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人总喜欢说“普及常识”，给人一种职业成就感，但“普及常识”四个字有时却像绝对正确的红宝书，有几分蛮不讲理。什么常识？给谁普及？谁来普及？都是问题。 近来不知谁先用了“塔西佗陷阱”一词，于是后面跟着一长串，批铁道部时用，批官德时用，批邵阳沉船时用，批红十字会时用，批信息不透明时用，甚至批天气预报时也用。还有自称学者的人写时评时引用这个“陷阱”，说是“著名论断”，还是“西方政治学的著名定律”。 再看这些时评对塔西佗的介绍，说到身份时，有说是著名历史学家，有说是政论家，有说是哲学家，还有人将历史学家与哲学家两个身份并列。此外，为增添论据的权威性，谈到官职时，有说是当过财政官、执政官，有说多次当过执政官，还有说当过古罗马最高统治者执政官，按这些说法的指引，似乎指向的是那个写过《历史》和《编年史》的著名历史学家塔西佗。 考虑到他也写过《关于演说家的对话》及《阿拉利可拉传》等政论文，说他是政论家未尝不可。但说这位历史学家兼政论家是一位哲学家，却违背了他的意志，因为他终其一生都无意伪装成哲学家，他对哲学家的轻视态度，还招致威尔·杜兰特的强烈批评。 这些资料大多来自百度的词条，词条还说，塔西佗曾出任过古罗马最高领导人——执政官，这是一个基本常识错误。罗马帝国被屋大维以“奥古斯都”之名统治之后，执政官就不再是最高权力的象征。历史学家塔西佗当政的岁月，执政官不过是个摆设。 按一些时评的版本，所谓的“塔西佗陷阱”，是指“当政府不受欢迎的时候，好的政策与坏的政策都会同样得罪人民。”然后再引伸为：“当一个政府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 有专家说，这是他的“执政解释和思考心得”。 为此，我翻检手头有限的资料，比如塔西佗的《历史》、《编年史》，没有发现这句话（不是“发现没有”），在有关罗马的史料林林总总大约30多本专著中，也没有找到相关表述。后来又特意请教了两位在美国名牌大学教授政治学的学者，请求他们帮我找到出处。他们一头雾水，说这个“塔西佗陷阱”让人晕眩，因为他们从没听说过。 疑惑来自于“最高领导人”、“执政思考”等字眼。果如此，那么，这个论断就有可能出自另一个塔西伦——即自称是历史学家老塔后裔的小塔。可是，悖论出现了。提出那个“陷阱”的，如果是最高领导人，那就不是历史学家；如果是历史学家，那就不是最高领导人。又似乎，老塔小塔各占了半边身份。 小塔在75岁高龄，被元老院推举为皇帝，他本无意于此，但作为一个罗马公民，他不得不临危受命，在帝国处于无政府状态之时，当了6个月零20天的皇帝。 小塔被后世的史家怀念并感佩之处，在于他的统治忠实了自己的原则。史家记载，小塔有一套成熟的治国之道。比如，他强调要节制帝王的权力傲慢，要克服内政的紊乱，要整治军纪。这些治国理念来自于他对老塔著作的精研，对共和理想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的执着，与那个著名的“陷阱”所传达的戒慎恐惧、维护权力公信可说是一脉相承。 但就此认定“陷阱”是小塔的专利还欠缺史料支撑。同样，在小塔的作品中，虽然没有发现相应的出处，但处处可见类似的思想火花。而无论老塔还是小塔，“塔西佗陷阱”也是一个陷阱。以文风而论，像是历史学家的老塔所说；以职权而论，只有小塔才有资格发出治国的感慨。 究竟“塔西佗陷阱”是哪个塔西佗的陷阱，我也晕了。

据悉，国企及政府事业单位出现的问题有
1.组织架构的调整有一定的随意性，与企业的战略目标脱节。
2.部门职责存在交叉或盲区，部门间常有推诿现象。
3.部分流程对风险缺乏控制或者控制过度。
4.流程中各环节的职责划分不清晰，存在盲区、交叉或混沌现象。
5.财政支出项目后评价体系缺失，导致政府投资项目后评价成为绩效评价的薄弱点之一；
6.城市由于产业规模、产业成熟度等存在不足，尚未形成良好的产业集聚效应和健全的产业体系。
7.国资委主导地位不明显、市属国企缺乏国有资本层面的整体运筹、市属企业格局较陈旧、国企产业核心竞争力不强、规模效应不明显，垄断领域国资比例高。
根据党的十八大提出"创新行政管理方式，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推进政府绩效管理"。就我知道的中大咨询就提供几个解决问题的切入点：研究政府财政绩效、发展战略定位、组织结构优化、流程再造和优化、人力资源战略规划、薪酬管理体系优化、人才梯队建设、风险与内控体系建设、跨界学习等。还是很全面的，在官网热点方案那一栏就能找到。

韩杰与邢台市政府的“千万政府奖金”之争有关政府诚信

四年前，北京人韩杰向河北省邢台市人民政府递交了申请，希望能按当地法规获得一笔起码千万元的政府巨奖。经过了四年的拉锯战而无果后，韩杰被迫将邢台市人民政府起诉到法院，理由是邢台市人民政府行政不作为。

谁制造了“千万巨奖”

这场争执的最早缘起，得从2003年的油价上涨说起。

2003年3月，伊战爆发，国际原油价格从最初的25美元/桶迅速上升到90多美元/桶(目前还在涨)。张国荣发愁了。这位与娱乐明星同名的香港商人旗下拥有目前全球最大的覆铜面板生产企业——建滔化工集团。覆铜面板生产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溶剂是甲醇经氧化后的产品甲醛，而甲醇可以通过石油化工的方式获得，石油涨价就只能逼他用另外的原料替代。

他想到了煤。生产甲醇的另一种方法，是对炼焦时产生的焦炉煤气进行脱硫处理，在催化剂存在下合成。

而中国煤最多的地方，张国荣首先想到了山西和河南，于是他派出能讲一口流利普通话的助理鲍林键率队前往两地考察。他准备建立焦化厂并连带生产甲醇，以解决目前公司主业——覆铜面板的原料问题。

覆铜面板用于生产印刷线路板，而印刷线路板则用于生产多种电子产品，也就是说覆铜面板是电子制造业的基础原料之一。建滔集团网站上称，2008年，该集团入选美国《福布斯》全球2000大企业，排名第1753位。

那几年开始，由于石油大幅涨价导致替代能源煤炭也随之上涨，煤炭的精加工产品焦炭是钢铁工业的支柱性材料，于是建滔的先炼焦再产甲醇的生产工艺就具有了更高的经济价值。

2003年3月，当握着数亿巨额资金“使用权”的鲍林键在晋、豫两省转悠时，被当地官员屡次视为“危险分子” 和“骗子”。前者因为，恰逢“非典”最盛时期，鲍是香港人；后者因为，那年头，去地方上的投资者多如牛毛，尤其是那些声称能投资巨款的人多半会被人怀疑，往好处想也就是过来好吃好喝好玩一圈就溜了。

鲍林键在那些地方“没人”，也就不大可能获得地方官的信任。

韩杰此时登场了。

在北京，同老朋友鲍林键吃饭时，韩杰提到，他老家河北也拥有巨大的煤矿储量，并且交通便利，能节约运输成本。关键是，他在河北“有人”。

正巧没理出个头绪的鲍林键打算试一试。当年4月，韩将鲍带到了河北省原经贸委(经2003年机构改革，现称商务厅，下文均为新名称)副主任范红喜面前，范向其推荐了唐山、秦皇岛、邢台、邯郸等地。

邢台是韩杰母亲的老家，所以他安排鲍林键一行河北考察的第一站是邢台。韩杰想办法借来当地车辆，把来自“非典重灾区”的鲍林键藏在后箱里带到了邢台。

鲍最终选择了拥有28亿吨煤炭储量，并拥有国有大型钢铁企业邢钢的邢台作为落脚点。

2003年6月30日，建滔集团决定在邢台市内邱县境内储量为3亿吨的东庞煤矿附近筹建独资企业：建滔(河北 )焦化有限公司和建滔(河北)化工有限公司，一期投资9个亿。

两公司设计年生产能力为捣固焦100万吨、焦油3.6万吨、粗苯1.2万吨、甲醇10万吨。

新华网在2007年3月19日发布的文章里说，建滔利用焦化过程产生的焦炉煤气生产甲醇，“这一生产工艺为全球首创，具有较高的科技含量，它不仅有效解决了焦化生产煤气燃烧造成的大气污染问题，而且有效地利用了资源。”

9亿元人民币的一期工程，再加上紧随其后的7.5亿元二期项目，巨额投资犹如天上落下来的“馅饼”，河北省邢台市被砸得晕乎乎的。这是有史以来邢台接收到的最高额外商投资项目。

自然，大家都心知肚明这个“馅饼”并非随机砸下的。

邢台市于1999年4月30日对社会发布邢发(1999)7号文件《中共邢台市委邢台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内外开放加快招商引资步伐的若干规定》，2003年9月24日邢台方面再次以(2003)15号文件重新颁布了上述规定(注：两个文件因其总规定条数均为60条，因此被称为新、老“六十条”。在涉及引荐人奖励环节没有差别)。

邢台日报主办的邢台新传媒网在2007年9月6日文章中称，自2003年以来，邢台市先后召开了4次50万人至70万人参加的规模盛大的优化环境扩大开放广播电视大会，广泛宣传“六十条”，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新、老“六十条”的第三十八条都这样写道：“引荐内外商在我市直接投资的(含嫁改、收购、兼并、参股、重组、租赁我方企业的投入)，可按外方投资额的1%—2.5%提取奖金。”

奖金由“同级财政支付”，并“在验资和项目开始实施后3个月内兑现”。

第五十二条：“离退休老干部、科级(含科级)以下干部、职工和人民群众，均按上述奖励办法执行。”

整个筹建过程中涉及的主要人物除了韩杰外，不是副县级以上干部就是建滔的人。这意味着，如果韩杰是合规的引荐人，从“验资和项目开始实施后三个内”，他将从邢台市获得起码900万元的政府奖励。

随后的争端，则是由韩杰的引荐人身份引起的。

谁是引荐人

建滔(河北)煤化工项目落户邢台涉及到的四方分别是：建滔集团、河北省商务厅(原经贸委)、邢台市(内邱县) 、韩杰。

作为投资方的建滔集团显然不具备引荐人身份的可能，但邢台市却获得了一笔由内邱县颁发的数额较小的引资奖励。

邢台市向河北省政府报告的文件“邢政呈【2006】31号”里，记载着其认可的引荐过程：“韩杰推荐给原河北省经贸委，原经贸委推荐给原邢台市经贸委，原邢台市经贸委在综合各方面条件的基础上，引荐给内邱县。在该项目洽谈过程中，原市经贸委始终引荐并组织协调，最终促成项目成功签约。期间，韩杰先生始终未就该项目引荐事宜向市、县政府提出。为此，内邱县政府认定原市经贸委是该项目的引荐者。”

按照这个思路，2004年年初，邢台市商务局作为“引荐人”领取了内邱县政府颁发的1万元奖金。奖金的依据是 “六十条”中的第五十二条：“在职县处级干部不享受本规定对引荐者奖励政策，为招商引资做出突出贡献的，由各级党委、政府每年给予一次性物质和政治奖励。”

现任邢台市商务局投资服务科科长的李晓华回忆：“2004年年初那会儿，我们7、8个人去香港开会，这钱由内邱县商务局局长段群英带过来了，说是县里奖励给市商务局的奖金。”

内邱县主动给邢台市送去了奖金，而没有给韩杰奖励，理由是:截至目前，韩杰仍未取得“合法”的“引荐人”资格。根据“六十条”的第四十七条：“引荐人要与项目、资金承接单位先期签订引荐协议，确定双方的责任、义务、引荐人资格及奖金额(奖金额可按上述条款执行，也可由双方商定)”。

2004年情人节后的第三天，韩杰向邢台市人民政府正式递交了《关于落实引荐外资奖励政策的申请报告》，第一段直陈：“我叫韩杰??是项目的引荐人。”

此时已是建滔与邢台市签署正式协议的半年后。

事实上，韩杰早在2003年4月项目尚处于考察期时，就依据99年版的文件精神向邢台咨询过奖励政策事宜，并留下了联系方式。

但他一直没等来电话。

韩杰在给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商务处的报告中回忆：“当时，他们的主要理由，一是正值‘非典’时期，不便于组织会议研究，也不便于同北京来的人频繁见面，需要等到‘非典’过后再商量；二是正在进行机构改革，撤销经贸委，成立商务局，人员变动较大，工作关系尚未理顺，要等机构改革完成后再研究；”三是邢台市即将出台新“六十条”，新文件政策会更好，条件会更优惠，到时候按照新“六十条”精神办。

2003年11月，韩杰终于在邢台招商网上看到了新“六十条”。从那时起，他开始联系邢台市，多次碰壁后，直到2004年2月才亲手向副市长张砚平递交了申请。

这份申请并未使韩杰获得意想中的持有“协议”的“引荐人”身份。

2004年5月26日，担心夜长梦多的韩杰带来两份更有说服力的申请。

申请一式两份，每份三页。

第一份申请有范红喜的签名，“情况属实，建议按邢台市委文件精神兑现奖励政策。”

范红喜于6月24日下午4时半接受本刊电话咨询时说：“事实就是那样。我们都不认识港商，作为国家机关，我们只负责介绍、协调，并向合适的地方推荐。”范红喜后来任河北省人防办主任，现已退休。

第二份申请则有“河北建滔焦化、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鲍林键”的签名，“情况属实！”

鲍林键目前已离开建滔集团，现居香港，他在电话里表示：“法庭上让我作证都没问题，如果不是韩杰引荐，我去不去河北就只有天知道了。”

当时，为表示郑重，二人分别在申请书的每页上都注上了自己的姓。

建滔和河北省商务厅都站在了韩杰一边。

这意味着，既然代表河北省商务厅的范红喜都在韩的引荐人申请书上推脱了自己的引荐资格，那同样作为政府信息服务部门的下级，邢台市商务局获得的“奖金”就值得商榷了。

但是，韩杰仍没有等来引荐协议书的签署。

争议的另一个焦点是“六十条”第四十七条中的“先期签订引荐协议”。

内邱县认为外商签署投资协议前才是“先期”。韩杰回忆：“当时内邱主管这事的副县长刘立生(现任广宗县县长) 说，咱们没有签订引荐协议，你可以不领外商来啊。”

“领外商前？八字都没一撇怎么签？谁知道这个事能不能成功？带人考察投资本来就是成少败多的事。”

“2004年2月我递交申请时建滔刚平地挖沟，那时候就是先期！”

“再说，我多次向邢台市和市商务局要求签引荐协议，全都互相扯皮，也不明确应该跟谁签；一直拖到2004年1 1月才告诉我跟内邱县谈。我怎么才能做到你们说的那个‘先期’？”
40万？80万？900万？1650万？

2004年11月底，一份由邢台市长姜德果、副市长张砚平联署的文件《邢台市对外开放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妥善解决内邱香港建滔煤化工项目引资人奖励意见》，首次确认了韩杰的“引资人”身份。

同时，《奖励意见》也首次明确内邱县是建滔项目受益者，奖金由内邱县受理，但没有提究竟该发多少钱。

“邢政呈【2006】31号”文件里提出了解决方案：“市政府从维护邢台开放大局和良好形象出发，考虑到韩杰先生在该项目的引进过程中，间接做出了一些工作，内邱县政府决定给予其40万元奖励。”

内邱县于2006年7月9日首次主动派出代表、县商务局局长段群英与韩杰联系。

韩杰不接受：“没有40万的说法。”

他的依据是，无论是新、老“六十条”里都没有对“直接引荐人”、“间接引荐人”的区分，这40万缺乏法规依据。

“什么叫‘间接引荐人’？我就是一个媒婆，介绍了一个漂亮姑娘过来，她和男方怎么谈，具体谈什么，难道我都要事必躬亲？你见过每次都帮谈恋爱的订约会餐桌的媒婆吗？我把外商已经引荐到了邢台，下一步怎么运作是政府的职能，难道什么事都得‘引荐人’插手才算‘直接引荐人’？”

“邢台市在2004年的11月文件里已经称我为‘引荐人’；如果是‘引荐人’，这40万怎么算出来的？外商投资可不止4000万啊。”

“请注意这段。”韩杰指的是“邢政呈【2006】31号”向河北省政府报告中的一段话：“六十条”是市委、市政府的文件，不是面向社会的悬赏告示。“邢台市政府的领导就是这样，五十万人以上动员宣传大会开了好多次，‘六十条’ 吹出去了；遇到具体事情，又玩文字游戏。其实，邢台市和内邱县当时参与这件事的官员，对我的引荐人资格都是心知肚明的，我也有好多材料能证明，为什么他们都不讲实话？”

韩杰透露，邢台市副市长张砚平私下曾对他说：不是不给你落实奖励，主要是没想到这项投资这么大，如果按“六十条”规定的1%～2.5%拿奖金不太现实。

邢台市商务局原主管副局长石振泉(现任市商务局局长)曾讲：邢台的底线是80万，“你知道80万是多少么？在邢台可以买好几套房子啦！”

奖金涨了一倍，韩杰还是没接。

“80万在2004年的北京也能买套房子，不算少。但我为什么没接？政府立了法规那就得说话算数。人与人之间都得讲求信誉，何况担负更大责任的政府？难道邢台市政府的信誉与80万能划等号吗？”

“按最低1%计算，光一期工程9亿的投资，我就该领900万，紧接着就是二期的7.5亿，起码750万，累计 1650万。如果按2.5%计算，奖金上限可以达到4125万。”

《新世纪周刊》在位于内邱大孟村镇的建滔(河北)化工集团了解到，该集团的第三期40万吨醋酸(乙酸)工程也已开始项目前期准备工作，投资18亿。三期采纳的工艺是以甲醇为原料催化合成醋酸。

此时的建滔，建厂之初的高层元老所剩无几，“韩杰”就更是一个陌生人。

“钱，他们是不缺的”，韩杰指的是内邱县。

2007年，邢台市地税局在其官方网站上贴出了上年纳税100强企业，建滔排行第十。去年，仅上缴的地税就有 1亿多。

为何拖了三年多才打官司

“我一直希望通过行政的手段去解决这事，但后来发现还是解决不了。去了几十次，门都进不去，连电话都不接，还怎么着急？”

2006年，韩杰通过各种渠道给河北省政府写信通报此事，当年6月12日，对韩杰的引资奖励甚至进入到河北省长督办程序。

“邢政呈【2006】31号”文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邢台市给省政府的答复。

段群英作为内邱县的代表首次主动找韩杰时，离2004年11月邢台给内邱发出“给钱”指示的时间已接近两年。

对此，韩杰在给省政府的情况汇报中这样写道：“当我接到‘邢台市代表’的电话时，我以为是在做梦，以前我从没敢奢望过‘邢台市’代表能主动与我联系。”

但段群英也不能作主，奖金的事还得由内邱县委书记、县长说了算。

邢台市商务局的李晓华泡了杯浓茶，缓缓坐上靠椅幽幽地说：“这个找起来有点难度哦，那边的书记、分管县长都换过两三碴了。”

2008年6月23日，内邱县。段群英在电话中称正在深圳开会，按内邱的规定，所有采访必须通过县委宣传部。

县委宣传部的两位工作人员兴奋地拿出建滔项目的宣传材料，操着浓重的本地口音夸耀内邱提供的优惠政策与良好的配合工作，对前期引资的细节及事后奖励的问询没有任何反应。

他们甚至都不清楚当时这些曾经的主管领导是谁、去哪了。

除了那个让他“没签协议就别带外商来考察”的副县长刘立生和段群英，韩杰也不清楚内邱的情况，他只联系到市里。

“这事情吧，就是中间环节过多造成的麻烦，”邢台市商务局李晓华受访时一拍大腿笑了起来，“一笔糊涂账。”

2006年下半年，在省政府督办也仍然没有结果的情况下，韩杰萌发了打行政官司的想法。邢台有关人员听说此事后，给韩杰传达了这样的信息：如果起诉，40万也别想要。

“我知道这样对邢台市政府形象和未来的招商引资影响不好。我祖籍是河北，邢台毕竟是妈妈的老家，我也有很深的感情，实在不想因为这个事情给河北抹黑，所以下这个决心不容易。”

“但出来混这么多年了，说话算数我觉得就是为人处世的底线。这些年邢台经济在河北是数一数二的落后，为什么？我觉得跟观念有很大关系。现在，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建设诚信政府,树立政府在公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又是为什么？邢台市有关领导应该好好想想！”

“对本诉讼请求的回执，今天已通过特快专递寄给韩杰了。你想知道立没立案找韩杰问去吧。”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苏天志“啪”一下挂掉电话。

韩杰的律师冯云在回复的电子邮件中说，韩杰于2008年6月10日前往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邢台市人民政府行政不作为为由对其提起诉讼。当天法院见到此案显得很为难，拒绝接受其递交的诉讼材料，韩杰只好采取公证送达的方式递交。

“看起来，同邢台市打交道难，与法院打交道也不容易！”

“反正被逼到这个份上了，只能一条路走到底，邢台法院不管，就到省高院；省不行，就上最高法院。我就不信没有说理的地方。”

7月1日，韩杰的“第一巴掌”落空了。

邢台中院的行政裁定书认定，原告因“未向本院提交本人与内邱(香港)建滔煤化工项目及资金承接单位先期签订的 ‘引荐协议’等相关证据材料，无充分证据能够证明起诉人具备引荐人资格”，故而“理据不足”不予受理。

无奈，韩杰决定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政府公信力是社会信用体系的基石和灵魂，反映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政府失去信用，就会严重影响政府的形象，损害政府在公众心目的地位。而政策权威性又是提升公信力的关键所在。因此，政府要提高公信力，建设公信政府，必须出台正确的惠民政策并且依赖政策的权威性把它变为现实，让社会公众受益。由此可见，树立政策的权威性，进一步提升政府公信力，已是人民与时代的共同召唤。
（一）保证政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公共政策是否具有权威性，有赖于它的制定是否科学合理。只有科学的政策才能顺民意，从而强化其权威性。科学合理的政策，也有利于增强公众的认可度，与此同时也有助于政策的执行与落实，从而真正实现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因此，各级政府部门制定的长远性和公众性利益的政策，都必须依据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措施的要求和规定程序进行落实，并应定期对政策进行评估，高效、及时地反映出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这样就能为政策部门的修正提供可靠依据，从而确保政策的权威性，进一步提升政府公信力。
（二）完善政策执行中的公共参与机制
“只有公众广泛的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过程，才能保证公共政策符合公共利益，增强公众对公共政策的信任”⑤，这就要求政府必须公开、透明，诚实守信，这样才能真正形成政府公信力。因此，要建立健全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的公开化的参与机制，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从而增强人民群众对政策的理解与支持，以进一步增强政策权威性，以及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如今网络盛行的BBS，就是完善公众参与机制的一种有效途径，不仅提高了政府行政的透明度，同时也为公众提供了参与平台，可谓一举两得。
（三）建立有效的政府问责机制
乔治•福雷德里克森在《公共行政的精神》一书中曾说过:“在民主政治的环境下，公共管理都最终向公民负责，正是因为这种责任，我们的工作显得崇高神圣。”因此，建立有效的政府监督问责机制是构建责任政府的本质要求，同时也是提高政策权威性的重要保证。这就要求建立起一个有效的政府问责制，及时追究责任，既保证政府权力受到限制，又保证政府的行为结果受到问责机制的制约，那么这样就必然能得到公众的信任，政府的公信力也必然得到提高。
综上所述，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的特殊阶段，由于各方面的体制转轨尚未完成，还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对于转型期的公共政策也将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与考验。而政府公信力的重建恰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因此，我们应积极努力寻求政策权威与政府公信力的最佳契合点，以待改善与提升我国目前公信力的水平，进而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公正、廉洁的政府形象，构建一个公众更加信赖的人民政府。

政府公信力不强主要是由以下原因造成：传统的“官本位思想”，造成官僚主义盛行，官民对立；缺乏有效的权利制约机制和政府问责机制；政务信息公开度不高；腐败现象的存在大降低了政府公信力；法律缺位，政府工作人员法律意识淡薄。
通过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可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具体来讲，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一、培育行政问责制的文化土壤，包括转变传统的行政观念以及培养公民的法治观念和责任意识
二、确定问责的直接法律依据，比如《行政问责法》对问责主体、客体、范围、事由、程序等加以明确的规定，并严格依法问责，真正做到有法可依。
三、健全问责制的相关配套制度，比如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强化监督机制、完善政府绩效考评和公务员考核制度等。
大的方面就这三个吧，当然还需要具体的阐述。

加大监督力度

（一）、提高政府公信力的重要性公信力是政府的影响力与号召力。它是政府行政能力的客观结果，体现了政府工作的权威性、民主程度、服务
（一）、提高政府公信力的重要性
公信力是政府的影响力与号召力。它是政府行政能力的客观结果，体现了政府工作的权威性、民主程度、服务程度和法治建设程度。同时，它也是人民群众对政府的评价，反映着人民群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和信任度。政府公信力具有重要的作用。
首先，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基础。信用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石和灵魂，完善的信用制度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转的基础条件；不讲信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无法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依赖于全体社会成员对普遍性的行为规范的遵守和信任。政府是社会秩序与市场秩序的维护者，政府不守信用，就会破坏整个社会信用的基础。由此可见，加强政府信用建设是构建社会信用体系的关键。
其次，政府公信力是政府治理社会的基本要求。政府公信力实质上是人民群众对政府履行公共职责情况的评价，同时也是对政府合法性的检验。信用政府能够增强人民群众的社会信任感和归属感，政府失信则会导致人民群众对政府信任的丧失，从而造成社会普遍失信，削弱政府的合法性。
第三，政府公信力是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前提条件。政府公信力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政府作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示范者、倡导者和组织者，只有具备较高的公信力，才能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统一起来，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二）、政府公信力的评价标准
政府公信力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人民群众对政府公信力的评价，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政府的诚信程度。信用是每个社会成员的基本品格，也是公务人员的政治品格和行政品格。对于政府来说，其信用程度更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政府能不能正确行使权力，能不能遵守规则，做到“言必信，行必果”，决定着政府公信力的状况。
第二，政府的服务程度。政府的宗旨是执政为民，为公众提供充足优质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如果政府能够全面履行公共责任，努力提高政府及其各部门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人民群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就高，政府的公信力就强。特别是在危机状态下，政府能不能负责任地应对和处置突发事件，提供社会安全与秩序的公共产品，保障公民财产和生命安全，是政府公信力程度的突出体现。
第三，政府依法行政的程度。政府的行为不能违法，政府不能滥用权力，这是对政府公信力的基本要求。按照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政府应当坚持加强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与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做到依法行政，依据宪法和法律为人民服务，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第四、政府民主化程度。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是政府公信力的重要体现，政府能否建立健全决策、执行、监督相结合的运行机制，决策能否做到公开、公正、透明，不仅反映政府的决策能力和水平，也反映政府公信力程度的高低。政府民主化程度主要体现在决策程序的规范、决策制度的健全、化状况、调动基层积极性的情况，等等。
（三）、政府公信力存在问题及原因
从总体上看，我国政府的公信力是高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随着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化，政府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高，政府公信力不断提高。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也存在着政府失信现象，影响了我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健康发展。其主要原因，
一是政府职能转变滞后。由于没有很好地履行政府职能，一些地方政府还是管了一些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人民群众对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需求不断上升，对政府的期望值不断提高，但政府职能尚未及时转变，导致人民群众对政府信用度的主观评价降低。一些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增长，过多地充当了市场竞争主体的角色，忽视了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二是传统的政府管理方式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新要求。深化改革涉及面较广，触及深层次利益调整，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明显加大，对各级政府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要求较高。一些政府官员由于不善于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应对复杂局面和危机管理的能力较差，致使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失去了群众的信任。由于一些政府部门的决策缺乏科学化、民主化和透明度，行政效率不高，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腐败问题突出，致使政府缺乏亲和度和感召力。
三是政府依法行政还存在着许多不完善的地方。由于没有很好地解决有法不依、执法不公和多头执法、执法扰民，以及执法监督不力的问题，致使有的地方政府缺乏权威性。由于行政责任追究制度不明确，一些政府部门及公务员的违法行政行为不能得到应有的惩罚，使公务员责任意识淡化。上述情况不仅损害了政府的声誉和形象，而且削弱了政府执政的基础。
（四）、提高政府公信力的措施
努力提高政府公信力、建设信用政府，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任务。当前，应该把提高政府公信力作为提高政府行政能力的重要内容，并且作为政府管理创新的紧迫任务，认真研究、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
第一，各级政府及领导干部应牢固树立执政为民的思想。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是建设信用政府的思想基础。政府的一切工作，都要以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领导干部要脚踏实地，有诺必践，讲究信用，靠自己求真务实的作风，在群众面前树起良好的诚信形象。要在政府部门和公务人员中树立诚信观念和责任观念，加强公务人员职业道德建设，使其恪尽职守。同时，还要完善政绩考核办法，建立健全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和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坚决反对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
第二，政府要全面履行职能，特别要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政府要努力提供充足优质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与公共服务需求。要在加强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的同时，注重公共设施建设，健全公共服务系统，不断加大对社会公共领域的财政投入；要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险体系、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公共卫生体系建设。要加强社会管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各级政府都应该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把发展的速度、改革的力度、群众可承受的程度有机统一起来，认真解决涉及群众利益的重大经济和社会问题及突出矛盾。要通过制定社会政策和法规，依法管理和规范社会组织、社会事务，协调各种利益关系，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要积极扩大就业，努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理顺分配关系，加快社会事业发展，切实维护群众利益，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特别要加快建立健全各种突发事件应急机制，提高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将社会矛盾与纠纷解决在基层，切实解决困难群众生产生活难、就业难、就学难、看病难、行路难、办事难等问题。
第三，各级政府及部门要坚持依法行政。政府讲不讲诚信，有没有公信力，一条重要标准就是看政府能不能严格执法，依法办事。各级政府及部门必须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严格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要围绕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全面实施依法行政纲要，继续加强行政立法，努力健全行政责任体系，强化政府法律责任机制。要按照《行政许可法》的规定，进一步清理、取消妨碍市场开放和公平竞争以及实际上难以发挥有效作用的审批事项，继续推进审批方式改革，减少审批环节，提高审批效率。要切实加强和改进行政执法，做到严格执法、公正执法和文明执法，加大行政综合执法改革力度，加快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改革工作，切实解决层次过多、职能交叉、人员臃肿和多重多头执法的问题。要强化行政监察，及时处理和纠正行政不作为、滥用职权、执法不公、以权谋私等行为。要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统一，加强信用法规建设，加大失信惩罚力度，在全社会形成诚信为本、操守为重的良好风尚。
第四，推进行政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要改革和完善行政决策机制，努力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要规范决策程序，健全决策制度，优化决策环境，强化决策责任。各级政府及其部门制定涉及全局性、长远性和公众性利益的重大行政事项，都必须依据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措施的要求和规定的权限、程序进行决策。要拓宽人民群众参与决策的渠道，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全面推广重大决策事项公示和听证制度，制定重要经济社会决策事项公示办法，对事关全局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决策事项，必须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要强化行政决策责任制，对因违反决策程序和决策失误给国家和群众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必须追究部门主要领导和当事人的责任。同时，要全面推进政务公开，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增加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建立政府与公众对政府有关的互动回应机制，提高政府的反应能力和社会回应能力。
第五，加强政风建设。要按照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的要求，大力加强政风建设，加强对公务员的行政监督。要推行公共服务承诺制，建立政府信用评价机制，实施连续性的政府信用民意调查，将诚信记录作为公务员考核、任免的依据。各级政府和领导干部应该改进会风、文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用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及时发现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大力推进勤政廉政建设，加强反腐倡廉工作，旗帜鲜明地反对、惩治和预防腐败，加大行政监察、审计监督和行风建设力度，努力建设一支廉洁奉公、勤政为民、作风优良的公务员队伍。

韩杰与邢台市政府的“千万政府奖金”之争有关政府诚信

四年前，北京人韩杰向河北省邢台市人民政府递交了申请，希望能按当地法规获得一笔起码千万元的政府巨奖。经过了四年的拉锯战而无果后，韩杰被迫将邢台市人民政府起诉到法院，理由是邢台市人民政府行政不作为。

谁制造了“千万巨奖”

这场争执的最早缘起，得从2003年的油价上涨说起。

2003年3月，伊战爆发，国际原油价格从最初的25美元/桶迅速上升到90多美元/桶(目前还在涨)。张国荣发愁了。这位与娱乐明星同名的香港商人旗下拥有目前全球最大的覆铜面板生产企业——建滔化工集团。覆铜面板生产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溶剂是甲醇经氧化后的产品甲醛，而甲醇可以通过石油化工的方式获得，石油涨价就只能逼他用另外的原料替代。

他想到了煤。生产甲醇的另一种方法，是对炼焦时产生的焦炉煤气进行脱硫处理，在催化剂存在下合成。

而中国煤最多的地方，张国荣首先想到了山西和河南，于是他派出能讲一口流利普通话的助理鲍林键率队前往两地考察。他准备建立焦化厂并连带生产甲醇，以解决目前公司主业——覆铜面板的原料问题。

覆铜面板用于生产印刷线路板，而印刷线路板则用于生产多种电子产品，也就是说覆铜面板是电子制造业的基础原料之一。建滔集团网站上称，2008年，该集团入选美国《福布斯》全球2000大企业，排名第1753位。

那几年开始，由于石油大幅涨价导致替代能源煤炭也随之上涨，煤炭的精加工产品焦炭是钢铁工业的支柱性材料，于是建滔的先炼焦再产甲醇的生产工艺就具有了更高的经济价值。

2003年3月，当握着数亿巨额资金“使用权”的鲍林键在晋、豫两省转悠时，被当地官员屡次视为“危险分子” 和“骗子”。前者因为，恰逢“非典”最盛时期，鲍是香港人；后者因为，那年头，去地方上的投资者多如牛毛，尤其是那些声称能投资巨款的人多半会被人怀疑，往好处想也就是过来好吃好喝好玩一圈就溜了。

鲍林键在那些地方“没人”，也就不大可能获得地方官的信任。

韩杰此时登场了。

在北京，同老朋友鲍林键吃饭时，韩杰提到，他老家河北也拥有巨大的煤矿储量，并且交通便利，能节约运输成本。关键是，他在河北“有人”。

正巧没理出个头绪的鲍林键打算试一试。当年4月，韩将鲍带到了河北省原经贸委(经2003年机构改革，现称商务厅，下文均为新名称)副主任范红喜面前，范向其推荐了唐山、秦皇岛、邢台、邯郸等地。

邢台是韩杰母亲的老家，所以他安排鲍林键一行河北考察的第一站是邢台。韩杰想办法借来当地车辆，把来自“非典重灾区”的鲍林键藏在后箱里带到了邢台。

鲍最终选择了拥有28亿吨煤炭储量，并拥有国有大型钢铁企业邢钢的邢台作为落脚点。

2003年6月30日，建滔集团决定在邢台市内邱县境内储量为3亿吨的东庞煤矿附近筹建独资企业：建滔(河北 )焦化有限公司和建滔(河北)化工有限公司，一期投资9个亿。

两公司设计年生产能力为捣固焦100万吨、焦油3.6万吨、粗苯1.2万吨、甲醇10万吨。

新华网在2007年3月19日发布的文章里说，建滔利用焦化过程产生的焦炉煤气生产甲醇，“这一生产工艺为全球首创，具有较高的科技含量，它不仅有效解决了焦化生产煤气燃烧造成的大气污染问题，而且有效地利用了资源。”

9亿元人民币的一期工程，再加上紧随其后的7.5亿元二期项目，巨额投资犹如天上落下来的“馅饼”，河北省邢台市被砸得晕乎乎的。这是有史以来邢台接收到的最高额外商投资项目。

自然，大家都心知肚明这个“馅饼”并非随机砸下的。

邢台市于1999年4月30日对社会发布邢发(1999)7号文件《中共邢台市委邢台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内外开放加快招商引资步伐的若干规定》，2003年9月24日邢台方面再次以(2003)15号文件重新颁布了上述规定(注：两个文件因其总规定条数均为60条，因此被称为新、老“六十条”。在涉及引荐人奖励环节没有差别)。

邢台日报主办的邢台新传媒网在2007年9月6日文章中称，自2003年以来，邢台市先后召开了4次50万人至70万人参加的规模盛大的优化环境扩大开放广播电视大会，广泛宣传“六十条”，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新、老“六十条”的第三十八条都这样写道：“引荐内外商在我市直接投资的(含嫁改、收购、兼并、参股、重组、租赁我方企业的投入)，可按外方投资额的1%—2.5%提取奖金。”

奖金由“同级财政支付”，并“在验资和项目开始实施后3个月内兑现”。

第五十二条：“离退休老干部、科级(含科级)以下干部、职工和人民群众，均按上述奖励办法执行。”

整个筹建过程中涉及的主要人物除了韩杰外，不是副县级以上干部就是建滔的人。这意味着，如果韩杰是合规的引荐人，从“验资和项目开始实施后三个内”，他将从邢台市获得起码900万元的政府奖励。

随后的争端，则是由韩杰的引荐人身份引起的。

谁是引荐人

建滔(河北)煤化工项目落户邢台涉及到的四方分别是：建滔集团、河北省商务厅(原经贸委)、邢台市(内邱县) 、韩杰。

作为投资方的建滔集团显然不具备引荐人身份的可能，但邢台市却获得了一笔由内邱县颁发的数额较小的引资奖励。

邢台市向河北省政府报告的文件“邢政呈【2006】31号”里，记载着其认可的引荐过程：“韩杰推荐给原河北省经贸委，原经贸委推荐给原邢台市经贸委，原邢台市经贸委在综合各方面条件的基础上，引荐给内邱县。在该项目洽谈过程中，原市经贸委始终引荐并组织协调，最终促成项目成功签约。期间，韩杰先生始终未就该项目引荐事宜向市、县政府提出。为此，内邱县政府认定原市经贸委是该项目的引荐者。”

按照这个思路，2004年年初，邢台市商务局作为“引荐人”领取了内邱县政府颁发的1万元奖金。奖金的依据是 “六十条”中的第五十二条：“在职县处级干部不享受本规定对引荐者奖励政策，为招商引资做出突出贡献的，由各级党委、政府每年给予一次性物质和政治奖励。”

现任邢台市商务局投资服务科科长的李晓华回忆：“2004年年初那会儿，我们7、8个人去香港开会，这钱由内邱县商务局局长段群英带过来了，说是县里奖励给市商务局的奖金。”

内邱县主动给邢台市送去了奖金，而没有给韩杰奖励，理由是:截至目前，韩杰仍未取得“合法”的“引荐人”资格。根据“六十条”的第四十七条：“引荐人要与项目、资金承接单位先期签订引荐协议，确定双方的责任、义务、引荐人资格及奖金额(奖金额可按上述条款执行，也可由双方商定)”。

2004年情人节后的第三天，韩杰向邢台市人民政府正式递交了《关于落实引荐外资奖励政策的申请报告》，第一段直陈：“我叫韩杰??是项目的引荐人。”

此时已是建滔与邢台市签署正式协议的半年后。

事实上，韩杰早在2003年4月项目尚处于考察期时，就依据99年版的文件精神向邢台咨询过奖励政策事宜，并留下了联系方式。

但他一直没等来电话。

韩杰在给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商务处的报告中回忆：“当时，他们的主要理由，一是正值‘非典’时期，不便于组织会议研究，也不便于同北京来的人频繁见面，需要等到‘非典’过后再商量；二是正在进行机构改革，撤销经贸委，成立商务局，人员变动较大，工作关系尚未理顺，要等机构改革完成后再研究；”三是邢台市即将出台新“六十条”，新文件政策会更好，条件会更优惠，到时候按照新“六十条”精神办。

2003年11月，韩杰终于在邢台招商网上看到了新“六十条”。从那时起，他开始联系邢台市，多次碰壁后，直到2004年2月才亲手向副市长张砚平递交了申请。

这份申请并未使韩杰获得意想中的持有“协议”的“引荐人”身份。

2004年5月26日，担心夜长梦多的韩杰带来两份更有说服力的申请。

申请一式两份，每份三页。

第一份申请有范红喜的签名，“情况属实，建议按邢台市委文件精神兑现奖励政策。”

范红喜于6月24日下午4时半接受本刊电话咨询时说：“事实就是那样。我们都不认识港商，作为国家机关，我们只负责介绍、协调，并向合适的地方推荐。”范红喜后来任河北省人防办主任，现已退休。

第二份申请则有“河北建滔焦化、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鲍林键”的签名，“情况属实！”

鲍林键目前已离开建滔集团，现居香港，他在电话里表示：“法庭上让我作证都没问题，如果不是韩杰引荐，我去不去河北就只有天知道了。”

当时，为表示郑重，二人分别在申请书的每页上都注上了自己的姓。

建滔和河北省商务厅都站在了韩杰一边。

这意味着，既然代表河北省商务厅的范红喜都在韩的引荐人申请书上推脱了自己的引荐资格，那同样作为政府信息服务部门的下级，邢台市商务局获得的“奖金”就值得商榷了。

但是，韩杰仍没有等来引荐协议书的签署。

争议的另一个焦点是“六十条”第四十七条中的“先期签订引荐协议”。

内邱县认为外商签署投资协议前才是“先期”。韩杰回忆：“当时内邱主管这事的副县长刘立生(现任广宗县县长) 说，咱们没有签订引荐协议，你可以不领外商来啊。”

“领外商前？八字都没一撇怎么签？谁知道这个事能不能成功？带人考察投资本来就是成少败多的事。”

“2004年2月我递交申请时建滔刚平地挖沟，那时候就是先期！”

“再说，我多次向邢台市和市商务局要求签引荐协议，全都互相扯皮，也不明确应该跟谁签；一直拖到2004年1 1月才告诉我跟内邱县谈。我怎么才能做到你们说的那个‘先期’？”
40万？80万？900万？1650万？

2004年11月底，一份由邢台市长姜德果、副市长张砚平联署的文件《邢台市对外开放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妥善解决内邱香港建滔煤化工项目引资人奖励意见》，首次确认了韩杰的“引资人”身份。

同时，《奖励意见》也首次明确内邱县是建滔项目受益者，奖金由内邱县受理，但没有提究竟该发多少钱。

“邢政呈【2006】31号”文件里提出了解决方案：“市政府从维护邢台开放大局和良好形象出发，考虑到韩杰先生在该项目的引进过程中，间接做出了一些工作，内邱县政府决定给予其40万元奖励。”

内邱县于2006年7月9日首次主动派出代表、县商务局局长段群英与韩杰联系。

韩杰不接受：“没有40万的说法。”

他的依据是，无论是新、老“六十条”里都没有对“直接引荐人”、“间接引荐人”的区分，这40万缺乏法规依据。

“什么叫‘间接引荐人’？我就是一个媒婆，介绍了一个漂亮姑娘过来，她和男方怎么谈，具体谈什么，难道我都要事必躬亲？你见过每次都帮谈恋爱的订约会餐桌的媒婆吗？我把外商已经引荐到了邢台，下一步怎么运作是政府的职能，难道什么事都得‘引荐人’插手才算‘直接引荐人’？”

“邢台市在2004年的11月文件里已经称我为‘引荐人’；如果是‘引荐人’，这40万怎么算出来的？外商投资可不止4000万啊。”

“请注意这段。”韩杰指的是“邢政呈【2006】31号”向河北省政府报告中的一段话：“六十条”是市委、市政府的文件，不是面向社会的悬赏告示。“邢台市政府的领导就是这样，五十万人以上动员宣传大会开了好多次，‘六十条’ 吹出去了；遇到具体事情，又玩文字游戏。其实，邢台市和内邱县当时参与这件事的官员，对我的引荐人资格都是心知肚明的，我也有好多材料能证明，为什么他们都不讲实话？”

韩杰透露，邢台市副市长张砚平私下曾对他说：不是不给你落实奖励，主要是没想到这项投资这么大，如果按“六十条”规定的1%～2.5%拿奖金不太现实。

邢台市商务局原主管副局长石振泉(现任市商务局局长)曾讲：邢台的底线是80万，“你知道80万是多少么？在邢台可以买好几套房子啦！”

奖金涨了一倍，韩杰还是没接。

“80万在2004年的北京也能买套房子，不算少。但我为什么没接？政府立了法规那就得说话算数。人与人之间都得讲求信誉，何况担负更大责任的政府？难道邢台市政府的信誉与80万能划等号吗？”

“按最低1%计算，光一期工程9亿的投资，我就该领900万，紧接着就是二期的7.5亿，起码750万，累计 1650万。如果按2.5%计算，奖金上限可以达到4125万。”

《新世纪周刊》在位于内邱大孟村镇的建滔(河北)化工集团了解到，该集团的第三期40万吨醋酸(乙酸)工程也已开始项目前期准备工作，投资18亿。三期采纳的工艺是以甲醇为原料催化合成醋酸。

此时的建滔，建厂之初的高层元老所剩无几，“韩杰”就更是一个陌生人。

“钱，他们是不缺的”，韩杰指的是内邱县。

2007年，邢台市地税局在其官方网站上贴出了上年纳税100强企业，建滔排行第十。去年，仅上缴的地税就有 1亿多。

为何拖了三年多才打官司

“我一直希望通过行政的手段去解决这事，但后来发现还是解决不了。去了几十次，门都进不去，连电话都不接，还怎么着急？”

2006年，韩杰通过各种渠道给河北省政府写信通报此事，当年6月12日，对韩杰的引资奖励甚至进入到河北省长督办程序。

“邢政呈【2006】31号”文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邢台市给省政府的答复。

段群英作为内邱县的代表首次主动找韩杰时，离2004年11月邢台给内邱发出“给钱”指示的时间已接近两年。

对此，韩杰在给省政府的情况汇报中这样写道：“当我接到‘邢台市代表’的电话时，我以为是在做梦，以前我从没敢奢望过‘邢台市’代表能主动与我联系。”

但段群英也不能作主，奖金的事还得由内邱县委书记、县长说了算。

邢台市商务局的李晓华泡了杯浓茶，缓缓坐上靠椅幽幽地说：“这个找起来有点难度哦，那边的书记、分管县长都换过两三碴了。”

2008年6月23日，内邱县。段群英在电话中称正在深圳开会，按内邱的规定，所有采访必须通过县委宣传部。

县委宣传部的两位工作人员兴奋地拿出建滔项目的宣传材料，操着浓重的本地口音夸耀内邱提供的优惠政策与良好的配合工作，对前期引资的细节及事后奖励的问询没有任何反应。

他们甚至都不清楚当时这些曾经的主管领导是谁、去哪了。

除了那个让他“没签协议就别带外商来考察”的副县长刘立生和段群英，韩杰也不清楚内邱的情况，他只联系到市里。

“这事情吧，就是中间环节过多造成的麻烦，”邢台市商务局李晓华受访时一拍大腿笑了起来，“一笔糊涂账。”

2006年下半年，在省政府督办也仍然没有结果的情况下，韩杰萌发了打行政官司的想法。邢台有关人员听说此事后，给韩杰传达了这样的信息：如果起诉，40万也别想要。

“我知道这样对邢台市政府形象和未来的招商引资影响不好。我祖籍是河北，邢台毕竟是妈妈的老家，我也有很深的感情，实在不想因为这个事情给河北抹黑，所以下这个决心不容易。”

“但出来混这么多年了，说话算数我觉得就是为人处世的底线。这些年邢台经济在河北是数一数二的落后，为什么？我觉得跟观念有很大关系。现在，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建设诚信政府,树立政府在公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又是为什么？邢台市有关领导应该好好想想！”

“对本诉讼请求的回执，今天已通过特快专递寄给韩杰了。你想知道立没立案找韩杰问去吧。”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苏天志“啪”一下挂掉电话。

韩杰的律师冯云在回复的电子邮件中说，韩杰于2008年6月10日前往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邢台市人民政府行政不作为为由对其提起诉讼。当天法院见到此案显得很为难，拒绝接受其递交的诉讼材料，韩杰只好采取公证送达的方式递交。

“看起来，同邢台市打交道难，与法院打交道也不容易！”

“反正被逼到这个份上了，只能一条路走到底，邢台法院不管，就到省高院；省不行，就上最高法院。我就不信没有说理的地方。”

7月1日，韩杰的“第一巴掌”落空了。

邢台中院的行政裁定书认定，原告因“未向本院提交本人与内邱(香港)建滔煤化工项目及资金承接单位先期签订的 ‘引荐协议’等相关证据材料，无充分证据能够证明起诉人具备引荐人资格”，故而“理据不足”不予受理。

无奈，韩杰决定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中国公关核心竞争力调查：汉马传播列榜首
汉马传播主要为政府做以下事情
政府形象传播
区域经济传播

应该多公开一些当前大家都在关心的事情的具体工作进展，以及当前的结果。

广纳贤良，铺天盖地的在网络上吹擂自己

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石，是—个政府凝聚民心。树立权威的关键所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稳定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政府管理与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高。人民对政府的信任也空前提高。但是，我国目前正处于改革攻坚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政府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水平与人民群众的期待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加强行政管理，清楚认识政府角色定位、强化政府信用行为、巩固升华行政文化，以提高政府的公信力，是现代文明社会发展和民主政治自身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提高政府公信力的重要意义
公信力是政府的影响力与号召力。它是政府行政能力的客观结果，体现了政府工作的权威性、民主程度、服务程度和法治建设程度。同时，它也是人民群众对政府的评价，反映着人民群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和信任度。政府公信力具有重要的作用
首先，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基础。信用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石和灵魂，完善的信用制度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转的基础条件；不讲信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无法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依赖于全体社会成员对普遍性的行为规范的遵守和信任。政府是社会秩序与市场秩序的维护者，政府不守信用，就会破坏整个社会信用的基础。由此可见，加强政府信用建设是构建社会信用体系的关键。
其次，政府公信力是政府治理社会的基本要求。政府公信力实质上是人民群众对政府履行公共职责情况的评价，同时也是对政府合法性的检验。信用政府能够增强人民群众的社会信任感和归属感，政府失信则会导致人民群众对政府信任的丧失，从而造成社会普遍失信，削弱政府的合法性。
第三，政府公信力是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前提条件。政府公信力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政府作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示范者、倡导者和组织者，只有具备较高的公信力，才能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统一起来，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二、政府公信力下降的原因分析
—些地方政府公信力下降主要表现在行为信用、政策信用、绩效信用三大层面。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1 没有摆正政府权力和公民权利关系的位置
—些政府机关及其公务人员由于法制及民主观念淡薄，仍受权力本位、官大于民的传统观念的支配，认为政府的权力是可以不受约束和任意行使的。极少数^甚至认为，政府是为着公共利益行使权力。因而可以享有不守信用的特权，以至于滥用公共权力I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多头执法、执法扰民以及执法监督不严等问题致使有些地方政府缺乏威性。特别是个别政府l机关及公务人员置党纪国法于不顾，利用公共权力进行钱、色交易。极大的影响了政府公信力在普通群众心目中的形象。令出多头以及腐败的存在，是造成政府行为信用上降的直接原因。
2 没有正确把握公共政策的各项原则
一些地方政府在自身利益驱动下制定出违背民众利益和意愿的公共政策，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和利益取向与民众相背离，盲目制定出某些脱离实际的公共政策，并造成严重失误之后，拒不兑现其承诺的责任。如一些地方政府基于所谓的“逼民致富”，盲目出台政策，强制农民种植某种经济植物，对违反行政命令的农民进行粗暴的处罚，同时又不切实际、不计后果地大开空头支票，一旦市场行情发生变化，无力支付农民的损失，不得已就以“打白条”的方式，推御责任。由于领导班子的变换，—些地方政府规制无度，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缺乏必要的规范性和稳定性，形成“—个班子—套思路，一届政府—个政策”的局面。公共政策变更的随意性很大，导致公众无法对政府的行为作出合理的预期。甚至基于地方及自身利益，—些地方政府随意制定同上级政府的政策相抵触的土政策，导致公众因国家公共政策体系的相互矛盾而逐步失去对公共政策的信任。3 没有准确把握“发展第一要务”和科学发展的关系
片面追求发展，而忽视科学、持续、协调发展，—些地方政府致力于所谓的“政绩”和“发展地方经济”。追求的价值取向背离公众利益，以及这种绩效本身的真实性受到公众怀疑所导致的政府公信力下降。如—些地方以简单的经济增长数字作为官员业绩考核的主要参数，导致—些官员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短期绩效，行为取向惟经济指标是从，为了在经济绩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一些官员在行政过程中重索取轻服务，甚至置百姓生活实际于不顾，乱集资、乱摊派、乱罚款，使公众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对立情绪不断加剧。更有甚者，少数地方政府官员为达到个人升迁的目的，大搞所谓的形象工程，熟衷于做表面文章，在统计数字上弄虚作假，这些都严重破坏了地方政府的信用形象。
三、加强行政管理提高政府公信力
1 行政“文明”——加强行政法制化建设
政府讲不讲诚信，有没有公信力，一条重要标准就是看政府能不能严格执法，依法办事。各级政府及部门必须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严格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要围绕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全面实施依法行政纲要，继续加强行政立法，努力健全行政责任体系，强化政府法律责任机制。要按照《行政许可法》的规定，进一步清理、取消妨碍市场开放和公平竞争以及实际上难以发挥有效作用的审批事项，继续推进审批方式改革，减少审批环节，提高审批效率。要切实加强和改进行政执法，做到严格执法、公正执法和文明执法，加大行政综合执法改革力度，加快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改革工作，切实解决层次过多、职能交叉、人员臃肿和多重多头执法的问题。要强化行政监察，及时处理和纠正行政不作为、滥用职权、执法不公、以权谋私等行为。要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统一，加强信用法规建设，加大失信惩罚力度，在全社会形成诚信为本、操守为重的良好风尚。
2 行政“科学”——加强行政规范化建设。
要改革和完善行政决策机制，努力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要规范决策程序，健全决策制度，优化决策环境，强化决策责任。各级政府及其部门制定涉及全局性、长远性和公众性利益的重大行政事项，都必须依据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措施的要求和规定的权限、程序进行决策。要拓宽人民群众参与决策的渠道，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全面推广重大决策事项公示和听证制度，制定重要经济社会决策事项公示办法，对事关全局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决策事项，必须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要强化行政决策责任制。对因违反决策程序和决策失误给国家和群众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必须追究部门主要领导和当事人的责任。同时，要全面推进政务公开。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增加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建立政府与公众对政府有关信息的互动回应机制，提高政府的反应能力和社会回应能力。
3 行政“人性”——加强行政文化建设
政府的公信力，应主要通过其代表—公务员自身的行政品性来表现。诚信廉明、公道正派、甘于奉献的公务员队伍，才能很好地代表政府，获得公信力。行政管理需要先进的文化领航，要明确行政队伍的文化素养直接关系到政府的形象。要用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发展观、政绩观来规范行动，创建文明有序的行政环境，营造诚信和谐的人文环境，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各级政府及领导干部应牢固树立执政为民的思想。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是建设信用政府的思想基础。政府的—切工作，都要以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领导干部要脚踏实地，有诺必践，讲究信用，靠自己求真务实的作风，在群众面前树起良好的诚信形象。要在政府部门和公务人员中树立诚信观念和责任观念，加强公务人员职业道德建设，使其恪尽职守。同时，还要完善政绩考核办法，建立健全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和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坚决反对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 政府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就如同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通过文明、科学、人性的行政管理，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公正廉洁、透明公开、讲究实效的政府形象，才能获得公信力，才能更好地推进我国政治的文明、社会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