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有“强汉盛唐”的说法，西汉曾有“明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豪言壮语。东汉也有“光武中兴”、“明章之治”的开明盛世。

西汉和东汉都是中国历史上先后大一统的中原王朝，统称汉朝。但是提起汉朝，很多时候会让人想到的西汉，那么东汉和西汉相比哪个历史影响大呢，我大致说一下两汉的军事、经济发展、科技文化等方面。所以都是见仁见智的

一、军事实力：

西汉立国之初就受到匈奴的威胁，前几位皇帝都在采取“和亲”策略，但都在休养生息，积极备战，汉武帝时期强化了军队，增设楼船（水军）等军种。军队的加强，使中央集权有了更坚强的支柱，同时也加强了对外和对内镇压的力量。最终才有卫青霍去病千里奔袭，报仇雪恨。

而且与西汉作对的匈奴是北方最强大的民族，频频侵犯汉朝。最后在汉武帝强势反击下，匈奴力量大大削弱，无力再大举南下。

东汉面对的是分裂了的匈奴，匈奴力量相对弱。东汉且外戚宦官轮流干政，外戚担任大将军，宦官领兵。地方上的郡国兵经东汉初期多次裁撤、削减，只剩下边郡与内地关隘的少数驻军。遇有战乱，都是临时募兵或抽调京师北军出战。所以还是西汉的军事实力更强。

二、经济发展：

西汉时牛耕更加普遍，铁制农具的制作与使用比较广泛，农业得到很大发展。西汉早期奉行重农抑商政策，虽然恢复了农业生产，而商人地位低下，经济势力略显不足。冶铁业等对国家有利的手工业也被垄断，商业、手工业走向衰落。

东汉时期，生产工具的改进有显著的成就，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同时提高了生产效率。铁犁牛耕的改进和推广，让东汉时期的农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同时政府并未制定限制商人获利的法令，冶铁业也改由社会自营，商人与手工业者的积极性得到提高。如人口增长、对外贸易、土地制度等方面也得到发展。论起整体经济，东汉可能要更胜一筹。

三、科技文化：

西汉初年以“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为治国理念，后来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成为正统并深深影响中国。

东汉的文化上只是继承儒学，仅在一些方面做了调整与改革，使之更加适于当时的社会状况，虽然无开拓精神，但东汉大兴儒学，太学林立，学术气氛浓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加上东汉的科学技术更是远超西汉。蔡伦改进造纸业，使造纸原料多样化，取材方便，提高了纸的质量，便于普遍推广。从此，纸张迅速代替了过去的竹简、木牍，大大便利了科学文化的传播和推广。

张衡制造了“浑天仪”、“地动仪”等科学仪器，制造这些仪器的原理仍被广泛使用。同时，东汉在医学、绘画等方面的成就亦是很高的。由此可见，东汉的科技文化要强。

两汉都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时期，都各具特色。东汉理论上是强大于西汉的。之所以会给人一种西汉比东汉强大，就在于西汉的军事实力实在强大，因有那些“北击匈奴”、“封狼居胥”等脍炙人口故事；东汉由于战事较少，更注重文教。

那么东汉和西汉相比哪个历史影响大呢，我觉得东汉比西汉对历史的影响大。

东汉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大一统朝代，东汉又称为“后汉”，是为了区别于西汉之前汉。东汉时的首都洛阳被称为“东京”，因此又以东京为东汉的代称。25年刘秀称帝，仍沿用汉的国号，以这一年为建武元年，定都洛阳。220年曹丕篡汉，东汉结束。

东汉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儒学气氛最浓的朝代，事实上，光武中兴名臣名将之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来自于刘秀在太学时的同学或者学长学弟。钱穆先生就说：“东汉光武帝，以王莽时代一太学生，起兵平天下。一时同学之士，驰驱戎马间，策奇勋，列朝廷高位者何限。”“那一伙人，何尝有一个是经受军事训练出身的军事专才。只为通人事，亦自通政事，兼通军事，因缘时会，勋绩彪炳。”因而可以说，东汉朝是中国历史上最纯粹的一个儒学士人政府。

这也正是“有志不在出身”，英雄何必出草莽，儒林中也可以有英雄，尤其是东汉前一百年的儒林，他们由于借鉴了王莽坐而论道、迂腐误国的经验教训，又痛疾于西汉末年儒生之媚颜软骨，再加东汉朝廷之倡导，所以更加注重经世致用与名声风节，在君子气中多了一股侠气与豪气，其社会实践水平明显比西汉高一个档次，如杜诗的水排（即水力鼓风机，用于冶铁，比欧洲早一千多年）、张衡的地动仪、浑天仪、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甚至今天还在用的算盘，等等，这些无不是东汉时的发明。

清代史学家赵翼又说：“西汉开国，功臣多出于亡命无赖，至东汉中兴，则诸将帅皆有儒者气象，亦一时风会不同也。盖一时之兴，其君与臣本皆一气所钟，故性情嗜好之相近，有不期然而然者。正所谓有是君即有是臣也。”这便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上行下效风气蔚然，正因为刘秀与诸将接受着相同的教育，又有着相同的经历，所以他们才能有统一的意识形态与政治理想，以避免派系争斗而内耗实力。这便是一个政权或政治集团成长的基石，也正是刘秀集团高过更始集团、流民集团与其他军阀割据集团的地方。所以说，东汉以儒生开国，并以儒生立国，是历史的特例，也是历史的必然，可谓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当然，所谓物极必反，由于刘秀过于提倡偃武修文，结果导致其后世帝王没能体会他“苟非其时”的真意，而在国势强盛之时，仍然不事扩张，反将北方百姓多迁南方，而徙异族进入内地，进一步加剧了民族矛盾与土地紧张，并使得北边并、幽、凉三州胡多汉少（西汉盛时，三州尚有近九百万汉人，至东汉盛时，仅剩三百万），政府控制力迅速减弱。董卓之乱与五胡乱华皆由此萌芽。

看来东汉一朝风俗虽美，上下皆敦厚信义，为历代之最，却毕竟少了些勃勃生气。当然这对内地老百姓也未尝不是件好事儿，和平发展才是硬道理嘛！更重要的是，东汉上承西汉，对于北方胡族有着强大的心理优越感，认为无需强力军备，也可轻松搞定他们，这种优雅的自信是东晋以降的中国人所不具备的，所以我们后世愤青才觉得难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