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意大利人，1582年到达澳门。
中国历程
游历澳门
1580年，利玛窦被授予神职神父，罗明坚神父向东方总巡察使范礼安举荐了利玛窦。范礼安神父是当时的耶稣会东方总巡察使，他的主要使命是向中国派遣基督教传教士。由于明朝的海禁政策，之前的传
利玛窦编制的《山海舆地全图》
教士都未能进入中国传教。因为欧洲的葡萄牙人在澳门获得居住权，来自欧洲的传教士们只能停留在澳门。
1580年4月26日利玛窦从果阿启航，沿着锡兰海岸前行，他在他的《世界地图》中这样描写：“这片海域出产美丽的宝石。岸边的居民会游到海里寻找宝石。”
1580年6月14日，他抵达马六甲，并在这个由葡萄牙人布防的城市停留了两周。这里不仅是重要的商贸中心，更是从印度前往菲律宾、中国和日本的海上要道。
1580年7月3日，利玛窦从这里再次启航前往澳门，在行程中身染重病。
1582年8月7日，他抵达澳门港。
传教士们想通过汉语著述天主教义来吸引中国人，“练习用他们的语言写作，作为一种吸引捕捉他们心灵的手段。”因此他们先在澳门努力学习汉语，开始学习汉语的利玛窦对完全与拼音文字不同的汉字感到很兴奋，觉得非常不可思议。此外，在澳门的时候正好有来自日本的天正遣欧使节团路过，利玛窦趁此机会还学了一点日语。
入居肇庆
1583年9月10日，利玛窦与罗明坚进入中国，求得知府王泮的允许，在崇禧塔旁修建了一座带有教堂的小房子 ，在肇庆建立了第一个传教驻地，利玛窦出版了第一份中文世界地图，并用中文和罗明坚起草了第一部《祖传天主十诫 》。经过了几次尝试，利玛窦和罗明坚没能建立起新的驻地，罗明坚被教皇召回罗马安排教皇使节去见中国皇帝，而利玛窦和麦安东神父继续留在肇庆。
1584年利玛窦获准与罗明坚神父入居广东肇庆。他们对中国官员自称来自“天竺”，致使中国人以为他们是佛教徒。利玛窦解释来中国的原因：“我们是从遥远的西方而来的教士，因为仰慕中国，希望可以留下，至死在这里侍奉天主。”他不敢直接回答传教的目的，否则他可能会被驱逐。为了传教，他们从西方带来了许多用品，比如圣母像、地图、星盘和三棱镜等。其中还有欧几里德《几何原本》。利玛窦带来的各种西方的新事物，吸引了众多好奇的中国人。特别是他带来的地图，令中国人眼界大开。
进入了中国的利玛窦对中国文明非常称赞：除了还没有沐浴“我们神圣的天主教信仰”之外，“中国的伟大乃是举世无双的”“中国不仅是一个王国，中国其实就是一个世界。”他感叹“柏拉图在《共和国》中作为理论叙述的理想，在中国已被付诸实践。”而且他还发现中国人非常博学，“医学、自然科学、数学、天文学都十分精通。”但是他也发现“在中国人之间科学不大成为研究对象。”
1584年8月，利玛窦在肇庆建立了“仙花寺”，开始传教工作。起初传教十分低调。神父们行事小心谨慎，主要精力都在学习汉语和中国的礼节习俗，以博得中国人尤其是官员们的信任。他们身穿佛教僧侣的服饰，认为这样能够博得人们的好感，而且他们也觉得这与天主教神父的装束相差不大。这也使中国人更加相信他们是远道而来的僧人。他们在这里挂上了圣母玛利亚的画像，许多士人官吏，甚至僧人都来跪拜，他们感到非常兴奋。但是从中国人的角度来讲这更多是出于礼节性的，而没有宗教意义。也有记述说，他们担心中国人看到玛利亚的画像会误认为他们的神是女性的，而改挂了基督像。
1584年利玛窦制作并印行《山海舆地全图》，这是中国人首次接触到了近代地理学知识。利玛窦利用解释各种西方事物的机会，同时介绍了他们的天主教信仰。他们翻译了《十诫》、《主的祈祷》、《圣母赞歌》和《教理问答书》。并派发罗明坚撰写的《天主实录》，以中文解释天主教的教义。利玛窦在肇庆居住六年，除带来了欧洲文艺复兴的成果外，系统地学习了中国传统文化，期间传入的现代数学、几何、世界地图、西洋乐等西方文明。
移居韶州
1589 年夏天，即万历十七年 ，广东新任总督把传教士驱逐出肇庆。1590年，利玛窦奉范礼安之命起草一封以教宗名义致大明皇帝的信札，其中亦称教宗西师都五世 (Sixtus V, r. 1585-1590) 乃居住在“天竺国”的“都僧皇”，因期盼能传“天主正教”，“推广慈悲，普济世人”，特遣“博雅儒僧”四出扬教，并派“德行颇优，儒文宏博”的“上僧”等四人入华，希望明帝能对此四僧“给有札牒，沿途迎送，以华其行”。经过多方努力，利玛窦得以被派往韶州，在那儿他建立了第二个传教驻地。在韶州的时候，利玛窦遇到了一次意外。他们遇上了强盗打劫，虽然利玛窦受了一点伤，但是幸好他们吓退了强盗，而且很快这些强盗就被逮捕归案。在韶州期间，另外一个不幸是利玛窦的两名部下相继逝世。
1591年麦安东神父逝世。
1592年初春，利玛窦前往南雄拜访瞿汝夔（瞿太素），瞿氏即力劝利氏蓄须留发，且脱去僧服改穿儒服，他更透过其人脉网络，努力将利玛窦引介入士大夫的交游圈中。
1593年石方西神父也辞世了。而另外一名罗明坚神父则早已返回了欧洲，只剩下利玛窦一人从事在中国的传教事业。感到欣慰的是，他在肇庆结识的士人瞿太素成为了他的好友和弟子，还帮助利玛窦翻译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第一卷。藉着瞿太素的宣传，以及赠送高官们利玛窦自己制作的天体仪、地球仪和计时用的日晷等西洋物品，利玛窦的名声逐渐在当地的达官贵人中传开。
在韶州他攻读《四书》，并首次将之译为拉丁文。而通过与瞿太素和其他许多中国上流社会人士的接触，利玛窦发现自己先前的佛教僧侣装扮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并不受到尊重，社会地位也比较低下。为了更方便与中国的官员交往，在征得范礼安的同意后，从1594年起，利玛窦开始蓄发留须，并穿起了当时儒士的服装。
折返南昌
1594 年，利玛窦和中国的一名被派遣到朝鲜边境的将军一起，初步尝试进入北京。但到达南京，又不得不返回驻地。1595年（万历二十三年）利玛窦借口为一位北上任职官员之子治病，而获得了去南京
利玛窦在南昌
的机会。但是到了南京以后，利玛窦陪同的官员对他逐渐失去了兴趣，利玛窦只好自己设法留在南京。然而这一次失败了。他只好折返南昌，并获得批准在此居住并建立了第三个传教驻地。明朝王室成员、各级官员都对地球仪、玻璃器皿、西式装订的书籍等礼物极感兴趣，利玛窦便在自己的住宅再一次举行“科普”展览，表演先进的记忆方法，出版《交友论》，并开始撰写《天主实义》，选择适合中国人伦理观的西方伟人语录加以刊行。他放弃建造教堂，公开传教的方法，进一步用中国自古就有的“上帝”偷换“天主”概念。
利玛窦在南昌传教的三年，也是他的传教策略在探索和实践中逐步形成的过程。他与江西的官绅阶层进行了密切交往和友好的对话，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一套成功的传教策略——“南昌传教模式”。
他在写给耶稣会的报告中解释了在南昌传教成功的原因：
一是因为当地从没有见过外国人；
二是利玛窦的记忆力非常好，以至于许多中国人都想学习，他也因此用汉语写了一本《西国记法》的书来介绍他的记忆方法；
三是它能够运用四书五经来宣讲基督教的教义；
四是他的自然科学知识；
五是传说他会炼金术；
六是有人向他求教基督教。
1596年利玛窦被范礼安任命为耶稣会中国教区的负责人，由利玛窦全权负责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并且指示利玛窦想办法到北京去觐见中国的皇帝，以达到在中国传教的有力保障。而且还从澳门送去了许多准备送给中国皇帝的礼物。在南昌，利玛窦知遇了江西巡抚陆万垓，向他展示三棱镜、西国记数法和钟，并讲解西方书籍的内容，他还向当地学人讲解数学问题与日晷记时问题。
1596年9月22日利玛窦在这里成功的预测了一次日食，使他很快成为了一个有名的人物。期间结交了许多儒士权贵，受当时名士章潢之邀在著名的白鹿洞书院讲学交流，与分封在南昌的皇族后裔建安王和乐安王建立了友好的关系等等。
1597 年，利玛窦被任命为中国传教的主管。
奔赴南京
1598年6月25日利玛窦与另一位郭居静神父（Lazzaro Cattaneo）同王忠铭一起离开南昌奔赴南京。1598年7月初，他们一行到达南京，1598 年，利玛窦首次进京是由南京礼部尚书王忠铭促
利玛窦在南京
成的。王忠铭是利玛窦在韶州传教时结识的老友，当时正要赴北京述职。时值万历皇帝寿诞，王忠铭便邀请利玛窦一同进京贺寿，利玛窦也准备了自鸣钟、八音琴等欧洲方物献予皇帝。一行人由水路启程离开南京，沿大运河北上。
1598年9月7日利玛窦历经两个月后到达北京。漫长的旅途加之夏日的酷热，使传教士们一度病倒，而初到北京的喜悦，又令他们忘却了旅途的艰辛。利玛窦在札记中写道：“这真是一桩令人欣喜的事，我们不应缄默着把它放过去；只要想想基督信仰跨过多少海洋，经过这样长时期的接近之后，终于进入这个国度，它的使者终于进入了皇都。”然而，之后的事情远不如利玛窦想像中的顺利。由于当时正值日本侵犯朝鲜的战争，整个京城戒备森严、气氛紧张，人们都怕因结交洋人而惹祸上身。先是王忠铭联系的太监拒绝将利玛窦引入皇宫，随后王忠铭本人也不再施以援手。利玛窦虽然想方设法在京周旋，但仍四处碰壁，就连昔日老友也对他避而不见。利玛窦作为外国人无法在北京久留，而且又遇到了财政上的困难，仅住一个多月只得返回南京。虽然未能见到皇帝，但利玛窦首次北京之行收获颇丰。他首先证明了《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的契丹就是中国，而国都“汗八里”即是北京。在旅程中，利玛窦还与神父郭居静一同编修了第一本中西文字典《平常问答词意》，首次尝试用拉丁字母为汉字注音。此外，他还完成了对《四书》的翻译和注释工作，这对中国文化向西方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利玛窦于1599年2月6日在南京定居。并建立了第四个传教驻地。
在南京居住期间，利玛窦通过瞿太素的帮助，结交了不少名士，如南京礼部侍郎叶向高、思想家李贽、徐光启等。当然这主要还是人们对于他的自然科学知识的倾慕。值得一提的是，在南京利玛窦还与一位三淮和尚（即大报恩寺僧雪浪）进行了一场辩论，在这次辩论中，利玛窦凭借其科学性的思辨明显占了上风。他还在正阳门（今光华门）内洪武岗西崇礼街（今尚书巷）建成内地第四座天主教堂，他在城西罗寺转湾的住址后来也成为著名的天主教堂——石鼓路天主教堂。这些活动使南京成为中国天主教史上最重要的传教中心之一。
永住北京
1600 年，接受了新任务的利玛窦开始策划北京之行。没过多久，他就联系了北上任南京礼部尚书的王忠铭一起带他去南京，而且王忠铭还表示要带他去北京。
利玛窦的路线图
1600年5月18日（万历二十八年），利玛窦带着庞迪我神父和准备好献给皇帝的礼物由南京启程再赴北京，由于太监马堂的讹诈和阻挠，传教士们在天津耽搁了近半年的时间，并于1601年1月24日抵达北京。利玛窦一到北京，就着手整理礼物进献皇帝。进呈自鸣钟、圣经、《万国图志》、大西洋琴等礼单上开
徐光启与利玛窦讲道
列的贡品共16件，万历皇帝对这些贡品兴趣十足，对那些宗教圣物，万历皇帝既觉新奇又感敬畏，他把十字架上的耶稣称为“活神仙”，并把圣母像送与母亲慈圣太后。对大小两架自鸣钟，万历皇帝最为喜爱，小的那架被他带在身边时常把玩；大的那架，被置于精美的阁楼之中，在宫内专司报时。由于自鸣钟构造复杂，需要时常维护，传教士们便被允许定期进宫对其进行检修。对利玛窦进奉的西洋琴，万历皇帝也备感好奇，他命利玛窦教太监演奏。利玛窦让助手庞迪我教授太监，他自己则仿照宗教赞歌的形式创作了8首乐曲，并填上简短的中文歌词，起名《西琴八曲》。每当悠扬的琴声在宫中回荡时，万历皇帝就会想起这位来自西洋的神甫。正是这些“欧洲方物”打开了利玛窦进入宫廷的大门，万历皇帝也因此对他赏识有加，允许其留居北京，深得信任。
1601年，明神宗下诏允许利玛窦等人长居北京，作为欧洲使节被召命带进北京紫禁城。至此他将一直拥有朝廷的俸禄，直到临终。但中国的朝廷根本没有注意到，利玛窦长住北京的目的是为了传播基督教。
利玛窦在北京以丰富东西学识，结交中国的士大夫。常与宾客谈论天主、灵魂、天堂、地狱，同时编撰新书。1602年- 1605 年， 出版《两仪玄览图》第三版中文世界地图，以及其他著作 《天主实义》、《天主教要》和《二十五言》，得到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的尊重。到了1605年，北京已有200人信奉天主教，当中有数名更是公卿大臣。这当中最著名的，也是后来对利玛窦传教事业帮助最大的，当属“圣教三柱石”——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
徐光启是南直隶松江府（今上海）人，曾在南京与利玛窦会面，之后入天主教。利玛窦在北京期间，徐光启正供职于翰林院，他与利玛窦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二人协力翻译了《几何原本》和《测量法义》等著作。李之藻是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时任太仆寺少卿。他师从利玛窦学习西方科学，之后也加入了天主教。他与利玛窦合作编译了《同文指算》等书籍。杨廷筠是李之藻的同乡，在北京担任监察御史。杨廷钧早年是虔诚的佛教徒，后在利玛窦和李之藻等人的感召下受洗入教。“圣教三柱石”身体力行实践教义，他们劝说家人、朋友入教，为传教士提供经费，并且在天主教遭受教难之时上疏抗辩，极力保护传教士。通过利玛窦的不懈努力，天主教在中国得以传播。利玛窦留居北京之后，全国教徒人数骤增，涵盖了平民、士大夫、皇亲国戚等各个阶层。与此同时，西方的科学技术伴随天主教传入中国，中国的文化也由传教士们带到西方。
利玛窦初到北京时，住在专门接待外国使臣的宾馆中，随后获准在城内择民房长住，并可以进行传教活动。利玛窦选中了宣武门内的一块土地，他在这里修建了一座教堂，这就是著名的南堂——北京地区现存最古老的天主教堂。利玛窦建立南堂之后，在教堂里举办西方图书和科学仪器的展览，吸引了大批官员和儒士前来参观，从而扩大了天主教在士大夫中的影响。利玛窦在北京交游于士林，结识众多名流，其中不乏朝廷高官，如内阁首辅沈一贯、吏部尚书李戴、礼部尚书冯琦、刑部尚书萧大亨等人。
1607 年，利玛窦与徐光启合作，出版了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的前六回的译本。
1608 年，印刷《畸人十篇》，并开始编纂他的历史著作《基督教远征中国史》。
1610 年 5 月 11 日(万历三十八年)，因病卒于北京，终年59岁。
1611年，万历皇帝赐物利玛窦安葬于平则门外二里沟的滕公栅栏。 　按照当时惯例，西方传教士死后本应移葬澳门，但在内阁首辅叶向高等人的斡旋下，万历皇帝破例准许利玛窦葬于北京西郊的藤公栅栏，使其成为首位葬于北京的西方传教士。

从那里开始讲呢，就从拿破仑统治后期说起吧，这个时候也是意大利民族Ｚ义思潮开始出现的时候，由于受到当时法国大革Ｍ的影响，意大利各地要求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呼声也日益高涨起来。这个时候一个秘密的革Ｍ组织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建立起来，（时间大约是1810年）组织的名字叫做"烧炭党"，这个组织是为了驱赶当时的侵略者法国，ＪＦ意大利、推翻封建暴君专制为宗旨而建立起来的。也是意大利人民为反对外族压迫而建立起的第一个民族Ｚ义组织。从1812年开始的之后两年不断发展壮大，成员数量迅速增加，范围遍及意大利全境而且囊括了社会各个阶层。（当时意大利的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爱国人士也都加入进来了）。组织几次武装起义，最后配合欧洲的反法联盟一同作战终于把法国人赶走了。拿破仑政权是结束了，但意大利领土又被欧洲列强重新画分。（前面已经提到）。之后十几年"烧炭党"成员仍然不断的起来反抗，但最后起义都被奥地利军残暴地Ｚ压了。虽然"烧炭党"最终没有取得成功，但在意大利统一的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之后意大利统一运动的领袖也大多来自是这个组织。
　　虽然"烧炭党"最后失败了，但意大利人的斗争没有停止，受到法国"七月革Ｍ"的鼓舞，1831年"烧炭党"人马志尼在法国马赛创建了意大利复兴运动的又一组织"青年意大利党"。（马志尼是因为在一次"烧炭党"的起义失败后被放逐到法国的）。该组织的目的是推翻奥地利的封建统治，把意大利建成一个自由、独立、统一的资产阶级民Ｚ共和国。主张通过革Ｍ建立统一的共和国，实现自由、民Ｚ和普选权。1833年"青年意大利党"在热那亚起义之后逐渐取代了"烧炭党"，在意大利民族统一、ＪＦ运动中开始扮演重要角色。第二年意大利最著名的民族英雄加里波第也加入到这个组织中来了。同年加里波第参加了意大利海军的起义，起义失败后，他被迫暂时流亡南美洲避难。（在南美的几年时间里，（主要在巴西、乌拉圭和阿根廷）加里波第参加了当地的革Ｍ斗争，取得了一些成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也为他日后重返意大利取得的成功奠定了基础）。1848年1月，"青年意大利党"在意大利西西里岛首府巴勒摩首先爆发起义，拉开了1848年欧洲革Ｍ的序幕。1849年2月在伦巴底的起义，建立了以马志尼为首的罗马共和国。7月，罗马共和国被法国、奥地利、西班牙和西西里王国联军颠覆。意大利人又一次失败了，1848年的欧洲革Ｍ也没有完成意大利的国家统一。虽然1848年革Ｍ失败，但席卷意大利全境的民族ＪＦ战争即将来临。
　　三、撒丁王国 
　　在意大利的统一过程中有一个邦国的名字不得不提，那就是撒丁王国，撒丁王国统治着皮埃蒙特和撒丁岛两个部分。前面说到了在意大利各个分裂的邦国中和区域中，只有它不受外国控制，不过以当时的形势来看（19世纪30－40年代），意大利想要独立还是困难重重的，（前面也提到了之前的革Ｍ都以失败告终）。但就好像德国的普鲁士一样，撒丁王国让意大利人看到了希望。
　　撒丁王国是在意大利萨伏依王朝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政治上保留君主立宪制度，经济上致力发展资本Ｚ义，长期是意大利不受异族统治的地区。在"维也纳会议"后，其实行外疏奥地利，内施改革，政治开明，积极倡导民族统一等一系列政策。能在1948年的欧洲革Ｍ中两次对奥宣战，说明它的经济、军事力量已经在意大利各邦中居首了，又是唯一一个意大利人控制的国家，因此撒丁王国成为统一的中心。
　　最后在法国和德国的帮助下撒丁王国最后达到了建立一个统一的意大利的目的。
　　撒丁王国的强大是和撒丁王国首相加富尔分不开的，他被称为意大利的俾斯麦，加富尔上任后厉行改革，主张通过军事、外交活动，自上而下的方式统一意大利。在农业上、商业上以及军事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为撒丁王国的强大奠定了基础。
　　四、两条道路 
　　意大利的统一过程实际上走的是两条道路，这个和德国由普鲁士为主，通过对外战争达到统一目的不同。（普鲁士远比撒丁强大）。所以意大利要靠多总途径联合外力来达到统一的目的。前面说的1848年欧洲革Ｍ为资本Ｚ义在欧洲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虽然革Ｍ失败了，意大利继续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但后之后意大利的的资本Ｚ义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不过国家分裂的局面仍然是最大的障碍。人民要求独立和国家统一的运动又开始高涨起来。但是如何实现祖国统一是意大利人要面对首要的问题，不过意大利人已经找到了解决的问题的方法了。两种方式来完成统一大业的目的想法已经产生了，那就是资产阶级民Ｚ派和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观点。
　　在意大利的统一战争中，资产阶级民Ｚ派和自由派之间一直有矛盾和斗争。民Ｚ派（以马志尼、加里波弟为代表人物）。主张"自下而上"的统一道路，前面也提到了。他们代表了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通过武装革Ｍ力图建立民Ｚ的意大利共和国。而自由派（以加富尔为代表人物）主张"自上而下"的统一道路。他们代表了

　　①1859年，撒丁王国与法国联合对奥地利战争：意大利北部人民纷纷响应；拿破仑三世单独与奥地利议和，退出战争，但统一大势不可逆转；1860年意大利北部基本完成统一。
　　②1860年两西西里王国人民起义，加里波第远征两西西里王国，占领了两西西里王国首府那不勒斯；不久，加里波第将政权交给了撒丁王国。
　　③1861年意大利王国成立，撒丁国王成为意大利国王。
　　④后来，意大利王国借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之机，把奥地利和法国势力赶出意大利；70年代初意大利最终完成了统一。
　　重要人物：加富尔
　　加富尔的作用：1852年加富尔出任撒丁王国首相，推行富国强兵政策：改革财税制度，增加国家收入；资助铁路、港口建设，发展工商业；降低关税，实行自由贸易。撒丁王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大为增强。

1. 自1579年(明万历七年)起，西方传教士不断来到中国。到了公元1636年(崇祯九年)，全国信教者已达三万八千多人，至公元1683年(清康熙二年)，信徒几近廿万。

这些传教士学识精博，他们利用西方的科学技术来取信於中国官民，把传播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与传教给合起来，既有利於他们的传教事业，也为东西文化交流作出重大贡献。
2. 明末清初来华的传教士很多，著名的有艾儒略、汤若望、南怀仁等，其中对东西文化交流有重大贡献者，首推意大利人利玛窦。他到中国后，先居澳门。公元1583年(万历十一年)到广东肇庆，并留居了十五年。这期间，他学习华语，翻译西方数学、地理等书籍，并遵守中国习俗，甚至留发蓄须，一如中国儒者。

3. 其后於公元1601年至北京，向万历进贡方物，并上「陈情表」，表述自己对中华文化之仰慕，以及对天文地理素有研究的情况。自此他定居北京，开始介绍西学、传教及将中国【四书】等经典翻译成西文。公元1610年(万历三十八年)，利玛窦病殁於北京，终年58岁，钦赐葬於北京城外。朝廷为其立之墓碑称赞他是「彬彬大雅君子」。

4. 清朝初年，由於欧洲教皇严禁中国教徒尊孔祭祖，而清廷又怀疑外国传教士参与反清之活动，遂决定禁教。公元1723年(雍正元年)，规定除在北京供官职外，其余传教士均逐出中国，并严禁百姓信教。清廷禁教，传教士在华活动因而中断，东西文化交流也随之停止。

中国科技之发展：

西方科技传入中国

欧洲在十六世纪宗教改革后，基督教各教派为了竞争势力，积极扩张海外教区，中国成为传教士的重要目标。西元1582年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来华，成为近世传教士东来的里程碑。利玛窦以儒生姿态与中国士人交往，大获好感。西方的学术、科技藉由这些传教士的引介，渐为中国士大夫所知晓。其中明末徐光启与李之藻因利玛窦而改信天主教，并与利玛窦合作，翻译西方的科学著作。徐光启和利玛窦所译的《几何原本》是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Euclid，约西元前4世纪)编著的。今天我们所用的数学术语许多是源自此书。李之藻则与利玛窦合译《同文算指》。

受西方数学的影响，徐光启特别强调「理论」的重要，清楚的看出了传统中国数学的缺失，即传统的数学著作强调难题的解法，而不发展理论，徐光启说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他强调要以数学作为科学技术的基础。

晚明科学的复兴

明代的前期与中期，科技研究呈现停滞。但到了晚明，中国学者又有了一番新的作为，最为人所称道的科学著作如宋应星《天工开物》、李时珍《本草纲目》。

这本撰於西元1637年的《天工开物》是世界上第一本有关农业与手工业生产的百科全书，附有二百多幅工艺流程插图，生动的反映了在晚明时期极有活力的工匠传统。【天工开物插画】这本书不只是工艺技术的分析介绍，宋应星更企图以「气」的哲学说明这些工艺技术。

李时珍是一位名医，他有感於当时药学书籍的错误，造成吃错药的现象，而且从宋代以来新药频出，因此李时珍决定编修一本新的药学书。结果这部《本草纲目》共收药物1892种，医方11096则，插图1160幅，成为此后的医学经典。除了医学上的成就外，《本草纲目》也包含生物学的知识，尤其探讨了环境对生物的影响、生物对环境的适应以及遗传与相关变异的现象。在约三百年以后当达尔文(C. Darwin)在建立他的演化论时，在《本草纲目》一书中找到了生物变异的历史依据。

清代西方科学的传入与中挫

明末以来，中国学者对於西学的态度大体而言是开放的。康熙时期进行历法改革，一些中国官员大肆抨击西洋历法，康熙皇帝深感朝廷的中国官员中竟然无人理解天文数学，故自行发愤图强，研习西方科学，如代数、几何、生物、物理等。并命官员编修《数理精蕴》一书，尝试融合会通中西学术。

此外如王锡阐(1628~1682A.D.)与梅文鼎(1633~1721A.D.)都是融合中西方科学的杰出学者。王锡阐在西方天文学的知识基础上，提出行星绕日的一套理论解释。梅文鼎则会通中西数学，建立此后中国自主发展数学的根基。

雍正皇帝上台后(1723A.D.)，禁止基督教的传教活动，教士被下令出境，西学的传入也因此中断。一直到鸦片战争后，西方科学才在战船火炮的护送下再次进入中国，这也引发近代以来中国人对於西方科技的复杂感情。

西学第二次传入中国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洋务运动起，中国开始大量翻译西方数学，在这个时期，著名数学家李善兰、华蘅芳执笔翻译了一批著作。由於洋务运动的关系，国家也开始制度化的推动西方数学教育，洋式学堂成为数学教育的基地，1862年北京同文馆的设立是一里程碑，1866年增置算学馆，召收学生。1903年清朝颁布「奏定章程」，自初等小学堂(7岁入学，5年毕业)起即有数学课程，大学堂（约相当於现在的大学）分为六门（门相当於现在的系），其中数学为一门。1905年废止科举考试，欲进公职者的捷径是进入西式学堂。民国初年以后，开始实施新学制，数学已成为全体学生必读的科目。自1920年代起，中国的数学家在吸收消化西方数学之后，已能够自主的在此领域上求取表现。

其他如西方物理学、化学、天文学也在十九世纪中期传入中国。如李善兰将牛顿(I. Newton)力学三大定律第一次介绍到中国。徐寿有系统介绍西方化学。李善兰与人合译的《谈天》一书有系统的介绍了当时西方的天文学，於是一套建立在牛顿力学体系上的西方近代天文学知识在中国扎根。西方医学也伴随著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教会在开设医院的同时，也都在医院附设学校。1854年美国人嘉约翰(J. G. Karr)夫妇在广州设立博医局，一般认为这是西方医学中国的开端。1865年中国人自己在同文馆中设立医学科。然而，与数学、物理、化学不同，西方医学始终没有取代中国传统医学。民国初年以来，一些激烈的改革者因信仰西方科学，曾主张取缔中医，如民国三年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汪大燮。这场中西医的优劣论争，至今余火未熄。

西学东传对中国之影响：

1. 宗教传播：

传教士来华，宣扬基督教义，天主教在中国日渐流行，信�日多。

2. 翻译：

在西学刺激下，中国学者多译西籍，介绍西方科技文化，蔚然成风。

3. 考据学：

西方逻辑学传入，学者以客观态度研究学术，整理古籍，分许真伪，有助清代考据学之兴起。

4. 科学研究：

西方科学传入，以其具富国强兵及改善民生之价值，开关自然科学研究之领域。

图为-由南怀仁制造赤道经纬仪
西方传教士东来的背景：
新航路之发现：

公元1486年，葡萄牙人狄亚士发现非洲好望角，其后，葡人伽马绕好望角，横渡印度洋而达印度，因而激发欧人东来之兴趣。

宗教改革：

公元1517年，欧洲发生基督教宗教革命，分裂为新旧两派。旧派失去原有西北欧之全部教区，其教士为求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乃纷纷向海外发展，以广传其教，其中以「耶稣会」之传布最力。

思考题：

为甚麼明末清初期间天主教未能在中国本土发展？ 试加以说明。

明末清初传教士之东来

元代时基督教一度很兴盛，明清之际，许多耶稣会教士来华传教，造成了一次西学东传的高潮，西洋的科学技术，一新国人耳目，为中西文化交流，带来了深远之影响。

赫德

赫德 （Robert Mart，1835—1911） 英国人，生于北爱尔兰。字鹭宾。1853年，于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毕业后入英国外交部。1854年奉派来华。初在香港，为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署翻译学生，后调任宁波领事馆副翻译。1858年转任广州领事馆副翻译，并充当英法联军占领广州时“三人委员会”的秘书。1859年任广州海关副税务司。1861年曾代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职。1863年9月任上海税务司。同年11月继李泰国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上任后，制定并推行一套由外国人管理中国海关的制度，从而控制中国的财政收入，干涉中国的内政、外交，扩展列强特别是英国的侵略势力。1867年支持美国人蒲安臣担任中国使臣，出使欧美各国。1876年订立《烟台条约》时，担任李鸿章的助理，配合英国公使威妥玛的讹诈活动。中法战争期间，暗助法国侵略者，策动李鸿章与法国公使巴特纳签订《中法新约》。1901年支持列强胁迫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1908年请假回国，至死始卸任。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长达48年之久，是英帝国主义侵华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著有《“这些从秦国来”：中国论集》。1975年费正清等还编辑出版了《总税务司在北京：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致金登干书简（1868—1907）》。

南怀仁曾在明清两朝先后出任钦天监等官职,主管历法的修订。

唐代:晁衡(日本)
元代:马可波罗(意大利)
明代:利马窦(意大利)
清朝:南怀仁(比利时)
汤若望(德国)

利马窦,马可波罗,汤若望,南怀仁

利玛窦 马可波罗

意大利玫瑰的光芒——瓦伦蒂诺公爵

恺撒·博尔吉亚，生于1476年，死于1507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私生子，瓦伦蒂诺公爵，罗马尼阿的主人，伊莫拉、福尔利、佩鲁贾、皮奥姆比诺、比萨、卢卡、锡耶纳等无数属地的征服者，全意大利最令人恐惧的野心家、强权者和完美的阴谋制造家。14、15世纪的欧洲历史上，再没有第二个像他那样背负如此之多恶名却又为同时代人所同情并毫不吝惜地给予赞美的统治者。

这位被后世无数历史学家斥为堪比尼禄、卡里古拉之流暴君甚至更残酷邪恶的意大利大公，在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里，是作为最可效法的君主典范和意大利统一的破碎梦想反复出现的。马基雅维利不吝笔墨地花费了整整一个章节来论述他生平的武功成就，并且饱含惋惜地认为，倘若不是“命运之异乎寻常的和极端的恶劣”，让他在盛年之际染上重病，那么他是极有可能完成他的雄心壮志，将意大利建造成为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国家。在其他各章节里，马基雅维利也就君主所应该具有的品质和行为或多或少地论及恺撒和他的教皇父亲（见第十一章《论教会的君主国》、第十三章《论援军、混合军和自己的军队》、第十七章《论残酷与仁慈，被人爱戴是否强于使人畏惧》等）。在全文的最末，马基雅维利呼吁当时佛罗伦萨的统治者美第奇家族顺应时势，奋发图强，将意大利从蛮族手中解救出来时，这样写道：“虽然最近在某人身上一线光明闪过，使人们认为可能是上帝派来救赎意大利的，但后来他在事业正值高峰之时，却被命运抛弃了。于是意大利似乎毫无生机，在等待任何一位能够医治她创伤，制止伦巴底的劫掠以及那不勒斯王国和托斯卡那勒索的人……”马基雅维利所曾经寄予厚望的“某人”，显然隐指恺撒·博尔吉亚。马基雅维利将恺撒的失败归咎于命运的阻扰和他在推选教皇一事上的失策，但他同时又强调恺撒是“令人惊讶的旷世奇才”，“他的事迹应当像我所做的那样把它摆出来，让所有那些由于幸运或是依靠他人的军队而取得统治权的人们去效法。”“如果有人认为，为了在敌人面前确保他的新君主国的安全，有必要为自己争取朋友，依靠武力或是欺诈而制胜，使人民对自己既爱戴又畏惧，使士兵们既服从又崇敬自己，消灭那些能够或是有可能伤害自己的人们，以新的方式改革旧的制度，既严厉又亲切，大度而且慷慨，灭除不忠诚的军队而创建一支新的军队，与各国的国王和君主们保持友好，使他们必须喜欢帮助你，或者即使想伤害你亦会犹豫不决——如果有人认为这一切都是必要的，那么他不可能找到比公爵这个人的行动更鲜明的范例了。” 马基雅维利以此对恺撒·博尔吉亚的一生作出了极其之高的评价。

为了更好的了解恺撒·博尔吉亚，有必要对他的家族、他的生平作一番简略的回顾。由于缺乏完整的恺撒传记，我所作的回顾也只能是依照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辅以伏尔泰和布克哈特的论著所述，所幸在公爵的作战事迹方面，还没有什么较大的分歧意见。

西班牙裔教皇罗德里格·博尔吉亚于1492-1503年在位，当选教皇后他被称为亚历山大六世。他在欧洲历史上以大肆敛财和为儿子所进行的处心积虑的谋夺而臭名昭著，但他却并非这些劣迹的首创者，他的前任们诸如西克斯特四世、英诺森八世之流为他树立了一个很坏的榜样。西克斯特四世甚至为了儿子在教堂里谋害了美第奇家族的洛伦佐和朱利安兄弟，所幸那位佛罗伦萨的光荣洛伦佐从这场灾难中幸运逃离并报了仇。出售圣职聚敛财富也是从西克斯特四世首开先河。亚历山大与他的情妇育有五个子女，除了长子甘迪亚公爵乔瓦尼·博尔吉亚，次子恺撒·博尔吉亚，其下还有胡安、琉克勒齐亚（1480-1519年）和幼子乔夫里。琉克勒齐亚以美貌著称，据说还是位颇具才气的美人，对意大利的文化艺术事业很有热情。在欧洲历史上，比她的美貌和才华更令人侧目的是她和兄长恺撒的不伦之恋。她前后出嫁过三次，又复三次被父兄从她的丈夫们手中夺走。她的第二任丈夫，阿拉贡家族的阿尔方索为恺撒所杀，第三任丈夫属埃斯特家族，即费拉拉公爵阿尔方索一世。那时私生子似乎并不特别受人歧视，至少他们也能当上国王，比如阿拉贡家族的私生子费尔南多就曾经统治那不勒斯王国。而教皇有私生子似乎也非什么惊人的丑事，西克斯特四世、英诺森八世莫不如此，由此可以想见那个时代的教廷有多么荒淫无耻。

由于教皇国在意大利的政权体系中处于极其特殊的地位，当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决定提高他的儿子恺撒的权力地位时，他就面临着重重困难，首先他既不能使他的儿子成为任何一个不属教会管辖的国家的君主，亦不能拿走属于教会管辖的国家给予恺撒，以免遭致强大的米兰公爵（此时是斯福尔查家族的摩尔人路易统治着米兰）和威尼斯人的反对。除此之外，军队的掌握权尽归罗马贵族奥尔西尼和科隆纳两大家族以及他们的追随者之手，他们被称为“教皇的手铐”，长期以来蔑视教皇并钳制着教皇势力的扩张，因此亚历山大不可能信赖他们。在路易十二基于政治方面的原因急需离婚，以及他对米兰公爵领地的兴趣，而表现出与教皇结盟的意愿之后，亚历山大也就欣然同意了。恺撒受命把准许离婚的教皇谕旨带到法国，并就法国的征服计划同法国国王谈判。恺撒在路易十二保证他能得到瓦伦蒂诺公爵领地，一个100名全副武装的骑兵连，2万利弗的年金以及让他娶纳瓦尔国王的妹妹（路易十二的表妹）的允诺后，才离开罗马。教皇同时给他的儿子和法国国王以特许状，特许前者离开圣职，后者离开妻子。在这之前，恺撒原本是西班牙巴伦西亚的大主教和枢机主教。于是路易十二在威尼斯人的帮助和亚历山大教皇的同意下进入意大利，开始他征服米兰和那不勒斯的计划。而路易一到米兰，教皇就向他借兵去攻打罗马尼阿，以为他的儿子挣得一顶王冠。恺撒在1499年（24岁时）开始征服罗马尼阿，既而铲除奥尔西尼和科隆纳家族、削弱罗马贵族门阀的势力，然后武力与计谋并用，进一步吞并福尔利、法恩扎、里米尼、伊莫拉和皮昂比诺、乌尔比诺**等地，及至1503年教皇去世时，他已经实际上成为教皇国、整个罗马尼阿和包括佩鲁贾、皮奥姆比诺、比萨、卢卡和锡耶纳在内的意大利广大领土的主人，剩下的只有托斯卡纳、米兰（法国占领）、威尼斯、那不勒斯（为斐迪南和路易十二所瓜分）、热那亚（法国占领）等少数大公国领地……在这一过程中，诚然伴随着无数的阴谋、欺诈、屠杀、背信、毒害：恺撒对罗马贵族集团的笼络、分化和进而铲除；对卡梅里诺城领主的欺骗和绞杀；血腥的西尼加利亚陷阱；派遣冷酷机敏的雷米诺整顿罗马尼阿秩序，之后复将其腰斩示众以安抚民心的铁血手腕；以及为了夺取教廷旗官和最高军事长官的职位，对长兄甘迪亚公爵的谋害；对姻弟兄的谋害和对其领地的强占；对枢机主教和反对派们的毒杀；等等。

**福尔利、伊莫拉属于里阿里奥家族，法恩扎、里米尼当时置于威尼斯人保护之下，皮昂比诺是托斯卡纳城市，乌尔比诺是古代乌尔比诺公爵领地的首府，1631年并入教皇国。

如上所述，前四项行为并不能构成公爵的罪证，相反的，它们是一位有卓越才智和宏远抱负的人开辟前路所必将采取的一切手段。对于恺撒而言，在当时那种情势下，除此之外不能寄希望于其他手段。即便在孔孟之学奉为王道的古中国，许多英主明君在登上王座之前都曾或远或近地循行着恺撒的道路。历史证明不是“道德支配政治”，而是权力决定道德。“许多人曾经幻想那从未有人见过更没有知道曾经在哪里存在过的共和国和君主国。可是从人们实际上怎样生活到人们应当怎样生活，其距离是如此之大，以致一个人要是为了应当怎样而忘记了实际怎样，那么他不但无法生存，而且会自取灭亡。”诚如马基雅维利所言，君主具有人们通常所说的那些美德，诸如诚实、慷慨、守信、仁慈等等，当然是值得赞扬的，然而君主之为君主，其首要的任务是维护自己的政权和国家，在这样的意义上，君主拥有善良的品行受人赞扬固然是好事，但君主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拥有所有善良的品行。君主固然应该避免那些可能导致亡国的罪行，但如果某些恶行可以挽救国家的话，君主完全没有必要担心它们可能受到责备而良心不安。总而言之，“目的总是为手段辩护”。

人们可以诟责公爵的，仅仅可能是一些更隐蔽但却证据确凿、甚至完全只涉及到个人品德或利益方向的行为：他用来孤立父亲、谋害弟兄、姻弟兄和其他亲属或廷臣的方式；他与妹妹琉克勒齐亚的乱伦；他纵容军队在占领地的破坏、掠夺和虐待，彼得罗·阿尔塞俄尼据此指斥“西班牙籍人的特点是只关心西班牙人而不关心意大利人的利益和幸福”；更甚的是，他伙同他的父亲出卖圣职、兜售免罪券、毒杀教会高级僧侣大肆敛财的恶行，威尼斯大使保罗·卡佩洛在1500年宣称“每夜都发现四五个人被谋杀，其中有主教、高级教士等人，整个罗马都战战兢兢，惧遭公爵毒手。”恺撒的残酷、贪婪都至足过分，这些令人皱眉的邪恶的品质与他天性中那些勇敢、果断、坚强而有才华的品质融合在一起，使他成为一个至足矛盾的人。即便我们认为他在教皇国消灭那些小暴君使他赢得的完全是同情，即使那支由意大利的精锐官兵组成的，有列奥纳多·达·芬奇作总机械设计师，在1503年和他同命运的军队是他的远大计划的证明，可上述事实仍然具有不合理和完全不能解释的性质，尤其是他对新得到的国家虽仍想予以保持和统治，但却又加以破坏和虐待。

恺撒的最终目的究竟是什么？

在他的统治的最后几个月里，当他已经在西尼加利亚谋杀了雇佣兵队长，和实际成为教皇国的主人时，他的左右给人以谦虚的回答：大公本心只要平服那些反对党和暴君们，而这一切都只是为了教会的利益；至大公本人，除罗马尼阿的君主身份外，别无所求，而且由于他为以后的教皇们除去了奥尔西尼和科隆纳两大家族，他已经得到了他们的感激（见马基雅维利《全集》，米兰版第五卷）。但显然没有人相信这是他的最终目的。亚历山大本人在和威尼斯大使的一次谈话中，把他的儿子托付给威尼斯保护时说：“我将设法使教皇政府将来有一天或者属于他或者属于你们。”他父亲的话足以证明他对教皇宝座的冀望。此外，在埃科尔·斯特罗齐的诗篇中也主要谈到了这点（“他也曾想望父亲宝座的崇高荣誉”），但有时也暗示他对全意大利最高统治权的属望（“有朝一日，亚历山大的后裔将会来到，为意大利立法，恢复他的黄金时代。”）。综上，似乎可以得出结论：作为世俗的统治者，恺撒有最远大的计划，“他为取得更大的光荣而放弃了圣职（指他的枢机主教的职位）的光荣”。据此，瑞士史学家布克哈特作出了一个推断：在亚历山大死后，无论恺撒是否被选为教皇，他将不惜任何代价来占有这个教皇国家，而在他犯了种种重大罪行之后，即使他作为教皇也不能永远这样占有下去却是不容怀疑的。如果说有任何人能够使教皇属邦世俗化，则他正是此人，而为了保持住这些属邦，他必将被迫这样做。如果我们没有深受欺骗，那么这就是马基雅维利对于这个重大的罪犯抱有隐秘的同情的真正理由；除恺撒外，不能希望任何人“从伤口里抽出刀来”，换言之就是不能希望消灭这个教皇政权，这是一切外国干涉和所有使意大利分裂的根源。（见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

无论怎样努力，命运最终还是抛弃了恺撒。在他坚定无情、朝向自己的野心与想望一步步靠近时，亚历山大教皇突患热病辞世。据马基雅维利所说，恺撒已经预见到他父亲去世时可能发生的一切变故并已作周全应对，只是他万万没有预料到的是，父亲死时他自己也已经是病入膏肓了。在他的背后，只有罗马尼阿是坚固的，其他一切都处于风雨飘摇中。假如他身体康健的话，我相信公爵仍然能够凭借自己的力量度过这一次危机。但是，恶劣的局势急剧改变了博尔吉亚家族的命运。宿敌朱利奥二世当选为新教皇，继而罗马爆发动乱，科隆纳家族和奥尔西尼家族的人武装返回罗马，被占领的城市也纷纷起来反对他，朋友、亲戚、同盟者，没过多久就都离弃了他，就像他过去离弃过他们一样。他信赖的科尔多瓦的贡萨尔弗把他当作俘虏解送到西班牙。路易十二剥夺了他的瓦伦蒂诺公爵领地和年金。最后，他孤身逃亡到纳瓦尔，在那里得到他内弟的庇护，率领了纳瓦尔国王的一支军队。他在一次性质可疑的战役中死去。年仅三十二岁的恺撒·博尔吉亚就这样结束了辉煌、恐怖而又悲剧的一生。他手握着武器战斗到了最后一刻。

在他短促的一生中，他拼命紧攥权力，无论是出于野心，还是统一意大利的宏愿，最终权力却又背叛了他。

我无法想象，当数支长矛刺入他的脊背，当他跌落马鞍，乌黑的长发沾满泥土，奄奄一息之际，他在想着什么？他迷蒙的双眼又望见了什么？是地中海畔美丽的意大利，是他的琉克勒齐亚，还是一生的戎马倥偬，他的雄心、光荣和梦想？

“死者朝天的面孔仍然是美丽的，他死了和活着一样，从不畏惧，也从不后悔。”

即使在仅有极少量篇幅论及此段历史且辞锋锐利的《风俗论》中，伏尔泰也以他一贯严厉而因此更显难得的态度这样写道：他在拘押期间仍然没有丧失的，不是一种德行，而是一种为恶人和伟人所共有的品质——勇敢……他被人杀死时手执武器。他的死是光荣的，我们在这段历史过程中看到的只是一些合法的君王和有德行的人在杀人犯的手下丧生。

当我们回过头来评价公爵的一生时，尽管后世舆论和史学界对公爵的诟责远多于对他的肯定，我们仍然能从中找到一些闪光点，即便他们认为，那并不是出于恺撒·博尔吉亚的本意。也就是说行善或者带来任何积极的后果，并不是恺撒谋取权力和领地的真正目的。

伏尔泰承认，罗马曾有一时短暂的强盛地位，还应归功于他（原文中指亚历山大六世，但教皇与其子在很多时候是同一概念），是他使他的继承者们能够在某些时候保持意大利的平衡。对教廷来说，他的罪恶行为比以前许多靠宗教的武器支持的教皇的精明强干，要有用得多。马基雅维利说得更坦率直白：“虽然他（同上）的意图并不是为了壮大教会的势力，而只是为了壮大公爵的势力，但是他的所作所为却使得教会强大了起来。在他去世之后，公爵也被消灭了，而教会则成了他的劳动果实的继承者。”在朱利奥二世做了教皇之后，教会的势力已经如此强大，他保有整个罗马尼阿，罗马的贵族们已经被弹压了，而那些党派则在恺撒所施加的打击之下被消灭了。长期以来，罗马贵族在教廷中心的权力代言人枢机主教在罗马城内外培植他们自己的党羽势力，而其他贵族则被迫起来自卫。贵族之间的骚乱与纷争都是由教会高级僧侣们的野心所引起来的。但是亚历山大的继任者们利用前人的劳动成果尽力削弱了这些纷争根源造成的恶劣影响。

最后，我想把罗马皇帝尤里安的临终遗言赠予恺撒，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也是一位叛教者，尽管性质截然不同。

“如果说我没能实现我想做的一切，那么，请人们不要忘记，人世间的事情是由命运的力量掌管的。现在，我在感谢永恒之神，因为他没有让我死于长期患病，没有让我死在刽子手或恶人歹徒的屠刀下，而是死在战场上，死于风华正茂的年华，死在许多功勋尚没有建立之时……”

他作为一个诚实的借债者把生命归还给了大自然。恺撒倘若不能像恺撒一样活着，作为，那么他便注定将以这样一种方式死去。

不为恺撒，宁为虚无。

*********PS:

1、Casare Borgia的中文译法有好几种，有切萨雷·博尔贾，或是西泽尔·波尔金，或是恺撒·博尔吉亚，或是塞萨尔·波尔贾，或是这几种姓与名的组合。个人倾向于恺撒，Casare的写法与Caesar相近，读音偶不知道，Casare Borgia是拉丁语姓名么。公爵是西班牙人，而某些地方却说Borgia是意大利的一个姓氏。其实单单就为了恺撒这个名字的气势和引申含义，偶也宁愿将它作为公爵的中文译名。

2、关于雅各布·布克哈特那句话的含义，个人的一点粗浅理解如下：

⑴、教皇属邦世俗化，是外国干涉和意大利分裂的根源；

从内部来说，教皇势力的扩张受到内外因素的影响，当时的意大利各邦对教皇国都虎视耽耽，同时罗马内部也有贵族门阀之间的争斗，一个表现就是党派利用代表自己的枢机主教培植势力，不仅很大程度上钳制着教皇，同时也造成贵族之间的纷争。所以教皇一旦意图扩张自己的领地，就必然激化这各方面的矛盾。

从外部来看，一旦教皇要扩张势力，在国内没有助力的情况下，他就必然要依靠外国势力的帮助。在公爵父子身上就体现为与法王路易十二的结盟。虽然公爵父子从路易的帮助下使教会的领地和权力都得以扩张，但却使意大利陷入了更严重的分裂。路易驱逐了那些无能虚弱的领主，占有了意大利的诸多公国，比如米兰、热那亚以及对那不勒斯的分割，其结果是使统一的难度更高。

⑵、公爵根本无意于教皇属邦的世俗化，而想要的是建立自己的国家，然而他是依靠教廷权力的支持才得到这些属邦的，为了保持住自己得到的这些领地，公爵又不得不成为教皇属邦世俗化的工具，因此布克哈特才说这是马基雅维利对他寄予隐秘同情的真正原因。即教权既是公爵的剑锋，却又是公爵的手铐。说得更明白点，假如公爵最终的目的确在于统一意大利的话，那么他所做的这些努力（指引进法国势力，不包括其他方面，比如铲除奥尔西尼和科隆纳家族）在客观后果上却是进一步加重了意大利的分裂。

联想到布克哈特曾说，公爵与法王的表妹，纳瓦尔国王的妹妹缔结婚姻，育有一女，他确想建立一个新的国家……虽然他一定希望父亲快死，但他后来有没有致力于重新获取枢机主教的职位却不得而知。

公爵对教皇的心情也是很矛盾的＾＾

3、尤里安的临终遗言见梅烈日科夫斯基的基督与反基督三卷《诸神之死 叛教者尤里安》卷，当属作者的艺术加工，其实并非尤里安原话＾＾“死者朝天的面孔仍然是美丽的，他死了和活着一样，从不畏惧，也从不后悔。”——引自《诸神的复活 列奥纳多·达·芬奇》。

瓦伦蒂诺大公爵
恺撒·博尔吉亚（1476?-1507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罗德里格·波吉亚）的私生子，瓦伦蒂诺公爵，罗马尼阿的主人，伊莫拉、弗利、佩鲁贾、皮奥姆比诺、比萨、卢卡、锡耶纳等无数属地的征服者。
生平：

教育

恺撒是亚历山大六世喜爱的儿子，是教皇竭尽所能不顾名声的袒护的爱子。虽然是“私生子”，然而由于父亲位高权重，恺撒的出生被教会认为是“合法的”，并被教廷授予圣职[8] 。
在罗马威尼斯宫里的博尔吉亚的画像
在罗马威尼斯宫里的博尔吉亚的画像
7岁，成为瓦伦西亚的牧师； 8岁，被任命为教皇的秘书长；9岁，成为甘迪亚（Candia）的教区长、Albar和哈蒂瓦（Jativa）的教务长，以及卡塔赫纳大教堂（Cartagena）的司库。当然，这些职务都是带薪的，享受教廷的俸禄。恺撒在12岁之前，一直居住在罗马并接受家庭教师的教育。
恺撒早期的导师是保罗·蓬皮里奥（Paolo Pompilio）和乔凡尼·维拉（Giovanni Vera），两个加泰罗尼亚人。恺撒被公认为非常有才华，以及被认为是“意大利最英俊的男子”，1489年于佩鲁贾（Perugia）大学学习法律，后转入比萨大学，师从著名法学家菲利波Decio，学习民俗法和教会法，并很快获得了学位。之后，于比萨继续学习神学。
1491年，16岁的恺撒完成了所有的学业，被授命为西班牙潘普洛纳（Pamplona）的主教。
1492年，被任命为瓦伦西亚大主教，一年后升为枢机主教。
恺撒年纪轻轻就已几乎距象征宗教世界最高掌权者的教皇之位只有一步之遥，这是当时绝无仅有的事。在父亲成为教皇的头几年里，恺撒在梵蒂冈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
军事

1496年1月25日，法国国王查理八世为征服拿波里（又名那不勒斯，Naples）途经罗马时，恺撒被作为保证教皇支持的人质陪伴在查理八世身边。但从维莱特里（Velletri）逃回罗马后，恺撒很快就显露出其野心勃勃的本质。
1497年6月，恺撒的兄弟胡安被谋杀。7月，恺撒作为教皇的使节到拿波里为阿拉贡的弗雷德里克（Frederick of Aragon）加冕。由于胡安的死，教皇需要恺撒来完成他的政治计划，并且设法为他安排一桩有利的婚事。恺撒希望迎娶卡洛塔（Carlotta），拿波里国王的女儿，但是拿波里国王父女坚决的拒绝了这个教士和教士的私生子。
1498年8月17日，23岁的恺撒在枢机主教会议上向枢机主教们和教皇提出允许他结束主教生涯的申请，这是史上第一个自请辞职的神职人员。他的教皇父亲为满足他的愿望，解除了所有他的神职义务，与其说是要让他一心于收复教皇国的辖地，不如说是要成全他一统意大利的野心。1498年4月7日，查理八世无嗣而终，10月1日，恺撒带着衣饰华丽的邑从们作为教皇的使节来到法国，为新任法国国王路易十二带来了教皇取消他和法兰西的珍妮（Jeanne of France）的婚姻消息，因为路易十二需要和布列塔尼的安妮（Anne of Brittany，查理八世的遗孀） 结婚，确保布列塔尼和勃艮第两公国留在法国版图之内。作为交换，恺撒被路易十二册封为瓦伦蒂诺公爵（Duke of Valentinois），以及对他事业的军事进行援助。据说法王为了拢络恺撒，特意将封地选在和瓦伦西亚（Valencia）这个地名相似的瓦伦蒂诺（Valentinois）。恺撒在法国遇见了拿波里的卡洛塔，却没能获得她的芳心。
1499年5月，恺撒接受了同路易十二表妹夏洛特的婚姻。同时，恺撒开始征服罗马涅（又名罗马尼阿，Romagna）地区，随后占领了[9] 伊莫拉（Imola）和弗利（Forli）。恺撒带领着一支小的雇佣军军队就在短时间里将教皇国内的封建势力驱逐出去，使他的权力迅速增长并成为教皇国军队领袖，掌旗官（中世纪意大利共和国的长官）。
1500-1501年，恺撒先后占领了[10] 里米尼（Rimini）和法恩扎（Faenza），佩萨罗（Pesaro）等地。
1501年7月，在取得博洛尼亚（Bologna）后，恺撒回到罗马参加与西班牙瓜分拿波里的阴谋。此时，他已是意大利广阔领土的统治者，教皇所封的罗马尼阿公爵（Duke of Romagna）。之后，他继续攫取厄尔巴岛（Elba Island）、凯马里诺、[11] 皮昂比诺和乌尔比诺公爵领地，进而觊觎佛罗伦萨共和国属地阿雷佐（Arezzo）。
1502年6月，乌尔比诺（Urbino）投降，乌尔比诺公爵古达保度·达·蒙特费尔特罗（Guidobaldo da Montefeltro），一度是他盟友，直到恺撒认为他不再有利用价值，迫使他连夜只身逃跑。
1502年9月，恺撒与列奥纳多·达·芬奇签署合同，雇佣达芬奇为其军事建筑师及工程师。
1499至1503年间，是恺撒权力的巅峰，他自身的强大及非凡才干（或许还有那些残忍手段），加上背后强硬的后台（法国国王以及教皇父亲），他的残忍，他的审慎，他的好运使全意大利为他而恐惧。他的贪婪是无穷无尽的，他不能容忍任何反对者；但是，不同于他的父亲，他是怪癖，沉默而无情的。1502年，任佛罗伦萨共和国书记官的马基雅维利曾奉使驻节于博尔吉（Borghi）的王廷，企图与恺撒修好，以求返还占地。他亲眼看到恺撒如何交替使用不同的手法，有时是冷静矜慎，有时是旁若无人；常常是口头上说尽了甜言蜜语，行动上则残暴无比；同时又以伪装善良与背信无义的作风处世待人。他对于那些属于他强权之下的被征服的人民，不惜使用种种残酷恐怖的手段，压制反侧；对于那被征服的国家，更是以独裁高压的手段，做最有效的箝制。马基雅维利对于恺撒玩弄权术的手段十分佩服，他认为：为王者固当如是。
转折

1503年8月，恺撒和他的父亲同时被投毒（一说为疫病），导致恺撒病入膏肓，以及他父亲的突然死亡（1503年8月18日）。此时在他的背后，只有罗马尼阿是坚固的，其他一切都处于风雨飘摇中，而仍然在生死边缘挣扎的恺撒，无法采取任何行动。而正是这一没有任何防备的偶然的事故，导致了他的梦想毁灭。他父亲去世的消息抵达时，正在计划征服托斯卡纳（Tuscany），虽然他在圣天使堡（Castel Sant'Angelo）进行康复治疗，但他的军队仍控制着秘密会议（枢机主教选举教皇的会议）。
1503年10月18日，恺撒所扶持的新教皇庇护三世在位仅仅27天即死于腿部溃疡[12] 。期间庇护三世曾计划逮捕恺撒，但被恺撒从圣天使堡逃脱。随后，恺撒不得不被迫支持宿敌朱利安诺·德拉·罗韦雷（Giuliano della Rovere，1443-1513年，前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的侄子），朱利安诺许诺保持凯撒的头衔及荣誉；同年11月1日，罗韦雷顺利继任教皇（即尤利乌斯二世）。但是，当恺撒前往罗马尼阿平息反叛时，却在佩鲁贾附近被吉安·保罗·巴廖尼（Gian Paolo Baglioni）扣押监禁。至此，恺撒不得不交出他在罗马尼阿所有的城堡。但是，侧泽纳、弗利和贝特诺罗（Bettinoro）的管理者拒绝接受已经成为囚犯的主人的投降命令，最后他们与尤利乌斯二世达成协议，以释放恺撒为条件放弃这些城堡。恺撒被释放后去了西班牙占领下的拿波里，拿波里的西班牙统治者冈佐洛·多·卡多瓦（Gonzalo do Cordova）为他提供了安全通行权。
结局

1504年5月，恺撒正在为将来打算时，他所信任的冈佐洛接受了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二世（Fernando Ⅱ el Católico）的命令，以扰乱意大利的和平的罪名逮捕了他。
1504年9月，恺撒被带回西班牙，秘密囚禁在梅迪纳坎波（Medina del Campo）的拉·莫塔城堡（Castle of La Mota）。
1506年11月，恺撒从西班牙监狱逃脱，逃到了他妻子的兄弟纳瓦拉国王的宫廷，并与之结盟。
1507年3月12日，恺撒进攻勒林伯爵（Count of Lerin）占据的维安纳（Viana）城堡，在这场可疑的小型战斗中，孤身一人陷入圈套而阵亡。年仅31岁的恺撒手握着武器战斗到了最后一刻，他的佩剑上刻着：不为恺撒，宁为虚无（Aut caesar,aut nihil)。

评价：

曾经担任过瓦伦西亚大主教和枢机主教，却以他的邪恶、残忍和征战的天才，将一个教皇国的梦想献给他的家族。他是波吉亚家族中最恶名昭彰同时也是最具魅力的一个，在14、15世纪的欧洲历史上，再没有第二个像他那样背负如此之多恶名却又为同时代人所同情并毫不吝惜地给予赞美的统治者。他被列奥纳多·达·芬奇（1452-1519年）形容拥有“宁静的面孔和天使般清澈的双眼”，却残酷贪婪，为了权力和财富不择手段，但是在欧洲追随他大有人在，认为他勇敢、果断、坚强、才华横溢是个完美的统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