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19世纪欧洲兴起与其说是白种人的优越，还不如说是一个大陆混杂者许多能力相似的民族，他们各自建立自己的国家而且相互模仿对方的长处——比如法国人发明了滑轮，西班牙人马上去模仿；而西班牙人发明了合适远洋航行的帆船后英国人马上仿造；英国人爆发了工业革命，法国人和其他欧洲人马上也进行。这些欧洲国家和民族相互影响，相互打仗等，这样相互作用的结果从而促进了他们力量的大大发展，使得他们超过了世界上其它民族。因为这些国家都明白，如果不去发展或者发展慢一步，马上就有可能面临亡国的威胁。正是这种生存的丛林法则（不要说残酷，国家之间其实就是如此残酷，21世纪的今天尚且如此——美国想打谁就打谁，美国自己发展大量杀伤性武器却禁止其他人发展，美国大肆出口武器制造杀戮却限制中国出口自己的优势武器，美国还制订大量不利于他国的所谓国际秩序公约等）使得欧洲人为了生存而不断地发展自己，扩充实力（包括海外殖民地），从而使得欧洲的“人类文明”得到了发展。
亚洲的中国却落后了，在满清这样落后、愚昧的统治之下，不仅固步自封甚至倒退，最终在所谓的“盛世”之下带来整个国家在文化、科技上，甚至个人文明上的全面倒退。一个在宋朝以前一直领先世界的国家，曾经创造了世界最发发达文明的民族，一个在明朝仍然在追赶世界先进的国家，到了清朝居然沦落位西方人眼里的“愚昧民族”，“半野蛮人”（西方人眼里的野蛮人指的是非洲的土著、印第安人、西伯利亚的通古斯人）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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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年来受到中国汉文明影响的远东，在失去其影响之源后，自然也落后了，自然也就相继变成欧洲殖民地国家了，整个亚洲只有三个国家不是完全殖民地国家——满清统治下的中国、日本、暹逻。满清统治下的中国之所以没有成为完全意义上的殖民地，而是我们历史教科书上说的半殖民地。那是首先因为中国人口多没法直接殖民管理，再次占中国人口绝大部分的汉人虽然经历过满清200多年愚昧和奴化，但是骨子里依然有血性，如果殖民地化必然导致这股血性被激发出来，辛丑条约的签订导致殖民地化明显后，中国的民众也就开始加速了醒悟，最后推翻了早就该扫进历史去的满清。其次是因为满清时期是被多个列强共同殖民的，各个列强之间的矛盾必然导致了势力范围的划分，而谁也不能轻易侵占对方的势力范围，如沙俄过于象独霸东北，结果导致英美不满而怂恿和支持日本打击沙俄（如果没有英美的财政支持，日本根本赢不了沙俄，虽然沙俄在西方非常垃圾，而即使就这样沙俄依然没有割让一寸土地和赔款一分钱，仅仅是将部分势力让给日本，可见满清此时对东北根本就做不了主），这样列强就只能半殖民地化，通过立满清皇帝为半傀儡，从而来割中国人的肉，这也必然要导致中国民众推翻满清。
暹逻没有被殖民地化，也是一方面对利用英法矛盾在中间，另一方面暹逻也进行了部分改革象西方靠拢。不得不说暹逻的积极主动性比满清还强一些。
只有日本才从黑船事件后，面对欧美各国的强大，在看到了满清统治下的中国已经不是那个积极向上的中国，在保留一部分自己变种后的汉文明的同时，积极象西方学习，结果经历了30多年明治维新后逐渐从一个贫弱的国家，转向一个小而强的国家。甲午战争的巨额赔款被日本用来发展产业和军工业，这极大地增强了日本的实力，从而使得日本变成一个小而强的国家。

所以说，中国的不幸在与16——19世纪这一段黄金时间，居然处于一个愚昧的大一统之下，而满清为了维持这个有大大的进行愚民政策。本来大一统是好事，如果是在一个文明又先进的群体领导下的大一统，必然是积极追赶甚至领先西方的中国文明。结果被清史专家大肆抹黑的明朝，却有徐光启这样即使在当时西方也是顶级科学家的人物，而满清200多年却没有，更难能可贵的是徐光启还培养了一批科技人才，如果满清善待这些人才并允许他们和西方进行科学交流，也是能象彼得改革后的沙俄那样紧紧跟踪和追西方先进科技的；可悲的是满清的一群统治者不仅以胜利者自居看不起明朝一切先进的东西，而且是一群文明程度极低的人。指望这些人善待徐光启留下的科学家简直是笑话，于是乎这些科学家就被摧毁在被吹嘘为千古一帝玄烨的手里，有所谓清史专家还吹嘘说什么玄烨如何好学喜好科学，如果其真的喜好怎么不留下这些科学家与其进行交流呢？显然，所谓玄烨个人喜好科学，不过是根据那个漏洞百出的清史稿的记载来的，所以玄烨所谓的喜好科学倒不如说成是玄烨为了向大臣尤其是汉大臣炫耀自己如何博采而已。假如当年的南明没有灭亡，而和满清形成如宋金那样的对峙局面，反而对中国的发展有利。因为南明要想抗击满清只能靠着提高军事技术如火器等，那么南明必然在广东等西方人多的地方和西方人进行商贸而进口火炮和火枪并请西洋人来指导制造武器。而满清象一统天下也必须发展火器尤其是满清比较重视的火炮，因为只有火炮才能轰掉城池。如此双方如果能对峙个百年，那么也将出现类似的科学技术的发展，而满清八旗的天然性缺陷也将导致满清最后退出历史舞台，有一个先进的统治阶级来代替，那么势必中国在18世纪到19世纪初期之间走上近代化——不管是君主立宪制的还是总统制的还是类似近代德国和沙俄那样的开明君主制。那样中国也许就不会有近代那一段屈辱和不堪的历史了。那么中国也就至少能在亚洲做主了。
所以16世纪——19世纪中国的悲哀在与，在该发展和竞争时期却处在一个愚昧的阶级的愚昧政策下的所谓大一统，如果那是的分裂其实反而是好事，分久必合，而经过竞争和发展后的合总比满清愚昧大一统下，然后到了应该是合的19世纪后期20世纪前半期的四分五裂，要好的多。

一、16～19世纪是欧洲文明发展的关键时期，说明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
在这一时期欧洲社会发生了三个渐进的“转变”，同时它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世界市场的形成：
1、形成过程：
①开始形成：15、16世纪新航路的开辟
②初步形成：18、19世纪中叶的第一次工业革命
③最终形成：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第二次工业革命
2、途径：
国际贸易的发展、人口和资本的流通、威力威逼（主要途径——殖民扩张与掠夺）。
3、影响：
①促进了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
②造成了亚、非、拉美的贫穷落后
③以欧美工业国为主导的统一的世界市场最终形成

民主与进步是历史的趋势。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经济的大发展，而向前推动的。

世界市场的基本形成：

1、由于机器大工业生产的产品不仅是满足于国内市场，需要销往更广阔的世界市场，产品的原料也要来自于世界各地。所以资产阶级在全世界拓展市场，抢占原料产地，世界贸易的范围和规模迅速扩大。
2、蒸汽机车和轮船的出现大大地改变了运输条件，使各地之间的联系更为便捷，对世界市场的形成起了促进作用。
3、资产阶级凭借着工业革命带来的强大经济和军事实力，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建立殖民地、半殖民地，推销工业品，收购原材料，到19世纪中后期，一个以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的世界市场基本形成。

16世纪以前的西方大概就是截止到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之前是中世纪,宗教笼罩人们的生活,神秘主义,瘟疫横行,十字军攻占土耳其失败,生活一片混乱,后来经历文艺复兴,人性苏醒,科学有所抬头,但是依然比较落后,不可能一下子超越中国的.而16世纪,也就是明朝前,唐宋元明前正式中国封建王朝最为鼎盛的时期,人家都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嘛,所以了.
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科技一般以经验为基础,说白了就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而且中国这么盛行子承父业,让一个什么技术一代代的积累凝练不是什么难事,到明朝出现了很多科技集大成的著作,如《天工开物》,至此经验科技达到了鼎盛.物极必衰,从此中国科技走上了下坡路.我们这时放眼西方,西方的实验科学已经兴起,注重理论研究,就是说不需要常年累月的积累,一个人在实验室就可以搞定很多事.
另外就是中国人的喜好如西方人不同,中国人觉得唯有读书高,其他都是不入流的,这显然不利于科学发展,什么科举啊,八股啊都可以拿来说说.而且封建王朝发展到明朝,也是开始走像最后的辉煌了,经济基础啊.
我只能想到这些了,楼主自己扩展下就够了啊

1.最根本的是受生产力影响，十六世纪之前的中国一直是世界强国。
2.受科举制度的影响，科举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教育的发展，也推动了科技的发展。
3.统治者政策影响，统治者兴修水利等工程，客观上促进了农田水利技术的发展。
4.小农经济，农本意识，以及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促进了传统科技的发展。
中国16世纪以前领先的科技主要有天文历法，农业，医疗等方面的科技，而有关于工业方面的科技却少之又少，这跟古代中国的小农经济有密切关联。

1一定时期的科技文化是其经济政治的反映。2那时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世界第一，占世界的一半以上，而中国那些的科技成就都是与农业生产紧密结合，都是小农经济生产实践的需要。3每一时期统治者都采取重农抑商政策，鼓励发展农业生产4当时的政治经济制度领先，中国文明起源早，历经各代继承发展，这也是文化力强结果也是其表现

中国被西方超越可以说是早晚的事。千百年来中国从不断进取的大国，逐渐固步自封，进步的速度越来越缓慢。而在此期间，西方却在不断进取，16世纪产生了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被牛顿称为“巨人”的伽利略，使得近代科学得以诞生，于是中国的科技就不可避免的落后了。
说起原因，生产力一说是胡扯，因为直到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生产力都要强于欧洲之和。辛丑条约中国赔款9.8亿两白银，足以装备160个北洋水师，试想如果真的拿这笔钱置办海军，中国什么仗打不赢？所以根本不是生产力的问题。
因此，真正的原因是中国人自古对于天地万物的兴趣，与不断开拓进取和兼容并包的精神。然而，这种有关科学的兴趣一直都没有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使得只有少数人对其加以研究。所以古代中国在科学上尽管领先，却多为偶然，包含了极大的不确定因素，一旦西方百姓形成了对于科学的普遍兴趣，便可以人才辈出，很快赶上中国。

17世纪以前的欧洲主要经历了中世纪神学思想的统治和文艺复兴时期对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宣传,是资产阶级的文化运动

中世纪史也叫中古史，指的是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到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这一时期的历史。封建制度的形成、发展和解体是这一时期欧洲历史的主线。但是世界各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当西欧在5世纪刚刚进入封建社会的时候，中国已经走完了约1000年封建社会的历程。

在欧洲的封建社会里，国王、贵族和骑土等大大小小的封建主构成了金字塔般的等级制度，但是他们的权力和义务都是有限的，“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这种复杂的等级关系使得欧洲封建国家长期处在割据状态，和东方中国“普天之下，莫非王上；率土之滨，莫非王巨”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大不一样。各国统治者仍不断进行战争，相互抢掠吞并，许多国家一直没有出现统一的稳固政权。封建地主凭借土地所有权和政权对农民进行剥削。在欧洲，基督教会已成为封建统治工具，他们和世俗封建主共同维护封建制度。农民和农奴的劳动被封建主以劳役、实物地租、名目繁多的捐税和教会“什一税”等形式侵吞。农民的反抗持续不断，但是起义的规模一般比较小，没有像中国那样发生过多次推翻了一个王朝的大规模农民战争。

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封建经济主要是以一家一户农民为基本生产单位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农民由于可以拥有一些基本的生产、生活资料，可以获得一定的劳动产品，因此，劳动积极性比奴隶高得多。中世纪时代铁制工具早已普及，再加上生产技术不断进步，使社会财富大大丰富起来，并且促进了商业的发展。14、15世纪在地中海沿海地区，商品经济发达的城市出现了专门从事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中国在16、17世纪，在江南一带城市中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在封建生产关系中滋生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说明封建社会已经走到它的尽头。从那时候起，欧洲一些国家的资本主义兴起已形成一个不可逆转的势头。

中世纪的欧洲，文化落后，思想愚昧，是历史上所谓的“黑暗时代”，而在中国，正是文化和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时期，东西方文化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宗教在世界广大地区占据了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在许多国家成为“国教”。儒家学说则主宰了中国的思想领域。这种文化现象虽然对封建社会的巩固一度有推动作用，而当资本主义兴起后，它就成为社会进步和科学发展的障碍。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欧洲出现的“文艺复兴”是人类思想的一次大解放，它促进了文化艺术的繁荣和近代科学的大飞跃。在东方，由于封建思想的长期桎梏，社会发展趋于缓慢，从此开始落后于西方。

文艺复兴发生在意大利。意大利在地理和文化上是古代罗马的继承者，罗马人的文化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意大利的文化，拉丁语也是意大利的祖先语言。在欧洲的社会发展中，意大利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复兴古代的艺术也就是发扬古代的优秀传统，发掘祖先的艺术本身也是光荣的事。

“文艺复兴”名义上是为了恢复古典的文学艺术，实际上是当时新兴资产阶级借此名义来发展科学技术，要求在思想上摆脱封建主义的束傅，要求关心人、尊重人、一切以人为中心，给人以个性自由和人身自由，强烈反对以神为中心的封建教义，反对人一出生就有罪的说法，认为人是伟大的，人应享用人生的快乐，人应该掌握自己的命运。但这种思想就是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思想，是当时的进步思想。著名意大利诗人和学者波特拉克（1304—1374年）第一次提出了和基督教教会抗争的这种进步思想，因此他被认为是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驱人物，被称为“人文主义之父。”

和波特拉克同时代的著名人文主义者还有但丁和薄伽丘。但丁的《神曲》把历史上和当时社会上的主教和僧侣都打入地狱，甚至给活着的基督教的头头教皇在地狱里留了一个位置，这是对基督教大胆的反抗。薄伽丘在他的《十日谈》中，尖刻地讽刺和挖苦了当时的教士和贵族，对人的智慧和奋斗精神大加歌颂，这是对教会大胆的挑战。

文艺复兴运动兴起的过程中，关于《君士坦丁献土》文件和真伪的争论一事更促进了文艺复兴的发展。

基督教的罗马教皇，是宗教的领袖，被称为“爸爸”。他还拥有大片的领地，形成了“教皇国”，罗马教皇就是这个“国”的“皇”，权力高于欧洲各国的君主。

做为宗教的领袖，教皇是怎样拥有土地的呢？原来，在公元750年，法兰西国王“矮子”丕平曾把意大利中部的一大片国土献给教皇，才形成了这个“教皇国”。但教皇认为法兰西国王的声望太小，只有古罗马皇帝才能代表全欧洲，所以教皇伪造了一个文件，声称“教皇国”是四世纪初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堡大帝呈献的，而且整个罗马帝国都臣属于教皇。据此推理，那么整个欧洲都应听命于教皇。从此，代代教皇都把个伪造文件当做自己至高无上权力的凭证。

到了15世纪，有一个天才的意大利历史学家瓦拉，他精通古代语言文字，经过研究他发现《君士坦丁献土》的文件是用8世纪的拉丁文写的，而君士坦丁大帝是4世纪的人，他怎么能用8世纪也就是几百年以后的拉丁文字写文件呢？瓦拉拆穿了教皇骗人的把戏，把教皇“神圣”的假面具揭露出来。

《君士坦丁献土》是象征教皇权力的文件，这文件都是假的，那教皇的权力又怎么能是至高无上的呢？因此，中世纪基督教统治的大厦就摇摇欲坠了。那么基督教宣扬的绝对权威等观念也受到了冲击，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思想打了一个大胜战。

这样，人们的思想从教会的精神枷锁中终于解放出来了，人们终于可以充分自由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了！人们在学习古希腊文化的基础上，注入自己的思想感情，创造出许多辉煌的艺术精品。当时文艺复兴的最大中心是意大利的佛罗伦萨。佛罗伦萨的艺术家们在建筑、绘画和雕刻等方面都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有些多，自己摘些吧......

这个问题的答案总结为一句话就是：中国的四大发明帮助欧洲的资产阶级确立了统治地位。这样说就很明显了，四大发明加速了资产阶级的力量壮大，提前结束了欧洲封建的统治，促使欧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
大体说下各自的影响：
1、造纸术。该技术传入欧洲前，欧洲的书籍基本都是羊皮或者小牛皮，造价昂贵。普通人根本买不起。但是造纸术经过阿拉伯传入后，使文字、文明进入普通人的视野中成为可能。
2、印刷术。该技术直接推动了欧洲文艺复兴的开始，动摇了封建统治思想的根基，萌芽了资本主义思想。另一方面就是推动了宗教的改革，否定神学，肯定人学。
3、火药。造成资产阶级的武装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站在了与封建力量齐平的可能。直接削弱了以封建城堡为代表的封建力量，壮大资产阶级在国家治理、社会地位中的话语权。
4、指南针。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促使欧洲的资产阶级发现了世界，走出了地中海。使资产阶级赚到了第一桶金。

我们有一批真诚的爱国青年，自觉有义务捍卫四大发明的神圣性。他们看到四大发明不被外国学界承认，痛斥西方人戴着有色眼镜；看到高铁“新四大发明”受外媒重视报道，就自信心爆棚，深感祖国强大。

全文7100字，阅读约需14分钟
最近，电子科技大学副教授郑文锋发表关于“四大发明”的言论引起巨大争议。
事件的起因源于在课程QQ群“创新的本质2021”中，郑文锋和学生讨论论文选题时产生争论，提及“四大发明在世界上不领先”、“中国古代没有实质上的创新”。有学生将对话截图发到了互联网平台，引发更大的舆论漩涡。电子科技大学之后则发表声明依据相关规定，认定郑文锋有师德失范行为，取消其评奖评优、职务晋升、职称评定资格，停止教学工作、停止研究生招生资格，期限为24个月。
不少网友对学生的举报行为及校方的粗暴处理感到愤怒。学生是否可以举报老师?学校对郑文锋的处分是否妥当?这到底是学术规范问题还是道德修养问题?“光明网”“央视网”“侠客岛”等媒体刊发评论，呼吁让争议回归学术。
▲“光明网”刊发相关评论。

但在这些质疑之外，自然也有众多支持的声音。为什么即便是举报告密这么恶劣的行径，仍然获得不少网友的声援?背后的社会心理值得揣摩。
今天我们试图从科技史的角度去回看“四大发明”的争议，以及背后的辉格科技史观。19世纪英国涌现一批辉格主义学者，因服务于辉格党(英国自由党的前身)的政治利益解释历史而得名。他们相信历史进步，简单化处理世界，被命名为辉格式史学家—— 急功近利地追求现代化，酷似科技领域的辉格史观。正是简单化的标签与对现代化的盲目追求，造成了一种弥漫世界的科技焦虑。在作者看来，举报的学生，多多少少带有科技焦虑，其实大可不必——科技应当是服务于人的，而非人服务于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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忒修斯之船式的四大发明
如何看待“四大发明”的争议？
一开始，学界没有“四大发明”之说，有的是“三大发明”。
意大利数学家杰罗姆·卡丹(1501—1576)说，“磁罗盘、印刷术和火药是整个古代没有能与之匹敌的发明”。然而这位数学家人微言轻，提出“三大发明”后没产生什么反响。
过了半个世纪，英国思想家培根才把“三大发明”发扬光大，他的本职为政治家，钻研学术是业余博学的兴趣爱好。培根历任首席检察官、枢密院顾问、掌玺大臣，1620年撰写《新工具》。
《新工具》里写道：“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可惜，培根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不知道“三大发明”来自何方，是不是中国发明创造的，也没有深入考证“三大发明”在各国的传播路径。
写完著作的第二年，培根的仕途急转直下，他遭到贪污受贿的指控，监禁于伦敦塔内，终生不得任官职。这种情况下，没有心思再去想“三大发明”的问题了。
培根之后，马克思也曾肯定了 “三大发明”的重要性（1844年），但也没有考证“三大发明”的来龙去脉，两个世纪之间，也无其他学者详细考虑过这个问题。可以确认的是，“三大发明”的说法在英国民间流布，随着鸦片战争通商开放，传入到清朝。
▲古代司南（指南针）的“复原”模型，学界有争论认为天然磁性材料制作的勺形指南针，并不能正常运转，也未曾见实物。
西方人来华后，惊讶地发现欧洲的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跟中国的如此相像，认定中国就是原产地，而且还把造纸术加入行列，正式形成了“四大发明”。1876年在华生活已久的英国报业人士亨利·贝尔福兴奋地写道：

“人类文明还不到两千年的历史时，中国人就拥有火药、印刷术以及水手使用的罗盘。 这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我们理应授予他们应得的荣誉: 他们在四千年的历史中，获得了我们称之为四大发明的胜利。 ”

1884年传教士、汉学家艾约瑟考察中国，独立研究，得出相同的结论，写入著作《中国的宗教》。中国本土的知识分子，没能察觉到变化，依然沿用了“三大发明”的说法。1910年代出版的中小学教科书，有5本谈及三大发明，十年后仅有两三本。1933年陈登原编著《陈氏高中本国史》，终于出现了“四大发明”的名目，后知后觉的知识分子大规模推广新说法，1935年后“三大发明”从历史教科书消失殆尽，没有留下痕迹。
此时正值日军侵华威胁严重，四大发明多多少少带有增强民族自豪感的意味，1943年李约瑟应重庆国民政府的邀请，向抗战军民宣讲中国古代科技的成就。有意思的是，当年汉学家艾约瑟创造“四大发明”，是跟日本比较的，他指出日本文明远远落后于中国：“他们（指日本）没有如同印刷术、造纸、指南针和火药那种卓越的发明。”
1954年李氏编著《中国科学技术史》，郑重其事地宣布“中国在公元3到13世纪时科学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新中国成立后，学者详细研究古代科技的起源、发展、传播到外国的过程，但除了造纸术之外，其他三项发明一直伴随诸多质疑。
▲《中国科学技术史》1976年版

近年学界研究深入，北大教授辛德勇还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新说：雕印梵文者在先，汉文在后，印刷术的源头来自印度，有文物梵语陀罗尼经咒为证。公元六世纪印度、中亚的佛教徒雕版印刷佛经，技术传入中国后，印刷范围向中国本土信仰和民间日用书物等扩展，最后才至儒家典籍。
造纸术、罗盘和火药是中国人的原创无疑，但也经过了阿拉伯人、欧洲人的改造，很难说完全是某一国人的贡献了。正如同一个哲学问题：忒修斯船上的木板被逐渐替换，经过不间断的维修和更新部件，所有的木头不再是原来的木头，到最后这艘船还是原来的那艘忒修斯之船？
现在很多人持“四大发明为假”论，传播一些标题为《揭开XXX真相，原来我们上当了》的文章，而另一边自然也有人主张四大发明贡献巨大，不可侮辱。双方都信任马克思的论断：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但如何看待“四大发明”对欧洲产生的影响？封建骑士的没落有众多因素，不能简单归因于火药的发明运用。骑士很早就抛弃城堡生活，跟市民一起住，原因很简单，城堡按照军事需要来建造，不适宜日常居家生活。在采光、取暖方面，城堡并不舒适，简直像是囚犯住的，后来确实有部分城堡改造成了监狱，大名鼎鼎的伦敦塔、巴士底狱即是如此。
应当说，对封建制度最致命的一击，不是火药，而是价格革命。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美洲金银输入西欧，造成通货膨胀，中小贵族普遍破产。
▲图自视觉中国
印刷术推动了宗教改革、启蒙运动，这个结论似乎牢不可破。然而法国出现了反常的现象，天主教教会组织最发达的地区，大众知识水平最高，教会不活跃的地区，识字率随之降低。在辉格史观里，天主教是愚昧落后的势力，跟猎杀女巫、宗教裁判所、迫害伽利略联系在一起，何以会促进社会进步？事实上，宗教改革后，天主教为了挽回信仰流失，提高信徒的教育程度，各类兄弟会在激烈的竞争中奋起直追，竞相开设学校。西欧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德语天主教地区和新教地区的识字率不存在太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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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辉格史观的陷阱
近代化过程，是“科学/迷信”的二元对立吗？
技术是中立的，进步人士可以用印刷机，天主教也会运用印刷机。保守派宣传自己的思想，捍卫旧制度。现代知识分子有种过分自信的乐观心态，19世纪英国涌现一批辉格主义学者，因服务于辉格党（英国自由党的前身）的政治利益解释历史而得名。他们相信历史进步，简单化处理世界，把天主教贴上反动标签，把新教贴上进步标签。盎格鲁萨克逊人是天生的自由民族，自《大宪章》起就有了民主的种子，既然如此，光荣革命与辉格党的执政水到渠成，符合历史潮流。
特里维廉的《1688—1689年的英国革命》和麦考莱的《英国史》都秉持了这种思想。1931年学者巴特菲尔德出版《历史的辉格解释》，正式把他们命名为辉格式史学家。
“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迷信“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急功近利地追求现代化，酷似科技领域的辉格史观。五四运动的“赛先生”是焦虑和乐观融合的产物，西化派痛感于中国落后，把科学当作一剂灵丹妙药，自信满满地认定科学能够医治国情，如果不见效果，西化派又恼羞成怒，怪罪民众愚昧，不肯听话吃药。
知识分子把晚清以来的近代化过程，简单化处理为科学/迷信的二元对立，在技术遇到阻碍的情况下，他们第一反应责备愚民大众，而不考虑其他现实的因素。
最显著的例子莫过于义和团拆铁路，经过西化派的反复批判，义和团成为封建愚昧的代名词。实际上拆铁路的最大原因是经济动力，原本从事水陆运输的船民、纤夫，失去了工作，谋生困难。新建起来的铁路车站岗位优先招收教民，反过来加剧平民对洋人、洋教的仇恨。
纵然是因迷信无知而敌视铁路，这在全世界范围内也很常见，铁路引入到日本后也有普通群众反对。他们把铁路看作基督教世界的黑魔法，不该让它来到“天照大神的纯净土地”上。关于铁路的谣言传说，又跟日本本土的鬼狐迷信结合起来，村民们说，那些因为铁路而失去家园、生命的小动物，化身鬼魂，报复铁路工人。
▲2009年6月27日，在重庆云阳县泥溪乡协合村，农民采用传统工艺造纸。用黄牛拉着碾盘，碾压浸泡熟的毛竹。
欧洲文明也有顽固守旧的一面，罗马教皇格里高利十六敌视现代科技，阻挠城内修建铁路，他驾崩后，罗马人编了一个笑料：教皇去天国之门的途中走得两腿酸痛，向圣彼得抱怨，并且问前面的路还有多远，圣彼得回答：“当初你要是修一条铁路，现在早就到天堂了。”
鲁迅贬斥“人血馒头”，西方存在同样的迷信，德国人相信死刑犯的血可以用来治病。姑且不说巴尔干、东欧等落后地区，即使是西方发达国家，直到19世纪末，仍有巫鬼活动，民间用神父祝福的圣水来辟邪，吉卜赛人在大街小巷贩卖符咒。1887年法国中北部地区的一对年轻夫妇听信巫师的话，杀人驱魔。
晚清民国知识分子怀有科技焦虑，夸大民众的蒙昧程度，仿佛是本国才有的毛病。他们片面强调民众无知的一面，夸大传统文化的阻碍，凸显出自身的高明，这也是其他国家西化派的惯常做法。
1574年， 奥斯曼帝国的穆拉德三世建造一座首都天文台，六年后因宗教领袖的反对而拆毁。凑巧的是，同时期第谷·布拉赫在丹麦修造了第一个现代标准的天文台，欧洲人得以制定出最精确的天体运动表，终结了“地心说”。近代土耳其的世俗派知识分子经常举这个例子，来强调伊斯兰文明跟科学精神的冲突。历史学界进行严肃考证发现，伊斯坦布尔天文台原本用途为占星，预测凶吉，跟天文学关系不大。
土耳其、阿拉伯的近代化转型中，部分宗教开明之士，接受牛顿物理学、达尔文进化论，调和西方现代科技跟传统文明之间的分歧。土耳其的赛义德·努尔西(1876-1960年)告诉信众，科学是解读宇宙的语言、探索真理的工具，古兰经能够兼容并蓄欧洲科学。印度的赛义德·艾哈迈德汗(1817～1898年)研究物理学，得出结论：自然界处在不断运动之中，天体运行、人的生老病死皆受自然规律的支配。艾哈迈德汗鼓励穆斯林学英语，了解西方，斥责苏菲派等门派消极避世，因循守旧。如果宗教改良路线能实行，那么西化路线的合法性受到动摇，接下来的事件发展就很顺理成章了，努尔西遭到凯末尔的软禁，著作遭到封杀。
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因为科技焦虑感，往往变得激进，从文化上寻根，认为中国、印度、阿拉伯文明骨子里缺少科学精神，只有西方文明（尤其是新教国家）才能诞生现代科学。尼尔·弗格森等学者一味鼓吹盎格鲁-萨克逊文明的先进性，把新教、民主与科学捆在一起，绑定出售。
如果有耐心寻找，那么从英国也能找到不少贬低科学的言论，而且说话的人不是什么底层愚夫愚妇，都是些有文化、有教养的体面人。
蒲柏写了纪念牛顿最有名的诗句：自然和自然的法则在黑暗中隐藏；上帝说，“让牛顿去吧!”于是一切都被照亮。其实他还写过贬抑牛顿的句子：“人类理性最有益的目标是人性，而不是天文学”，“比起计算行星之间的距离和它们旋转的次数，校正真实的人性和善恶的标准更为重要”。
诗人威廉·布莱克说：我相信500个艾萨克·牛顿爵士的灵魂，才抵得上一个莎士比亚或者弥尔顿。对比下晚清守旧派的名言“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以忠信为甲胄，礼仪为干橹”，两者有多大的区别呢？
不列颠乡村绅士厌恶铁路现代文明的程度不亚于义和团，轻视理工科教育，完全不像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生物学家、达尔文学说最有力的宣传者赫胥黎，有次在牛津访学，他跟一个成绩优秀的文科生共进午餐，结果对方居然不知道地球绕着太阳转。
学术著作《英国文化与工业精神的衰落》专门整理了上层人士的反工业反科学言行，从维多利亚时代一直延续到冷战，史不绝书。如果只抓住这一面，忽略其科技发达的一面，完全可以把英格兰塑造成愚昧落后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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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焦虑到愤怒
弥漫世界的“科技焦虑”，其实大可不必
实际上，18世纪西欧的人文艺术受明清文化影响很大，号称“中国风”（Chinoiserie）。
英国出现了江南苏杭风格的园林，建筑师布置叠石、假山、山洞和拱桥，营造出小桥流水人家的意境，和西方的几何式园林布局对比，别有一番韵味。英王乔治四世的布莱顿行宫内，宴会厅的装潢以石青、朱砂、帝王黄等中国古典用色为主，各个房间摆放乾隆花瓶、漆盒和折扇。
中国元素无处不在，进入欧洲的缪斯殿堂。法国的纺织工们在挂毯上面，织出中国龙、狮子和凤凰的图案。提香的画作《诸神之宴》里，希腊诸神手上端着中国明朝的青花瓷碗。
欧洲的市民家庭用着中国的瓷器，模仿中国的饮茶习俗，一些科技史学者提议把四大发明替代为丝绸、青铜、造纸印刷和瓷器，国家文物局和中国科协还配合策划了“奇迹天工”展览。
▲《诸神之宴》
18世纪流行的“中国风”是铁板钉钉的文化输出，能经得起质疑。但是普通人觉得这些东西含金量较低，偏向人文领域，很难引发民族情绪。爱国主义者不会拿出来炫耀，当成民族自豪感的凭证，西化派也没有意愿反驳。科技焦虑从中国教育就能体现出来，从中小学起，教师和家长重视理科，忽略美术、音乐，全民形成“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气氛。民族主义者对华为推崇备至，把高铁、支付宝、共享单车和网购包装成“新四大发明”，甚至认为外国没有支付宝，不如中国生活便利。
假设一个教授说，中国传统文学没有“创新”，莎士比亚、歌德写的东西才是最伟大名著。传到网上后，估计很难引发讨论，但是四大发明不同，科技领域容易引发焦虑感，一定要争个高下。
此次电子科技大学的学生反对郑文锋“侮辱”四大发明，即便是举报告密这么恶劣的行径，仍然获得不少网友的声援，社会心理值得揣摩。如果把背后的动机解释为“老祖宗曾经阔过”，失之于片面简单了。
按照这种思维路径，那么鲁迅岂非“侮辱”四大发明的罪魁祸首？他说“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其实鲁迅所说的都是正常现象，任何科技发明都是跟制度相匹配的，顺应社会需求。古代中国没有大航海的动力，指南针也就没有用武之地，同样的，欧美没造出“新四大发明”，也受制于社会客观现实。
留学生群体以及去国外的华人游客，抱怨西方国家落后，没有高铁和支付宝，还是中国发达。拿美国造高铁这事举例，在美国造高铁前期需要投入大量的成本，高铁需要走笔直的路线：没有乘客想在时速300英里的时候，遇到急转弯。运营方就需要收购从起点站与终点站之间的沿途所有土地，并且拆除所有挡道的障碍物，光是对拆迁补偿款就是一笔天文数字。就算高铁造好，未必能吸引多少乘客。美国人出行，若是短途，开车自驾，汽车普及率高，2021年美国家庭平均拥有汽车1.968辆；长途搭乘飞机，美国机场数量、飞机数量也相当高。尽管高铁技术极其先进，但对于美国人而言，没有修建的必要，也就不会苦心积虑在这上面争个第一。二维码支付也是如此，美国拥有几百万家的大小金融机构，囊括了所有的行业与个人消费需求，马云去美国考察后，感叹金融业太发达，支付宝没有插足的余地。
今天欧美国家对互联网的担忧，跟“反科技心态”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国现在成立“无科技”的私立学校，孩子们学习种植、喂养动物和缝补衣物，限制使用电子设备。家长们担心刷Facebook等行为，造成孩子成瘾行为等问题，甚至是科技最前沿工作的硅谷工程师，也乐于把子女送入这类学校。已经过惯了舒适日子的的人，喜好谈“从前书信很慢，车马很远”，向往尼泊尔式原生态生活；而另一些人则容易患有科技焦虑，把科技当作救国神器，时刻担心“落后就要挨打”。
韩国一度是科技大国，以三星电子产品为民族骄傲，近年来高新技术遭到中国赶超，智能手机、穿戴装置、内存芯片、智能电子产品的技术优势越来越小。2021年韩国政府部门担忧科技差距水平，还进行了精确的计算，结果显示韩国仅仅领先中国1.9年，这是韩国未来创造科学部与韩国科学技术评价院，对120项国家战略技术评估后总结的报告。印度学界、媒体、反对党对莫迪政府最常用的一个招数，就是指责当局在科技扶持方面无所作为，印度在科技领域水平已远远落后于中国。经济低迷已久的俄罗斯，普京也在策划5G等高科技追赶，试图占据全球领先地位。
我们为5G、航天等高科技领域的突飞猛进而欢呼雀跃，挖掘古代科技，宣扬四大发明，论证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创新精神。其实古代的对外文化输出不必夸大拔高，也不必刻意贬低。“新四大发明”支撑起了中国年轻人的自豪感，古代四大发明支撑起了历史荣誉感。举报郑文锋教授的那个学生，以及支持学生的网友，多多少少带有这样的科技焦虑，其实大可不必。某个层面上来说，正如刘慈欣的名言“给岁月以文明,而不是给文明以岁月”。科技是服务于人，而不是人服务于科技。为了追求技术，忽略现实的需求，只不过是颠倒了本末。
文/柳展雄 编辑 走走 校对 薛京宁
值班编辑吾彦祖

中国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其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古代的四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司南的创造。四大发明对世界历史进程的推进有极大的作用，其对欧洲文艺复兴也有着不可小觑的作用。

火药，让他们改进了兵器，指南针促进了他们的航海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