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前后，在成都北郊的白马寺、坛君庙一带出土了带有巴蜀符号的古铜器近千件。这是有关巴蜀符号的第一批文物，当它们被发现之时，即被哄抢一空，后来又辗转流落到收藏家手中，收藏家们对这些有着神秘符号的青铜器进行了研究，并认为这是夏代中原文物，而那些符号可能是他们期待已久的夏代文字。
这种观点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才得到澄清，这些古铜器经过卫聚贤先生努力收集，1942年在他所办的《说文》杂志上公布了一批资料，认为这些青铜器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巴蜀文物，并提出“巴蜀文化”的概念，这是巴蜀符号最早的公开记录。至于那些古蜀人留在青铜器上的符号或图案，一直要到20世纪80年代才得到“巴蜀符号”的正式命名。
此后，考古学家相继发现了刻有符号的铜戈和印章，这些文字一样的符号也一并被纳入“巴蜀符号”的范畴。迄今为止，考古学家在青铜兵器、乐器、礼器，以及各种印章、漆器上至少已经发现三百多个不同的字符，然而，这些或繁杂或简单或直观或抽象的符号被后人破译的寥寥无几。
由于“巴蜀符号”的形状非常像装饰性的符号，所以一开始并没有把它看作文字，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越来越多的类似符号被发现，人们意识到它们已经不是简单的图案了，而有可能是巴蜀先民所使用的一种早已失传的古文字。
上世纪50年代，由于川东船棺葬的发掘，人们发现出土青铜器、铜印章上不同于中原汉语言文字系统的大量符号。70年代，又在川东和川西平原发现了青铜器上的铭文。
1950年代到70年代，学术界提出了“巴蜀符号”等概念，王家佑为此搜集的各类符号达300种以上。当时一般认为这些语言符号是川东巴人的创造，仍持“蜀无文字”的看法。但蒙文通认为汉初成都地区文字发达，大文豪层出不穷，据此推断蜀人应有文字。
但是巴蜀符号的破译仍然让学者们无从下手，而对巴蜀符号的研究也一度难以打开局面。《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中记载的1954年巴县冬笋坝50号墓出土的3件结构形状完全相同的铜印，或许让研究古蜀文字的专家们看到了一线可贵的曙光。在3件长方形的铜印中，有两件均为汉字的“中仁”，另一件则是巴蜀符号，上面似一包袱，下面为并列的两只蝌蚪，有学者分析指出，上面的包袱对应汉字的“中字”，下面的两只蝌蚪代表“仁”。如果这种推测不谬的话，这3件铜印很可能就是解开巴蜀符号的一个切入点。
1960年出版的《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认为，巴蜀文字有两类，一类是符号，一类似汉字而又非汉字。童恩正等于1976年发表文章，对后一类文字做了科学说明。1982年，李学勤发表文章，将巴蜀文字分为甲、乙两类，认为都是文字。王家佑、李复华1984年发表文章，认为巴蜀符号具有看图传语的功能，并提出巴蜀方块字与夏有关，是夏人先祖母家西陵氏的文化。这些论著，对巴蜀文字研究新高潮的出现准备了条件。
1988年，钱玉趾发表《古蜀地存在过拼音文字》的论文，首倡巴蜀符号实为拼音文字的看法，并认为巴蜀文字与古彝文有关。其后，又对这一看法提供了进一步的补充论证。这一新看法，引起了热烈讨论，魏学峰、刘志一等分别著文提出质疑，反对这种看法。
古蜀没有文字的看法，已为许多新出土的考古资料所否定。林向著文披露了三星堆陶器上的刻划文字符号，三星堆发掘报告和成都十二桥遗址简报均发表了遗址中出土的刻划符号和文字资料，这就促成了新成果的问世。段渝1991年发表论文指出，巴蜀文字不但有两类，而且两类文字均可在商代找到其起源滥觞的痕迹，并指出巴蜀文字最初起源于蜀，后来传播川东，成为巴蜀地区通行的文字。
另外一些考古专家则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巴蜀符号”并不是一种文字。有的认为“巴蜀符号”是一种看图像以解其语意的图画语意符号，是不用文字解说的“连环画”。
北京大学文博学院副院长、著名考古专家孙华则认为：“巴蜀符号”在众多兵器上出现，绝非偶然。因此“巴蜀符号”是一种带有原始巫术色彩的吉祥符号，而不是文字。将这种吉祥符号铸于兵器之上，其用意大概是佑护使用者，让使用者免于伤害，给使用者以力量和勇气，激励使用者奋勇杀敌。他认为，“巴蜀符号”的数量种类实在太少，距离能够记录语言的文字尚有很大差距。
一些考古学家认为，古蜀人想通过巴蜀符号来表达他们对古蜀先王的尊敬和怀念，这些符号刻在青铜器和印章上，以一种近乎玄秘的方式一代一代流传着。
还有人认为，巴蜀符号与玛雅文同出一源。王大有先生经过研究发现，巴蜀符号与玛雅文有相似的符号与组合方式。土家族为巴人后裔，保存有完整的伏羲推八卦、女娲造人、大洪水的传说。印第安人最古老的文明因子同样是太昊文化——太极、八卦、扶桑坛台、崇拜龙凤太阳……在这个意义上说，巴蜀符号与玛雅文很可能有相似的渊源……
经过历代学者的不懈努力，神秘的巴蜀符号似乎渐渐露出了冰山一角。学者钱玉趾声称已读出了“成都”二字；冯广宏则猜测汉字与巴蜀符号曾同时在蜀地流行，汉字还借用过巴蜀符号；又有人说从中看到了孔子“仁”的思想……巴蜀符号的破解似乎近在眼前。
上述各种看法虽然尚不一致，但古代巴蜀确有文字，已成为学术界普遍接受的定论。很多的文字学家仍在投身于解读这些文字的工作之中。主流观点认为“巴蜀符号”是巴蜀古人用来记录语言的工具、族徽、图腾或宗教符号，是一种象形文字，是巴蜀文字的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