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的道家学者，除老子和庄子外，还有杨朱、关尹、列子、它器、魏牟、田骈、慎到、环渊、接子、季真、曷冠子、文子等人，他们的著作大多已散失，思想观点难以详考。其中对后来道家学说影响较大的，主要有战国时活动于齐国稷下学宫的田骈、慎到等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田骈、慎到、环渊、接子等人，“皆学黄老道德之说，因发明序其指意”；“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这些稷下道家的“黄老道德之术”，主要是齐国统治者服务的政治理论。他们与儒墨倡导的尚贤德治思想不同，而是以老子因循自然的学说为基础，吸收齐国管仲学派的法治思想，主张“去知去已”，“无用圣贤”，就是说不以自我偏见好恶或圣贤的思想标准治国，而以法律作为判断是非，治理国家的统一标准。君主官长及其亲属都必须遵守法律，这样才能做到“官不私亲，法不遗爱，上下无事，唯法所在”。

老庄学派和稷下道家分别继承了古代楚国和齐国的文化传统，它们的思想理论形成于春秋末年至战国中期，是当时中国封建宗法制社会向君主专制社会转变的产物。到了战国晚期至秦汉之际，中国封建的发展进入新的界段，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成为历史发展的朝流。与此相适应，在思想文化方面也出现了“百家合流”的趋势。各家各派的学者，都试图吸收诸家学说之长而建立新的思想体系。黄老道家便是在时代潮流影响下假托黄帝、老子名义，在继承早期首家 思想理论基础上，吸收诸子百家学说之长而形成的新道家学派。这个学派的主要蓍作，有马王堆出土的《黄老帛书》，汉初淮南王刘安主持编写的《淮南子》等书。

汉初黄老道家继承了老子以道为万物本源的宇宙论，但又吸收了阴阳家的思想，以阴阳气化理论解释道生万物的过程。《淮南子·天文训》说：“道始于虚廓，虚廓生宇宙，宇宙生元气；元气有涯垠，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清妙之合专易，重浊之凝竭难，故天先成而地后定。天地之袭精（合气）为阴阳，阴阳之专精为四时，四时之散精为万物。”这一段话发展了老子思想，是更为完整系统的宇宙生成理论。

但是黄老道家学说的重点，是讲如何运用天道自然的思想来治理国家。他们所讲的治国之道，更多受到齐国稷下道家思想的影响。首先，他们认为治国者必须效法天道，建立一套完整而稳定的法律制度。有了法度，判断是非曲直，用人办事才有统一的标准，赏功罚过才能公正。人人都遵守法令，各安本分，不因自己的爱恶私欲违犯法律，社会才能统一安定。所以黄老家虽然也反对过多的繁礼苛法，但并不非毁仁义，废弃法令，不反对任贤使能，这与老庄的思想大为不同。其次，黄老家对“自然无为”思想的解释，也与老庄主张消极退让，反对主观人为的观点有所不同。他们强调“无为而无不为”。无为的意思不是消极地无所作为，而是指明人的思想行为都符合客观自然法则，因循自然，应时制宜，“循理而举事”。道家所谓的“无为而治”，也不是不要君主官长治理国家，而是“秉要执本，清虚自守，无为自化”，。即君主在上面把握政治刚要，但不过多干预臣下的具体施政措施。同时要克制自己的贪欲野心，不干扰人民的生产活动，省苛事，节赋敛，毋夺民时“。这样才能使人民自然安定归顺，收到“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的效果。

黄老道家的这一套治国理论，对老庄学说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发展，由于它适应了汉朝初年民生凋弊，急需革除秦朝暴政苛法，使人民休养生息，社会恢复安定现实，因而得到汉初统治者的大力提倡。

相传汉初名臣曹参在齐国做丞相时，向黄老学者盖公请教治国安民之道。盖公告诉他：“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家”。于是曹参拜盖公为师，以黄老术治理齐国九年，百姓安集，称为贤相。后来曹参接替萧何做了汉中央的宰相，仍然无为而治，所以政事都遵循萧何所定的法规，无所更改。他选择的部属都是些不善言辞的老实人，而那些花言巧语，欲求名声的官吏则被斥退。曹参日夜饮用美酒，无所事事，有些官吏和宾客想来劝说他，都要被他用美酒灌醉后回家，没有机会张口说话。汉惠帝怪曹参不管政事，就让曹参儿子曹 去劝他，被曹参怒打二百鞭，斥之曰：“天下事不是你应该说的”。后来上朝时，惠帝责备曹参：“是我让他去劝你的”。曹参免冠谢罪，对惠帝说：“陛下您自认为德行比高祖皇帝如何？”惠帝说：“朕怎敢与先帝相比呢？”曹参又问：“那么陛下观察臣与萧何谁更贤能？”惠帝说：“似乎你也不如萧何。”曹参说：“陛下所说极是。高祖与萧丞相安定天下，制定了完善的法令。现在陛下无为而治，臣等安守职分，遵照执行他们的法规就是了，这不也是很好吗？”曹参就这样做了三年丞相，无为而天下大治。老百姓都歌颂说：“萧何为法，整齐划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人民安宁。”这个著名的历史故事被后人称作“萧规曹随”。

继汉惠帝之后的文帝、景帝也实行无为而治。据《史记》记载，汉文帝的皇后窦氏好黄老之学，所以文帝和太子都读黄帝、老子之书，以黄老思想治国。汉文帝提倡节俭。有一次他想建造一座“露台”，预先计算需花费百金。这相当于10户中等人家的家产，花费太大，于是决定不造了。文帝穿着次等丝料做的衣服，宫中爱姬的衣服不能长得拖地，屋里的帷帐不许绣花。为他建造的陵墓只许用瓦器，不用金银铜锡为饰。他对内提倡节俭，减免赋税，对外与匈奴和亲而不用兵扰民，刑法宽松，专务以德化民，中以海内殷富，礼仪大兴。汉景帝继承清静无为政策。几十年间，生产发展。国库里粮食太多，只好露天堆放。铜钱多得用不完，穿钱的绳子都腐烂了。文帝、景帝以黄老之术治国，使国家富足，人民安定，史书称之为“文景之治”。

汉景帝时，有些人企图以儒家思想代替黄老之学。景帝之母窦太后好读《老子》，有一次问儒生辕固：“老子书如何？”辕固答称：“不过是些做仆人奴婢的道理。”太后大怒，命令他与野猪搏斗。幸亏汉景帝偷偷给了辕固一把宝刀，他才未被野猪咬死。景帝死后，16岁的汉武帝继位，政权仍由太皇太后窦氏掌管。丞相田分等人好儒学，企图建立上下尊卑分明的等级制度，加强中央集权，让诸侯王都离开京城回到他们自己的封地去。于是这些人纷纷去太后那里说田分等人的坏话。这时御史大夫赵绾因为窦太后好黄老，就上书武帝，建议今后皇帝有事不要请示老太后。窦太后闻之大怒，结果赵绾被迫自杀，工戈草头右框七分等人被罢官。又过了6年，窦大后去世，汉武帝新亲政后，才重新起用儒生。后来又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以儒学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在汉初盛行近70年的黄老之学，从此失去了作为官方政治学说的地位

因为汉代初期民生凋敝，经济落后，而且不单是文景二帝，刘邦也是如此，不休息国家根本受不了，也正因为休养生息才有汉武帝那麽拉风的表现，总之，就因为当时的休养生息，才有汉武帝的雄才大略

黄老之学在汉唐宋盛行一时，后因不适用于时代的发展，在历史上逐渐消退的。黄老之术是在道家之基础上所衍生的。

黄老之学讲求的是清净无为，那么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家的发展，清净无为无疑是在阻碍国家的发展，阻碍国家的强盛，那么不适应时代的产物当然会被淘汰。而道家讲求的是长生不老，这其实是人的私心所致，是君王想要自己长生，导致道家的出现和发展。

黄老之学在当时对于皇权有制约，需要进行皇权扩张的帝王，无法忍受“宁静自然”的限制。所以在之后黄老之学慢慢被人遗忘。黄老之学是道家的一个分支。

　　中国战国时的哲学、政治思想流派。尊传说中的黄帝和老子为创始人，故名。黄老之术始于战国盛于西汉，假托黄帝和老子的思想，实为道家和法家思想结合，并兼采阴阳、儒、 墨等诸家观点而成。 在社会政治领域，黄老之术强调“道生法”，主张“是非有，以法断之，虚静谨听，以法为符”。认为君主应“无为而治”，“省苛事，薄赋敛，毋夺民时”“公正无私”，“恭俭朴素”，“贵柔守雌”，通过“无为”而达到“有为”。上述主张在汉初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由是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盛世。东汉时，黄老之术与谶纬之说相结合，演变为自然长生之道，对道教的形成产生了不少的影响。
　　黄老之术与汉初社会
　　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在相继消灭了专制集权的秦王朝和企图返回到战国诸侯并立时代的项羽势力之后，究竟采取何种思想进行统治以稳妥地解决一系列现实问题，就成为摆在刘邦及其统治集团面前的重大问题。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秦王朝推行法家路线，大搞严刑酷法，推行思想专制，最终导致二世而亡。从亡秦的废墟中冲杀出来的刘邦集团对这一深刻教训有着切身的感受，这就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按照法家的政治思想来治国理政。而刘邦集团大多来自社会下层，“方其鼓刀屠狗卖缯之时，岂自知附骥之尾，垂名汉廷，德留子孙哉”（《史记·樊郦滕灌列传》），因而对儒家治国的高深理论也不可能产生浓厚的兴趣。刘邦本人尽管没有完全排斥儒学，但儒生的信而好古、脱离现实、高自标置也令其厌恶。这时，惟有主张清静无为、以柔制刚、以静制动、以退为进、以守为攻、刑德相辅的黄老之术比较切合刘邦集团的需要，能够为汉初统治者提供最合理、最有效的统治手段和制定政策的理论依据。
　　黄老之术最初是作为战国诸子中的一个学派而存在的。到了汉初，由于它切合汉初政治的需要而被统治者当作治国理政之术加以鼓吹和推行。历史使刘邦成为运用黄老之术以治国的第一人。据史载，刘邦入关之初，即宣布约法省禁，“悉除去秦法”（《史记·高祖本纪》）。汉政权建立后，刘邦成功地运用黄老之术，在全国推行郡国并行制，又以柔制刚，以守为攻，次第消灭了有严重分裂倾向的异姓王势力，并分封子弟，以扩大和巩固西汉政权的统治基础。他又利用和亲政策，减轻了匈奴对汉朝边防的压力；在经济上则推行“什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的轻徭薄赋政策，使汉初经济得以复苏与发展。刘邦推行的黄老之术为其继任者所发扬光大，从实际效果看也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成效。
　　首先，由于汉初统治者在政治上推崇黄老之术，因而对秦以来的严刑酷法进行了清理，形成了一个稳定、和谐、可持续发展的政治局面。
　　汉初几代统治者常常以秦亡为戒，认识到要取得一个相对稳定和持续发展的政治局面，就必须努力缓和阶级矛盾，与民休息，实行无为而治。于是，来自于黄老思想的君道无为、刑德相辅、节欲崇俭、爱民养民的观念就很快转化成一系列切实可行的统治政策。刘邦去世后，孝惠、高后相继当政。《汉书》说：“孝惠高后之时，海内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无为，故惠帝拱己，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闼，而天下晏然，刑罚罕用，民务稼穑，衣食滋殖。”文景二帝继统之后，也继续将黄老之术作为治国方针。文帝以一藩王继承大统，其时羽翼未丰，所以他特别注意信任和依靠前朝重臣，故刘邦时代的功臣周勃、陈平、灌婴、中屠嘉等人相继被任命为相。这样既融洽了新旧君臣之间的关系，又保证了高层统治集团的团结一致。文帝还多次下昭“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使一大批年轻有为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进入统治集团，扩大了汉政权的统治基础。班固曾高度评价说：“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劝趣农桑，减省租赋。而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吏安其官，民乐其业，蓄积岁增，户口寝息。”（《汉书·刑法志》）景帝长期生活在黄老之术氛围中，其母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在文景二帝统治时期，朝野内外，对黄老之术从之者甚众，著名者除胶西盖公、曹参之外，尚有陈平、陆贾、黄生、田叔等人。在处理与诸侯王关系问题上，黄老之术的以柔克刚、以静制动观念也成为一种非常有效的润滑剂。汉初诸侯王的势力十分强大，其中尤以吴、楚、齐为最，其领地几近“天下之半”。汉初全国人口大约有一千三百万，而属于诸侯王国的就有八百五十多万。这种政治格局，不仅使政府大量的纳税人口被剥夺，国家财政被严重侵蚀，而其存在及明显的独立倾向也使中央集权时刻面临着被分裂的威胁。但文景二帝不是急于削藩，而是对诸侯王采取了长期的优容政策，如吴王刘濞失藩臣之礼，称病不朝，文帝反赐其几杖，允许其不预朝会。如果我们注意到汉初中央政权以静制动、以守为攻的策略，注意到吴楚七国之乱不过三个月即被镇压的历史事实，就不难理解黄老之术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了。
　　在对待匈奴入侵的问题上，汉初由于人力、物力的严重不足，汉高祖曾接受娄敬建议，以和亲通关市的方式换取边境的安宁。文帝时，匈奴势力更为强大，“灭夷月氏，尽斩杀降下定之。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已为匈奴。”文帝十四年，匈奴长驱南下，“入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掳人民畜产甚多，遂至彭阳，使骑兵入烧回中宫，侯骑至雍甘泉。”（《汉书·匈奴传》）如何阻止匈奴南侵以保证人民的生产生活安宁？汉文帝在继续推行和亲政策的同时，又接受晁错募民实边、入粟塞下、屯田积谷、耕作结合的建议，积极组织起大批垦戍部队，从而既方便了汉王朝集中力量做好内部工作，又减轻了内地人民的兵役、徭役负担，更重要的是使汉王朝有充足的时间去发展经济、积蓄力量，为以后大规模的反击匈奴铺平道路。黄老之术中的“因变”思想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其次，由于汉初统治者推崇黄老之术，实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政策，有力地促进了汉初社会经济的繁荣。
　　汉初统治者鉴于秦亡的教训及汉初社会经济的残败，将黄老之术中的无为而治、节欲崇俭、与民休息的观念转化成一系列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黄老之术反对穷奢极欲，提倡“卑宫室而高道德，恶衣服而勤仁义”，因而，汉初推崇黄老的几位皇帝都十分俭朴。最具代表性的是汉文帝，他“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身衣弋绨，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文帝在营建自己的陵墓时，还明确告诉后人不许起坟，不得以金银作装饰，陪葬品都用瓦器。汉初诸帝为了达到与民休息、无为而治的目的，对农业更是十分重视。刘邦在统一战争刚一结束时就宣布复员军队，释放奴婢，要求因战争而流亡的人口返乡归农，复故爵田宅。文景二帝多次在诏书中强调：“农，天下之大本，务莫大焉。”他认为，“道民之路，在于务本。”他们还制定了许多具体的措施，如把务劝农桑、人口增加、土地开垦与否作为地方官吏考核的标准；设立“力田”官以劝农；将十五税一改为三十税一，以减轻农民负担；实行贵粟政策以提高农产品价格；又允许百姓入粟拜爵、入粟赎罪；将一年服一个月的徭役改为三年服一月，在“募民徙塞下”、实行屯戍制度后，甚至一度取消了戍卒令。这些政策的实施，使汉初社会经济迅速得到复苏与发展。司马迁在《史记·律书》中毫不掩饰地称赞说：“故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粟至十余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可谓和乐者乎。”而到汉武帝即位之时，“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汉书·食货志》）在传统的农业结构未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汉初社会经济取得如此成就，除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外，我们不能不考虑到黄老之术及其指导下所实行的各项政策的杠杆作用。
　　综上所述，黄老思想由学术而政治，对稳定汉初社会秩序及汉初经济的发展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我们也应当注意到，任何一种思想和理论都会受到时代的局限。以往人们较多地注意到黄老思想在汉初的积极作用，对其他方面的消极影响则关注较少。而这些影响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黄老之术讲清静无为、贵柔守雌、不为物累等，导致封建等级权威制被削弱。等级制是封建伦理制度的核心内容，是维护封建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之一。但汉初推崇黄老之术，在“君弱臣强”的形势下，使诸侯王的势力急剧膨胀，对汉政权构成极大威胁。此后相继发生的济北王刘兴居叛乱、淮南王刘长的起兵和景帝即位不久发生的吴楚七国之乱，即证实了这一点。二是由于无为而治导致经济上的自由放任政策，造就了一大批暴发户，许多不法商人与诸侯王或地方官吏相勾结，或经营盐铁，或冶铜铸钱，大量侵吞国家资产，垄断了国家经济命脉。在生活上他们竞相奢侈，严重败坏社会风气，“今虽刑鬻妾下贱，衣服得过诸侯，拟天子，是使天下人公得冒主而夫人务侈也”。腐朽的社会风习还导致社会治安状况日益恶化。三是引起时人对当时政治、文化及习俗的激烈批判。在黄老因循自然、无为而治的原则下，汉初百姓生活得以安宁，生产得以发展，但侵蚀社会、危及西汉政权的异己力量也因此而恶性膨胀起来，从而引起许多敏锐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如贾谊、贾山等的高度重视，对当时的政治现实多所批评与匡建。他们的批评预示了汉代历史上统治思想的又一次大的转折即将到来。

黄老之术
中国战国时的哲学、政治思想流派。尊传说中的黄帝和老子为创始人，故名。黄老之术始于战国盛于西汉，假托黄帝和老子的思想，实为道家和法家思想结合，并兼采阴阳、儒、 墨等诸家观点而成。 在社会政治领域，黄老之术强调“道生法”，主张“是非有，以法断之，虚静谨听，以法为符”。认为君主应“无为而治”，“省苛事，薄赋敛，毋夺民时”“公正无私”，“恭俭朴素”，“贵柔守雌”，通过“无为”而达到“有为”。上述主张在汉初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由是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盛世。东汉时，黄老之术与谶纬之说相结合，演变为自然长生之道，对道教的形成产生了不少的影响。
黄老之术与汉初社会
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在相继消灭了专制集权的秦王朝和企图返回到战国诸侯并立时代的项羽势力之后，究竟采取何种思想进行统治以稳妥地解决一系列现实问题，就成为摆在刘邦及其统治集团面前的重大问题。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秦王朝推行法家路线，大搞严刑酷法，推行思想专制，最终导致二世而亡。从亡秦的废墟中冲杀出来的刘邦集团对这一深刻教训有着切身的感受，这就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按照法家的政治思想来治国理政。而刘邦集团大多来自社会下层，“方其鼓刀屠狗卖缯之时，岂自知附骥之尾，垂名汉廷，德留子孙哉”（《史记·樊郦滕灌列传》），因而对儒家治国的高深理论也不可能产生浓厚的兴趣。刘邦本人尽管没有完全排斥儒学，但儒生的信而好古、脱离现实、高自标置也令其厌恶。这时，惟有主张清静无为、以柔制刚、以静制动、以退为进、以守为攻、刑德相辅的黄老之术比较切合刘邦集团的需要，能够为汉初统治者提供最合理、最有效的统治手段和制定政策的理论依据。
黄老之术最初是作为战国诸子中的一个学派而存在的。到了汉初，由于它切合汉初政治的需要而被统治者当作治国理政之术加以鼓吹和推行。历史使刘邦成为运用黄老之术以治国的第一人。据史载，刘邦入关之初，即宣布约法省禁，“悉除去秦法”（《史记·高祖本纪》）。汉政权建立后，刘邦成功地运用黄老之术，在全国推行郡国并行制，又以柔制刚，以守为攻，次第消灭了有严重分裂倾向的异姓王势力，并分封子弟，以扩大和巩固西汉政权的统治基础。他又利用和亲政策，减轻了匈奴对汉朝边防的压力；在经济上则推行“什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的轻徭薄赋政策，使汉初经济得以复苏与发展。刘邦推行的黄老之术为其继任者所发扬光大，从实际效果看也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成效。
首先，由于汉初统治者在政治上推崇黄老之术，因而对秦以来的严刑酷法进行了清理，形成了一个稳定、和谐、可持续发展的政治局面。
汉初几代统治者常常以秦亡为戒，认识到要取得一个相对稳定和持续发展的政治局面，就必须努力缓和阶级矛盾，与民休息，实行无为而治。于是，来自于黄老思想的君道无为、刑德相辅、节欲崇俭、爱民养民的观念就很快转化成一系列切实可行的统治政策。刘邦去世后，孝惠、高后相继当政。《汉书》说：“孝惠高后之时，海内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无为，故惠帝拱己，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闼，而天下晏然，刑罚罕用，民务稼穑，衣食滋殖。”文景二帝继统之后，也继续将黄老之术作为治国方针。文帝以一藩王继承大统，其时羽翼未丰，所以他特别注意信任和依靠前朝重臣，故刘邦时代的功臣周勃、陈平、灌婴、中屠嘉等人相继被任命为相。这样既融洽了新旧君臣之间的关系，又保证了高层统治集团的团结一致。文帝还多次下昭“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使一大批年轻有为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进入统治集团，扩大了汉政权的统治基础。班固曾高度评价说：“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劝趣农桑，减省租赋。而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吏安其官，民乐其业，蓄积岁增，户口寝息。”（《汉书·刑法志》）景帝长期生活在黄老之术氛围中，其母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在文景二帝统治时期，朝野内外，对黄老之术从之者甚众，著名者除胶西盖公、曹参之外，尚有陈平、陆贾、黄生、田叔等人。在处理与诸侯王关系问题上，黄老之术的以柔克刚、以静制动观念也成为一种非常有效的润滑剂。汉初诸侯王的势力十分强大，其中尤以吴、楚、齐为最，其领地几近“天下之半”。汉初全国人口大约有一千三百万，而属于诸侯王国的就有八百五十多万。这种政治格局，不仅使政府大量的纳税人口被剥夺，国家财政被严重侵蚀，而其存在及明显的独立倾向也使中央集权时刻面临着被分裂的威胁。但文景二帝不是急于削藩，而是对诸侯王采取了长期的优容政策，如吴王刘濞失藩臣之礼，称病不朝，文帝反赐其几杖，允许其不预朝会。如果我们注意到汉初中央政权以静制动、以守为攻的策略，注意到吴楚七国之乱不过三个月即被镇压的历史事实，就不难理解黄老之术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了。
在对待匈奴入侵的问题上，汉初由于人力、物力的严重不足，汉高祖曾接受娄敬建议，以和亲通关市的方式换取边境的安宁。文帝时，匈奴势力更为强大，“灭夷月氏，尽斩杀降下定之。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已为匈奴。”文帝十四年，匈奴长驱南下，“入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掳人民畜产甚多，遂至彭阳，使骑兵入烧回中宫，侯骑至雍甘泉。”（《汉书·匈奴传》）如何阻止匈奴南侵以保证人民的生产生活安宁？汉文帝在继续推行和亲政策的同时，又接受晁错募民实边、入粟塞下、屯田积谷、耕作结合的建议，积极组织起大批垦戍部队，从而既方便了汉王朝集中力量做好内部工作，又减轻了内地人民的兵役、徭役负担，更重要的是使汉王朝有充足的时间去发展经济、积蓄力量，为以后大规模的反击匈奴铺平道路。黄老之术中的“因变”思想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其次，由于汉初统治者推崇黄老之术，实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政策，有力地促进了汉初社会经济的繁荣。
汉初统治者鉴于秦亡的教训及汉初社会经济的残败，将黄老之术中的无为而治、节欲崇俭、与民休息的观念转化成一系列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黄老之术反对穷奢极欲，提倡“卑宫室而高道德，恶衣服而勤仁义”，因而，汉初推崇黄老的几位皇帝都十分俭朴。最具代表性的是汉文帝，他“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身衣弋绨，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文帝在营建自己的陵墓时，还明确告诉后人不许起坟，不得以金银作装饰，陪葬品都用瓦器。汉初诸帝为了达到与民休息、无为而治的目的，对农业更是十分重视。刘邦在统一战争刚一结束时就宣布复员军队，释放奴婢，要求因战争而流亡的人口返乡归农，复故爵田宅。文景二帝多次在诏书中强调：“农，天下之大本，务莫大焉。”他认为，“道民之路，在于务本。”他们还制定了许多具体的措施，如把务劝农桑、人口增加、土地开垦与否作为地方官吏考核的标准；设立“力田”官以劝农；将十五税一改为三十税一，以减轻农民负担；实行贵粟政策以提高农产品价格；又允许百姓入粟拜爵、入粟赎罪；将一年服一个月的徭役改为三年服一月，在“募民徙塞下”、实行屯戍制度后，甚至一度取消了戍卒令。这些政策的实施，使汉初社会经济迅速得到复苏与发展。司马迁在《史记·律书》中毫不掩饰地称赞说：“故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粟至十余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可谓和乐者乎。”而到汉武帝即位之时，“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汉书·食货志》）在传统的农业结构未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汉初社会经济取得如此成就，除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外，我们不能不考虑到黄老之术及其指导下所实行的各项政策的杠杆作用。
综上所述，黄老思想由学术而政治，对稳定汉初社会秩序及汉初经济的发展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我们也应当注意到，任何一种思想和理论都会受到时代的局限。以往人们较多地注意到黄老思想在汉初的积极作用，对其他方面的消极影响则关注较少。而这些影响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黄老之术讲清静无为、贵柔守雌、不为物累等，导致封建等级权威制被削弱。等级制是封建伦理制度的核心内容，是维护封建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之一。但汉初推崇黄老之术，在“君弱臣强”的形势下，使诸侯王的势力急剧膨胀，对汉政权构成极大威胁。此后相继发生的济北王刘兴居叛乱、淮南王刘长的起兵和景帝即位不久发生的吴楚七国之乱，即证实了这一点。二是由于无为而治导致经济上的自由放任政策，造就了一大批暴发户，许多不法商人与诸侯王或地方官吏相勾结，或经营盐铁，或冶铜铸钱，大量侵吞国家资产，垄断了国家经济命脉。在生活上他们竞相奢侈，严重败坏社会风气，“今虽刑鬻妾下贱，衣服得过诸侯，拟天子，是使天下人公得冒主而夫人务侈也”。腐朽的社会风习还导致社会治安状况日益恶化。三是引起时人对当时政治、文化及习俗的激烈批判。在黄老因循自然、无为而治的原则下，汉初百姓生活得以安宁，生产得以发展，但侵蚀社会、危及西汉政权的异己力量也因此而恶性膨胀起来，从而引起许多敏锐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如贾谊、贾山等的高度重视，对当时的政治现实多所批评与匡建。他们的批评预示了汉代历史上统治思想的又一次大的转折即将到来。

黄帝 黄老之术
中国战国时的哲学、政治思想流派。尊传说中的黄帝和老子为创始人，故名。黄老之术始于战国盛于西汉，假托黄帝和老子的思想，实为道家和法家思想结合，并兼采阴阳、儒、 墨等诸家观点而成。 在社会政治领域，黄老之术强调“道生法”，主张“是非有，以法断之，虚静谨听，以法为符”。认为君主应“无为而治”，“省苛事，薄赋敛，毋夺民时”“公正无私”，“恭俭朴素”，“贵柔守雌”，通过“无为”而达到“有为”。上述主张在汉初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由是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盛世。东汉时，黄老之术与谶纬之说相结合，演变为自然长生之道，对道教的形成产生了不少的影响。
黄老之术与汉初社会
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在相继消灭了专制集权的秦王朝和企图返回到战国诸侯并立时代的项羽势力之后，究竟采取何种思想进行统治以稳妥地解决一系列现实问题，就成为摆在刘邦及其统治集团面前的重大问题。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秦王朝推行法家路线，大搞严刑酷法，推行思想专制，最终导致二世而亡。从亡秦的废墟中冲杀出来的刘邦集团对这一深刻教训有着切身的感受，这就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按照法家的政治思想来治国理政。而刘邦集团大多来自社会下层，“方其鼓刀屠狗卖缯之时，岂自知附骥之尾，垂名汉廷，德留子孙哉”（《史记·樊郦滕灌列传》），因而对儒家治国的高深理论也不可能产生浓厚的兴趣。刘邦本人尽管没有完全排斥儒学，但儒生的信而好古、脱离现实、高自标置也令其厌恶。这时，惟有主张清静无为、以柔制刚、以静制动、以退为进、以守为攻、刑德相辅的黄老之术比较切合刘邦集团的需要，能够为汉初统治者提供最合理、最有效的统治手段和制定政策的理论依据。
黄老之术最初是作为战国诸子中的一个学派而存在的。到了汉初，由于它切合汉初政治的需要而被统治者当作治国理政之术加以鼓吹和推行。历史使刘邦成为运用黄老之术以治国的第一人。据史载，刘邦入关之初，即宣布约法省禁，“悉除去秦法”（《史记·高祖本纪》）。汉政权建立后，刘邦成功地运用黄老之术，在全国推行郡国并行制，又以柔制刚，以守为攻，次第消灭了有严重分裂倾向的异姓王势力，并分封子弟，以扩大和巩固西汉政权的统治基础。他又利用和亲政策，减轻了匈奴对汉朝边防的压力；在经济上则推行“什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的轻徭薄赋政策，使汉初经济得以复苏与发展。刘邦推行的黄老之术为其继任者所发扬光大，从实际效果看也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成效。
首先，由于汉初统治者在政治上推崇黄老之术，因而对秦以来的严刑酷法进行了清理，形成了一个稳定、和谐、可持续发展的政治局面。
汉初几代统治者常常以秦亡为戒，认识到要取得一个相对稳定和持续发展的政治局面，就必须努力缓和阶级矛盾，与民休息，实行无为而治。于是，来自于黄老思想的君道无为、刑德相辅、节欲崇俭、爱民养民的观念就很快转化成一系列切实可行的统治政策。刘邦去世后，孝惠、高后相继当政。《汉书》说：“孝惠高后之时，海内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无为，故惠帝拱己，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闼，而天下晏然，刑罚罕用，民务稼穑，衣食滋殖。”文景二帝继统之后，也继续将黄老之术作为治国方针。文帝以一藩王继承大统，其时羽翼未丰，所以他特别注意信任和依靠前朝重臣，故刘邦时代的功臣周勃、陈平、灌婴、中屠嘉等人相继被任命为相。这样既融洽了新旧君臣之间的关系，又保证了高层统治集团的团结一致。文帝还多次下昭“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使一大批年轻有为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进入统治集团，扩大了汉政权的统治基础。班固曾高度评价说：“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劝趣农桑，减省租赋。而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吏安其官，民乐其业，蓄积岁增，户口寝息。”（《汉书·刑法志》）景帝长期生活在黄老之术氛围中，其母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在文景二帝统治时期，朝野内外，对黄老之术从之者甚众，著名者除胶西盖公、曹参之外，尚有陈平、陆贾、黄生、田叔等人。在处理与诸侯王关系问题上，黄老之术的以柔克刚、以静制动观念也成为一种非常有效的润滑剂。汉初诸侯王的势力十分强大，其中尤以吴、楚、齐为最，其领地几近“天下之半”。汉初全国人口大约有一千三百万，而属于诸侯王国的就有八百五十多万。这种政治格局，不仅使政府大量的纳税人口被剥夺，国家财政被严重侵蚀，而其存在及明显的独立倾向也使中央集权时刻面临着被分裂的威胁。但文景二帝不是急于削藩，而是对诸侯王采取了长期的优容政策，如吴王刘濞失藩臣之礼，称病不朝，文帝反赐其几杖，允许其不预朝会。如果我们注意到汉初中央政权以静制动、以守为攻的策略，注意到吴楚七国之乱不过三个月即被镇压的历史事实，就不难理解黄老之术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了。
在对待匈奴入侵的问题上，汉初由于人力、物力的严重不足，汉高祖曾接受娄敬建议，以和亲通关市的方式换取边境的安宁。文帝时，匈奴势力更为强大，“灭夷月氏，尽斩杀降下定之。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已为匈奴。”文帝十四年，匈奴长驱南下，“入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掳人民畜产甚多，遂至彭阳，使骑兵入烧回中宫，侯骑至雍甘泉。”（《汉书·匈奴传》）如何阻止匈奴南侵以保证人民的生产生活安宁？汉文帝在继续推行和亲政策的同时，又接受晁错募民实边、入粟塞下、屯田积谷、耕作结合的建议，积极组织起大批垦戍部队，从而既方便了汉王朝集中力量做好内部工作，又减轻了内地人民的兵役、徭役负担，更重要的是使汉王朝有充足的时间去发展经济、积蓄力量，为以后大规模的反击匈奴铺平道路。黄老之术中的“因变”思想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其次，由于汉初统治者推崇黄老之术，实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政策，有力地促进了汉初社会经济的繁荣。
汉初统治者鉴于秦亡的教训及汉初社会经济的残败，将黄老之术中的无为而治、节欲崇俭、与民休息的观念转化成一系列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黄老之术反对穷奢极欲，提倡“卑宫室而高道德，恶衣服而勤仁义”，因而，汉初推崇黄老的几位皇帝都十分俭朴。最具代表性的是汉文帝，他“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身衣弋绨，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文帝在营建自己的陵墓时，还明确告诉后人不许起坟，不得以金银作装饰，陪葬品都用瓦器。汉初诸帝为了达到与民休息、无为而治的目的，对农业更是十分重视。刘邦在统一战争刚一结束时就宣布复员军队，释放奴婢，要求因战争而流亡的人口返乡归农，复故爵田宅。文景二帝多次在诏书中强调：“农，天下之大本，务莫大焉。”他认为，“道民之路，在于务本。”他们还制定了许多具体的措施，如把务劝农桑、人口增加、土地开垦与否作为地方官吏考核的标准；设立“力田”官以劝农；将十五税一改为三十税一，以减轻农民负担；实行贵粟政策以提高农产品价格；又允许百姓入粟拜爵、入粟赎罪；将一年服一个月的徭役改为三年服一月，在“募民徙塞下”、实行屯戍制度后，甚至一度取消了戍卒令。这些政策的实施，使汉初社会经济迅速得到复苏与发展。司马迁在《史记·律书》中毫不掩饰地称赞说：“故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粟至十余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可谓和乐者乎。”而到汉武帝即位之时，“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汉书·食货志》）在传统的农业结构未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汉初社会经济取得如此成就，除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外，我们不能不考虑到黄老之术及其指导下所实行的各项政策的杠杆作用。
综上所述，黄老思想由学术而政治，对稳定汉初社会秩序及汉初经济的发展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我们也应当注意到，任何一种思想和理论都会受到时代的局限。以往人们较多地注意到黄老思想在汉初的积极作用，对其他方面的消极影响则关注较少。而这些影响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黄老之术讲清静无为、贵柔守雌、不为物累等，导致封建等级权威制被削弱。等级制是封建伦理制度的核心内容，是维护封建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之一。但汉初推崇黄老之术，在“君弱臣强”的形势下，使诸侯王的势力急剧膨胀，对汉政权构成极大威胁。此后相继发生的济北王刘兴居叛乱、淮南王刘长的起兵和景帝即位不久发生的吴楚七国之乱，即证实了这一点。二是由于无为而治导致经济上的自由放任政策，造就了一大批暴发户，许多不法商人与诸侯王或地方官吏相勾结，或经营盐铁，或冶铜铸钱，大量侵吞国家资产，垄断了国家经济命脉。在生活上他们竞相奢侈，严重败坏社会风气，“今虽刑鬻妾下贱，衣服得过诸侯，拟天子，是使天下人公得冒主而夫人务侈也”。腐朽的社会风习还导致社会治安状况日益恶化。三是引起时人对当时政治、文化及习俗的激烈批判。在黄老因循自然、无为而治的原则下，汉初百姓生活得以安宁，生产得以发展，但侵蚀社会、危及西汉政权的异己力量也因此而恶性膨胀起来，从而引起许多敏锐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如贾谊、贾山等的高度重视，对当时的政治现实多所批评与匡建。他们的批评预示了汉代历史上统治思想的又一次大的转折即将到来。

【转自百科】

黄老之术
中国战国时的哲学、政治思想流派。尊传说中的黄帝和老子为创始人，故名。黄老之术始于战国盛于西汉，假托黄帝和老子的思想，实为道家和法家思想结合，并兼采阴阳、儒、 墨等诸家观点而成。 在社会政治领域，黄老之术强调“道生法”，主张“是非有，以法断之，虚静谨听，以法为符”。认为君主应“无为而治”，“省苛事，薄赋敛，毋夺民时”“公正无私”，“恭俭朴素”，“贵柔守雌”，通过“无为”而达到“有为”。上述主张在汉初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由是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盛世。东汉时，黄老之术与谶纬之说相结合，演变为自然长生之道，对道教的形成产生了不少的影响。
黄老之术与汉初社会
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在相继消灭了专制集权的秦王朝和企图返回到战国诸侯并立时代的项羽势力之后，究竟采取何种思想进行统治以稳妥地解决一系列现实问题，就成为摆在刘邦及其统治集团面前的重大问题。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秦王朝推行法家路线，大搞严刑酷法，推行思想专制，最终导致二世而亡。从亡秦的废墟中冲杀出来的刘邦集团对这一深刻教训有着切身的感受，这就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按照法家的政治思想来治国理政。而刘邦集团大多来自社会下层，“方其鼓刀屠狗卖缯之时，岂自知附骥之尾，垂名汉廷，德留子孙哉”（《史记·樊郦滕灌列传》），因而对儒家治国的高深理论也不可能产生浓厚的兴趣。刘邦本人尽管没有完全排斥儒学，但儒生的信而好古、脱离现实、高自标置也令其厌恶。这时，惟有主张清静无为、以柔制刚、以静制动、以退为进、以守为攻、刑德相辅的黄老之术比较切合刘邦集团的需要，能够为汉初统治者提供最合理、最有效的统治手段和制定政策的理论依据。
黄老之术最初是作为战国诸子中的一个学派而存在的。到了汉初，由于它切合汉初政治的需要而被统治者当作治国理政之术加以鼓吹和推行。历史使刘邦成为运用黄老之术以治国的第一人。据史载，刘邦入关之初，即宣布约法省禁，“悉除去秦法”（《史记·高祖本纪》）。汉政权建立后，刘邦成功地运用黄老之术，在全国推行郡国并行制，又以柔制刚，以守为攻，次第消灭了有严重分裂倾向的异姓王势力，并分封子弟，以扩大和巩固西汉政权的统治基础。他又利用和亲政策，减轻了匈奴对汉朝边防的压力；在经济上则推行“什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的轻徭薄赋政策，使汉初经济得以复苏与发展。刘邦推行的黄老之术为其继任者所发扬光大，从实际效果看也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成效。
首先，由于汉初统治者在政治上推崇黄老之术，因而对秦以来的严刑酷法进行了清理，形成了一个稳定、和谐、可持续发展的政治局面。
汉初几代统治者常常以秦亡为戒，认识到要取得一个相对稳定和持续发展的政治局面，就必须努力缓和阶级矛盾，与民休息，实行无为而治。于是，来自于黄老思想的君道无为、刑德相辅、节欲崇俭、爱民养民的观念就很快转化成一系列切实可行的统治政策。刘邦去世后，孝惠、高后相继当政。《汉书》说：“孝惠高后之时，海内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无为，故惠帝拱己，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闼，而天下晏然，刑罚罕用，民务稼穑，衣食滋殖。”文景二帝继统之后，也继续将黄老之术作为治国方针。文帝以一藩王继承大统，其时羽翼未丰，所以他特别注意信任和依靠前朝重臣，故刘邦时代的功臣周勃、陈平、灌婴、中屠嘉等人相继被任命为相。这样既融洽了新旧君臣之间的关系，又保证了高层统治集团的团结一致。文帝还多次下昭“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使一大批年轻有为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进入统治集团，扩大了汉政权的统治基础。班固曾高度评价说：“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劝趣农桑，减省租赋。而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吏安其官，民乐其业，蓄积岁增，户口寝息。”（《汉书·刑法志》）景帝长期生活在黄老之术氛围中，其母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在文景二帝统治时期，朝野内外，对黄老之术从之者甚众，著名者除胶西盖公、曹参之外，尚有陈平、陆贾、黄生、田叔等人。在处理与诸侯王关系问题上，黄老之术的以柔克刚、以静制动观念也成为一种非常有效的润滑剂。汉初诸侯王的势力十分强大，其中尤以吴、楚、齐为最，其领地几近“天下之半”。汉初全国人口大约有一千三百万，而属于诸侯王国的就有八百五十多万。这种政治格局，不仅使政府大量的纳税人口被剥夺，国家财政被严重侵蚀，而其存在及明显的独立倾向也使中央集权时刻面临着被分裂的威胁。但文景二帝不是急于削藩，而是对诸侯王采取了长期的优容政策，如吴王刘濞失藩臣之礼，称病不朝，文帝反赐其几杖，允许其不预朝会。如果我们注意到汉初中央政权以静制动、以守为攻的策略，注意到吴楚七国之乱不过三个月即被镇压的历史事实，就不难理解黄老之术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了。
在对待匈奴入侵的问题上，汉初由于人力、物力的严重不足，汉高祖曾接受娄敬建议，以和亲通关市的方式换取边境的安宁。文帝时，匈奴势力更为强大，“灭夷月氏，尽斩杀降下定之。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已为匈奴。”文帝十四年，匈奴长驱南下，“入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掳人民畜产甚多，遂至彭阳，使骑兵入烧回中宫，侯骑至雍甘泉。”（《汉书·匈奴传》）如何阻止匈奴南侵以保证人民的生产生活安宁？汉文帝在继续推行和亲政策的同时，又接受晁错募民实边、入粟塞下、屯田积谷、耕作结合的建议，积极组织起大批垦戍部队，从而既方便了汉王朝集中力量做好内部工作，又减轻了内地人民的兵役、徭役负担，更重要的是使汉王朝有充足的时间去发展经济、积蓄力量，为以后大规模的反击匈奴铺平道路。黄老之术中的“因变”思想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其次，由于汉初统治者推崇黄老之术，实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政策，有力地促进了汉初社会经济的繁荣。
汉初统治者鉴于秦亡的教训及汉初社会经济的残败，将黄老之术中的无为而治、节欲崇俭、与民休息的观念转化成一系列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黄老之术反对穷奢极欲，提倡“卑宫室而高道德，恶衣服而勤仁义”，因而，汉初推崇黄老的几位皇帝都十分俭朴。最具代表性的是汉文帝，他“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身衣弋绨，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文帝在营建自己的陵墓时，还明确告诉后人不许起坟，不得以金银作装饰，陪葬品都用瓦器。汉初诸帝为了达到与民休息、无为而治的目的，对农业更是十分重视。刘邦在统一战争刚一结束时就宣布复员军队，释放奴婢，要求因战争而流亡的人口返乡归农，复故爵田宅。文景二帝多次在诏书中强调：“农，天下之大本，务莫大焉。”他认为，“道民之路，在于务本。”他们还制定了许多具体的措施，如把务劝农桑、人口增加、土地开垦与否作为地方官吏考核的标准；设立“力田”官以劝农；将十五税一改为三十税一，以减轻农民负担；实行贵粟政策以提高农产品价格；又允许百姓入粟拜爵、入粟赎罪；将一年服一个月的徭役改为三年服一月，在“募民徙塞下”、实行屯戍制度后，甚至一度取消了戍卒令。这些政策的实施，使汉初社会经济迅速得到复苏与发展。司马迁在《史记·律书》中毫不掩饰地称赞说：“故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粟至十余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可谓和乐者乎。”而到汉武帝即位之时，“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汉书·食货志》）在传统的农业结构未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汉初社会经济取得如此成就，除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外，我们不能不考虑到黄老之术及其指导下所实行的各项政策的杠杆作用。
综上所述，黄老思想由学术而政治，对稳定汉初社会秩序及汉初经济的发展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我们也应当注意到，任何一种思想和理论都会受到时代的局限。以往人们较多地注意到黄老思想在汉初的积极作用，对其他方面的消极影响则关注较少。而这些影响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黄老之术讲清静无为、贵柔守雌、不为物累等，导致封建等级权威制被削弱。等级制是封建伦理制度的核心内容，是维护封建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之一。但汉初推崇黄老之术，在“君弱臣强”的形势下，使诸侯王的势力急剧膨胀，对汉政权构成极大威胁。此后相继发生的济北王刘兴居叛乱、淮南王刘长的起兵和景帝即位不久发生的吴楚七国之乱，即证实了这一点。二是由于无为而治导致经济上的自由放任政策，造就了一大批暴发户，许多不法商人与诸侯王或地方官吏相勾结，或经营盐铁，或冶铜铸钱，大量侵吞国家资产，垄断了国家经济命脉。在生活上他们竞相奢侈，严重败坏社会风气，“今虽刑鬻妾下贱，衣服得过诸侯，拟天子，是使天下人公得冒主而夫人务侈也”。腐朽的社会风习还导致社会治安状况日益恶化。三是引起时人对当时政治、文化及习俗的激烈批判。在黄老因循自然、无为而治的原则下，汉初百姓生活得以安宁，生产得以发展，但侵蚀社会、危及西汉政权的异己力量也因此而恶性膨胀起来，从而引起许多敏锐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如贾谊、贾山等的高度重视，对当时的政治现实多所批评与匡建。他们的批评预示了汉代历史上统治思想的又一次大的转折即将到来。

中国战国时的哲学、政治思想流派。尊传说中的黄帝和老子为创始人，故名。黄老之术始于战国盛于西汉，假托黄帝和老子的思想，实为道家和法家思想结合，并兼采阴阳、儒、 墨等诸家观点而成。 在社会政治领域，黄老之术强调“道生法”，主张“是非有，以法断之，虚静谨听，以法为符”。认为君主应“无为而治”，“省苛事，薄赋敛，毋夺民时”“公正无私”，“恭俭朴素”，“贵柔守雌”，通过“无为”而达到“有为”。上述主张在汉初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由是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盛世。东汉时，黄老之术与谶纬之说相结合，演变为自然长生之道，对道教的形成产生了不少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