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死病不仅仅冲击了封建体制，还给了宗教当头一棒。基督一直是欧洲人的精神支柱，但是在灾难面前神职人员和他们一样惊慌失措，并随着人流争先恐后地逃离了故土。而万能的上帝在人们最需要帮助时也表现得无能为力，宗教所展现出的无能，使人们对宗教的传统权威性产生了怀疑与动摇。失去精神家园的欧洲人，开始寻找新的精神支柱，巫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部分取代了上帝的位置，并在欧洲长时间流行。

这场瘟疫在暂时地退隐之后，又曾反复了很多次，直到18世纪欧洲才彻底地摆脱了这场噩梦。黑死病对欧洲造成了很大影响，不仅人口急剧下降，使欧洲的封建制度加速解体，还动摇了当时支配欧洲的罗马天主教教会的地位。后世的医学家、社会学家认为它的破坏性可以和核武器的毁灭力量相提并论。

黑死病导致腐烂的尸体迅速演变成瘟疫在卡法城内传播，法卡后来就沦陷了。

中世纪欧洲无论是卫生条件还是医疗条件都很差，根本无力抵抗黑死病的入侵，那么这场疫情最终又是怎么结束的？其实黑死病疫情的消失正是印证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句至理名言。

1、蒙古军队把患鼠疫死亡的死者尸体用投石机射入克法城内，城里鼠疫由此开始流行。

2、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瘟疫之一是所谓“黑死病”，也就是现在所说的鼠疫。鼠疫对于亚洲、非洲和欧洲来说，就是一种恐怖的灾难，甚至改变了历史进程，例如它间接促使了东罗马帝国的崩溃。

3、最广为人知也最为悲惨的鼠疫发生在中世纪的欧洲，它是由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次使用“生物武器”引发的。1346年，西征的蒙古军队包围黑海港口城市克法（今费奥多西亚，属乌克兰），把患鼠疫死亡的死者尸体用投石机射入城内，城里鼠疫由此开始流行。

4、城里的居民热那亚人逃离此城，鼠疫也跟随他们传播到西西里，随后又传播到欧洲大陆。在短短5年内，第一波的鼠疫就导致了欧洲1/3到1/2的人口死亡。在随后的300多年间，鼠疫在欧洲仍反复爆发，直到17世纪末、18世纪初才平息。当时由于病因不明，更加重了鼠疫的神秘、恐怖色彩。许多无辜者被指控传播鼠疫而被恐慌的民众处死。

英法百年战争，可以追溯到诺曼底王朝时期。至于战争的根本起因，很难下具体而明确的定论。就像失败学创始人畑村洋太郎所说：“发生工业事故有一个规律，就是每个重大灾难背后都有300个隐患”。查理四世去世、王位继承权纠纷都只是导火索，其背后的真相是对于权利的渴望——它能带来莫大的利益，而利益又是一个国家屹立的根本。
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换位思考，法国的君主也会这么认为。作为英国国王，不论我经历的是百年战争的开端、高潮抑或结尾，我的退让未必能感动敌国——或者说这根本是几率渺茫的奢求——指望他们良心发作地效仿，在两国间腾出一条六尺巷。和平需要由利益均衡来达成，当对方退让促使我方占据极大优势时，很少有人能按捺不动。服从本源的欲望进一步制霸，或许会成为大多数有强国志向的帝王的首选。
由此观之，我若是单方面停止战争，等同于将我的国土、资源、金钱、乃至国民的安危拱手相让。在没有绝对的把握缔结象征和平、双方互惠的银板和约前，我不会无故示弱。为了国家利益，我会将战争继续下去。

我没得选择，这是唯一的道路。遵从理想而内心坚定不移的人，注定要深入其中。正是因为有目标，有主观情感，我无法如历史学家与社会学家般，以完全客观的立场进行判断。
进、退、平。此战唯有三选，吾必择其首。

至于黑死病，我想那会更复杂。“黑死病”只是中世纪人们对鼠疫的一种称呼，而不是单指某一次的瘟疫灾难。在那几百年间，欧洲大地上爆发的大型鼠疫灾害至少多达十数次——它们的爆发与否在当时那个年代，不是人的力量所能左右的。人们只能被迫应对。作为国王，我不能看着人民受苦，看着国家在小小的病菌下覆灭。
但我只是个国王，我能做的只有下令，而不是亲自上阵。一般来说，“应对瘟疫”有三方面需要执行：治疗病患、控制传播与预防。前者，以14~17世纪的医学水平，是回天乏术的；次者，“黑死病”的传播途径，在19世纪后才渐渐被确定下来。那时的我，只懂得以焚烧尸体的笨拙方式阻止其扩散，殊不知随着滚滚浓烟散播至空气中，加速了瘟疫的蔓延；后者，则必须建立在成功完成前两个阶段的基础上，当下考虑无望。
我还能做些什么吗？不，我无力改变，更无力偿还。一颗颗放射光芒的星辰，在我的头顶寂寞燃烧，直至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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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不是专业人士，只是个学生，一个业余爱好者。以上观点只是鄙人的一点小小拙见，没有太多学术含量。原创文章（或者说作文），望您谨慎参考。
注：只有最后两句借鉴于海子的《麦地与诗人》，非本人原创。

我会继续战争，至于黑死病，不是我能左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