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仁宗庆历年间，毕升发明了以活字排版的印刷法，图书也就此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各种版本的古籍以及时人的著作，都大量印刷出版，许多文人亲自校对书籍，以正谬误，然后分类收藏，由此诞生了许多的藏书名家。方兴日盛的藏书之风，对宋人的学识修养的提高，以及学术研究的进步都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苏轼幼时，恰遇这一图书的革命性时期，也为他日后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带来诸多的便利。他曾自述：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唯恐不及。

在苏轼之前，老一辈的读书人想要读《史记》、《汉书》这样的史籍都很不容易，煞费周章地借了回来，要赶紧抄录，然后日以继夜地诵读，生怕时间到了要把书还回去。但是，一生读书、到老不倦的苏轼，却没有像当时的许多文人名士那样，拥有充塞梁宇的藏书，可以坐读释道，卧读经史，甚至连一些常见的典籍他也没有。

苏轼曾在《海上与友人书》曰：到此抄得《汉书》一部，若再抄得《唐书》，便是贫儿暴富。自谓被贬谪到海南儋州以后，无书可读，只是在当地的士人家里抄录得了一本《汉书》，并想象要是再能抄到一本《唐书》，那种感觉就像是穷人于一夜之间暴富。其实，据陆游的《老学庵笔记》载，苏轼渡海至儋州的行李当中，就有好几箱的笔和墨。至于他宁可携带大量笔墨，而不是携书到孤岛上，可供随心所欲地阅读，一方面足见他的自信和旺盛的创作需求，另一方面也可见他并不竞尚风气，追随潮流而藏书。

在当时，许多文人名士都以藏书为时尚为乐事，私人藏书动辄上万卷。如晏殊之子晏几道，就以藏书多而闻名，以至于家道中落以后，每次搬家，他的妻子都要为搬书而烦恼。另外，江陵有个叫做田伟的小吏，在家里建有博古堂，藏书多达五万七千余卷。黄庭坚到他家里作客，看到他的藏书都惊呆了，叹曰：吾尝校中秘书，及遍游江南，名士图书之富，未有及田氏者。黄庭坚的舅舅李常，为唐代皇室的后裔，他年轻时藏书读书的僧房，后被命名为李氏山房，藏书也多达九千多部。

处于这种大环境下的苏轼，也并非没有藏书之心。苏轼的《仇池笔记》载，唐太宗曾经花费重金购买晋人书帖，共收罗了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在内的书帖千卷。武则天时，宠臣张易之兄弟从内府把这些书帖偷了出来，随后又散落在宰相王涯、张延赏的手里。甘露之变后，王涯为禁军所杀，他家里的金银珠宝都被洗劫一空，因禁军不识这些书帖的价值，故得以幸免。后来，苏轼在宋仁宗的驸马李玮都尉的家里，看到了这批谢尚、谢鲲、王衍等晋人的书帖，心里也非常喜欢。但是，一想到这些书帖的传承过程，简直就是招灾揽祸的根源，而且除了作为书架房舍里的装饰，用以炫耀人前，也并没有其它的用处。因而，苏轼对这种貌为集古、实为矜奇立异的行为，也失去了兴趣。

后来，苏轼应朋友李常之请，为李常将李氏山房的藏书全部捐赠出来、用作公益一事作记，又在文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自秦汉以来，作者益众，纸与字画日趋于简便，而书益多，世莫不有。然学者日以苟简，何哉？意为自秦汉以后，著书立说的人愈来愈多，写字用的纸笔和字体也愈来愈简便简化，不论何地都可找到书读。可读书人却愈来愈草率马虎，这是什么原因呢？

接着苏轼又问：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词学术，当倍蓰前人。而后科举之士，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此又何也？乃指如今的印刷业发达繁盛，书籍得以大量流通，要找书读方便多了，按理说读书人的学问也应当比前人高出一倍才是。可是那些科举之士，却把书卷起来不读，反而闲谈不暇，言语浮夸，这又是为了什么呢？

借此两问，苏轼道出了时人藏书的几大弊病。一是浮慕时名，藏书只是为了获得名声，而非为了钻研学问。二是家中费尽心力收罗得来的藏书，从不阅读，全都束之高阁，只是为了在他人面前有吹嘘的资本。三是把藏书视为私产，不仅自己不读，书亦不外借他人，只是为了收藏而收藏。所以，苏轼极力夸赞李常捐赠藏书、以遗来者的义举，鼓励有志读书的人，要奋力进取，有所作为。

苏轼不追随潮流而藏书，也是他有定见、不盲从，尽量多做实事的人生态度的体现。

一、叶盛，明代著名藏书家，其藏书楼箓竹堂“藏书之富，甲于海内，聚书至数万卷”。叶盛经常告诫子孙要爱书读书。他说：“子孙才分有限，无如之何，然不可不使读书。贫则教训童稚以给食，但书种不绝足矣！”
二、徐乾学，清初著名藏书家，从小就喜欢书，爱读书。针对当时很多人只想为儿孙们多留下点土地财产、金玉宝物、亭台楼阁等，他却对他的几个儿子说：“依我看，不论给后人留下什么财产，也难免会有失去的一天，不会长久享用不尽的。那么我给你们留传下什么东西呢？”徐乾学指着满屋子的藏书笑着说：“所传者惟是也！”并当即给藏书楼定名叫“传是楼”。很显然，在徐乾学看来，田产财物、珍宝玉器等物质财富总有用尽之时，而书籍里的知识是永远也学不尽用不完的。
三、清末藏书家张金吾藏书楼有诒经堂一处，系取“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之义；杨以增的藏书楼名叫“海源阁”。他把书籍比作海洋，“学者而不观于海焉，陋矣。”然而，“观于海，久处其中，茫洋浩瀚不知所归，亦为学者之戒。学者应该涉海而探源，知源之所出。”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书籍它确实是一个知识的海洋，只要我们“涉海探源”，就一定会找到永不枯竭的知识之源的！
四、浙江宁波天一阁，建于明朝嘉靖四十年（1561），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藏书楼，为面宽六间的两层楼房，楼上按经、史、子、集分类列柜藏书，楼下为阅览图书和收藏石刻之用。建筑南北开窗，空气流通。书橱两面设门，既可前后取书，又可透风防霉。
五、清朝北京故宫文渊阁，是专为收藏四库全书而建的藏书楼，其房屋制度、书架款式等仿天一阁。
六、中国古代的官私藏书，总的来说，是供少数人阅读使用的，这同文化为少数人所掌握的历史时代是相适应的，而私人藏书也在很在程度上保护了文化。

藏书家：韦述、苏弁、赵明诚、司马光、李清照、元好问、杨士奇、王世贞、黄宗羲、胡震亨等等。

藏书楼：明代范氏天一阁、毛氏汲古阁，晚清四大家的聊城杨以增及其海渊阁、常熟瞿镛铁琴铜剑楼 、吴兴陆心源皕宋楼、杭州丁丙八千卷楼等。

我国古代有明确记载的藏书家约为4000余人。大部分属于私人藏书家。他们建造的藏书楼始于北魏，距今已1500余年。我国藏书家大多生活在交通便捷、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也有一部分生活在历朝政治、文化中心。虽然关于“藏书家”的标准或定义，学者们有不同看法，但江浙地区是中国历代藏书最繁盛的地方，明清两代是我国藏书家发展的高峰，这是毫无疑义的。中国古代藏书家虽然将藏书“密不示人” ，却将藏书用来治学、修身，甚至治国平天下。其对藏书的利用是有进步意义的。
清代学者洪亮吉将藏书家分为5种：其一是“推求本原，是正缺失”的考订家；其二是“辨其版片，注其错伪”的校雠家；其三是“搜采异本，补石室金匮遗亡，备通人博士浏览”的收藏家；其四是“第求精本，独嗜宋刻”的鉴赏家；其五是“贱售旧家中落所藏，要求善价于富门嗜书者”的所谓掠贩家。洪氏所说的考订家等，无一不具有专门之学，就连他最瞧不起的“掠贩家”也大多有“眼别真赝，心知古今，闽本蜀本一不得欺，宋椠元椠见而即识”的过硬本领。其实洪氏所说仍有偏颇，古代藏书家除了具有考订、校雠、收藏、鉴赏的功夫，许多人同时还是文学家、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和版本目录校勘学家。

最有名的一个就是天一阁了，天一阁于1561年（明嘉靖年间）由兵部右侍郎范钦主持建造。名字取自汉郑玄《易经注》中的“天一生水”，旨在希望书本不会遭受火灾，天一阁现收藏各类古籍近30万卷，其中以地方志、登科录等史料性书籍居多。

印书出书的地方叫书坊 由于成本昂贵 书籍价高 明清以前平民买不起明清以前多为官坊 以后多为民坊

竹简时代：制作不易，价值极高难以衡量，基本只有国家和大贵族有藏书
汉-唐有造纸术无印刷术：全靠手抄本，价格较高，一本书大约千文（=一贯=约一两白银），参考平民月收入1-5贯。购买途径要么找抄书匠，要么文人闲暇时自己抄书馈赠朋友，还有就是广为流传的借书来自己抄。
唐-宋有雕版印刷术：成本大幅度下降，一本书100-200文，参考同期收入3-5贯，可以说已经是廉价产品了，不比现在贵。书肆，县学（国营）甚至庙宇，公使库（国营）均有生产销售。
宋-近代活字印刷术出现，但活字印刷术对大批量生产的常用书籍成本影响不大，反而因为战乱社会生产力有所下降，书籍价格相对于收入水平基本不变，但也是价廉易得

买不到的，书籍严格把控在世家豪门的手中，平民获得书籍的唯一方法就是去抄书

书局

北宋仁宗年间，毕升发明了活字排版的印刷方法，书籍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大量不同版本的古籍和当代作品被印刷出版。许多学者自己校对书籍，纠正错误，然后分类收藏，于是诞生了许多著名的藏书家。藏书的繁荣极大地促进了宋人知识水平和学术研究的提高。
苏轼年轻时，正巧碰上这本书的革命时期，也为他日后“学一千字的文学时代经典史”带来了不少便利。他曾说：“我还能看见老茹老师。”话少的时候想问《史记》，《韩曙》，都问不出来。幸运的是，我理解。恐怕我已经没日没夜地看书了。"
在苏轼之前，老一辈的读书人读《史记》、《韩曙》这样的史书不容易，所以不厌其烦地去借，很快地去抄，然后夜以继日地读，生怕还不回来。然而苏轼一生读书，直到老，没有一个图书馆里全是于凉。他和当时很多著名的学者一样，可以坐下来读佛道，甚至一些常见的经典。
苏轼在《海国图记》年曾说：“你在这里抄一本韩曙，你再抄一本唐书，你就发财了。”自从被贬到海南儋州后，我什么书都没读过，只是在当地一个读书人家里抄了一本《汉书》，幻想着如果能再抄一本《唐书》，就像一个穷人一夜暴富。其实根据陆游的《旧学庵笔记》，苏轼渡海到儋州的行李里有好几箱笔墨。对他来说，他宁愿带着大量的笔和墨水，也不愿带着书去一个孤岛，在那里他可以随意阅读。一方面显示了他的自信和强烈的创作需求；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不追求时尚，而是跟风收藏书籍。
当时很多著名的学者都很喜欢藏书，他们的私人藏书往往达到一万册。比如晏殊的儿子晏，以藏书丰富著称，妻子每次搬家都要为搬书发愁。另外，江陵还有一个小官吏叫田维。他家有一个古董馆，藏书57000多册。当黄庭坚参观他的房子时，他震惊地看到了他的藏书。他叹了口气说：“我在学校尝到了当书记的滋味，走遍了江南。名著的财富不如田地的财富丰富。”黄庭坚的叔叔李昌是唐皇室后裔。他年轻的时候，在一个和尚的家里收集书籍和学习。后被命名为“李氏山居”，藏书九千余册。
身处如此大环境的苏轼，并非没有藏书之心。据苏轼《丘迟笔记》记载，唐太宗花重金向晋人购买书帖，收集王羲之等人的书帖数千种。武则天在位时，他最宠爱的弟弟张易之从朝廷内部窃取了这些书籍和帖子，然后分散在宰相王涯和张手中。“甘露之变”后，王亚被禁军杀死，家中金银珠宝全部被抢。因为禁军不知道这些书帖的价值，所以活了下来。后来，苏轼于年在徐、徐家中结识了谢商、王衍等晋人书帖，并对他们十分喜爱。但是，想想这些书帖的传承过程，只是灾难的根源，除了作为书架房屋的装饰用来炫耀人之外，并没有其他用途。所以苏轼对这种行为失去了兴趣，看似是对往事的收藏，实则是一种惋惜和新奇。
后来苏轼在朋友的邀请下，记下了李畅将0755年至79000年的书籍全部捐作公益，并在文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自秦汉以来，作者受益匪浅，纸书画越来越简，书越来越多。”但是，学者每天都很简单。为什么不呢？秦汉以来，书写书籍的人越来越多，书写所用的纸、笔、字体也越来越简单简化。书籍可以
接着苏轼又问：“近几年城里人转而模仿百家争鸣之书，流传于世。读书的人多，容易造成这样的问题。他们的学术文献和文笔都比以前的人好。从此科举考试局限于书本，无根无据。这样如何？”这意味着今天的印刷业发达繁荣，书籍广为流通，找书看书方便多了。按理说，学者的知识应该是前辈的两倍。可是，那些钦差大臣却卷起书不看。相反，他们说得太多了。这是干什么用的？
苏轼用这两个问题揭示了人们藏书的几个弊端。首先，要欣赏当时的名气，藏书只是为了名气，不是为了学习。二是家里收藏的书从来不看，都放在书架上，就是为了在别人面前有吹嘘的资本。第三，藏书被视为私有财产。不仅不是自己看，也不是向别人借，而是为了收藏而收藏。因此，苏轼对李畅的赠书行为给予了高度评价，并鼓励有志于学习的人上进，有所作为。
苏轼不随波逐流的藏书也体现了他的生活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