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化的内涵包括很广泛,那么古代建筑文化是与建筑本身相关的文化,古代建筑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一座建筑不仅仅是由工程技术,建筑材料组成的,它的建成是经过人们的大脑,它体现一种意识形态、思维方式,还具有美术、文学艺术、历史、文化的综合艺术,所以说建筑具有两重性方面是工程技术;另一方面是意识形态。建筑与人们的生活有直接意义,它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直接的渊源。因此若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古建筑,那就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建筑本身体现着一种文化，也就是必然有文化的内涵。中国古代建筑作为东方文化和哲学的载体，不仅自身具有很高的文化内涵，而且在其平面和外观上也最能给人们以生动而具体的美感，在世界建筑史的画卷中呈现出独特的风貌。中国古代建筑文化十分重视建筑物与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的群体组合。中国古代的建筑装饰，不仅具有浓厚的东方文化情调，使中国古代建筑具有了丰富的思想内涵的表现力，而且极大地加强了中国古代建筑的艺术表现力，使建筑物具有了优美的外观形象，以致在中国古代建筑各个方面的特点形成中都起着重要作用，成为中国古代建筑的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和又一特色。——常识艺术篇。

传统文化讲究中庸之道，和谐，所以建筑是讲述对称方正的

本身就是一种文化

讲究个阴阳

中国古代建筑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所建造。

中国传统建筑以汉族建筑为主流，主要包括城市、宫殿、坛庙、陵墓、寺观、佛塔、石窟、园林、衙署、民间公共建筑、景观楼阁、王府、民居、长城、桥梁大致15种类型，以及牌坊、碑碣、华表等建筑小品。它们除了有基本共同的发展历程以外，又有时代、地域和类型风格的不同.

在以儒家思想为正统的封建社会，等级制度无所不在，建筑物的营造也不例外。严格的建筑等级制度本质是主张君权至上的儒家等级思想的具体化，根据人们的身份等级制定建筑标准，任何人不得逾越，体现出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色。

基于中国长期的宗法社会土壤，中国建筑以宫殿和都城规划的成就最高，突出了皇权至上的思想和严密的等级观念，体现了古代中国的政治伦理观，而与欧洲、伊斯兰或古印度以神庙、教堂和清真寺等为主的宗教建筑成就有着明显的不同。

儒家思想对于我国古建筑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讲究建筑的和谐美。儒家认为和谐是一种最高的伦理准则和美学境界。古代传统的“前堂后寝”、方正对称的布局就体现了这种美学主张，中国建筑特别重视群体组合，群体组合常取中轴对称的严谨构图方式但有此类型如园林、某些山林寺观和某些民居则采用了自由式组合。

不管哪种构图方式，都十分重视对中和、平易、含蓄而深沉的美学性格的追求，体现了中国人的民族审美习惯，这与欧洲等其他建筑体系突出建筑个体的放射外向性格、体形体量的强烈对比等也有明显的差别。

总之，中国传统建筑的总体特点是：古建筑以木材、砖瓦为主要建筑材料，以木构架结构为主要的结构方式、平面布局具有一种简明的组织规律，规划严整，造型优美，装饰丰富多彩，特别注意跟周围自然环境的协调等。

从这样的建筑特点中可以透视中华文化的精神：以宫殿和都城规划的成就最高，突出皇权至上思想和严密的等级观念：注重与自然的高度协同，尊重自然，讲求天人合一；重视对中和、平易、合蓄而深沉的美的追求。中国古代建筑艺术是中国人的伦理观、审美观、价值观和自然观的深刻体现。

扩展资料：

紫禁城的建筑文化：

作为使用了近500年的明清皇宫，紫禁城当然是按照皇帝的意志，按照供皇帝使用、为皇帝服务的意志建造和维护的。并且，由于紫禁城是中国的皇帝建造的最后的皇宫，由于至少有十几个世纪之久的可继承的传统和可吸取的经验，与以往的皇宫相比，紫禁城建造得无比恢宏无比壮美无比艳丽。

同时也无比规范无比严谨无比标准。紫禁城因此具有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皇权文化在建筑形态上的集中呈现的特征，具有了中国皇权文化的立体化、符号化、图像化的特征，具有了中国皇权文化与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高度统一甚至是完美统一的特征。

在紫禁城落成近600年之际，走进紫禁城的人数连年超过1600万!如所有的帝王一样，建造紫禁城的明朝永乐皇帝朱棣希望朱家的帝业承传万世。但他绝对想象不到，几百年之后，他的宫殿却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作为世界上保存最为完整、规模最大的中国皇宫建筑群，成了全世界参观人数最多的游览胜地。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紫禁城作为皇权统治核心功能的终结，是民主革命的结果;皇帝的旧宫殿转型为人民的博物馆，是民国时代的文化革新与文化建设的结果。在紫禁城这样一个空间不曾改动的“图像”中，随着时间的流动，演绎着皇朝与民国、君主与民主、集权与公权的对峙与交替。

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我所指的理性解读，是指以民主的科学的价值观，还原、认识、评价紫禁城的历史，即透过紫禁城的显性图像，身临其境地认识紫禁城与帝制时代的体制制度、礼仪规范，与皇帝的执政行政，与皇家的宫庭生活，及其与历史发展、国家命运、民众生活的关系。

感性领悟是指在感受着紫禁城强烈的视觉冲击与心灵震撼时，仔细体味紫禁城建筑的美不胜收。我所指的思索、探寻理性解读与感性领悟之间的关系，是指进一步追问政治文化与建筑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古代建筑艺术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

从建筑的原创理念和实际功能看，紫禁城其实是一个“主题先行”的艺术结晶，即中国帝王意志、统治思想、传统文化的艺术结晶;紫禁城不是在建筑美学的指引下完成的。

而是在帝制、宗法、礼教理念的指引下完成的;或者说是古老文化、政治体制、社会结构、礼制理念左右了建筑审美取向。这正是中国古代宫廷建筑审美的独特性、根柢性所在。宏大的建筑源于深厚的文化。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古建筑

中国古建的衰落，与封建社会的结束没有关系，主要还是因为中国古建在材料技法上缺乏创新。首先你不能把“中国古建”理解为“古代”建筑，所谓古建，实际上是中式建筑，是中国文化土壤中诞生的建筑工艺，中式建筑采用的多是天然木材，和家具一样不用钉子，而是用斗拱交错搭接，这样的建筑成本是非常昂贵的，而且防火性能极差。西方建筑从希腊式、罗马式到哥特式，从巴洛克建筑到纽约帝国大厦，再到芝加哥摩天大楼，形成了欧洲建筑文化的发展轨迹。近代100多年来，西方入侵中国的同时也带来了欧洲建筑文化，由于西方建筑造价低廉，安全性好，所以在和中国古代建筑竞争的时候取得了压倒性优势，这是一个自然淘汰的结果。中式建筑在明清之后没有大的发展，建材没有创新，技法也是一成不变；而西方建筑则在材料上不断改进，从水泥到钢筋混凝土，从钢结构到玻璃幕，日新月异，技法上从现浇到预制，甚至今天出现了集成，显得生机勃勃。在这个背景下，20世纪后，中式建筑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所以说明清建筑是最后的高峰期。

　　建筑但凡能成为一个完善的体系，则必然有其深厚的社会文化根源，既不可能无缘无故地产生，也不可能无缘无故地消亡。因此，研究传统建筑，只有结合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才可能探明其真义，也只有这样，才能判别良莠，决定取舍。
　　一 农耕文明的若干特征及其在建筑设计意念中的反映
　　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无论是精英文化的诸子百家还是作为民俗文化的民间信仰和风俗，大多可以归纳到“以耕作居于支配地位”、社会分工不发达、生产过程周而复始的农业文明的范畴之中。中华传统文化的一系列基本性格，其根源都深植于这样一种经济生活当中。
　　这种农耕文化以其深刻的影响力，无孔不入地左右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建筑，尤其是官式建筑，作为社会文化的载体，在许多方面表露出与之相应的特征。
　　1 务实精神
　　农耕生活“一份耕耘，一份收获”的特征渐渐形成了一种求真务实的群体趋向。农人在农耕活动中认识到“利无幸至，力不虚掷”的真理。这种农人的务实之风也感染了文化人，于是“大人不华，君子务实”便成为贤哲们一向倡导的精神。正是这种民族性格使中国人发展形成了实用、理性而不太注重纯科学玄想的特征。“重实际而轻玄想”的另一种表现在于对待宗教的态度上。自周秦以后2 000余年，基本上没有陷入全民族的宗教迷狂，实用理性逐渐成为根深蒂固的民族精神。
　　这种实用理性的务实精神，在建筑上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其一是注重结构逻辑的真实性，很少刻意地附加装饰。
　　中国古典建筑是建立在一套完备的木框架结构的技术体系之上的，一直十分注重结构逻辑的真实性的表达与传递。从椽、檩、梁、柱到基础的结构力学传承，关系非常清楚。不仅如此，有些看似装饰物的构件，也有其结构方面的原始需求。如雀替，似乎是为了解决立面构图问题而发展的，但是本身也是出于一种构造上的需要演化而来的。又如室内装修的“彻上露明造”。为了避免屋顶构架的木材朽坏，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它们处在一个干燥通风的环境之中。因此，很多时候不在室内另作天花，而是让构造完全暴露出来，对各个构件作适当的装饰处理，就形成了“彻上露明造”。
　　在中国古典建筑中，纯粹装饰的构件是很少的。构件一般是在充分反映用途和构造的情况下，加以有节制的装饰完成的。适用则可，绝不无谓添加。
　　其二是以人体尺度为出发点，不求高大永恒。
　　中国古典建筑体系一直坚持着有节制的人本主义建造原则。无论什么类型的建筑，都很少建像西方教堂那样超尺度的东西。中国建筑的庞大，是通过小尺度单位的“院”不断有规律地衍生而产生的。不论建筑群多么庞大，人在其中活动，所感受到的永远是与人相亲和的尺度。这种设计取向，正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中实用理性思想居于统治地位的特点，迥异于西方在神学迷狂之下所追求的超尺度。
　　在审美方面，中国建筑给人设定的路径决定了人在其中是以一个个院落为中心对建筑进行审视的。故而在建筑设计中，匠师们仅就院中视野所及进行仔细推敲，而对目光不及的侧面则彻底不管，任其质朴平淡，从而形成了立面构图的“场景式”特征。步移景异，则是以面为单位在变，而不是如西方的以体为单位进行。这种“二维”审美特点，是真切认识古建设计的一把钥匙，可以纠正长期以来以西方审美观点来判定中国建筑的误区。
　　2 恒久变易观念
　　农业社会人们满足于维持简单再生产，缺乏扩大再生产的动力，因而社会运行缓慢，大体呈静定状态。这样的环境便易于滋生永恒意识，认为世界是悠久的、静定的。好常恶变，反映在精英文化中，则是一种求“久”的观念，《易传》中所谓“可久可大”，《老子》中所追求的“天长地久”，“深根固蒂，长生久视”。董仲舒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等。反映在民间则是对器具追求“经久耐用”，对统治方式希望稳定守常，对家族祈求延绵永久。
　　反观建筑，恒久观则导致“守常”意识的产生，如以不变应万变、世界在改变而我心以不变待之等心理。在中国传统的设计思想上，对一切的房屋、车、服、礼器等的制作都是采用一种灵活性很大的通用式设计，预计到使用情况有了变化时也可以同样应用。传统的中国式房屋设计原则就采用“通用式”设计思想，“房屋就是房屋”，不管什么用途都希望合乎使用。经久耐用和广泛适应性便成为其追求的目标。
　　与恒久观相辅相成，变易观念在中国也源远流长，并形成“寓变易于保守之中”的特点。历代革新，无不是托古改制，一直走“复古以变今”的思路。这正是农耕经济养育的中华文化在古与今、常与变的问题上的独特表现。
　　建筑则一方面推行灵活多变的“通用”设计原则，另一方面则渐渐形成成熟的“标准化”建造方式。中国传统建筑体系的框架结构和标准化则满足了这种恒久与变异的社会心理的要求。空间与序列的丰富多彩最终落实到平实而定型的标准化框架之中，成为一种得心应手的方式。
　　再深一层次，以不变应万变之心理，在对待事物上，则须有深刻的反观内省的能力，于是在中国对“参悟”情有独钟。注重感受、注重点拨与觉悟的思想，可以说贯穿于古代建筑的每一个层次。例如，中国建筑不注重外表直观的形象，而注重人在其中的序列安排。随着道路穿过一道道大门，便会有一个个院落，使人一次次豁然开朗。建筑序列尤如一轴长卷，且走且思， 道不尽则思不尽，一直达到高潮有豁然醒悟之感。这一点在园林设计中表现得更为充分。古典建筑在重领悟、重层次、重气氛等方面极下功夫， 反倒对单座建筑淡然处之。古人对感受与领悟的追求，远远超过了对于建筑物本身的注视。
　　建筑以恒久的构件和不变的院落，通过无限“衍生”便能演绎出无穷的变化，从而形成了中国古建群体独有的内涵。
　　3 中庸思想
　　“中庸”是中国人的基本精神之一。“中为适应之谓，庸为经久不渝之意”，“中庸”即适用而经久不渝。这一点实际是与“恒久意识”相通的，进而演绎为不偏不倚、允当适度之意。 在人格思想上并不注重强烈的自我表现，而是追求执两端而用中的温顺谦和的君子之风。所谓“君子讷讷于言”。
　　施之于建筑，则表现为不求外显而求内涵的特点。可以认为，君子之建筑亦是“讷之于言”的。中国建筑往往把精华和高潮放到最里面，放到最后面，而前面则只是朴质的墙。庭院深深深几许，精彩之处全在这一层层的化解之中。农耕文化内向型的特征决定了中国古建必然要选择这种重感悟、重内涵的建筑布局方式。
　　二 宗法特征与建筑设计意念
　　中华民族以农业社会形态经历了氏族制度解体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民族血缘纽带解体的不充分决定了后世大量地保留了由氏族社会遗留下来的特征。主要由血缘家族组合而成的农业乡村最终形成了中国千年不衰的宗法制度。
　　注重血脉相承的纯正性以及长幼尊卑的秩序伦常，成为维系宗法制度的必不可分的东西。“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成为一种沿袭久远的传统观念。在中国，宗法制度兼备政治权力统治和血亲道德制约的双重功能。虽然历经动乱，社会经济形态、国家政权形式多有变迁，但构成中国社会基础的始终是由血缘纽带维系着的宗法性组织——家族。
　　“家”在中国古代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家族”与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是一致的，国是大的家，家是小的国，具有“家国同构”的特征。
　　在这样一种社会特征之下，一切思考便均是由“家”开始的。家，是社会思考的基本单位。这一点，在建筑上有着深刻的反映。
　　以家为起点的特征，导致中国古代建筑以“住宅”为发展原型的特征。
　　在中国古代建筑中，有明显的特点表明一切建筑形制均是由住宅发展而来，一切均以住宅概念为原型。西方的教堂不宜作为住宅，中国的住宅却可以改作佛寺，官衙是官员的住宅，佛寺是佛的住宅，皇宫是皇帝的住宅，至于商店也是“前店后居”、是商人的住宅。总之，似乎没有一种类型的房屋是完全和居住无关的，而且，任何一类建筑似乎都是由住宅发展而来的。
　　在古代，住宅和房屋之间的含义是没有分别的。最早的时候称为“宫室”，后来叫作“居处”。居处就是生活起居，以至于包括一切户内工作的地方。在这个总概念之下，似乎无须再作什么房屋种类的详细划分。
　　三 结论
　　综上所述，中国古典建筑体系是一套深受农耕意识影响、与宗法社会相谐调的体系，它在设计意念上是以“家”为思维起点，以住宅为原型而不断衍生的产物。
　　此结论，则是古代建筑体系与社会文化之间关系的初步看法。

　　明清建筑具有明显的复古取向，官式建筑由於形式上斗拱比例缩小，出檐较短，柱的生起，侧脚，卷杀不再使用梁坊的比例沈重，屋顶柔和的线条轮廓消失，故不如唐宋的浪漫柔和，反而建立严肃，拘谨而硬朗的基调，明代的官式建筑已高度标准化，定型化，而清代则进一步制度化，不过民间建筑之地方特色十分明显。但也有极少数特例，如北京故宫线条复杂的角楼。
　　★明清官式建筑详见北京故宫
　　飞云楼在万荣县解店镇东岳庙内，相传始建于唐，现存者建于明正德元年（1506年）重建。楼面阔5间，进深5间，外观三层，内部实为五层，总高约23米。底层木柱林立，支撑楼体，构成棋盘式。楼体中央，四根分立的粗壮天柱直通顶层。这四根支柱，是飞云楼的主体支柱。通天柱周围，有32根木柱支擎，彼此牵制，结为整体。平面正方，中层平面变为折角十字，外绕一圈廊道，屋顶轮廓多变；第三层平面又恢复为方形，但屋顶形象与中层相似，最上再覆以一座十字脊屋顶。
　　飞云楼体量不大，但有四层屋檐，12个三角形屋顶侧面，32个屋角，给人以十分高大的感觉。各层屋顶也构成了飞云楼非常丰富的立面构图。屋角宛若万云簇拥，飞逸轻盈。此楼楼顶，以红、黄、绿五彩琉璃瓦铺盖，木面不髹漆，通体显现木材本色，醇黄若琥珀，楼身上悬有风铃，风荡铃响，清脆悦耳。
　　飞云楼楼体精巧奇特，像这样造型繁丽的建筑在宋元绘画中出现很多，但实物保存极少，所以它具有重要的价值。

　　广西容县真武阁建于明万历元年（1573年），建在容县东门的古经略台上。阁三层，楼层面阔三间，进深一间，底层扩展为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外观三层檐，歇山顶，高13.20米，屋檐挑出很大而柱高甚低，感觉比一般楼阁的出檐节奏加快，使得真武阁不象是一座三层建筑，倒很像是一座单层建筑而有三重屋檐，有强烈的韵律感和动势，但又较一般重檐建筑从容和层次鲜明。再加屋坡舒缓流畅，角翘简洁平缓，给全体增加了舒展大度的气魄，非常清新飘逸，是充分表现中国建筑屋顶美的杰作。底层平面比上二层大出很多，也使轮廓更显生动。真武阁不以浓丽华贵取胜，而以轻灵素雅见长。全阁用了近3000条坚如石制的铁黎木构件，全部外露木面，一律为灰黑色，三重屋面则是绿瓦灰脊，色调极淡雅柔和。登阁远望，隔着南岸广阔的平原，东南山岭巍然矗立，气势雄壮。阁本身高13米，加上台高近20米，也是周围区域观赏的对象。
　　在楼层有四、五根金柱，贯穿二、三层，其柱脚悬空，下离二层楼面5至25毫米，形成此建筑的一个特点。

　　宗教建筑
　　现存的佛寺，多数为明清两代重建或新建，尚存数千座，遍及全国。汉化寺院显示出两种风格：一、位于都市内的，特别是敕建的大寺院，多为典型的官式建筑，布局规范单一，总体规整对称。大体是：山门殿、天王殿，二者中间的院落安排钟、鼓二楼；天王殿后为大雄宝殿，东配殿常为伽蓝殿，西配殿常为祖师殿。有此二重院落及山门、天王殿、大殿三殿者，方可称寺。此外，法堂、藏经殿及生活区之方丈、斋堂、云水堂等在后部配置，或设在两侧小院中。如北京广济寺、山西太原崇善寺等即是。二、山村佛刹多因地制宜，布局在求规整中有变化。分布于四大名山和天台、庐山等山区的佛寺大多属于此类。明清大寺多在寺侧一院另辟罗汉堂，现在全国尚存十多处，尚有新建重者。为了便于七众受戒，经过特许的某些大寺院常设有永久性的戒坛殿。明、清时代，在藏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分布地区和华北一带，新建和重建了很多喇嘛寺。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汉族建筑风格的影响，有的已相当汉化，但总是保留着某些基本特点，使人一望而知。

　　此时期中国佛寺建筑上出现一种拱券式的砖结构殿堂，通称为“无梁殿”，如山西、南京灵谷寺、宝华山隆昌寺中都有此种殿堂建筑。这反映了明朝以来砖产量的增加，使早已应用在陵墓中的砖券技术运用到了地面建筑中来。五台山显通寺内的无量殿为用砖砌成的仿木结构重檐歇山顶的建筑，高20.3米。这座殿分上下两层，明七间暗三间，面宽28.2米，进深16米，砖券而成，三个连续拱并列，左右山墙成为拱脚，各间之间依靠开拱门联系，型制奇特，雕刻精湛，宏伟壮观，是我国古代砖石建筑艺术的杰作。无量殿正面每层有七个阁洞，阁洞上嵌有砖雕匾额。无量殿有着很高的艺术价值，是我国无梁建筑中的杰作。

　　明、清佛塔多种多样，形式众多。在造型上，塔的斗拱和塔檐很纤细，环绕塔身如同环带，轮廓线也与以前不同。由于塔的体型高耸，形象突出，在建筑群的总体轮廓上起很大作用，丰富了城市的立体构图，装点了风景名胜。佛塔的意义实际上早已超出了宗教的规定，成了人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审美对象。因而，不但道教、伊斯兰教等也建造了一些带有自己风格意蕴的塔，民间也造了一些风水塔(文风塔)、灯塔。在造型、风格、意匠、技艺等方面，它们都受到了佛塔的影响。广胜寺飞虹塔为例介绍。

　　飞虹塔在山西洪洞县城东北17公里广胜上寺，为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阁楼式琉璃塔。塔身外表通体贴琉璃面砖和琉璃瓦，琉璃浓淡不一，睛日映照，艳若飞虹，故得名。塔始建于汉，屡经重修，现存为明嘉靖六年（1527 年）重建， 天启二年（1622年）底层增建围廊塔平面八角形，十三级，高47.31米。塔身青砖砌成，各层皆有出檐，塔身由下至上渐变收分，形成挺拔的外轮廓。同时模仿木构建筑样式，在转角部位施用垂花柱，在平板枋、大额枋的表面雕刻花纹，斗拱和各种构件亦显得十分精致。形制与结构都体现了明代砖塔的典型作风。该塔外部塔檐、额枋、塔门以及各种装饰图案(如观音、罗汉、天王、金刚、龙虎、麟凤、花卉、鸟虫等),均为黄、绿蓝三色琉璃镶嵌，玲珑剔透，光彩夺目，形成绚丽繁缛的装饰风格，至今色泽如新，显示了明代山西地区琉璃工艺的高超水平。塔中空，有踏道翻转，可攀登而上，为我国琉璃塔中的代表作。

　　金刚宝座式塔是一种群体塔，俗称“五塔”。它源于南亚次大陆，以佛陀迦耶大塔为典型代表。敦煌莫高窟北朝壁画中曾有出现。但未被推广。藏传佛教大量采用此种五塔形式，作为宇宙模式的一种表征。除藏、蒙地区外，明清时代华北也修建了一些这类塔。以北京和承德地区为多。北京地区著名的有明代真觉寺塔，清代碧云寺塔和西黄寺清净化城塔等。

　　真觉寺坐落在北京西直门外，始建于明成化九年(1473年)。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大修，为避雍正帝胤祯讳，更名大正觉寺。因寺内建有五塔，故俗称五塔寺。明永乐年间(1413年左右)，印度僧人班迪达来到北京，献上金佛5尊和印度式“佛陀迦耶塔”图样。永乐帝下旨建寺造塔，成化九年依所献图样建成。
　　金刚宝座塔由宝座和石塔两部分组成。宝座为7.7米的高台，系砖和汉白玉砌成，分6层，逐层由下而上收进0.5米，外观庄重。最下一层为须弥座，其上5层，每层是一排佛龛，每个佛龛内刻佛坐像一尊。宝座顶上平台，分列方形密檐式石塔5座：中央大塔13层，高约8米，象征毗卢遮那佛；四角小塔各11层，高约7米许，东塔象征阿辁佛；南塔象征宝生佛；西塔象征阿弥陀佛；北塔象征不空成就佛。5塔所象征的佛称五方佛。各塔均由上千块预先凿刻好的石块拼装而成。宝座南北正中辟券门，塔内有石阶44级，盘旋而上，通向宝座上层平台。台上还盖有下方上圆琉璃罩。塔座和塔身遍刻佛像、梵文和宗教装饰。中央大塔刻一双佛足迹，意为“佛迹遍天下”。五塔寺金刚宝座塔各部分比例匀称，给人以坚实而不可动摇的印象。

　　民居
　　北京四合院作是北方合院建筑的代表。它院落宽绰疏朗，四面房屋各自独立，彼此之间有游廊联接，起居十分方便。四合院是封闭式的住宅，对外只有一个街门，关起门来自成天地，具有很强的私密性非常适合独家居住。院内，四面房子都向院落方向开门，一家人在里面和亲和美，其乐融融。由于院落宽敞，可在院内植树栽花，饲鸟养鱼，叠石造景。居住者不仅享有舒适的住房，还可分享大自然赐予的一片美好天地。
　　影壁是北京四合院大门内外的重要装饰壁面，绝大部分为砖料砌成，主要作用在于遮挡大门内外杂乱呆板的墙面和景物，美化大门的出人口，人们进出宅门时，迎面看到的首先是叠砌考究、雕饰精美的墙面和镶嵌在上面的吉辞颂语。通过一座小小的垂花门，便是四合院的内宅了。内宅是由北房、东西厢房和垂花门四面建筑围合起来的院落。封建社会，内宅居住的分配是非常严格的，位置优越显赫的正房，都要给老一代的老爷、太太居住。北房三间仅中间一间向外开门，称为堂屋。两侧两间仅向堂屋开门，形成套间，成为一明两暗的格局。堂屋是家人起居、招待亲戚或年节时设供祭祖的地方，两侧多做卧室。东西两侧的卧室也有尊卑之分，在一夫多妻的制度下，东侧为尊，由正室居住，西侧为卑，由偏房居住。东西耳房可单开门，也可与正房相通，一般用做卧室或书房。东西厢房则由晚辈居住，厢房也是一明两暗，正中一间为起居室，两侧为卧室。也可将偏南侧一间分割出来用做厨房或餐厅。中型以上的四合院还常建有后军房或后罩楼，主要供未出阁的女子或女佣居住。

　　南方地区的住宅院落很小，四周房屋连成一体，称作“一颗印”,适合于南方的气候条件.南方民居多使用穿斗式结构，房屋组合比较灵活，适于起伏不平的地形。南方民居多用粉墙黛瓦，给人以素雅之感。在南方，房屋的山墙喜欢作成“封火山墙”，可以认为它是硬山的一种夸张处理。在古代人口密集的南方一些城市，这种高出屋顶的山墙，确实能起到放火的作用，同时也起到了一种很好的装饰效果。

　　客家土楼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神话般的山村民居建筑。土楼分方形土楼和圆形土楼两种。圆形土楼最富于客家传统色彩，最为震撼人心。客家人原是中国黄河中下游的汉民族，1900多年前在战乱频繁的年代被迫南迁。在这漫长的历史动乱年代中，客家人为避免外来的冲击，不得不恃山经营，聚族而居。起初用当地的生土、砂石和木条建成单屋，继而连成大屋，进而垒起多层的方形或圆形土楼，以抵抗外力压迫，防御匪盗。这种奇特的土楼，后来传布到福建、 广东、江西、广西一的带客家地区。从明朝中叶起，土楼愈建愈大。在古代乃至解放前，土楼始终是客家人自卫防御的坚固的楼堡。

　　此外，我国其它地方的民居也都很有特色。总之，民居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形式比较自由，不受“法式”、“则例”等条条框框的约束，其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借鉴。

　　明清防御性建筑
　　★详见长城

　　明清园林
　　陵墓
　　★详见明十三陵

　　明清建筑技艺

一：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人文性
放眼神州，中华大地上有多少伟大的、举世闻名的古代建筑瑰宝：从南方建筑到北方建筑；从汉族建筑到少数民族建筑；从宫殿建筑到民居建筑；从佛塔建筑到园林建筑……，内容十分丰富，其形式也各不相同，但其指导的思想却是差不多的：特殊的宗教礼法和神权哲学，再加上文学的理念，构成了有别于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中国古代建筑艺术。
中国古代建筑区别于世界建筑最主要的特点是讲求人文式、象征性，追求师法自然，以求达到“天人合一”。这
“天人合一”尽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识，如公明、行远在《论中国绘画传统的形式及特质》中指出：“天人合一”是物我相忘、主客相混，是“主体与客体之间，各自都以牺牲自己的个性化因素为前提，千丝万缕地缀合在一起”（注释4）。其说牺牲自己的个性化因素为前提，显然是不合理的。恰恰相反，中国古代建筑在世界上是非常具有自己的个性特征。从中国整个历史看：“天人合一”应该是生存所致。江宏、邵琦在《中国画心性论》中认为其认知基础在于其生存的不可逆性，在《易经》中可以找到答案（注释5）。
从中国古代的建筑特点和作用来看，我认为是统治者为了统治的需要，与虚无缥缈的神（宇宙）融为一体——神即是统治者。于是中国古代建筑笼上了一种强权和一种看不到的精神铁链。皇帝就标榜自己是星宿下凡，是真龙天子。古代的宫殿、坛庙建筑自然也就有了讲求权力、政治，维护他那个阶级统治的寓意：北京故宫，用一条中轴线穿越帝王帝后的“宫、院”之间，高高在上的太和殿正是帝王发号施令的地方，体现了封建政权的中心，神圣威严。
坛庙建筑又称“礼制建筑”，是为古代宗教礼法服务的一种建筑工具。它用“礼”来制约各类建筑。帝王、官吏和民间祭祀天地、日月、祖先的庙、坛、寺等均属于这类礼制建筑。祭祀活动是古代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因此坛庙建筑反映了古代建筑艺术及其思想的水平。像北京天坛的建筑思想就体现了中国古代的原始神性哲学——“天圆地方”（注释6）。北京天坛占地272公顷，是故宫的三倍半，但却只有天坛与祈年殿两组建筑，其它的是苍松翠柏；它渲染上天至尊、皇权神圣，激发人对上天的无限敬畏和崇拜，将建筑置于人之上而成“神性”，坛庙建筑特殊的威严与让人恐怖的宗教是密不可分的，是为统治者服务的一种象征性建筑，一种美的但却愚昧人民的工具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