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征：民族融合进一步加强、封建经济继续发展。
具体表现：
政治：由国家的再度分裂割据、民族政权并立走向统一；少数民族封建化的进程加快；宋元两朝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
经济：封建经济继续发展，经济重心南移完成，城市商业繁荣，海上贸易发达。
民族关系：有战有和，以和为主，民族交流加强并出现大融合的高潮。
文化：封建文化高度繁荣；科技成就突出，继续领先世界并推动世界进步。

北宋无将
南宋无相

北宋有很多著名的丞相，而没有什么带兵的名将。这是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后的历史遗留问题，这种情况的结果就是：高层有很多好的政策，方略。但是到基层没有能力去实现。
南宋出了很多名将，但是丞相却是一个比一个的昏庸。这是在现实的巨大压力下被逼出来的，南宋皇帝在南迁时遇到两次小规模的造反，对武将比较忌讳，缺乏信任。而以丞相为首的文官集团为了自身的利益与武将集团站到了对立面。

官僚机构臃肿，以便于相互制约；崇尚文官治国理念，防止武将早饭

　　由国家的再度分裂割据、民族政权并立走向统一；少数民族封建化的进程加快；宋元两朝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
　　宋朝政治体制的主要特点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体现在职官制度上，有五大特点，即中央集权、皇帝集权、百官权力分散、重文轻武和军事上内重外轻。宋朝的政治体制演变，以元丰（宋神宗年号）改制为界限，改制前与后各为一阶段，南宋又为一大阶段。
　　（一）中枢机构的演变
　　宋朝中枢机构为“二府制”，即设中书和枢密院两个机构“对持文武二柄，号为二府”。二府制的特点就是文武分权。
　　宋朝的“中书”，与唐朝的“中书门下”性质相同，是宰相办公的地方。中书之外，尚书、门下两省名号虽存，但已成外朝，不是宰相机构。
　　宋初，沿袭唐朝后期制度，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简称“同平章事”）为宰相，而以参知政事为副相。从尚书丞。郎到三师皆可加此等衔为宰相或副相。尚书令、侍中、中书令等三省长官，品高位重常“缺而不置”。
　　元丰改制，以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行侍中事，为首相；以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行中书令事，为次相。名义上恢复三省，实际上趋于一省，次相以兼中书侍郎因请旨而更接近皇帝。副相，包括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和尚书左、右丞。徽宗时，一度将首相改为太宰，次相为少宰。
　　南宋初年，以尚书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并改为参知政事为副相，废尚书左、右丞官。从宰相官称来看，三省已并为一省。孝宗时，索性将尚书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改为左、右丞相，参知政事未变（左。右丞相，唐玄宗时为尚书省长官，宋为中书的长官）。
　　宋朝还有一些特殊宰相官称。蔡京权势最盛时曾任“太师总领三省事”，文彦博、吕公著曾以元老任“平章军国重事”和“同平章军国重事”。南宋韩侂胄当权时，曾任“平章军国事”。他不用军国“重”事称号，因为加上“重”字测权力受限制，只能过问重事；用“同”则权力不专⑴。蔡、韩的称号都是权臣耍弄权术的一种伎俩，并非宋朝常制。
　　枢密院的由来，也不一般。唐朝有左、右内枢密使，向由宦官担任。唐朝后期的枢密院是在三省之外复有一省，内枢密使是在宰相之外复有宰相，是正常国家机构之外的多余机构，是君主专制制度下宦官擅权的产物。唐末朱温在夺取政权之前，把掌握朝廷实权的宦官杀掉，改用文士为枢密使；同时使枢密使由全面掌权改变为专管军事。宋朝继承了五代的制度，也设立了专管武事的枢密院这一机构和枢密使这一职官。二府制下枢密使的设置，分了宰相的权，形成文武分权；同时又侵夺了原来专管军事的兵部的权力，宋朝枢密院长官自称“本兵”。
　　枢密院长官的官称，宋初为枢密使和枢密副使，或称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签书（署）和同签书枢密院事。元丰改制，专用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等官称。改制时，曾讨论枢密院机构是否继续存在，有人建议把权力合并于兵部。神宗强调祖制，他说：“祖宗不以兵柄归有司，故专命官统之，互相维制，何可废也？”⑵因而元丰改制时唯独把枢密院这一机构保留了下来。宋朝的枢密使、知枢密院事照例用文人充任，副职有时用武人，充分体现了重文轻武的政制特点。
　　宋朝有“宰执”这一提法，是宰相和执政的合称。宰指宰相，只限于同平章事、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和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以及南宋的尚书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和左、右丞相等首相和次相。副相包括参知政事，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右丞，与枢密院正副长官，合称“执政”。
　　宋初，中书和枢密院对掌文武二柄，权力不能合在一起，因此无宰相兼枢密使的情况。后来因用兵西夏，宰相与枢密院长官不相通气，对军事指挥不利，于是在庆历年间一度由宰相兼枢密使。西夏用兵结束，又恢复原状，兼职没有形成制度。到了南宋，一些权臣如秦桧、史弥远、贾似道等都曾以宰相兼任枢密使，但还不是定制。宁宗以后，宰相兼枢密使才成为定制。宰相不能兼枢密使，是防止大臣权重威胁皇权。后来权臣兼任两职，确实曾使皇权受到影响。
　　宋朝的政治体制大体沿袭唐朝的政治制度。但宰相不再由三省长官担任，而是另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又增设参知政事为副相，通称执政，与宰相合称“宰执”。宋朝的相权大幅萎缩，仅负责行政职能。中书门下与枢密院合称二府，掌文武大权。又设盐铁、户部、度支三司，主管财政大权，号称计省。这样三司、宰执、枢密使三权互相制衡，因此削弱了相权，加强了皇权。宋朝还在御史台之外增设谏院和置谏官，这些都是监察机构，负责弹劾等事宜。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将领夺权。建隆二年三月，宋太祖削去了都点检这个重要的禁军职位。同年七月，宋太祖通过杯酒释兵权解除了武官的军权，禁军的领导机构改为殿前司和侍卫司，分别由殿前都指挥使、步军都指挥使和马军都指挥使（三帅）统领。但是，三帅无发兵之权。宋朝在中央设立枢密院来负责军务。枢密院直接对皇帝负责，其他任何官员都不得过问。而枢密院虽能发兵，却不能直接统军，这样就导致了统兵权与调兵权的分离。同时，宋朝经常更换统兵将领，以防止军队中出现个人势力。宋朝的兵力部署可谓“强干弱枝”“守内虚外”。宋朝的军队分为四种，即禁军、厢军、乡兵、藩兵。禁军是中央军，也是宋朝军队的主力。厢军是各州的镇兵，由地方长官控制。乡兵则是按机关抽调的壮丁。藩兵是防守在边境的非汉民族军队。
　　（二）中央行政机构的演变
　　唐朝后期，正常行政机构、职官之外另设机构、派官掌管的现象已很普遍。宋朝开国，太祖用赵普为相时以及太宗时期都没有做整齐划一、较大幅度的调整。因而宋初制度很乱，例如，兵部之外有枢密院侵夺了兵部的职权，并升为中枢机构；唐朝吏部、兵部分别主管文武官员的铨选，此时另设审官东院管文铨，审官西院管武选；户部尚书、侍郎职权，已由三司使（五代时并户部、盐铁、度支为三司，其长官为三司使）取代，被称为“计相”，其权位仅次于二府，在六部之上；礼部之外有礼仪院；刑部之外有审刑院。元丰改制，一律恢复唐朝前期制度，以《大唐六典》为准，权归六部。除枢密院保留外，其他机构、职官一律废除。从此，结束了唐末到宋初官制上的混乱状态。
　　（三）台谏制度的演变
　　宋朝的御史台；分三院（台院、殿院、察院），与唐相同。照例不除御史大夫，而以御史中丞为台长。元丰改制前沿袭唐制，御史大夫为加官，改制时取消此制。宋朝规定，宰相亲戚和由宰相推荐任用的官吏不得为台长，以避免宰相与台长勾结为祸。实际上宰执仍能控制御史台，并利用为工具以打击政敌（宋朝习惯，御史中丞弹劾宰相，宰相必须辞职，由副相升任宰相，御史中丞则得以进身为执政）。
　　宋朝的谏官制度，元丰改制前沿袭唐制，左、右省虽有谏官存在（左、右谏议大夫，左、右司谏──由补缺改，左、右正言──由拾遗改），但“非特旨供职亦不任谏净”。另有“谏院”，命别官知谏院。元丰改制，废谏院，恢复谏官职权，以左、右谏议大夫为谏长，仍隶左、右省。
　　门下省的给事中和中书省的中书舍人，地位比较重要。给事中正四品，品位在左谏议大夫（从四品）之上。分管门下后省，执行门下省的封驳权。中书舍人级别也比右谏议大夫高，分管中书后省，对皇帝任命官吏所下的“词头”，若认为不当，可以封还。因此在宋朝，侍中、中书令不置，门下传郎、中书侍郎又为宰相或执政，给事中和中书舍人遂成为两省的实际负责人。
　　（四）军事制度的演变
　　宋朝军事制度的特点之一是兵权由几个机构分管，各部门权力分散，权力集中于皇帝。宋朝负责管理军事有关事务的有四个部门。枢密院负责军令、调动和高级军官的任免；“三衙”统率禁军；兵部负责后勤事务和管理地方的厢军；吏部负责武官铨选（武选唐朝归兵部管，宋朝元丰改制前由审官西院管，改制后权归吏部）。
　　宋朝实行募兵制，士兵的来源有多种。其中一种，就是每逢有饥荒，从饥民中招募士兵，补本城。宋朝政府对从饥民中招募士兵的办法很得意，说是“天下犷悍失职之徒，皆为良民之卫”，也就是说把社会上的可能反抗者变为镇压者，一举两得。宋朝还有个从后周时代遗留下来的传统，就是从地方厢军中选拔出强壮者充实到中央禁军。这种作法被称作“强干弱枝”，也是宋朝军事制度的一个特点。
　　另外，宋太祖赵匡胤“惩藩镇之弊，分遣禁旅戍守边城，立更戍法，使（士兵）往来道路，以习勤苦，均劳逸。故将不得专其兵，兵不至于骄堕”。这种办法可收到“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效果，免去将官专权的威胁，但对作战十分不利。神宗即位知其弊，才废除了这种办法。
　　南宋初，允许将领募兵，于是有了岳家军、韩家军的出现。这触犯了宋王朝的大忌讳，有成为私人武装的危险。因而南宋有收回张俊、韩世忠、岳飞三大将兵权的举动。岳飞有大功于国，却被以“莫须有”的罪名而杀害。
　　“三衙”，即侍卫亲军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司和侍卫亲军步军司，是中央统率禁军的三个机构。除殿前司单独有最高级的军事职官都点检、副都检点（后不置）外，各衙的长官是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和都虞候。禁军分布在各地驻防。统率军队的率臣，有都总管、总管、副总管（初名部署，后避英宗讳改称总管）等军事职官。宋朝制度，军事正印官，一律由文官兼任，武人只能充当副职。
　　厢军的长官亦称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但厢军均是老弱，无战斗力，兵士地位甚为低下，有如“给役”（只是一种“听差”）。
　　南宋置御营司，自收三大将兵权后，诸军皆冠以“御前”二字，其将领为都统制、统制、副统制和统领。
　　（五）地方官制的特点
　　宋朝的地方行政区划，基本上是两级制，即府、州、军、监为一级，县为一级。宋朝的地方官均以中央官吏派出任“知XX事”，高级官吏则称“判XX事”。以州为标准单位，多称“知X州军州事”。知州照例兼厢军正印职。除知州外，每州设“通判”一人，其地位类似隋朝通守。州一级发出文件，必须通判签署，才能生效。目的就是要牵掣一下知州的权力。
　　县一级的官吏，主要有知县、县丞、主簿和县尉。知县由中央派出的官吏担任，也是一种差遣。
　　府州军监以上的大区称“路”。路一级的机构和职官，有监司和帅司。监司包括：“漕司（即转运司，长官称转运使），负责一路的财赋和监察；宪司（即提点刑狱司，长官称提点刑狱公事），负责一路刑狱；仓司（即提举常平司，长官称提举常平公事）负责一路的仓储。宪司和仓司也有监察责任，因而路一级可视为监察区。帅司，即安抚司（经略安抚司），长官为安抚使。安抚使照例兼任禁军军区的马步军都总管等军事职官，同时兼任某州、某府的地方官知州或知府。因此，安抚使下设有管军的幕职官和管地方事务的曹掾官。安抚使兼禁军首领又兼地方长官，权限较宽。为防止安抚使权力过重造成危害，因而安抚使要受路一级监司的监察，同时要受到下属的“走马承受”的监视，“走马承受”可直接向朝廷汇报安抚使的情况。由于路一级的军、政、财、监四权分散，无统辖各权的职官，因而宋朝地方行政区划和官员始终没有正式形成三级制。
　　宋朝的节度使、观察使，名存而实废，两使下的幕职官、曹掾官与唐代不同，仅是闲差。
　　宋朝很重视总结前朝政制利弊，并加以改革和调整，以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收到一定的效果。但去掉一些旧隐患，又生长出一些新弊端，影响着宋王朝国力的发展。
　　二、优待士大夫的特殊制度
　　“重文轻武”是宋朝职官制度的一个显著特点，优待士大夫的某些特殊制度更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
　　（一）取得入仕资格的途径
　　“入仕”（即开始作官）资格的取得，有三个主要途径，即科举（包括进士、诸科及武举为常选）、制举（特举）和荫补。
　　1．广泛吸收士人的“特奏名”制度。
　　宋朝制度，礼部贡举设进士及诸科。诸科包括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科。乡贡，“诸州判官试进士，录事参军试诸科，不通经义，则别选官考核，而判官监之”。合格者“第其甲乙”，监官、试官署名其下，然后举送。礼部试后有廷试（殿试）。礼部举年份初无规定，英宗时“诏礼部三岁一贡举”。宋朝科举制度更加严密。宋太祖废除“公荐”，以避免请托。“公荐”是唐代陋习，影响科举的公正程度。宋朝加强了考试的管理：现任官应进士举有锁厅试，验证身份和德行。应举之人，要“什伍相保，不许有大逆人缌麻以上亲，及诸不孝、不梯、隐匿工商异类、僧道归俗之徒”试卷有弥封制度，糊名，使考官不知举子姓名；有誊录制度，将试卷重新抄写一过，以免考官认得举子笔迹，上下其手。考官与举子有姻亲、师生关系，有回避制度。宋太宗时，对达官子弟中礼部贡举者要复试。
　　宋朝科举等第最初只分甲乙，后来进士分三甲。考第之制分五等，上二等为一甲，赐进士及第；三等为二甲，赐进士出身；四、五等为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中进士举者才能称“进士”。凡“及第即命以官”，不须经吏部试，此点与唐制不同。
　　宋朝有允许“附试”的“特奏名”制度。凡士人“贡于乡而屡绌于礼部，或廷试所不录者”，遇皇帝“亲策士则籍其名以奏，径许附试，故曰‘特奏名’”。例如咸平三年（1000年），亲试陈尧咨等八百四十人，特奏名者九百余人，共一千七百余人。
　　宋朝科举考试，制度日趋严密，不受门第影响，较少请托，录取名额又较多，向社会各阶层士子开放，因而扩大了宋朝的统治基础。
　　2．允许士人自荐的“制举”制度。
　　“制举”又称制科，习称大科或贤良。制科非常选，必待皇帝下诏才举行。具体科目和举罢时间均不固定，屡有变动。应试人的资格，初无限制，现任官员和一般士人均可应考，并准自荐。后限制逐渐增多，自荐改为要公卿推荐；布衣要经过地方官审查；御试前又加“阁试”（试场在秘阁，及格为“过阁”）。御试即殿试，内容要求更严（试策一道，三千字以上，当日完成），考试成绩分五等，上二等向来不授人，第三等与进士科第一名相当。有官人均升转或蒙拔擢。制科非常选，但它给士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入仕机会。
　　3．照顾高级官吏子弟的荫补制度。
　　宋朝对官吏子弟的照顾，另有荫补制度，荫补的范围比前朝扩大。高级官吏，文臣自太师至开府仪同三司，可荫子、孙、期亲、大功以下及异姓亲，而且可以荫及门客；武臣自枢密使至观察使、通侍大夫，可荫子、孙、期亲、大功以下及异姓亲。遇国家大礼，臣僚亦可荫补。一般官吏可荫及子孙，宰相、执政则可荫“本宗、异姓、门客、医人各一人”。高级官吏致仕，“曾任宰相及现任三少、使相：（荫）三人”，曾任尚书、侍郎等官以上也可荫一人。大臣病故，据所留遗表也可荫补，“曾任宰相及见任三少、使相”，可多至五人。由于官吏荫补机会多，名额扩大，最高记录曾达到同时荫补子弟四千人，致使孤寒之士十年不得一任。宋朝优待大臣的这些作法，对巩固统治阶级队伍固然有一定益处，但也是促成宋代官吏冗滥的原因之一。
　　（二）“职”，宋朝官僚士大夫的特殊职称
　　元丰改制以前，一般官吏多有三个头衔，即官、职和差遣。“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别为差遣以治内外之事。”唐前期的职事官，到唐后期已变成官吏品阶的标志，宋初沿袭了这种情况。官吏的实际职务，要看所分派的差遣。《宋史·职官志》讲，“故仕人以登台阁、升禁从为显宦，而不以官之迅速为荣滞；以差遣要剧为贵途，而不以阶、勋、爵邑有无为轻重”。例如真宗朝寇准曾为虞部郎中、枢密直学士，判吏部东铨。郎中是官，直学士是职，判吏部东铨是差遣，才是实际职责。元丰改制，定阶官以寄禄（文散官有二十四阶；武散官有五十二阶。五品以上为大夫，六品以下为郎。凡进士、诸科及武举等科举出身者为有出身，此外为无出身），将知、判等差遣变为职事。
　　宋朝的职名甚多，分若干等级。就以“学士”名号来说，按其性质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学士为翰林学士、知制浩与翰林侍读学士。
　　学士院，即翰林学士院。其职务为“掌制、诰、诏、令撰述之事”。其职官为翰林学士、知制诰。长官为“翰林学士承旨”。“承旨，不常置，以学士久次者为之。凡他官人院未除学士，谓之直院；学士俱缺，他官暂行院中文书，谓之权直。自国初至元丰官制行，百司事失其实，多所厘正，独学士院承唐旧典不改。”
　　宋朝有专门给皇帝讲读经文的经筵官，也称讲读官。讲读官有翰林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侍读、侍讲。“元丰改制，废除翰林侍读、侍讲学士不置，但以为兼官。然必侍从以上，乃得兼之，其秩卑资浅则为说书”。程颐（北宋）、朱熹（南宋），均曾任崇政殿说书。
　　知制法，原为差遣，即起草诏令文书、是中书舍人的本职。唐代开元以后，设翰林学士加知制诰衔，负责起草“内命”诏令文书，称“内制”；中书舍人只负责起草“外命”诏令文书，称“外制”，于是有内外两制，简称“两制”。宋代翰林学士人院前须经考试合格始得任命，入院例加“知制法”衔。中书合人不带“知制诰”衔，入学士院者免试。元丰改制前，宋朝政府中许多职务必须由两制或两制以上官员充任。因此，是否具有“两制”资格遂成为文职官员升迁的重要依据。“知制诰”也演变成一种职名。
　　第二类学士为馆。殿学士。
　　宋初沿袭唐制，设三馆。三馆长官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史馆长官）与集贤院（殿）大学士为宰相兼职。元丰改制，昭文馆、集贤院不置，史馆并入秘书省，于是取消了宰相三馆兼职的职名。秘阁，是三馆藏书的皇家图书馆。馆、院专任职官直馆、直院称“馆职”，以他官兼任则称“贴职”。内外职事官带贴职，称“带职”，免去所带职名则称“落职”。元丰改制“罢直馆、直院之名，独以直秘阁为贴职”，而且不须考试。
　　宋朝最高级职名为观文殿大学士、观文殷学士，资政殿大学士、资政殿学士及端明殿学士。“学士之职，资望极峻，无吏守。无职掌，惟出入待从备顾问而已”。观文殿大学士须曾任宰相，观文殿学士亦“非曾任执政者弗除”。资政殿大学士、学士也是宰相、执政的荣誉职名。端明殿（后改延康殿）学士五代已有，元丰以后“以现执政为之”。
　　第三类学士为阁学士。
　　宋朝有一种特殊的阁学士职名，简称“阁职”。有学士、直学士、待制和直阁四级。宋朝制度，每一位皇帝去世后，必敕建一阁，以奉藏先帝遗留的文物。例如龙图阁，就奉藏着“太宗御书、御制文集及典籍、图画、宝瑞之物，及宗正寺所进书籍、世谱”。其后，又建有天章阁、宝文阁、显谟阁、徽猷阁、敷文阁及南宋的焕章、华文、宝谟、宝章、显文等阁。
　　诸阁学士之外，尚有一枢密直学士（后改述古殿直学士），亦是贴职，其班位在龙图阁直学士之上。
　　宋朝官员对职名很重视。入馆阁者,必须是进士出身，“一经此职，遂为名流”。凡有职名的官员，可享有一些特殊待遇。实际上，授予馆阁职称是宋王朝笼络士大夫的一种重要手段。
　　（三）请郡及宫观祠禄官制度
　　宋朝对宰执等高级官吏有一种特殊优待办法，就是“请郡”制度。宰相因任职过繁或与同僚政见抵触，可以请求出任外藩，叫做“请郡”。如以节度使带宰相原衔出任，为“使相”。
　　宫观祠禄官，为宋朝特有的职官制度。宋朝皇帝崇尚道教，于京城内外建立许多宫观。在京者为京词，在外者为外祠。宋真宗命首相王旦充玉清昭应宫使，为宰相兼宫观使的开始。随后，外戚、宗室和宰执罢官留京师，多任宫观官。疲老不任事而又未致仕的官员也多任此职。于是形成制度：凡大臣罢现任，令管理道教宫观以示优礼，无职事，但借名“以食其禄”，称为“祠禄”。先时，任宫观使者员额绝少。熙宁时，王安石执政，为安排反对变法者，规定宫观官不限名额，知州资序以上官即可派遣，并规定了任宫观祠禄官按不同级别应得的俸给和任期。
　　此制施行以来，员额不断扩大。政和年间，祠禄官近百员。钦宗靖康元年曾下诏罢去一批宫观官，渡江以后，宫观不复置，只保留醴泉观使、万寿宫使及佑神观使三种宫观使。绍兴时，士大夫流离失所，朝廷无官缺安置，于是许“承务郎以上权差宫观一次”；又有选入（幕职、州等低级文职官员的合称）众多，无官缺可补，也破格给予岳庙祠禄。宋朝还有一种传统，凡年六十以上（南宋为年及七十），不能理事的知州资序官员应自己陈请罢现任，为宫观。非自陈而朝廷特差宫观者，则属于黜降；但吏部仍可按“自陈宫观”处理，以示优礼。
　　对官僚士大夫的种种优待，其实质是什么？北宋名臣文彦博揭示得最清楚。他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应当说，宋王朝的这些举措，确实激励了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报国之心，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宋朝政治体制的主要特点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体现在职官制度上，有五大特点，即中央集权、皇帝集权、百官权力分散、重文轻武和军事上内重外轻。宋朝的政治体制演变，以元丰（宋神宗年号）改制为界限，改制前与后各为一阶段，南宋又为一大阶段。
　　（一）中枢机构的演变
　　宋朝中枢机构为“二府制”，即设中书和枢密院两个机构“对持文武二柄，号为二府”。二府制的特点就是文武分权。
　　宋朝的“中书”，与唐朝的“中书门下”性质相同，是宰相办公的地方。中书之外，尚书、门下两省名号虽存，但已成外朝，不是宰相机构。
　　宋初，沿袭唐朝后期制度，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简称“同平章事”）为宰相，而以参知政事为副相。从尚书丞。郎到三师皆可加此等衔为宰相或副相。尚书令、侍中、中书令等三省长官，品高位重常“缺而不置”。
　　元丰改制，以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行侍中事，为首相；以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行中书令事，为次相。名义上恢复三省，实际上趋于一省，次相以兼中书侍郎因请旨而更接近皇帝。副相，包括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和尚书左、右丞。徽宗时，一度将首相改为太宰，次相为少宰。
　　南宋初年，以尚书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并改为参知政事为副相，废尚书左、右丞官。从宰相官称来看，三省已并为一省。孝宗时，索性将尚书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改为左、右丞相，参知政事未变（左。右丞相，唐玄宗时为尚书省长官，宋为中书的长官）。
　　宋朝还有一些特殊宰相官称。蔡京权势最盛时曾任“太师总领三省事”，文彦博、吕公著曾以元老任“平章军国重事”和“同平章军国重事”。南宋韩侂胄当权时，曾任“平章军国事”。他不用军国“重”事称号，因为加上“重”字测权力受限制，只能过问重事；用“同”则权力不专⑴。蔡、韩的称号都是权臣耍弄权术的一种伎俩，并非宋朝常制。
　　枢密院的由来，也不一般。唐朝有左、右内枢密使，向由宦官担任。唐朝后期的枢密院是在三省之外复有一省，内枢密使是在宰相之外复有宰相，是正常国家机构之外的多余机构，是君主专制制度下宦官擅权的产物。唐末朱温在夺取政权之前，把掌握朝廷实权的宦官杀掉，改用文士为枢密使；同时使枢密使由全面掌权改变为专管军事。宋朝继承了五代的制度，也设立了专管武事的枢密院这一机构和枢密使这一职官。二府制下枢密使的设置，分了宰相的权，形成文武分权；同时又侵夺了原来专管军事的兵部的权力，宋朝枢密院长官自称“本兵”。
　　枢密院长官的官称，宋初为枢密使和枢密副使，或称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签书（署）和同签书枢密院事。元丰改制，专用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等官称。改制时，曾讨论枢密院机构是否继续存在，有人建议把权力合并于兵部。神宗强调祖制，他说：“祖宗不以兵柄归有司，故专命官统之，互相维制，何可废也？”⑵因而元丰改制时唯独把枢密院这一机构保留了下来。宋朝的枢密使、知枢密院事照例用文人充任，副职有时用武人，充分体现了重文轻武的政制特点。
　　宋朝有“宰执”这一提法，是宰相和执政的合称。宰指宰相，只限于同平章事、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和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以及南宋的尚书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和左、右丞相等首相和次相。副相包括参知政事，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右丞，与枢密院正副长官，合称“执政”。
　　宋初，中书和枢密院对掌文武二柄，权力不能合在一起，因此无宰相兼枢密使的情况。后来因用兵西夏，宰相与枢密院长官不相通气，对军事指挥不利，于是在庆历年间一度由宰相兼枢密使。西夏用兵结束，又恢复原状，兼职没有形成制度。到了南宋，一些权臣如秦桧、史弥远、贾似道等都曾以宰相兼任枢密使，但还不是定制。宁宗以后，宰相兼枢密使才成为定制。宰相不能兼枢密使，是防止大臣权重威胁皇权。后来权臣兼任两职，确实曾使皇权受到影响。
　　唐朝后期，正常行政机构、职官之外另设机构、派官掌管的现象已很普遍。宋朝开国，太祖用赵普为相时以及太宗时期都没有做整齐划一、较大幅度的调整。因而宋初制度很乱，例如，兵部之外有枢密院侵夺了兵部的职权，并升为中枢机构；唐朝吏部、兵部分别主管文武官员的铨选，此时另设审官东院管文铨，审官西院管武选；户部尚书、侍郎职权，已由三司使（五代时并户部、盐铁、度支为三司，其长官为三司使）取代，被称为“计相”，其权位仅次于二府，在六部之上；礼部之外有礼仪院；刑部之外有审刑院。元丰改制，一律恢复唐朝前期制度，以《大唐六典》为准，权归六部。除枢密院保留外，其他机构、职官一律废除。从此，结束了唐末到宋初官制上的混乱状态。
　　（三）台谏制度的演变
　　宋朝的御史台；分三院（台院、殿院、察院），与唐相同。照例不除御史大夫，而以御史中丞为台长。元丰改制前沿袭唐制，御史大夫为加官，改制时取消此制。宋朝规定，宰相亲戚和由宰相推荐任用的官吏不得为台长，以避免宰相与台长勾结为祸。实际上宰执仍能控制御史台，并利用为工具以打击政敌（宋朝习惯，御史中丞弹劾宰相，宰相必须辞职，由副相升任宰相，御史中丞则得以进身为执政）。
　　宋朝的谏官制度，元丰改制前沿袭唐制，左、右省虽有谏官存在（左、右谏议大夫，左、右司谏──由补缺改，左、右正言──由拾遗改），但“非特旨供职亦不任谏净”。另有“谏院”，命别官知谏院。元丰改制，废谏院，恢复谏官职权，以左、右谏议大夫为谏长，仍隶左、右省。
　　门下省的给事中和中书省的中书舍人，地位比较重要。给事中正四品，品位在左谏议大夫（从四品）之上。分管门下后省，执行门下省的封驳权。中书舍人级别也比右谏议大夫高，分管中书后省，对皇帝任命官吏所下的“词头”，若认为不当，可以封还。因此在宋朝，侍中、中书令不置，门下传郎、中书侍郎又为宰相或执政，给事中和中书舍人遂成为两省的实际负责人。
　　（四）军事制度的演变
　　宋朝军事制度的特点之一是兵权由几个机构分管，各部门权力分散，权力集中于皇帝。宋朝负责管理军事有关事务的有四个部门。枢密院负责军令、调动和高级军官的任免；“三衙”统率禁军；兵部负责后勤事务和管理地方的厢军；吏部负责武官铨选（武选唐朝归兵部管，宋朝元丰改制前由审官西院管，改制后权归吏部）。
　　宋朝实行募兵制，士兵的来源有多种。其中一种，就是每逢有饥荒，从饥民中招募士兵，补本城。宋朝政府对从饥民中招募士兵的办法很得意，说是“天下犷悍失职之徒，皆为良民之卫”，也就是说把社会上的可能反抗者变为镇压者，一举两得。宋朝还有个从后周时代遗留下来的传统，就是从地方厢军中选拔出强壮者充实到中央禁军。这种作法被称作“强干弱枝”，也是宋朝军事制度的一个特点。
　　另外，宋太祖赵匡胤“惩藩镇之弊，分遣禁旅戍守边城，立更戍法，使（士兵）往来道路，以习勤苦，均劳逸。故将不得专其兵，兵不至于骄堕”。这种办法可收到“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效果，免去将官专权的威胁，但对作战十分不利。神宗即位知其弊，才废除了这种办法。
　　南宋初，允许将领募兵，于是有了岳家军、韩家军的出现。这触犯了宋王朝的大忌讳，有成为私人武装的危险。因而南宋有收回张俊、韩世忠、岳飞三大将兵权的举动。岳飞有大功于国，却被以“莫须有”的罪名而杀害。
　　“三衙”，即侍卫亲军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司和侍卫亲军步军司，是中央统率禁军的三个机构。除殿前司单独有最高级的军事职官都点检、副都检点（后不置）外，各衙的长官是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和都虞候。禁军分布在各地驻防。统率军队的率臣，有都总管、总管、副总管（初名部署，后避英宗讳改称总管）等军事职官。宋朝制度，军事正印官，一律由文官兼任，武人只能充当副职。
　　厢军的长官亦称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但厢军均是老弱，无战斗力，兵士地位甚为低下，有如“给役”（只是一种“听差”）。
　　南宋置御营司，自收三大将兵权后，诸军皆冠以“御前”二字，其将领为都统制、统制、副统制和统领。
　　二、优待士大夫的特殊制度
　　“重文轻武”是宋朝职官制度的一个显著特点，优待士大夫的某些特殊制度更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
　　（一）取得入仕资格的途径
　　“入仕”（即开始作官）资格的取得，有三个主要途径，即科举（包括进士、诸科及武举为常选）、制举（特举）和荫补。
　　1．广泛吸收士人的“特奏名”制度。
　　宋朝制度，礼部贡举设进士及诸科。诸科包括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科。乡贡，“诸州判官试进士，录事参军试诸科，不通经义，则别选官考核，而判官监之”。合格者“第其甲乙”，监官、试官署名其下，然后举送。礼部试后有廷试（殿试）。礼部举年份初无规定，英宗时“诏礼部三岁一贡举”。宋朝科举制度更加严密。宋太祖废除“公荐”，以避免请托。“公荐”是唐代陋习，影响科举的公正程度。宋朝加强了考试的管理：现任官应进士举有锁厅试，验证身份和德行。应举之人，要“什伍相保，不许有大逆人缌麻以上亲，及诸不孝、不梯、隐匿工商异类、僧道归俗之徒”试卷有弥封制度，糊名，使考官不知举子姓名；有誊录制度，将试卷重新抄写一过，以免考官认得举子笔迹，上下其手。考官与举子有姻亲、师生关系，有回避制度。宋太宗时，对达官子弟中礼部贡举者要复试。
　　宋朝科举等第最初只分甲乙，后来进士分三甲。考第之制分五等，上二等为一甲，赐进士及第；三等为二甲，赐进士出身；四、五等为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中进士举者才能称“进士”。凡“及第即命以官”，不须经吏部试，此点与唐制不同。
　　宋朝有允许“附试”的“特奏名”制度。凡士人“贡于乡而屡绌于礼部，或廷试所不录者”，遇皇帝“亲策士则籍其名以奏，径许附试，故曰‘特奏名’”。例如咸平三年（1000年），亲试陈尧咨等八百四十人，特奏名者九百余人，共一千七百余人。
　　宋朝科举考试，制度日趋严密，不受门第影响，较少请托，录取名额又较多，向社会各阶层士子开放，因而扩大了宋朝的统治基础。
　　2．允许士人自荐的“制举”制度。
　　“制举”又称制科，习称大科或贤良。制科非常选，必待皇帝下诏才举行。具体科目和举罢时间均不固定，屡有变动。应试人的资格，初无限制，现任官员和一般士人均可应考，并准自荐。后限制逐渐增多，自荐改为要公卿推荐；布衣要经过地方官审查；御试前又加“阁试”（试场在秘阁，及格为“过阁”）。御试即殿试，内容要求更严（试策一道，三千字以上，当日完成），考试成绩分五等，上二等向来不授人，第三等与进士科第一名相当。有官人均升转或蒙拔擢。制科非常选，但它给士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入仕机会。
　　3．照顾高级官吏子弟的荫补制度。
　　宋朝对官吏子弟的照顾，另有荫补制度，荫补的范围比前朝扩大。高级官吏，文臣自太师至开府仪同三司，可荫子、孙、期亲、大功以下及异姓亲，而且可以荫及门客；武臣自枢密使至观察使、通侍大夫，可荫子、孙、期亲、大功以下及异姓亲。遇国家大礼，臣僚亦可荫补。一般官吏可荫及子孙，宰相、执政则可荫“本宗、异姓、门客、医人各一人”。高级官吏致仕，“曾任宰相及现任三少、使相：（荫）三人”，曾任尚书、侍郎等官以上也可荫一人。大臣病故，据所留遗表也可荫补，“曾任宰相及见任三少、使相”，可多至五人。由于官吏荫补机会多，名额扩大，最高记录曾达到同时荫补子弟四千人，致使孤寒之士十年不得一任。宋朝优待大臣的这些作法，对巩固统治阶级队伍固然有一定益处，但也是促成宋代官吏冗滥的原因之一。
　　（二）“职”，宋朝官僚士大夫的特殊职称
　　元丰改制以前，一般官吏多有三个头衔，即官、职和差遣。“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别为差遣以治内外之事。”唐前期的职事官，到唐后期已变成官吏品阶的标志，宋初沿袭了这种情况。官吏的实际职务，要看所分派的差遣。《宋史·职官志》讲，“故仕人以登台阁、升禁从为显宦，而不以官之迅速为荣滞；以差遣要剧为贵途，而不以阶、勋、爵邑有无为轻重”。例如真宗朝寇准曾为虞部郎中、枢密直学士，判吏部东铨。郎中是官，直学士是职，判吏部东铨是差遣，才是实际职责。元丰改制，定阶官以寄禄（文散官有二十四阶；武散官有五十二阶。五品以上为大夫，六品以下为郎。凡进士、诸科及武举等科举出身者为有出身，此外为无出身），将知、判等差遣变为职事。
　　宋朝的职名甚多，分若干等级。就以“学士”名号来说，按其性质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学士为翰林学士、知制浩与翰林侍读学士。
　　学士院，即翰林学士院。其职务为“掌制、诰、诏、令撰述之事”。其职官为翰林学士、知制诰。长官为“翰林学士承旨”。“承旨，不常置，以学士久次者为之。凡他官人院未除学士，谓之直院；学士俱缺，他官暂行院中文书，谓之权直。自国初至元丰官制行，百司事失其实，多所厘正，独学士院承唐旧典不改。”
　　宋朝有专门给皇帝讲读经文的经筵官，也称讲读官。讲读官有翰林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侍读、侍讲。“元丰改制，废除翰林侍读、侍讲学士不置，但以为兼官。然必侍从以上，乃得兼之，其秩卑资浅则为说书”。程颐（北宋）、朱熹（南宋），均曾任崇政殿说书。
　　知制法，原为差遣，即起草诏令文书、是中书舍人的本职。唐代开元以后，设翰林学士加知制诰衔，负责起草“内命”诏令文书，称“内制”；中书舍人只负责起草“外命”诏令文书，称“外制”，于是有内外两制，简称“两制”。宋代翰林学士人院前须经考试合格始得任命，入院例加“知制法”衔。中书合人不带“知制诰”衔，入学士院者免试。元丰改制前，宋朝政府中许多职务必须由两制或两制以上官员充任。因此，是否具有“两制”资格遂成为文职官员升迁的重要依据。“知制诰”也演变成一种职名。
　　第二类学士为馆。殿学士。
　　宋初沿袭唐制，设三馆。三馆长官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史馆长官）与集贤院（殿）大学士为宰相兼职。元丰改制，昭文馆、集贤院不置，史馆并入秘书省，于是取消了宰相三馆兼职的职名。秘阁，是三馆藏书的皇家图书馆。馆、院专任职官直馆、直院称“馆职”，以他官兼任则称“贴职”。内外职事官带贴职，称“带职”，免去所带职名则称“落职”。元丰改制“罢直馆、直院之名，独以直秘阁为贴职”，而且不须考试。
　　宋朝最高级职名为观文殿大学士、观文殷学士，资政殿大学士、资政殿学士及端明殿学士。“学士之职，资望极峻，无吏守。无职掌，惟出入待从备顾问而已”。观文殿大学士须曾任宰相，观文殿学士亦“非曾任执政者弗除”。资政殿大学士、学士也是宰相、执政的荣誉职名。端明殿（后改延康殿）学士五代已有，元丰以后“以现执政为之”。
　　第三类学士为阁学士。
　　宋朝有一种特殊的阁学士职名，简称“阁职”。有学士、直学士、待制和直阁四级。宋朝制度，每一位皇帝去世后，必敕建一阁，以奉藏先帝遗留的文物。例如龙图阁，就奉藏着“太宗御书、御制文集及典籍、图画、宝瑞之物，及宗正寺所进书籍、世谱”。其后，又建有天章阁、宝文阁、显谟阁、徽猷阁、敷文阁及南宋的焕章、华文、宝谟、宝章、显文等阁。
　　诸阁学士之外，尚有一枢密直学士（后改述古殿直学士），亦是贴职，其班位在龙图阁直学士之上。
　　宋朝官员对职名很重视。入馆阁者,必须是进士出身，“一经此职，遂为名流”。凡有职名的官员，可享有一些特殊待遇。实际上，授予馆阁职称是宋王朝笼络士大夫的一种重要手段。
　　（三）请郡及宫观祠禄官制度
　　宋朝对宰执等高级官吏有一种特殊优待办法，就是“请郡”制度。宰相因任职过繁或与同僚政见抵触，可以请求出任外藩，叫做“请郡”。如以节度使带宰相原衔出任，为“使相”。
　　宫观祠禄官，为宋朝特有的职官制度。宋朝皇帝崇尚道教，于京城内外建立许多宫观。在京者为京词，在外者为外祠。宋真宗命首相王旦充玉清昭应宫使，为宰相兼宫观使的开始。随后，外戚、宗室和宰执罢官留京师，多任宫观官。疲老不任事而又未致仕的官员也多任此职。于是形成制度：凡大臣罢现任，令管理道教宫观以示优礼，无职事，但借名“以食其禄”，称为“祠禄”。先时，任宫观使者员额绝少。熙宁时，王安石执政，为安排反对变法者，规定宫观官不限名额，知州资序以上官即可派遣，并规定了任宫观祠禄官按不同级别应得的俸给和任期。
　　此制施行以来，员额不断扩大。政和年间，祠禄官近百员。钦宗靖康元年曾下诏罢去一批宫观官，渡江以后，宫观不复置，只保留醴泉观使、万寿宫使及佑神观使三种宫观使。绍兴时，士大夫流离失所，朝廷无官缺安置，于是许“承务郎以上权差宫观一次”；又有选入（幕职、州等低级文职官员的合称）众多，无官缺可补，也破格给予岳庙祠禄。宋朝还有一种传统，凡年六十以上（南宋为年及七十），不能理事的知州资序官员应自己陈请罢现任，为宫观。非自陈而朝廷特差宫观者，则属于黜降；但吏部仍可按“自陈宫观”处理，以示优礼。
　　对官僚士大夫的种种优待，其实质是什么？北宋名臣文彦博揭示得最清楚。他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应当说，宋王朝的这些举措，确实激励了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报国之心，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有一次，晏殊路过杨州，在城里走累了，就进大明寺里休息。晏殊进了庙里，看见墙上写了好些题诗。他挺感兴趣，就找了把椅子坐下。然后，让随从给他念墙上的诗，可不许念出题诗人的名字和身份。晏殊听了会儿，觉得有一首诗写得挺不错，就问：“哪位写的？”随从回答说：“写诗的人叫王琪。”晏殊就叫人去找这个王琪。王琪被找来了，拜见了晏殊。晏殊跟他一聊，挺谈得来，就高兴地请他吃饭。俩人吃完饭，一块到后花园去散步。这会儿正是晚春时候，满地都是落花。一阵小风吹过，花瓣一团团地随风飘舞，好看极了。晏殊看了，猛地触动了自己的心事，不由得对王琪说：“王先生，我每想出个好句子，就写在墙上，再琢磨个下句。可有个句子，我想了好几年，也没琢磨出个好下句。”
　　王琪连忙问：“请大人说说是个什么句子？”
　　晏殊就念了一句：“无可奈何花落去；”
　　王琪听了，马上就说：“您干吗不对个——‘似曾相识燕归来？’”
　　下句的意思是说，天气转暖，燕子又从南方飞回来了，这些燕子好像去年见过面。
　　晏殊一听，拍手叫好，连声说：“妙，妙，太妙了！”
　　王琪的下句对得确实好，跟上句一样，说的都是春天的景色。拿“燕归来”对“花落去”，又工整又巧妙。用“似曾相识”对“无可奈何”也恰到好处。这两句的音调正好平仄相对，念起来非常和谐好听。
　　晏殊对这两句非常喜欢，他写过一首词《浣溪沙》，里边就用上了这副联语：
　　一曲新词酒一杯，
　　去年天气旧亭台。
　　夕阳西下几时回?
　　无可奈何花落去，
　　似曾相识燕归来。
　　小园香径独徘徊。
　　这首词写作者在花园饮酒，看到满地落花，心里十分伤感。虽说词的情调不太高，不过，写得情景交融，艺术上还是有可取之处的。晏殊太喜欢“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这两句了，后来他在一首七言律诗里，又用了这两句。这在我国古代诗词作品里，还是不多见的

　　晏殊14岁应神童试,真宗召他与进士千余人同试廷中，他神气自若，援笔立成。赐同进士出身。从秘书省正字官至知制诰，进礼部侍郎。后因事出知宣州，改应天府。又任礼部、刑部、工部尚书，同平章事兼枢密使，病卒于家，仁宗亲临祭奠。谥元献。《宋史》本传说：“自五代以来，天下学校废，兴学自殊始。”他平居好贤士，范仲淹、韩琦、孔道辅、富弼等都是他提拔推荐的。
　　晏殊是北宋文坛上地位很高的文人，《宋史》说他“文章赡丽，应用不穷。尤工诗，闲雅有情思”。和北宋前期大多数文人的作风一样，晏殊的诗文词都是继承晚唐五代的传统，他“赡丽”之中有沉着的内容，所以不流于轻倩、浮浅,故为当时所重。他的词今存130余首，风格上既吸收《花间》温（庭筠）、韦(庄)的格调，也深受南唐冯延巳的影响。他一生显贵，尤其善于写旖旎风光，欢愉情趣，但他的作品并不单纯如此，而孕育着深厚的悲戚之感。如他的名句“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这种人的意志所不能挽回的情景，即使只是个人一时的无名的悲感，也蕴含着人类永恒而无可奈何的悲感，由此而感到人类普遍的永久的无可逃避的命运。由这种主观的悲哀推而至于客观世界的运转,又何尝不如此。“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这就不能不得出“珍惜现在”的结论：“不如怜取眼前人。”（〔浣溪沙〕）这比起《花间》温、韦的清词丽句来，就看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珠玉词》中没有长调慢词，全是小令。由此也可知：一方面当时慢词尚未流行，晏殊笃守《花间》的成规；同时可见晏殊这些词大都是在酒席或寿筵上临时即景之作，不是仔细用心推敲出来的。其次，晏词集中没有朋友之间的和作，没有一首是“次韵”之作。这可见晏殊填词，纯为抒写自己的性情，不是为应酬而作（替歌女写作不是普通所谓“应酬”）。因为不是敷衍朋友，故有真性情。不象南宋时以词作为进身之阶或交友之贽，没有把词当作“敲门砖”，所以有好作品
　　晏殊词中也没有游山玩水或羁旅愁苦如柳永、张先等人的作品，这是由于他一生富贵,自然无愁苦之词,但他也并非全无悲戚，不过他所悲所戚的是人生中共有的“无可奈何”的共悲，而非个人为某事的小悲小痛，又因为他一生历任各级大官，纵有儿女之情也不能象柳永、秦观那样表达出来，所以他词中又似乎有一种潜伏的风情，不能倾泻出来，只能在一定范围内隐约地表达，适可而止

羊后，即羊献容，（？－322年），泰山郡南城县（今山东省新泰市）人，尚书右仆射羊瑾孙女，尚书右仆射羊玄之之女，先为晋惠帝司马衷的皇后。八王之乱时期，在各路势力的左右下，五次立废，晋怀帝司马炽即位后，尊奉为惠帝皇后，居于弘训宫。永嘉之乱（311年），汉军攻陷洛阳，羊献容被俘，被刘曜强纳为妾。刘曜即位后，立羊献容为皇后，第六次登上皇后宝座，此后深受宠爱，先后生下三子。光初五年（322年），羊献容去世，谥号献文皇后，葬于显平陵。

刘曜（yào），（？—329年），字永明，新兴郡（今山西省忻州市）人，匈奴族。汉赵末代皇帝，汉光文帝刘渊从子。刘曜善于属文，工草书隶。自幼聪慧，气度非凡。汉赵建国开始，即为之征战，参与永嘉之乱，覆灭西晋王朝。此后，领兵镇守长安，拜相国、都督中外诸军事。平定外戚靳准叛乱后，登上帝位，迁都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光初二年，改国号为赵，供奉冒顿单于。同年，大将军石勒自立，刘曜的前赵与石勒的后赵战火不息。在位期间，向西攻打仇池和凉州，向东抵御后赵，对内提倡汉学，设立学校，发展文教事业。光初十二年（329年），为石勒所俘，被杀身亡。

《晋书·卷三十一·列传第一》记载了一段刘曜和他的皇后羊献容的对话。曜尝问之曰：“吾何如司马家儿？”羊氏曰：“陛下开基之圣主，彼亡国之暗夫，何可并言！彼贵为帝王，有一妇、一子及身三耳，曾不能庇。妾于尔时，实不欲生，意谓世间男子皆然。自奉巾栉已来，始知天下自有丈夫耳！”译文：刘曜问羊献容:“我和你原来的夫君相比谁更厉害?”羊献容说:“他怎么能跟您相提并论呢，您是一个圣明的开国的君主，而他只是一个亡国的昏庸愚昧的人，他连妻子、儿子、甚至他自己都保护不了。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受尽屈辱，痛不欲生，那时候也一直以为世间的男人都和他一样，直到我遇到了您，我才知道原来世间的大丈夫就是您这样的。”《资治通鉴·卷九十一》，也记载了这段对话。

闺房之内，更有甚于画眉者。典故，张敝画眉。东汉·班固《汉书·张敞传》：“然敞无威仪，时罢朝会，过走马章台街，使御吏驱，自以便面拊马。又为妇画眉，长安中传张京兆眉妩。有司以奏敞。上问之、对曰：“臣闻闺房之内、夫妇之私，有过于画眉者。”上爱其能，弗备责也。然终不得大位。”译文：张敞没有做官的威仪，有时下朝，经过章台街时，让车夫赶马快跑，自己用折扇拍马。张敞和他的太太感情很好，因为他的太太幼时受伤，眉角有了缺点，所以他每天要替他的太太画眉后，才去上班。长安城中传说张京兆画的眉毛很妩媚。有关部门就用这些事情来参奏张敞。有一次，汉宣帝在朝廷中当着很多大臣对张敞问起这件事，张敞回答说：“我听说闺房之内，夫妇之间亲昵的事，有比描画眉毛还过分的呢。皇上只要问我国家大事做好没有，我是否替太太画眉，皇上管它干什么？”汉宣帝爱惜他的才能，没有责备他。但是，张敞最后也没得到重用。

床笫之言不逾阈。出自《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赵孟曰：“床笫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笫：竹编的床席。床笫：床铺。阈：门槛。《玉篇》：“阈，门限也。” 床笫之言不逾阈。意思是床上的话（就是所谓的私房话）不可传出门槛（不外传）。

杨妃洗儿。出自《资治通鉴·唐纪·唐纪三十二》：“甲辰，禄山生日，上及贵妃赐衣服、宝器、酒馔甚厚。后三日，召禄山入禁中，贵妃以锦绣为大襁褓，裹禄山，使宫人以彩舆舁之。上闻后宫喧笑，问其故，左右以贵妃三日洗禄儿对。上自往观之，喜，赐贵妃洗儿金银钱，复厚赐禄山，尽欢而罢。自是禄山出入宫掖不禁，或与贵妃对食，或通宵不出，颇有丑声闻于外，上亦不疑也。”安禄山过生日，唐玄宗和杨贵妃送了很多礼物。在此之前，《旧唐书》、《新唐书》均记载了安禄山自请成为杨贵妃养子的事情：“时杨贵妃有宠，禄山请为妃养儿，帝许之。”贵妃成了养母。当时，民间有习俗“洗三朝礼”，就是生子的第三天，要给孩子洗澡，然后穿上衣服。于是，在《资治通鉴》中记述了杨贵妃为安禄山“洗三”的事情。但此事，一直被后人指为引述史实错误。

温公，即司马光，（1019年—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省夏县）人，世称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进士及第，累迁龙图阁直学士。宋神宗时，反对王安石变法，离开朝廷十五年，主持编纂了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官至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元祐元年（1086年）去世，追赠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温公，温国公的省称。

《天宝遗事》，全书名《开元天宝遗事》，笔记小说，作者是王仁裕。书中主要讲述了唐朝开元、天宝年间的逸闻遗事，内容以记述奇异物品，传说事迹为主。其中记唐代宫中七夕、寒食等节日习俗，以及豪忮、传书燕等事，有一定的社会史料价值。

委巷，音wēi xiàng，曲折的小巷。《礼记·檀弓上》：“小功不为位也者，是委巷之礼也。”郑玄注：“委巷，犹街里，委曲所为也。”《说文》：委，随也。从女从禾。徐铉曰：曲也。从禾垂穗委曲之貌。按，委巷，今人多读wěi xiàng，此为错误。委，多音字，作“委蛇”时，义为庄重而又从容自得的样子；又有绵延、曲折义，以上义读wēi 。故“委巷”应读wēi xiàng。

谰言，音lán yán，指诬妄不实、无根据的话。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诸子》：“谰言兼存，璅语必录。”

张嘉贞，（666年—729年），字嘉贞，蒲州猗氏县（今山西省临猗县）人。唐朝宰相。垂拱元年（685年），举明经进士，授平乡县尉。长安二年（702年），得到武则天召见，擢监察御史，迁秦州都督，转并州长史、天兵军节度使。开元八年（720年），入朝拜相，担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后迁中书令。开元十一年（723年），受累于弟张嘉祐贪污事件，贬为豳州刺史。历任益州长史、台州刺史、定州刺史，封河东郡侯。晚年张嘉贞爱好书画，不治产业。开元十七年（729年）去世，时年六十四岁，获赠益州大都督，谥号恭肃。

郭元振，（656年－713年），名震，字元振，以字行，魏州贵乡（今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人，唐朝名将、宰相。进士出身，授通泉县尉，后得到武则天的赞赏，被任命为右武卫铠曹参军，又进献离间计，使得吐蕃发生内乱。在担任凉州都督期间，郭元振加强边防，拓展疆域，大兴屯田，使凉州地区得以安定、发展，更兼任安西大都护。后来，郭元振因反对朝廷引吐蕃兵攻打娑葛，得罪宰相宗楚客，被诬“有异图”，险遭陷害。唐睿宗继位后，郭元振入朝，历任太仆卿、吏部尚书、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封馆陶县男。开元元年（713年），郭元振再次拜相，并辅助唐玄宗诛杀太平公主，兼任御史大夫，进封代国公。不久，唐玄宗骊山讲武，郭元振因军容不整之罪，被流放新州，后在赴任饶州司马途中，抑郁病逝。

典要，音diǎn yào，释义：1、恒常不变的准则、标准，可靠的根据。《易·系辞下》：“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韩康伯注：“不可立定准也。”孔颖达疏：“上下所易皆不同，是不可为典常要会也。”2、也指谓简要而有法度。《三国志·魏志·荀彧传》裴松之注引张璠《汉纪》：“（荀悦）被诏删《汉书》作《汉纪》三十篇，因事以明臧否，致有典要；其书大行于世。” 

宫阃，音gōng kǔn，释义：帝王后宫。亦指后妃。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诫兵》：“若承平之世，睥睨宫阃，幸灾乐祸，首为逆乱，诖误善良。”

第，古文中，此处为“但”的意思。明·高启《书博鸡者事》：第为上者不能察,使匹夫攘袂群起以伸其愤。清·林觉民《与妻书》：第以今日事势观之。

李义山，即李商隐，（约813年-约858年），字义山，号玉溪（溪）生，又号樊南生，晚唐著名诗人。

椒房，音jiāo fáng ，释义：1、即椒房殿。《汉书·车千秋传》：“江充先治甘泉宫人，转至未央椒房。”颜师古注：“椒房，殿名，皇后所居也。”椒房殿为西汉未央宫皇后所居殿名，椒房殿亦称椒室。因以椒和泥涂墙壁，取温暖、芳香、多子之义，故名。2、泛指后妃居住的宫室。《旧五代史·唐书·郭崇韬传》：“宦者曰：‘见本朝长安大内，六宫嫔御，殆及万人，椒房兰室，无不充牣。’”3、后妃的代称。《三国志.魏.志文德郭皇后传》：“宜各自慎，无为罚”。裴松之注引《魏书》：“后常敕戒表、表武等曰：‘汉氏椒房之家，少能自全者，皆由骄奢，可不慎乎！’”

羌浑，音qiāng hún，羌人与吐谷（yù）浑人的合称，泛指西北的少数民族。亦指西北地区。明·高启《京师苦寒》：“河冰踏碎马蹄热，夜斫坚垒收羌浑。”宋·苏辙《和子瞻三游南山九首其一楼观》：“君欲留身记幽寂，直将山外比羌浑。”

天中，错。此处应为“大中”。大中（847年正月—860年十月），是唐宣宗李忱的年号，共计14年。大中十三年（859年）八月唐懿宗李漼即位沿用。大中元年（847年）正月壬子，朝献于太清宫。癸丑，朝享于太庙。甲寅，有事于南郊。大赦，改元。大中十三年（859年）八月，宣宗崩，宦官王宗实等立郓王李温（或曰李郓）为皇太子，更名漼，旋即位，为懿宗。大中十四年（860年）十一月，改元咸通。

郑嵎（yú），（约859年前后在世），字宾光（一作“宾先”）。其里居及生卒年均不详，约唐宣宗大中末前后在世。大中五年（851年），举进士及第。著有《津阳门诗》一卷，《新唐书·艺文志》载称津阳为华清宫之外阙，郑嵎于逆旅中询父老以开、天旧事，为诗百韵，盛行于世。

《津阳门诗》，是唐代诗人郑嵎创作的一首七言古诗。津阳门为华清宫北门。诗序说，他于冬日薄暮经此门，并宿旅邸，店主老翁自言曾事唐玄宗,为道承平故实,翌日于马上据所闻写成此诗。这是唐代七言叙事诗中的巨制,共100韵，1400字。诗中借店主翁口述,写出骊山华清宫中宫殿楼观的繁华壮丽,唐玄宗携杨贵妃来此游乐的盛况，杨国忠和虢国夫人的骄横奢侈，以及梨园乐工歌伎吹奏歌舞等热闹场面；继而写安禄山的被宠和贵盛，安史乱起、玄宗奔蜀、杨妃被杀等情事；最后写华清宫乱后的荒凉景象，并以期望中兴及与店主老翁分别作结。据篇末“湟中土地昔湮没，昨夜收复无疮痍”二句，则当作于大中五年张义潮收复河湟时，所谓店主翁乃是假托。此诗反映了以唐玄宗为首的封建统治集团的骄奢荒淫，抒发了作者今昔盛衰之感。清代管世铭说：“郑嵎《津阳门诗》，七言百韵，为三唐歌行中第一长幅，可与《连昌宫词》、《长恨歌》参观”(《读雪山房唐诗钞凡例》)。诗中有作者自注，详陈典实轶事，内容丰富，为研究唐玄宗时期政治和宫廷生活的重要参考资料。

《津阳门诗》原文节选：“禄山此时侍御侧，金鸡画障当罘罳。绣祤衣褓日屃赑，甘言狡计愈娇痴。”郑嵎原注：“上每坐及宴会，必令禄山坐于御座侧，而以金鸡障隔之，赐其箕踞。太真又以为子，时襁褓戏而加之，上亦呼之禄儿。每入宫，必先拜贵妃，然后拜上，上笑而问其故，辄对曰：‘臣本蕃中人，礼先拜母后拜父，是以然也。’”

绣羽褓衣日屃赑，应为“绣祤衣褓日屃赑”，字面意思是锦绣神鸟穿着婴儿衣装日益威武强大，与下一句“甘言狡计愈娇痴”结合起来表述安禄山暗藏祸心但却善于伪装。祤：音yǔ，传说中的七彩大鸟。褓：音bǎo，《说文》褓，小儿衣也。日：每天，一天天。屃赑：音xì bì，亦作“赑屃”，强壮有力；坚固壮实。《玉篇》赑屃，作力貌。

不根之语，即“不根之论”，意思是指没有根据的言论。出自《汉书·严助传》：“朔、皋不根持论，上颇俳优畜之。”

刘禹锡，（772年—842年），字梦得，籍贯河南洛阳，生于河南郑州荥阳，自述“家本荥上，籍占洛阳”。唐朝时期大臣、文学家、哲学家，有“诗豪”之称。

《马嵬》，指刘禹锡《马嵬行》，此诗乃诗人自创的新题乐府，咏唱杨贵妃在马嵬驿因兵变被刺死之事，以及其死后的传说。

贵人饮金屑，此句或据里中儿传说，写杨贵妃乃吞金屑而死。

倏忽舜英暮，舜英：即木槿花。舜英暮：木槿花凋落，此喻杨贵妃之死。

雉经，音zhì jīng，指自缢。《国语·晋语二》：“骊姬退，申生乃雉经於新城之庙。”《礼记·檀弓上》“再拜稽首乃卒”郑玄注：“既告狐突，乃雉经。”孔颖达疏：“雉，牛鼻绳也。申生以牛绳自缢而死也。”

（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