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这明末清初的传教士都知道数学天文历法自然科学等等，是因为他们除了传教之外，还从外国的先进文明。当然，这不单指的明末清初的传教士，而是几乎所有的传教士都在做的事情，这里咱们简单的举个例子，比如说在我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利玛窦来说，他即是耶稣会传教士，他还是《山海舆地全图》的绘图者，更是利玛窦记忆宫殿的发明人。

当然，除此之外我还听到过一个关于传教士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我的一位朋友的舅爷爷，那时候他舅爷爷是一个当地的猎户，接长不短儿的舅爷爷就会带着打来的猎物去集市去卖，偶尔遇到品相超级好的兽皮还会拿去皮货店换点酒钱，就是这样一个猎户出身的舅爷爷，在一次打猎归来的时候被同乡叫住了，那时候舅爷爷还在想是什么事儿，但没曾想是一个传教士在找他。

原来，因为这位传教士想要一只鹰做标本，但是找了好几位猎户师傅都做不到不伤及鹰的羽毛，于是乎在四处打听之后找到了舅爷爷，而舅爷爷也在听说传教士想要鹰之后，开始犯怵了。毕竟，猎户能做的就是用工具给鹰打下来，而传教士想要的是舅爷爷将鹰引下来，然后用特殊的方法将其制作成雄鹰状标本。简单说，最终通过舅爷爷多年狩猎经验，成功的将鹰引了下来，并辅助其制作出了更多的标本，并最终继承了这门手艺，将其传承至今。

由此可见，这传教士除了传教之外，还带来了外国的先进文明，这无论是从利玛窦那里，还是从朋友的舅爷爷那里，都得到了有效的验证。

明末清初时期，西方传教士作为最主要的传播媒介，率先拉开了历史上“西学东渐”的序幕。

在达·伽马（Vasco da Gama）开辟连接东西方的新航线之前，由于二者相距遥远，不仅有着高山、戈壁以及大海此类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又有强大一时的奥斯曼帝国阻隔了两地的陆路交通，因此这一时期的西方人对于中国及中国人的了解基本局限于马可·波罗所作的《马可·波罗游记》一书。然而，随着十五世纪末期（1498年）直航亚欧的新航路被开辟，西方人的潜意识里从此对世界地理有了一个较为全新的认识，而与此同时为了探索东方文明古国的奥秘以及追求经济上的刺激，大批的探险家和商人们不惜远涉重洋叩响中国那尊古老而又厚重的大门。当然，在这其中也包含了那些虔诚的传教士们。

史乘记载，最先来华的传教士是西班牙人方济各·沙勿略（S·Francis Xavierius）。作为首批传教士中的一员，方济各·沙勿略怀揣着教会赋予的使命来到位于东方的印度、日本等地传教，然而转辗来到距离广州30余里的上川岛，最终不幸病死于此。

或许冥冥之中真就存在着某种难以剖解的定律，就在方济各·沙勿略去世的同一年，一位意大利籍的婴儿降临人世，他便是后来在清朝初期科学及天文学等前沿领域叱咤一时的利玛窦（Matteo Ricci）先生。

继方济各·沙勿略来华传教失败后，又有一批西方传教士启程并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如巴莱多（Melchior Nunez Barreto）、培莱恩（Franciscus Perez）以及范礼安（Alexander Valignani）等人。遗憾的是，尽管这些人的运气比方济各·沙勿略略好一点（没落得个客死异国他乡的下场），但终究还是没能逃脱被统治者拒之门外的宿命。熟悉这段历史的读者应该清楚，明末清初时期的东南沿海地区由于正处于对外禁海阶段，导致在此期间对西方文化的输入有着一定的阻滞作用。而另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拥有着极其悠久的历史以及璀璨文明的古国，长时间的自信致使其在外来文化的冲击面前多少存在点蔑视心里，故而产生对西方文化发自内心的本能抵御，这一阻滞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要远大于禁海政策的。

但也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中国人对“十字架”抱以不认同和不接受的态度仅是阻碍传教士传教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则是在中央集权机制下的封建王朝，如若未得到上层统治者的应允，在很大程度上是很难将传教工作进行下去的，甚至传教士们连自己的人身安全都无法得到相关保障。因此，这一时期也曾有不少人提出过对中国的劝化工作诉诸于武力，如相关资料记载：

倘中国皇帝过于执拗，故意禁阻传教工作，尽可借军队之力，取消其治国权。

与“武力传教”相反的主张是“学术传教”，这也是方济各·沙勿略多年在东方传教工作的经验总结。所谓“学术传教”，说白了便是先要让中国人对西方和西方文化产生发自内心的好感和渴望，再围绕着这些好感和渴望展开下一步的传教工作。资料记载：“传教必是获华人之尊敬，最善之语，莫若渐以学术收揽人心，人心即附，信仰必定随之”指的便是这个意思。

也或许这些主张“学术传教”的传教士们看清了当时以“华夷秩序”为主导的东方局势，他们心里十分明白，中国是一个能够转移远东局势的国家，若能以某种恰当的方法将中国劝化，其它周围邻国也必定受中国的影响，自动接受劝化，而简单直接的“武力”断然不会是一种恰当的方式。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欧洲教会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处境，即：究竟是哪以“武力”还是以“学术”作为入华传教的基本策略。

打个不是很恰当的比方：16世纪，在“一手拿圣经，一手拿宝剑”和“一手拿圣经，一手拿学术”之间，欧洲教会必须要做出最后的抉择。

最终，他们在二者之间选择了后者，决定用科学知识作为来华传教的手段。

事实上，来华的传教士们最早是以“西僧”自称的。

由于当时中国的地方官员（传教士最早接触的是地方官员）并不清楚传教士与和尚之间的区别，因此将来华传教的传教士们一度视为中国的和尚，并赠与其僧服。而作为无任何来华经验的传教士们因对彼时中国文化的了解十分匮乏，以至于误认为以僧人的身份可以快速适应中国的环境，并得到当地人们的尊敬，从而能够相对轻易地开展劝化工作。因此，这一时期来华的传教士们多以“西僧”自称。

然而，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僧人”的身份似乎并不会引起上层统治者对他们产生由衷的敬意，反而那些通过传统的科举考试进入国家统治机构且身穿儒服的士大夫们在当时的大环境下更容易受到人们尊敬，也享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和特殊权益。基于如此，为了尽快融入中国社会，他们的身份开始由僧人逐渐过渡为通晓儒学的士大夫。因而，这一时期的传教士们又以“西儒”自称。

当然，想要在中国这一复杂的环境下完成“西僧”至“西儒”身份的转变，传教士们还有一段路要走。为了以最快的速度走完这一段路，他们采取了一系列符合中国本土士大夫气质和特色的措施，如穿着儒服、研究儒学、尊崇孔子等等。

事实证明，这些传教士们最终顺利地完成了由“西僧”到“西儒”身份的转变。

通过学习和研究儒家文化等应中国社会背景需要的方式开展传教工作的同时，这些传教士们还采取了积极的“吸引”策略，即以西方较为先进的科学技术、人文思想去吸引当时中国的士大夫阶层，以便增强这一时期的人们对西方国家及其文化的认知，从而进一步展开传教工作。

利玛窦编制的《舆地山海全图》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传教士们也逐渐发现相较于纯粹的宗教理论，西方的科学技术在中国更加受到人们的青睐，如天学、数学、地理学及火器制造等方面。众所周知，彼时的中国在科学技术领域虽有所发展，但祖宗留下来的“四大发明”显然已不足以满足这一时期国家的各方面需求，因此，当这些西方传来的“高科技”被传教士们一一展现在人们的眼前时，充满需求的眼光便会慕名而来，而在此期间向人们的脑海中输入“十字架”的思想也就再适合不过了。在这里边除了包含普通的士大夫阶层外，还有那些渴望得到火器制造技术及天学研究技术的统治者们。举个最明显的例子：清朝初期的一场“历法之争”，让汤若望一举成为清代钦天监举足轻重的人物。

结交上层统治者的成功，从某种意义上讲便是这些传教士们在华开展传教工作的第一步的成功，此举不仅奠定了“十字架”在中国日后的地位，同时也间接印证了当初以方济各·沙勿略等人为首主张“学术传教”策略的成功。

时至境迁，不可否认的是尽管明末清初时期西方传教士们打着“学术”的幌子来华传教，但从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和中国科技进步的角度上来看，它所带来的积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正如英国著名科学技术史专家在其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当中所讲的那样：

在文化交流史上没有一件和17世纪传教士那样一批欧洲人的入化相比，因为他们充满了宗教热情，同时又精通随欧洲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兴起而发展起来的科学……即使说他们把欧洲的科学和数学带到中国只是为了传教目的，但由于当时东西两大文明仍相互隔绝，这种交流作为两大文明之间文化联系的最高范例，仍是永垂不朽。

然而，令人真正遗憾的是，这些由传教士不远万里传来的西学知识并没有完全引起清朝统治者的重视，甚至一度被当作为刺激封建统治秩序的“奇技淫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