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代商业的发展
（一）重农抑商下的古代商业
1.先秦时期的发展与繁荣
（1）商周时期，商人出现，商业兴起。商朝人以善于经商著称，后世将经商的人称为“商人”。
（2）春秋战国时期，商业繁荣：官府控制商业的局面被打破；各地出现许多商品市场和拥有雄厚资产的大商人。
2.秦汉以来的艰难发展
（1）统治者多推行重农抑商政策。
（2）商人经商受到时间和地点的限制，但商业还是得到了发展。
3.隋唐时期商业发展
（1）发展的条件：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大运河的开通。
（2）发展的表现：除都市商业外、农村集市贸易，柜坊和飞钱相继问世。
4.宋元时期的商业繁荣
（1）宋朝：商业环境相对宽松，商品种类增加，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
理解升华 交子的出现有何意义？便利了商品流通，促进了北宋时四川等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2）元朝：交通发达，大都成为国际性的商业大都会。
5.明清时期商业的压制与城镇商业依然繁荣
（1）棉花、茶叶、甘蔗等农副产品大量进入市场成为商品。
（2）区域间长途贩运贸易发展较快。
（3）出现“商帮”，人数最多，实力最强的是徽商和晋商。
（二）官府控制下的对外贸易
1.发展历程
（1）西汉时，由于开通了陆地和海上两条丝绸之路，中外贸易逐渐发展起来。
（2）唐朝时，广州成为重要的外贸港口，政府在这里设有市舶使。
（3）两宋时，中国同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半岛以及非洲的几十个国家进行贸易。
（4）元朝时，泉州是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被誉为当时世界第一大港。
（5）明清时期，统治者实行海禁和“闭关锁国”政策，中国对外贸易日渐萎缩，那时候，只开广州一处对外通商，由“十三行”统一经营对外贸易。
二、古代的经济政策
土地制度的演变
1.原始社会：土地属于氏族公社所有。
2.奴隶社会的井田制
（1）盛行时间：夏、商、西周
（2）内容
①一切土地属于国家，国王把土地层层分封，受封者世代享用。但不得转让与买卖。
②受封者要向国王交纳贡赋。
③庶民和奴隶在贵族封地上耕种，遭受着残酷剥削和奴役。
（3）评价：这是奴隶社会的一种土地国有制度。
（4）瓦解
①春秋时期，由于生产力发展，井田以外的荒地被大量开垦为私田。
②周王室衰微，兼并战争频繁，土地转让关系进一步发展。
③诸侯视自己疆域内的土地为私产，加上井田上耕作的劳动力不断减少，井田制遭到破坏。
3.封建土地私有制
①公元前594年，鲁国首先规定：不论公田、私田，都要按亩纳税，其他诸侯国也相继进行税制改革，这实际上承认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
②战国时期，商鞅变法废除井田制，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封建土地私有制。
（3）评价：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地主阶级依靠政治经济特权，大量兼并农民的土地，造成社会的人丁。
（4）历朝政府抑制兼并的措施：
北魏至唐朝前期，政府实行两极分化，制定官民占有土地的最高限额，限制土地均田制；明朝政府丈量全国土地，按照买卖和田亩多寡收取赋税。

有记载的中华文明历史差不多是5000年，这本《中华上下5000年》通过小故事讲述5000年的中华文明史，作者是著名历史学家林汉达、曹余章。

林汉达。书很厚，但故事很全。分上下册，一册大约有5cm那么厚。

不知道呀，知道不知道

你行打编制的上下5000年，是一本非常好的书，我建议大家多读读，这样可以对自己的祖国有更深刻的了解！

　　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延绵不绝的历史传承，强大的凝聚力和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是中华民族历劫不衰，必将复兴的坚实基础，并造就了每一个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和生命底蕴。历史蕴含着一个民族世代的兴衰更替，以及透过事件表象所饱藏着的成败之道与内在规律，以历史作为审视现实的一个视角，从历史中汲取智慧营养，是每一个中国人所必须正视的课题，学习历史具有极高的现实意义。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记述了五千年的烽烟迭变，从史家巨制《史记》、《资治通鉴》、《二十四史》到汗牛充栋的各类野史、笔记、演义，中国人对自己民族历史的重视与珍爱，使之无愧于“历史的民族”的美誉。然正宗史著旧式的观念、晦涩的文字以及浩繁的卷帙，对现代读者来说无疑是一道与历史隔绝的鸿沟。为此，20世纪初，随着对19世纪苦难的痛定思痛、对旧史学的反省以及新世纪初新史学的落地而生，新式中国通史应运而生。所谓“新式中国通史”，从史书编纂体裁上是相对传统的旧史学而言的。新式《中国通史》问世之前，司马迁的纪传志表体通史、司马光的编年体通史堪为古代两大通史经典。至于各种《通鉴纪事本末》、《通鉴纲目》、《纲鉴易知录》之类的汇辑，皆可作为适应不同需要的通史典籍。而“新式中国通史”突破了古典模式，以“章节体”编纂为代表体裁。从史书编纂取材记叙内容上而言，传统通史性史书大多以记叙帝王政治史为主，而“新式中国通史”叙述内容的重点已由王朝转向国家，由传统“贵族精英”转向社会民众，由政治、制度扩展至文化、经济、社会、宗教、美术，大都不再以“褒贬人物、胪列事状为贵”。章节体裁的逐级分编、分章、分节列题形式，有利于叙述内容自由剪裁、有机编织的灵活优势，较之传统分卷更容易表述作者的意向和内容叙述的内在逻辑联系。
　　早在1900年，章太炎撰写《中国通史略例》时，已经就新编中国通史的宗旨、体例乃至具体篇目发表了相当系统的看法。章太炎认为修撰中国通史的宗旨，一是为了“知古今进化之轨”，一是为了“振励士气”。其所拟议的体例，实际是试图综汇中国原有各种史书体例之长，推陈而出新。文内云：“不必以褒贬人物、胪叙事状为贵，所重专在典志，则心理、社会、宗教诸学，一切可以熔铸入之。典志有新理新说，自与《通考》《会要》等书，徒为八面链策论者异趣，亦不至如郑渔仲《通志》蹈专己武断之弊。然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四千年中帝王数百，师相数千，即取其彰彰在入耳目者，已不可更仆数。通史自有体裁，岂容为人人开明履历，故于君相文儒之属，悉为作表．其纪传则但取利害关系有影响于今日社会者，为撰数篇。犹有历代社会各项要件，苦难贯串，则取械仲纪事本末例为之作纪．全书拟为百卷，志居其半，志(表)纪传亦居其半，盖欲分析事类，各详原理，则不能仅分时代．函胡综叙，而志为必要矣；欲开浚民智，激扬士气。则亦不能如渔仲之略于事状，而纪传亦为必要矣。”1901年9月，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从世界史学变革的大背景上展开论题，文首指出，新旧史学特质上的差别，主要是；“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体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1〕可见《中国史叙论》无疑属新编中国通史第一篇带纲领性的宣言书。梁启超于1918年致陈叔通书中透露了他规制的《中国通史》体例有载记、年表、志略、列传四类。1920年完成春秋、战国的《载记》、《年表》各二篇，语盲文学和三代宗教礼学《志》各一篇．1922年在南开讲演时还说“蓄志此业，逾二十年”(《中国历史研究法》)。只可惜章太炎、梁启超当时皆身系政治，心多旁骛，忙于社会活动，终究未能亲自担纲来实现编著《中国通史》的宏愿。
　　晚清学制改革，各类学堂，学校风起云涌，课程革新的需要，推动了以教科书形式出现的中国通史编著步入高潮．1896年、1898年李端棻、康有为先后向清政府呈《请推广学校折》、《请开学校折》。作为“晚清新政”的组成部分，清政府先后有壬寅学堂章程(1902年)、癸卯学堂章程(1904年)之颁．1905年上谕更明令废止科举，各类新学堂遂迅速兴起，数量呈直线上升之势．在清廷颁布的《癸卯学堂章程》(阳历为1904年1月)中即规定小学历史课程的目标是“俾知中国文化所由来，及本朝列圣德政，以养国民忠爱之本源，尤当先讲乡土历史，采本境内乡贤名宦、流寓名人之事迹……以动其希贤慕善之心”;中学的目标是“注意在发明实事之关系，辩文化之由来，使得省悟强弱兴亡之故，以振国民之志气”。〔2〕历史课程既为所颁新学制必开的课程，因此编写中国通史教材成了当时急不可待的教学必需。柳诒徵增辑的《历代史略》就曾因此被清政府列为暂定中学教科书。
　　虽然整个20世纪，各种中国通史编著本，其中绝大多数或起于教学需要，或被各级学校采用为教科书，但是，20初以来问世的中国新式“历史教科书”与新式“中国通史 ”不能等同视之。否则，20世纪中国出版的所有初中、高中、大学的历史教材都可称为“中国通史”，这显然难以成立。以一般认识而论，可说前者不能充当后者，而后者可以充当前者。正因如此，鲜有严谨的学者将夏曾佑的《中国历史》三册（即《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1904～1906），吕瑞廷的《新体中国历史》（1907），章嵚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三册（1908），潘武的《历史教科书》（1913），钟敏龙的《新制本国史教本》三册（1914），傅运森的《历史教科书》（1923），顾颉刚、王钟麟的《本国史》（1923），王钟麟的《新时代本国史教科书》二册（1927），周予同的《开明国史教本》（1931）等名家名教材当作“中国通史”论著视之。〔3〕而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四册（1923年初版），王桐龄的《中国史》三编和第四编上册，邓之诚的《中华二千年史》等等中国通史著作，大多作教材或讲义之用。〔4〕20世纪初～30年代初冠名为“中国通史”的通史论著以黄现璠、刘镛合著的《中国通史纲要》上、中、下册（1934年7月完成）、缪凤林的《中国通史纲要》三册（1935年8月完成）〔5〕为序。被日本学术界誉为“中国通史权威”邓之诚曾为黄现璠、刘镛合著《中国通史纲要》上册作序，言：“近代恒重视历史一科，重其能随时代思想以前进也……。盖史学之专研，已成为一世之风尚矣。独惜中国通史之编纂，尚未为学者所注意，坊间所见之本，非稗贩东西洋陈籍，以其见解为见解，即徒事零星掇拾，详则嫌于支蔓，略则嫌于挂漏，求其详略得宜，去取适当，足以发扬中国文化，供一世参考，及自修者，殆无有也……世固尊重中国史学，而为史学见端之通史，及独付阙如，非可惜之甚者耶？黄君现璠刘君镛专意读史，以其专研之暇，共成中国通史纲要三册。虽仅备纲领，而首尾贯串可观，遍及各个时代之制度沿革社会进化，而因果关系一目了然，取材皆注其出处，使读者可以由是而知中国史之梗概，更可由是而加详加博，可谓繁简相驭，条理分明者矣。予喜其有益于教课者之参考，及自修者之探导，故乐为之序，倘因是书行世，而发见通史之需要，尤为切至……”。〔6〕可见邓之诚当时并未将问世的中学、高中教科书视为：《中国通史》著作。这从黄现璠于1933年7月所撰《最近三十年中等学校中国历史教科书之调查及批评》一文对中国历史教科书问世以来中学常用的51本历史教科书直言不讳地点评中同样可见一斑。文中说道“我国之有历史教科书，自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创办中学始。自此至今（即1933年——笔者按），约三十年。在此三十年过程中，中国学术思想，一以欧风美雨之侵入；一以国体政权之改变，多所兴革，花样翻新；历史教科书，当亦混入旋涡，时常改遍。兹将其改编经过分为三个时期。第一帝王政治叙述时期，自光绪二十八年至民国二年（1902～1913年）；第二社会文化叙述时期，自民国三年至十六年（1914～1927年）；第三新史学时期，自民国十七年至现在。”帝王政治叙述时期“经时十二年，出版教科书约十三部，在此十三部著作中，一言以蔽之，‘帝王政治’而已。盖前三部记载，全为帝王家谱，后十部虽稍改进，然大部分材料，仍偏重政治，谓之为‘帝王政治叙述时期’，谁曰不宜。本期教科书，除吕瑞廷《新体中国历史》，夏曾佑《中国历史》，章嵚《中国历史教科书》外，皆无足观。且最错误者，是采用日人著述为蓝本，改作教科书，或直接用之为教科书。盖本国历史，原有其特别的目的和效用，教科书正为实现此目的工具。外人著述，无论如何，必不能准此目的。”〔7〕黄现璠于文中对吕、夏、章三氏所撰历史教科书的推荐，主要是以体裁、内容编辑新颖为其评判标准的，而他对“采用日人著述为蓝本，改作教科书，或直接用之为教科书”的现象甚感不满，主要是针对柳诒徵、吴葆诚等人借胎日人之作出世的教科学以及直接将日本富山房编纂的《中国历史问答》翻译后当作辅助教材而言的。例如，1902年9月，柳诒徵出版的《历代史略》六卷，即是他在南京江楚编译局担任分纂之职时以日本近代东洋史泰斗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卷四至宋代止）为基然后再增辑元、明两卷汇编而成的。次年，柳氏在南京思益小学堂讲授中国历史，用的课本即为《历代史略》。黄现璠于文中明确地指出了当时中国名贤异口同声推崇的日本东洋史家桑原骘藏所著《东洋史要》四卷的不足之处，同时向史学界发出了振聋发聩之声：（《东洋史要》）“上古史，尚插以神话；文化材料，多付阙如；且重要史事，亦多遗漏，实非完善之作。不过在当时教科书中，称为善本，名贤同声推重，几至人手一简，可知国人历史知识，在日人之下，由来已久。呜呼！亡国非一道，救国亦多端，吾国史学家，其知猛醒焉末？”文中还说“民国十年瑞典人Andeson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现新石器文化，然当时教科书亦未采用。至民国十七年，即本期教科书，始多记载地下发现之石器，开前此未有之记录。再自国民政府成立，以党治国，历史记载多含党义，故本期所谓新史学，实以‘石器’、‘党义’而得名，并非如鲁滨逊之所谓新史学也。不过本期作者，注意地下遗物，可谓走入研究史学之新途经矣。”〔8〕由此又反映出黄现璠新史学观念与众不同之一貌。

晁福林 中国古代史（上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宁欣 中国古代史（下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郑师渠 中国近代史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王桧林 中国现代史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郭大钧 中国当代史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周启迪 世界上古史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孔祥民 世界中古史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刘宗绪 世界近代史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张建华 世界现代史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朱绍候 中国古代史（上册） 福建人民出版社
朱绍候 中国古代史（下册） 福建人民出版社
李侃 《中国近代史》第四版 中华书局
王绘林 中国现代史 北师大版（高教版）
何沁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 高教版
齐世荣 世界史（六卷本） 高教出版社

1）二十四史，中国古代各朝撰写的二十四部史书的总称，是被历来的朝代纳为正统的史书，故又称“正史”。
2）蔡东藩写的11部总称叫《历朝通俗演义》，或叫《中国历代通俗演义》

二十四史、资治通鉴

说实话，我觉得《明朝那些事》是可以接受的……好吧……如果你一定要专业的话，我建议去看杨宽先生的《西周史》，许倬云先生关于汉代的书，田余庆先生的《秦汉魏晋史探微》，吕思勉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也可以是唐长孺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以及《续编》），黄永年先生写的关于唐史的书，以及陈寅恪先生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邓广铭以及邓小南关于宋史的书，韩儒林先生关于元史的书，孟森先生关于明史和清史的书。
上面都是断代史，如果是通史的话，我建议是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或者吕思勉先生有一套写中国古代史的，貌似是从先秦写到隋唐。他还有一套《白话中国史》（个人认为这个不能代表吕先生的水平，但是可以作为入门读物）
那些书我无法一一详细介绍，说实话，西周史什么的我自己也没看过……但是绝对可以说，这些是权威和基础。比如吕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史实十分详细，属于理脉络的那种。而唐长孺的书则是论证十分清晰，很多时候非常有启发性。他的书是一篇篇小论文组成的，所以论述性更强一些，里面的很多观点，在今天仍然被奉为圭臬。邓广铭先生是首开宋史职官的一些系统性研究，陈寅恪先生对他的大作《宋史职官志考正》写序。而他的女儿邓小南现在也算北大宋史界（我认为是全国宋史界）执牛耳的人物。我比较喜欢她写的《祖宗之法》。陈寅恪先生的两本大作《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和《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也都是就个个方面论述的为主。《略论稿》主要讲制度的渊源，上述到魏晋南北朝，开启了隋唐帝国南朝化还是北朝主流的强大争论，至今不熄。《述论稿》主要也是讲唐代的一些政治现象背后的问题，提出了诸如“关陇集团”一些很有名的概念。眼光独到，功力深厚。

首先，明朝那些事儿从根本上就是正史的现代讲解，所以很值得一看。但是如果你不喜欢那就只能去读那些大部头的书了。吕思勉《中国通史》还算是简单入门的书。《史记》 二十四史完全是正史符合你的要求。

《明史 袁崇焕传》《明熹宗实录》《清太宗实录》《明史 赵率教传》等等，这些都是就某一个时期所发生的事而进行记载的，也是官方所记载的，比较完整

《汉书》是断代史书，但可能比较枯燥，我看的一些历史书有：《天朝的崩溃》、《历史的人性》、《大汉帝国》

《明实录》《清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