清政府彻底倒台，如果曾国藩地理门户，也势必会遭到西方列强的打压。所以说，如果曾国藩自立门户，将会同时面对太平军、清军、西方列强三方的军事压力，曾国藩并没有绝对的把握能够生存下来。
其次，从湘军的组成来看，湘军并没有非常严格的组织架构。根据统计，10万湘军之中，派系竟然有数十个，这里面曾国藩真正能够完全控制住的并不多。这些人中，大多都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园，阻止太平军进入两湖之地，才组建起来的。如果想要他们起兵造反，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最后，曾国藩作为儒生，是忠君卫道的坚定支持者，他一生先后在清政府六个部任过职，从某种意义上讲，曾国藩也算是清朝政治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也是坚守者。从曾国藩的思想来看，他也不一定愿意起兵造反，之所以拉拢起这么大的队伍，更多的还是一种维护现状的需要。
另外，清政府对湘军也多有防范，对于这点，政治造诣颇深的曾国藩不可能看不出来。
曾国藩手握三十万大军，但是却没有推翻满人的统治，自立为王，建立汉人的政权，很多人不理解，也觉得可惜。这是多好的机会啊。但曾国藩也有他的考虑。
不造反的原因有以下几个：
1、满人与汉人的仇恨没有当初那么深。虽然满人此刻还有一些特权，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满汉的关系已经变得相对融洽，要不然也不可能把这么多军队交给一个汉人来管理。
2、受儒家思想的教育。汉人从小是受儒家思想的教育长大的。君为臣刚，父为子纲的思想根深蒂固。汉人虽然受满人的统治，但是，天子还是天子。受传统思想的教导长大的曾国藩，忠君爱民是为官的第一准则。
一将终成万骨枯。每个朝代的建立都是将士们一堆堆的白骨堆成的。曾国藩深深知道这个道理。只要是想另立门户，不管是汉族当了皇帝还是满族当了皇帝，这个过程一定是会引发战争，而战争必然导致民不聊生、妻离子散。
4、当时的清朝还没有那么腐败，到必须要推翻的程度。当时的清朝最大的忧患就是太平天国，曾国藩知道，只要是荡平了叛乱，那么致力于发展国家的实力，比改朝换代要有意义的多。
曾国藩作为一代贤臣，就像他留下的家训一样“一曰慎独则心安；二曰主敬则身强；三曰求仁则人悦；四曰习劳则神钦。”也这样要求着自己。
正是因为如此，曾国藩没有另立门户，却青史留名，令人敬佩。
1864年，曾国藩的湘军攻下天京，太平天国真正灭亡，幼天王洪天贵福，李秀成等太平天国曾经的一号人物皆被曾国藩捕获，而太平天国的灭亡，湘军是功不可没，拥兵30万，并且灭了威胁清政府统治十几年之久的农民起义军，正是志气大振的时候，湘军的军事实力也达到了顶峰。他的很多士兵和手下都劝他自立门户，那么为什么曾国藩没有呢？
第一，曾国藩深受儒家学派思想的影响，认为忠君爱国是一个臣子的本分，而离经叛道是大逆不道之举，所以他主动称帝的可能性不大。而且曾国藩饱读诗书，明白再一次战争会给国家百姓带来灾难，中国已经摇摇欲坠，已经经不起战乱，不能再雪上加霜。而且当时的洋务运动如火如荼，他还抱着实业救国的希望，把所有的精力都投放到民族的建设中去。
第二，曾国藩深知“飞鸟尽良弓藏”的道理，他知道清政府对于洋人的欺凌，吏治的腐败，民生的凋敝，都软弱无能。但对汉官的防控却老谋深算，有的是办法。当时湘军兵力在江南数省虽占优势，但清廷的官文据长江上游；富明阿、冯子才分守扬州、镇江；增格林沁屯兵粤皖之间，这分明是清政府对湘军早有防备。
第三，湘军内部并不统一,李鸿章淮军势力早在太平天国未灭之前就独树一帜了,左宗棠则自立楚军。这两个是绝对不会帮助曾国藩的，甚至，曾国藩一旦造反，打曾国藩最狠的有可能就是他们俩。所以，曾国藩是个聪明人，在天时地利人和都不符合的情况下，他自立门户几乎是不可能的。
民国的时候各大军阀割据一方，为什么都没有选择独立？
因为虽然在民国时期各大军阀割据一方，但是他们都没有足够的实力和压倒性的理由来选择独立，如果一方宣布独立，很有可能被其他大军阀群起攻之，所以没有足够的实力，不敢独立。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在清末民国初期的时候，个大军阀都打了无数场仗，而此时他们的心中最渴望的就是和平和安定，所以都没有人愿意去打破这样的平衡，没有理由去选择独立。
在民国时期，各大军阀都有自己的势力和地盘，慢慢的就形成了一个地方性的军队，各大军阀休战多年，在当地都扎了根，所以有的时候，如果他们离开了驻扎地，在其他地方没有任何优势可言。其中普遍认为最强大的三大军阀是皖系，直系和奉系，然而这三大军阀手中掌握的军力也确实非常的可观，但是他们如果独立出来，都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击败周围的军阀，所以他们心中也担心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一直没人愿意独立，做那个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从整个当时军阀势力布局来看，谁选择了独立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赌注，一旦谁宣布了独立，就相当于给别人一个理由和借口来攻打你，所以每个军阀心中都在想自己现在的日子都过得不错，如果说还想搞独立，那么必须付出更大的代价才行，所以一旦宣布独立，不仅自己的势力会被取代，然而自己手下或者是派系的势力也会受到瓜分，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没人愿意去找麻烦。
因此在民国期间，各大军阀心中都有自己的一杆秤，他们相互之间的心里也都非常的明白，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所以对他们那个动荡的年代来说，宣布独立很显然是百害而无一利的。
民国的时候，各大军阀割据一方，为何都没有选择独立？
民国的时候，各大军阀割据一方，为何都没有选择独立？
都已经到了民国了，大一统的思想早就根深蒂固，谁敢再说独立，那就是历史的罪人，没有人愿意冒着千古骂名干这档子事，当然成功了就另说，比如外蒙古。
民国时期军阀割据，军阀政权多达十几个，然而并没有哪个大军阀敢宣布独立，这又是为何？
其一：各自心照不宣，其实这些军阀也就相当于是独立了，因为他们都是属于割据状态，但凡自己管辖的区域，税收财务大权全都被垄断，但是他们各自心照不宣，如果贸然宣布独立，很可能成为众矢之的，万一谁联合通电，将其干掉，这样就得不偿失，与其这样，倒不如过好自己的，可以扩张自己的管辖范围，但是不提独立二字。
其二：独立不是最终目的，大多军阀深知独立的危害远远大于自己的想象，中国儒家文化都不会认同独立政权，可以生活在你管辖的区域，但是绝不会跟着你一起闹，很多军阀也是一夜之间就大富大贵，这得来不易的怎么可能轻易在自己的手里断送。
其三：大多军阀头子是非常有民族归属感的，他们虽然各自为政，也时不时混战，但是他们都是民族主义者，比如终身不入租借的吴佩孚、不做汉奸的段祺瑞、不和日本合作的张作霖，他们都有着深厚的民族情感，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可能会离开中国这个整体，从而独立起来。
但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因为独立并不会给他们带来多大好处，试想，不独立的话，中央还时不时的拨款给你，自己做当地的土皇帝，天高皇帝远，没有谁会管你，逍遥自在，不高兴就出来打几场仗，那都无伤大雅。如果你宣布独立，中央不会有丝毫的怜悯，他们很快会和其他军阀通电，最后以‘’剿贼‘’的名义来彻底歼灭你，出师有名，但实则是他们都来分你的土地。
即使中央不会很快来剿灭，你的手下早就蠢蠢欲动，他们很有可能将你暗杀，问题是暗杀之后还不会被骂，不会落得个不忠不义的名声，反而会称他们是爱国英雄，然后继承你的位置，如果是这样，有必要宣布独立吗？
因为当时整个民国军阀出现的现象就是那些实力比较弱的军阀不敢独立，而那些实力比较强的军阀也没有必要进行独立。所以由于当时人们的需要得不到满足，自然而然这些军阀也就没有独立了。
民国时期，各地军阀处于半独立状态这些军阀有自己独立的财政收入、独立的军事力量和独立的外交战略。但是，这些军阀名义上服从北洋政府的领导。比如，张作霖实际控制了东三省之后，还需要接受北洋政府的正式任命，才能真正成为东北之王。第一次智丰战争爆发后，军阀控制了北洋政府，撤销了张作霖的全部职务。为了让吴俊生代替张作霖，张作霖几乎被吴俊生代替。
看到这里很多人都想问，既然军阀控制了自己领土上的军政权力，为什么不选择独立，由北洋政府领导？实际上，军阀不想独立，但他们不具备独立的条件。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统一的思想。只要是分离主义和混战时期，任何一支分离主义势力都不愿意在一个角落安顿下来，都会尽量扩大领土，最终统一全国。
民国时期，军阀也想统治国家。一旦他们选择独立，他们就会与中国分离。如果他们想扩张领土，就会遭到全国军阀的攻击。在军阀混战时期，军阀们都在等待对方犯错。一旦一个军阀选择独立，其他军阀就会立即打着维护国家统一的旗号瓜分军阀的领土。东汉末年，汉末英雄袁殊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最终被诸侯打败。
没有实力的军阀不敢独立，有实力的军阀不需要独立。自从袁世凯死后，控制北洋政府的军阀是最强大的。军阀要想控制北洋政府，就必须打败以前控制北洋政府的军阀。在皖直战争中，直系军阀打败了皖系军阀，从皖系军阀手中夺取了北方政府的控制权，在皖直战争中打败了直系军阀，从直系军阀手中夺取了北方政府的控制权。无论在任何时期，中华民国政府的控制权都掌握在最强大的军阀手中。地方军阀不能与北洋政权的军阀竞争。独立就是寻求死亡。
国民革命军北伐后，军阀势力重新分化，国民政府在军事力量上具有巨大优势。在几次新军阀的混战中，蒋介石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战败的军阀只有在抗日战争爆发前，才能遵守国民政府的约束，国内主要军阀也没有出现独立。
民国时期，中华大地上军阀林立，他们在各地盘踞分割，每个军阀手下都有着大批的人手枪炮，各有各的实力和权力，因此他们对民国政府十分的不屑，毫不在乎，一句不痛快，就抄家伙火并。
我们知道在，五代十国时期，割据的军阀（藩镇）大都是自己独立建国了；而在民国时期的国外，但凡有一个团体不服当下的统治者，就会宣布自己独立，不再受制于现在的统治格局。可是对于我国的军阀，他们也是实力雄厚，却只是选择找到一个地区在那里驻守，作为自己的地盘，成为那里的老大，却没有谁说要像国外地区一样从国家独立出去呢？
这是因为他们知道在中国一旦独立了基本就是死了。第一点是宣布独立的做法在当时已不流行，也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我国人民从古至今就十分看重领土，军阀占领了一方土地并在那里做老大，照顾那里的老百姓，这样的做法百姓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对于寻常百姓来说只是领导者不同罢了，都还在国家的土地上。可是假如军阀们宣布独立，自己成立国家，那就等于是在分裂祖国了，这样的做法一定不会得到人民的支持，还会有许多人起来反抗他们。即使军阀势力再强，得不到支持也等于白费，百姓们的拥护支持与爱戴是他们盘踞一方土地的前提条件，是他们的底线。
第二个问题就是民心问题，虽然民国时期战乱纷飞，战争不断。但是人们对于自己的国家还是有归属感的，还是知道自己就是这个国家的人，人人都很爱国。
但是假如军阀独立出去了，成立了一个新的国家，那么人们也变成了别的国家的人了，这样人们就变国籍了，实在是不能接受的。军阀就不会有人民的支持了，失去了民心的政府怎么可能会走远。
第三个原因是军阀领导的想法。军阀的领导能成为领导，成为一个地区的老大一定有他自己独特的能力和自己对形势的判断，他们本身也是民族主义者，也是忠于自己的国家的，因此虽然他们在一个地区成为了老大，却从来没想过要独立。因为再怎么样他们是在这一方土地上为自己的国家而奋斗，并不是国家之间的战争，他们想的还是统一天下，统一国家，只不过是想自己做国家的老大罢了。
在民国的时候有着各种大大小小的军阀，甚至全国各地有着高达几十多个的军阀。但是这么多的军阀，割据一方，却从没有一个人宣布独立。相信许多人都对此感到疑惑吧。
这种情况如果放在国外，想必都已经分割为几十个国家了。像阿拉伯地区，虽然同属一个民族，却分为大大小小的几十个国家。其实这些军阀也并不是傻，如果他们真的宣布独立了，那么他们也就彻底地站在了所有军阀的对立面，等待他的就是群起而攻之。最后的结局自然是自取灭亡。
其中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的国家国情并不适合独立。自古以来，我们国家都对土地看的特别重要，而且各个军阀的领地都是中国人，我们中国人对于归属感特别的强，如果人们的亲人在其他军阀的地盘上，各个军阀相对独立，那么势必会引起民众的不满。我们都知道，得民心者得天下。失去了民心的军阀，就算是再强大也抵挡不住全国人民的抵抗。虽然民国时期比较混乱，但毕竟国家还在，都属于中华民国，百姓们对国家依然有着归属感，假如这个时候军阀们想要独立成立一个新的国家，那么注定不会有一个好的下场。
最后一个原因就是军阀们的民族意识也比较强，日本在侵略中国时，就想收买一些军阀，拿张作霖来说，就没有屈服于日本的强权之下。因此最后却惨死在日本的黑手之下。
民国四年。白狼之乱是怎么回事？和军阀有关没？
白朗是河南宝丰人，据说原是第六镇统制、革命党吴禄贞的参谋，吴禄贞遇刺后便愤然落草为寇，后来竟然声势日盛，白朗也被误呼为“白狼”；以至于原名倒不为人知。不过，这是传闻，当不得真；也有人说白狼本名白瞎子，其实是一个半文盲的农民，曾在清朝的巡防营中当过兵，据说枪法很准，他见清室衰亡，群雄并起，也就乘机拉杆起事，渐成规模，想做一番大事业，算得上是一个草莽英雄（这倒有几分真实）。民国嘛，本就是英雄辈出的时期，管他草莽不草莽，张作霖、张宗昌不也都是草莽出身？
说起白狼这事，要按正统说法的话，其实是民国后的第一次农民大起义；要论起其兴起方式与战法的话，则与之前的捻军、幅军等颇为相似。一般来说，这种农民起义一般发源与各省交界、土地贫瘠、天灾频频的黄淮地区，如江苏北部、安徽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西南部等，而社会背景往往又是官府横征暴敛、民不聊生之时。
由于黄淮平原一带地区生活环境极为恶劣困苦，由此产生的民风十分强悍（非强悍无以为生），穷人一旦求生不得，往往纠众打家劫舍，俗称“拉杆”，为首的称“杆首”或“架杆”。在天灾之年，经常会有大股匪徒（或称杆匪）成群结队的前去外地打家劫舍，甚至绑架人质，勒索财物。最令人称奇的是，这些匪徒多是在农闲之时由一些惯匪组织起来的，而农忙之时往往都是些本分的农民。
譬如太平军兴起时的幅军，最初被人称为幅党，兴起于苏北地区，后转入鲁南山区。幅党开始的时候多则数百人，少则数十人，成员主要是些无地农民、被裁汰的兵勇、盐贩等，这些人昼散夜聚，常称“杀富济贫、替天行道”，有梁山好汉之遗风。幅军发起之初以索取金银财帛为目标，他们外出攻打地主围寨叫“做买卖”，称“出征”为“打粮”，被捉住的财主或者官员，均可以用钱赎回。有意思的是，这些人在出发前都要屠牲祭旗并叩头祷告：“天老爷，地奶奶，俺到北方做买卖，不管挣钱不挣钱，但愿人马回来全”。
捻军也是一样，最开始的时候被人称为捻党，所谓“捻”，便是“一伙人”的意思，民间也称之为“捻子”。捻子当时主要表现为民间秘密结社的形式，小捻子十几或者几十个人，大捻子则有数百人不等。在太平军北伐后的大好形势下，捻党也就逐渐转变为捻军，开始攻城拔寨，流动作战，并具有了相当的战斗力。
与此相对应的是，黄淮地区也有许多自发的地方武装来抵御这些流民杆匪的袭扰，譬如长枪会、大刀会等，他们往往在地主或者地方上有势力之人的组织下，守寨自卫，结团自保。在与这些流窜的杆匪斗争中，长枪会、大刀会之类的组织也会壮大，但他们一般以保境安民为目的，并不会演变成历史上的流军。
白狼在最鼎盛的时候，一‘杆’也有万余人，来如急风，去如骤雨，一度横行五省，攻城而不守城，一如当年黄巢、捻军的战法。这种战法，虽然组织不是特别严密，武器也未必先进，但其来势极为可怕，如同潮水一般，驻守各地的少量官军往往都不是他们的对手，倘若城墙不够坚固，也只能暂行逃避，不然只能送死。而这些流军，往往也专拣软柿子捏，一般不会纠缠于围攻固守之城。流窜作战的好处在于，一旦得势，往往附和者蜂起，声势浩大；而一旦战败，又没有强人领袖的话，徒从者往往又星散而去。
民国初年，河南西部一带遭受天灾，流民甚众。据当时官方记载：1912年5月间，仅宝丰、鲁山、临汝一带便有杆首二十四人，这些人少的有二三十个，多是上百人，而且都有快枪几十把。白朗从巡防营回到家乡之后，便也“拉杆”起事，并很快成为当地知名的绿林头目，基地就在舞阳县母猪峡一带。据说，白朗曾将宝丰县长的儿子劫去勒赎，索得新式五响钢快枪十支，由此挖得第一桶金。民国元年后，白朗又打出“打富济贫”的旗号，并趁着清朝覆灭的时机广泛吸纳了那些被裁的士兵、游民、饥民等，势力大振，周围的一些杆首如李鸿宾、宋老年、丁万松、宋一眼、王心传等人也纷纷归附，听其指挥。
到1913年春的时候，白朗的人马已经达到二三千人，而且是时聚时散，飘忽无定，聚则成军，散则为民，令官军十分头痛。由于队伍混杂，耳目众多，白朗的人马往往在官军派兵围剿之时散去，等到其收兵的时候却突然聚合，给予官军致命的打击。
最开始的时候，袁总统听说白狼不过是一杆悍匪，只需派出少量军队即可一鼓荡平，何必大做文章。但他那不争气的表兄弟、河南都督张镇芳却接二连三地发来告急电，说这股悍匪声东击西，神出鬼没，官军被他们引得晕头转向，以至于本省兵力不足以追剿，要求袁世凯增兵协助。
不错，白狼军的战法的确是飘忽如风,有人说他们骑白马、着白衣，每天行军一百二三十里,避实就虚, 一般不打攻坚战,所谓“兵来匪去、兵去匪来”, 令官军防不胜防。等到官军调集兵力的时候，白狼军却又不知去向。
二次革命爆发后，北洋军精锐南下镇压革命党人，中原一带十分空虚，这给了白狼军一个发展的好机会。据称，当时黄兴还曾写信给白朗，让他进攻湖北，以配合讨袁军作战，只可惜所派信使在开封被捕杀，信未送到。白朗对当时的形势也颇为了解，他当时也曾以“抚汉讨袁司令大都督”的名义发布了一个六言告示，怒斥袁世凯“假作民国扬名”，俨然有北方讨袁之势。
在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派赵倜增援河南，当时进入豫西的总兵力达到三万人。在北洋军队大军压境的情况下，白朗并没有坐等挨打，而是迅速跳出包围圈，向官军防守薄弱的地方进击。1913年12月下旬，白狼军急速南下，到泌阳附近后却又突然东进，并于1914年1月初越过京汉铁路，在1月中旬连续攻下光山、光州和商城三座县城，在劫掠了一番后又继续东进。进入安徽境内后，白狼军于1月24日攻陷六安，2月6日又攻克霍山。由于连战连胜，白狼军不仅缴获了大批枪械子弹、战斗力得到明显增强外；而且各地会党和游民也都纷纷投奔而来，队伍扩大到四五千人。
除了常用的游击战、运动战，白狼军的战法也颇有精妙之处，令人不可小觑。譬如在官军跟踪追击时，白狼军往往故意诱敌深入，他们一边退却，一边将抢来的银元或财物等故意扔在路上，等到那些贪财的官军士兵拾取钱财时，埋伏好的白狼军便突然杀出，将官军杀得落花流水。在攻城的时候，白狼军也很有一套，他们往往先派人去刺探城内虚实，如城内空虚可攻的话，便派出小股人马装扮成小贩或乞丐等分批混入城中潜伏，或策动城中的会党及守城士兵作为内应；等到布置妥当，白狼军的主力便长途奔袭而来，猛然间便兵临城下，令守军猝不及防，最终一举拿下。
白狼军的一再胜利令袁世凯“龙颜大怒”，他随后便撤了张镇芳的河南都督，改由段祺瑞兼任。段祺瑞虽然看不起这些农民军，但也不敢怠慢，随后便亲赴信阳，召开豫鄂皖三省联席会议。在会议上，段祺瑞强调，不要急于将白狼军击散，而是要合围聚歼，消灭白狼军的有生力量，地点就放在于霍山、六安、霍丘之间。
段祺瑞是陆军总长，在北洋军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随后调集了二万多精兵强将前来助剿：除赵倜所率领的毅军八营外，又有王占元的北洋陆军第二师一旅、王汝贤和陈文运两个混成旅、皖军十营，拱卫军一团等。为了给北洋军树立军威，安徽都督倪嗣冲还亲自下令将弃城逃跑的六安知县枪毙，并通令皖北各县一律戒严，倘再失城池，定按军法严惩不贷。
在北洋军四面包围之下，白狼军的活动范围日趋狭小，多次突围也都未能成功。2月下旬，白狼军与王占元部两次激战，这农民军毕竟干不过正规军，结果白狼军损失惨重。所幸白狼当机立断，他在将队伍化整为零、分为几股的同时，又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派出其中一路偷袭光州。等到北洋军前去援救光州时，白朗军则已经乘机跳出包围圈，并再次越过京汉铁路西进。可笑的是，当时设在信阳的豫南围剿司令部还在那里张灯置酒、大宴将士呢。
白朗军越过京汉铁路后，于3月7日攻占鄂西重镇老河口，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并获得两门火炮。老河口当时号称湖北第三商埠，当地有不少外国洋行，譬如英美烟草公司、美孚洋行等，另外还有教堂、教会医院，白狼军不管洋人不洋人，通通给予了国民待遇，加以大肆抢掠，令洋人损失惨重，还有一名挪威医生因拒绝为白狼军士兵作手术而被杀。老河口被占后，令列强极为不满，这给袁世凯带来了极大的外交压力。
白狼军在老河口休整三天，随后又打出了“公民讨贼军”的旗号（又称“扶汉军”），据说当时还有不少革命党人也加入了白狼的队伍。三天后，白狼军继续北上，3月14日再次攻克入陕西门户荆紫关，随后又接连攻克商南、武关、龙驹寨（今丹凤）、商县等地，陕西都督张凤翙被打得狼狈不堪，唯有困守西安并向袁世凯连连告急，乞求派兵协剿。
张凤翙不属于北洋系统，袁世凯正好乘机派北洋军进入陕西。随后，袁世凯的亲信陆建章被任命为为“西路剿匪督办”，赵倜为会办，分别率领北洋第七师和毅军进驻西安，而其他各军这继续尾追堵截白狼军。
白狼军进入陕西后，并没有进攻西安的打算，而是折入渭南一带，连克武功、乾县等地，一路上势如破竹，直至在醴泉县附近与陕军陈树藩旅激战两日，这一仗白狼军吃了大亏，折损了上千人。所幸当地哥老会前来归附，白狼军暂时得到了补充，随后进入甘肃境内，并一度攻下秦州（天水）。正当白狼军想取道徽县南下时，遭到川军的一再堵截，最终只得西向占岷县，破洮州，可惜在这里又被回民（马家军）杀败，白狼军再度折返陕西。
屡受打击后，这时的白狼军兵员折损、士气低落，已经是今非昔比，而且北洋各军据守各口，严阵以待，白狼军陷入了困境。这次，白朗召集各首领开会，宋老年、李鸿宾等大首领居中，众谋士侍立左右，小头目散坐四周及门外。白朗扫了各位一眼，说：“我们现在已经是骑虎难下，但又进退两难，各位兄弟说说，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谁的办法好，大家击掌为号。”
谋士徐某说：“前清端郡王载漪发配在甘肃，可将他请了来，立他为王，还打宣统的年号，可收拢民心。”徐某说毕，鼓掌者稀稀拉拉，看来忠君爱国派无甚市场。白朗说：“满人当皇帝的时候，他仁义也好，暴虐也罢，都和我等无甚干系，不过他坐他的朝，我赶我的车，如今他们倒台了，我们也不必拿他们来充门面”。
这时，大首领白瞎子高声叫道：“罢罢罢，请什么满人做什么王，还不如让大哥黄袍加身来得痛快！倘若事情搞成了，大哥便是洪武皇帝，哪怕搞不成，做个洪秀全也快活。”
白瞎子话音刚落，一大半的小头目都在鼓掌赞成，唯独谋士中却无人响应。白朗见后，也不以为然的说：“我看我家祖坟也无甚热气，还是不做此等妄想的好。”
这时，另一个谋士又献计道：“如今之计，莫过于入川。四川自古便是天险，易守难攻，可进可退，何不从长计议？”白朗听后，倒是颇为赞成，但那些小头目多是河南人，不愿远涉他乡，一个个都鼓噪起来，说：“去什么四川，去了还是要回来，倒不如现在就回家罢。”说罢，这些人起身便走，白朗连声呵斥，也没人肯听。这人心散了，队伍就不好带了。
5月末，白狼军返回河南，但一路上遭到赵倜等部北洋军的痛剿，损失惨重，等回到鲁山、宝丰一带时，队伍散为数股。8月初，白朗率数百人在鲁山县石庄一带时被张敬尧部发现，结果白朗在战斗中负伤，数日后死去。其他各杆听说白朗已死，也都先后瓦解星散。
白狼军被剿灭后，袁世凯正好将失职的陕西都督张凤翙罢免，召入京中，改由陆建章接任陕西都督，陕西的军队也被整顿裁减，北洋第七师则编为第十五、十六两个混成旅（以贾德耀、冯玉祥为旅长），进驻陕西。由此，陕西也被纳入北洋系统。当年9月，袁世凯发布褒功令，封赵倜为德武将军，督理河南军务；张敬尧所部第二混成旅编为第七师，张升任师长。
白狼之役，蔓延鄂、豫、皖、陕、甘五省，五十余城被攻陷，狼军扰，官军追，只苦了那些老百姓，兵锋所到之处，地方一片糜烂。据不可靠的传闻，中原一带在建国前还称逃避乱兵乱匪为“跑白狼”，武装自卫则称“打白狼”，恐怕就是白狼之乱的记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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