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方）：我们认为，辛亥革命是一次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

　　第一，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华民国，推动了历史了进步。诚然，民主共和制度在当时的中国只徒具形式，但这个形式在人们观念上引起变革不容忽视。经过辛亥革命，人们意识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在这种情况下，各种政党，社会团体和报章杂志像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政治空前活跃，民族精神普遍高涨，它为中国的继续前进创造了条件。

　　第二，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颁布了很多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法令和措施，大大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中国大地上迅速掀起了一个如火如荼的兴力实业的热潮。仅在1912至1919年间，新建厂矿四百七十多个，投资近9500万元；全国煤炭1911年产量为813万吨，1914年增至1418万吨，全国面粉厂在这一时期更是由40家增至120多家。对中国的工业化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第三，辛亥革命给人们带来了一次思想上的大解放。使人们从忠君爱国走向革命救国，这是中华民族近代觉醒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这个过程中，维新与保守、革命与保皇经过激烈较量，使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封建皇权思想受到冲击和唾弃。在长达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封建皇帝是上天的代表，人民群众只是皇帝的奴仆和子民。辛亥革命坚决打倒皇帝，并从舆论上对君权神授观念和皇权思想进行鞭打和批判，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和民主运动的高涨。这是中国近代史进程空前加快，迅速走向“五四”运动，走向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一个重要背景。

　　因此，我们说辛亥革命大大促进了中国历史发展，可以说，没有辛亥革命，便没有“五四”运动，便没有以后历史的发展。把辛亥革命称为二十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大变化，它是当之无愧的。

　　（反方）我们说，辛亥革命是一次失败的资产阶级革命。

　　首先，辛亥革命没有完成它预期的目标，即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它只完成了第一项——民族主义，其它民权、民生主义长期挂着欠账。而且就民族主义来说，完成的也仅仅是“驱除鞑虏”。各个帝国主义势力原封不动地保存。在北洋军阀的反对统治下，三民主义成了纸面上的东西，他们挂着羊头卖狗肉，虽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而且，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由于面临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立宪派旧官僚的内部压力，被迫交出了政权，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革命的方向。

　　其次，资产阶级把革命目标只限于反对清朝皇帝，他们认为“清帝退位”就是专制已除，革命就大功告成。正因为如此，后来袁世凯才能以清帝退位为交换条件窃取政权，破坏革命，革命派不仅没能识破袁世凯的反革命两面手法，相反竟把他作为同盟者，这就说明革命派反对封建主义是不彻底的。再者，领导这次革命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缺乏明确的反帝纲领和具体行动，由于资产阶级历史的局限性，他们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他们认为建立资产阶级国家，西方是会赞助的，孙中山不仅没有辩明帝国主义的所谓“中立”的伪装，反而以承认清政府与帝国主义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为代价，和帝国主义维持支好关系。

　　再次，辛亥革命的领导者未能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参加斗争，在同盟会的纲领中，虽提出“平均地权”的口号，但却没能找到解决土地问题的措施来实现它，从而失去动员农民群众的作用，失掉了农民的支持。正是由于脱离了农民群众，革命力量薄弱。同时，革命党人没有建立和掌握一支有组织的革命武装，也没有建立一条正确的组织路线，只依靠新军和会党举行起义，然而，新军、会党成员复杂，他们中大多数人接受立宪和旧官僚，因此，政治信仰不一致，思想上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所以始终冰山有形成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这支队伍在旧势力的煽动下往往会变成破坏革命的力量，很难应付反动势力的反扑，更不能领导革命取得胜利。

　　辛亥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已不能通过资产阶级领导完成，而必须经过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

　　（自由辩论）（正方）：辛亥革命推翻了二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度，这是有目共赌的事实，难道不能说明革命的成功吗？

　　（反方）：推翻了旧制度，只能说是成功的一半。是否真正的取得成功，还要看是否建立了一个新的制度。我们看看推翻帝制后的中国的情况：先是孙中山把政权拱手让给了袁世凯，袁世凯上台后，依然进行着专制独裁统治，甚至还于1915年底称帝，袁死后，中国更是陷入了长达几十年的军阀割据局面。你说，革命成功了吗？

　　（正方）：尽管这样，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华民国取代腐朽的清王朝，你难道能不说这是社会的进步？

　　（反方）：对，在形式上进步了。可是，中华民国只是一个虚壳，中国并没有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中国的经济也并不见得比以前有多大的起色。我进行一个简单的比较：革命前，国家是统一的，革命后，特别是1916年以后，却是军阀纷争，国家的税收都拿却打仗了，拿什么去发展经济？革命前，外部环境稳定，经济状况好，国家的财政赤字约八千万两，而革命后的1912年，赤字却高达两亿八千万两，不借外债就活不下去，这状况更便利外国操纵中国的政权。这难道叫成功吗？

　　（正方）：财政赤字数额多少并不一定能说明经济状况的好坏。辛亥革命后，民族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发展。从1912年到1919年，中国新建厂矿有600多家，新增资本达一亿三千多万元，超过过去的半个世纪。其中纺织业和面粉业等轻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还出现了张謇，周学熙、荣德生、荣宗敬等著名实业家。这不是很能说明辛亥革命仍然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吗？

　　（反方）：但是，辛亥革命后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最主要的原因是1914—1919年间帝国主义国家忙于一战，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1919年后，中国经济迅速恶化就说明了这一点，因此辛亥革命后中国经济发展主要并不是辛亥革命带来的。

　　（总结陈词）

　　（正方）：正方的发言能充分运用书本知识及掌握的材料，明确而全面阐述了己方的观点，并从多方面论述了辛亥革命成功的表现。在论述中做到有理有据，富有说服力。但是，也存在一些缺陷，如存在一些时间概念上的失误：“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其实中国的封建制度真正存在的时间只有二千多年（公元前476年—1912年），而并不是几千年。

　　（反方）：反方辩手从革命的目标、任务、成员多方面去说明自己的观点，辩驳有力，令对手不易反驳，其体现了辩手们高超的辩论技巧和丰富历史知识，但可惜的未充分说明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源——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的具体表现。
　　回答者：chunlinwengen - 试用期 一级 12-6 0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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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者： junmok - 试用期 一级

　　谢谢啊~~ 我是一个初一的学生，正好需要这方面的资料。实在太谢谢啦~！！
　　评论者： 星园幽莉 - 试用期 一级

　　其他回答共 2 条
　　一、辛亥革命的成功和失败

　　始于十九世纪中叶的近代中国，在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下，陷入苦难深重和极度屈辱的深渊中。国家的主权被剥夺，经济命脉被控制在外人手中。封建专制主义的清皇朝统治中国已有二百年，在面对西方列强侵略的严重形势下，不能采取有效的自强措施，反而压制一切使中国政治和社会有所进步的趋势，顺从帝国主义的意愿，听任它们宰割中国。清皇朝在它的末期已成为一个卖国的、极端腐败的、扼杀中国的生机因而深受人民痛恨的政权。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人是带着八国联军侵占首都北京的民族耻辱进入二十世纪的。那时，展现在中华民族面前的仿佛只是一片濒临毁灭的悲惨黯淡的前景。

　　曾经在人类历史上创造过光辉的古代文明的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绝不甘心长期忍受这种屈辱生活。1902年到日本留学的鲁迅写下过这样的诗句：“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阇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喊出了那时多少爱国者满腔悲愤的心情。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合压迫，是中国的民族灾难和人民痛苦的根源。它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政治的进步。如何反对外国的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如何摆脱封建专制统治下造成的黑暗和愚昧？如何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使之臻于繁荣富强的境地？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是中国的先进分子反复思考的主要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已经有过许多献身于民族进步事业的人民英雄。为了改变祖国的境遇和命运，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几乎没有间断过。可是，历次反对外国侵略的战争也好，太平天国的农民革命也好，鼓吹爱国救亡和变法图强的戊戌维新运动也好，起自社会下层并有着广泛群众规模的义和团运动也好，一次又一次地都失败了，无数志士仁人为此而抱终天之恨。

　　历史总是不停步地前进着，并且不断地呈现新的内容。随着民族危机的进一步深刻化，随着中国社会内部新的社会力量（主要是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初步成长，在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领导下，一场新的革命运动又开始了。

　　孙中山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也是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当他1894年在檀香山成立革命小团体兴中会的时候，第一次响亮地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他在1905年发起成立的中国同盟会，完整地提出以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目标的政治纲领，并且努力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这个纲领。同盟会的誓词写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场革命的直接目标是推翻清朝政府，而这个政府已经是帝国主义列强用来统治中国的工具，因此这场革命实质上具有反对帝国主义的性质。这场革命号召推翻中国两千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这以前，虽然已有人受欧风美丽的影响而提出怀疑君主政治的思想，但他们不敢设想在中国推翻君主制度和由它代表的社会制度。孙中山鼓吹民主共和国的理想，在人们面前树立起一种新的目标。从这时候起，中国人民开始自觉地为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国家而进行斗争。毛泽东曾经这样评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①。

　　这场革命的目的是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

　　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在回顾辛亥革命时写道：“革命之目的，非仅仅在于颠覆满洲而已，乃在于满洲颠覆以后，得从事于改造中国。”那就是：“政治方面，由专制制度过渡于民权制度；经济方面，由手工业的生产过渡于资本制度的生产。”值得注意的是，当人们醉心于学习西方的时候，孙中山已察觉到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存在某些弊端，认为“欧美强矣，其民实困”，“社会革命其将不远”①。孙中山受到在西方已经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企图使他提出的纲领带有某种社会主义的色彩，但不管他主观上怎么想，按照他的“平均地权”主张实行起来，客观上仍只能是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

　　中国同盟会在成立后几年间，同在它影响下的其他革命团体一起，积极展开革命宣传鼓动工作，联络会党（主要是南方几个省的三合会等江湖帮会组织）和新军（清朝政府在甲午战争失败后建立的、采用新式军械和新式训练的军队）发动一次又一次的武装起义。每次起义的失败都在全国民众中扩大了革命的影响，加深了人们对清政府的憎恶。革命形势在全国范围内逐渐成熟。

　　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和它取得的成功，证明帝国主义列强毕竟不能任意地支配中国的命运。这次革命的意义在于：它不仅推翻了清皇朝，而且使几千年来的君主专制制度从此结束，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这对推动中国社会进步、促进中国人民思想解放所起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被推翻的清皇朝既是封建统治势力的总代表，又已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驯服工具。人民战胜了这个卖国的封建的专制政府，就一下打乱了中国原有的反动统治秩序，使它再也无法重新稳定下来，从而为此后革命斗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取得的胜利是巨大的。

　　辛亥革命也有明显的弱点：它没有能提出一个明确而完整的反对外国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对封建社会制度的政治纲领，没有能比较广泛地发动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下层劳动群众，没有形成一个能够胜利地领导这场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原因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实在太微弱了，并且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有着难以完全割断的联系，而同广大的下层劳动群众严重脱离。这就使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勇气也没有力量把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进行到底。

　　辛亥革命以同旧势力妥协告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并没有受到削弱，在农村中也没有出现一次社会大变动。中华民国虽然成立了，革命果实却落到帝国主义所中意的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里。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依然处在极端贫穷落后的状态。孙中山曾沉痛地说：“政治上、社会上种种黑暗腐败比前清更甚，人民困苦日甚一日。”①辛亥革命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又是失败了。

　　尽管如此，辛亥革命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伟大功绩是不可抹煞的。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从不忘记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许多革命先驱者的业绩，而辛亥革命便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以前的一次最重要的革命。如果脱离中国近代革命史的全过程来观察问题，也许会把辛亥革命看作不过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但它并不是不结果实的。辛亥革命的胜利鼓舞中国人民继续奋斗。它的失败，又给中国人民中的先进分子以深刻的启发，使人们逐渐觉悟到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不可能的，必须另外探索新的道路来求得国家的独立富强和人民的自由幸福。

　　毛泽东曾经明确地指出：“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②

　　从辛亥革命的爆发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间相隔只有十年。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老一代革命家们，几乎没有例外地参加过辛亥革命或受到过这次革命的深刻影响。这些老一代共产党人和许多后来同共产党合作的民主人士是从辛亥革命出发再继续向前迈进的。共产党人林伯渠在回顾自己的思想历程时说：“辛亥革命前觉得只要把帝制推翻便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后经过多少挫折，自己所追求的民主还是那样的遥远，于是慢慢的从痛苦经验中，发现了此路不通，终于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这不仅是一个人的经验，在革命队伍里是不缺少这样的人的。”①因此，可以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的胜利看作是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发展，这些胜利也是辛亥革命最后结出的丰硕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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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是重大的。然而这场革命在终极意上失败了。

　　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没有提出一个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未能比较广泛地发动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下层劳动群众。没有形成一个能够领导这场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以同旧势力妥协而告终，革命果实落到帝国主义支持下的袁世凯的手里。在客观上由于中外反动势力的绞杀。因为如此，辛亥革命失败了，它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也没有得到彻底改变。
　　<P></P> 辛亥革命虽然失败了，但从社会历史影响上来看却是功不可没。它推翻了封建专制统治；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它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推动了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

　　辛亥革命是一次不彻底的和失败的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革命。这是我国史学界公认的定论，毋庸置疑。但是不能因此推论：辛亥革命在任何方面都是不彻底的，失败的。细想起来，辛亥革命至少有一个方面是彻底的、成功的，就是推翻了中国历时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

　　辛亥革命作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虽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根本任务，其成就逊于西欧、北美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在彻底铲除封建帝制这一点上，却远胜于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各国。辛亥革命一声炮响，不仅赶跑了清朝皇帝，还使中国绵延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从此永绝。从民元到民六。期间虽经袁世凯帝制自为张勋复辟，但只不过是两场短暂的闹剧，并没使民国中断，更没有像法兰西那样出现两次帝国，三次共和国的波折。

　　在世界历史上，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是要经过许多艰难曲折的，并没有出现过一帆风顺的情况。英法两国为鉴。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由于自身的力量严重不足，故虽经许多艰难曲折，还是不能完成的比较好的英法，一个（英）却没有完成彻底消灭君主制的任务，另一个（法）却要经过三起三落，费时82年才彻底消灭君主制。相比之下，软弱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却是首年起义，次年推翻帝制，其后并迅速平息了两次复辟活动，从此再无人问津帝制。对世界资产阶级革命史上的一这个大奇迹，能认真注意到的学者，能有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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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答者：罚留堂 - 高级经理 六级 12-3 13:33

　　辛亥革命有成功之处也有失败之处，不能绝对的说它成功或者失败，它的成功之处是，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提高了国民是思想眼界，看到了世界的发展潮流，这使以后的张勋复辟，袁世凯称帝都失败了；它的失败，败在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了，没有建成统一的资本主义社会，也没有形成同意的权威的中央政府。一、辛亥革命的成功和失败

　　始于十九世纪中叶的近代中国，在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下，陷入苦难深重和极度屈辱的深渊中。国家的主权被剥夺，经济命脉被控制在外人手中。封建专制主义的清皇朝统治中国已有二百年，在面对西方列强侵略的严重形势下，不能采取有效的自强措施，反而压制一切使中国政治和社会有所进步的趋势，顺从帝国主义的意愿，听任它们宰割中国。清皇朝在它的末期已成为一个卖国的、极端腐败的、扼杀中国的生机因而深受人民痛恨的政权。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人是带着八国联军侵占首都北京的民族耻辱进入二十世纪的。那时，展现在中华民族面前的仿佛只是一片濒临毁灭的悲惨黯淡的前景。

　　曾经在人类历史上创造过光辉的古代文明的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绝不甘心长期忍受这种屈辱生活。1902年到日本留学的鲁迅写下过这样的诗句：“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阇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喊出了那时多少爱国者满腔悲愤的心情。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合压迫，是中国的民族灾难和人民痛苦的根源。它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政治的进步。如何反对外国的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如何摆脱封建专制统治下造成的黑暗和愚昧？如何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使之臻于繁荣富强的境地？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是中国的先进分子反复思考的主要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已经有过许多献身于民族进步事业的人民英雄。为了改变祖国的境遇和命运，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几乎没有间断过。可是，历次反对外国侵略的战争也好，太平天国的农民革命也好，鼓吹爱国救亡和变法图强的戊戌维新运动也好，起自社会下层并有着广泛群众规模的义和团运动也好，一次又一次地都失败了，无数志士仁人为此而抱终天之恨。

　　历史总是不停步地前进着，并且不断地呈现新的内容。随着民族危机的进一步深刻化，随着中国社会内部新的社会力量（主要是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初步成长，在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领导下，一场新的革命运动又开始了。

　　孙中山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也是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当他1894年在檀香山成立革命小团体兴中会的时候，第一次响亮地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他在1905年发起成立的中国同盟会，完整地提出以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目标的政治纲领，并且努力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这个纲领。同盟会的誓词写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场革命的直接目标是推翻清朝政府，而这个政府已经是帝国主义列强用来统治中国的工具，因此这场革命实质上具有反对帝国主义的性质。这场革命号召推翻中国两千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这以前，虽然已有人受欧风美丽的影响而提出怀疑君主政治的思想，但他们不敢设想在中国推翻君主制度和由它代表的社会制度。孙中山鼓吹民主共和国的理想，在人们面前树立起一种新的目标。从这时候起，中国人民开始自觉地为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国家而进行斗争。毛泽东曾经这样评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①。

　　这场革命的目的是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

　　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在回顾辛亥革命时写道：“革命之目的，非仅仅在于颠覆满洲而已，乃在于满洲颠覆以后，得从事于改造中国。”那就是：“政治方面，由专制制度过渡于民权制度；经济方面，由手工业的生产过渡于资本制度的生产。”值得注意的是，当人们醉心于学习西方的时候，孙中山已察觉到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存在某些弊端，认为“欧美强矣，其民实困”，“社会革命其将不远”①。孙中山受到在西方已经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企图使他提出的纲领带有某种社会主义的色彩，但不管他主观上怎么想，按照他的“平均地权”主张实行起来，客观上仍只能是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

　　中国同盟会在成立后几年间，同在它影响下的其他革命团体一起，积极展开革命宣传鼓动工作，联络会党（主要是南方几个省的三合会等江湖帮会组织）和新军（清朝政府在甲午战争失败后建立的、采用新式军械和新式训练的军队）发动一次又一次的武装起义。每次起义的失败都在全国民众中扩大了革命的影响，加深了人们对清政府的憎恶。革命形势在全国范围内逐渐成熟。

　　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和它取得的成功，证明帝国主义列强毕竟不能任意地支配中国的命运。这次革命的意义在于：它不仅推翻了清皇朝，而且使几千年来的君主专制制度从此结束，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这对推动中国社会进步、促进中国人民思想解放所起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被推翻的清皇朝既是封建统治势力的总代表，又已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驯服工具。人民战胜了这个卖国的封建的专制政府，就一下打乱了中国原有的反动统治秩序，使它再也无法重新稳定下来，从而为此后革命斗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取得的胜利是巨大的。

　　辛亥革命也有明显的弱点：它没有能提出一个明确而完整的反对外国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对封建社会制度的政治纲领，没有能比较广泛地发动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下层劳动群众，没有形成一个能够胜利地领导这场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原因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实在太微弱了，并且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有着难以完全割断的联系，而同广大的下层劳动群众严重脱离。这就使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勇气也没有力量把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进行到底。

　　辛亥革命以同旧势力妥协告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并没有受到削弱，在农村中也没有出现一次社会大变动。中华民国虽然成立了，革命果实却落到帝国主义所中意的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里。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依然处在极端贫穷落后的状态。孙中山曾沉痛地说：“政治上、社会上种种黑暗腐败比前清更甚，人民困苦日甚一日。”①辛亥革命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又是失败了。

　　尽管如此，辛亥革命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伟大功绩是不可抹煞的。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从不忘记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许多革命先驱者的业绩，而辛亥革命便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以前的一次最重要的革命。如果脱离中国近代革命史的全过程来观察问题，也许会把辛亥革命看作不过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但它并不是不结果实的。辛亥革命的胜利鼓舞中国人民继续奋斗。它的失败，又给中国人民中的先进分子以深刻的启发，使人们逐渐觉悟到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不可能的，必须另外探索新的道路来求得国家的独立富强和人民的自由幸福。

　　毛泽东曾经明确地指出：“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②

　　从辛亥革命的爆发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间相隔只有十年。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老一代革命家们，几乎没有例外地参加过辛亥革命或受到过这次革命的深刻影响。这些老一代共产党人和许多后来同共产党合作的民主人士是从辛亥革命出发再继续向前迈进的。共产党人林伯渠在回顾自己的思想历程时说：“辛亥革命前觉得只要把帝制推翻便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后经过多少挫折，自己所追求的民主还是那样的遥远，于是慢慢的从痛苦经验中，发现了此路不通，终于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这不仅是一个人的经验，在革命队伍里是不缺少这样的人的。

辛亥革命开辟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新路，创造了西方文化能涌入中国的政治环境。以此为前提，才可能出现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是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也是借鉴西学，改造国故，创进新学的运动。至上世纪30年代，当时的中西学融合起来，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成熟了，出现一批代表性的学术著作，奠定了人文社会科学发展至今的坚实基础。在人文社会科学中，考古学起步稍晚，但是一个迅速发展的学科。1921年，安特生将现代考古学传入中国，发掘了仰韶村，证实中国史前曾发育出一支灿烂的文化——仰韶文化，敲响了史学中的传说时代的丧钟，中国考古学得以进入世界学术视野。自1926年起，经傅斯年、李济、裴文中、梁思永、徐旭生和苏秉琦这些先辈的努力，至1930年代后期，中国考古学已相当成熟，赶上了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步伐，不仅在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商周和战国秦汉方面积累了一批可供一定规模的综合研究的资料，而且将旧石器时代和殷墟考古推进到了当时世界考古学的先进行列。旧石器考古提出了中国猿人、河套人和山顶洞人自早至晚序列的认识；殷墟考古，超出了“疑古”，揭示出一个光辉夺目的青铜时代的文明。我们的先辈在这两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令世人瞩目。
从洪秀全、孙中山到康有为和严复，一批先进的中国人苦苦追索过资本主义的文明，另一些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有识之士反思过中国人对西方资本主义认识的历程。最早认真思考总结中国近代化历程的是梁启超，他在1898年撰写《戊戌政变记》时，已把鸦片战争后六十年间中国“变法”的历史，即近代化的历程分为四界：“自道光二十年割香港，通五口，魏源著《海国图志》，倡师夷长技以制夷之说，林则徐乃创译西报，实为变法之萌芽，然此后二十余年，叠经大患，国中一切守旧，实无毫厘变法之说也，是为第一界。同治初年，创巨痛深，曾国藩曾借洋将，渐知西人之长，创制造局以制器译书，设方言馆，创招商局，派出洋学生，文祥亦稍知时局，用客卿美人蒲安臣为大使，遍交泰西各国，变法之事，于是筚路开山矣。当时又议选翰林部曹，入同文馆学西文，而倭仁以理学重名为宰相，以死争之，败此大举，且举国守攘夷之说，郭嵩焘以通才奉使，深明时局，归昌言，为朝士所攻，卒罢去。至于光绪甲申，又二十年，朝士皆耻言西学，有谈者诋为汉奸，不齿士类，盖西法萌芽，而俗尚深恶，是为第二界。马江败后，识者渐知西法之不能尽拒，谈洋务者亦不以为深耻，然大臣未解，恶者尚多，议开铁路，犹多方摈斥，盖制造局译出之书，三十余年，而销售仅一万三千本，京师书肆尚无地球图，其讲求之寡可想矣，盖渐知西学，而莫肯讲求，是为第三界。然尽此六十年中，朝士即有言西法者，不过称其船坚炮利制造精奇而已，所采用者，不过炮械军兵而已，无人知有学者，更无人知有政者。自甲午东事败后，朝野乃知旧法之不足恃，于是言变法者乃纷纷，枢臣翁同和首先讲求，辅导皇上，决意变法，皇上圣明，日明外事。乙未五月翁同和拟旨十二道，欲大行变法之事，以恭邸未协而止，然朝士纷纷言新法，渐知学堂为变法之本，而皇上频催办铁路矿务学堂之事，未几西后复收大权，皇上几被废，新政遂止。然而强学会《时务报》大呼于天下，天下人士咸知变法，风气大开矣，是为第四界。”（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第21页。）梁启超把中国向西方学习，推行近代化的历程界定为四个阶段，站在今天的层面上返观，自有不尽科学之处，但他第一次用历史的眼光勾勒出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艰难曲折。他认为中国完全意义上的近代化是从戊戌维新开始的，所以他高度评价戊戌维新：“虽骤起而卒蹶，后有作新中国史者，终不得不以戊戌为第一章。”（梁启超：《公祭康南海先生文》，《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四（上），第30页。）梁启超把戊戌维新看作中国近代化的开端，有其独到的见解，但附加了浓厚的个人感情色彩，有把历史真迹放大的倾向。

抽大烟

（一）起步阶段（1840—1895）

1840年发生鸦片战争以后,传统受到了现实的严峻挑战,中国人对近代化的探索开始了.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表明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清政府的近代化探索失败。

（二）整体发展阶段（1895—1919）

“整体发展”体现在近代化在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全面展开,近代化内涵的全面体现和资产阶级在近代化过程中的主角地位的充分体现。

（三）曲折前进与新发展阶段（1919—1949）

在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极为尖锐复杂的历史环境下,近代化艰难地进行,同时,增加了新的内涵。

扩展资料

近代化与民族民主革命的关系

近代中国面临着两大历史任务,一是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完成民族民主革命任务,二是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完成近代化任务.

1、民族民主革命是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民主革命的开展过程,是封建势力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帝国主义在华走狗不断受到打击的过程,是中国由封建专制统治到资产阶级共和政体到人民民主专政的发展过程,也就是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过程.

2、工业化的发展为近代革命提供了物质基础和阶级力量,近代革命又为工业化的开拓前进扫清了道路.近代百年的历史证明：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和取得民族独立,是实现近代化的前提和根本保证,实现近代化是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务和取得民族独立的最终目的.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国近代史

历史发展到今天，人类精神和文化至少已经历两次伟大的觉醒。第一次发生在公元前800—前200年之间，也就是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第二次以启蒙运动为标志，首先发生在18世纪的西欧，然后向世界各地传播开来。本文所说的“近代中国的文化自觉”，即发生于人类精神第二次伟大觉醒的时期。衡量近代中国的文化自觉至少有三个维度。第一，文化的民族性。文化自觉首先是类文化的自觉，因此，保持文化的民族性和中国化，保持民族文化认同，是近代文化自觉的前提。第二，文化的时代性。文化自觉必须具有世界眼光，站在时代前沿，符合人类历史前进的潮流。自由、民主、科学是近代最为先进的价值理念，也是近代中国文化自觉的核心内涵和根本要求。第三，文化的实践性。近代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和社会性质，决定了文化探索与社会政治变革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也决定了近代中国的文化自觉必须经受政治和实践的检验。依此标准，笔者把近代中国文化自觉的历程分为以下四个时期。
　　戊戌维新时期
　　与西欧不同，近代中国的文化自觉是在中国固有之文化与欧洲输入之文化相互接触、相互冲突的过程中觉醒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中西文化的接触与冲突就必然带来文化的觉醒。自明清之际以迄道咸年间，中国人对固有文化的反省仅限于器物层面，对西方文化也并无真切认识。
　　中国具有近代意义的文化自觉始于甲午战争。身历其事的梁启超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因民族危机激发而出现的“公车上书”，可以视为这种文化自觉的典型表现。与历史上的士人结社往往夹杂着朋党意气和传统伦理不同，公车上书是知识群体对民族前途理性思考后所达成的共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孙中山、章太炎等知识分子，正是在甲午战败的刺激下，改变了人生态度和文化观念，由旧式士人变为新派人物，代表了最先醒来的中国人。
　　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思想家群体走在了时代前列。维新派文化自觉的关键词是“变”。“变法”是维新派的政治理想，也是文化抉择，体现了他们对中西文化的理性思考。因此他们力图重新确立中国文化的坐标系。严复论变以进化论为基础，是较早以世界化的方式自觉反思中国文化的学者。他指出：“从事西学之后，平心察理，然后知中国从来政教之少是而多非。”（严复：《救亡决论》，《严复集》第1册）康有为抛弃华夏中心观念，注重从中西比较的角度来探寻中国落后的原因：“夫中国之教，所谓亲亲而尚仁，故如鲁之秉礼而日弱。泰西之教，所谓尊贤而尚功，故如齐之功利而能强。”（康有为：《与洪给事良品论中西异学书》，《康有为政论集》上册）同样是从世界大势出发，梁启超呼吁：“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梁启超：《变法通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他们从世界范围来考察和探究中国落后的原因和未来的出路，重新评价和定位中国文化，顺应了时代要求。
　　所谓“变”，其核心是除旧布新，学习西方。康、梁等人不仅从文化上论述了政治变革的必要性，而且注重思想启蒙和文化改造。他们向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儒家旧文化发起了猛烈冲击，大力宣传西方近代文化，涤旧开新，振聋发聩。他们的“新学”，大量吸取了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尤其是以进化论、民主平等、君主立宪等为核心的思想文化，可以视为最初的文化自觉。
　　辛亥革命前十年
　　八国联军侵华事件，进一步激起民族觉醒，更多的有识之士行动起来，自觉承担时代使命。学习西方文化，探讨救国真理，成为时代潮流。成千上万的学子负笈海外，主动求学；同时，大量的西学书籍被译介到国内。据统计，清末十年，中国翻译国外著作至少有1599种，大大超过此前90年间中国译书的总和。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理解越深入，对自身文化的认识就越清醒，文化自觉的程度也就越高，而文化自觉的主题也越来越集中于如何学习西方。
　　针对当时流行的“中体西用”、“政本艺末”等说法，严复发表《与〈外交报〉主人书》予以驳斥，并明确提出：西学之本在于科学，“中国之政，所以日形其绌，不足争存者，亦坐不本科学，而与通理公例违行故耳。”（《严复集》第3册）梁启超痛陈国民奴隶性和劣根性，大力宣扬自由主义的民主自觉：“故今日欲救精神界之中国，舍自由美德外，其道无由。”（梁启超：《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饮冰室文集》之五）严、梁的高明之处，在于建设与破坏同步，从本体、公例的高度来论述和宣传科学与自由精神，大大深化了对文化现代性的理解。
　　强调新文化的民族性。梁启超《新民说》指出：“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一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前者是对待中国本土文化的态度；后者是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前者避免了民族虚无，又不落入守旧的窠臼；后者避免了盲目排外，又不会误入“醉心欧化”之途。严复也明确反对尽弃吾旧。他说：“将尽去吾国之旧，以谋西人之新欤？曰：是又不然。”他主张，不惟新不惟旧，惟善是从，“英人摩利之言曰：‘变法之难，在去其旧染矣，而能择其所善者而存之。’方其汹汹，往往俱去，不知是乃经百世圣哲所创垂，累朝变动所淘汰，设其去之，则其民之特性亡，而所谓新者从以不固，独别择之功，非暖姝囿习者之所能任耳。必将阔视远想，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而后得之，其为事之难如此。”（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严复集》第3册）这些说法，体现了他们对于文化现代化过程中民族性与时代性关系的辩证思考。
　　革命派的文化自觉具有更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政治可行性。他们的文化自觉是对中国传统性和西方现代性予以双重反思后的产物。一方面，他们吸收和继承了人类当时最为进步的思想学说，孙中山所提出的三民主义就集结了中西文化的精华。另一方面，他们又不以简单模仿西方文化为满足，而是要求主动规避中西文化的弊端，“防患于未然”。章太炎有感于西方代议民主制的弊病，作《代议然否论》，就议会制所造成的权力和财富不均提出了尖锐批评。孙中山构想的“五权宪法”，集西方政治文化之长而避其短，在西方的“三权”之外，增加古代的“考试权”和“监察权”，力图创造出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法制体系。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未来设计，以高度的自主意识和强有力的实践性，推动了历史进步。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文化自觉的一座丰碑，是五四知识分子以世界文化的视野，深入探讨中国文化出路的一次伟大实践。循着借文化以解决社会问题的思路，以《新青年》为核心，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鲁迅等结成新文化阵营，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主动承担起觉悟国民的使命。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他充分认识到文化问题的重要性，认为文化而不是政治才是当前中国的核心问题。他指出，中国的出路不在少数人的政治运动，而在全体国民的觉悟；民主制度必须建立在国民民主自觉意识的基础上。为此，他放声疾呼：“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徜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觉悟。”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
　　以时代性为评判文化的最高标准。通过中西文化比较，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深刻地指出，东西民族思想的根本差异，不能视为民族性的不同，而实质上是新旧观念的分野，或者说是现代生活与传统伦理精神的不同；评价文化的标准，不应看其国不国、古不古，而应视其粹不粹、是不是。他们断定，中国文化的出路，只能是以民主取代专制，以科学取代愚昧与迷信：“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第6卷第1号）在他们的号召之下，以西方近代文化为价值目标和参照系，反省和批判中国文化传统，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新文化运动将新文化与旧文化对立起来，尽管有失偏颇，但它以极端而鲜明的反传统方式所建立起来的追求文化现代化的价值体系，则极大地推动了国民的思想解放和人的现代化。
　　自觉选择马克思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戳穿了“公理战胜强权”的神话，使中国人对西方资本主义产生了严重怀疑。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及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则给国人提供了一个可供选择的对象。与帝国主义列强滥施强权不同，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主动提出废除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其间的鲜明对比，不能不令中国人有所省悟，先进人士从中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开始自觉引进和介绍马克思主义新文化。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近代中国文化自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立了独具特色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体系。这一体系系统阐述了中国文化的性质、特点、作用和目标，科学论述了文化时代性、民族性以及与现实政治的辩证关系等，指明了中国革命前进的方向，标志着近代文化在理论与实践双层意义上全面觉醒。
　　自觉站在世界历史高度，吸收人类文化的精华。新民主主义文化继承并发展了孙中山等人的思想学说，更加开放地学习一切先进文化。它广泛吸收了外国的进步文化，“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在性质上，新民主主义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高于旧民主主义文化。在内容上，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丰富了中国文化的科学与民主内涵，切实将中国文化推进到一种新境界。
　　自觉与中国的民族文化相结合。新民主主义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还在于它的“民族的形式”。毛泽东指出：“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他强调，外来文化“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同时，要坚决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是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二是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为了更好地体现民族形式，提高民族自信心，他主张要尊重和科学评判中国的历史文化：“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自觉与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新民主主义文化以中国革命实践为基础，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为探索中国的出路，思想文化界爆发了长达六年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及中国社会历史问题、中国农村问题的论战。全面抗战爆发后，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关系，如何处理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又成为困扰和影响中国革命的问题。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张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马克思主义，从而找到了一条切合中国实际的科学道路。在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人民先后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1949年新中国宣告成立，新民主主义由理想变为现实，代表了近代中国文化自觉的圆满完成。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形势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一定的变更空间和物质条件，同时也促使中国文学形成了发展变革的思想动力。从鸦片战争开始，民族受凌辱，国家被瓜分的严酷现实，使全国人民在思想上产生了巨大的震动，社会各阶层都从各自的立场、不同的角度纷纷探讨救国图强的途径，各种学术理论也以此作为最迫切的研究课题，从而兴起了一股强大的、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救国图强的社会思潮。

1840年的炮声轰醒了长年沉湎于程朱理学、仕途经济的中国知识界，帝国主义的步步入侵和封建统治者的腐败无能加速了中国士大夫集团的分化 。在严酷的社会现实面前 ，中国的知识界终于从从过去“天朝大国”“长治久安”的幻想中看到即将亡国灭种的危势。先进的知识分子转而关心祖国的危亡 ，民族的灾难 。他们“慷慨论天下事”，积极寻找改革之道。他们提出“更法”“改制”、“师夷长技以制夷”等方针给以后的改革者和爱国者很大的启迪，对近代的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统治集团中又出现了以奕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为的洋务派，他们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于是兴起了办军事、办工业的洋务运动，以图自强求富，挽救民族危机。

但是，经过八十年代的中法战争、特别是九十年代的中日甲午战争 ，洋务运动彻底宣告失败 。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靠他们那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根本无法自强求富，要挽救民族危机只能另走新路。于是出现了包括康有为、谭嗣同、严复、梁启超等人的维新派。他们以“变法”“维新”为旗帜，以进化论和天赋人权学说为思想武器，批判封建君主专制，抨击封建旧思想、旧文化，大力提倡新学，并以“ 变亦变，不变亦变 ”的强硬姿态要求进行社会改革。

维新变法运动后来虽仅以百日“新政”而结束，但它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却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历史影响。“百日”间所昭示“新政”虽然大多没得以继续，有的甚至还来不及实行，但维新派所翻译介绍的进化论和天赋人权等思想，却给中国人的思想文化带来了观念性的变更，成为二十世纪前半期社会进步力量最重要的思想武器之一。

变法维新的失败也使先进的知识分子更为清醒地认识到，造成中国衰落的根本原因是满清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所以，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行动纲领，发动了自下而上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并在1911年推翻满清政府建立民国，从而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帝制统治。

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更迭演变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影响、决定或者牵引着各种思潮产生、发展，驱动各种“新政”出台的最主要因素，无一不是“救亡图存”。洋务派认为造炮制舰，开矿办邮，推行“自强新政”是强国之道，不料他们坚甲利兵的梦想在甲午战争中被帝国主义的炮舰击沉在大海之中。维新派希望通过政制国体的维新救中国，但慈禧太后们的宫廷政变使他们的热切希望化作了泡影。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认为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就可改变落后挨打的被动局面 ， 但袁世凯的窃国又使中国陷入更为混乱的境地。面对这一桩桩悲剧性的事件，进步爱国的知识分子不能不时时进行历史的反思，不能不在困惑中寻求新的答案。

严复思索着：“海禁大开以还，所兴发者亦不少矣。译署一也，同文馆二也，船政三也，出洋肄业局四也，轮船招商五也，制造六也海军七也，海署八也，洋操九也，学堂十也，出使十一也，矿务十二也，电邮十三也，铁路十四也。拉什数之，盖不止一二十事。此中大半，皆西洋以富以强之基，而自吾人行之，则淮桔为枳，若存若亡，不能实收其效者，则又何也？”他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民力已隳，民智已卑 ，民德已薄 ，虽有富强之政 ，莫之能行 ”（严复：《原强》）。所以治本之法是“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而其中，他又以“开化民智”为这三者的关键。

梁启超后来也谈到：“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他所说的“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很大程度上指的也是整个国民思想观念的不足。他们还从西方社会的发展历史中看到，“泰西诸国富强之基，根于工艺，而工艺之学不能不赖于读书”（郑观应：《盛世危言•技艺》）。因此梁启超说：“必以广智为第一义”（《 上陈宝箴书 》），严复也认为“尤以愈愚为最急”（《 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 》） ，肯定“ 民智者，富强之源”（《原强》）。

鉴于文艺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中宣传启蒙思想、揭露批判封建主义所起的巨大作用，他们也看到文艺对群众的极大影响，因此确定文艺是开启民智的最好手段，也就是改革社会的最有效工具，所以特别强调文艺的社会作用和地位，认为“盖载道明德、纪政察民，胥于此文是赖；含融万汇，左右群情，而吐焉、纳焉、臧焉、否焉、生焉、灭焉，惟兹文学始独有此能力”。又说，“当此时期，倘思撼醒沈酣革新积习，使教化日隆，人权日保，公德日厚，团体日坚，则除恃文学为群治之萌芽，诚未闻别有善良之方法。”（陶曾佑：《论文学之势力及其关系》）“近年以来，忧时之士，以为欲救中国，当以改良社会为起点，欲改良社会，当以新著小说为前驱。”（王无生：《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这样的观点当时很普遍。他们将文学的力量讲得极为神奇 ，有的甚至说文学有“ 左右世界之力 ”（黄遵宪：《与邱寂园信》）。

因此，在甲午、戊戌深创的国耻和血泊中，进步爱国的知识分子逐渐形成了共识：要强国救国，中国就应该进入一“人心之营构”的新阶段，就必须“启智” “新民”，必须 “使民开化”。而要“启智”“新民”，文学又是首选工具，他们不能不通过对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文学样式以及文学表现手段的改造来实现其文化功利目的。作为文化名人，作为时代弄潮儿的严复梁启超们的这种思想深深地影响着当时的思想文化界，同时也得到了更为年轻一代的进步知识分子的回应。青年时期的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鲁迅： 《呐喊•自序》）。

正是近代以来这种 “救亡” “启智”的社会思潮，连同“变亦变，不变亦变”的批判革新精神，驱使中国文学向着新的方向发展。从后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文学革命所展示出的反帝反封建和科学与民主的历史风采，我们不能不说“救亡”“启智”是二十世纪初年到五四时期中国文学现代化变更的历史驱动力，同时也是这一文学进程的历史性结果。

华夏文明是人们用知识、书本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应该是起源于黄帝时期。

作为中国古代的文明，华夏文明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据说最早起源于黄帝时期，经过几千年的锤炼，成就了今天的华夏文明。

我们华夏文明是每一代人口口相传。在生活中以家族的形式，国家的形式，还有语言文字的形式传承下来。华夏文明起源于炎黄二帝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