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君爱国这是封建社会下的美德，到了现在没有了君王，爱国敬业是忠君爱国的延伸，对于古人的忠君爱国思想我们理应选择性的继承，称颂基本无错。

1.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继往开来的精神支柱。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的延续发展，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一道奇观。这有着非常深刻的原因，其中毋庸置疑的是，千百年来深深融入民族意识之中的爱国主义优良传统，成为鼓舞中华民族艰苦奋斗、继往开来的重要精神支柱。2.爱国主义是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纽带。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爱国主义精神对于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什么时候团结统一，国家就强盛安宁;什么时候分裂内乱，国家就积贫积弱。千百年来的历史经验，已铭刻在中华儿女的心灵之中。团结统一始终代表了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方向，代表了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3.爱国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动力。辉煌灿烂的中华古代文明，曾经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并且远播海外，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进入近代以后，长期的内忧外患，外国列强的侵略和奴役，阻碍了中国的发展，导致山河凋敝、国力日衰，几乎到了亡国的边缘。无数爱国志士发愤图强，努力探索和寻求民族复兴的道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空前高涨，爱国主义在推动祖国的发展和进步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4.爱国主义是个人实现人生价值的力量源泉。爱国主义体现了每一个中华儿女对祖国的责任，这种责任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每个人自身发展的客观需要。一个人能够成为什么人，应该成为什么人，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社会，依赖于生于斯、长于斯的祖国。祖国给个人的成长发展创造条件，对个人创造的成果作出评价，为个人实现人生价值提供舞台、指明方向。

爱国主义是指个人或集体对祖国的一种积极和支持的态度，集中表现为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为保卫祖国和争取祖国的独立富强而献身的奋斗精神。不仅体现在政治、法律、道德、艺术、宗教等各种意识形态和整个上层建筑之中，而且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成为影响民族和国家命运的重要因素

1、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大精神支撑
爱国主义推动中华民族在顺境中开拓创新、在逆境中顽强拼搏，为独立解放和繁荣富强而不懈奋斗，是中华民族历经磨难却始终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大精神支撑。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这种爱国主义精神得到了充分展现。
2、维护民族团结、促进祖国统一的牢固精神纽带
中华民族是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热爱、保卫和建设这个大家庭，是各民族的共同利益所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高举爱国主义旗帜，风雨同舟、众志成城、艰苦奋斗，使祖国大家庭的面貌和各民族自身的面貌都发生了历史性巨变。
3、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
爱国主义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历史的，总是与人们在一定历史时期共同的奋斗目标和理想相联系。在当代中国，这种共同的奋斗目标和理想就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当下中国面临着国际风云变幻、资本全球性掠夺、价值“失范”的境遇。在此境遇中，我们应当发挥传统美德的当代价值，大力提倡忠勇报国、廉洁奉公、孝慈对家人、诚信对他人，如此才能防微杜渐、恪守职责、家庭和谐、社会和谐，真正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
关键词：中国传统美德当代价值
当下中国处于一种大的相互交织的境遇中。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大和综合国力的提升，很多国家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中国。而国际风云变幻，中国的和平崛起也被某些国家视为威胁，利用经济战、政治战阻碍中国发展。另一方面，面对资本以现代性名目进行的全球性掠夺，很多国家开始了整体性反思，什么才是现代性的?国家的发展模式是什么?怎样才能在全球化的国际舞台上立身并发展?再一方面，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之中，旧的价值体系被打破，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完全建立，价值“失范”现象严重。中国如何在这样一个充满张力的情境中破浪前进，成为一个突出的需要研究的问题。本文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不是单纯地向外求索，全盘西化，也不是单纯地反求诸己，闭关锁国，固步自封，而是审时度势，立足本国实际，参考他国有益经验，发挥中国传统美德，多管齐下。本文拟选择中国传统美德中与中国当下实际紧密联系的几个方面，对其当代价值予以论述，以期对解决中国问题提供助益。
一、当以忠勇报国
“忠”，即“一其心之谓也”(《孟子·滕文公上》)，即“临患不忘国”(《左传·昭公元年》)。从国家层面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忠”大多时间里是与“忠君”联系在一起的，而不是与“忠国”相联系。但是，传统文化中的中国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君”“国”合二为一的，所以实际上，传统中国的“忠君”其实就是“忠国”，因而传统文化中的“忠”思想，剥离其忠君的封建含义，其实就是我们现代所认为的爱国主义思想。
在传统中国“忠君”即“忠国”的浩瀚几千年历史文明中，“忠勇报国”一直是被整个社会所提倡和赞誉的美德。西汉名臣“麒麟阁十一功臣”之一的苏武奉命持节出使匈奴被扣而牧羊北海边19年，受尽折磨誓不投降，为世人所敬仰;南宋名将岳飞，背刺“尽忠报国”四字，领导岳家军所向披靡，鏖战金军数百次，创下“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军事神话;南宋末年抗元名将右丞相文天祥兵败被俘五坡岭，宁死不降，跪拜南方，被斩于柴市的故事，世人皆知。
虽然，曾经有学者站着现代中华民族的角度回看当时的历史，认为，岳飞和文天祥等人不是民族英雄，因为当时的战争，是“兄弟倪墙”一样的矛盾。但是，本文不赞成这样一种以现在看过去的观点。本文赞成，判断一件事情的对错善恶，需要根据当时的情境，需要像现象学家胡塞尔所说的那样“回到现象本身”，而不是用现在已经变化了的条件去判断过去的事情。
在传统中国，“忠勇报国”体现的是儒家所说的“义”之气节，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身而取义也。”孟子还说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在“义”中，“忠勇报国”尽显了爱国主义的理想和情操。
实际上，“忠勇报国”的爱国主义情操存在于我们中华民族的整个历史中。上个世纪，当日本侵略中国之际，所有中华儿女，不分男女老幼都加入了反抗日本侵略的奋战中。但是，在当下和平年代的中国，大力提倡忠勇报国具有特殊的意义，而且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
冷战时代结束后，世界朝多极化发展，中国和平崛起。但如前所言，某些国家将中国的和平崛起看作是威胁，或故意渲染，或故意制造摩擦，千方百计阻止中国腾飞，加之某些国家对中国的和平演变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因而实际上，我们所面临的仍然是没有硝烟的战争和国际摩擦。在这种复杂情势下，大力提倡忠勇报国极为重要。
提倡忠勇报国，就是要提倡无论是身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当忠于国家，热爱国家，不做损害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事情;就是要自觉自动地努力学习世界先进知识，掌握先进技能，并服务于国家和我们伟大民族的复兴;就是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不见利忘义，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站好自己的岗位;就是要始终坚守高尚的操守，不与低级趣味相迎合。如此，我们才能防微杜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腾飞保驾护航。
二、当以廉洁奉公
中国几千年的文明深深地被儒家文化所浸染，而儒家文化是积极入世的文化。其道德操守为《礼记·大学》中所述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治理天下，则当以廉洁奉公。
“所谓廉者，必生死之命也，轻恬资财也。”(《韩非子·解老》)“临大利而不易其义，可谓廉矣。”(《吕氏春秋》)这些都是对廉洁的话语解释，而《左传》中所记载的“宋人献玉”的故事则是对廉洁的事实注解。
百千年来，中国都以“廉洁”为为政之本，出现了很多廉洁为政、恪守职责的官员，彰显着廉洁的美誉。除上文所述“宋人献玉”中的司城子罕，还有东汉时期“悬鱼”的太守养续、北宋时期家中立石碑刻“《诫廉家训》”的包拯、明朝时期以诗明志“清风两袖”的于谦、南宋时期因清贫感动皇帝的张浚等，无一不是廉洁奉公的典范。
然而，在中国悠长的历史中，伴随着廉洁奉公文化的，贪污腐败也一直存在。清朝军机大臣和珅、明朝内阁首辅严嵩、唐朝礼部尚书杨国忠都是贪污腐败的反面案例。历史上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针对官员的贪污腐败，发出感慨：“奈何朝杀而暮犯”。实际上，贪污腐败，也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问题。著名的法国年鉴学派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就在其《地中海》一书中描述了16世纪的伊斯兰世界，在基督教世界，南欧，北欧等地的腐败现象。
时至今日，单就中国现实来看，贪污腐败现象也依然存在，甚至很严重，反腐斗争也正在进行，形势甚至可以说很严峻，在如此情景下，提倡廉洁奉公更加具有时代的意义。
提倡廉洁奉公，就是要提倡一种廉洁的社会文化，与职位的责权利相呼应;就是要营造一种心理氛围，大力凸显贪污可耻、廉洁光荣;就是要在坚持法治、法规、规则与文化同行，而不是仅仅诉诸法律和规定;就是要树立廉洁奉公的榜样，引导社会舆论，发挥旁观者监督的作用。
在完善社会治理结构、依靠法律法规的手段基础上，发挥廉洁奉公的心理和文化作用，对抑制贪污腐败一定能起到很好的效果。如此，朱元璋的慨叹“奈何朝杀而暮犯”才不会重演。
三、当以孝慈对家人
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讲“孝道”的民族，始终遵循着“百善孝为先”的文化精神。早在春秋时期，《尔雅》里就有对“孝”的解释，即“善事父母为孝”，《论语·为政》中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礼记·祭义》中曾子说：”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说文解字》中认为“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这些都是古哲先贤们对“孝”的解释，表达了孩子对父母长辈的赡养、尊敬和继承其遗志的含义。
“慈”乃是父母对孩子一种情怀。西汉贾谊《贾子道术》中认为“亲爱利子谓之慈”(《韩诗外传》卷七)中韩婴说“夫为人父者，必怀慈仁之爱，以畜养其子。”等，所有这些，表明，“慈”，不仅仅是爱护，还要教导有方。孝慈文化是主导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的精髓。《孝经》是著名的儒家十三经之一，《二十四孝》是传统社会中儿童的启蒙读物。在这样的文化熏染下，历史上出现了可多值得世人敬佩和发杨的事迹。单就“孝”来说，传说中的舜帝，在经受继母百般折磨几乎至死之后，还仍然善待其母;三国时期的孟宗因为不能让病重的母亲吃上竹笋而大哭;西汉时期的汉文帝刘恒，在其母生病三年中，日夜守护，每次均亲尝汤药;北宋时期的著名诗人黄庭坚，亲自为母亲洗涤溺器等。
当然，传统社会中的孝慈文化中包含着“父母在，不远游。”“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不与现代社会相符合的内容，然而除却这些，提倡孝慈却是当下中国所极端必需的。转型的中国，经历着“价值失范”的阵痛，孝慈文化在很多时候被践踏。“公务员打骂咬父母”引起了整个社会对教育的问责;“空巢老人”问题，催生了将回家看看写进法律条文的回应;而“父母为孩子熬夜排队”、“虎妈”“狼爸”等则又引发了对“父母怎样爱孩子”的社会热议。如此例子，比比皆是。因而，当下中国，诉诸传统，提倡孝慈极为重要。
提倡孝慈，是要鼓励孩子孝顺父母，承担起儿女应尽的赡养义务;就是要提倡如著名画家郑板桥先生对世人“愿诸君待父母如子女一样”的呼吁;就是要提倡“祭而丰不如养之厚，悔之晚何若谨于前”的实践理性;就是要提倡如司马光“君子之于子，爱之而勿面，使之而勿貌，遵之以道而勿强言”的育子原则;就是要提倡“为人父者，慈爱而教”(《管子·五辅》)的教子精神。提倡以孝慈对待家人，正是使得家庭和谐美满，进而更好地培养良好公民道德的关键性基础。
四、当以诚信对他人
传统文化中，“诚”与“信”具有不同的含义。“诚”，即“只是表里如一”(《朱子语类》卷十六)，而“信”则是“不食其言”(《法言·重黎》)，虽然“诚”与“信”并不同义，但是二者却分不开，都被看作是人在社会中做人做事的重要原则。
孔子的得意门生之一颜回曾经问过孔子，出门在外，将何以立身，孔子回答：“恭敬忠信可以为身。恭则免于众，敬则人爱之，忠则人与之，信则人恃之。人所爱，人所与，人所恃，必免于患矣。”(《说苑·敬慎》)“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孟子则认为，“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讲诚信，不仅仅是在圣人先贤们的论述中，也充满在传统中国的实际生活中。春秋时期的商鞅“立木为信”强大了秦国。秦朝时期的季布“一诺千金”，使其免遭后来的杀身之祸。明朝时期的“徽商”，其重承诺守信誉的美德，使得其作为一个群体称雄于商界。可见“诚信”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而“烽火戏诸侯”之类的故事则表明了不诚信的后果，从反面佐证着诚信的功能。
然而，当下之中国，由于价值“失范”，诚信已经处于危机中，“毒胶囊事件”反映出，某些医药公司缺乏了基本的对社会公众的诚信;不断出现的“扶起摔倒老人反被讹”的现象反映出，某些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说谎讹诈他人等，这些问题拷问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和道德良知。提倡当以诚信对他人，刻不容缓。提倡以诚信对他人，是要本着自己的内心诚实，表里如一，真实地呈现事实;就是要一诺千金，不自食其言;就是要“以信取利”，而不是以不法手段谋取暴利;就是要以诚待人，童叟无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象传》)，我们应该在充分发挥中国传统美德基础上，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为我们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网上资料，可以作为参考，希望有所帮助
封建残余思想

政治上，奉行宗法专制，等级特权观念。秦汉以后，以吏为师，统治者既掌政权，又掌教化，左手刑刀，右手教鞭，形成了政教合一的野蛮状态。这种政教合一的历史传统，对近现代社会民主化多元化的进程形成了巨大的障碍。一元化的统治造成一元化的文化、一元化的思维。

经济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宗法专制的社会土壤。生活在落后的小生产自然经济土地上的农民，由于分散孤立、势单力薄，无以自主，而产生依赖服从心理，迷信“青天”、“救星”和权威，企盼从上苍赐给雨露阳光，皇权主义深入人心。

文化上，统治者奉行文化专制主义，执行愚民政策。封建伦理文化美化神化皇权，以“三纲五常”扼杀人性，禁止独立思考。由孝亲到忠君，培养的是具有奴隶性、依赖人格的顺民、愚民。三纲五常、家族主义酿成了无穷的罪恶。它教导国人以服从为最高天职，由服从而迷信，由迷信而丧失自我，由自我的丧失导致完全彻底的奴隶意识。这就是几千年中国专制主义文化存在与发展的内在逻辑、根本特征。陈独秀在《一九一六年》这篇文章中诊断“三纲”的实质在于“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所以谴责宗法社会的道德是“奴隶的道德”。“奴隶人格”极大地满足了统治者“牧民”、治民的心理需求。

封建主义残余一直纠缠着我们。文化大革命中甚至出现专制主义死灰复燃。许多人类社会文明成果被当做资产阶级思想和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批判和抛弃，而某些封建专制主义的观念和制度，却被看成社会主义而得到弘扬和发展。

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和干扰，几乎无处不有。

第一，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特权思想，官僚主义还有相当大的市场。一些干部官本位意识严重，高高在上，不关心群众疾苦，严重脱离群众，淡化了党和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存在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一言堂”的现象，造成决策失误，影响群众积极性的调动发挥；有的干部搞权力私有化，买官卖官，任人唯亲，搞裙带关系，拉帮结派；权大于法、人治代替法治，扰乱了社会政治生活秩序。

第二、经济生活中，“官工”、“官商”、“官农”现象严重存在。一些干部滥用权力，谋取私利。政治权力介入市场经济，影响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他们还保留着农民的许多思维和习惯，基本上还是如老祖宗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农民，还是那一袋子土豆，只顾自己一身一家一时的利益，更想不到损害别人最终会损害自己。

第三、思想文化领域，存在一定程度的专制主义，“唯上”、“唯书”，主观专断现象严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气氛不浓。一些干部不读书、不看报，满足于吃喝玩乐、低级趣味，生活腐化、堕落，影响了党风和社会风气。

同时，二十年来，一些影视剧把皇权崇拜意识逐步推升到极点。《康熙王朝》、《雍正王朝》《还珠格格》等大肆宣扬对皇权的崇拜。“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白年”，“江山坐在白姓心坎上”。皇权崇拜意识的张扬是地地道道的历史倒退。更可恶的是他们对下一代的影响：幼小的纯洁的心灵受到污染——看到的是皇威、听到的是万岁、学到的是下跪。国人的奴才意识更加深入骨髓，奴隶性更为变本加厉，国民劣根性更为严重。

上述这些封建主义残余思想，直接危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因此，需要我们全党全民下大决心、大气力抵制和消除。

反对和克服封建主义思想残余，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用人类进步思想文化来抵制封建腐朽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指导我们开展反对封建主义思想斗争的锐利武器。同时还要充分吸收人类文化优秀成果。曾经孕育了马克思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西方文化，其中包含着科学理性精神、民主法制精神和人类信仰的精神，我们可以借鉴、吸取。“万物一体”、“民胞物与”这些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以及革命传统文化及党的三大优良作风，都要宏扬起来。

第二，加强党性修养，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抵制和克服封建主义对党的侵蚀和影响。首先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用崇高的思想境界、伟大的胸怀和气魄，战胜封建专制主义及一切腐朽思想的影响。增强现代意识，当好人民的公仆。要高度重视并实行党内的“思想训练”和“民主精神”的培养。

第三，加强制度建设，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为铲除封建主义残余思想提供制度上的保障。认真的德治只有在完全的法治基础上才有可能发挥好作用，否则难免不成为专制主义的帮凶。邓小平同志指出：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必须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没有制度作保证，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就是一句空话。许多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以政府的权力制衡和公民的广泛参与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民主化，是克服以至肃清封建主义残余的最有力的武器。领导干部要树立制度文明的意识，即对社会主义制度、党规党法和国家法律高度尊重，内化为自身的信念、信仰，代替对个人的迷信和崇拜，学会在制度框架内生活。

第四、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充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铲除封建主义思想赖以存在和滋长的经济条件。领导干部要强化自己的角色意识，通过科学的领导活动，自觉地推动经济的发展。而不是把政治权力不适当地运用到经济领域，干扰经济的正常运行。

肃清封建主义思想残余，需要社会各方面的配合。必须坚持经济建设与思想启蒙的结合，推进整个社会的文明进步。各项经济、社会政策，对人们的价值取向、道德行为有着直接影响，地区、部门在制定政策时，不仅要注重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的需要，而且要体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公民道德建设的要求。应坚持原则的坚定性与方法的灵活性的有机结合，高度重视方法的科学性、创新性和艺术性；严格区分政治问题、 道德问题与心理问题，注意发挥理性与非理性在认识和肃清封建主义思想残余问题中的不同作用。

简单来说，鬼神观念、宗教、祭祀等都是封建参与思想。

所谓忠义在三国中的体现，无非是关羽这一形象的塑造。对朋友的，对君主的。是他本人的一种坚定信念，精神支柱。被统治者利用对人们精神上的一种束缚。在现代社会，子女对父母的孝顺；丈夫对妻子的忠诚；公民对国家的负责。都是忠义的体现，甚至朋友之间的信任，关照。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在做对忠义的诠释。
只不过在三国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下，它被夸张与放大，甚至是被扭曲。在现在社会忠义体现在各行业自然有很重要的意义！

例如：君臣、兄弟、同事、夫妻、君民之间和：为人、处世之间。因为时代的不同，所以要辩证的看待。例：陈宫的“一臣不侍二主”在今天看来可能会太过绝对了。因为，在当今社会中人们为了更好的生活会换不同的单位（跳槽），你能说他不忠不义吗？但在当时陈宫的忠义之心确实叫人佩服。
所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绝大多数的忠义还是可取的！

比如臣子对君主的忠诚，集中体现在关羽身上，包括赤兔马殉主等等

忠义诚信在任何时候都是有价值的，那个时候民族国家的概念还没有确立，忠于国家就是忠于君主，现在我们提倡爱国主义，包括军人的奉献，仍然是忠义的范畴。

当然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愚忠是要抛弃的

关羽的是很好看出来的。今天当然有价值。现在还很多人拜关羽。忠义在任何时候都是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