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有一小段时间，确实存在两个合法皇帝。这是怎么回事呢？说到这里，可能很多人会想到朱祁镇和朱祁钰。在“土木堡事变”中，朱祁镇被瓦剌俘虏而去。接着瓦剌用朱祁镇威胁明朝，想要从明朝那里获得更多的利益，进而获得明朝的江山。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免受制于瓦剌，于谦等人在请示了朱祁镇的生母孙太后以后，毅然把朱祁钰扶起来，立为皇帝。

当朱祁钰被立为皇帝以后，可能有人会觉得，这一段时间，明朝就是两个皇帝。其实并不是这样。因为当明朝把朱祁钰立为皇帝以后，就同时遥尊朱祁镇为“太上皇”，而且祭告了上天，祭告了太庙。也就是说，上天和祖先都已经知道这件事了，他们也默许了（当然了，不默许其实也没有办法），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皇帝就只有朱祁钰一个，并没与朱祁镇。

这种情况，历史上也曾经是有过的。当年宋徽宗和宋钦宗被金国掳去以后，赵构就南逃，在归德府称帝，并且遥尊宋钦宗为太上皇（宋徽宗早就是太上皇了，自然就不需要遥尊了）。由此可见，当朱祁钰也这样做以后，从法理上讲，也就是只有朱祁钰一个皇帝，并不是有两个皇帝。但是明朝确实有一段时间，是有两个皇帝的。这一段时间，还是发生了朱祁镇和朱祁钰兄弟身上。

当时，朱祁钰生了重病。朱祁钰虽然生了重病，但是他觉得自己还能熬过去，所以也还是没有打算立太子。他只是把石亨叫了进去，让石亨好好保护皇宫，别出现什么意外。石亨出来后，他觉得朱祁钰已经病入膏肓了。同时，他也知道于谦、王文等人正在商量立朱见深为太子，然后第二天再去向朱祁钰请求的事情。

实际上朱见深本来就是太子，只不过朱祁钰上台以后，想要自己的儿子当太子，于是把朱见深废了，立自己儿子朱见济。但是没多久，朱见济就夭折了，而朱祁钰又没有新的儿子，因此，朱祁钰就没有再立太子。他打算等到再有儿子的时候再说。石亨觉得，如果朱祁钰同意立朱见深为太子，那么，将来朱见深当了皇帝，朝廷上将继续是于谦、王文等人的天下，自己永远不会有出头之日了。

所以，他才撺掇徐有贞、曹吉祥等人，发动夺门之变，把朱祁镇从南宫解救出来，让他复辟当皇帝。朱祁镇坐上皇位，复辟当皇帝以后，实际上当时他有一件事没有做，就是废掉朱祁钰。那时候朱祁钰还活着，他在听说朱祁镇复辟以后，并没有说什么，就只说了三个“好”字，然后就躺下了。照理说，朱祁镇上台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应该废掉朱祁钰的皇帝之位，然后去告诉上天并告诉祖先，他做了这件事。可实际上他并没有这样做。为什么他没有这样做呢？

一是他心虚。虽然说自己曾经是皇帝，现在复辟，只是把皇位夺回来。但是，毕竟当年他自己丢脸打了败仗，并被人家俘虏了去。后来他还和瓦剌军一起，到北京城下，让明军开门。这两件事，一件误国，一个做奸，都是非常丢脸的事。整个明朝，是在朱祁钰的带领下打下来的。而且朱祁钰这个皇帝，还是在他的母亲孙太后的同意下当的。总之，朱祁钰的皇帝当得合理合法，而自己夺位这件事则不明不白。

因此，朱祁镇虽然坐上了龙椅，但其实内心是很心虚的。二是他犹豫。朱祁镇当时确实很犹豫。不过，犹豫并不是该不该夺朱祁钰的皇位，而是应该怎样处理于谦等人。对于朱祁镇来说，他内心深处是很尊重于谦，也很认同于谦的。虽然于谦曾拥立朱祁钰为皇帝，而遥尊他为太上皇。但实际上，于谦做得一点儿也没错。也只有这样，才能保住大明江山。

所以，于谦对确保大明江山不丢失，功劳是很大的。再说了，朱祁镇之所以能够回来，也是得益于于谦的同意。当时朱祁钰是不同意朱祁镇回来的，是于谦争取，朱祁镇才能回到明朝。同时，当朱祁钰病入膏肓的时候，于谦等人也在积极争取立朱祁镇的儿子朱见深为皇帝。这一点，足以说明，于谦做事情，都是为了江山社稷。这样的忠臣，怎么能杀呢？

但是石亨、徐有贞等人为了自己权位，逼迫朱祁镇杀掉于谦，并对朱祁镇说，你要不杀掉于谦，你这皇帝就当得没道理。朱祁镇也知道是这么回事，所以他才犹豫不决。不过最终，他还是决定把于谦、王文等人杀掉。总之，在朱祁镇复辟的那几天，他心绪肯定是不平静的。因而才出现了这种两个合法皇帝在位的情况。等到他杀掉于谦后，才想起重病的朱祁钰，因而才把朱祁钰废为郕王。这已经是十多天过去了。（参考资料：《明史》《明实录》）

南宋是中国历史上汉人王朝中最屈辱的一个。朱元璋的北伐檄文中有这样的描述：自古中华居内以制海外，漫漫三千年矣。然而赵构的王朝，虽然经济繁荣但是国力衰弱，军力不强，不但受外族欺压，就连国土都不能保全，靖康之难后宋朝在汴京城内的皇室成员被金人俘虏完毕，在南京应天府称帝的赵构南渡，自此只得偏安江南。 

在南宋初年的抗金将领中，岳飞的名气无疑是最大的。大家知道，岳飞的被害通常认为是赵构担心岳飞直捣黄龙府，迎回徽宗、钦宗二帝进而威胁他皇帝的位置。那么这种情况真的会出现吗？

确实，宋高宗杀岳飞，是害怕岳飞的威望太高，拥兵自重，从而夺了他的皇位。而且，就算岳飞打败了金国，宋钦宗也不太可能被金国送回来。虽然后世有过瓦剌把朱祁镇送回来的情况。但是金国和瓦剌不一样。瓦剌之前一直是明朝的藩属国，但金国并不是藩属国。

话说回来，就算金国把宋钦宗给送回来了，那么，他真的可以对赵构的皇位取而代之吗？

如果我们拿明朝朱祁镇发动“夺门之变”的事情，与宋朝的时候进行一番比较。我们会发现，这样的事情不是不可能发生，因为两个时代，有高度的一致性。

其一，朱祁镇和宋钦宗本来都是正统皇帝，不过是因为被异族给俘虏去的，他们的皇位才“自动失效”。之所以失效，是因为他们不在了，必须要有个人来承头。所以，朱祁钰和宋高宗才当了皇帝。后来，当他们被送回来后，也就是说，正主子回来了，那么，曾经的皇位还算不算呢？这必然是一个问题。

其二，朱祁镇之所以最后能够复辟成功，是因为朱祁钰没有后代，无法继承朱祁钰的皇位。而宋高宗与朱祁钰的情况是一样的，也是没有后代，也是没人继承他的皇位，也需要考虑由谁来接班的问题。因为要考虑这个问题，朱祁镇有了机会，因此宋钦宗也可能有机会。

其三，朱祁钰之所以被夺位，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极为信任于谦。因为信任于谦，因此就缩减了其他朝臣的戏份。石亨、徐有贞等人，就在朝廷中发挥不了重要作用。而他们想发挥重要作用，就必须把朱祁镇扶起来，同时把于谦扳倒。宋高宗时期的情况也是一样的。宋高宗也是极为信任秦桧，对秦桧言听计从。很多朝中大臣发挥不了作用，无法获得更大的利益。因此，如果宋钦宗回来了，他们必然会利用宋钦宗来闹事情。这样一来，宋高宗的皇位就危险了。

土木堡之变结局：  明朝正统十四年(1449年)，明英宗轻信宦官王振之言，亲自迎战瓦剌，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兵败被俘，史称“土木堡之变”。

明朝自太祖朱元璋，六传至英宗朱祁镇，继位时年仅九岁。明英宗是一个冥顽不化的少年皇帝，始终受太监王振操纵，终因宦官秉政，酿成一场大祸。

是时，朝廷无主，军队溃败，城防空虚，贵族官僚陷入惊慌失措之中，人民遭受战乱之苦。如何使明朝不亡，成为举国上下面临的最严重问题。在这生死存亡之际，明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转危为安，避免了一场山河破碎的灭顶之灾。分析其遇变乱而未酿成象北宋末年那样的家破国亡的局面，原因是多方面的。

　　立长君以绝敌望

八月，皇太后命郕王朱祁钰监国，代皇帝总管政事。九月，文武大臣请求皇太后说：“皇太子幼小，难负重任，国有长君，社稷之福，请定大计，以安宗社。”九月初六日，郕王接受太后谕旨，即皇帝之位，并遥尊英宗为太上皇，改明年年号为“景泰”。这一措施表明“明朝丧君有君”，决心共赴国难。

　　于侍郎砥柱中流

于谦，当时任兵部侍郎，毅然以国家安危为己任，“土木堡之变”后的政局多赖其维持。当郕王监国时，侍讲徐珵等主张迁都，于谦厉声驳斥说：“谁主张逃跑就应斩首。京城是国家根本，如果朝廷一撤，大势去了。大家还记得南宋的教训吗?”使明政府坚定了据守北京御敌的决心。于谦一面加紧调兵遣将，加强京城和附近关口的防御兵力;一面敢于主持正义，惩治马顺等王振余党。吏部尚书王直对于谦无限感慨地说：“国家危难，正需要您这样的人才，最近遇上这么多麻烦，虽有一百个王直，也是无能为力啊!”

这年十月，瓦剌军队逼近北京城下，扎营于西直门外。于谦面对强敌，毫不畏缩，主张主动出兵，他亲自带一支军队出城，并命令关闭全部城门，以示有进无退的决心。他号令严明，身先士卒，军心大振，经五天激战，瓦剌仓惶撤退，北京保卫战取得了胜利。

　　持正义军民奋战

土木堡之役，虽说是由于瓦剌使臣谎报使团人数，企图冒领赏品和求婚被拒绝而引起的，但明政府削减赏金和马价，拒绝也先(瓦剌首领)为子求婚，只是也先发动战争的借口，所以瓦剌方面是非正义的;而明朝军民抵抗瓦剌进犯，保卫京城，是正义之举，因而得到了全国军民的支持。如西直门激战时，居民都爬上屋顶，争投砖石击敌，喊声震天。一些文臣武将也表现出非凡气慨。如应天巡抚周忱献计运通州粮，及时制止了“焚粮以绝寇资”的消极措施，保证了京城军民的粮饷。大同总兵郭登以少胜多，功绩卓著。当时大同军队多战死，郭登初进大同接受关防时，土卒能战者只剩下数百人。他与士卒同甘苦，亲为士兵裹伤敷药，并慷慨地说：“吾誓与此城共存亡，不令诸君独死也。”这样，将士同心杀敌，仅以八百骑打败了数千瓦剌军。

　　所幸宦官不为患

宦官兴安起了积极作用。宦官无代不为患，尤以明朝为最。明自成祖朱棣开始重用宦官，宦官势倾朝野。明英宗时的王振就是一个炙手可热的人物，他可以事事不通过英宗，出语即为圣旨。明朝有个怪现象，有作为的士大夫，往往有宦官相助才能显示自己的才华。譬如于谦，如没有宦官兴安的大力鼎助，想为国立功是很难的。

景泰年间，受景帝宠信的只有兴安一个，而兴安对于谦十分敬重，屡次在于谦受到奸臣诽谤时挺身而出，加以保护。明史《宦官传》言：“安有廉操，且知于谦贤，力护之。或言帝任谦太过，安曰‘为国分忧，如于公者宁有二人’?”景泰帝朱祁钰所用之宦官，幸而不是祸国之流，这对于景泰年间的政治起着很积极的作用。

　　明景帝不涉阴险

明景帝执政八年，总起来看，不负祖业，不涉阴险，信任忠臣良将，力战自强，功绩是不可抹杀的。他持大政，始终信任于谦等人。激励众将奋勇杀敌，这是无可指责的。但也引起了他意想不到的后果，那就是他越杀敌，敌人就越想送回英宗，因为瓦剌看到了景帝不好对付。

景帝即位后，虽说有点贪位薄兄，略有失德，但在民众看来，那是皇帝的家事，况景帝对英宗无残害行为，比起明成祖处置建文帝来真是仁暴悬殊。再若将景帝与南宋高宗赵构做一比较，更形成鲜明对照。赵构不仅偏安江南一隅，苟且偷生;而且为了不迎回徽、钦二帝，天天说迎驾，天天言求和，当把金人打急了时，杀猛将迟滞战事，输送金银财物讨金人欢喜，故意在金人面前显露：一旦把二帝送回，南宋朝廷就不一定再那么驯顺了。这种冒屈己迎驾之名行恋位忘亲之实的诡计是景帝做不出的，所以景帝比之宋高宗，其功罪不可道里相计。英宗被掳而明朝仍然全盛，景帝不行诡计实在是明朝的造化。

　取信于民根基牢

关于“土木堡之变”后明未灭亡的原因，除了上述五点外，笔者还想谈一下明朝前期怎样对待民众的问题。明太祖朱元璋这个出身下层的开国皇帝，接受了元朝灭亡的教训，对人民实行宽舒政策，竭力取信于民。对于民生问题，虽至暗君主、至凶阉宦，也不敢漠然视之。明朝前期官僚士大夫虽屡受摧折，但却没有丧失国家元气。英宗初年，太皇太后专以安抚百姓为要务，每遇旱涝虫蝗，都减免租赋，因此，虽遇灾却不为大害。即使到了王振专权时，尽管一反正统初政，但唯有免租赈荒，一直不敢有所更改，此事例史书记载颇详。因而英宗被掳而国家根基未动摇，人民无离叛之心。瓦剌的入侵反而为铲除王振宦官恶势力助了一臂之力，其后来的发展也对明朝政局无大的损失，充分说明了民为邦本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