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物质文明：有宋一代，在物质文明方面出现了许多“革命”。
1、农业革命。一为宋代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据统计，宋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每亩平均2石（唐是1.5石），而在南方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两浙地区，亩产量高达6—7石。二为土地开发的范围扩大，土地利用率空前提高，宋人与山争田，与水争田，出现了梯田（开山为田）、圩田（把湖泊洼地开垦成田）、淤田（把沙滩地开垦成田）、架田（在水面上封土成田）等。
2、煤铁革命。宋代，我国生铁和煤的产量，在当时世界上都是最高的。一位美国学者在对北宋生铁的产量做了计量研究后指出，到1078年，生铁年产已达7.5－15万吨之数，这一产量为1640年英国工业革命时期产量的两倍半至五倍，如此高的年产量仅靠伐木烧炭作为燃料是难以为继的，中国人的智慧终于完成了用煤炼铁这一工艺史上的巨大跨步，从而在11世纪实现了英国迟至1540—1640年早期工业化时期才实现的“煤与铁的革命”。
3、城市革命。以宋代坊市制度的突破、城市商业经济的发展为契机，中国古代城市面貌焕然一新，从此以后，封建政治中心城市的经济机能不断增强，城市化的进程大大加速，而这正是西方学者所认为的中国“宋代城市革命”。
4、金融革命。宋代，由于工商业的高度繁荣，促使国家发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纸币的产生和推行，标志着中国的货币从金属铸币时期开始演进到信用货币时期。对此，有学者把宋代纸币的产生称为“金融革命”。
5、科技革命。宋代是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黄金时期，它在科技方面所取得的许多成就，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都是领先的。震惊世界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就有三项发明（火药、活字印刷和指南针）诞生于宋代。另一项发明造纸术虽然开始于汉代，但其普遍盛行和技术的大量提高则是在宋代。除此之外，宋代在许多方面也取得了成功，如火药的发明推动了火箭、突火枪、火炮、地雷、火毬等兵器的革命；北宋苏颂制造的水运仪象台，成为世界上第一台天文钟。
（二）精神文明：宋代是我国古代精神文明发展的巅峰时代，无论是在哲学、教育、文学、艺术、史学等方面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就哲学而言，宋代是继春秋战国之后最富成果的时期，其突出标志就是形成了以理学为代表的新儒学。
宋代教育异常发达，有“学校之设遍天下”、“讲学之风亦大盛”的文化奇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宋代教育已经出现了平民化的特点，教育下移，社会各个阶层都能接受教育。这一时期的中国已“变得以书籍为基调的文明了”。
词自唐末兴起，起源于市井歌谣。到了宋代，词由于文人的介入而走向雅化。宋词曲尽其妙，词尽其情，为元明清所不能企及。
宋代是中国古代史学的鼎盛期，用陈寅恪的话讲就是“中国史学莫盛于宋”。宋代史学的发达，除了表现为史学体裁的多种多样，以及史学巨著、史学大家层出不穷外，更表现为特别重视当代史的编修。
（三）制度文明：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制度建设比较成熟的一个朝代。
1、政治运作的文明化、理性化的色彩在增长。
如何处理皇帝与开国功臣之间的矛盾，这历来是中国封建政治中一个最为棘手的问题。诛杀功臣，这是一些开国皇帝惯用的手段，如刘邦、朱元璋。而出身一介武夫的赵匡胤，却以“杯酒释兵权”这种文明化和理性化的方式，解决了君臣之间的矛盾。这说明，在宋代的政治生活中，野蛮、愚昧的色彩在消退，政治运作的文明化、理性化的程度大大提高。而政治上的这种变化，必然会对政治的昌明、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带来积极的影响。
2、以文治国，厚待文人，保护进言。
宋代对文化的重视超过历史上所有的朝代。赵匡胤当了皇帝后，便采取了以文治国的大政方针。他制定了法律，规定不能在朝庭上鞭打、辱骂大臣。他立下的祖宗家训：“不杀士大夫”、“不以言罪人”，更是体现了宋代皇室的文化胸怀和政治远见。宋代这种有别于汉、唐、明、清的相对开明的政策，大大激发了有宋一代文人士大夫直言敢谏的人文正气，威胁和激励着皇帝从谏、弃恶，扬善。在宋代，中书省、尚书省等长官不仅可以对圣旨提出非议，而且只要认为皇帝决策失当，就可以拒不起草、拒不颁行皇帝的旨意，即使皇帝的诏命颁行之后，也能退回诏命，请皇帝重新考虑。这样的事情在君权时代并不多见。
3、官员权力资源的分化。
宋太祖分化了宰相手中的权力资源，用分化事权的办法削弱了相权：军政大权归枢密院掌握，而财政大权则由三司使掌握，宰相所掌仅限于民政了。宋初还设置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和三司副使，作为宰相、枢密使和三司使的“副贰”，与各部门长官发生制约作用，以削弱各部门长官的权力。
4、无宗室、外戚、宦官擅权专政。
自汉代以来，宗室、外戚、宦官常常成为乱国弑君的罪魁。而宋代在立国的300多年间，虽然内忧外患不断，但其内部始终是统一的，基本没有出现宗室、外戚、宦官之祸。所以北宋理学家程颐曾将“百年无内乱”列为宋代“有超越古今者五事”之首。
总括上述，可以看出，宋代以一种超乎寻常的成熟，在诸多领域达到了古代文明的最高峰。辉煌灿烂的宋代文明，不仅在当时的中国，就是在当时的世界上都占据领先地位。这也正是当代许多欧美史学家痴迷于宋代历史的生发动因。

　　宋朝的国策是“守内虚外，重文轻武”。围绕这一国策，宋太祖和宋太宗制定了一系列政策。
　　宋朝统治者为防止藩镇割据及大臣、外戚、女后、宗室、宦官等人的擅权，防止成为梁唐晋汉周后又一个短命的王朝，及防御辽、夏等国的侵扰，从政治到军事，从中央到地方，逐步采取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把政治、军事、财政大权最大限度地集中到朝廷，其核心和要害正如宋太宗所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 包括职官、军事、科举、法律等方面。
　　宋朝中枢机构为“二府制”，即设中书和枢密院两个机构“对持文武二柄，号为二府”。二府制的特点就是文武分权。
　　宋朝的“中书”，与唐朝的“中书门下”性质相同，是宰相办公的地方。中书之外，尚书、门下两省名号虽存，但已成外朝，不是宰相机构。
　　宋初，沿袭唐朝后期制度，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简称“同平章事”）为宰相，而以参知政事为副相。从尚书丞。郎到三师皆可加此等衔为宰相或副相。尚书令、侍中、中书令等三省长官，品高位重常“缺而不置”。　
　　元丰改制，以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行侍中事，为首相；以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行中书令事，为次相。名义上恢复三省，实际上趋于一省，次相以兼中书侍郎因请旨而更接近皇帝。副相，包括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和尚书左、右丞。徽宗时，一度将首相改为太宰，次相为少宰。 　
　　南宋初年，以尚书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并改为参知政事为副相，废尚书左、右丞官。从宰相官称来看，三省已并为一省。孝宗时，索性将尚书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改为左、右丞相，参知政事未变（左右丞相，唐玄宗时为尚书省长官，宋为中书的长官）。　
　　宋朝还有一些特殊宰相官称。蔡京权势最盛时曾任“太师总领三省事”，文彦博、吕公著曾以元老任“平章军国重事”和“同平章军国重事”。南宋韩侂胄当权时，曾任“平章军国事”。他不用军国“重”事称号，因为加上“重”字测权力受限制，只能过问重事；用“同”则权力不专 。蔡、韩的称号都是权臣耍弄权术的一种伎俩，并非宋朝常制。 　枢密院的由来，也不一般。唐朝有左、右内枢密使，向由宦官担任。唐朝后期的枢密院是在三省之外复有一省，内枢密使是在宰相之外复有宰相，是正常国家机构之外的多余机构，是君主专制制度下宦官擅权的产物。唐末朱温在夺取政权之前，把掌握朝廷实权的宦官杀掉，改用文士为枢密使；同时使枢密使由全面掌权改变为专管军事。宋朝继承了五代的制度，也设立了专管武事的枢密院这一机构和枢密使这一职官。二府制下枢密使的设置，分了宰相的权，形成文武分权；同时又侵夺了原来专管军事的兵部的权力，宋朝枢密院长官自称“本兵”。 　
　　枢密院长官的官称，宋初为枢密使和枢密副使，或称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签书（署）和同签书枢密院事。元丰改制，专用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等官称。改制时，曾讨论枢密院机构是否继续存在，有人建议把权力合并于兵部。神宗强调祖制，他说：“祖宗不以兵柄归有司，故专命官统之，互相维制，何可废也？”因而元丰改制时唯独把枢密院这一机构保留了下来。宋朝的枢密使、知枢密院事照例用文人充任，副职有时用武人，充分体现了重文轻武的政制特点。
　　宋朝军事制度的特点之一是兵权由几个机构分管，各部门权力分散，权力集中于皇帝。宋朝负责管理军事有关事务的有四个部门。枢密院负责军令、调动和高级军官的任免；“三衙”统率禁军；兵部负责后勤事务和管理地方的厢军；吏部负责武官铨选（武选唐朝归兵部管，宋朝元丰改制前由审官西院管，改制后权归吏部）。
　　宋朝实行募兵制，士兵的来源有多种。其中一种，就是每逢有饥荒，从饥民中招募士兵，补本城。宋朝政府对从饥民中招募士兵的办法很得意，说是“天下犷悍失职之徒，皆为良民之卫”，也就是说把社会上的可能反抗者变为镇压者，一举两得。宋朝还有个从后周时代遗留下来的传统，就是从地方厢军中选拔出强壮者充实到中央禁军。这种作法被称作“强干弱枝”，也是宋朝军事制度的一个特点。
　　另外，宋太祖赵匡胤“惩藩镇之弊，分遣禁旅戍守边城，立更戍法，使（士兵）往来道路，以习勤苦，均劳逸。故将不得专其兵，兵不至于骄堕”。 这种办法可收到“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效果，免去将官专权的威胁，但对作战十分不利。神宗即位知其弊，才废除了这种办法 。

宋代确立了重文轻武的施政方针。
重文抑武或重文轻武是宋朝建立后的国策，由于宋太祖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夺权建立了宋朝，且当时五代时期下属推翻上司夺权称帝的现象相当普遍，所以对武将非常不放心，采用杯酒释兵权的方式，用丰厚的待遇以解除他们对中央皇权的潜在威胁。
在提高文臣地位和权威，以对武将群体构成制衡机制方面，宋太祖也采取了诸多措施，概括而言主要有 ：
其一，在朝中重用文臣。
先后重用赵普、薛居正、沈义伦、吕余庆及卢多逊等人为宰执，禁止将帅干预朝政。如建国之初，就任命赵普为枢密副使，以牵制武人出身的枢密使吴廷祚。以后，赵普独任宰相，更深受信任，“事无大小，悉咨决焉”x。这就扭转了五代时枢密使欺压宰臣的局面；
其二，任用文官掌管地方。
宋太祖称帝后，不断从中央派出文臣到各地任职，陆续取代原来藩镇手下的爪牙。赵匡胤对此的看法是：“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
其三，注意保护文臣。
宋太祖在宫廷之中立碑，告诫后世继承者勿杀文臣士大夫xii。如宋太祖亲信干将王彦升骚扰因宰相王溥而被逐出京师；宠将史珪诬陷国子监丞、知德州梁梦升迫害武将郭贵。宋太祖不仅没有治梁氏之罪，反而加以提拔，并继续令其留任。此事恰与以往史氏诬告大将张琼致死的结局形成反差；
其四，尊崇儒学。
赵匡胤登基不久就下令扩修儒家先圣祠庙，亲自为孔子作赞文，并率群臣幸临国子监，拜谒孔庙。建隆三年又下诏对文宣王庙行使一品礼仪，在庙门两侧竖起16枝戟。宋太祖还公开要求武将学习儒经，“今之武臣，亦当使其读经书，欲其知为治之道也。”此举的目的在于宣扬儒家的君臣之道，和“崇文”的气象，而非一般性地鼓励武臣增进文化素养，或培植文人学子进入武将队列的意愿。这都向天下传递了尊儒重文的信息。宋人范祖禹对此评说道：“儒学复振，是自此始，所以启佑后嗣，立太平之基也”；
其五，重视科举制度。
在宋太祖朝，不仅科举录取人数较以往扩大，而且开创“特奏名”先例，又固定“殿试”制度。宋人对此给予高度评价：“故圣朝广开科举之门，俾人人皆有觊觎之心，不忍自弃于盗贼奸宄”。
经历了五代兵乱的宋太祖，切身感受到的是武将对皇权的直接威胁，而对文臣、士大夫在认识上则更为放心，故其有：文官“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的看法。还有这样的记载：吴越王向宰相赵普私贿瓜子金十瓶，此事恰巧被宋太祖碰见，“帝叹曰：‘受之无妨，彼谓国家事皆由汝书生尔？’”因此，除采取以上措施外，宋太祖还有意做出崇尚文翰的姿态，如赵匡胤不仅自己读书，而且要求大臣赵普等也多读书，以便为天下做出表率。宋太祖曾公开表示：宰相须用读书人来做。
宋太祖朝的上述举措，无疑反映出在治国上已初步萌芽了“崇文抑武”的思想及方略。宋人陈亮甚至认为：“艺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国。而儒道之振，独优于前代。”当然，宋初脱胎于五代，又处于统一四方之时，尚不可能完全以儒立国，也不可能忽视武将的作用。故其所为的宗旨，更大程度上乃在于将过低的文臣地位提升和提倡“儒道”。
宋朝很少出现武将叛变的现象。赵家王朝显得十分稳固，南方的人民生活稳定，并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使得宋朝的GDP在当时位居世界第一。
宋朝周边的国家有大理、吐蕃、西夏、辽国、金国、元国。除了大理以外，宋国打不过其它任何一个国家，即使打胜也是偶尔现象，从长期看都是打败仗，所以一直要靠进贡来换取土地被夺。
全国的精兵几乎都集中在首都，导致边境空虚，几乎是一群老弱残兵。结果，整个宋朝都处于一种被动挨打的态势之中，200年来一直打败仗，只有靠输送岁币来维持和平。

跟如今的公和国一模一样~早该大泽乡了！

特点就在于非常的混乱。而且会伤害很多的人。就是因为分出了两个派别，他们所持的观点是不一样的。

特点：党争一直是与变法扯不开的话题，两者相生相克、互相联结。变法是党争的导火索，而党争又是变法中不同势力相互较量的必然表现。为什么分：北宋首都北方开封，南宋在南方的临安。总体来说其实是因为重大事件的发生，直接导致首都迁移及版图变化，后世才如此区分的。

北宋的党争是实力均等，官僚主义，有阶级歧视，地域分散，皇帝不管事等特点。宋朝是因为有两个皇帝被掳到了金国，有不少的皇帝逃离，所以成为了北宋和南宋。

北宋的党争有哪些特点?

自宋朝一代，党争一直是与变法扯不开的话题，二者相生相克、互相联接。变法是党争的导火线，而党争也是变法中不同势力互相交锋的必然表现，宋朝的党争，经历"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终以徽宗皇帝钦定奸党名册，于端礼门口树起《元佑党籍碑》暂告一段落。这期间跌宕起伏，由最初的士大夫之间的政见矛盾逐渐演化为党同伐异，称为造成北宋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是，宋朝的党争虽然频频发生，却有着与其他时期不同的特性。参与的各派能量完全由官僚士大夫构成。在吸取过去时期兴衰成败的教训时，宋朝君王清醒地见到历史上的太监、外戚、宗室等集团等弄权给国家带来的极大灾祸，因而自建国起，朝臣便制订了一系列的预防措施，日后列入"祖宗家法"，为各代谨守：

宋世典常不立,政务丛脞,一代之制殊不够言,然其过度先人者数事：如人君宫中,自主三年之丧,一也。外言不入于捆,二也。未及末命,即立族子为皇嗣,三也。不杀重臣及言事官,四也。此皆汉、唐之所不及,故得继世享国至三百余年。若其职官、军旅、食货之制,繁杂无纪;后之为者,并当取认为戒。

"外言不入于捆",意思就是，"外面得话不要带进家门坎里。""外边"指相关国政的事，而"家门坎里"可以理解为内宫内宫不可干涉朝廷，为此避免宫里、太监等势力成胁君权，这是建国所制定的"祖宗家法"之一。

而"不杀重臣及言事官"，则从制度上确保了士大夫们的人身安全，消除她们的后顾之忧，使之各抒己见，尽忠职守。皇上虽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利，但是必须借助某一人群来管理国家复杂多变的政令外事。考虑到众多政治力量古代历史对权利的渴望及追求所造成的深沉灾祸，而相比下士大夫人群所显出的自律性及政冶成就，促进宋代皇帝作出与士大夫人群"共治"的决定。

二者从里外双方应对这几种政冶势力采取了竭力抑止的策略，并固定为"祖先遗训，一直不可有丝毫的懈怠，并由此造就了宋朝"惟宋无女主、外戚、宗室、强藩之祸，宦寺虽为祸而亦很少"的政治局面.

宋朝为什么分成南宋和北宋?

宋代自身并无南北宋之分，仅仅前一个宋代被金亡国了，原宋代的皇家亲戚在杭州即位，划江而治，公布再次是宋代的政党，因为在长江南端，世称宋代，原来的那个被亡国的宋代世称宋朝。公年1126年底，金兵攻破宋都城汴京（即今打开），公年1127年四月。

金劫走了宋皇帝宋钦宗和太上皇宋徽宗，宋灭亡。到其为宋朝。公年1127年五月，宋徽宗另一个孩子赵构逃往南京，继位为帝，即宋高宗，复建宋代，后称为宋代，之后定都临安，即现杭州。

北宋首都北方打开，宋代在南方的临安。宋朝（960—1127年）是中国历史上继五代十国之后的时期，传九位皇上，享国167年。与宋代统称宋代，又称两宋，因皇家姓赵，也称赵宋。宋代（1127－1279年），中国历史上的时期，宋朝覆亡后，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与宋朝统称宋代，共传五世九帝，享国一百五十二年。

960年，后周诸将启动陈桥兵变，拥立宋州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为帝，创建宋代。为避免藩镇割据，宋代采用重文抑武方针，加强中央集权，并夺走将领军权，宋太宗称帝后统一全国，宋真宗与辽国缔约澶渊之盟后逐渐踏入治世。1125年金国巨资南侵，造成靖康之耻，北宋灭亡。

靖康之耻后，康王赵构于临安府继位，设立了宋代。绍兴和议后与金国以秦岭-淮河为界，1234年联蒙灭金，1235年暴发宋元战事，1276年元朝占领临安，崖山海战后，南宋灭亡。宋代的经济繁荣水平可谓史无前例，农业、印刷业、造纸业、丝织业、制瓷业均有重要发展。航海业、造船业成绩显著，海外贸易发达。

可是全部宋代社会都有重文轻武之风，大家都鄙视参军，因而难以获得出色名将和战士。部队中的士兵也广泛不重视纪律，战斗能力低下。因而，宋代尽管经济文化都很发达，可是却没有与之相匹配的军事力量。最终被元朝灭亡。

　　宋朝官职制度的特点

　　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

　　宋朝政治体制的主要特点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体现在职官制度上，有五大特点，即中央集权、皇帝集权、百官权力分散、重文轻武和军事上内重外轻。宋朝的政治体制演变，以元丰（宋神宗年号）改制为界限，改制前与后各为一阶段，南宋又为一大阶段。

　　（一）中枢机构的演变

　　宋朝中枢机构为“二府制”，即设中书和枢密院两个机构“对持文武二柄，号为二府”。二府制的特点就是文武分权。

　　宋朝的“中书”，与唐朝的“中书门下”性质相同，是宰相办公的地方。中书之外，尚书、门下两省名号虽存，但已成外朝，不是宰相机构。

　　宋初，沿袭唐朝后期制度，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简称“同平章事”）为宰相，而以参知政事为副相。从尚书丞。郎到三师皆可加此等衔为宰相或副相。尚书令、侍中、中书令等三省长官，品高位重常“缺而不置”。

　　元丰改制，以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行侍中事，为首相；以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行中书令事，为次相。名义上恢复三省，实际上趋于一省，次相以兼中书侍郎因请旨而更接近皇帝。副相，包括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和尚书左、右丞。徽宗时，一度将首相改为太宰，次相为少宰。

　　南宋初年，以尚书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并改为参知政事为副相，废尚书左、右丞官。从宰相官称来看，三省已并为一省。孝宗时，索性将尚书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改为左、右丞相，参知政事未变（左。右丞相，唐玄宗时为尚书省长官，宋为中书的长官）。

　　宋朝还有一些特殊宰相官称。蔡京权势最盛时曾任“太师总领三省事”，文彦博、吕公著曾以元老任“平章军国重事”和“同平章军国重事”。南宋韩侂胄当权时，曾任“平章军国事”。他不用军国“重”事称号，因为加上“重”字测权力受限制，只能过问重事；用“同”则权力不专⑴。蔡、韩的称号都是权臣耍弄权术的一种伎俩，并非宋朝常制。 枢密院的由来，也不一般。唐朝有左、右内枢密使，向由宦官担任。唐朝后期的枢密院是在三省之外复有一省，内枢密使是在宰相之外复有宰相，是正常国家机构之外的多余机构，是君主专制制度下宦官擅权的产物。唐末朱温在夺取政权之前，把掌握朝廷实权的宦官杀掉，改用文士为枢密使；同时使枢密使由全面掌权改变为专管军事。宋朝继承了五代的制度，也设立了专管武事的枢密院这一机构和枢密使这一职官。二府制下枢密使的设置，分了宰相的权，形成文武分权；同时又侵夺了原来专管军事的兵部的权力，宋朝枢密院长官自称“本兵”。

　　枢密院长官的官称，宋初为枢密使和枢密副使，或称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签书（署）和同签书枢密院事。元丰改制，专用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等官称。改制时，曾讨论枢密院机构是否继续存在，有人建议把权力合并于兵部。神宗强调祖制，他说：“祖宗不以兵柄归有司，故专命官统之，互相维制，何可废也？”⑵因而元丰改制时唯独把枢密院这一机构保留了下来。宋朝的枢密使、知枢密院事照例用文人充任，副职有时用武人，充分体现了重文轻武的政制特点。

　　宋朝有“宰执”这一提法，是宰相和执政的合称。宰指宰相，只限于同平章事、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和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以及南宋的尚书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和左、右丞相等首相和次相。副相包括参知政事，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右丞，与枢密院正副长官，合称“执政”。

　　宋初，中书和枢密院对掌文武二柄，权力不能合在一起，因此无宰相兼枢密使的情况。后来因用兵西夏，宰相与枢密院长官不相通气，对军事指挥不利，于是在庆历年间一度由宰相兼枢密使。西夏用兵结束，又恢复原状，兼职没有形成制度。到了南宋，一些权臣如秦桧、史弥远、贾似道等都曾以宰相兼任枢密使，但还不是定制。宁宗以后，宰相兼枢密使才成为定制。宰相不能兼枢密使，是防止大臣权重威胁皇权。后来权臣兼任两职，确实曾使皇权受到影响。

　　（二）中央行政机构的演变

　　唐朝后期，正常行政机构、职官之外另设机构、派官掌管的现象已很普遍。宋朝开国，太祖用赵普为相时以及太宗时期都没有做整齐划一、较大幅度的调整。因而宋初制度很乱，例如，兵部之外有枢密院侵夺了兵部的职权，并升为中枢机构；唐朝吏部、兵部分别主管文武官员的铨选，此时另设审官东院管文铨，审官西院管武选；户部尚书、侍郎职权，已由三司使（五代时并户部、盐铁、度支为三司，其长官为三司使）取代，被称为“计相”，其权位仅次于二府，在六部之上；礼部之外有礼仪院；刑部之外有审刑院。元丰改制，一律恢复唐朝前期制度，以《大唐六典》为准，权归六部。除枢密院保留外，其他机构、职官一律废除。从此，结束了唐末到宋初官制上的混乱状态。

　　（三）台谏制度的演变

　　宋朝的御史台；分三院（台院、殿院、察院），与唐相同。照例不除御史大夫，而以御史中丞为台长。元丰改制前沿袭唐制，御史大夫为加官，改制时取消此制。宋朝规定，宰相亲戚和由宰相推荐任用的官吏不得为台长，以避免宰相与台长勾结为祸。实际上宰执仍能控制御史台，并利用为工具以打击政敌（宋朝习惯，御史中丞弹劾宰相，宰相必须辞职，由副相升任宰相，御史中丞则得以进身为执政）。

　　宋朝的谏官制度，元丰改制前沿袭唐制，左、右省虽有谏官存在（左、右谏议大夫，左、右司谏——由补缺改，左、右正言——由拾遗改），但“非特旨供职亦不任谏净”。另有“谏院”，命别官知谏院。元丰改制，废谏院，恢复谏官职权，以左、右谏议大夫为谏长，仍隶左、右省。

　　门下省的给事中和中书省的中书舍人，地位比较重要。给事中正四品，品位在左谏议大夫（从四品）之上。分管门下后省，执行门下省的封驳权。中书舍人级别也比右谏议大夫高，分管中书后省，对皇帝任命官吏所下的“词头”，若认为不当，可以封还。因此在宋朝，侍中、中书令不置，门下传郎、中书侍郎又为宰相或执政，给事中和中书舍人遂成为两省的实际负责人。

　　（四）军事制度的演变

　　宋朝军事制度的特点之一是兵权由几个机构分管，各部门权力分散，权力集中于皇帝。宋朝负责管理军事有关事务的有四个部门。枢密院负责军令、调动和高级军官的任免；“三衙”统率禁军；兵部负责后勤事务和管理地方的厢军；吏部负责武官铨选（武选唐朝归兵部管，宋朝元丰改制前由审官西院管，改制后权归吏部）。

　　宋朝实行募兵制，士兵的来源有多种。其中一种，就是每逢有饥荒，从饥民中招募士兵，补本城。宋朝政府对从饥民中招募士兵的办法很得意，说是“天下犷悍失职之徒，皆为良民之卫”，也就是说把社会上的可能反抗者变为镇压者，一举两得。宋朝还有个从后周时代遗留下来的传统，就是从地方厢军中选拔出强壮者充实到中央禁军。这种作法被称作“强干弱枝”，也是宋朝军事制度的一个特点。

　　另外，宋太祖赵匡胤“惩藩镇之弊，分遣禁旅戍守边城，立更戍法，使（士兵）往来道路，以习勤苦，均劳逸。故将不得专其兵，兵不至于骄堕”⑶。这种办法可收到“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效果，免去将官专权的威胁，但对作战十分不利。神宗即位知其弊，才废除了这种办法⑷。

　　南宋初，允许将领募兵，于是有了岳家军、韩家军的出现。这触犯了宋王朝的大忌讳，有成为私人武装的危险。因而南宋有收回张俊、韩世忠、岳飞三大将兵权的举动。岳飞有大功于国，却被以“莫须有”的罪名而杀害。

　　“三衙”，即侍卫亲军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司和侍卫亲军步军司，是中央统率禁军的三个机构。除殿前司单独有最高级的军事职官都点检、副都检点（后不置）外，各衙的长官是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和都虞候。禁军分布在各地驻防。统率军队的率臣，有都总管、总管、副总管（初名部署，后避英宗讳改称总管）等军事职官。宋朝制度，军事正印官，一律由文官兼任，武人只能充当副职。

　　厢军的长官亦称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但厢军均是老弱，无战斗力，兵士地位甚为低下，有如“给役”（只是一种“听差”）。

　　南宋置御营司，自收三大将兵权后，诸军皆冠以“御前”二字，其将领为都统制、统制、副统制和统领。

　　（五）地方官制的特点

　　宋朝的地方行政区划，基本上是两级制，即府、州、军、监为一级，县为一级。宋朝的地方官均以中央官吏派出任“知XX事”，高级官吏则称“判XX事”。以州为标准单位，多称“知X州军州事”。知州照例兼厢军正印职。除知州外，每州设“通判”一人，其地位类似隋朝通守。州一级发出文件，必须通判签署，才能生效。目的就是要牵掣一下知州的权力。

　　县一级的官吏，主要有知县、县丞、主簿和县尉。知县由中央派出的官吏担任，也是一种差遣。

　　府州军监以上的大区称“路”。路一级的机构和职官，有监司和帅司。监司包括：“漕司（即转运司，长官称转运使），负责一路的财赋和监察；宪司（即提点刑狱司，长官称提点刑狱公事），负责一路刑狱；仓司（即提举常平司，长官称提举常平公事）负责一路的仓储。宪司和仓司也有监察责任，因而路一级可视为监察区。帅司，即安抚司（经略安抚司），长官为安抚使。安抚使照例兼任禁军军区的马步军都总管等军事职官，同时兼任某州、某府的地方官知州或知府。因此，安抚使下设有管军的幕职官和管地方事务的曹掾官。安抚使兼禁军首领又兼地方长官，权限较宽。为防止安抚使权力过重造成危害，因而安抚使要受路一级监司的监察，同时要受到下属的“走马承受”的监视，“走马承受”可直接向朝廷汇报安抚使的情况。由于路一级的军、政、财、监四权分散，无统辖各权的职官，因而宋朝地方行政区划和官员始终没有正式形成三级制。

　　宋朝的节度使、观察使，名存而实废，两使下的幕职官、曹掾官与唐代不同，仅是闲差。

　　宋朝很重视总结前朝政制利弊，并加以改革和调整，以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收到一定的效果。但去掉一些旧隐患，又生长出一些新弊端，影响着宋王朝国力的发展。

　　二、优待士大夫的特殊制度

　　“重文轻武”是宋朝职官制度的一个显著特点，优待士大夫的某些特殊制度更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

　　（一）取得入仕资格的途径

　　“入仕”（即开始作官）资格的取得，有三个主要途径，即科举（包括进士、诸科及武举为常选）、制举（特举）和荫补。

　　1．广泛吸收士人的“特奏名”制度。

　　宋朝制度，礼部贡举设进士及诸科。诸科包括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科。乡贡，“诸州判官试进士，录事参军试诸科，不通经义，则别选官考核，而判官监之”。合格者“第其甲乙”，监官、试官署名其下，然后举送。礼部试后有廷试（殿试）。礼部举年份初无规定，英宗时“诏礼部三岁一贡举”。宋朝科举制度更加严密。宋太祖废除“公荐”，以避免请托。“公荐”是唐代陋习，影响科举的公正程度。宋朝加强了考试的管理：现任官应进士举有锁厅试，验证身份和德行。应举之人，要“什伍相保，不许有大逆人缌麻以上亲，及诸不孝、不梯、隐匿工商异类、僧道归俗之徒”⑸。试卷有弥封制度，糊名，使考官不知举子姓名；有誊录制度，将试卷重新抄写一过，以免考官认得举子笔迹，上下其手。考官与举子有姻亲、师生关系，有回避制度。宋太宗时，对达官子弟中礼部贡举者要复试。

　　宋朝科举等第最初只分甲乙，后来进士分三甲。考第之制分五等，上二等为一甲，赐进士及第；三等为二甲，赐进士出身；四、五等为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中进士举者才能称“进士”。凡“及第即命以官”，不须经吏部试，此点与唐制不同。

　　宋朝有允许“附试”的“特奏名”制度。凡士人“贡于乡而屡绌于礼部，或廷试所不录者”，遇皇帝“亲策士则籍其名以奏，径许附试，故曰‘特奏名’”。例如咸平三年（1000年），亲试陈尧咨等八百四十人，特奏名者九百余人，共一千七百余人⑹。

　　宋朝科举考试，制度日趋严密，不受门第影响，较少请托，录取名额又较多，向社会各阶层士子开放，因而扩大了宋朝的统治基础。

　　2．允许士人自荐的“制举”制度。

　　“制举”又称制科，习称大科或贤良。制科非常选，必待皇帝下诏才举行。具体科目和举罢时间均不固定，屡有变动。应试人的资格，初无限制，现任官员和一般士人均可应考，并准自荐。后限制逐渐增多，自荐改为要公卿推荐；布衣要经过地方官审查；御试前又加“阁试”（试场在秘阁，及格为“过阁”）。御试即殿试，内容要求更严（试策一道，三千字以上，当日完成），考试成绩分五等，上二等向来不授人，第三等与进士科第一名相当。有官人均升转或蒙拔擢。制科非常选，但它给士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入仕机会。

　　3．照顾高级官吏子弟的荫补制度。

　　宋朝对官吏子弟的照顾，另有荫补制度，荫补的范围比前朝扩大。高级官吏，文臣自太师至开府仪同三司，可荫子、孙、期亲、大功以下及异姓亲，而且可以荫及门客；武臣自枢密使至观察使、通侍大夫，可荫子、孙、期亲、大功以下及异姓亲。遇国家大礼，臣僚亦可荫补。一般官吏可荫及子孙，宰相、执政则可荫“本宗、异姓、门客、医人各一人”⑺。高级官吏致仕，“曾任宰相及现任三少、使相：（荫）三人”⑻，曾任尚书、侍郎等官以上也可荫一人。大臣病故，据所留遗表也可荫补，“曾任宰相及见任三少、使相”⑼，可多至五人。由于官吏荫补机会多，名额扩大，最高记录曾达到同时荫补子弟四千人，致使孤寒之士十年不得一任。宋朝优待大臣的这些作法，对巩固统治阶级队伍固然有一定益处，但也是促成宋代官吏冗滥的原因之一。

　　（二）“职”，宋朝官僚士大夫的特殊职称

　　元丰改制以前，一般官吏多有三个头衔，即官、职和差遣。“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别为差遣以治内外之事。”⑽唐前期的职事官，到唐后期已变成官吏品阶的标志，宋初沿袭了这种情况。官吏的实际职务，要看所分派的差遣。《宋史·职官志》讲，“故仕人以登台阁、升禁从为显宦，而不以官之迅速为荣滞；以差遣要剧为贵途，而不以阶、勋、爵邑有无为轻重”⑾。例如真宗朝寇准曾为虞部郎中、枢密直学士，判吏部东铨。郎中是官，直学士是职，判吏部东铨是差遣，才是实际职责。元丰改制，定阶官以寄禄（文散官有二十四阶；武散官有五十二阶。五品以上为大夫，六品以下为郎。凡进士、诸科及武举等科举出身者为有出身，此外为无出身），将知、判等差遣变为职事。

　　宋朝的职名甚多，分若干等级。就以“学士”名号来说，按其性质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学士为翰林学士、知制浩与翰林侍读学士。

　　学士院，即翰林学士院。其职务为“掌制、诰、诏、令撰述之事”。其职官为翰林学士、知制诰。长官为“翰林学士承旨”。“承旨，不常置，以学士久次者为之。凡他官人院未除学士，谓之直院；学士俱缺，他官暂行院中文书，谓之权直。自国初至元丰官制行，百司事失其实，多所厘正，独学士院承唐旧典不改”⑿宋朝有专门给皇帝讲读经文的经筵官，也称讲读官。讲读官有翰林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侍读、侍讲。“元丰改制，废除翰林侍读、侍讲学士不置，但以为兼官。然必侍从以上，乃得兼之，其秩卑资浅则为说书”⒀。程颐（北宋）、朱熹（南宋），均曾任崇政殿说书。

　　知制法，原为差遣，即起草诏令文书、是中书舍人的本职。唐代开元以后，设翰林学士加知制诰衔，负责起草“内命”诏令文书，称“内制”；中书舍人只负责起草“外命”诏令文书，称“外制”，于是有内外两制，简称“两制”。宋代翰林学士人院前须经考试合格始得任命，入院例加“知制法”衔。中书合人不带“知制诰”衔，入学士院者免试。元丰改制前，宋朝政府中许多职务必须由两制或两制以上官员充任。因此，是否具有“两制”资格遂成为文职官员升迁的重要依据。“知制诰”也演变成一种职名。

　　第二类学士为馆。殿学士。

　　宋初沿袭唐制，设三馆。三馆长官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史馆长官）与集贤院（殿）大学士为宰相兼职。元丰改制，昭文馆、集贤院不置，史馆并入秘书省，于是取消了宰相三馆兼职的职名。秘阁，是三馆藏书的皇家图书馆。馆、院专任职官直馆、直院称“馆职”，以他官兼任则称“贴职”。内外职事官带贴职，称“带职”，免去所带职名则称“落职”。元丰改制“罢直馆、直院之名，独以直秘阁为贴职”，而且不须考试。

　　宋朝最高级职名为观文殿大学士、观文殷学士，资政殿大学士、资政殿学士及端明殿学士。“学士之职，资望极峻，无吏守。无职掌，惟出入待从备顾问而已”。⒁观文殿大学士须曾任宰相，观文殿学士亦“非曾任执政者弗除”。⒂资政殿大学士、学士也是宰相、执政的荣誉职名。端明殿（后改延康殿）学士五代已有，元丰以后“以现执政为之”。⒃

　　第三类学士为阁学士。

　　宋朝有一种特殊的阁学士职名，简称“阁职”。有学士、直学士、待制和直阁四级。宋朝制度，每一位皇帝去世后，必敕建一阁，以奉藏先帝遗留的文物。例如龙图阁，就奉藏着“太宗御书、御制文集及典籍、图画、宝瑞之物，及宗正寺所进书籍、世谱”。⒄其后，又建有天章阁、宝文阁、显谟阁、徽猷阁、敷文阁及南宋的焕章、华文、宝谟、宝章、显文等阁。

　　诸阁学士之外，尚有一枢密直学士（后改述古殿直学士），亦是贴职，其班位在龙图阁直学士之上。

　　宋朝官员对职名很重视。入馆阁者,必须是进士出身，“一经此职，遂为名流”。凡有职名的官员，可享有一些特殊待遇。实际上，授予馆阁职称是宋王朝笼络士大夫的一种重要手段。

　　（三）请郡及宫观祠禄官制度

　　宋朝对宰执等高级官吏有一种特殊优待办法，就是“请郡”制度。宰相因任职过繁或与同僚政见抵触，可以请求出任外藩，叫做“请郡”。如以节度使带宰相原衔出任，为“使相”。

　　宫观祠禄官，为宋朝特有的职官制度。宋朝皇帝崇尚道教，于京城内外建立许多宫观。在京者为京词，在外者为外祠。宋真宗命首相王旦充玉清昭应宫使，为宰相兼宫观使的开始。随后，外戚、宗室和宰执罢官留京师，多任宫观官。疲老不任事而又未致仕的官员也多任此职。于是形成制度：凡大臣罢现任，令管理道教宫观以示优礼，无职事，但借名“以食其禄”，称为“祠禄”。先时，任宫观使者员额绝少。熙宁时，王安石执政，为安排反对变法者，规定宫观官不限名额，知州资序以上官即可派遣，并规定了任宫观祠禄官按不同级别应得的俸给和任期⒅。

　　此制施行以来，员额不断扩大。政和年间，祠禄官近百员。钦宗靖康元年曾下诏罢去一批宫观官，渡江以后，宫观不复置，只保留醴泉观使、万寿宫使及佑神观使三种宫观使。绍兴时，士大夫流离失所，朝廷无官缺安置，于是许“承务郎以上权差宫观一次”；又有选入（幕职、州等低级文职官员的合称）众多，无官缺可补，也破格给予岳庙祠禄⒆。宋朝还有一种传统，凡年六十以上（南宋为年及七十），不能理事的知州资序官员应自己陈请罢现任，为宫观。非自陈而朝廷特差宫观者，则属于黜降；但吏部仍可按“自陈宫观”处理，以示优礼。

　　对官僚士大夫的种种优待，其实质是什么？北宋名臣文彦博揭示得最清楚。他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⒇应当说，宋王朝的这些举措，确实激励了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报国之心，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注释：

　　⑴⑽⑾《宋史》职官志一。

　　⑵⑿⒀⒁⒂⒃⒄《宋史》职官志二。

　　⑶⑷《宋史》兵志二。

　　⑸⑹《宋史》选举志一。

　　⑺⑻⑼《宋史》职官志十。

　　⒅⒆《宋史》职官志十。

　　⒇《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一。

30多个公主，成了性奴，太后甚至给赵构带回来两个异族的弟弟。
历朝历代有比这个朝代无能的吗？

首先说经济，一幅《清明上河图》，汴梁繁华已然尽收眼底，从《东京梦华录》等著作中我们也不难看出。宋代的GDP是占全球的50%。国家的综合实力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宋朝都是当时世界的第一大国。
宋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贸易立国的王朝，在这个面朝黄土，一贯重农抑商的土地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创举，虽然宋的贸易立国是形势所逼，但也是唐以来海外贸易发展的必然结果。宋人控制海路直至印度洋，俨然东方的迦太基和希腊。再说其体制，汉亡于宦官外戚，唐和明均亡于宦官Party争。号称强大的唐其实后期有约150年是藩镇坐大，天子无权。而独宋不见外戚、宦官、藩镇、Party争之祸。虽然宋代有元佑Party人新旧Party之争，但危害不如唐和明季之烈，不能不说这是由于宋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互相制衡、分工明确的政治体制。
在军事外交上并不是一味的软弱，为生存、为尊严，该打的仗，宋人从不含糊，比如范文正公用兵西夏，寇准抗辽，岳飞抗金，襄阳保卫战，钓鱼台战役，崖山之战，哪一次不让敌人胆寒？哪一次不让敌人心生敬意？对辽和西夏的用兵是宋人理性主义的成功典范，因为宋人明白，此刻的优势，并不能保证自己可以将对方完全消灭，因此宋人见好就收从而得来百年和平。当然在岳飞抗金上，统治阶层的这种过度理性和审慎却又制造了令人扼腕叹息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