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王安石，你会想到什么？学生期间我们接触到的大多数都是他的诗歌，认为他也是一位诗人，但其实不止于此，王安石还是北宋时期一位政治家、改革家，最有名的就是王安石变法。一般来说，变法就是图强，为了国家的发展，可是王安石的变法，尽管我们现在看来很有意义，但在当时却有很多人反对，而且这些反对的人还有很多我们熟悉的正直之士，例如苏轼、司马光等，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提起王安石，我们自然会想起熙宁变法。人们今天对这场改革评价极高，然而，在当时却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一般的观点认为，王安石的反对者都是些守旧势力。但认真读史就会发现王安石的支持者基本是些投机的奸臣，而反对者却都是些君子，如苏轼、司马光、程氏兄弟等。
按道理来说，苏轼、司马光等人并非不明事理之徒，那他们为何要反对王安石变法呢？仅仅是因为他们是守旧势力，变法触犯了他们的利益吗？这个解释说实话不具有太强的说服力。那究竟是为什么呢？
当时的很多政治家都认为王安石不具有宰相之才。如三朝元老韩琦，此人可是推行过庆历新政的人，深谙变法之道，因此他的话很具权威性。他曾苦口婆心地对神宗皇帝说：王安石是个出色的翰林学士，但当宰相绝对是不合格的。其实，这不仅是韩琦一个人的看法，可以说是时人的共识。那么既然王安石不适合当宰相，历史又为什么选择了他呢？
根据《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记载，苏轼责曾公亮不能救正朝廷，公亮曰：上与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曾公亮曾经举荐过王安石，但后来对他做的一些事并不赞赏，于是王安石便将其排挤出朝廷。曾公亮此言可谓是一语中的，上与安石如一人，神宗皇帝全力支持王安石的变法事业，对他言听计从。为何如此呢？这也是机遇吧！让王安石遇到了神宗皇帝。神宗皇帝当时年仅十七岁，正是血气方刚之际，渴望建功立业。面对西夏的侵扰、燕云十六州被契丹占领，神宗皇帝早就想一展宏图了。这时王安石提出军事改革、经济改革的方案，可以说正合神宗皇帝的心意。因此，俩人一拍即合，君臣联袂，开始了一场浩浩荡荡的改革——熙宁变法。
那么，王安石究竟为什么不适合做宰相呢？我们来看看王安石的个人气质、性格就明白了。
首先，王安石最大的特征太过狂妄、刚愎自用。这可不是空穴来风，是有文献依据的。根据阮阅的《诗话总龟》记载，王安石被罢相之后，回到金陵住在州东的刘相故宅，在厅上题字曰：当时诸葛成何事？只合终身作卧龙。诸葛亮是蜀汉贤相，受到人们的赞赏，王安石在这里却对其极尽嘲讽，大有自己之才过于卧龙的感慨。此外，根据宋人笔记《默记》记载，王安石高中进士以后，时任枢密使的晏殊非常欣赏他的才华，专门设宴请他喝酒。
期间晏殊对其推心置腹地说：咱俩都是江西老乡，我送你八个字‘能容于物，物亦容矣’。这本是晏殊经历了宦海沉浮以后的肺腑之言。但是王安石回到客舍，颇为不屑的说道：晏公为大臣而教人者以此，何其卑也！此后他更看不起晏殊，认为一个宰相却喜欢填词宴饮，这个国家肯定是治理不好的。
王安石在扬州做官时，有人问韩琦一个怪僻字，韩琦随口说了句王安石颇识怪字。本来是一句玩笑话，谁料，王安石当政以后，立即让神宗将时任首相的韩琦赶出京城。
其次，任人唯亲，不辨忠奸。王安石当了参知政事以后，推行新法，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在这些反对派里不管位置多高、资历多老，一律赶出朝廷。这时候朝廷出现了权力真空，不得不起用一批新秀。而这些新秀大部分是些投机人士，对王安石和新法极尽阿谀之语。如吕惠卿本来是到京城述职的，他对王安石的新法颇为赞成，于是王安石便破格擢升了他，从一个小小的七品官一跃成为主管三司的计相。此后他又以火箭般的速度提拔了一批所谓的官场新秀，如章惇、蔡确、曾布、蔡京等人。而正是这些人挑起了后来的新旧党争，排挤了大批的贤臣，致使北宋在内耗中衰微，最终酿成了靖康之祸这一悲剧。
再次，极为邋遢，不讲卫生。王安石的不修边幅在北宋是出了名的，据叶梦得《石林燕语》记载，王荆公性不善缘饰，经岁不洗沐。衣服虽敝，亦不换濯。要知道，不修边幅可不是自己的事情。他是朝廷官员，整天出入于公共场合，身上有异味不仅有损自己的形象，也会有损政府的形象，更会对他人造成不好影响。况且，北宋时期，每十天放一次假，俗称荀休，雅称休沐。但是他还是经常不洗澡，使得同僚实在闻不下去他身上的异味。同僚便约定和他每月洗一次澡，并且免费为其提供新内衣。
王安石这种形象在魏晋时期还会得个扪虱而谈的美名，但魏晋是个病态的时代，自是与北宋不可同日而语。苏洵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辨奸论》，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苏洵在这里很不客气的批评王安石，认为脸脏了、衣服脏了就得清洗，而他就这样蓬头垢面的读圣贤书，实在是不成体统。
此外，在仁宗皇帝举行的一次赏花钓鱼宴上，王安石竟然将一大盘子鱼食吃了个精光。仁宗皇帝实在看不下去了，对众臣说：王安石，诈人也。使误食钓饵一粒，则止矣。食之尽，不情也。意思就是说你误食一两粒鱼食也就罢了，谁还没有个吃错东西的时候呢？但你王安石明知道这是一盘鱼饵，竟然还要把他吃完，这就显得有点不合人情了。
通过上面的这些史料记载和时人的评价，我们发现王安石身上的确有很多奇怪的性情。说他没有宰相之才，不是说他没有政治才能，而是说他没有容人之量，更没有辨别忠奸善恶的能力。宰相是个特殊的职位，光有才能是不行的。还是陈平说的好，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遂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
由此可见，宰相最大的职能就是对上能够辅佐君主，对下能够选贤任能，辨别忠奸善恶，使大臣各司其职。如此上下井然有序，朝政自然会清明。到底晏殊是做过宰相的人，能容于物，物亦容矣可谓是知言。可惜这谆谆教诲，王安石没能听进去。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他将一批忠志之士排挤出朝廷，而起用了一批投机阿谀之徒，可以说是他最大的失误。

王安石变法内容太多超前，许多思想和举措侵犯了皇室和地主的权益，因此受到司马光和苏轼的反对！

王安石变法不仅得罪了苏轼和司马光，更得罪了以他们为代表的地主官僚阶层，这无异于将自己打入了另类，陷入了孤立，因此最后导致变法失败。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的确是为了富国强兵，为了民生社稷，但是在变法的过程中变得不受控制，一些好的政策由下属执行时出现了问题，同时他变法也触及到了一些权贵人士的利益，所以会受到保守派的反对。

司马光是为了维护官僚地主阶级的利益，苏轼是觉的变法步子太大过于激进，阻力太大，皇帝年轻，变法无法成功，白白浪费了稳步改革的良机。

虽然两人都被王安石变法打得落花流水，但司马光和苏轼这样做的原因却完全不同：一个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另一种是对民族负责，不计个人得失。

差别这么大？我们来看看其中的一位：司马光。

虽然司马光在宋代政治和文学史上的地位极其崇高，但他反对王安石变法的理由，他本人和后世的追随者们，却总结出了一大筐义词。但在王安石变法的整个过程中，司马光的一言一行都是很容易把握的，就是雷打不动。

几个雷？先来看一件惊雷宋神宗的小事：司马光最初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被贬陕西。到了陕西后，继续骂他，给宋神宗振振有词，说我亲眼所见，王安石的《援役法》是在害陕西老百姓。文章满篇都是有眼有鼻的话，却差点让宋神宗的鼻子气炸了：“援外法”在陕西一直没有实施。你哪只眼睛看出它害了老百姓？

每次王安石把他驳得哑口无言，“地域黑”都是司马光的必然之举。比如福建出身的大臣陈生之在推行变法时，司马光愤怒地说：福建人狡猾危险，而楚人好对付。不仅是陈生智的福建老家，湖北湖南都被收拾骂了。如果司马光是今天的电视男主播，用这种狠辣的风格，电视台早就被砸了！

但关于王安石变法的具体内容，司马光也推理过很多次，都是崇高的好道理。然而，仔细检查后，他发现这些都是荒谬的。

比如王安石变法中，给北宋国家财政带来巨大“补血”效果的“换市法”，就遭到司马光多年的反对。即使它大大改善了国库财政，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也确实没有错。有个雷人的理由：朝廷要增加财政收入，就是投机取巧，就算国家有钱，也是丢人现眼。所以必须报废。

在反对王安石的“免役法”时，司马光甚至开了一个玩笑：宋神宗死后，回朝的司马光疯了似的上奏章，诅咒“免役法”的种种弊端。然而，不同奏折的内容却是不攻自破的。上一个说“豁免法”方便了富户坑害穷人，下一个说“豁免法”把所有富户坑害成穷人。变法派大臣张盾指着自己的鼻子大骂：司马光，你有什么好言？

同样不靠谱的还有司马光在另一个关键领域的表现：国防！

王安石变法中，重拳是为了打国防，但在司马光眼里，这竟然是一派胡言。他的《乞罢保甲状》的短文，却让人无语：宋朝的人再怎么努力，也无法打败契丹西夏，不如忍气吞声，不战而降。国家呢？司马光自信：“顺其自然，天绝灭宋”。

无数的历史沉浮可以证明，一个国家再强大，如果选择了司马光“顺其自然”的军事思想，基本上就是混吃等死。

更重要的是，在宋神宗统治的后期，大宋的士兵们浴血奋战，彻底镇压了他们的宿敌西夏。宋神宗死后，大权在握的高官司马光却为了证明自己“顺其自然”思想的伟大，在靖康之辱前，上演了北宋最大国耻的一幕：他特意去《论西人请地乞不拒绝札子》，强烈要求将宋军收复的西北土地割让给西夏。就连西夏唯一的使者也在北宋看着西夏使者对着朝廷大喊，对着高太后大喊：天知道他错了！

如此屈辱，他只想彻底踩倒自己的老对手王安石，彻底废除王安石变法，让大宋走上强兵富国之路。他内心的算盘，他的好战友文彦博早前就透露过：以文治天下，而不是以民治天下。他的“为反对而反对”，就是不惜用冠冕堂皇的理由来灭国，只为替“士大夫”说话。其荒谬行为正如大儒王夫之怒攻：北宋灭亡始于司马光！

这样充满仁义道德的“罪人”，恰恰是生活中需要警惕的人，而同样反对王安石变法的苏轼，才是与司马光最有竞争力的人。

和司马光一样，苏轼也曾反对王安石变法，甚至因为他的“胡闹”，被王安石一怒之下降职。多年来，他已经受够了。但是，在宋神宗去世，守旧派全面上台的那几年，从咸鱼翻身的苏轼，证明了他比司马光有大得多的人格：他站出来保护王安石变法！

如果说苏轼早年反对王安石变法，同样道理很雷人。但是，经过多年的民间风风雨雨，亲眼看到王安石变法利国利民，特别是为民造福的成效，苏轼从来没有像司马光那样选择性地盲目，而是一错再错。司马光当政的那几年，吃够了变法整顿的苏轼也成了翰林学士。他上台后给高皇后写信：王安石虽然整顿了我，但他的变法是利国利民的，绝不能擅自废除！

甚至当一意孤行的司马光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彻底废除新法，为随后几年北宋的积贫积弱挖了一个大坑。在司马光的威胁下，满清武文什么都不敢说，但是苏轼站了出来，即使和司马光打了个照面，他也尽力阻止。一句话，他甚至戳中了司马光的画皮：只想改变心意，不计得失，不参考长处！然而，当司马光厚着脸皮，继续我行我素的时候，苏轼更加义愤填膺，喊出了一句宋史上极其沉痛的狂言：司马牛！司马牛！

通过这种撕破脸皮的哭诉，通过苏轼不计个人荣辱，据理力争的身影。这位伟大的文学家留给后人的，不仅仅是他惊人的诗歌才华，更是他不计个人恩怨，对民族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