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种观点肯定村落改造的历史意义。胡绳指出，新中国成立初期包括对村落改造在内的社会改造“毕竟是符合于客观需要的，完成这些改造是一件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情”。王沪宁认为，对乡村村落的改造是中共民主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乡村的经济结构、政治制度还是文化形态都与中共的社会目标相左，因此，对村落采取了暴风骤雨式的改造和重建，总体上来讲，这一改造是同中国现代化目标与社会发展进程相一致的。“促使家族村落文化真正快速擅变的时刻，应从1949年新社会体制建立起算起。”他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乡村村落开始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三大变革。王瑞芳强调：“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新区土改运动中，中共以强大的政治威慑力为后盾，强制性地介入广大乡村……彻底摧毁了封建宗族制度。”

第二种观点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对村落的改造与重建既有中共建立新社会秩序的多重考虑，但更主要的是从提取乡村社会经济资源的角度去规划的，只有将封建村落改造为集体社区，中共新政权从乡村提取用于工业化的财富才会有制度的保证。王绍光指出：为了提升国家对社会财富的汲取能力，“新政权可以使用任何她所认为有效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徐勇认为：“农村家族社会转变为阶级社会。中国共产党也由此将广阔而又分散的乡村社会整合在自己的组织和领导之下。”

第三种观点则主要从权力巩固甚至镇压反抗的角度来看待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对村落的改造与重建问题。费正清认为：“毛泽东夺取权力之后的问题是如何深入村庄去使之革命化”，“如果他不能深入村庄并改造村庄的话”，村民仍然保留着传统的生活与交往方式，毛的政权就很难巩固。黄宗智这样看待以土地改革为核心的村落改造：“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党决定在所有的村庄里发动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被当成一场道德戏剧性的行动，用来表现代表着‘善’的革命力量与代表‘恶’的阶级敌人之间的对抗。”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对村落的改造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同新政权的巩固、乡村经济结构的转换、乡村意识形态的解构结合在一起，对乡村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要正确认识这一段历史，必须考察中共对村落性质的基本把握、改造过程的核心主题、改造的路径和方法。目前学界在这方而讨论还没有完全展开，本文希望能够作一点较为深入的探讨。

一、村落空间的特征及其与现代社会的矛盾

传统的中国村落，是中国乡村特有的自然生态、生产方式、社会关系与意识形态经过长期发展演变、形成的较为稳定甚至固化的空间结构。费正清说：“村子通常由一群家庭和家族单位（各个世系）组成，他们世代相传，永久居住在那里，靠耕种某些祖传土地为生。每个农家既是社会单位，又是经济单位。其成员靠耕种家庭所拥有的田地生活，并根据其家庭成员的资格取得社会地位。”虽然由于地域原因，在中国各地的村落（如干燥寒冷的北方地区和潮湿炎热的华南地区）有一定的区别，但都有如下共同的特征。

空间的封闭性。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乡村村落与外界交往的动力机制不足，再加上中国特有的地理环境和交通工具的限制，中国乡村村落与外地的联系是较少的。虽然，1840年后，东南沿海及一些大城市郊区的村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商品经济与开放社区，但就一般情况来看，到新中国成立，大部分村落仍然处于封闭或半封闭的状态。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而：一是村落之间横向的物质与信息交流缺乏，虽然空间距离并不远，但实际上很少交往，“鸡犬之声相闻”，但“老死不相往来”：二是村落与国家政权之间的纵向阻隔，国家的权力与影响最低只能到达县一级，县以下基本上都是以乡绅为代理人的自治体系，国家权力很少能直接进入乡村村落。“由于村落家族共同体生活在相对集中的一块土地上，又能够在这个领域中达成一定水平的自给自足，外部也没有什么经济力量和信息力量能够有力地渗透到村落共同体中来，因此其封闭性就逐步形成了。”

以耕地为依托。中国传统的生产方式就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方式。这就使得中国乡村村落的存在与发展直接依附在耕地上，能够提供乡村社会生活资料的耕地直接影响乡村村落的人口数量和生活质量，村落空间的布局都是以耕地为基本前提的。这一基本前提包括两个因素：一是所有的村落规模都是由其耕地而积的多少所决定的。在长期的演变过程中，一个村落的人口增长到这个村落耕地而积所能承受的最高极限时，村落的一部分人口就会开始向外迁移，或者进入那些耕地而积还较富余的村落，或者迁移至未开发地区，建立新的村落：二是村落空间布局与耕地保持适当的距离，既不能将村落布局在耕地之上，这样会造成耕地资源的浪费，又不能离耕地太远，这样不利于耕种劳作的效率，一般都是安排在离耕地较近的山肚口和地势较高的丘台上。

以宗姓为纽带。如果说耕地是中国村落存在与发展的自然基础的话，那么宗姓则是中国村落的社会基础。血缘关系由内向外，构成了村落人口关系的网络。费孝通说：“缺乏变动的文化里，长幼之间发生了社会的差次，年长的对年幼的具有强制的权力。这是血缘社会的基础。血缘的意思是人和人的权利和义务根据亲属关系来决定。”而在宗姓关系中，最亲近的家族关系又成为一个村落稳定的核心因素，当一个村落的人口需要向外迁移时，首先迁出的是与村落权力核心血缘关系最远的成员。而建立一个新的村落时，这些迁出的群体又成为了新的村落中最核心的骨干。

以儒教伦理为意识形态。在中国所有的村落哪怕是最为偏远的村落，都有着完整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行为标准。乡村村落的意识形态是以儒教理论为基础和核心的，通过村落的宗法权力体系传播、巩固和实施，承担着维护村落成员精神世界认同、道德秩序稳定、人际关系和谐的重要职能。有学者指出：“乡绅之于乡村的统治，非常关键的因素是由于存在与之配套的意识形态框架，与相应的道德氛围。”“以‘五常’、‘八德’为标志的儒家伦理，实际上已经成为自秦汉以来的官方意识形态，对于相当依赖于血缘纽带，并以差序格局存在的农村家庭与社会，从‘亲亲’原则出发的孝梯节义之类的道德讲求，具有强大的亲和力，为农民所乐于接受。”正因为如此，以儒教理论为基础和核心的意识形态成为乡村村落宗法空间的重要支柱。

中国村落所具有的上述几个方而特征，是由中国前现代社会整体发展方式决定的，反过来，它又极大地支持和维护了这种发展方式的稳定和延续。正因为这两方而相互支撑与维护，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了几千年，成为世界上封建社会存续时间最长的国家和民族之一。1840年之后，作为封建社会基础的村落，在中国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成为重要的障碍之一。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过程中，通过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分析乡村社会基本性质之后，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封建村落与现代社会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

村落社会的封闭性同现代社会的开放性产生了矛盾。工业革命之后的生产方式是以人的高度专业化与合作化为前提的。专业分工的要求必然是高度的社会合作，高度的社会合作必然是高度开放的。合作大大提高了人与人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的物质与信息交流的规模和频率，这在以自给自足为生存模式的乡村村落是不可能实现的。中国村落社会的封闭性还体现在村落与国家权力之间的阻隔。国家权力无法进入乡村村落，集聚现代社会所需要的资源（人力与物力）。现代社会要求全国所有的空间都应该在国家权力的统一管控之下。中国村落游离于国家权力之外的自治就与此要求产生了矛盾。只有村落社会的开放，国家才能对村落实施有效的管控。

村落宗姓血缘纽带的社会关系模式与现代社会经济纽带的社会关系模式产生了矛盾。现代社会人际关系的纽带，社会交往的主要方式都是以商品流通与信息交换为基础和纽带的，社区的组成也是通过经济相互依赖为前提。正如马克思所说，商品货币交换关系建立在精确的利益计算基础之上，它是理性的，而不再是温情脉脉的感情联系与交流。乡村村落的血缘关系纽带恰恰就需要感情联系与交流来维系，这就极大阻碍了商品交换关系纽带的建立。

儒教禁欲主义取向的意识形态与现代社会消费取向的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由于生产方式的落后，传统农业社会基本上是一个短缺性的社会，生活资料绝对短缺必然要求人们以最小的物质消耗维持自身的生存。正是基于这种现实，传统社会意识形态就必然是以宣传和提倡节制使用物质资料为主要取向的，要求人们控制自己对物质消费的欲望，最后演变为带有浓厚禁欲主义色彩的意识形态。中国村落的儒教意识形态就是其中的典型。现代社会是以工业生产和商品交换为基础的，是一种扩大再生产方式，也是一种相对过剩式的社会经济形态。既然是过剩，就必然鼓励社会成员去消费，只有消费才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增长，也才能维持社会生产的顺利进行。显然，这种意识形态与村落空间中的禁欲主义取向的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华民族追求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成立和发展起来的，它顺应了中国人民对现代化的渴望，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为建立现代社会扫清了制度障碍。新中国成立后，中共的历史使命已经由破除现代化的障碍转向了组织实施现代化的建设。在建设现代社会的过程中，乡村社会就必然要被纳入总体的进程与方案之中去，乡村村落也就自然成为实现现代社会的总体目标而必须进行改造的对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开始了对村落社会的改造与重建，其目的就在于要将传统村落的宗法空间转换成为具有现代特征的行政社区，从而为中国现代化的整体目标服务。

二、用集体合作的经济社区取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空间

在传统的村落社会中，基本都是一家一户的独立经济行为，村落是个体经济行为的主要活动空间。新中国成立后，对旧有的村落经济进行改造，重点是要建立以集体行动为基础的新型经济社区。通过公有制经济实现乡村经济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也是中共成立以来的基本实践追求，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根据地时期，中国共产党就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对乡村村落为基础的集体合作经济行为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并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和积极的现实效应。根据地以合作为核心的乡村集体经济的建立，为中国革命胜利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支持。在江西革命根据地时期，毛泽东就非常强调集体合作经济的重要性：“劳动互助社和耕田队的组织，在春耕夏耕等重要季节我们对于整个农村民众的动员和督促，则是解决劳动力问题的必要的方法……组织犁牛合作社，动员一切无牛人家自动地合股买牛共同使用，是我们应该注意的事。”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决策层在土地改革完成后是否要立即启动农村集体化、改造村落社会的经济模式问题上存在不同看法，但不同意见很快就统一到毛泽东所倡导的加快集体化的主张上来，对村落社会的经济改造在土地改革完成不久就启动了。依照在根据地时期的经验，在村落社会中首先推行互助组。经过中央的大力推动，村落社会中的互助合作模式开始替代家庭单干模式《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在一切已彻底实现土地改革的地区，人民政府应组织农民及一切可以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以发展农业生产及其副业为中心任务，并应引导农民逐步地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组织各种形式的劳动互助和生产合作。”并特别强调：要教育广大农民，“使他们逐步地懂得劳动互助和生产合作比起单纯的孤立的个体经济有极大的优越性，启发他们由个体经济逐步地过渡到集体经济的道路。”1951年9月9日，中共中央召集了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经过征求意见后，中央于同年12月15日印发。中央印发的《通知》强调，互助合作是一件具有全局意义的工作，“这是在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地区都要解释和实行的，请你们当做一件大事去做。”打破村落社会中的自给自足状态，将村落社会的经济纳入到国家统一行为中，是现代化特别是工业化的必然要求。对现代化的渴望，“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迫切，使得中国共产党在村落改造的过程中，缩短了原来承诺的新民主主义（“耕者有其田”的私有制模式）期限，迅速地推动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其目的非常明确，《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指出：“提倡组和组、社和社、组员和组员、社员和社员之间的爱国丰产竞赛。必须在农村中提出爱国的口号，使农民的生产和国家的要求联系起来。片而地提出‘发家致富’的口号是错误的。”

在这里已经明显地看出，中共在对待改造自给自足村落经济的出发点发生的变化，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的农村经济，转变为以国家现代化（工业化）需要为重点。这实际上是毛泽东加快集体经济步伐的最大动力，也是毛泽东否定刘少奇保持新民主主义路线一个较长时期观点的重要原因。河北省有一个叫五公的村落，办起了互肋合作社，而且经营有方，成为全国有名的模范社。但合作社以农民致富为目的，受到了上级的批评。社长耿长锁在上级的帮助下，提高了觉悟，他自我批评：“旧合作社章程的最大弱点是缺少爱国精神”。现在，一个模范合作社成为服从国家经济计划的单位，社员们应该优先考虑国家，其次才是自家。在中央的大力号召下，各级党委政府对于在村落中推进集体经济都高度重视，努力贯彻落实。在湖南安乡县，“1951年冬，县委执行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关于引导农民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道路的指示，采取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办法，在三区官当乡（这里的乡是指村，当时叫小乡—引者注），五区槐圃烷乡，六区万余洲乡，组织劳动互助友爱组。至1952年底，办起常年互助组34个，季节性和临时性互助组962个，入组农户7024户，占全县总农户的16%”。

新中国成立初期改造乡绅的背景：乡村治理体制属于国家体制的一部分，是国家进行乡村治理构造的行为模式。在传统中国，乡村治理包含着国家行政权力和社会自治两个方面，乡村社会在这两种权力的相互作用下实现其治理过程，实行费孝通所说的“双轨政治”（费孝通，1988）。传统乡村治理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皇权止达于县。国家的正式政权机构只设在县一级，县以下设置相应的组织与管理机构，承担户籍、税赋、治安及教化的责任。由本地有能力、有权威的乡绅担任乡里组织领袖，协助官府办理乡里事务，实行官僚体制下的乡村自治。然而，“乡里、保甲等基层政权总是掌握在当地的‘乡贤’‘望族’手中，成为乡绅地主欺压农民的工具。封建国家就是依靠这些地主绅士，作为政治统治的基础”（胡如雷，1979）。乡绅掌握着乡村基层社会的公共权力，操控乡村公共权力的运行过程，形成了中国独特的乡绅治理体制。

第一,以强大的政治压力为改造提供行动保证。村落的空间结构是一个自然经济、宗法制度与儒家文化三位一体的超稳定结构,在中国社会延续了千百年,具有极其强大
第二,以资源的重新分配为改造凝聚群众的基础。要对村落进行改造,关键在于把村落中大部分村民争取过来,让他们参与到对村落旧有的经济体系、宗法制度和意识
第三,以广泛的宣传动员为村落的社会改造营造良好的氛围。通过宣传唤起广大民众对自身政策的理解,并进而获取最广大民众的支持,是中国共产党推进工作的宝贵经验

中国古代行政管理最可取的莫过于文官制度.
李俊清教授所著<现代文官制度在中国的创构>一书可以读读.三联出的.这里有他的一篇论文.

［摘要］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中国逐步形成了一整套规范严密的文官管理制度.这些制度不仅使古老的中华帝国运转有序.也对当时的许多国家乃至西方近代文官制度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深入研究文官制度的历史变迁.可以为我国建立科学合理的国家公职人员管理制度提供必要的历史借鉴.
［关键词］传统文官制度 录用制度 考核与奖惩制度
［作者］李俊清.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刘建萍.国家教育行政学院人事处干部
中国是世界历史上最为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逐步形成了一整套规范严密的文官管理制度.这些制度不仅使古老的中华帝国运转有序.也对当时的许多国家乃至西方近代文官制度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深入研究文官制度的历史变迁.可以为我国建立科学合理的国家公职人员管理制度提供必要的历史借鉴.为此.笔者考察了中国传统文官制度的诸多层面及其特点.
一.中国传统文官制度诸层面
1.文官录用制度.
中国古代文官的录用制度主要有:先秦时期的世袭制.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荐举制以及隋唐宋元明清时期的科举制.
(1)世袭制.世袭制亦称世卿世禄制.盛行于夏.商.周时期.其基本特点是王权与族权相统一.即依据家族血缘关系来确定政府各级官员的任用以及官爵高低和等级尊卑.最具有代表性的形式是西周时期实行的分封制和宗法制--王室与贵族凭借宗法和血统来世代承袭高官显职.亲贵合一.
(2)荐举制.春秋战国时期.王室衰微.诸侯割据.为了在激烈的兼并战争中获胜.各国非常重视选贤任能.因此官员的选拔方式开始多样化.秦汉以后.文官选拔制度主要是荐举制.其中.察举.征辟是其主要方式.察举是自下而上的选官方法.即朝廷根据不同的需要设立各种科目.指定有关的官员担任举主.依照规定贡上相应的人才.经朝廷检定后予以录用或升迁.所以.考试是察举制度的重要环节.考试的内容涵盖了道德品行.文化修养和办事才能等各个方面.征辟是自上而下的选官方法.即皇帝特征和聘召品学皆优之士任高级官员.公府与州郡可辟除掾属佐吏.此外.还有其他选官方式.如高级官吏保任其子弟为官的任子制度以及郎选.官学人仕.纳粟买爵等多种形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选官制度是九品中正制.九品叶1正制亦称九品官人法.即在州郡设大小中正官.按家世门第和道德才能考察和推荐人才.人才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个等级.由于九品中正制极重出身门第.故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成为门阀贵族垄断政权的工具.
(3)科举制.科举制创建于隋朝.发展到唐代就已十分完备.主要设有常科和制科两种.常科科目有秀才.进士.明经.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等等.其中以明经和进士两科最为重要.明经一般考帖经.墨义.时务三场.以<礼记>.<春秋左氏传>.<诗>.<周礼>.<仪礼>.<论语>.<孝经>等儒家经典作为考试内容.进士先考帖经.次考诗赋.最后考时策.考试由礼部主持.合格者再参加由吏部主持的面试.面试内容为身.言.书.判四个方面.为保证考试公正客观.还对试卷采取了弥封.誊录.糊名等措施.宋代采取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因此十分重视科举制度.扩大录取名额.并确立了殿试制度.明清两朝的科举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其考试细分为乡试.会试和殿试三个层次.每三年举行一次.相对世袭制和举荐制而言.科举制具有极为重要的进步意义.首先.在形式上初步实现了平等竞争.为大批的社会下层人士提供了一条凭个人努力而入仕为官的途径,其次.提高了政府官员的素质.加强了中央政府的集权统治.但自明清以后.由于其考试内容死板教条.文章格式僵化而不符合社会需要.在清末时期被废止.
2.文官的等级与俸禄制度.
中国古代官员的官职代表其职守权限.品秩表示其等级高低.周代的品秩制度是[九命制".即以九个等级来确定诸侯百官的品级地位.秦汉实行粟石品级制.魏晋时期则采用品.石.班.命等划分官等的方法.并逐渐形成了九品十八级官制.隋朝官分九品.每品又分正.从两级.共有十八级.此外.还有封爵制度.如<周礼·王制>记载[王者之制爵禄.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后秦国商鞅制定了二十等军功爵制.秦汉承袭了二十等军工爵制.但有所变化.唐代实行五等九级爵制.明代皇室封亲王.郡王两种爵号.功臣封爵分公.侯.男三种.清代功臣封爵.分为二十七等.
俸禄是官员的经济报酬.按其等级发给.<周礼·王制>云:[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从西周到隋都是实行以实物为主的俸禄制度.秦以前的官吏俸禄主要是封地和禄田.两汉时期以粮食为主.俸额以斛为单位.按月发给.唐代官员俸禄有岁禄.月俸.职分田构成.实行实物.货币和土地并行的俸禄制度.宋代官员待遇优厚.俸禄以货币为主.官员除了月给俸钱之外.还有禄粟.职田等实物和土地报酬.以及[衣粮钱".[餐钱".[给券".[茶汤钱"等津贴.明代官员俸禄是以米为单位.折成钞.钱.布.银等形式发给百官.清代官员的俸禄以银为主.银米兼支.
3.文官考核与奖惩制度.
考核奖惩制度由来已久.传说在尧舜时代就已实行[三载考绩.三考黜陟".西周时期对官员的考核主要采取[巡狩"和[述职"两种方法.战国至隋.考课奖惩官吏的主要形式是[上计".即岁末年终下级官员向上级官员汇报一年的工作情况.隋唐时期.吏部专设考功司负责官员考核.唐代官员考核的标准是[四善".[二十七最".[四善"为:[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二十七最"则规定了不同行政责任的工作准则.明代文官考核有考满和考察两种形式.考满是对官员任职以来情况的全面考察.考察结果分称职.平常和不称职.考察又称[大计".项目有贪.酷.浮躁.不及.老.病.罢.不谨.清代考核京官为[京察".考核外官为[大计".考核中纠以六法.即不谨.疲软者革职,浮躁.不才者降调,年老.有疾者休致.清代官员的赏罚也是等级分明.如升赏有即升.推升.议叙.加俸.加顶带.荫子侄.入旗.图形紫光阁等等,降罚有罚俸.降级留任.降级调用.革职留任.革职.撤祠.赐恶名.赐死等.
4.文官监察与回避制度.

第13章

子曰：“乡愿，德之贼也。”

乡：会意字。据甲骨文,像二人对食形。“乡”和“飨”原本是一字，整个字像两个人相向对坐,共食一簋（gui第三声）的情状。本义是用酒食款待别人,上古时期，同族的人往往聚族而食，因此乡引申出“乡邑”的含义。“乡”字也反应出了中国人特有的饮食文化：乡里乡亲，有空就坐下来一起吃饭。

乡还有本地的之意，如：乡土。乡也指出生的地方，如“故乡”。乡又指行政区划单位，在县之下。乡也指乡下，和“城里”相对。

愿：看到“愿”字，大部分人首先会想到“心愿”，“愿意”，“愿望”等意，其实它最初的意思是“谨慎。”“愿”从原从心，“原”的意思是“泉水冒出的地方”，即“源头”。原和心结合起来就是“老实谨慎”的意思。如“谨愿”。 和“愿”相对的就是“悍”。《荀子》中有云：“无国而无愿民，无国而无悍民”。作为统治者，当然希望国内都是愿民，悍民越少越好。但是，推动历史进步的人，永远都不会是愿民。

乡愿：特指社会上那种没有一点道德原则，不分是非，同于流俗，言行不一，伪善欺世，媚俗趋时，随波逐流，八面玲珑，处处讨好，不得罪乡里的，以“忠厚老实”为人称道的“老好人”。

孔子尖锐地指出：这种“乡愿”，言行不符，没有正义感，关键时刻装聋作哑，嬉皮笑脸，实际上是似德非德而乱乎德的人，乃德之“贼”也。世人对之不可不辨。而后，孟子在他的《孟子·尽心下》中更清楚地说明这种人乃是“同乎流俗，合乎污世”的人。虽然表面上看，是个对乡人全不得罪的“好好先生”，其实，他抹煞了是非，混淆了善恶，没有原则，不主持正义，不抵制坏人坏事，全然成为危害道德的人。

三国时期的徐干（山东寿光人，三国时期文学家，诗人，“建安七子”之一）的《中论·考伪》：“乡愿亦无杀人之罪，而仲尼恶之，何也？以其乱德也。” 李大钊（革命先驱，河北省乐亭人）《乡愿与大盗》：“ 中国 一部历史，是乡愿与大盗结合的纪录。”可见乡愿的危害之大。

清王宜山《围炉夜话》第四章：“孔子何以恶乡愿，只为他似忠似廉，无非假面孔；孔子何以弃鄙夫，只因他患得患失，尽是俗人心肠。”

贼：会意字，最早见于金文（钟鼎文），会以戈击鼎（贝）之意。小篆字形,从戈,则声。本义:残害;伤害。后延伸为“偷东西的人”。“做大坏事的人”，如：卖国贼。也指“邪的，不正派的”，如贼眉鼠眼。也表示“非常”，如这天气贼冷。

《论语》中多次出现“贼”字，都是“害，伤害”的意思，如子路曾经推荐高柴做费邑宰，被孔子骂“贼夫人之子”。意思就是说：高柴还不适合出去做官，子路这样做会害了别人的儿子。孔子还骂他一个行为放荡不拘的朋友原壤“老而不死是为贼。”意为老了还这么没规没矩，不给晚辈做榜样，是个祸害。

全文理解为：孔子说：“没有原则，没有是非观念，没有正义感的好好先生是个足以败坏伦理道德的小人。”

环顾乡里，乡愿确实很多，他们没有原则立场，他们貌似人缘很好，跟谁都能嬉皮笑脸，其实他们早已被人看透，他们哪怕亲眼见到事情的经过，也假装不知道，深怕得罪人。他们动不动就说“一只巴掌拍不响”，“家庭事情不好管”。根本不站在正义的一方说话。 有些“乡愿”甚至还取笑有正义感的人，这样的人就是典型的“小人”。

《论语．子路》：“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孔子的意思就是：大家都说他是好人，那么这个人就不是好人。善者喜欢他，恶者讨厌他，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好人。

有人可能会疑问：“孔子不是讲‘仁爱’，讲’中庸之道’，讲‘和为贵’吗？他自己就是个好好先生吧？”其实，孔孟思想的棱角是被后人有意或者无意磨平的。比如董仲舒、朱熹等大儒们为了迎合当时统治者的需要，他们会故意曲解，篡改儒家经典，误导了很多人。还有一些文人，故意哗众取宠，对儒家经典断章取义，不负责任地宣传不正确的理解。当然，也有些文人本身水平有限，对儒家经典的理解产生错误，或者没有通读儒家经典，导致对孔孟思想的理解不够全面，只有碎片化，片面化的信息。所以孔孟思想经常被人误会。其实孔子是个爱憎分明的人，他曾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意为：仁者不但要爱人，还要恨人。而且必须爱对人，恨对人。

                  逝去的乡绅文化

文革时期出生的我，从小就接受共产主义教育，对“地主”恨得咬牙切齿，可是当我从父亲口中得知我祖父就是个地主的时候，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后来，乡里的老一辈人又经常会在我面前夸我祖父是个好人：他做过乡里的乡长，做过乡里的教师，他为人正直，乡里的很多纠纷都是通过他出面调停的，他曾救过一个因为“通奸”而差点被扔进茅坑淹死的乡民。逢年过节，为乡民免费写对联。这时，我开始为有这样的祖父而感到骄傲了。

新中国成立后，“土改”运动时，祖父被打成“地主”而被折磨到自杀。田地被没收，街上有两间店面因为不敢去认而被充公。

我又疑惑了，为啥大家都说他是好人，还要把他逼到自杀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就想通了，那时批斗“地主”，妖魔化“地主”是时代的需要，其实我的祖父成了时代的“牺牲品”。

据父亲回忆，祖父确实有田地出租，也请了几个长工帮忙干活，但是，那些田地都是祖父靠勤劳节俭慢慢积攒起来的钱，按照正常程序合法买来的。有田地出租并不代表就是“坏人”，任何一个群体都有“好人”和“坏人”。地主中确实有“坏人”，但是只占少数。大部分的“坏人”都是那些穷人，他们或者游手好闲，好吃懒做。或者染上赌博，吸毒等恶习致穷。他们有些道德败坏，无恶不作，成为无赖、地痞流氓。有些专干偷鸡摸狗的事。我祖父可以算是个有文化、受人尊敬的“乡绅”。

乡绅阶层是中国封建社会一种特有的阶层，主要由科举及第未仕、落第士子、当地较有文化的中小地主、退休回乡或长期赋闲居乡养病的中小官吏、宗族元老等一批在乡村社会有影响的人物构成。他们近似于官而异于官，近似于民又在民之上。

乡绅阶层的政治地位主要显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扮演朝廷、官府政令在乡村社会贯通并领头执行的角色。封建统治集团的政令、法令，无论采取何种传播方式，欲使之传遍乡村社会，都必须经由乡绅阶层晓知于民。当权者只需将政策、法令告之乡绅，余下对乡民的宣传并使其执行的过程便由乡绅负责。此种相当于统治阶级最基层的政治地位，除乡绅阶层之外，其他阶层很难承担。

其二、充当乡村社会的政治首领或政治代言人。在相对稳定的封建统治秩序下，乡村民众对朝廷政令及各种赋税的服从或抗争，首先反馈到乡绅那里，并听从乡绅的建议，争取乡绅的认同，再经乡绅向官府反映民意。在这个由下而上传递乡村民情民意的过程中，乡绅刻意塑造自己作为一方民众政治首领的形象，有时甚至与乡民团结一体，充当乡民利益的保护人，在经济发生危机、朝政腐败外显时期，这一点尤为明显。

因此，乡绅阶层是封建统治者与下层农民之间的桥梁。它一旦松弛、分解，社会政治秩序即会出现无序。

    在经济地位及文化地位方面，乡绅均高于乡民。乡绅还对乡村社会长期存在的族权、神权拥有某种控制力，对乡村社会的治安拥有管理与裁判权。通常情况下，族长由乡绅综合宗族意见推举产生，或者得到乡绅的合作认可；有的乡绅本人就是族长，对一族拥有道德上名义上的首席权。神权的柄杖也大体如此，由于乡绅文化程度相对较高，其政治和文化地位的结合，产生了神权上执行、解释的可信度。此外，乡绅出资办地方治安队或团练，大多还自任头领，对乡村社会治安进行控制、操纵，特别是在边远乡村，乡绅的军事控制权尤其明显。

几千年来，中国经历了无数次的战争，导致民不聊生。但是，中国几千年能够顺利延续，其中，依赖于乡绅文化是个重要原因。无论怎么战乱，以乡绅为主体的那部分当时的精英，他们始终勉力维持着各自所在地区的生态。中国几千年的社会文化，基本以乡村文化为主题；乡村文化基本以乡绅文化为先进文化的代表。

  几十年过去了，乡绅文化消逝了，但是，地主却又回来了，解放前的前旧地主到今天的新地主，其出现的原因、过程、结果是完全不同的——旧地主大多勤劳致富，新地主几乎全部是依靠与权力的勾结来攫取财富；旧地主造福乡里，新地主横行乡里，

如果仅仅是财富的不公平转移，倒也罢了。在文化方面，旧地主是文化的代表，而新地主既然是与权力勾结所致，那么，缺乏文化底蕴的他们，仅仅是一群暴发户，他们对乡村生态非但没有任何有益的建设，反倒是无尽的破坏与摧残。他们藐视族权，漠视神权。他们宣扬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带坏社会风气。

新旧地主的变迁，乡绅文化的消逝，意味着乡村生态彻底恶化，我们失去了传统文化的承载实体，失去了祖先的佑护。我们失去了乡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