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点:

1，都是在社会变革时期的产物，先秦是中国努力社会的瓦解时期，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而古希腊思想是欧洲从原始社会步入奴隶社会的变革时期。

2，当时两个国家都是处在分裂动乱之中，中国当时是处在春秋战国的纷繁乱世，而希腊更是斯巴达和雅典争雄的城邦时代。

3，思想研究都是以人本主义为核心的，都是已维护统治阶级利益而服务的。

4，对后世的影响很深远，影响范围很大。

不同点:

1，当时中国的时代背景比希腊更错综复杂，思想上也是。著名的“百家争鸣”就出自那个时期。而希腊的思想显然比不上先秦思想这样集中的，大规模的，多样化的。

2，先秦的思想形成于奴隶社会末期，而希腊思想则出现在奴隶社会的鼎盛时期。

3，研究的领域虽然都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利益，但是先秦的思想，更多的体现在“民本”，希腊的思想则是“民主”。这是有根本上区别的。

4，先秦的思想，尤其是儒家的思想，影响了中国几千年，而希腊思想，则通过不断的变革完善，并且于基督教，以及周边更民族的思想融合，而不断发展，影响了整个欧洲。

客观的说，中国的先秦思想在当时是领先世界的，但是相比于古希腊的思想文明，中国先秦的思想后程缺乏动力，进步力不强，这也是中国历史为什么在清朝倒退的一个重要原因。

长期以来,许多学者都认为中国古代哲学家们比较重视人文哲学的研究,忽视对自然界的研究,而只有古希腊哲学家们才真正重视自然界规律的研究。其实,这是一个十分片面的认识,事实上中国先秦时期的哲学家们在自然哲学方面的研究丝毫不弱于同时期的古希腊哲学家,而更为令人惊奇的是他们的许多自然哲学思想竟然都非常地相似。
先秦时代的社会意识形态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风貌。这一风貌一旦形成便难于改变。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风貌形成之后，便成了二千多年中国哲学共同遵守的“范式”。先秦哲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正如西方的整个哲学来自古希腊一样。“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尤其在我们德国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之感”（黑格尔）。不同民族思维方式的发展具有不尽相同的方式，必然具有不同的发展进程。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有远离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道路。从总体上看，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也是朝着更文明的、更进步的方向迈进着，只不过在前进方式与发展速度上与西方有所不同，在前进过程中有许多曲折甚至是倒退。因而，一切都是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那么，如何认识我们的精神家园呢？

中西文化自近现代发生激烈冲突以来，不少学者反复对比中西文化，得出了许多不同的结论。其实，当我们完全客观地把两大文化系统的发生、发展的过程，特别是将她的起源期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就会有许多令人惊喜的发现。当然，许多结论是令人不快的，但作为当代中国人，只有首先承认那些人类文化发展史上已经成为事实的东西，才有可能真正放下历史的包袱，知此知彼，轻装上阵；以我们中华民族大海一般的胸襟，兼容并蓄，海纳百川，取人之长，补已之短，以精神文化的率先崛起引领中国的崛起，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从基本特征上说，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是两大根本不同的文化系统。

先秦时代正处于人类社会由野蛮向文明状态的过渡过程中。在这一过程中，生存问题尚未完全解决。生存问题既有生产力水平落后及灾荒等自然原因造成的，但主要是春秋战国时代无休止的战乱等人为因素造成的，那个时代的中华民族生存环境极为恶劣，人民生活处于极度苦难之中。苦难呼唤着智者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因而，先秦百家的理论使命是创造出平静、安定的人文环境与社会环境，以顺应春秋战国时代人们的普遍心理。先秦诸子百家的著作中，发现真理不是至高无上的目标，他们看不到世界变化的远景，看不到世界的伟大与崇高，因而更看不到“人”的远景以及“人”的伟大与崇高。

由于人文与社会环境的不同（由于篇幅关系，本文不具体论述中国先秦时代与古希腊人文与社会环境的对比，本人将在今后的文章中将会有专门论述），古希腊人把认识宇宙万物共同的本原问题（即万物同一或世界的统一性问题）、把寻找“始基”看成是最智慧的事情。“哲学”在古希腊是“爱智慧”的意思。研究哲学的目的就是为了追求真理。古希腊哲学家们都在不约而同地寻找万物的“始基”，寻求对世界本原的认识，即本体论——关于世界的本原或本体的学说。本原的原义是“开始”，也叫“始基”。亚里士多德说，在早期希腊哲学家看来，“一样东西，万物都是由它构成的，都是首先从它产生，最后又化为它的，那就是万物的元素、万物的本原了。”（《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15页，商务印书馆，1982）。哲学从本体论开始，范畴从本体论范畴出发，这并非没有道理，它反映了人类认识的秩序：从外部世界——客体开始，然后返回人自身，研究主体，进而再探究主体与客体的统一。

中国先秦哲学与古希腊哲学在很多方面具有相似性，主要体现在：

古代本体论哲学范畴具有直接性、抽象性和模糊性的特征。反映了古代人的思维方式：直观、比喻和猜测，说明认识从感性的直观开始。上述思维方式决定了那个时代的人们认识方法的直观性和认识程度的表面性，从而也就决定了作为认识成果——范畴的直接性、抽象性和模糊性。

所谓直接性，指的是范畴是直接从感性的直观建立起来的，缺乏联系的环节，也就是缺乏中介。甚至有些范畴还停留在具体的事物上，完全采取感性认识的方式，如水、火、气等，严格说来，就连数、原子之类都不能算是哲学范畴。

抽象性，指范畴内容的空疏贫乏，它只割取对象的某一个方面或属性，更多地是从否定的方面作出规定。例如，存在就不是不存在，变不是不变，一不是多，如此等等。总之，还不能做到“许多规定的综合”、“多样性的统一”。当然，就古代范畴史的进展而言，它本身就是从抽象走向具体，但和近代范畴相比，从总体上说还处于抽象的阶段。

由于直接性和抽象性，也就决定了这个时期范畴的模糊性——范畴的界限模糊，不甚明确。特别是表现在主体和客体、思维和存在之间浑然一体，没有明确的界限。在早期哲学中，巴门尼德的“存在”，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阿那克萨哥拉的“奴斯”等都是亦心亦物、心物不分的味道，所以，黑格尔说：“希腊哲学是朴素的，因为还没有注意到思维与存在的对立，这种对立还不是它所考察的对象。”在希腊哲学中，有一个不自觉的假定，“认为被思维的也是存在的，并且是像被思维所认识到的那样存在着；因此便假定了思维和存在不是分离的。”（《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106页）。这个时期的范畴规定性还不十分确定，界限比较模糊，实体与存在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混杂。

古代哲学范畴的这些特点说明思维的历史是一个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没有早期的直接性、抽象性和模糊性，也就谈不上后代哲学的间接性、具体性和确定性。

从西方哲学史发展的进程来看，范畴正是从一与多上升为“一般”与“个别”的关系，而中国古代哲学在范畴上还停留在前一阶段——停留在范畴的“童年”阶段。

古希腊哲学所表现出来的一般特征，与中国先秦本体论哲学所表现出来的一般特征是惊人相似的，因此，它们实际上处于同一思维水平。但是，古希腊哲学在范畴上的开放性、多元性、明晰性是中国传统哲学所缺少的。

古希腊哲学家作为西方哲学的发端，一开始就表现出它的不同于东方哲学的独特风格。黑格尔曾经作过这样的概括：“东方无尺度的实体的力量，通过了希腊精神，才达到了有尺度有限度的阶段。希腊精神就是尺度、明晰、目的，就在于给予各种形形色色的材料加以限制，就在于把不可度量者与无限华丽富有化为规定性和个体性。”（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161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确实如此，古希腊哲学开创了西方哲学的确定性与个体性的特色。它从一开始就力图运用概念和范畴给世界以明晰的逻辑规定，从而摆脱原始宗教中的表象思维的神秘性和含糊性。它讲求尺度、界限、差别性和确定性。使范畴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由点、线、面、体构成系统，创造了一个范畴的王国，使思维进一步走向具体。从毕达哥拉斯到亚里士多德，直到欧几里得、阿基米德和托勒密，奠定了以同一律为基础的形式思维占优势的传统，它给以后的西方哲学和科学的思维方式以深远的影响。

希腊哲学的个体性特色也是相当突出的。个体性表现在世界本原的多元性和对个体事物的重现。哲学范畴也是这样，最突出的是恩培多克勒的“四根”，阿那克萨哥拉的“种子”，德漠克利特的“原子”和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实体”。这种个体性原则在近代的培根、霍布斯、莱布尼茨、伽桑狄等哲学体系中又得到进一步的发扬，并且成为近代民主主义的社会契约的哲学基础。

中国先秦哲学缺乏发展生机的根源恰恰在于哲学的功能性结构发生杂化，哲学与宗教、政治同胎——中国传统哲学内部存在着一个无法被打破的弹性结构，哲学失去了一门科学应有的科学性，失去了统领其他一切的科学的前提与条件。

所谓弹性结构，就是说哲学体系中存在着一种模糊性、松散性、神秘性和不确定性的哲学范畴，它能够消化与其对立的其他派别的理论观点，并使对立面与其自身相融合。中国传统哲学的弹性结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指纯粹哲学本身，概念上升范畴之先的那种可塑性、多元混合的一面；二是指中国传统哲学内部存在的儒、释、道三教合流的互补型结构。

任何哲学的弹性结构都是以其概念的模糊性为基础的，它容易和同一思维水平的其他哲学产生融合，从而使一个民族的思维形成超稳定结构，如“入世者”信奉儒家思想，有一定文化层次的“出世者”信奉道家思想，信教的则信奉佛教、道教等。

中国先秦哲学是个圆圈式结构，起点和终点是闭合的，而没有西方哲学发展史上明显的螺旋式结构。“全部哲学史这样就成了一战场，堆满着死人的骨骼。它是一个死人的王国，这王国不仅充满着肉体死亡的个人，而且充满着已经推翻了的和精神上死亡了的系统，在这里面，每一个杀死了另一个，并且埋葬了另一个。这里不是‘跟着我走’，按照这里的意思倒必须说，“跟着自己走！”这就是说，坚持你自己的信念，不要改变你自己的意见。何必采纳别人的意见呢？”（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22页。三联书店1957年版）。哲学系统内的能量是平衡的，缺失能量传输的势能，从而失去了学术前进的方向。“在个别的国家里，确乎有这样的情形，即：它的文化、艺术、科学，简言之，它的整个理智的活动是停滞不前的；譬如中国人也许就是这样，他们两千年以前在各方面就已达到和现在一样的水平。”（——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8-9页。三联书店1957年版）。中国传统哲学是一个综合性的稳态控制系统，每一个个体状态的人都被机械地固定在社会政治思想结构内。“东方人见到统一而忽略了差异，西方人则见到差异而遗忘了统一；前者把自己对永恒的一致性所抱的一视同仁的态度推进到白痴的麻痹状态，后者则把自己对于差异性和多样性的感受扩张到无边幻想的狂热地步”（费尔巴哈《费尔巴哈著作选集》上卷45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由此看出，中国先秦哲学属于平面式的静态思维结构图式，思维水平的上升是相对的；而古希腊哲学是金字塔式立体动态形思维结构图式，思维水平的上升是绝对的。

社会的整体性进步，是通过个体人的欲望的满足，如何使个体人的力量得到最有力的发挥，从而提高社会的整体效益。在先秦时代，使人本身得以发展的力量反而遭到抑制。“人”的力量无力得到发展。对于每一个现实中的人来说，生存永远是第一位的，生存哲学对于他们来说不过是生存的经验而已。经验不分高下，整个社会的人都生活在形形色色的经验哲学之中，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概莫能外。每个人要想很好地生存下去，就必须获得一定生存的本领——经验。经验如“水”，“天水”茫茫。人生在世，如同在水中行走，不知深浅地行进着，往往看不清前进的方向，进亦难，退亦难。

西方的文化重视个体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个体发展的欲望相对得到较好的满足。人们的内心世界充满了前进的动力，“人”在独立于政治与宗教的哲学思想的阳光照耀下，人们可以自由地追求真理。智慧的明灯，像“火”一样普照着每一个人，给“人”以无穷的力量。

参考资料：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df08f401000bhm.html
http://kreader.cnki.net/Kreader/CatalogViewPage.aspx?dbCode=CJFQ&filename=DSYZ202102002&tablename=CJFD2021&compose=&first=1&uid=

庄子“齐物”与怀疑主义；公孙龙“指物”与赫拉克利特“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老子“道”与赫拉克利特“逻各斯”；公孙龙“白马非马”与柏拉图“理念说”；惠施“至小无内”与德谟克利特“原子”；邓析“两可说”与智者学派……
任何事物都有无数的相通之处，因此一般不做这类归纳。所谓中国和西方，古代和现代都只是个名字，这本身并不说明什么。

希腊的哲学向数学发展

先秦人本，我们可以叫其是“民本”思想。
古希腊人本，我们可以叫其是“民主”思想。
一个是以人为本，这个的意思是要求统治者尊重民众，以人为本。就像是要求农民尊重他家的牛啊马啊的，因为牛马是为他干活的。同理在统治者身上也一样。民众终究还不是人，只是属于统治者的奴隶牛马之类。
而古希腊更可以说是以人为主，尊重公民（注意不是奴隶和非公民自由人！）的各项权利，是把人当人看。这就是区别。中国几千年的民本终究还只是民本，从来没有出现过民主。

个人认为，

古希腊的思想是比较单一的，哲学思想以这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为中心。

而中国的哲学的思想是非常丰富多样的，有以孔子、孟子带头的儒家思想，有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等。

提一个思路，先秦人思想是关注的社会自然，是理性的。古希腊思想是奴隶社会初级的自我的。

先秦人本的人是有归属的
比如有个说法是无君无父是禽兽
这样的人都不被包含在人内
古希腊的人本正好相反

都是从外在的伦理神的被约束,进入自觉的道德的反思时代.孔子主张学优仕,柏拉图主张哲学家治理国家.不同的是,古希腊哲学家很富有,中国的学者很贫穷

从古希腊智者学派代表普罗泰哥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一直到西方近代的人本主义思潮，最后到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人本主义思潮，人本理念始终在起着支配作用。
可以从人、神、自然三者相互关系的角度来考察以人为本这一理念。以人为本，在西方哲学中主要是与以神为本和以自然为本相对立的。人、神、自然，在西方哲学中始终三足鼎立，于是人本主义始终与宗教神学中的神本主义和自然主义相抗衡、相对立。具体来说，古希腊以普罗泰哥拉等智者和苏格拉底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哲学家，首先是在反叛早期自然哲学或各种自然本体论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人本思想的。对他们来说，不论是把水（泰勒斯）、气（阿那克西米尼）、火（赫拉克利特）、土（恩培多克勒同时把水气火土作为构成万物的四重“根”）、种子（阿那克萨哥拉）、原子（德谟克利特）等物质性的东西作为万物的本原，还是把数（毕达哥拉斯）、心智（阿那克萨哥拉）、爱与恨（恩培多克勒）等作为本原，也不论是断定事物的流变即断言“事物既存在又不存在”（赫拉克利特），还是宣扬存在是唯一的、不动的（巴门尼德），早期自然哲学都是从人之外的自然出发去考察本原，因而实际上都遵循自然主义的思路。用亚里士多德的术语来说，他们的区别主要在于：有的哲学家侧重于探究自然事物的质料，有些哲学家则侧重于把握自然事物的形式；与此相应，有些哲学家更多地在追究事物生成的动力因，而另外一些哲学家则试图揭示自然事物的目的因。因此，自然哲学家内部虽然有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初步分化和对立，但他们的自然主义和客观主义思路是一致的。他们尽管意识到个体事物与事物的一般本质（形式）需要人的感觉或思维去把握，但没有明确地把人置于本体地位。因此，普罗泰哥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在西方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苏格拉底对早期自然哲学的批判，他对人的德性本质的高度关注，同样具有人本主义的意义。当然，值得指出的是，不论是普罗泰哥拉还是苏格拉底，他们在反对自然本体论的同时也反对了古希腊当时的神话和宗教观念，即反对了当时原始的神本主义。关于神，普罗泰哥拉说过“我既不知道它们是否存在，也不知道它们是什么”之类的话。苏格拉底则信奉自己的新神，它作为内心的“灵异”存在，因而完全区别于传统宗教神话中外在的神的观念。苏格拉底本人也因此被人指责“不敬神”。

中国古代思想家管子是最早提出“以人为本”的。“以人为本”四个字最早出现在《管子·霸言》中： “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与此类似的管子言论还有“人者，身之本也；身者，治之本也”（《管子·权修》）、“王者以百姓为天”（《韩诗外传》）、“齐国百姓，公（指齐桓公）之本也”（《管子·霸形》）。虽然《管子》的成书年代至今学术界有争论，上述语句是否为管子所说尚需考证，尽管《管子》中的“以人为本”，“人”的指示对象和范围与今天我们理解的“人”不太一样，前者主要指国人或者人才，后者主要指广大人民群众，但此成语的首创权，毫无疑问当归齐文化所有。
“以人为本”的观点，是齐国民本思想的精华。齐国民本思想做为先秦时期民本思想的重要分支和典型代表，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和个性特征。它源远流长，蔚为传统，一直为齐国优秀政治家所继承、弘扬。齐国民本思想起源于东夷文化“仁”学理念（舜最早提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的观点）和周文化“敬天保民”思想；肇始于姜太公“因其俗、简其礼”；发展于管仲“与民同好恶”、晏婴“薄于身而厚于民”；成熟于孟子、慎到等稷下先生的民本理论，是先秦时期各诸侯国民本思想中延续时间最长、最具人民性、务实性和智慧性的一支。其“因民俗”、“从民欲”的政治主张；“富民”、“惠民”、“利民”、“恤民”的经济举措；“尊贤上功”、“与民同乐”、“百家争鸣”的文化建设理念，直到今天仍具有巨大的生命力和极其丰富、全面的借鉴价值。

先秦思想家谈人治，古希腊哲人谈法治，然后进行两者的比较。实际上，先秦思想家（以儒家和法家为代表）既谈人治又谈法治，并且还自觉地进行了比较。同样，古希腊哲人也是如此。所不同的是，尽管中西哲人都谈“法治”，但其内涵实有很大差异。甚至可以说是本质的差异。另外，他们所谈的“人治”，尤其是儒家所谈“人治”，与现代人所理解的“人治”，也有一定区别。本章内容实际上是第一章内容的一个逻辑延伸，因为，不管是“圣王”还是“哲学王”，实质上都表达了一种“人治”思想

在我们是中国他们是希腊

中国太大，鸟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