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以来少数民族内迁和西晋后期北方人大量南迁对当时社会有什么影响少数民族内迁,促进了北方各民族的交融、交往;北方中原人口的大...
东汉末年以来少数民族内迁和西晋后期北方人大量南迁对当时社会有什么影响
少数民族内迁,促进了北方各民族的交融、交往;北方中原人口的大量南迁在很大程度上客观的促进了长江中下游的经济发展，为之后江南一带以及整个南方的大开发奠定了基础。
原先在中原地区的士族、仕人、农民、手工业者、商贾等也纷纷逃亡到南方去，他们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和文化发展，使江淮和江南地区日渐富庶和繁华，最终在南北朝时期取代中原而成为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迁到南方的中原部族与当地的人民相融合，形成了一种饱含江南特质的新兴文化。
而在北方取得了政权的胡族，在文化上被逐渐汉化，胡族和汉族的隔阂逐渐消融。这一时期，是华夏各民族大融合的时期，作为在中原具有绝对文化统治地位的汉族同样吸取了其他各民族的文化精髓，为隋唐时期的高度繁荣，注入了文化基因。
扩展资料：五胡内迁的原因：
从东汉末年以来，中国西部和北部周边的各少数民族开始不断地向汉地迁徙。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汉王朝为弥补中原兵力和劳力不足而对各少数民族的招诱。到西晋时期，胡人已入居关中及泾水、渭水流域，对西晋首都洛阳形成包围之势。
世家南渡的原因：
八王之乱后，北方少数民族混战中原，大体上自永嘉元年司马睿移镇建业开始，北方士民为躲避战乱，纷纷渡江南下。有的大姓带领宗人部曲数百，数千家南下。永嘉五年，刘曜，石勒破洛阳，“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历史上把这一时期北方人南渡称“永嘉南渡”。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五胡内迁
居住历史分析用来分析人口迁移有什么意义
麻烦谢谢�（1）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有利于国家统一，推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2）有利于国内各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推动各民族经济的进步发展。
�（3）有利于江南的开发，推动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
�（4）开发南洋，对世界文明发展做出贡献。
�（5）人口分布日渐合理，人口资源得到开发和利用。
（6）也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和南洋经济文化的发展。
人口问题是当代人类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也是高考命题的热点。每年的高考试卷都要涉及与人口有关的一些问题，如当你打开喷着油墨香的2001年广东文理大综合卷、全国文科综合卷、上海高考卷时，首先映入你眼帘的就是关于人口方面的问题。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多、耕地少，底子薄，人均占有资源相对不足，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我国人力资源丰富，这固然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条件，但人口增长过快，又是我们一个沉重的负担，它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进程，影响着人民生活的改善和民族素质的提高。作为当代中国学生必须了解我国人口的历史和现状，增强人口意识，自觉宣传党的人口政策。
人口对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古代中国来说，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人力是当时生产力的主体，是小农经济的支撑。古代人口的迁移有利于民族融合，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和进步，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同时也丰富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
1、中国古代的人口总量的变化
�（1）秦朝时全国人口约2000万。
�（2）西汉末年达到5059万人，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5。
�（3）从秦代到清康熙元年，除两宋和明代中期，我国人口曾达到1亿左右外，一般都在6000万徘徊。东汉和帝时期5300万，隋唐4600万，北宋1亿，
�（4）从清康熙初年到鸦片战争爆发（1840年）的178年中，我国人口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在这期间，人口总数连闯四关：1684年达到了1亿；1762年突破2亿；1790年越过3亿；1834年超过4亿。
这组人口数据说明，
第一，人口总量的增长是中国人口发展史中最明显的特征；
第二，人口总量的变化为波浪型增长。可以说，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人口总量就会大幅度增长，如两汉、隋唐、北宋、清前期等。反之，社会动荡，经济凋敝，人口总量就会减少，如秦末、楚汉战争时期、两汉之交、三国两晋南北朝、明末清初等。因此，中国人口波浪型变化呈现出谷连着峰，峰连着谷的轨迹。
第三，人口增长呈现加速增长态势。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中国人口达到1亿用了几千年，达到3．6亿用了几百年，达到5亿多只用一百多年。
2、中国人口分布格局的变化。
远古以来相当长的时间里，黄河流域成为我国经济、政治的重心，人口分布呈现北重南轻的格局。
三国两晋南北朝以来，北方政局动荡长期战乱，因此，中原人口多次大规模南迁，北重南轻的人口分布格局逐渐被打破。特别是西晋八王之乱，持续时间长，破坏严重，加剧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导致中原人口大量南迁，掀起了前所未有的移民浪潮，流徙人口在耶90万以上。
唐朝安史之乱后，北人再次大举南迁。五代十国时期，北方混战不已，北人继续南迁。于是，南方逐渐成为全国经济的先进地区，人口数量也随之超过北方，南重北轻的人口分布格局最终形成。
3、影响中国人口历史变化的重要因素。
（1）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
自然环境包括地理、气候、水文、土壤等。只要有可能，人们总是寻求气候良好、土壤肥沃、水源充足的地方生存。中国历史人口起源于两河中下游地区，东南人口密度高于西北人口密度，这充分说明了自然环境对人口变化的重要影响。
（2）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影响人口的变化。
在农业生产力水平没有明显提高的情况下，扩大耕地面积，增加农作物品种和提高亩产量，都是增加粮食的重要途径。我们虽然不能将人口变迁完全归因于粮食的多少和农业生产的兴衰，但农业发展和粮食丰收肯定有利于人口增殖。每个朝代前期社会安定，农业发展，粮食丰收，都伴随着人口的兴盛。北宋人口剧增，与南方农业发展，水稻品种增加不无关系。清朝前期人口的增长也与高产作物甘薯、玉米的广泛种植有密切关系。
（3）社会环境与人口的变化休戚相关。
社会环境中战争、政策和人口统计制度等，对人口变化有较大影响。纵观中国历史上战争对人口的影响有三个方面，一是直接造成人口死亡和人口总量的减少。三国时期的“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就充分说明了战争的残酷性以及对人口的摧残。二是直接造成人口生存环境的破坏。翻开史书，屡有“室庐焚毁，田亩无主，荒弃不耕”。“人相食啖”的记载。三是造成在籍人口下降。长期战乱，造成大量人口迁徙。迁徙人口脱离原籍，使国家在籍人口减少。反之，社会安定有利于人民休养生息，增殖人口。前面所讲人口波浪型变化，就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战争与和平环境对人口兴衰的影响。
就政策而言，对广大农民来说土地政策和赋税政策是最重要的。只要政府将农民与土地结合，轻徭薄赋，放松对农民的人身控制，就有利于人口增殖。如均田制、租庸调制以及摊丁入亩的实施，对人口增殖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反之，土地兼并，赋税苛重，人身依附加强，人口总量就会减少，其中有饥俄而死，也有人口逃散和隐匿人口现象。前面所讲人口波浪型变化，又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政府经济政策变化对人口兴衰的影响。
中国很早就建立了人口登记和调查制度。人口统计制度经历了历代的发展，不断完善，也成为影响历史人口变化的重要因素。虽然历代的人口统计或残缺不全，或有可能失真，但它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历史人口资料，成为我们了解中国人口历史变迁概貌的重要依据。
人口变动的途径有两条：
一条自然增加，另一条，则是迁移。
2、中国古代人口的流向（轨迹）
�（1）由人口稀少的荒漠草原向人口稠密的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迁移。如东汉以后的五族内迁；元朝时女真、蒙古人的南下。
�（2）北方人民南迁，由人口众多的黄河流域迁向人口稀少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如西晋末年起，北方人民南迁；五代十国时期中原人民流落江南。
�（3）内地人口向边疆迁移，大多由政府组织军民迁移，从事戍守、开发、屯田等。。如秦朝迁50万中原人去越族地区；元统一后许多汉族人到边疆去。
�（4）华人外流。我国古代有很多人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到海外谋生、居住，形成华人外流。如唐朝时有人到南洋；郑和下西洋后去南洋的人更多。
�（5）外族内流。在长期的中外经济文化交往过程中，不少外国人来华经商定居，形成外族内流。如唐朝时信仰伊斯兰教的波斯人、阿拉伯人到我国一些地区居住；元朝时形成回族。
人口迁移的原因：
少数民族生产方式的落后和中原地区先进的经济文化吸引少数民族内迁；
北方战乱不断，南方相对安定导致大量北人南迁；
统治阶级出于政治、经济、军事目的组织军民迁移；
统治阶级专制统治、土地兼并等，也使农民流离失所，导致人口被迫迁移。
3、人口迁移的史实
第一、秦汉时期人口从东向西迁移，如秦始皇命令12万户富豪迁咸阳(60万人)，汉高祖迁大量人民到长安。秦始皇迁移内地人民去河套地区居住生活；迁移50万中原人到越族杂居。
第二、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人口从北向南迁移，如少数民族内迁（西北部的匈奴、鲜卑、羯、氐、羌从东汉起陆续内迁。），黄河流域人民因战乱南迁。
第三、五代十国宋元及明末清初因北方战乱人口继续向南迁移。
第四、明清人口从国内向海外迁移。如郑和下西洋后，大量华侨到东南亚；大量华工向美洲的输人。
第五、内地居民向边疆迁移，如秦朝时汉族人民向河套地区和越族地区的迁移；唐朝时向藏族地区、南诏地区等地区迁移；五代十国两宋时期，北方人民不堪金人统治纷纷南迁。元朝时期汉族向边疆地区迁移；边疆各族包括蒙古族，大批迁入中原和江南。明清时期内地人口向西南、东北、西北的迁移 。从唐朝开始，我国就有很多人到东南亚一带谋生。明朝郑和下西洋后，我国人民移居东南亚的就更多了。
3、中国古代人口迁移的意义
�（1）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有利于国家统一，推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2）有利于国内各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推动各民族经济的进步发展。
�（3）有利于江南的开发，推动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
�（4）开发南洋，对世界文明发展做出贡献。
�（5）人口分布日渐合理，人口资源得到开发和利用。
（6）也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和南洋经济文化的发展。
4、中国古代的人口政策及其经验教训：
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是生产力的构成因素。人类社会迄今已存在三代生产力：手工生产力、机器生产力和信息生产力。在第一次产业革命以前的漫长历史中，人类所获得的是第一代生产力，其基本特征是：以简陋的手工工具为整个生产力基础。与此相联系，人的体力成了操作工具的主要动力，劳动者为体力型。整个中国古代的生产力，基本上属于这种第一代的生产力。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或劳动人手的增加，对于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就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为此，中国古代国家往往采取鼓励人口增殖的政策，众多的人口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人既是生产者，又是征税和服兵役的对象，因此人力资源倍受重视。国家鼓励人口增殖的政策，具体表现在：（1）对生育子女者，免征赋税。（2）对晚婚子女，课以重税。（3）对世代同居的大户征收重税。
�中国古代，一般把人口和劳动力的增长当作发展社会经济的先决条件。不仅如此，还往往把人口和劳动力的增长当作社会繁荣昌盛和国力强大的象征。而从实际情况来看，在历代封建王朝的前期，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一般说来是与人口和劳动力的增长相同步的。如汉初汉高祖为恢复经济，一面号召流离的劳动力回到生产上，一面鼓励生育，人口和劳动力开始有了增殖，此时社会经济也开始得到初步恢复。惠帝、文帝、景帝时，人口增殖的速度也相应加快，并形成“文景之治”的盛世局面。
�国家促进、鼓励人口和劳动力增长的政策，在一定时期内直接促进了经济的兴盛。但人口的过多增长，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必将产生消极后果。如滥垦滥伐、盲目开荒、与水争地等给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破坏，反过来又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5、清代前期我国人口为什么急剧增长?
从清康熙初年到鸦片战争爆发（1840年）的178年中，我国人口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在这期间，人口总数连闯四关：1684年达到了1亿；1762年突破2亿；1790年越过3亿；1834年超过4亿。为什么清康熙以后，我国人口会这样迅速增长呢?首先，是因为康熙即位后，社会安定，出现了一百多年“丁男不知兵革之患”的稳定局面；农业的精耕细作有了新的发展，粮食生产跨上了新的台阶，平均亩产由两宋时的100公斤提高到125公斤；而且，清朝最后奠定了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疆域，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经济联系与交流，农业地区扩展到了云南、内蒙、西北和东北，使全国耕地面积迅速扩大，为人口的快速增长提供了较大的空间和较强的物质基础。同时，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宣布取消新增人口的人头税，雍正又进一步实行“摊丁入亩”，将丁银（人头税）平均摊入田亩中，全部按土地多少纳税，彻底废除了自秦汉以来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人头税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劳动者的负担，促进了人口的增长，并使长期隐瞒不报的户口陆续报了上来。实行“摊丁入亩”的办法后，还使城镇居民全部免除了人头税，推动了手工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萌芽，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和城市的繁荣，增加了人口的容量。再加上清政府比较重视医药卫生事业，从而提高了人们对疾病的防治能力，使人口的死亡率大大降低。
6、建国后我国的人口迁移和流动：
建国初期，我国省区之间的人口迁移，一是国家有组织地从东部地区城市，调出各种人员支援西部内地和边疆地区建设；二是东部农村大量人口自发移向广大地广人稀的东北、西北等地。农村人口在省区之间的迁移主流是人口自发的流动。我国的人口迁移主要是由于经济原因引起的。我国东南部人多地少，劳动力剩余，西部、北部地广人稀，劳动力不足。所以解放前河北、山东的贫苦农民就向东北迁移，山西向内蒙古迁移，甘肃向新疆迁移。建国后，全国人口主要移出地区是黄河、长河下游地区。这种人口的迁移，对于调整全国人口的分布，开发荒地和矿产资源，发展落后地区经济、文化，建设边疆地区都有积极作用。
7、当前民工流动的成因、特点和利弊：
1）成因：
①农村剩余劳动力多，经济收入低。
②农村生态环境压力大。
③农村劳动艰辛，文化落后。
④农村体制改革。
⑤城市的吸引力。
（2）特点：
①流动据经济定向：
主要从山区流向平原，从农村流向城市，从贫困地区流向发达地区。四川、江西、安徽、贵州、湖南等农业人口多的省是民工主要的输出地，上海、北京、广东等大城市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是民工的主要输入地。
②季节性流动以成年民工为主，“外籍工人”以年青人居多。
③流动不稳定。
④文化素质偏低。
（3）利弊：
民工的流动有效调整了我国各地区劳动力的余缺，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许多外来民工承担了城市建筑、环卫、商业、饮食业、服务业工作，对城市的发展和繁荣起了积极作用。民工的劳务收入、文化技术水平的提高，对改善农村经济，促进乡镇企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所以“利”是主要的。
但民工盲目无序流动也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最为突出的是城镇民工的违法犯罪率有所上升，对社会治安和当地居民安全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其他社会问题还有：违反计划生育，城市人口急剧增多，住房紧张，交通拥挤，增加了城市就业压力，损害环境等。
8、人口的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人口的发展受社会政治、经济的制约，同时对社会发展起促进或延缓的作用。人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人口的发展要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相适应，同资源的利用和环境保护相协调。因为当人类自身的生产同物质资料生产互成比例协调发展时，人口的增长就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反之，则出现严重的人口问题，人口偏多或偏少，对社会的发展都起延缓作用。
9、我国的人口问题：
人口问题是指人口增长速度和人口数量与物质资料的生产不相适应，并且阻碍了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人口问题主要表现在：
（1）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低，人均国民收入低。
（2）人口增长快，使得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低。
（3）我国资料的拥有的绝对量大，但人均相对量小。
（4）劳动力过剩，劳动就业问题相当严重。
（5）增加劳动就业与提高劳动生产率之间的矛盾突出。
（6）国家用于建设的资金积累困难，影响经济的发展。
（7）学龄人口比重大，教育经费增长缓慢，从而影响教育的发展，人口素质的提高。
（8）人口的消费水平增长缓慢。
（9）对我国的生态环境造成巨大压力。
10、我国的人口政策：
“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是我国人口政策的基本内容。我国人口政策的具体要求是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优育。少生是控制人口的关键，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的先决条件。计划生育已使我国人口再生产状况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转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类型。
11、认识：
1、一般说来，人口迁移最基本的动因在于不同地区的人口同生活资料在数量上的不平衡。而人口迁移正是调节这两者关系的重要杠杆之一。
2、北方人口的南移(包括两方面：A由北方草原迁入黄河流域，B、由黄河流域迁入长江流域，珠江流域)轨迹明晰而有力，历时长久，为中国古代人口迁移的主流，其动力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策马南下逐中原，促使黄河流域人口迁移到长江流域、珠江流域，从而使三大流域人口得到均匀分布，推动区域经济向前发展，也推动了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
北方人民南迁有三次高潮：（1）三国两晋南北朝。（2）五代十国（3）南宋。
3、中国古代内地居民向边疆地区迁移往往发生在统一王朝；迁移有由政府组织和老百姓自发进行两种方式；通过迁移，把内地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传到边疆地区，促进了边疆地区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巩固了边防。
4、清代人口比明代人口成倍增长，近代中国大门被西方打开，这为国内过剩人口移居海外提供了条件（如东南亚美洲），但由于中国向海外大量移民的机会已经错过，故内地贫困人民只好向边远地区移动（西北、西北等 ）。
5．影响我国人口正常发展的主要因素是战乱，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天灾人祸。
国内人口迁移：在古代，由于农业经济的脆弱，人口经常迁移。20世纪50年代，为了改变新疆经济落后，国家有组织地迁移
高中历史关于人口流动人口迁移的题怎么答
一、永嘉之乱，晋室南迁，中原汉族南下江南、湖南、湖北。
西晋末年，发生了八王之乱，晋朝的实力大打折扣，北方的少数民族趁机南下，侵占了中原的腹地洛阳，这就是历史上的有名的五胡乱华。中原汉族中王室贵族和富户、大户相继南迁，以致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了很多侨乡。
二、安史之乱，中原涂炭，河南、河北、陕西的汉族居民南下江淮，西入川。
安史之乱历时八年，给唐王朝的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破坏。更为严重的是，此后中原地区陷入了长达百年的藩镇割据的混乱状态，相对和平的南方再次成为中原居民逃避战火的首选之地。
三、靖康之耻，天子蒙尘，金兵南下，高宗南渡，中原居民大规模南迁。
关于这次他逃亡，很多明清小说、戏曲中都有记载。累计南下移民500万，是最大的一次中原汉民族南迁。 今东南各省，甚至远至福建、广东都有大量北方移民，其中比较集中的地区是苏南浙江一带，更加密集的移民区则是从苏州至宁波一带，当然最高度集中是在杭州城里。
这次移民活动，形成了今天世界上影响巨大的“客家人”族群。金入主中原不久，蒙古崛起，继续南下侵占中原。中原人不断南迁，河南十室九空，成了历史上人口最少的时期。四、明初洪洞大槐树移民，从山西南部向河南、河北、山东、安徽、江苏等中原地区的大规模移民。
五、明末清初的30年战乱，四川被祸最惨。
四川之所以要“填”，是人口极度稀少，需要充实。张献忠入川，四川成了四战之地：明军滥杀，清军滥杀，地方豪强滥杀，乡村无赖滥杀邀功，张献忠更大开杀戒；继而是南明与清军的战争；还有吴三桂反清后与清军的战争。四川人民遭到了一次次的战乱和屠戳。据官方统计，四川全省残余人口约为60万人，成都全城只剩下7万人，一些州县原有人口只剩下10%或20%。
明末清初的战乱
清初的湖广填四川，湖广是个大地理概念，包括两湖、两广、江西、福建等南方省份。在一个世纪内，四川接纳移民达600多万人。当代四川人口中 80%以上的家庭是清代“湖广填四川”大移民的后裔，总数达六、七千万人之巨，在成都，这个比例更高，达95%以上。
六、粤、闽等沿海居民的下南洋。
南洋的地理概念主要是指包括当今东盟10国在内的广大区域。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末年，不堪战乱的普通百姓和权力失落的前朝贵族纷纷移居海外。由于地缘上的毗邻关系，东南亚成为中国移民的迁徙地和避难所。因此这种迁徙历史上称为“下南洋”。但真正意义上的下南洋是从明末清初开始的，到清朝末年达到高潮。到1905年，海外华侨总数已达700万人。
七、晋商和陕北居民的
走西口
(2张)
，形成了今天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汉族人口。
走西口的时间，大概是在明代的中期开始，那么截止时间大概到清朝末年，其中的高潮应该是在明末清初，这个时候数量是最大。走西口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由于山西当时人口比较多，所以生活比较困难；另一部分人就是由于在内蒙这一带，当时的边防需要，所以晋商就是在明代中期时候，内蒙边防的需要发展起来的。那么一部分人走西口，就是为了适应这种要求，到口外去发展商业，发展贸易，以至于到后来的票号。
八、山东、河北、河南的闯关东，形成了今天东北的多数居民。
“闯关东”是中国近代向东北移民的略称，闯关的以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人为多，而其中又以山东人为最。山东又以胶东最多，几乎村村、家家都有“闯关东”的，甚至村里青年人不去关东闯一闯就被乡人视为没出息。关东之要“闯”，清王朝把东北作为龙兴之地，是不准汉族迁入的。明朝末年的汉族人，要么逃回关内，要么变为满族了。
九、抗日战争时期河南人沿陇海铁路的西北大移民。
河南人沿陇海铁路大规模西迁是由三大历史事件造成的：一是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开始大规模侵华，群众往西安等大后方逃亡。
十、新中国成立及以后半个多世纪的移民路线。
新中国成立前后，伴随着解放军的南下，国民政府的垮台，大批军政人员、家属和富豪逃离大陆，前往台湾、香港、缅甸等地区，有的甚至远赴欧美。据报道，仅到台湾的就有200万之众，那么，解放时逃离大陆的人员应该不下300万之众。建国后，有几次大的迁徙活动。
在20世纪早期的美国黑人的地位怎样？详细说说，我要了解历史再写英文作文
住上的界线就会被打破。而黑人却不同，从他们大批进入城市起，聚居的方式保持至今。据
2000年美国人口普查的统计资料表明，60%以上的黑人生活在大城市，而且是高度聚居，
他们生活的社区内五分之三的人是黑人，社区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 众所周知，黑人聚居
区在当今美国城市里是所谓的"问题街区"，普遍存在着贫穷、失业、犯罪、单亲家庭等社
会问题。本文拟通过对黑人聚居区形成和现状的分析，阐述其产生的原因，探索其治理的出
路，黑人聚居区的治理也是美国目前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
一、黑人聚居区的形成
黑人聚居区的形成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1900-1940年：聚居区的出现。（2）1940-1970
年：聚居区的发展。（3）1970年至今：聚居区的恶化。
在1900年前，无论在北方的城市，还是在南方的城市，黑人与白人居住上的种族隔离不
是很严重的，原因之一就是绝大部分的黑人生活在南方边远地区，1870年时这个数字是
80%，当时城市化率是极低的。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北方劳动力奇缺，南方农业
经济的衰弱，这两方面产生的"拉力"和"推力"，使得大批黑人离开南方故土，前往北方
寻求更好的生活，这就是美国历史上的黑人第一次大迁徙。这次大迁徙的结果是，1910年
至1920年间，57.2万黑人离开南方，1920年代是87.7万人，1930年代因大萧条的缘故，
人数略有下降，但也保持了47.3万人的势头。 大批黑人涌入北方大城市，除了寻求工作外，
遇到的首要问题就是居住，黑人聚居区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在探讨黑人聚居区形成的原因上，美国学者尖锐地指出，黑人聚居区的形成不是简单的黑
人人数增加而造成的，而是能够接纳黑人的居住区越来越少的缘故。 换言之，就是白人对
黑人的种族歧视，直接导致了黑人聚居区的产生。白人首先采取的手段是暴力，1900-1920
年期间，在纽约、芝加哥等地均出现过种族骚乱，那些生活在非黑人区的黑人家庭的房屋被
毁，贸然进入白人区的黑人被打或枪击，甚至遭私刑。这样，黑人为了躲避种族灾难，逐步
形成了自己社区，这些社区被白人称为"黑带"，"黑城"，甚至"黑鬼城"。随着黑人社区的
扩大，白人采取的方法也从单纯用暴力，到采取一些"合法"的隐蔽方法，如成立社区组织，
名为提高社区安全和房价，实际上是为了防止黑人搬入，维护种族界线，他们用罢买来威胁
卖房子给黑人的地产商，不光顾与黑人有商业来往的商店，而最重要的手段就是用"限制住
宅契约"来约束业主，业主必须声明，不出售或租借他们的房产给黑人，若违反，业主就会
被起诉，直到1948年最高法院判定"限制住宅契约"违法。
在1940年前，北方大城市较著名的黑人聚居区有洛杉矶的瓦茨区、纽约的哈莱姆、芝加
哥的南区等。南方由于工业化、城市化时间上落后于北方等原因，1940年以后黑人聚居区
才在南方城市中开始形成。
黑人聚居区形成的第二个阶段是在1940年以后，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除了城
市人口急剧膨胀，房屋紧张外，联邦政府的政策在这个时期加速了黑人聚居区的发展，使得
规模更大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黑人聚居区出现。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黑人再次离开南方边远地区，涌入大城市，20世纪40年代是170
万人，五十年代是150万人，60年代是140万人， 人数上超过了第一次黑人大迁徙。在1950
年至1970年的二十年间，黑人在芝加哥的人数比例从14%上升到33%，费城从18%上升为
34%，克里夫兰从16%上升为38%，底特律从14%上升为44%，1970年时纽瓦克的黑人比
例是54%，华盛顿是71%。 黑人人数的骤增，再加上因为参战，国内不少住房建设项目停
顿，战后大批军人复员，战后生育高峰期的到来，房屋紧张成为社会问题，而首当其冲的就
是黑人，黑人聚居区拥挤不堪。
造成战后黑人聚居区发展的问题上，联邦政府的作用不可推卸。其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
政府资助的一些相关住房项目，明显带有种族歧视倾向；二是"城市更新运动"没有解决黑
人居住问题，而且使之更加严重化。
1933年政府成立"房主贷款公司"（Home Owner's Loan Corporation, 简称HOLC），目的
是保障城市居民得到合理的住房贷款。在40年代及50年代又相继成立联邦住房署（Federal
Housing Administration , 简称FHA）、退伍军人署（Veterans Administration, VA），FHA 和
VA在战后注入了数百万美元的贷款资金进入住宅业，推动了住宅业，尤其是郊区的快速发
展。在其贷款发放上，这两个机构沿袭"房主贷款公司"的将住宅区分为四类的做法，分类
决定了贷款的流向。黑人聚居区被划为第四类，为红色区，是"危险地带"，基本得不到贷
款，而且FHA还公开声称，"为了使邻里保持稳定，有必要使房产继续为相同社会和种族等
级占有"。 如1934年-1960年间，黑人人口占40%的圣路易斯市与以白人为主的城外郊区
圣路易斯县相比，圣路易斯县获得的贷款总数近6倍于圣路易斯市。由于FHA等级划分的
权威性，也影响了私人贷款的流向，使得内城黑人聚居区资金流动缺乏，房地产市场买卖萧
条，房价下降，许多房屋陷入空置和遗弃的境地。
依《1949年住宅法》和《1954年住宅法》，从40年代末开始，美国城市出现了"城市更
新运动"，就是地方当局在联邦资金的帮助下，对城市进行改造，尤其是城市中心区或称为
内城的贫民窟。如果仅从表面上看，应该是对黑人聚居区有利，但实际效果却是相反，当时
就有舆论批评"城市更新运动"就是仅仅意味着"黑人搬家"。 原因是，由于黑人聚居区大
多靠近市中心商业区，有良好的地理位置，吸引了开发商在这些地区进行商业用途的开发，
而不是改造成穷人尤其是黑人能够负担得起的住宅。以亚特兰大为例，因为清理邻近"中心
商业区"（CBD）的低收入社区房屋，使得大批居民失去住房，到1968年底，这些人中95%
是黑人， 而代之的是体育馆及一些商用建筑。此外，在"城市更新"中，往往是"推倒的
房屋永远比再造的多"， 尽管1968年联邦政府三令五申，要求任何城市不得拆除更多的房
屋，而不建造新房屋，但还是造成了黑人聚居区人口膨胀，房屋短缺。
由于白人的抵抗，因贫民窟清理而失去房屋的黑人居民的再安置变得十分困难，出路只有
迁到远离CBD的业已存在的黑人聚居区去。还是以亚特兰大为例，60年代末新建及即将竣
工的低收入住宅区（公共住房）均坐落在城的西区和东南区，这些地区是传统的黑人聚居区。
而当时西区和东南区已经人满为患了，不能再接受居民了，此地的学校和市政设施也不堪重
压，亚特兰大的黑人领袖认为市政府的再安置项目就是再造黑人聚居区，呼吁应该在城的北
部和东北部（白人住宅区）建造低收入住宅，遭到白人的强烈的抵抗。"城市更新运动"对
于亚特兰大的黑人而言，结果就是人口高度密集，1967年时，该市88%的高密度地区是在
黑人聚居的西部和东南部，1959年时，黑人社区人口占全市人口的35.7%,所占土地是16.7%，
1965年人口为全市的43.5%。占地仅为22%，居住隔离指数也从1940年的87.4，发展到1950
年的91.5、1960年的93.5，名列全国第三，黑人聚居区的拥挤度4倍于白人社区，40%的
黑人居住在过于拥挤的住房中。
为了能在黑人聚居区内充分安置黑人，开发商也为了节约成本，公共住房向高层建筑发展，
如芝加哥的罗伯特*泰勒住宅区，长达2英里，跨4个街区，共28座16层塔楼，目前是美
国最穷的社区之一，而它的原址在40年代就是芝加哥传统的黑带地区。
由于黑人的高度集中，居住环境的恶劣，为60年代黑人的城市暴乱埋下了伏笔。
黑人聚居区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在1970年以后，尽管美国经历了民权运动及经济繁荣，
但内城黑人聚居区的情况仍然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更糟，而且由于黑人中产阶级开始离开内
城，黑人聚居区的阶级分化也开始出现。
20世纪60年代通过的三个民权法案，尤其是1968年的住宅法，给予了黑人自由择地而居
的权利，但由于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观念及经济原因（少数黑人中上阶级除外），黑人的绝
大多数还是生活在内城的聚居区，而且60%的黑人集中在全国30个大都市里。下表从一个
侧面反映了种族歧视和偏见是黑人聚居区存在的根本原因。
20061241
女沉积学家——吴崇筠
朱小鸽
吴崇筠(1921～1995)，沉积学家，我国沉积岩石学的创始人之一。20世纪50年代初创建了第一批石油地质实验室，主编了石油高校第一本《沉积岩石学参考教材》与《沉积岩石学》，是我国石油高校沉积岩石学教学和教材建设的先驱。她提出并总结了大庆油田萨尔图砂岩体的分布、结构、沉积特点，为大庆油田的勘探开发提供了可靠的基础资料，获石油工业部“红旗手”称号。其专著《沉积岩》是国内第一本沉积岩石学专著。她创立了中国陆相含油气盆地沉积学，主编的《中国含油气盆地沉积学》是国内外第一本系统的陆相含油气盆地沉积学专著，在理论和应用上都有重要价值，由石油工业出版社两次出版，并出版了该书英文版。她为我国石油工业与沉积岩石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地质学史论丛·6·
吴崇筠，四川江津县人。1938年，南开中学迁到重庆，吴崇筠初中未毕业，即以同等学历报考南开高中，得到录取。1941年高中毕业考大学时，一些著名大学各自分别在不同日期报名考试，吴崇筠报考了5个大学：成都华西坝医学院，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重庆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及中央大学地质系；先后发榜，竟然都被录取。她本喜欢物理和农业，但认为国家富强，资源开发利用是大关键，不仅“抗战”需要，子孙后代也需要。哥哥不放心她独自远行昆明，最终进了中央大学地质系。
中央大学地质系的同班只她一位女生。她学习努力，以致毕业时系里的老师都不肯放她走。1945年毕业后当了张更系主任和李学清教授的助教。“抗日”战争胜利后，随中央大学到南京。
1947年，吴崇筠到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地质系留学，师从系主任拉塞尔博士(R.S.Russell)，研究沉积物中的微古生物学。1949年夏季获得硕士学位，8月与同校留学生朱康福结婚。1950年1月到威斯康星大学地质系攻读博士学位。不久即响应新中国的召唤于1950年9月乘威尔逊总统号轮船夫妻共同回到祖国，11月进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吴崇筠夫妇把带回的将近2000美元全部捐献给了国家。
1951年，她生下第一个孩子后56天就参加了全国第一届石油展览会的筹办。根据苏联专家来华后提出的勘探方针“自西而东”，石油总局组织勘探队。1952年春节后不久，与几位老师带一批年轻人西出玉门关，以全队唯一女性又是小队长身份，深入现场，在青草湾、红树峡、积阴功台等处进行地质勘探，后调到玉门担任实验室主任，组建新的实验室。1953年春末，她再次出差去四川和西安。一年半之间，在玉门、成都、西安三处分别筹建第一批石油勘探实验室。
1954年，她到新成立的北京石油学院任地质勘探系矿物岩石教研室(简称岩矿室)主任，副教授，讲授本专业的沉积岩石学、普通岩石学、结晶矿物学、光性矿物学及钻井物探专业的岩石学等。当时主要采用苏联教科书，不适合我国具体情况，要重新编写教材。作为教研室主任，她一边授课，一边组织安排和编写教材，同时组建实验室。
1959年9月，松辽盆地松基三井喷油，12月，吴崇筠将刚刚出生4个月的第三个孩子断奶，陪同苏联专家前往。1960年春大庆会战开始，3月，吴崇筠与石油学院的一批师生到大庆，石油部领导点名让她负责组建地质实验室；7月份，调去前线指挥部对比大队任岩心队队长，专搞钻井岩心的收集、整理与分析，是当时取全取准数据的重要一环。指挥部领导人包括余秋里部长曾听她讲解地质知识，从此被称为吴教授。直到年底才回京。1962年再去大庆并见到了周恩来总理。大庆油田开发期间她先后6次去大庆工作，被石油工业部授予“红旗手”称号。
1963年，吴崇筠担任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2月，周总理在全国人大第二届第四次会议上宣布我国石油基本自给，“中国人民使用‘洋油’的时代，即将一去不复返”。她在人民大会堂听了报告，为祖国的逐渐富强而激动不已，为自己能参与其中做些工作而欣慰。
1969年11月，吴崇筠随北京石油学院迁往山东东营，1970年为第一批工农兵学员讲课，带野外实习，根据学生基础知识参差不齐的特点因材施教，深受好评。
1974年借调回北京，当时世界上已发现不少大油田在碳酸盐岩中，我国南方也有大面积的碳酸盐岩沉积，部领导把这一课题交给她。吴崇筠翻译并摘编国际上有关碳酸盐岩的重要文献，进行现场调查，多次为碳酸盐岩学习班、研讨会讲课。
1977年，吴崇筠调入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科学研究院，1978年任院副总地质师，在沉积室工作，是该院第一批博士生导师。
1985年，“大庆油田长期高产稳产注水开发技术”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吴崇筠是主要参加者。她是中国石油学会第一、二、三届理事，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第二、三届理事，沉积学会副理事长。
吴崇筠历经8年，抱病完成了《中国含油气盆地沉积学》的编写。该书由石油工业出版社于1992年两次出版，1993年获“第七届中国图书奖”，1994年获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科技进步一等奖。1997年石油工业出版社出版了该书英文版。当时吴崇筠已于1995年8月7日去世，享年74岁。
一、新中国石油地质实验室的创建人
吴崇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早回国的留美学生之一。当时国家严重缺油，国家领导人已经注意到石油的重要性，勘探找油成为石油管理总局的第一要务。根据苏联专家的意见甘肃-青海一带是重点，1952年春她与勘探队西出玉门关，深入西北高原进行野外地质勘探，并任小队长。野外工作加强了，很快就显露出实验室工作跟不上。吴崇筠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时的硕士研究课题就是对标定沉积岩年代起决定性作用的微古生物学的研究，大部分工作是在实验室中完成的。因此总局把她调回玉门担任实验室主任，组建新的实验室。她在当时极其艰难的条件下，组织实验室，调配试验设备，培训人才。她按不同的实验项目，分组定向培训专业人员，使实验室工作得以较快地全面展开，配合野外工作上了轨道，成为国内第一个石油地质实验室，很快完成了古、新近系岩矿综合剖面，对缺少生物化石的陆相古、新近系地层划分起了很大作用，为确定钻井目标层位提供了依据，开创了岩矿工作在石油地质勘探中的研究与应用前景，同时培养了一批年轻人。
随着地质勘探工作的不断开展，实验分析工作日益加重，实验技术的推广迫在眉睫。1953年她又去四川组建实验室，下半年在西安建成全国石油地质中心实验室，培训更多的年轻人。当时她正怀着第二个孩子，却没有告诉同事。只是随身带一把开水煮过的剪刀和几块纱布以防万一，跑野外时路途崎岖不平，她就把手放在座位，坐在自己的手上以减少颠簸。
新中国第一批石油地质实验室就这样建立起来，为石油勘探提供了大量丰富的基础数据与分析成果，大大提高了油气勘探开发的科学水平，促进了石油工业的发展。她当年培训的人员，后来都成为这方面的骨干。
1960年春，吴崇筠参加大庆会战，石油部领导点名让她负责组建地质实验室。后又去前线指挥部下属的对比大队任岩心队队长。钻井岩心的对比分析是摸清油藏地层情况、计算储量、制定开发方案的重要方面，是“取全取准20项资料、72种数据”的重要一环。但钻井取心既麻烦又影响进尺，钻井队不很重视。为了提高取心率与保证岩心质量，她带领队员到井队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时宣讲取心工作的重要与意义。在各级领导与工人的支持下，大幅度提高了取心率，关键井位上的取心率与岩心质量都达到要求。当年大庆会战的条件极其艰苦，她带领全组人员自己动手收集、搬运岩心，并自己拼装活动板房作为实验室，对岩心进行整理、保管、分析。根据岩心数据和其他地质资料建成了大庆油田生产实验区地宫。为大庆油田的开发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我国石油高校沉积岩石学教学和教材建设的先驱
1954年，吴崇筠调到新成立的北京石油学院，是该校讲授沉积岩石学的第一人。当时高教部指定以苏联教材为主，但并不适用。她一边担任繁重的授课任务，一边自学俄语，从美国带回的两大箱英文书籍只能在家中查看；编写了约30万字的《沉积岩石学参考教材》，大大提高了沉积岩石学的教学水平。这本北京石油学院铅印的教材是全国石油系统高校沉积岩石学教材的先导。在此参考教材的基础上，1962年她又主编了石油高校教材《沉积岩石学》，38万字，由中国工业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第一本正式出版的沉积岩石学教科书，也是第一本中国人自己编写的沉积岩石学教材。从此国内几乎所有高校的相关专业都采用这一教材，使用范围远远超过石油院校，其影响广泛而深远。
1963年，吴崇筠又组织各石油厂矿专家与北京石油学院岩矿教研室的教师合作，花3年时间编写了54万字的专著《沉积岩》。以后几经修改重编，于1977年由燃料化学工业部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公开出版的第一本沉积岩石学专著。历经文化大革命，吴崇筠主编该书，与编者们一起冒了很大风险。但一经出版即受到高校及油田、勘探等科研与生产部门地质工作者的好评，被作为工具书广泛应用。
吴崇筠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调离石油学院之后，仍然主审了由华东石油学院主编的《沉积岩石学》1982年版与1993年版，为两书的最后定稿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两本教材都是上述教材与专著的延续和拓展。其中1993年石油工业出版社出版的《沉积岩石学》(第二版)，100万字，获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石油高校第三届优秀教材特等奖，是以吴崇筠为首的中国石油大学两代人40余年教学实践与教材建设的结晶。
三、中国陆相含油气盆地沉积学的创立者
国外的大部分油田都为海相沉积，而中国90%以上的原油储量来自陆相沉积或以陆相沉积为烃源岩，即生油岩。因此研究陆相沉积盆地的沉积学对查明油气的生成、聚集与分布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与实际应用价值，对我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吴崇筠自我国陆续发现大庆油田、胜利油田后，就在教授沉积岩石学与编写教材的同时，对我国油田的陆相沉积特点进行研究。1977年正式调入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科学研究院后，更进一步对中国陆相含油气盆地沉积的特征、规律及其与油田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研究，多次深入油田，经过几十年的实践与研究，她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陆相含油气盆地沉积学，提出了中国中新生代陆相盆地的分布规律、湖泊分类与湖盆充填类型、湖泊内部沉积环境的划分、湖盆砂体类型及分布规律等。
吴崇筠通过系统而深入地研究中国中新生代湖泊沉积特征及其控制因素，提出古构造性质、古地理位置、古气候环境为划分湖盆类型的三原则。综合分析结果与实际应用的需要，建立了中国中新生代湖泊分类系统、12种湖泊类型，即近海断陷淡水湖、内陆断陷淡水湖、近海坳陷淡水湖、内陆坳陷淡水湖；近海断-坳过渡型淡水湖、内陆断-坳过渡型淡水湖；近海断陷盐湖、内陆断陷盐湖；近海坳陷盐湖、内陆坳陷盐湖、近海断-坳盐湖、内陆断-坳盐湖。她指导其研究集体编制了中国中新生代沉积盆地沉积相系列图，展现了各类湖盆的沉积演化历史与油气生成和聚集环境，为油气资源评价和明确勘探领域奠定了沉积学理论基础。
吴崇筠深入研究了古代湖泊沉积特征，详细考察和分析现代湖泊岸线变迁、水动力状况及相应沉积物的特征与分布，提出以浪基面、枯水面、洪水面3个界面作为湖泊内部环境划分的依据。这3个界面控制着生储油层的分布；良好的生油层分布于浪基面以下，大部分储集砂体如三角洲、扇三角洲和滩坝分布于浪基面和洪水面之间；浊积砂体位于浪基面以下。以3个界面作为湖泊内部环境划分的依据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得到普遍的赞同、推广与应用。
吴崇筠对湖盆中从近源区至远源区所发育的各类砂体的沉积特征和成因环境进行了系统剖析，提出了划分的原则方法、鉴别标志与划分系统。划分原则强调从湖盆整体着眼，根据砂体所处的湖泊亚相带，即砂体所处的水深、坡度、距源区、距岸带和距河口远近等因素来划分砂体类型。划分方法则从沉积相分析着手，不仅研究砂体本身的沉积特征，还要研究砂体围岩的沉积特征和环境因素，实际上就是应用相的共生组合原理的沉积相综合分析方法，提高了砂体预测能力和勘探预见性。将湖泊砂体划分为三角洲、扇三角洲、水下扇、滩坝、广义浊积砂体五大类。对于各类砂体的鉴别标志，从沉积环境、围岩特征、沉积作用、砂体特征、主要发育阶段、相邻砂体及与相似砂体的区别，作出了全面系统的总结。
吴崇筠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总结了中国中新生代湖盆沉积模式，阐明了坳陷、断陷、断陷-坳陷过渡型3种湖盆沉积模式和沉积格局、生油层和储层类型，及其在湖盆中的分布规律。她带领研究集体对中国东部、中部、西部、东南沿海大陆架众多的新生代沉积盆地开展了系统的分析与含油气性研究。东部盆地包括松辽、二连、渤海湾、南襄、江汉、苏北等；中部盆地包括陕甘宁、四川、滇黔桂等；西部地区包括酒西、柴达木、吐鲁番、准噶尔、塔里木等；沿海大陆架地区包括东海、珠江口、莺琼、北部湾等。对盆地地质构造、沉积环境、沉积相类型与沉积演化、成岩作用，油气生储组合与分布等作了全面剖析。揭示了各种类型盆地的含油气潜力和油气分布形式。指出中国中新生界是以河湖沉积为主的陆相沉积，东部少数地层中见到的少量海相或海陆过渡相化石，说明这些盆地受到海侵的影响，但影响的时期和地区是短暂和局部的，这是近海盆地、近海湖泊的特点。还进一步指出受海侵影响的时期正是主要生油层发育期。通过综合分析判断出古、新近纪中国东部的海侵方向趋势为从南至北、自西而东的特点。
吴崇筠的陆相含油气盆地沉积学思想构思缜密，体系完整，既有对湖盆沉积基本理论的阐述，又有对重要含油气盆地沉积特征及含油气性的描述，并上升为陆相沉积与油气生成、储集、成藏关系的总结，主要成果体现在她主编的《中国含油气盆地沉积学》中，这本从1983年开始酝酿，直到1989年完稿，在她确诊患了鼻咽癌后，仍然坚持完成的专著，1992年由石油工业出版社出版简装本，1993年再版精装本，成为从事盆地地质研究和石油勘探开发有关人员的必备参考书，也是有关院校重要的教学参考书，受到国际同行的重视。1997年石油工业出版社出版了此书英文版，在北京举办的世界石油大会上面世，其影响更为广泛和深远。叶连俊院士称为：有广度，有深度，有创见，具国内外先进水平，是我国第一本较全面的油气沉积学专著。
随着我国油气勘探事业的不断发展，岩性地层油气藏储量不断提升，吴崇筠开创的中国陆相含油气盆地沉积学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四、中国沉积岩石学的创始人之一
沉积岩石学是地学中重要的基础学科之一，其原理和方法对寻找沉积矿床，特别是对油气勘探与开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自从1954年吴崇筠调入北京石油学院，就从事沉积岩石学的教学与教材编写工作。当时根据新中国建设的需要，地质学科快速发展，地质、石油高校急需相应教材，吴崇筠花费了很大心血编写出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教材。她主编的《沉积岩石学》(1962年出版)，与《沉积岩》(1977年出版)分别为第一本中国人自己编写、公开发行的沉积岩石学教材与专著。
吴崇筠对沉积岩石学的研究，具有与中国的石油事业紧密联系，与实践相结合并为实际生产服务的特点。她在参加大庆油田勘探开发期间，提出并总结了萨尔图砂岩体的的分布、结构、沉积特点，为大庆油田的勘探开发提供了可靠的基础资料。她对我国东部断陷湖盆不同类型沉积相模式进行了研究，撰写了“油区岩相古地理”、“中新生界湖盆三角洲与油气分布”、“断陷湖盆浊积岩”等论文，丰富了我国沉积学研究的内容，为石油勘探开发奠定了基础。1982年在加拿大召开的第十一届沉积学家大会上所作的学术报告“构造湖盆三角洲与油气分布”引起与会学者极大的兴趣与好评。
20世纪70～80年代，随着我国油气勘探开发事业的迅速发展，各个油区相继发现了丰富多彩、沉积特征各异的多种油气储集砂体。吴崇筠把握国际沉积学研究的前沿，领导和组织翻译了国外有关浊流和扇三角洲的最新论文，亲自撰写综合评论文章。
20世纪80年代中期，油气储层作为石油部重点攻关项目，既已取得重要成果，也面临进一步提高研究水平的问题。在此关键时刻，吴崇筠提出两项重要建议：一是研究和编制我国含油气盆地岩相古地理图；二是建立专门实验室，开展水槽试验与现代湖泊沉积的调查研究。两项建议都被采纳。水槽实验室由江汉石油学院负责，吴崇筠被聘为顾问，负责人是她的学生，多次得到她的指导。该实验室于1998年开始运行，为大庆油田河流三角洲沉积体系、长庆油田油层沉积微相、辽河油田扇三角洲砂体形成机制等作了沉积模拟，收到良好效果。全国岩相古地理图的编制由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承担，开展1：400万编图，吴崇筠带领课题组完成了中国中新生代含油气盆地沉积相系列图。为进一步开展的以石油勘探目的层为对象的研究打下了基础，既解决了生产中提出的问题，又发展了基础学科的研究。
吴崇筠在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期间，虽然是院副总地质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但始终在沉积室工作。她借鉴、吸收在石油勘探与地学领域中国际上的新进展与研究成果，对我国东部油田独特的湖相沉积特点与开发经验进行总结、对比与分析。她带领研究集体，多次深入油田和野外实地考察，进行踏实的针对我国特色的沉积岩石学研究。她积累几十年的科学实践与辨证思维，创立了中国陆相含油气盆地沉积学，提出以古构造、古气候、古地理三因素划分的湖盆类型是油气资源潜力评价的重要沉积学基础；以浪基面、枯水面、洪水面3个界面划分湖泊内部次级环境，指明了不同类型湖泊的油气生成和聚集环境；湖盆砂体成因分类是油气储层评价与预测的科学根据，为我国沉积岩石学开创了一个新领域。
《沉积学报》于1983年创刊，吴崇筠任副主编。她对每期的稿件进行认真审核。这一刊物受到国内外同行的注意，1992年被列入“中国自然科学核心期刊”，还被北京高校图书馆协会与北大图书馆期刊研究会评为“核心期刊”，被甘肃省评为“优秀科技期刊”。
《沉积岩石学》、《沉积岩》、《中国含油气盆地沉积学》是吴崇筠毕生从事沉积岩石学教学与研究的3个里程碑，也是她对我国沉积岩石学的创立与发展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五、为人师表，淡泊名利，甘为基石
吴崇筠一生中，很大一部分是从事教育事业，她对于教书育人看得很重，对学生有高度的责任心，编者从小就经常听她说，绝不能误人子弟，不能耽误一个学生。在北京石油学院的初期，她担任了五门课程的教学任务，都要编写教材，同时作为教研室主任，还要组建实验室，安排培养年轻人，任务十分繁重。但她丝毫不肯马虎，每门课都要先在教研室中试讲，再给学生讲，讲过一遍再修改成正式教材。除沉积岩石学教材外，她编写的教材还有《结晶矿物学》、《光性矿物学》、《普通岩石学》，都由北京石油学院铅印出版。
除了教学，她多次在石油系统的学习班、培训班、研讨会上讲课，在大庆会战时为指挥部领导人包括余秋里部长讲解地质知识，极受好评，被称为吴教授，从此这个称呼伴随她终生。
1969年11月北京石油学院迁往山东省东营胜利油田所在地。1970年招收第一批工农兵大学生，吴崇筠给他们授课并带野外实习。这批学员有些是从油田、农村直接选拔出来的，基础知识非常差，知识水平又参差不齐。吴崇筠因材施教，讲课中尽量深入浅出，在油田以实例施教，并经常在家中为个别基础太差的学生补课，深受好评。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人不点名地把矛头指向她。而吴崇筠却能沉住气，对担心她的学生说：只要不直接点我的名，我就照样上课、去野外，不耽误你们。
20世纪80年代，当国家批准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招收研究生时，吴崇筠是第一批被聘请的导师，先后招收硕士和博士生11名。她对研究生的培养十分认真负责，有针对性地为学生讲授沉积学课，带学生到油田调查研究，与油田技术负责人共同商定在学术上有研究价值、对生产有实际应用意义且资料较丰富的课题。指导学生的资料收集与研究，认真审查论文，论文定稿时更是逐句逐字的审定，一丝不苟。有一位研究生对沉积岩中的微细构造很有兴趣，并以此为论文，偏离了原定主题与研究内容。吴崇筠严肃指出不妥之处，并推迟了答辩，让其按要求重新撰写论文。
吴崇筠同时十分尊重油田、厂矿等基层工作者从实践中获得的经验、成果，在著书立说时或采取合作的方式，或认真说明资料出处，因此油田、厂矿的人都愿意与她合作。她主编的专著，1977年出版的《沉积岩》与1993年出版的《中国含油气盆地沉积学》，都有油田科技人员共同参与完成。
吴崇筠不愿当官，只愿作一个普通的学者，她始终保持了治学严谨、实事求是、尊重他人成果、不图虚名的中华传统美德。
1993年沉积学会(中国地质学会与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共同领导的二级学会)推荐吴崇筠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候选人，到上一级学会就没了下文。1995年初中国石油学会(一级学会)又推荐吴崇筠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候选人，经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同意上报，但未当选。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The International Biographic Center)的“国际名人辞典”(Dictionary of International Biography)及美国“95年人物”(Men of '95)都欲选列入吴崇筠，她鉴于他们要收费而拒绝。20世纪90年代，国家对有特殊贡献的科技人员给予津贴，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上报她为有资格领取此津贴人之一。不久国家对早年归国的留学生也给予补贴，院里让她让出位置，仅领早年归国津贴，她完全同意。但以后享受政府特殊贡献津贴作为一种荣誉，在职称(院士)评定、住房分配等方面有各种实际的好处，她却从无怨言。
吴崇筠自回国后，从事的都是教书育人与基础性科研工作。她自己说：40多年来，教书、带研究生与培养年轻人占较大比重。做点实际工作与研究，也都是基础性的，服务于油气勘探的整体目标。我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科技人员应尽的责任。“后来居上”与“青出于蓝”是科学发展的必然规律，我能作为更多年轻人发展途径中的一个台阶，是心满意足的。
吴崇筠淡泊名利，甘为垫脚石，但愿祖国强盛，人民富裕，便是她最大的欣慰。
六、主要论著
[1]吴崇筠.沉积岩石学参考教材.北京：北京石油学院
[2]吴崇筠，等.沉积岩石学.北京：中国工业出版社，1962
[3]吴崇筠，等.沉积岩.北京：燃料化学工业出版社，1977
[4]吴崇筠.判断沉积相的古生物标志.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1980
[5]吴崇筠译.砂岩体油气田地貌学.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1982
[6]赵澄林，吴崇筠.油区岩相古地理.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1987
[7]吴崇筠，薛叔浩，等.中国含油气盆地沉积学.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1997(英文版，1992)
[8]吴崇筠.谈谈生物礁.石油勘探与开发，1979(6)：74～85
[9]吴崇筠.湖泊沉积相的划分.石油勘探与开发，1981(2)：1～10
[10]吴崇筠，刘宝珺，王德发，等.碎屑岩沉积相模式.石油学报，1981(4)：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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