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和清朝没有出现“宦官专权”的现象就是因为他们吸取了以前朝代灭亡的教训，所以就没有给宦官很大的权利。

我们先说说宋朝吧，宋代的统治者吸取了唐朝宦官专权和武将藩镇割据的教训，宋朝的皇帝开始重文抑武，进行一定的中央集权强化，将权利都集中到自己的手里，这样就可以大大的限制这些宦官团体。但是在宋代的发展历史中还是有一些宦官势力的，在宋朝立国之初的时候宦官阶级就被打压，到了徽钦二帝时期宦官的势力庞大，再到了后来宋室南渡之后，宦官由于实力被打压和削减，终难成气候，皇帝也不会给他们分配到特别重要的中枢系统，而且当时的宋代文臣势力没有太明显的威胁，所以皇帝用不着用宦官来压制文官集团或是外戚势力的发展。

而且宋朝的制度也和唐代不一样，宦官的官职、官位体系是独立的，在宋朝的时候尤其是在南宋的时候是不允许宦官干预国家的政事，不可以担任兵职，不可以申外朝官职。宋朝皇帝在宦官权利方面打压的死死的，宋朝太祖通过措施,加强了中央集权和君主的专权，改变了君弱臣强的局面,消除了地方割据叛乱防止将领剥夺权利的情况。

在说说清朝吧，清朝和宋朝一样，也是吸取了明朝的教训。有了明朝的前车之鉴,清朝的统治者在宦官的防范的更加的严厉，对于宦官的限制也是更加的苛刻。清朝的统治者有着明确的规定，宦官不可以干预政治政治，阻挡政治，议论政治，如果有违反的话立即斩杀。所以在清朝宦官的官职最高就是正四品。还有一方面就是清朝是满人的天下，统治者对其他人不信任，所以汉臣和宦官也得不到重用，这也是一方面原因。

在清朝之所以没有出现宦官专政的局面，主要是因为当时这些清朝统治者并没有把权力下放给这些宦官。不仅如此，当时统治者还专门设置了一些制度阻止这些宦官涉及朝政，在这些统治者的眼中当时这些太监只是自己的努力，主要就负责日常照顾君主和后宫嫔妃。在清朝太监的地位是非常低的，手中的权力当然也比较少。

清朝统治者自从入关以来都是非常勤勉的。在早期的时候，清朝每一个君主可以说都是非常有能力的，因为他们亲眼见证着明朝的江山逐步破灭，当然明朝之所以能够那么快速的灭亡其中，也与明朝宦官有不少关系。所以当时这些清朝的统治者，从明朝灭亡中也吸取了一些教训。他们认为想要保住清朝的江山，并不能把权力下放给这些宦官，避免出现宦官干政的情况。

当时清朝还设置了一些制度来严格把控太监的权力。在顺治帝入关之后，其实当时一开始是并没有宦官存在的，所以当时顺治帝看到皇宫当中还有少量的太监存在，就没有杀掉他们把他们调来了自己的身旁。但是在顺治帝的心里其实并没有对这些宦官放心，他虽然设置了太监13个部门，但是也专门设立了几个铁牌。在铁牌上规定宦官不能专政。

除此之外，当时清朝的这些统治者还设立了军机处。在以前那些宦官是主要为清朝君主排忧解难的，在设立完这个机构之后则由军机大臣开始为清朝君主排忧解难。可以说这个机构的成立也让当时清朝的封建统治变得更加集中，凡是当时国家发生的任何大事，这些官员都会直接向统治者进行汇报。这个机构的成立也让太监的角色变成了，只是为君主提供日常服务的奴隶。

封建社会的一条主线就是君主集权，这是一个历史进程的问题，与皇权对立的就是相权，分化甚至解除相权，做到皇权一家独大，这就是封建社会权力游戏的主线。而关于权力的支线问题，那就涉及到另外两大势力，即皇帝与行政中枢之外的“第三方”平衡体系。

这个体系中主要有两大集团，一是宦官，二是外戚，这个体系就是皇帝对付中枢的工具，但若无法有效驾驭，则会形成宦官乱政、外戚干政的重大问题。所以皇权在解决行政中枢的问题后，必然会对“第三方”势力进行节制，封建皇权的顶峰就是明清时期，所以也是宦官、外戚问题解决的终极阶段。历史上明朝算是彻底解决了外戚问题，但宦官问题没能解决，清朝则将这两个历史遗留问题彻底解决。

说到君主集权很多人都不陌生，这并非只是权力架构的问题，还涉及诸多方面，比如统治思想的选择，历史上较为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里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宣扬“天人合一，君权神授”，塑造一个不可挑战的君王权威。如商鞅变法时，商鞅不顾君王颜面，将太子老师、秦孝公亲哥哥公子虔的鼻子割了，而秦孝公作为君主，未享有“特赦”之权，这就是法家思想对君主权力的挑战。待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确立后，皇室成员的司法刑狱权也由皇家特立机构独断，如宋朝设立的审刑院，皇族犯法必须由该机构“复核”，发展至清朝则有了内务府慎刑司，皇家案件完全绕过国家的司法机构。

正如统治思想主导的司法变革，权力架构的变革也是随着历史进程而不断转变的。主线上的权力架构变迁体现为相权的分化和“铲除”，这个过程大家定不陌生。从宰相独掌中枢，到三省六部分化权力；再到宋朝参知政事分化三省权力；明朝废除丞相制度，以级别较低的内阁主导中枢行政，皇帝的权力得到史无前例的增强；清朝更是在中前期逐步废除传统的议政王大臣会议，设立诸如康熙之南书房，雍正之军机处的内庭秘书班子，使军国要事进一步避开六部以及内阁，政出内庭，使皇权到达难以复加的顶峰。

权力主线的发展清晰明了，也能体现一个历史规律，即皇权对抗相权的进程中，皇帝总是需要外戚或者宦官“搭把手”，因而皇权越弱，外戚和宦官受到的宠信越深，皇权越强，则外戚和宦官的利用价值越小，故而明清两朝的君主集权顶峰期，外戚与宦官逐步从权力的核心圈消失，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说到这里总有一个误区，很多人认为宦官和外戚是封建社会两大毒瘤，所以乱政、专政被无限放大，甚至将朝代更迭、国家沦丧都归结到这两个权力集团身上。其实历史上发生宦官乱政、外戚专政的原因并不在此集团本身，而是王朝军政架构的崩塌，内外因素很多，他们只是王朝走向衰败的缩影。

“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后汉书·皇后纪》

反而历史上诸多政治平衡还都是宦官、外戚集团维持住的，比如东汉王朝，朝廷的权力中枢掌握在士大夫集团手中，他们是门阀政治时期最庞大的利益集团。整个东汉王朝，除了生辰不可考的婴帝刘懿，剩下的皇帝中有10个是未成年，最小的皇帝即位时刚刚满月，就是这样的情况下，东汉王朝硬是撑了195年。毫不夸张的说，正是宦官和外戚的存在，才保证了东汉皇帝衰微时，江山依然姓刘。

自古皇族是有继承皇位“合法性”的，所以在权力体系中，皇帝自始自终都要打压皇室宗族，比如西汉的推恩令。东汉明帝时，刘庄屡兴大狱，杜绝了皇族宗室参与政权的可能，所以皇帝只能寻找新的力量对抗外廷中枢。门阀政治的背景下，想要对抗士大夫集团，皇帝就必须从豪门大族中寻求帮助，那么同样出自豪门大族的外戚集团就是最好的选择。

光武帝刘秀将汉武帝的内庭秘书机构尚书更改为尚书台，俗称的台阁，扩大其规模，充实其职权，以六曹管理国家具体事务，直接听命于皇帝，以此架空“三公”。这个设定就是要削弱外朝的公卿士大夫的权力，但由于东汉小皇帝居多，母强子弱的格局下，就需要外戚帮忙掌控台阁，所以东汉常是外戚控制尚书台，掌握国家政权，这就是所谓的外戚专权。外戚之所以掌握台阁，一方面是因为这是该集团的权力上限，因为他们不具备当皇帝的资格，另一方面是他们毕竟是皇帝的亲戚，至少比士大夫集团的“危险指数”低一些。

但当皇帝长大以后是要亲政的，皇帝收回权力的过程中势必要收回尚书台的控制。而外戚集团已经形成，请神容易送神难，这时候能够帮助皇帝的就是那些最贴心近侍宦官，所以宦官参与政治都是皇帝向内庭收权的行为。东汉的内庭政治就是外戚、宦官轮流“坐庄”，小皇帝时，外戚凭借太后形成专权，皇帝长大后，又通过宦官打压母族掌权者。而外戚和宦官都是皇帝控制内庭，并与外朝形成对抗的工具，这两个集团对权利平衡做出过巨大贡献。

由上文就能理解为何明朝没有外戚专政了，首先是皇权加强后，皇权与相劝的矛盾化解了，这就无需内庭过多扶持集团势力与之对抗。其次是豪族门阀主导的政治体系被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彻底推倒，加之科举取士的发展，官僚集团中寒门子弟比重逐渐增多，这也衍生出明朝特色的皇帝选妃制度，朱元璋彻底打开了由民间选择后妃的通道，而非豪门官僚之间的政治联姻。马皇后的先例为后世树立了楷模，明朝历代皇后不再出自豪门，外戚也就没了专政的资本。

“凡天子、亲王之后、妃、宫嫔，慎选良家女为之，进者弗受，故妃、后多采之民间。”——《皇明祖训》

除此之外，朱元璋将后宫不得干政写进了《皇明祖训》，与之配合的则是“长房继承制”，也就是皇位传承不以嫡庶为标准，而以年长者居之。朱元璋创立的继承制度下，长子长孙虽为嫡系，但突出的是个长字。如天启皇帝朱由校是朱常洛长房，而朱常洛只有一嫡女，且七岁夭折，而无嫡子，在朱常洛驾崩后，庶出的长房朱由校即位。朱由校绝后，所以驾崩后以兄终弟及的规则，由在世年龄最大的弟弟朱由检即位，这也是朱常洛另外一个庶子，也就是崇祯皇帝。所以这就摆脱了皇子“夺嫡”的政治风险，也解决了冲龄即位、子弱母壮，外戚专权的千年难题。

清朝的继承制度虽然混乱，但也有约束外戚势力形成的手段，比如皇子不予生母养育，而是寄养于宫外，加上立储变数大，皇子母族难以提前准备。而且清朝八旗制度的相互制约很是明显，虽有上三下五之分，但皇子母族仅出于其中一旗，很难形成约束皇权的存在（慈禧太后是个例外）。且很多皇后属于下五旗抬进的上三旗，本身根基不稳，家族势力难以先期形成，再加之宗人府的制约，干预政治的风险很大。

综上所述，外戚专政的消失，其根本原因就是皇权的无限加强，使外戚集团在权力的游戏中失去了利用价值。皇帝可以利用后妃制度、官员选拔制度、立储制度等，铲除外戚势力形成的基础。其实早在宋仁宗提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时候，就已经展现出皇帝对权利掌控的自信了，一切用来平衡内外权力的工具都将会退出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