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这样，还是亏。当时有位华容县（今属湖南省）的儒士尹崧就说，“四方米价贵贱不同，每石四五十贯者有之，六七十贯者有之。”由于“米价腾涌”，以每石二十五贯官价换来的钞票，其实连买半斤米都够呛。因此，尽管既远又不便，朝廷官员还是情愿领取“俸帖”，到南京拿到现成的大米。但这其实是“两害之中取其轻”的无奈选择。两京毕竟相隔遥远，不少官员不胜其苦，无力运回，于是干脆将“俸帖”在北京贱卖于人，结果还是免不了亏损——“俸帖七八石”，名义上价值七八两银子，结果“仅易银一两”。

为了解决这个触及切身利益的问题，诸臣纷纷建言献策，最终议定了“折色充俸”，也就是指将南方诸省部分税粮折征白银、布绢等物，运赴北京充当官员俸粮。具体而言，将浙江、江西、湖广、南直隶、两广、福建起运的四百多万石税粮，按米麦每石折银二钱五分的比价，折收白银，“煎销成锭，委官赉送赴京，依原收价值放支。

”这种“金花银”是白银成为正赋之始，货币税在田赋中所占的比重大大增加了。说一句题外话，按理说明朝的银锭名称应当避讳“太祖高皇帝”朱元璋的名字，但老百姓不管这套，仍旧称其为“元宝”。

其实，就像前面提到的那样，明朝赋税征收白银不足为奇，但“金花银”的意义在于，他是用来给官员发俸禄的。官员拿到银两当作工资，自然要到市面消费，这就在无形之中打破了一切尚有的禁用白银的法令——因为正是法令的维护者与执行者需要带头违反法令。

于是，正统年间的明朝社会，就已经出现了“朝野率皆用银，其小者乃用钱”的现象。有学者研究了南开大学图书馆所藏的三十五张来自徽州祁门（今属安徽省）的明代土地买卖契约，其中只有宣德年间（1426—1435）的一张用钱，而正统（1436—1449）及正统以后的34张使用的通货，竟然全部使用白银，至于名义上仍是法定货币的宝钞则一次也未使用。无怪乎时人要感叹“钞壅不行”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钞壅不行”的局面在嘉靖初年（1522）进一步演变成了“钞久不行，钱已大壅，益专用银矣”。按照时人王世贞（1526—1590）的分析，金子“太贵而不便小用”，米与钱“贱而不便大用”。至于纸币缺点更多，不仅价值虚高而且容易潮湿霉烂（“太虚亦复有浥烂”）。

这位苏州府大才子（有人认为王世贞就是《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因此得出结论，只有白银能够充当货币——“白金（即白银）之为币长也”！至此，历经宋元以来数百年缓慢、曲折的发展，白银作为货币的地位在明代中叶已经为人所认可。不用多少时候，它就会彻底排挤纸币，并取代铜钱而成为中华帝国的主要流通货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