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彬与曹翰，都是宋朝初年的大将，他们因为心地和行为不同，结果有天渊之别。大将曹彬因为仁慈爱民，积下阴德，所以子孙都很显达。而曹翰则残暴嗜杀，罪孽深重，所以下场凄惨，死后做猪被杀，子孙流为乞丐。由此可见，善恶报应，昭然不爽。

曹彬是宋朝的一位开国大将，帮助宋太祖平定天下，颇有一番汗马功劳。

有一天，曹彬遇见高士陈抟希夷先生，陈希夷是很有学问的人，善于相术，看了曹彬的相，对他说：‘你的边城骨隆起，印堂宽阔，目长光显，必主早年富贵。所忌的是颐削口垂，没有晚福，凡出兵作战，宜开一面之网，或可培植一些晚福！’曹彬听了陈希夷的一番话，颇以为然。

起初曹彬带兵攻蜀，占领遂宁，他部下的将士都主张要屠城，曹彬严令禁止屠杀。士兵们掳获了敌人的妇女，他下令辟室妥慎保护，绝对不许有奸淫非礼的行为。到了战事停止以后，对于有家可归的妇女，给资遣回;无家可归的妇女，也都替她们备礼择配嫁人。因此民众们都很感谢曹公的德政。

后来曹彬奉命征伐江南，因不忍生灵涂炭，假病不肯就职。同僚的武将们都纷纷去问候他的疾病，曹彬对问疾的将士们说：‘我的疾病，决不是吃药能够治愈，只要你们各人诚心诚意地自己发誓，攻克江南之日，决不妄杀一人，那么我的疾病就可痊愈了。’许多将士们听了曹彬的话，大家对天焚香为誓，攻克江南之日，相戒不许妄杀一人。哪知这竟争取了江南的人心，民众们都箪食壶桨以迎王师，不以武力克复江南，保全了千千万万的人命。

胜利凯旋，曹彬又与陈抟相遇，陈抟对他说：‘数年前我看你的相，颐削口垂，那时我认定你没有晚福。可是现在你的相已改变，口角颐丰，金光聚耀于面目须眉，必能增禄延寿，后福无量。’曹彬问：‘怎样叫做金光呢？’陈抟答：‘金光就是德光，其色如紫光晃亮。人若阴德有感，面现金光，眉现彩光，目现神光，发现毫光，色现祥光。其气外明而内彻，不独增寿，当荫子孙远福。’

果然不出陈希夷的预言，曹彬晚景甚佳，享高寿而卒，追封济阳郡王。儿子共有九人，长儿玮、次儿琮、三儿璨，都是一代名将，幼儿□，也追封王爵，子子孙孙昌盛无比。

《历史感应统纪》如此赞叹曹彬云：“其示病也，正如维摩诘经所谓，因众生病，是故我病，一切众生疾疗，我疾乃疗，存心仁厚如此。古称三世为将，道家所忌，若彬之为将，正可广作功德，何忌焉！”

（取材自《历史感应统记》、《德育古鉴》、《相法秘传》

曹翰是宋朝初年的武将，他曾带兵围攻江州四月，活捉指挥胡则，把胡则杀了以后，又纵兵屠城，肆意烧杀，掳掠民间财宝，良民被杀者不计其数。

曹翰死后不久，子孙大多流为乞丐。与曹翰相反，当时的大将曹彬因为仁慈爱民，所以子孙都很显达。由此可见，善恶报应，昭然不爽。

苏州人刘锡元，在明朝万历壬子年秋间，在贵州担任房考官，回乡的时候，船经湖南，梦见一长脸人对他说：“我是宋朝的将军曹翰，前生在唐朝时是一商人，偶而经过寺院，看到法师讲经，发心设斋供养，并且听经半日。由于这一善因，后世做过几世官吏，到了宋朝又做偏将军，就是曹翰，因为攻伐江州不下，怒而屠城，种了这样的杀业，世世堕落为猪，在你的佃户家中，曾经承蒙你救活我，现在你停船的地方，明天第一只受宰杀的猪，那就是我。有缘与你相遇，哀求你发发慈悲心，救救我的命！”

刘锡元从梦中惊醒过来，看到停船的地方，岸上果然是杀猪的屠场，一会儿，抬出一只猪，呼叫声很大。刘锡元用钱向屠户赎来，带回苏州，送到阊门放生园中放生。不论什么人，只要喊一声“曹翰”，那只猪就会昂首摇尾地答应。当时苏州有成千成万的人都曾亲眼目睹这件事。

曹翰因恶业而世世做猪被人宰杀的故事，也在民间流传至今。

阿弥陀佛。

佛教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这个问题，以前中学教科书的官方说法是东汉时期。但现在这个问题无疑是存在争议的，不能下定论。至少有下列五种不同的记述：

第一种，也是最早的说法，追溯到了战国时期。

据宋人吴曾的《能改斋漫录》卷二记载：“予按《符子》曰：‘朔又献燕昭王以大豕，曰养奚若，……王乃命豕宰养之。十五年大如沙坟，足不胜其体，王异之，令衡官桥（桥即大衡器）而量之。折十桥，豕不量。命水宫浮舟而量之，其重千钧。……乃知以舟量物，此燕昭王时已有此法矣，不始于邓哀王也。”燕昭王（公元前335年－公元前279年）生于公元前4-3世纪之间，原始佛教产生于公元前6-5世纪的尼泊尔，从时间上来看是有可能的。

第二种，回溯到了公元前242年。其依据是秦本纪中有秦始皇五年西域沙门远涉万里到秦地传教但被赶走的相关记载。

史载，秦始皇五年，西域沙门室利防等18人携带梵本经籍到咸阳。若此事属实，那么佛教进入中国应该更早，定位为公元前3世纪后半期不为过，因为他们从进入中国传教到面见秦王之间的时间自然不会太快。需要注意的是，此时的秦国还没有统一东方六国，不能说是秦朝。

第三种，是西汉汉武帝时期。史载汉武帝元狩年间，佛教之名第一次被汉人所闻述，但又说佛教犹未在汉地有信徒。

第四种，是西汉汉哀帝时期。史载公元前后汉哀帝时期，汉人开始有人接受佛教，有少量信徒。也就是说，至少在公元前1世纪印度佛教已由克什米尔传入于阗，再传入中国西北。

第五种，也是传说的最广的一种，即东汉汉明帝时期。因为排场大、影响大，所以被定为是佛教正式传入中国的时间。

史载，东汉明帝永平四年（公元61年），汉明帝梦见顶有白光的金人（金甲神）现身于中国西方。次日，明帝召集群臣解梦。大臣傅毅说，这个金甲神必定是西方印度几百年前的一个大圣人。于是，明帝就派使者蔡愔、秦景等18人到大月氏，蔡、秦等人得到后者的热情接待。后来，蔡愔等人带着佛画像和佛经以及两位中天竺高僧摄摩腾（又译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一同返归洛阳。蔡愔迎佛画归国，佛像在中国始有蓝本。

公元68年，汉明帝为迦叶摩腾和竺法兰在洛阳建造了中国第一座佛教寺院，以驮载经书佛像的白马命名，称为白马寺。摄摩腾在寺中曾译《四十二章经》，藏于14石函中，于是建起塔寺。明帝的异母弟楚王英皈依佛门，成为中国最早的佛教徒。楚王英经常与沙门（佛教僧侣）、佛徒们在一起祭祀佛陀，并使佛教传到了中国南方。

虽然这种说法比较官方，但我们从为明帝释梦的傅毅所说的话来看，佛教和其教义在明帝得梦前就在中国有所传播了，因此，傅毅才会把西方金甲神附会为印度佛祖，且明帝也才会相信。

东汉延熹年间（公元158—166），桓帝在宫中亲祀黄老和佛陀，佛教与黄老并重。当时信奉佛教的主要是皇族和上层贵族，他们把佛陀和黄帝、老子并列起来当作一种神仙进行崇拜。佛教既受提倡，佛典的翻译就势在必行。到东汉灵帝、献帝时，西域的佛教学者相继来中国，佛经才开始大量翻译，促进了佛教的传播。

宣扬“众生平等”“因果报应”的佛教,传入中原地区始于( 东汉)。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年代，依史料记载，一般认为为汉明帝时期，「汉明感梦，初传其道」的说法最为有名，证据更充分，三国以来即被流传。

东汉永平七年（公元64年），汉明帝刘庄（汉光武帝刘秀之子）夜宿南宫，梦一个身高六丈，头顶放光的金人自西方而来，在殿庭飞绕。次日晨，汉明帝将此梦告诉给大臣们，博士傅毅启奏说“西方有神，称为佛，就像您梦到的那永平求法样”。汉明帝听罢大喜，派大臣蔡音、秦景等十余人出使西域，拜求佛经、佛法。

东汉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修建了中国第一座佛寺白马寺，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兴建的第一座官办寺院，有中国佛教的“祖庭”和“释源”之称，距今已有1900多年的历史。

梁代慧皎《高僧传》记载此事云：「汉明帝梦一金人於殿廷，以占所梦，傅毅以佛对。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往天竺。愔等於彼遇见摩腾、竺法兰二梵僧，乃要还汉地，译《四十二章经》，二僧住处，今雒阳门白马寺也。」因此在佛教史上，多以汉明帝永平十年(六七)，迦叶摩腾与竺法兰以白马驮经像来华，是为佛教传入之年。明帝为纪念白马驮经，将二僧所住的鸿胪寺改名为「白马寺」，成为中国第一座佛寺。尔後，凡僧尼所住之处即称为「寺」。白马寺被後世佛弟子尊为「祖源」和「释源」，而二僧所合译的《四十二章经》，也成为中国第一部汉译佛经。

继迦叶摩腾与竺法兰之後，陆续有梵僧来华，他们主要经由丝路前来。然梵僧弘化有显著事迹者，始於东汉末年以洛阳为中心的译经工作。据《开元释教录》载，从桓帝到献帝(一八九－二二○)的四十年中，译有经典一八七部三七九卷，这说明中国佛教开始了较大规模的发展。而译经高僧中以安世高和支娄迦谶最具代表性。

安世高，原为安息太子，东汉桓帝建和元年(一四七)东来洛阳，二十馀年间，致力译经，共译出《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四谛经》、《八正道经》等三十馀部，多为小乘禅数「阿毗昙」之学，是中国早期传译小乘思想的第一人。其次第禅观的修行及传译的平易精简，对佛教的传播贡献卓著，是中国早期佛学流布的奠基者。

支娄迦谶(简称支谶)，大月氏人，桓帝末年游化至洛阳，於灵帝时译出经典十四部二十七卷，皆为大乘之学，以《道行般若经》、《首楞严三昧经》和《般舟三昧经》最为重要。《道行般若经》乃中国般若系经典最早的译本，其後魏晋玄学兴起，般若思想能相应盛行，此经居启蒙之大功；《首楞严三昧经》和《般舟三昧经》是介绍大乘禅观的著作。其中，《般舟三昧经》又为阿弥陀佛信仰传入汉地的开始。支谶的译典，为後世大乘佛教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综观中国佛教初期的弘译可分为二系：一为安世高小乘禅数阿毗昙系，二为支娄迦谶大乘方等般若系。这是由于时当印度大小乘兼畅之世，所以汉末二大译师实代表印度佛教的两大系统，也可以说中国一开始所接受的佛教便是兼具大小乘，这是中国佛教初传的特色。

印度佛教最初传入中国，因文化背景全然不同，故被视为与当时流行的黄老神仙方术同类，仅通行於少数的王公贵族之间，如楚王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图之仁祠」、桓帝「宫中立黄老浮图之祠」。尔後，在社会政治上，宦官外戚斗争为患，天灾时起，黄巾起义，军阀混战而民不聊生；在学术上，两汉儒家困於「经学考据」、「谶纬合流」而抑郁难抒。因此平民、士子在长期生活悲苦、心灵困顿之时，佛教的无常及因果观，纾解了他们的情绪，而方等般若的精深更启迪了他们的思想。所以，到了汉末三国时代，佛教逐渐由上层遍及民间，由少数人逐渐扩展到多数人，弘化地区也由洛阳、长安往南方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