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宣宗去世后，相继为帝的唐懿宗与唐僖宗是著名的无道昏君，使唐朝的国势一直走下坡。政治败坏、社会贫富差距过大，不少叛乱相继发生，唐朝经济命脉的江南地区也被破坏殆尽，彻底动摇了这个政权，也产生李国昌、朱全忠等新藩镇。859年唐懿宗继位，他为人骄奢淫逸，宠信宦官；并且笃信佛教。为了崇佛，不惜削减军费。860年后相继发生裘甫之乱、庞勋之变与王郢之变（僖宗时期）。其中庞勋之变破坏关东地区的经济，有赖沙陀军首领朱邪赤心率军助战而定，朱邪赤心因功赐名李国昌。873年唐僖宗继位，为人专好斗鸡打毬，寡顾朝政，更大的叛乱在北方诞生。由于关东连年水灾，加上政治败坏，盐价锐升，使得盗贼不断。874年王仙芝聚众于长垣（今河南长垣）起事，隔年攻陷山东西部、流窜于河南淮南一带，声势益盛。878年王仙芝战死于黄梅（今湖北黄梅），余部溃散投奔黄巢。黄巢由亳州（今安徽亳州）南下掠夺江南与岭南地区，沿路屠杀不断，并且攻陷商业大城广州，华南经济几乎全毁。879年因为军队遭遇瘟疫，黄巢率军经桂州、沿湘江北上流窜回江南。隔年，黄巢正式西进，攻陷洛阳与潼关。掌权宦官田令孜带唐僖宗逃往四川，黄巢入长安后建国齐。各地勤王之师也因为号令不整，收复的长安又被黄巢夺回。唐室只好赦免叛逃漠北的李国昌、李克用父子，李克用率沙陀军协助唐军克复长安。另一方面，黄巢部将朱温投降，赐名朱全忠，受封宣武节度使（治汴州）。黄巢东走并且包围朱全忠于陈州。884年李克用率军解陈州之围，并且追击黄巢军。黄巢于隔年被其甥林言斩杀投降，黄巢之乱平定。而后，黄巢降将秦宗权叛变，率军在中原地区四处攻掠，一度攻陷东都（今河南洛阳），造成了“极目千里、无复烟火”的局面，直到唐昭宗时才由朱全忠平定。
平定民变后的唐室因为国力衰退而被关中藩镇反噬。而宦官与外廷为了政治斗争又拉拢藩镇加入战局，最后演变成各藩镇争夺朝廷。这些藩镇以河东李国昌、宣武朱全忠与凤翔李茂贞最强。885年唐僖宗返京后，仍然信任宦官田令孜。田令孜与河中节度使（辖今山西省南部）王重荣交恶，双方都拉拢藩镇并抗衡。王重荣与李克用联军成功的攻入长安，田令孜又带唐僖宗出京避难。原本与田令孜合作的朱玫、李昌符也倒戈，率军追击田令孜。两人奉襄王李煴监国，李玟被任宰相，李昌符暗中不满，在兴元（今陕西南郑）的唐室趁机说服王重荣、李克用与李昌符联合收复长安。唐僖宗返京途中又与凤翔李昌符发生冲突，当时王重荣被部下所杀，唐僖宗有赖李茂贞平定才得以返回长安，李茂贞也继任凤翔节度使。888年唐僖宗去世，其弟李晔被宦官杨复恭拥立，即唐昭宗。宣武朱全忠与河东李克用因故不合[注 ，双方上至朝廷，下至藩镇，都斗争不断。当时张全义与李罕之争夺河阳节度使（治河南孟县），双方分别拉朱全忠与李克用对战。结果朱全忠获胜，兼并河阳、洛阳，击败秦宗权后几乎占领全河南省。当时宦官杨复恭与宰相张浚不和，双方分别拉拢李克用与朱全忠。890年朱全忠与张浚攻河东军失败，张浚被贬。李克用趁机并吞昭义的潞州、泽州，约占领今山西省地区。不久宦官杨复恭失势，南依其兄子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叛变，唐室以李茂贞等人平乱，李克用在朝廷的势力衰退。凤翔李茂贞因不能扩张地盘与唐帝不和，双方发生战争。最后李茂贞与王行瑜战胜，他们掌控关中地区，宦官与外廷受其管制，唐室只剩首都一地。
此时唐帝沦为各藩镇角力的战利品，最后被藩镇掳走，取而代之。895年河中王重盈去世，王行瑜、李茂贞与韩建等人与河东李克用争夺河中。王行瑜趁机入京杀宰相韦昭度等人，并谋废唐昭宗。李克用紧急率军入援，而王行瑜被部下所杀，唐室才得以安定。事后，唐室建立殿后四军，李茂贞、韩建抢先于896年逼近长安，唐昭宗逃到华州，殿后四军被废。最后有赖李克用、朱全忠率军入援，唐昭宗得以于898年返回长安。而后宰相崔胤与宦官韩全诲争权。唐昭宗被宦官韩全诲幽禁，崔胤紧急招唤朱全忠入援。而韩全诲强迫唐昭宗投靠李茂贞，朱全忠于是率军围困凤翔。隔年，凤翔军粮草耗尽，李茂贞只好杀宦官韩全诲等人，与朱全忠和解。朱全忠趁机掌控朝中大权，还屠杀宦官数百人，派兵控制长安。崔胤后悔不已，有意摆脱朱全忠的威胁，暗中召募六军十二卫，被朱全忠在长安的眼线所察觉。904年朱全忠杀崔胤，逼迫唐昭宗迁都洛阳，长安城被毁。同年8月朱全忠弑帝，另立昭宗子李柷为帝，即唐哀帝。隔年，朱全忠大肆贬逐朝官，并全部杀死于白马驿，投尸于黄河，史称白马之祸。朱全忠本想等统一后再夺取帝位，但因征淮南失利，所以早于907年逼迫唐哀帝禅让，建国后梁，唐朝亡，五代十国时期开始。

朝廷姑息养“藩”

唐朝初年，在重要的州设立都督府。后来各州设节度使或经略使等。节度使或经略使等被称为藩镇（方镇）；藩镇也指节度使等管辖的地区，以及所统辖的武装力量。

安史之乱平息后，藩镇数量激增。当时众多在平叛过程中立有战功的将领需要封赏，于是朝廷任命了一批节度使。这样委任的节度使很多，以致“方镇相望于内地”。同时一些已经归顺的安史旧将需要安置。朝廷担心他们降而复叛、战端重开，因而对他们采取了姑息政策，拿出河朔三镇（即黄河以北三镇，包括魏博、成德、幽州）安置他们，任其为节度使。将这些反覆乱臣、悍将安插在朝廷鞭长莫及的河朔三镇，并委以节度使重任，后患无穷，种下了日后长期动乱的祸根。

藩镇的问题主要出在权力过重，没有制约，朝廷失控。唐初藩镇仅仅掌管所属地区军队（不是全部）。朝廷另委刺史掌管行政，兼管一部分军队；同时委派按察、安抚、度支、营田、转运各使，分别负责考察官吏，视察战乱或受灾地区，管理财政，主持屯田，调运粮食等。不久，按察、安抚、度支、营田、转运各使，都由节度使兼任；不但如此，节度使还管辖所属各州刺史。于是，境内全部军队都归节度使掌握，并握有政权、财权等各项权力。他们在境内任意扩充军队，任命官吏，征收赋税。不向朝廷报户口，不让朝廷在其辖区委派官吏，征收赋税。河朔三镇迅速坐大，拥有跟朝廷抗衡的实力。

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召募军人子弟，作为卫兵、亲兵，称“牙兵”或“牙军”，待遇优厚，不胜骄宠，年代久远，父子相袭，形成盘根错节的势力。牙兵本是藩镇用以护卫自己及冲锋陷阵的私人部队，后来因势力扩张，变为挟制藩镇的可怕力量，他们“变易主帅，事同儿戏”。成德、幽州两镇及其他一些方镇也无不如此。牙兵逐帅、杀帅之风沿习200年之久。至五代，此风依然很盛。

河朔三镇历任节度使共计57人，由朝廷所委任的，不过4人。其余或世袭，或自立，或牙军拥立。

唐宪宗曾与宰相杜黄裳讨论藩镇问题，杜黄裳说： “德宗自经忧患，务为姑息，不生除节帅，有物故者，先遣中使察军情所与则授之。中使或私受大将赂，归而誉之，即降旄钺，未尝有出朝廷之意者。”

大意是说，唐德宗对藩镇一意姑息，节度使活着时，不敢将其免职。节度使死了以后，才敢派宦官前往“考察军情”。宦官受人贿赂，回到朝廷，就专说此人好话，朝廷于是将代表节度使权力的标志“节铖”授予他。当时朝廷根本就不能按自己的意愿任命节度使。

唐德宗等帝王对藩镇实行姑息政策，将包袱和矛盾留给后代，以致问题越积越多，积重难返。

朝廷对叛乱藩镇的短暂胜利

公元805年即位的唐宪宗是唐朝后期难得的一位“刚明果断”的皇帝。甫登基，即发愤削 *** 叛的藩镇。他重用和依靠杜黄裳、李吉甫、裴垍、李绛、裴度等大臣和谋士，不为各种反对意见所动，凭藉稍稍充裕的财力，讨伐反叛的藩镇。

宪宗元和二年（807），天下方镇共有48个，其中15个不向朝廷报户口，不上缴税收。朝廷控制的税户仅144万户，比玄宗天宝年间减少3/4。天下军队由朝廷提供给养的，计有83万多，比天宝时增加1/3。每两户人家得供养一个士兵。在唐朝中后期，朝廷能控制这么多税户，还算是好的。唐宪宗就是凭藉这点财力，开始平叛。

元和四年（809），朝廷调动各路军队共20万，并派出守卫京城的禁军，讨伐反叛的成德节度使王承宗。这20多万大军由宪宗宠信的宦官吐突承璀统领。此人显然不是帅才，到了行营，威令不行。战争旷日持久，“疲弊天下，卒无成功”。

也许宪宗吸取了这次失败的教训，平淮西叛乱时，他就不用宦官为帅。

淮西叛将吴元济，是淮西节度使吴少阳的儿子。元和九年（814），少阳死，吴元济不经朝廷任命自领军务。他派兵焚烧、攻掠舞阳、襄城等地，震动洛阳。起先，朝廷各路军队讨伐吴元济盘踞的淮、蔡，“合天下之兵攻之，三年才克一二县”。元和十二年（817），宰相裴度请自往督战，朝廷任命他为宣慰处置使，行元帅职权。他发誓，不平息叛乱，不回来见天子。农历八月，裴度从京城出发。此前，平叛的各路军队按照惯例，都有宦官作监军，军中重大决策，都不是主将作出，而是由宦官作出。这些宦官将最精锐的部队调作自己的卫队，让战斗力稍弱的部队去前线打仗。仗打胜了，他们抢先报捷；打败了，则 *** 将领们。裴度上奏宪宗，将宦官监军全部撤走。于是军中号令统一，诸将得以各展其才，战争进展顺利。当年农历十月，名将李愬奇袭蔡州，俘获吴元济，淮西叛乱平息。

淮西荡定，黄河南北的藩镇大受震动。成德节度使王承宗“敛手削地，献德、棣二州”。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大为忧惧，献沂、密、海三州。于是，中央威权，为之一振。

元和十四年（819），朝廷平定淄青十三州。唐代宗“广德以来，垂六十年，藩镇跋扈河南、北三十余州，自除官吏，不供贡赋，至是尽遵朝廷约束。”

唐宪宗所以能取得平叛的胜利，是因为他自己下了平叛的决心，任用了裴度、李愬等优秀的统帅和将领，改变了用宦官监军的腐朽做法，同时又有一定的财力支持这场战争。

在取得这些胜利后，宪宗变得骄奢起来，不再有根本解决藩镇割据的抱负。他宠信宦官和方士，并服用方士炼的金丹，不久暴卒。有人说是被宦官毒死。

强藩结束唐朝统治

宪宗之后的穆宗和敬宗都是酒色之徒，无心处理政务。从此，朝政江河日下。专权的宦官随意一次次废立皇帝，甚至毒杀皇帝。朝廷听任几个宦官胡作非为，既没有心思又没有力量跟越来越强大的藩镇相抗衡。朝廷平定淮西等镇所取得的胜利成果很快就丢失了。

穆宗时，宰相们没有远见，处置藩镇失策。当时，幽州节度使刘总打算归朝，出发前，将军中素有异志者朱克融等，遣送至朝廷，请朝廷妥为处置，以绝后患。朝廷本宜宠以虚位，不给实权，或移于他方，控制起来，总之不要放虎归山。宰相崔植、杜元颖等均为庸才，对朱克融等人不能妥善处理，反而让其回到幽州，导致幽州再失。

也是在穆宗时，亲近朝廷的田弘正由魏博节度使调任成德节度使，考虑到以前跟成德人打过仗，结下了怨仇，故带了2000名魏博军人到成德上任，用以保护自己。他要求朝廷同意让这些魏博军人留驻成德，衣粮由朝廷发给。度支使崔倰拒绝了田弘正的多次请求，无奈，田弘正只得将这些魏博士兵打发回魏博。魏博兵刚走，将领王庭凑即发动叛乱，杀死田弘正。从此，成德遂非朝廷所有。

至昭宗时，朱全忠、李茂贞等藩镇势力强大到足以左右朝廷。“南司”（朝中文武官员）、“北司”（宦官）分别依附于强有力的藩镇，他们不再听命于皇帝，而是唯强藩马首是瞻。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强藩之间还演出了抢夺天子的闹剧。

朱全忠兼并了徐州、兖州等地，并以武力迫使河北诸镇皆服从自己。昭宗天复三年（903），以朱全忠“判元帅府事”，至此，天下兵权尽归朱全忠。公元907年，势倾天下的朱全忠“顺理成章”地逼唐哀帝“禅位”，自己做起了皇帝，国号梁，史称后梁。

结束唐朝近300年统治的，正是藩镇。

唐朝藩镇割据留给后代的教训

宋代欧阳修、宋祁等编纂的《新唐书》认为，藩镇日趋强大，唐王朝日益衰败，并终于被灭亡，是朝廷决策重大失误的必然结果，也是唐朝军事制度败坏的必然结果。《新唐书·兵志》曰：唐朝中期以后，“强臣悍将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于京师，曰禁军。其后天子弱，方镇强，而唐遂以亡灭者，措置之势使然也”。

唐朝初年实行“府兵制”，男子20岁以上，60岁以下，都要服兵役，称为“府兵”。平时在家务农，暇时训练。官府征发时，府兵须自备兵器及资粮，分批轮流宿卫京师，守卫边境。统领府兵的折冲府，唐太宗贞观十年（636）时共有634个，大多分布于京师附近的关内、河东、河南等道，仅关内道就有261个。用意在“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以确保中央政权的安全与稳固。当时朝廷兵源充足，兵多将广，军队都在朝廷的掌控之中，调动、指挥自如。个别有野心的地方军事将领即使反叛，凭其实力也是无法颠覆强大的中央政权的。

从高宗时起，农民因不堪自备兵器及资粮的重负，纷纷逃避兵役，府兵制逐渐废驰。至玄宗天宝八载（749），这项制度实际已归于消亡，募兵制很快取代了府兵制。宿卫京师的士兵，也是招募来的，都是市民，其中相当一部分为商贾子弟及市井无赖。入伍以后，很少训练，富有者忙着经商牟利，强壮者忙着玩耍：“六军宿卫皆市人，富者贩缯彩、食粱肉，壮者为角觝、拔河、翘木、扛铁之戏”。这是一群乌合之众。由他们充当天子的禁卫军，其战斗力可想而知。天子直接掌握的军队之脆弱，与藩镇掌握的军队之剽悍，形成了很大的反差。当时朝廷几乎到了无兵可用的地步，精兵强将都在藩镇的手里，形成了外重内轻、弱干强枝的极不正常的局面。一旦藩镇作乱，朝廷派有限的、素质很差的禁卫军去平叛，无异于羊入虎口。若是调动别的藩镇去镇压，他们则阳奉阴违，根本就不会卖力。他们不会帮助朝廷去消灭其同类，但会乘机向朝廷额外索要军队给养。朝廷白白送了巨额的钱粮、物资给他们，却没有达到平息叛乱的目的。《新唐书》说：“夫置兵所以止乱，及其弊也，适足为乱，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养乱，而遂至于亡焉。”唐朝中期以后养了那么多兵，不但没有能防止动乱，相反却成为动乱的根源。

唐朝藩镇割据导致唐朝灭亡的历史，留给后代的教训起码有以下几点：

第一，军队应由中央政权直接地、牢牢地控制，不能变成将领的私人军队，不能变成将领的亲兵。

第二，将领的权力不能过大，不能大到朝廷失去控制的地步。不能把军权以外的行政、财政等权都交给将领，让他们私自任免文武官吏、征收赋税，任意扩充军队。若把这些权力都交给他们，他们便有了搞独立王国的资本。到时朝廷想制约他们，也无能为力了。《新唐书》说得好：藩镇“据要险，专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于是，“方镇不得不强，京师不得不弱”，朝廷举措失当必然导致这样的结果。

第三，将领跟军队，应有合有分。不要一支军队始终归一位将领统领，一位将领始终掌握那一支军队。将领在一地也不能呆得过久。铁打的营盘流动的将帅，将领应按一定年限在不同地区、不同部队之间流动。使其无法拥兵自重，无法为了自己的私利跟军队结合起来，将其变成实现个人目的的工具。

第四，要慎择将帅。在委任将帅问题上，就是要实行“疑人不用”。不能委派不可靠的人镇守一方，独挡一面。唐朝用安史旧将担任节度使，以致河北三镇不再为朝廷所有，教训太惨痛了。

第五，朝廷要掌握军事将领的任免权，此权不能假人，不能旁落。要做到不管什么人，不管他是节度使还是经略使，一纸命令就能将其调动，或将其免职。

第六，军事将领也要有监督。但唐朝中后期用宦官作监军，却是大大的失策。作为监军的宦官，很快就为藩镇所收买，为藩镇割据推波助澜。文武官员参用，以文制武，或者不失为古代的一个可行的方法。

北宋王朝的建立者赵匡胤吸取了藩镇乱唐、亡唐，以及五代藩镇割据为害国家的教训，削夺禁军将领和藩镇的兵权，加强中央集权，终于结束了中唐以来200多年的藩镇割据局面。

唐朝的藩镇割据势力形成于安史之乱之后，安史之乱之后，朝廷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无力对抗藩镇扩大的局势，所以才导致了藩镇割据严重，这种格局愈演愈烈，导致朝堂无法控制这种局面。其实根本原因，还是因为朝廷的所做所为导致这一切发生的，下面我们就来详细分析一下为什么这么说。

安史之乱可是说是唐朝由盛到衰的转折点。安禄山一开始是受朝堂的信任的，奈何由于安禄山这个人是胡人出身，对权利的渴望比较严重，自己招兵买马，形成了一定的趋势，所以才会在安史之乱爆发以后，势如破竹，攻下了很多城池，朝廷并没有做好安禄山谋反的准备，所以面对这种局势，朝廷根本无力抵抗，于是就想到了各地的藩王。

唐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建国开始就在各地建立了藩王制度，他们在四面八方，守护着朝廷的统治，对于朝廷来说，各地的藩王就好像是保护伞一样散步在全国各地。不过，藩王在安史之乱中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在他们的努力下，最终确实镇压了安禄山，唐政府迎来了短暂的和平状态，但是这种良好的状态并没有持续很久。

正是因为安史之乱给唐政府敲响了警钟，所以各地藩王也开始招兵买马，组建自己的军队。一般来说，藩王是不允许有自己的军队的，但是当时的唐政府已经无力管控，而且安史之乱的发生，确实是藩王帮助唐政府挽回了统治状态。所以藩王力量的崛起，唐政府镇压不得，也正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唐朝河北是世家聚居地，原因之一就是经济（钱粮）超级富足，也因此安史之乱以范阳（现河北保定涿州）之力就可以打下来半个唐朝。《资治通鉴》也说到河北GDP，当时占全国一半。唐朝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弹性一是因为唐朝的分权做得好，多个中心地方各级政府在没有上级指示的情况下仍然能够独立运作，其二是大家对唐朝的认同度高，皇帝暂时失踪地方各级官员还是心想朝廷。灭亡也是因为到了最后大唐号召力不足，地方各级野心家不再认同朝廷。还有就是分权过度，地方各级已经事实独立不再是朝廷的一部分。君以此始，必以此终。

即使到了唐昭宗时期，也未必民心不在唐，关键是唐朝实在没有人了，唐昭宗把自己好不容易拼凑的军队败光了，于是大唐就真的只能任人宰割了。就连李克用，也是后来一直举着忠于朝廷的旗帜。如果唐昭宗不把自己手里的军队玩完，其实还是可以继续平衡下去的。没有了军队，黄巢就真的肆无忌惮。

中晚唐特别是晚唐的百姓还是很苦的，当时实行的是募兵制，遍布全国的各个藩镇为了保持军队忠诚度，普遍频繁实施赏军，再加上节度使在任期间的各种横征暴敛，百姓税负很重。强征百姓入伍的现象在晚唐也比较多，比如906年卢龙节度使刘仁恭为了对抗朱全忠，强行征发十万百姓从军，号为定霸都。士卒被迫延长服役的现象也极为普遍，庞勋起义的起因就是如此。晚唐老百姓的悲惨境遇在刘允章的直谏书里提到的“国有九破”。

割据势力、兵为将有在作战意志，战争动员上占有优势，毕竟对于割据势力的领主来说，战争输了意味着失去一切，战争输不得。但同时也意味着在强敌来袭时更容易投降妥协。毕竟割据领主的目的是维持自己的利益。如果能投降妥协维持自己的利益的话，他们会毫不犹豫妥协的。如果投降妥协不能维持自己利益的话，这个时候割据势力就会爆发出自己的最强战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