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侃自己解释到自己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为了让自己不贪图安逸的生活。
即便他出生的家庭很清贫，社会秩序安定，因此百姓对他也是大加赞赏，那就是回归大自然，享受自然之乐，在他看来，自己很不适合在朝廷做事，因此开始了他的新生活。还有咏怀诗、他不仅有精明的军事头脑，率兵打过多次胜仗，在为朝廷取得胜利后他得到了官职的升迁，病逝。
陶渊明又名陶元亮，但因为母亲对他从小严厉的教育，使他刻苦读书。在回长沙的时候，在治理荆州的时候，鼓励农民积极耕作农田。一个是陶侃每天都会在白天的时候把白砖从自己屋外搬到自己的书房，再到傍晚的时候把白砖从书房搬回屋外，每天都会这样进行，能够每天让自己辛苦一点能够记住自己的志愿。
另一件是陶侃为官的时候见到有人在随意的玩弄百姓的稻穗陶侃与陶渊明
陶侃是陶渊明的祖辈。陶侃又名陶子行，他的故乡在现在的江西省境内。陶侃是东晋的一位名将，还爱惜民众，将来可以走上仕途之路。他平息过多场叛乱，有关陶侃为官的两件逸事是广为流传的。
当时陶侃是担任东晋的大司马的，之后受到了小人的猜忌之后把陶侃调到了广州偏僻的地方当了刺史，但是陶侃从小就在艰苦的环境之中成长了。陶渊明在诗词歌赋方面颇有一番成就。他是田园派作诗风格的创始人。他所作的诗大多都是向往一种怡然自得，祥和惬意的乡村甜美生活。他作的诗种类有许多，咏酒诗大多是反应在离开朝廷之后心灵得到一种释放的舒适情怀，所以这点挫折对于他而言还是能够承受的。
到了广州陶侃对于自己的要求并没有放松，而且把自己所负责的工作材料都亲自过目了一遍，这样的事情传到百姓的耳中，觉得陶侃这样做是对的，当官的能够为了百姓的心血能够严惩一些游手好闲不尊重粮食的人一定是个好官。之后百姓更加辛勤的耕种，是东晋的著名诗人。他在朝廷上做官连三个月都没有变辞职了，并且他在中年的时候仕途还是比较顺畅的，但是也是经历过很多的波折的，陶侃为官期间的清廉和公正也是百姓所爱戴的理由，多用来抒发自己的内心情感。他的诗多反应了现实生活对人民造成的各种压迫，希望人民群众可以过上其乐融融的幸福生活。当然也适当的反应了自己内心的想法，这样的举动令陶侃是十分的生气的，坚决要保持自己的清白。
陶侃为官
陶侃的一生为人处世和美德是被后人所称赞的，之后他命人把这种人呢狠狠地惩戒一番，丰衣足食。陶侃为官的两件逸事中我们是能够看出他是一个懂的自律，并且能够很好的处理为官和百姓之间的关系。
之后自己的努力并没有白费。陶侃知道自己身体每况愈下之时，他便向朝廷提出了辞呈

)陶渊明（365～427）晋宋时期文学家。一名潜，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陶渊明出身于没落的仕宦家庭。在家族中，他既钦敬曾祖陶侃的积极进取，又特别赞赏外祖孟嘉的冲淡自然。思想中融入了儒道两种精神。前期（41岁以前），他渴望进取，渴望干一番事业，做过江州祭酒，刘裕幕下镇军参军、彭泽令，起主导作用的是儒家精神；但由于儒道思想的矛盾性，又时官时隐，举棋不定。后期（41岁以后），陶渊明因时局动荡，仕途险恶，以及官场政治腐败，门阀制度森严而对现实极端不满，毅然辞官归隐，与官场彻底决裂。
义熙四年，即归隐后第二年，他家乡遭焚，生活陷入极端贫困，但他安贫乐道；义熙末年，朝廷征他为官，元嘉三年，江州刺史檀道济劝他出山，他守节不仕。这个时期起主导作用的显然是道家思想。
陶渊明是汉魏南北朝800年间最杰出的诗人。陶诗今存125首，多为五言诗。从内容上可分为饮酒诗、咏怀诗和田园诗三大类。
本文写作年代大约是宋永初二年（421年），其时陶渊明已经五十七岁了。他拒绝同刘裕的来政权合作，不满黑暗的政治现实，同时由于他和农民接近，理解他们追求理想社会的愿望，所以写了本文。本文是《桃花源诗并序》中的“序”，可独立成篇。
作者虚构这个故事是有寄托的。他生活在东晋末期战乱频繁的环境里，长期隐居农村，对农村的现实有更深的了解，对人民的愿望更有了切身体会，于是构想出他心中的理想社会――世外桃源。但是作者十分清楚地看到，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样的理想社会是无法实现的。

(2)这一理想社会表现了作者对没有剥削、 没有战争，人人生活平等、幸福的向往和憧憬，
对美好未来的追求，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和寄托,所以无法实现。
如何评价陶渊明

作为身处晋末乱世的隐士，陶渊明晚年常与庐山中的释道交往，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事，但要说他们之间在思想上志同道合，恐怕却未必尽然。 仔细地研读过陶诗和了解诗人生平的人，都会知道陶渊明是个外表恬淡静穆，而内心热情济世无神论者。他少年时曾胸怀大志，接受儒家思想，希望建功立业。但在出仕了一个时期以后，现实使他感到失望，他不愿与当政的人同流合污，便选择了一条退隐归耕的道路。

这时他又受到老庄哲学的影响。因为他有过以往文人多不曾有过田园生活，并且亲自参加了劳动，与劳动人民有了接触，思想上不可避免地得到一些新的感受和启发，因而在崇尚骈俪陈旧文风的晋代，能创造出有独物风格的田园诗的新形式，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他从少年时的"猛志逸四海"，到老年时的"猛志固常在"，始终对世事没有淡忘。他传世的名篇《桃花源记》，正是他对如同上古原始时代的那种人们自食其力、友好相处、没有种种现实中的纷扰与贫困的"怡然有余乐"社会的憧憬。就是他的隐居与饮酒，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加以分析，也含有对当时黑暗统治表示一定程度的不满和反抗的意义在内。

当然，陶渊明毕竟是一个生活在一千多年前封建社会的士大夫，在他的思想和诗文中不可能不存在许多安贫乐命、及时行乐、避世消极的东西。但后世历代的文学评论家和选家出于自己的阶级偏爱，多着重欣赏和赞扬他这方面的特点，认为这才是陶诗的精华所在。

其实这是对陶诗的一种曲解。 陶渊明作为一代诗宗，他在生前和死后一段时间内，曾不为人所重视，后来又长期为人所歪曲和误解。现在是到了应该对陶渊明其人其诗，给以正确而全面的评价和欣赏的时候了。

沈德潜在《说诗 语》中说："晋人多放达，独渊明有忧勤语，有自托语，有知足语，有悲愤语，有乐天安命语"，"

苏东坡曾这样评价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人贵真,诗亦贵真,诗真乃由人真而来,这就是陶诗具有经久不衰魅力的主要原因。

鲁迅先生的话，“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

梁启超评价陶渊明时曾经说，“自然界是他爱恋的伴侣，常常对着他笑”。确如其言，陶在自然与哲理之间打开了一条通道，在生活的困苦与自然的旨趣之间达到了一种和解。连最平凡的农村生活景象在他的笔下也显示出了一种无穷的意味深长的美。

陶渊明的这种“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自然的热爱；一是对人生的哀伤
东晋同时也是整个魏晋南北朝最杰出的文学家是陶渊明。陶渊明（365—427） 字元亮，或云名潜，字渊明，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有《陶渊明集》。他的曾祖陶侃是东晋初名将，陶氏为东晋元勋之后，地位虽不如南下名族高贵，也是浔阳的大族。只是陶渊明这一支，家境便日渐败落。他从二十九岁时开始出仕，任江州祭酒，不久即归隐。后陆续做过镇军 参军、建威参军等地位不高的官职，过着时隐时仕的生活。
义熙元年（405）陶渊明 四十一岁，再次出为彭泽县令，不过八十多天，便弃职而去，从此脱离了官场。他在家乡有自己的田庄和僮仆，开始一段时期，生活也算安宁自得。有时他也亲自参加一些农业劳动，作为自己的社会观和人生哲学的实践。在这种劳作生活中，与农民有所接近。后来由于农田不断受灾，房屋又被火烧，境况愈来愈恶化。但他始终不愿再为官求禄。 朝廷曾征召他任著作郎，也被他拒绝了。 陶渊明之所以如此，并不是他对政治原就不感兴趣。出身于世代官宦的家庭、又是元勋之后的陶渊明，本来也曾期望在仕途中有所进取，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杂诗》说： “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可见出他的胸怀。但同时，东晋士族文人普遍企羡隐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风气，在他身上也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归园田居》所说“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之类，就反映了他思想的另一方面。他是抱着两种彼此矛盾的愿望走上人生道路的。开始时前一种愿望占据了主导地位。但那是一个动乱的时代：宗室内部的斗争，军阀对政权的野心，不断引起血腥的杀戮乃至激烈的火并。这种社会动乱不仅给人民带来灾难，同时在社会上层也造成严重的不安全感。 这使陶渊明的政治雄心不能不有所消减。另一方面，在这种权力争夺之中，一切卑污血腥的阴谋，无不打着崇高道义的幌子，这使秉性真淳的陶渊明也难以忍受。所以最后 “爱丘山”的素愿就压倒了“逸四海”的猛志。在他任镇军参军时所作的《始作镇军参 军经曲阿》诗中就说道：“目倦川涂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归班生庐。”任建威参军时所作《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诗又说：“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可见早已是身在仕途，心在园田。从彭泽令解职时所作《归去来辞》，更把做官说成“深愧平生志”。所以说，他的归隐，实际是自己的理想与当时的现实无法调和的结果。在陶渊明的诗歌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田园诗。这种田园诗的艺术魅力，与其说在于它是田园生活的真实写照，不如说在于其中寄托了陶渊明的人生理想。田园被陶渊明用诗的构造手段高度纯化、美化了，变成了痛苦世界中的一座精神避难所。
陶渊明的思想，是以老庄哲学为核心，对儒、道两家取舍调和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 “自然”哲学。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一种“自然”的社会。他常常把儒家虚构的淳朴无争的上古之世与道家宣扬的小国寡民的社会模式结合成一体，作为理想世界来歌颂。同样的思想，又借助虚构，在《桃花源记》中加以形象的表现。在这种“自然”的社会中，人人自耕自食，真诚相处，无竞逐无欺诈，甚至无君无臣。而历史在陶渊明看来，是一个堕落的过程。由于人们的过度的物质欲望，引起无穷的竞争，产生了种种虚伪、矫饰、残忍的行为，使社会陷入黑暗。 然而上古之世，悠邈难求，世外桃源，也无处可寻。陶渊明只能把淳朴的乡村生活，作为他的社会理想的比较现实然而十分有限的寄托。他的大量田园诗中，既有纪实的成分，反映了他在家乡生活的情况，也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并不完全是写实的，而是按照某种理念要求对现实素材加以处理的结果。作为自然的生活的一部分，陶渊明的田园诗还写到了农业劳动；在他归隐时期，自己也曾参加耕作。他的体力劳动在其经济生活中究竟有多大的意义？大约是很有限，甚至，也许是可有可无。这种农业劳作的实际意义，在于它体现了陶渊明的一种信念。 自耕自食，是理想的社会生活方式和个人生活方式。尽管诗人实际做不到这一点，但他尝试了，这就是很了不起的。同时又说：“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 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这里写到了体力劳动的艰苦和由此带来的心理上的宁静乃至安乐。同类诗中意境最美的，当数《归园田居》之三：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结尾两句再一次说明，陶渊明之写田园生活，写体力劳动，实际都是在咏歌自己的理想，显示出理想获得实现的愉快。
陶渊明的田园诗，还牵涉东汉末以来文学所集中关注的问题：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何在？生命怎样才能获得解脱？在这方面，我们首先看到，陶渊明对生命 短促的事实，表现得比同时代任何人都焦灼不安。他的诗现存不过一百多首，竟有几十 处提及“老”和“死”。但在哲学上，他却有一种豁达的解释，这在组诗《形、影、神》 中表达得最明白。诗人借用辞赋的对话体，让“形”提出饮酒自乐、忘怀一切的人生态 度（这近于《古诗十九首》），又让“影”强调应追求事功，建立身后之名（这近于建 安文学）。这两者其实都是陶渊明所难以舍弃的，但作为最终的哲学归结，他在第三首 《神释》中把前二者都否定了，认为每日醉酒伤害生命，立善求名也只是外在的追求，毫无意义，应该是：“纵浪大化中，不喜也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即归化于自然，不必有意识追求生命以外的东西，这就是不求解脱的解脱。 “自然”哲学的这一种内涵，在田园诗中以美好的形象表现出来，如陶诗中最著名的《饮酒》之五就是：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开头四句，说只要心境旷远，就不会受到世俗的干扰。下面说采菊东篱，不经意中 目遇南山（即庐山），在暮岚紫霭、归鸟返飞之中，感受到造物的奥秘，参透了人生的真谛。尽管诗中明说“欲辩已忘言”，但如果联系陶渊明的其他作品来考察，他在本诗 中通过一系列意象所隐约暗示的人生真理还是可以探索的。南山的永恒、山气的美好、 飞鸟的自由，不正是体现了自然的伟大、圆满与充实，尤其是自在自足无外求的本质吗？ 那么，人的短促的一生，除了归依自然、顺应自然，在自然的永恒、美好、自由中感受 到自己生命的意义外，还有什么可追求的呢？所以说，这首诗仍然是陶渊明的人生理想 的寄托，只是偏重有所不同。
当然，诗中的这种人生观说到底只是一种诗意的、哲理的向往。因为人从根本上不可能摆脱在一定的对象中实现自我的追求，也不可能摆脱现实 利害的矛盾。但作为对人生的一种哲学思考，它是有价值的；作为诗歌的理蕴，它更带 来独特的效果。归结起来，陶渊明的社会观和人生观都以“自然”为核心。他向往的社会是和平安 宁、自耕自食、无竞逐无虚伪、没有相互压迫和残害的社会；他追求的人生是淳朴真诚、 淡泊高远、任运委化、无身外之求的人生；他所喜爱的生活环境，也是恬静而充满自然 意趣的乡村。由于这些追求，使他的大多数田园诗呈现出冲淡平和、旷洁悠远的外貌，此即前人所言“静穆”。但在这背后，却充满了对现实社会的憎恶与不安，对人生短促 深感无所寄托的焦虑。换言之，“静穆”是在“自然”哲学支配下构造出的美学境界，而激起这种追求的内驱力恰恰是高度的焦灼不安。
但是，陶渊明并不是只有这种以冲淡平和为主要特征的作品，他也写过一些直接涉及现实政治， 或直接表现出内心的强烈情绪的诗篇。如《述酒》诗，虽然辞义隐晦，不易读懂，但其 内容关系到晋、宋更代的一些政治大事，当无疑问。又如《赠羊长史》，对刘裕于义熙十三年北伐破长安之役，显得十分高兴。“圣贤留余迹，事事在中都。岂忘游心目，关 河不可逾。九域甫已一，逝将理舟舆。”体现了鲜明的民族感情。此外，《咏荆轲》和《读山海经》中的几篇，对历史上和神话传说中一些虽然失败而始终不屈的英雄形象，表示同情、仰慕和赞美，具有慷慨悲壮的风格。《咏荆轲》结末说：“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殁，千载有余情！”分明流露出诗人心中的激昂之情。 又如《读山海经》中的一篇：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徒设在昔心，良晨讵可待！精卫微禽，而有填海之志，刑天断首，犹反抗不止，都表现出不为命运屈服的伟大精神。最后二句，既是说精卫、刑天，也是说自己：虽有昔日的壮志雄心，却没有偿愿 的时机！这些诗的事实背景已无法加以确凿的证明，但至少可以说明，陶渊明在隐居中仍然渴望强烈的、有所作为的人生。鲁迅先生指出，陶诗不但有“静穆”、“悠然”的 一面，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主要是指这些作品而言。不过，应当看到两者也并不 是截然对立的。 从诗歌渊源关系来说，陶渊明有远承阮籍的一面。这主要表现在其诗多抒发内心深 处的情感，表现对人生的探索，使用哲学观照的方式，并多用组诗的形式。另一方面，陶诗也显然受到玄言诗的重大影响。这不仅表现在他的诗中有许多玄学的语汇，其平淡的语言风格也同玄言诗一致，而且，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对人与自然之关系的理解上。在阮籍诗中，大量地以自然的永恒与人生的短暂相对照，人在自然面前感受到强大的压迫； 而在东晋的玄言诗中，则转变为人对自然的体悟和追求；到陶渊明，又更明确地提出归 化自然的观念，人与自然统一和谐的意识成为构成陶诗独特意境的决定性因素。当然，陶诗重视通过艺术形象而不是抽象语言来表现哲理，这同玄言诗的枯燥无味是根本不同的。
陶渊明在诗歌发展史上的重大贡献，是他开创了新的审美领域和新的艺术境界。虽然一般的玄言诗人都注意到从审察自然来体会哲理，并由此产生了山水诗的萌芽，但没有人把目光投向平凡无奇的乡村。只是在陶渊明笔下，农村生活、田园风光才第一次被当作重要的审美对象，由此为后人开辟了一片情味独特的天地。他把农业劳动视为自然 的生活方式，歌颂在劳动生活中包含着美的意趣，这同样是深刻的发现。对陶诗的艺术 特点，前人早有定评，谓之朴素、自然、真淳。但这并不是民歌或受民歌影响的风格， 而是诗人有意识的美学追求。从根本上说，这也是由陶渊明的“自然”哲学决定的。在他看来，人为的繁复的礼仪破坏了社会的自然性，矫饰的行为破坏了人性的自然性，那么，诗歌在外现形式上的过度追求，也必然破坏感情的自然性。所以，他绝少使用秾艳的色彩，夸张的语调，深奥的语汇、生僻的典故。他的诗中也常用对仗句式，但多数是 比较古朴而不那么精巧的，以至在感觉上并不明显。他的诗歌充满感情，但真正表现得很强烈、显得激荡起伏的时候很少，而是和冷静的哲理思维结合在一起，呈现为清明淡 远的意境。这一种美学境界是前所未有而且很不容易达到的。 进一步说，陶诗语言的朴素，又并不是随口而道，毫无加工，而是高度精炼，洗净 了一切芜杂粘滞的成分，才呈现出明净的单纯。他对自然的美，无疑有十分敏锐的感受，因而能够用准确而朴素的语言将其再造为诗的形象。像“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写乡村的恬静，“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写雪的轻虚，“有风自南，翼彼新苗”写风 的踪迹，都是有名的例子。 西晋诗歌追求华美、注重修辞的倾向，一方面提高了诗歌语言的表现技巧，但有时过于用力于此，而忽视了诗意的完整，造成繁冗、割裂的毛病。陶诗以深沉的思想感情和哲理为底蕴，绝不炫耀外在的美饰，所以大多通篇简洁，少作铺排，钟嵘《诗品》称为“殆无长语”。诗的意境，也总是比较完整，从总体上感染读者，而不以一字一句，某个片断吸引人。
陶渊明个人的人格无疑是高尚的，他对社会也绝非无所关心，但是，其文学创作的主导方面，却是渴望回避矛盾，力求超然物外而忘怀现实的痛苦。建 安文学的进取精神，正始文学的悲剧意识，都是要求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实现人的意志自由；陶渊明的“自然”哲学，单方面地说不失为一种深刻的哲学，但藉此他恰恰躲开了人在社会中的自由这个根本性问题。可以说，这同样是个体意识减弱的表现。所以，后代文人越是在受到社会的压迫而难以反抗时，就越容易想到陶渊明，用他的人生观来 化解而不是冲破社会的压迫。这样，既满足了精神上、道德上的自我安慰，也避免了在 冲突中容易遭到的危险。

由于玄风的影响，东晋散文除陶渊明外，别无名家。但王羲之的《兰亭序》，却可 以说是一篇佳作。这篇文章记叙永和九年（353）作者与会稽一带名士四十余人同游 山阴兰亭修禊事的经历，抒发对人生的感慨。开头一节，描绘兰亭周围山水风光，文字 平易清隽，既无奥深之疾，亦无枯槁之病。既而从游览之乐，转言乐情易迁，人生终归 于尽，再推而广之，感叹古往今来，人同此悲，说理顺畅，情绪虽然低沉一些，但从人 类的普遍现象发论，放眼高远，不失超逸潇洒。这篇文章把具体环境下的实在的情感与 哲理性思维结合为一体，所以哲理对于文章非但无害，反而有益。
东晋同时也是整个魏晋南北朝最杰出的文学家是陶渊明。陶渊明（365—427） 字元亮，或云名潜，字渊明，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有《陶渊明集》。他的曾祖陶侃是东晋初名将，握强兵镇守长江中游，都督八州军事，封长沙郡公，声威煊赫一时。 死后追赠大司马。祖父陶茂官至太守，父亲亦曾出仕。陶氏为东晋元勋之后，地位虽不如南下名族高贵，也是浔阳的大族。只是陶渊明这一支，因他年幼时父亲就去世了，家境便日渐败落。他从二十九岁时开始出仕，任江州祭酒，不久即归隐。后陆续做过镇军 参军、建威参军等地位不高的官职，过着时隐时仕的生活。
义熙元年（405）陶渊明 四十一岁，再次出为彭泽县令，不过八十多天，便弃职而去，从此脱离了官场。他在家乡有自己的田庄和僮仆，开始一段时期，生活也算安宁自得。有时他也亲自参加一些农业劳动，作为自己的社会观和人生哲学的实践。在这种劳作生活中，与农民有所接近。 后来由于农田不断受灾，房屋又被火烧，境况愈来愈恶化。但他始终不愿再为官求禄。 朝廷曾征召他任著作郎，也被他拒绝了。 陶渊明之所以如此，并不是他对政治原就不感兴趣。出身于世代官宦的家庭、又是元勋之后的陶渊明，本来也曾期望在仕途中有所进取，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杂诗》说： “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可见出他的胸怀。但同时，东晋士族文人普遍企羡隐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风气，在他身上也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归园田居》所说“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之类，就反映了他思想的另一方面。他是抱着两种彼此矛盾的愿望走上人生道路的。开始时前一种愿望占据了主导地位。但那是一个动乱的时代：宗室内部的斗争，军阀对政权的野心，不断引起血腥的杀戮乃至激烈的火并。这种社会动乱不仅给人民带来灾难，同时在社会上层也造成严重的不安全感。 这使陶渊明的政治雄心不能不有所消减。另一方面，在这种权力争夺之中，一切卑污血腥的阴谋，无不打着崇高道义的幌子，这使秉性真淳的陶渊明也难以忍受。所以最后 “爱丘山”的素愿就压倒了“逸四海”的猛志。在他任镇军参军时所作的《始作镇军参 军经曲阿》诗中就说道：“目倦川涂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归班生庐。”任建威参军时所作《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诗又说：“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可见早已是身在仕途，心在园田。从彭泽令解职时所作《归去来辞》，更把做 官说成“深愧平生志”。所以说，他的归隐，实际是自己的理想与当时的现实无法调和的结果。 陶渊明的文学创作，在诗歌、散文、辞赋诸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但对后代影响最大的是诗歌；在陶渊明的诗歌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田园诗。这种田园诗的艺术魅力，与其说在于它是田园生活的真实写照，不如说在于其中寄托了陶渊明的人生理想。田园被陶渊明用诗的构造手段高度纯化、美化了，变成了痛苦世界中的一座精神避难所。
陶渊明的思想，是以老庄哲学为核心，对儒、道两家取舍调和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 “自然”哲学。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一种“自然”的社会。他常常把儒家虚构的淳 朴无争的上古之世与道家宣扬的小国寡民的社会模式结合成一体，作为理想世界来歌颂。 如《劝农》诗说：“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时运》诗说： “黄唐莫逮，慨独在余。”《饮酒》诗说：“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同样的思想， 又借助虚构，在《桃花源记》中加以形象的表现。在这种“自然”的社会中，人人自耕 自食，真诚相处，无竞逐无欺诈，甚至无君无臣。而历史在陶渊明看来，是一个堕落的 过程。由于人们的过度的物质欲望，引起无穷的竞争，产生了种种虚伪、矫饰、残忍的行为，使社会陷入黑暗。 然而上古之世，悠邈难求，世外桃源，也无处可寻。陶渊明只能把淳朴的乡村生活， 作为他的社会理想的比较现实然而十分有限的寄托。他的大量田园诗中，既有纪实的成 分，反映了他在家乡生活的情况，也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并不完全是写实的，而是按照某 种理念要求对现实素材加以处理的结果。试看《劝农》诗中的一节： 熙熙令音，猗猗原陆。卉木繁荣，和风清穆。纷纷士女，趋时竞逐。桑妇宵兴，农夫野宿。 这里呈现出一幅和平的农作图，实际是把中国农村封闭式的、自给自足的特点加以 美化的结果。《归园田居》组诗的第一首久享盛名，也有类似的特点：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这诗大约作于从彭泽令解职归田的次年，抒发回到田园生活的愉悦心情。中间写景 的一节，“方宅”以下四句，以简淡的笔墨，勾画出自己居所的朴素美好；“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视线转向远处，使整个画面显出悠邈、虚淡、静穆、平和的韵味。 作者正是以此作为污浊喧嚣的官场——所谓“樊笼”——的对立面，表现自己的社会理 想和人生观念。结末“复得返自然”的“自然”，既是指自然的环境，也指自然的生活。 作为自然的生活的一部分，陶渊明的田园诗还写到了农业劳动；在他归隐时期，自己也曾参加耕作。他的体力劳动在其经济生活中究竟有多大的意义？大约是很有限，甚至，也许是可有可无。这种农业劳作的实际意义，在于它体现了陶渊明的一种信念。 《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开头就是：“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具端。孰是都不营， 而以求自安！”自耕自食，是理想的社会生活方式和个人生活方式。尽管诗人实际做不 到这一点，但他尝试了，这就是很了不起的。同时又说：“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 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这里写到了体力劳动的艰苦和 由此带来的心理上的宁静乃至安乐。同类诗中意境最美的，当数《归园田居》之三：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结尾两句再一次说明，陶渊明之写田园生活，写体力劳动，实际都是在咏歌自己的 理想，显示出理想获得实现的愉快。
以上主要分析了陶渊明的田园诗所反映的社会理想，以及他对个人在社会中的生活 方式的思考。此外，陶渊明的田园诗，还牵涉东汉末以来文学所集中关注的问题：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何在？生命怎样才能获得解脱？在这方面，我们首先看到，陶渊明对生命 短促的事实，表现得比同时代任何人都焦灼不安。他的诗现存不过一百多首，竟有几十 处提及“老”和“死”。但在哲学上，他却有一种豁达的解释，这在组诗《形、影、神》 中表达得最明白。诗人借用辞赋的对话体，让“形”提出饮酒自乐、忘怀一切的人生态 度（这近于《古诗十九首》），又让“影”强调应追求事功，建立身后之名（这近于建 安文学）。这两者其实都是陶渊明所难以舍弃的，但作为最终的哲学归结，他在第三首 《神释》中把前二者都否定了，认为每日醉酒伤害生命，立善求名也只是外在的追求， 毫无意义，应该是：“纵浪大化中，不喜也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即归化于自然，不必有意识追求生命以外的东西，这就是不求解脱的解脱。 “自然”哲学的这一种内涵，在田园诗中以美好的形象表现出来，如陶诗中最著名 的《饮酒》之五就是：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开头四句，说只要心境旷远，就不会受到世俗的干扰。下面说采菊东篱，不经意中 目遇南山（即庐山），在暮岚紫霭、归鸟返飞之中，感受到造物的奥秘，参透了人生的 真谛。尽管诗中明说“欲辩已忘言”，但如果联系陶渊明的其他作品来考察，他在本诗 中通过一系列意象所隐约暗示的人生真理还是可以探索的。南山的永恒、山气的美好、 飞鸟的自由，不正是体现了自然的伟大、圆满与充实，尤其是自在自足无外求的本质吗？ 那么，人的短促的一生，除了归依自然、顺应自然，在自然的永恒、美好、自由中感受 到自己生命的意义外，还有什么可追求的呢？所以说，这首诗仍然是陶渊明的人生理想 的寄托，只是偏重有所不同。
当然，诗中的这种人生观说到底只是一种诗意的、哲理的 向往。因为人从根本上不可能摆脱在一定的对象中实现自我的追求，也不可能摆脱现实 利害的矛盾。但作为对人生的一种哲学思考，它是有价值的；作为诗歌的理蕴，它更带 来独特的效果。 归结起来，陶渊明的社会观和人生观都以“自然”为核心。他向往的社会是和平安 宁、自耕自食、无竞逐无虚伪、没有相互压迫和残害的社会；他追求的人生是淳朴真诚、 淡泊高远、任运委化、无身外之求的人生；他所喜爱的生活环境，也是恬静而充满自然 意趣的乡村。由于这些追求，使他的大多数田园诗呈现出冲淡平和、旷洁悠远的外貌， 此即前人所言“静穆”。但在这背后，却充满了对现实社会的憎恶与不安，对人生短促 深感无所寄托的焦虑。换言之，“静穆”是在“自然”哲学支配下构造出的美学境界， 而激起这种追求的内驱力恰恰是高度的焦灼不安。 陶诗中最集中的就是写田园生活的作品。其代表作除了前面提及的以外，还有《移 居》、《和郭主簿》、《咏贫士》、《杂诗》、《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等。
但是， 陶渊明并不是只有这种以冲淡平和为主要特征的作品，他也写过一些直接涉及现实政治， 或直接表现出内心的强烈情绪的诗篇。如《述酒》诗，虽然辞义隐晦，不易读懂，但其 内容关系到晋、宋更代的一些政治大事，当无疑问。又如《赠羊长史》，对刘裕于义熙 十三年北伐破长安之役，显得十分高兴。“圣贤留余迹，事事在中都。岂忘游心目，关 河不可逾。九域甫已一，逝将理舟舆。”体现了鲜明的民族感情。此外，《咏荆轲》和 《读山海经》中的几篇，对历史上和神话传说中一些虽然失败而始终不屈的英雄形象， 表示同情、仰慕和赞美，具有慷慨悲壮的风格。《咏荆轲》结末说：“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 其人虽已殁，千载有余情！”分明流露出诗人心中的激昂之情。 又如《读山海经》中的一篇：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 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徒设在昔心，良晨讵可待！ 精卫微禽，而有填海之志，刑天断首，犹反抗不止，都表现出不为命运屈服的伟大精神。最后二句，既是说精卫、刑天，也是说自己：虽有昔日的壮志雄心，却没有偿愿 的时机！这些诗的事实背景已无法加以确凿的证明，但至少可以说明，陶渊明在隐居中仍然渴望强烈的、有所作为的人生。鲁迅先生指出，陶诗不但有“静穆”、“悠然”的 一面，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主要是指这些作品而言。不过，应当看到两者也并不 是截然对立的。 从诗歌渊源关系来说，陶渊明有远承阮籍的一面。这主要表现在其诗多抒发内心深 处的情感，表现对人生的探索，使用哲学观照的方式，并多用组诗的形式。另一方面， 陶诗也显然受到玄言诗的重大影响。这不仅表现在他的诗中有许多玄学的语汇，其平淡的语言风格也同玄言诗一致，而且，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对人与自然之关系的理解上。在阮籍诗中，大量地以自然的永恒与人生的短暂相对照，人在自然面前感受到强大的压迫； 而在东晋的玄言诗中，则转变为人对自然的体悟和追求；到陶渊明，又更明确地提出归 化自然的观念，人与自然统一和谐的意识成为构成陶诗独特意境的决定性因素。当然， 陶诗重视通过艺术形象而不是抽象语言来表现哲理，这同玄言诗的枯燥无味是根本不同的。
陶渊明在诗歌发展史上的重大贡献，是他开创了新的审美领域和新的艺术境界。虽然一般的玄言诗人都注意到从审察自然来体会哲理，并由此产生了山水诗的萌芽，但没有人把目光投向平凡无奇的乡村。只是在陶渊明笔下，农村生活、田园风光才第一次被当作重要的审美对象，由此为后人开辟了一片情味独特的天地。他把农业劳动视为自然 的生活方式，歌颂在劳动生活中包含着美的意趣，这同样是深刻的发现。对陶诗的艺术 特点，前人早有定评，谓之朴素、自然、真淳。但这并不是民歌或受民歌影响的风格， 而是诗人有意识的美学追求。从根本上说，这也是由陶渊明的“自然”哲学决定的。在 他看来，人为的繁复的礼仪破坏了社会的自然性，矫饰的行为破坏了人性的自然性，那么，诗歌在外现形式上的过度追求，也必然破坏感情的自然性。所以，他绝少使用秾艳的色彩，夸张的语调，深奥的语汇、生僻的典故。他的诗中也常用对仗句式，但多数是 比较古朴而不那么精巧的，以至在感觉上并不明显。他的诗歌充满感情，但真正表现得很强烈、显得激荡起伏的时候很少，而是和冷静的哲理思维结合在一起，呈现为清明淡 远的意境。这一种美学境界是前所未有而且很不容易达到的。 进一步说，陶诗语言的朴素，又并不是随口而道，毫无加工，而是高度精炼，洗净 了一切芜杂粘滞的成分，才呈现出明净的单纯。他对自然的美，无疑有十分敏锐的感受， 因而能够用准确而朴素的语言将其再造为诗的形象。像“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写乡村的恬静，“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写雪的轻虚，“有风自南，翼彼新苗”写风 的踪迹，都是有名的例子。 西晋诗歌追求华美、注重修辞的倾向，一方面提高了诗歌语言的表现技巧，但有时过于用力于此，而忽视了诗意的完整，造成繁冗、割裂的毛病。陶诗以深沉的思想感情和哲理为底蕴，绝不炫耀外在的美饰，所以大多通篇简洁，少作铺排，钟嵘《诗品》称为“殆无长语”。诗的意境，也总是比较完整，从总体上感染读者，而不以一字一句， 某个片断吸引人。
陶渊明留存下来的散文、辞赋总共只有十多篇，但几乎每一篇都很出色。其主要艺术特点，与诗歌一致，也有个别几篇，风格不尽相同。 散文中《桃花源记》最为著名。这篇散文实际近于小说，所以又被收录在据传是陶 渊明著的志怪小说集《搜神后记》中。文中虚构的“世外桃源”，既有儒家幻想的上古 之世的淳朴，也有老子宣扬的“小国寡民”社会模式的影子，其中乡村景象的描绘，又 同作者的田园诗意境相似。可以说，它既是作者依据他的社会理想所作的美好想象，也代表了那个动乱时代的广大民众对太平社会的向往。文章的语言优美而朴素。如写武陵渔人初入桃源的一节：“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写桃花源中风光：“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 相闻。”这种文笔，使语言、意境、主题达到高度的统一。 《五柳先生传》是作者自况，也是一篇奇文。全篇只百余字，以一“不”字贯通始 终。开头便是“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既而又是“闲静少言，不慕荣利； 好读书，不求甚解”。结束“忘怀得失，以此自终”，意义还是一个“不”。大量使用这个否定词，意蕴在于表示自己对世间的一切无所措意、无所执着，只是任情率真地生 活。不但世俗的荣名毫无价值，就连一个人的姓名也是外加的东西，可有可无。这就是 所谓“自然”的人生哲学。用语浅而含蕴深，是这篇短文的显著特点。 辞赋以《归去来辞》最为著名。此篇作于陶渊明在彭泽令任上决心辞官归隐之际。 文中关于归途景象和还乡以后生活的描写，均出于想象。在古代各种文体中，辞赋的基本特点就是华美，而陶渊明这篇赋却写得相当朴素，语言清新流利。它的抒情色彩浓厚， 富有诗意，同时又充满了哲理的内涵。“舟超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想象归途中 的自由无羁、轻松愉悦，令人心旷神怡。“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等写景之笔，非常形象地体现了自然界自生自化、充足自由的 灵韵。正因为这些描绘所反映的不仅仅是客观对象，也包括作者自身的人生情趣，才特 别地美好动人。 上述几篇，情调都比较平和。而《感士不遇赋》着重抒发怀才不遇、政治理想无法 实现的苦闷，就显得比较激烈；《祭程氏妹文》悼念胞妹，则真情流泻，凄恻感人。比 较起来，《闲情赋》在陶集中尤为特殊。其题旨标榜为“闲情”即约束感情，实际内容 却同大多数类似作品一样，非常热烈地渲染男女之情。而且文辞流宕，色彩丰艳。其中 “愿在衣而为领”以下一大段，用各种各样的比喻表现欲亲近美人之情，穷形尽态，极尽铺排之能事，颇有民歌的特点。从这里可以看到陶渊明思想情趣的另一方面，和文学才能的多样性。 陶渊明对后代有多方面的影响。在南朝，他还主要被当作一个品行高洁的隐士来看 待，对于他的文学创作，评价并不很高。而由于当时社会普遍推崇华丽的文风，陶渊明 诗文那种朴素平淡的风格，也难以为一般作者所接受。入唐以后，情况有了改变。李白、 杜甫等人，由于审美趣味不同，他们特别表示尊敬的文学前辈中，并不包括陶渊明。但王维、孟浩然、储光羲、韦应物一派诗人，虽也不是经常提到陶渊明，他们的艺术风格， 却明显受了陶诗的影响。在唐诗中，这是一个重要的流派。应该说，唐诗的主导风格， 是修辞之美与激情的结合，这和陶诗的精神显然不同。所以，陶诗影响所及，范围不是 很大。到了宋代，陶渊明开始受到普遍一致的推崇。这是因为宋代的社会气氛比起唐代 有很大变化，诗歌的激情和浪漫精神开始减退，而转向对于理性意蕴的重视。北宋最著 名的文学家苏轼评陶渊明说：“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 诸人，皆莫及也。”（《与苏辙书》）特点抓得相当准，评价也格外的高。其他一些著 名诗人和批评家对陶渊明也同样备加称扬。至此完全确立了陶渊明作为诗史上第一流诗 人的地位。 应该指出，虽然，陶渊明个人的人格无疑是高尚的，他对社会也绝非无所关心，但 是，其文学创作的主导方面，却是渴望回避矛盾，力求超然物外而忘怀现实的痛苦。建 安文学的进取精神，正始文学的悲剧意识，都是要求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实现人的意志 自由；陶渊明的“自然”哲学，单方面地说不失为一种深刻的哲学，但藉此他恰恰躲开 了人在社会中的自由这个根本性问题。可以说，这同样是个体意识减弱的表现。所以， 后代文人越是在受到社会的压迫而难以反抗时，就越容易想到陶渊明，用他的人生观来 化解而不是冲破社会的压迫。这样，既满足了精神上、道德上的自我安慰，也避免了在 冲突中容易遭到的危险。陶渊明在宋代比在唐代更受到文人的推崇，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是，唐、宋社会环境的不同，以及两代文人精神状态的不同，至少也是决定性因素之一。

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思想史上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个人，自从钟嵘《诗品》称陶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隐逸之宗”开始，后人认为钟嵘未把其列入上品，而讥其目光短陋。但对陶渊明的评价却始终不离“隐”与“逸”二字，“隐”则不仕，“逸”则闲适、自然。苏轼更是推波助澜，称其“遇隐则隐，遇仕则仕。”达到了“无可无不可”的程度。陶渊明沾溉后世，不单单是文学所能涵盖，其人格与思想之魅力对古代士人的影响甚至远远超过文学方面。（士不能用“知识分子”来解释，而是周旋于“王”与“道”二者之间的儒生，而“王”与“道”的贯彻，正是体现士人积极入世、建功立业与坚守操行、实现独立人格两种价值追求，一旦“王者无道”或者在“大道如青天，我辈独不出”的情况下，面临士人面前的就是“仕”与“隐”的选择，而陶渊明正是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解决问题的良好范式。）实际上，唐、宋以降，直至今天，在研究陶渊明方面，已经大大游离了文学或文学史的角度，而偏向文学接受史的角度。“自然、任真”、“冲澹、闲适”已经成了陶渊明的代名词。“田园诗人”的贵冕早以戴牢。只要一提陶渊明的诗，便认为其诗如人，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那恬静的田园风光、与世无争的闲适生活，虽然“金刚怒目”早以提出，但似乎人们不愿接受或不感兴趣，“自然——陶诗的总体艺术特征”（袁本《中国文学史》）已经成为定论，提渊明不提自然便觉贻笑大方。（此问题后文将有详细论述）。但是，不同于以上观点的论述，前人也早有涉及：
渊明高才俊逸人也，而复善知己，潜龙勿用。然读其诗，有俯而悲慨，玩世肆志之心焉。
（陶渊明资料汇编》136页，转引李梦阳《空同先生集》卷四十九）
……然多寓怀之作，故诵者有慨然尘外之思。
（陶渊明资料汇编》151页，转引王文禄《学海类编》卷二）
……古今尊陶，统归平淡，以平淡概陶，陶不得见也。
（陶渊明资料汇编》152页，转引黄文焕《陶诗析义自序》卷一）
千秋以陶诗为闲适，乃不知其用意深处，朱子亦仅谓《咏荆轲》一篇露本质，……抑文生于志，志幽故言远，……千秋之诗，谓陶与杜可也。
（陶渊明资料汇编》180页，转引陈祚明《采椒堂古诗选》卷二）
……然嗣同尤为妄解，以为陶慷慨悲歌之士也，非无意于世，世人唯以冲澹目之，失远矣。
（陶渊明资料汇编》263页，转引谭嗣同《谭嗣同全集》卷三）
据我统计，《陶渊明集》共载其诗122首，其中真正描写田园风光、歌咏恬淡生活的仅占39首。而其中描写作者内心痛苦及对时事感怀等非“田园诗”占76首。只有10多首我们无法确定。如果把像《饮酒二十首》、《拟古九首》等组诗作为一首统计的话，陶诗共51首，其中有31首非田园诗。考查122首陶诗，其中“悲”字、“慨”字或类似意思的字共出现37次。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陶诗写的并非“田园”，表现的也并非是“闲情”、“自然”，而是那些寓怀感时、感世，充满寄托和慷慨悲凉的篇什占主要方面。为了更好的说明问题，本文参考廖仲安、钟忧民等大家，将陶诗分为五类：田园诗、咏怀、咏史诗、赠答诗、行役诗、哲理诗。兹如下逐一论述；
一，田园诗：这类作品，突出表现出作者闲适、自然的心态，把农村风光、农耕景象及农村人际关系描写得自然可亲。表现出作者对农村生活的热爱。像《劝农》、《饮酒》、《古田舍二首》、《丙辰岁八月中于巽田舍获》等就是表现以上方面的，它所表现的是“采菊东蓠下，悠然见南山”（《饮酒》其五），是“良苗亦怀新”（《古田舍》其一）。但是，正像葛晓音先生指出的那样“陶渊明侧重在领悟人生顺应自然的真谛，对于人生意义的执着探索；使他较早地接续了魏晋古诗言志抒怀的抒情传统，他在田园诗中叹息人道的衰荣代谢、指斥世间的虚伪污浊，抒发有志难成的悲愤，最求永恒的令名高节，这些都是建安诗和阮籍咏怀诗的基本主题，这就使他的田园诗不以观赏田园之美为目的，而以表现领悟自然、适其天性的乐趣为宗旨，在艺术上，自然而然将魏晋诗歌咏怀兴寄的传统，东晋士人静照忘求的审美关照方式结合起来，形成以情体物、融兴寄于自然的审美方式。”（《论山水田园诗派的艺术特征》载《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120页）由此可见，自然的乐趣是陶渊明的追求，所以在那些充满兴寄的田园诗中，体现出作者的苦闷、慨叹的篇什也就特别多。陶渊明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鸡鸣桑树”、“狗吠深巷”的田园范式，看似自然、闲适的田园实际上是作者一定意义上的空想，他提供的这个范式，更像一个精神田园，这是后人也是陶渊明所企求的。终其一生到底寻到没有，依我看，则有可与不可之说了。
二：赠答诗：这类诗在陶集中不多，原因清楚，陶渊明对于这种世俗的交际并不在意。“实欣心期，方从我游”，只有和他意气相投的人才有往来。这类作品突出作者感情的真挚、亲切。看似写法自然。实际上这只是浅层次的含义，透过这层意思，我们更能清晰的感受到作者内心的一些思想活动，“载言载眺，以写我忧”，这才是作者的真实用意，心中的苦闷，知己的难求，一再是作者在这类诗中所叹息的。如《赠长沙公》表现出作者对时世有所期待，想成就一番事业。此时他的心理是不平静的。“检素不获展，厌厌竟良时。”《和郭主簿》“言尽意不舒”（《赠羊长史》）“抚己有深怀，履运增慨然”（《岁暮和张常侍》）“萧索空宇中，了无一可悦”（《癸卯岁十二月作与从弟敬员》）像这样的诗句还有很多，从上述诗来看，陶渊明的形象大致已清晰，他并不是心中无欲、悠然自得的人，时光不再的感叹、功业未成的遗憾以及无人理解的孤独苦闷时时在他心头萦绕。虽然有古朴的老农、简单的农村生活怎能消除他心中的块垒呢？
三：咏史与咏怀：首先需要界定二者关系，两者看似为二，实可归一，咏史也是在用史实为媒介来咏怀的。其次，“诗言志”，几乎每篇都是作者的咏怀之作。这里只把一些明显揭示作者内心思想的诗篇界定为咏怀之作。陶渊明慷慨悲凉、重在兴寄的风格在这类诗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此类作品中，有描写作者的孤独与苦闷的，如《时运》，希望与挚友促膝畅谈不遂而苦闷，有慨叹时光流逝，“如何蓬莱士，空视时运倾” 《九日闲居》，此外还有像《荣木》、、《饮酒》前八首等。还有抒发对时事的感慨的，其代表作是《饮酒》后四首，《述酒》、《归鸟》、《拟古九首》等。《述酒》一篇，经逯钦立先生考证，确实为陶渊明对当时时事有感而发。《拟古九首》内容大多忧国忧时，追幕节义，讽刺最求荣华富贵之流，有很深的感慨和寄托。咏史诗像《咏荆轲》、《咏二疏》、《咏三良》等也都从侧面反映出作者内心的波澜。
四：行役诗：这类作品着重表写作者隐、仕不定的十三年时光，有人说，这些诗都作于陶渊明游宦时期，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因为有的作品明显是作者后来的回忆，因为很容易看出，所以这里不再举例。身在仕途，而心慕自由，作者就是处在这种矛盾中。像《始作镇军经曲阿》、《夜行涂口》等都是表现这种心情的。
五：哲理诗：陶渊明的诗明显受到魏晋玄学的影响，他的诗中很多都表现出对天道与人事的哲理思考，这里将其范围缩小。像《形影神》、《挽歌》等，我们将其归在哲理诗的范围内。以《形影神》举例，有人以“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认为陶渊明看青了生与死，岂知作者却认为“立善有遗爱”，都以作者以酒为友，但“酒方能消忧，方此讵不劣？”，酒与陶渊明是密不可分的，但从“酒方能消忧，方此讵不劣？”一句，我们可以看出，陶渊明对那种认为酒可健身的态度是反对的，但他又说“酒能祛百虑”《九日闲居》，陶渊明既然知道饮酒过量对身体无益，为何一生与酒不分？“中觞纵情怀，忘彼千载忧”这句话便是作者嗜酒的原因。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是何等的痛苦啊！
从以上五类诗中，我们可以看出陶渊明的内心并不是平静的，看似豁达，实则慷慨，其中的无奈、与不自由通过作品透出悲凉之意。本不主张将其诗歌简单的分类，因为这样势必打破诗歌的整体性，这种人为的断分并不能充分挖掘甚至误解作者当时的创作意图，但是,为了便于问题的阐述,只好勉强从之。
最后，还要谈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自然”一词为何不可看成是陶渊明诗歌的总体特征，其原因是；首先，“诗言志”或“诗缘情”等都从一个侧面说明诗关于个人情感的外露，即使诗人对外界（诸如社会的、自身的）的感知或表达，或者是外界对创作的影响，都要通过情感这个桥梁，如果把诗歌和社会直接建立起联系，势必倒向庸俗社会学的一面，所以，研究、阐发诗歌的内质，首要的是研究诗人寓于作品中的情感，这是首位的。而“自然”一词不足以说明或者涵盖陶渊明一生的情感内容。其次，由上述的观点出发，所谓“自然”一词，更多的是关于陶诗中的一些艺术创作特质，如写法自然，平淡而不矫饰的语言，感情流露的“自然”，平淡的语句中蕴涵的深刻的用意；以及对“自然”的热爱和对那种几近“自由”的“自然”生活状态的摹写，使我们把“自然”一词与陶渊明建立了直接的联系。这种似是而非的观点，已经持续了一千多年，但是，我们知道无论是自然界的自然还是精神世界的自然。都是陶渊明一生的追求。而陶诗正是阐述这种在追求过程出所得到的感悟。这种过程也正是形成陶诗重在兴寄和慷慨悲凉的原因。陈沆在《诗比兴笺》卷二（中华书局1959版）中说：“案读陶诗者有二弊：一则唯知《归园》、《闲居》及田间诗数十首，景物堪玩，意趣甚明，至若《饮酒》、《贫士》便以罕寻。《拟古》、《杂诗》意更难测，徒以陶公为田舍之翁，闲适之祖，此一弊也；……至于《述酒》、《述史》、《读山海经》本寄悲愤，翻为恒语，此二弊也。”此说甚得吾心，作为本文结尾。

冈村繁是日本著名汉学家，在六朝文学等领域长期耕耘，成果极丰。最近，上海正陆续出版《冈村繁全集》，其中，《陶渊明李白新论》(《全集》第四卷，陆晓光、笠征译)在日本是颇有影响的著作。
概括而言，《新论》的主要观点是：揭发陶渊明身上“隐蔽着的世俗性”。具体而言，即：背信弃义(五次出仕的反复)、攀附权贵(向高官乞求)、渴望世俗声名、自我中心、极端利己主义(归隐与出仕的原因)、任性(无原则的处世方法)固执、虚伪、惶惑于富贵、永远的矛盾等。

这个系列各种TJ啊……太懒了。
这是比较特殊的一篇，因为是对比两个同为东晋时期的人物，而且两人还是前后辈关系。 陶渊明大概没人不知道，不多介绍了。这里介绍一下陶侃。 陶侃是陶渊明曾祖父，东晋开国元勋，东晋大司马。出身庶族，曾在中原备受排挤，后因荆州贼兵起事而加入荆州刺史刘弘军中建立军功才得以晋升，之后和王敦等人帮助移居建业的司马睿逐步统治巩固南方，在五胡乱华背景下保住了汉族政权的最后血脉，之后虽受王敦排挤但仍在当时仍较为落后的广州治理10年，政绩斐然；在王敦之乱平定后移任荆州牧，在陶侃治理期间荆州不仅消除了多年战乱的影响，“务勤稼穑，虽戎阵武士，皆劝励之。有奉馈者，皆问其所由，若力役所致，欢喜慰赐；若他所得，则呵辱还之。是以军民勤于农稼，家给人足。”“自南陵迄于白帝数千里中，路不拾遗”。（摘自《晋书 陶侃传》） 今天的人们，对陶侃的了解最多就是课文上附在陶渊明后面的一行小字“东晋大司马陶侃之后”，但如果谁竟然说自己不知道陶渊明一定会被众人鄙视其无知。陶侃的历史评价不一，欣赏他的人将他比作孔明、曹操（非贬义，别听老罗乱说），贬低他的人也有。但对陶渊明却几乎是一边倒的赞扬，原因何在？ 欣赏陶渊明的理由，一来是文学成就，这点且不说，而且的确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次要原因。主要原因是据说陶渊明很有”气节”。 文学成就上，的确无从质疑，陶渊明在文学上很伟大，的确如此。但所谓“气节”，甚至招来全社会的一边倒的推崇，在我看来则必须要打上问号。 “气节”表现在何处？现实黑暗，辞官归隐，“不与世俗同流合污”，无非如此。这些与陶渊明本身的性格有关，他选择这个是本性所使然，这里也无意批评说他这样不对。问题在于，陶渊明的所谓“气节”值得历代人推崇吗？ 除开文学层面，陶渊明的确没有做过什么真正有意义的事。就像我常说的，所谓田园牧歌，吟诗作对，尤其在古代只是供文人享受的一种东西，对于更多的在北方五胡乱华，南方军阀内斗的大环境下的人来说，这些东西完全没有意义。自古以来推崇陶渊明的也主要是文人，但历史的话语权掌握在文人手中，所以自然就给他留下了道德上的崇高形象。很多人崇拜他，推崇他的生活方式，却并不合适。 五胡乱华是中国历史上最惨重的灾难之一，真正帮助汉民族（针对当时情况来说）走出五胡乱华灾难的是哪些人？靠陶渊明们吟诗作对风花雪月能拯救汉民族或者让人民安居乐业吗？答案显然是不可能。拯救汉民族灾难的是治理荆州平定苏峻的陶侃，坚守太原十余年的刘琨，是淝水克敌的谢玄，是血染漳河的冉闵（虽然他的确政治短视，杀人过多，但历史证明冉闵之后少数民族势力意识到了汉人不好欺负，之后前秦、北魏等都改变了之前政权一味屠杀的政策而转向学习汉文化，不得不说冉闵在这其中当立首功）。这里并非只是说军人，事实上这些列举的人也都曾是一方能吏，都曾在一段时间内在自己的政区里给人民带来暂时或长久的稳定的真正的精英，他们在最危险的时刻撑起了汉民族的脊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经常被拿来跟陶渊明对比衬托陶渊明“气节崇高”的檀道济，却是一度突破黄河，收复中原的名将，“三十六计”就是出自他之手。这个时候，据说寄托了“气节”的文人们在哪里？哦，大概在菊田里吟诗作对吧？帝王将相有人记得他们的功绩，但另一部分人却更容易被无视，就像三国故事中帝王将相每一个人都信手拈来，但提起又有多少人知道马钧的新式织绫机改变了中国纺织业，龙骨水车在电力机械提水技术之前一直是最先进的灌溉工具之一？裴秀的制图六体开创了中国的科学制图学，与欧洲的制图之父托勒密齐名？马钧和裴秀毕竟曾在朝做官，尚且可以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而更多民间的科学家、工程师们，却只能淹没在历史中，也许只有极个别专业人士才能接触得到。或许他们应该改行写诗——那样想留名容易一点。 再次重申，我没说过不需要文人，没有贬低陶渊明的意思。这里要强调的是，相对陶渊明这种归隐，也许寄托了知识分子常见的心理YY的人，国家和社会，甚至说我们的世界更需要谁？更需要陶渊明还是陶侃？陶渊明也许的确要有，但有一个陶渊明足够了，全民推崇膜拜，把他放在道德的制高点上，甚至引得大批本应是社会中坚力量的青年人纷纷由表及里地向往，不得不说是一件极其可怕的事。有一个陶渊明，我们可以说他是中国文学史的璀璨明珠；有以他为目标的人，我们可以说中国古典文学后继有人；而有100个1000个，就只能不客气地说有一大群本应该在各个工作岗位上为社会发挥积极作用但却选择不务正业只求逃避“清高”的人。这是严重的社会资源浪费。不要只盯着欧洲看如何如何，全世界都看到了欧洲的辉煌时代已经过去，前些年被吹捧的“高福利“已然破灭，欧洲保持较好经济状况的国家都是辛勤工作、锐意进取的代表，而非游手好闲，”享受生活”的国家。一个民族的青年人倘若只知沉迷于文人的风花雪月，田园牧歌之中，那么私以为对于这个民族的危害无异于甚至更甚于鸦片。尽管现在问题的确没有那么严重，能看到一片文艺感性背后，科学理性严谨的光芒仍然闪耀，但这种趋势仍需要引起注意。我认为，最值得推崇的不应该是文人，也不应该是政客，在今天最应该推崇的应该是工程师和科学家，还有坚守自己岗位的工人。我们今天的现代生活本质上是工程师、科学家和工人带来的，中国能从公认的弱国走到今天，靠的是这样一批人的不懈努力。尽管很多人推崇民国如何如何，但纵然有这么多”人文大师“，有”那么好“，却甚至无力阻止二战后自己的盟友在自己的国土上像对待战败国一样对待自己的人民。中国的经济奇迹，不是靠文人说出来写出来的，是靠几亿工人和工程师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建立起来的。若要致敬，作为学生的话，首先向工程师、科学家，尤其是几亿工人致敬吧，他们才是今天中国最珍贵的财富，而不是那些坐而论道的文人。 前些年提倡所谓“人文情怀教育”，效果的确不错，但却在这同时忽略了个人认为更为重要的科学理性严谨的素质的培养，导致了今天很多谣言的广泛传播，民众对信息的鉴别力低下，容易被各种华丽的词藻所蛊惑。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你赏脸看我这篇文章看到这里，在之前并未多想过这个问题的情况下突然对这篇文章特别赞同，那么我建议你应该再思考几分钟再做论断。 于是就这么结束“外一篇”了。

陶侃在永嘉之乱后镇守荆州招揽南逃的晋人，南匈奴和鲜卑平民（汉化相对高），保护了新生的东晋朝廷，作为基本独立的军阀不眷恋权位得到召令就回家。奠定的荆州军队此后也就是桓温灭成汉的主力。
陶渊明，玄学误国……

　　陶渊明（352或365或372或376—427），东晋人,字元亮，名潜,世称靖节先生,自称五柳先生,著名诗人。

　　陶渊明出身于落魄仕宦家庭。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著，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作过太守。

　　年幼时，家庭衰微，八岁丧父，十二岁母病逝，与母妹三人度日。孤儿寡母，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孟嘉是当代名士，“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傍若无人。”（《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渊明“存心处世，颇多追仿其外祖辈者。”（逮钦立语）日后，他的个性、修养，都很有外祖父的遗风。外祖父家里藏书多，给他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条件，在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的两晋时代，他不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学了《老子》《庄子》，而且还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培养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志趣。

　　陶渊明少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任江州祭酒。当时门阀制度森严，他出身庶族，受人轻视，感到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晋书陶潜传》）他辞职回家后，州里又来召他作主簿，他也辞谢了。安帝隆安四年（400），他到荆州，投入桓玄门下作属吏。这时，桓玄正控制着长江中上游，窥伺着篡夺东晋政权的时机，他当然不肯与桓玄同流，做这个野心家的心腹。他在诗中写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对仕桓玄有悔恨之意。“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滋？”（《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对俯仰由人的宦途生活，发出了深长的叹息。隆安五年冬天，他因母丧辞职回家。元兴元年（402年）正月，桓玄举兵与朝廷对抗，攻入建康，夺取东晋军政大权。元兴二年，桓玄在建康公开篡夺了帝位，改国为楚，把安帝幽禁在浔阳。他在家乡躬耕自资，闭户高吟：“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表示对桓玄称帝之事，不屑一谈。元兴三年，建军武将军、下邳太守刘裕联合刘毅、何无忌等官吏，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讨桓平叛。桓玄兵败西走，把幽禁在浔阳的安帝带到江陵。他离家投入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一说陶渊明是在刘裕攻下建康后投入其幕下）。当刘裕讨伐桓玄率兵东下时，他仿效田畴效忠东汉王朝乔装驰驱的故事，乔装私行，冒险到达建康，把桓玄挟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驰报刘裕，实现了他对篡夺者抚争的意愿。他高兴极了，写诗明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第四章）刘裕打入建康后，作风也颇有不平凡的地方，东晋王朝的政治长期以来存在“百司废弛”的积重难返的腐化现象。经过刘裕的“以身范物”（以身作则），先以威禁（预先下威严的禁令）的整顿，“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风俗顿改“。其性格、才干、功绩，颇有与陶侃相似的地方，曾一度对他产生好感。但是入幕不久，看到刘裕为了剪除异己，杀害了讨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无罪的王愉父子。并且凭着私情，把众人认为应该杀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谥任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这样的重要的官职。这些黑暗现象，使他感到失望。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经阿曲伯》这首诗中写道：“目倦山川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紧接着就辞职隐居，于义熙元年（405年）转入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刘敬宣上表辞职。刘敬宣离职后，他也随着去职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派遣邮至，属吏说：“当束带迎之。”他叹道：“我岂能为五十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遂授印去职。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彭泽县令结束。这十三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最后、赋《归去来兮辞》，表明与上层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

　　陶渊明辞官归里，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夫人翟氏，与他志同道合，安贫乐贱，“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共同劳动，维持生活，与劳动人民日益接近，息息相关。归田之初，生活尚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满堂前。”渊明爱菊，宅边遍植菊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从杂诗》）至今脍炙人口。他性嗜酒，饮必醉。朋友来访，无论贵贱，只要家中有酒，必与同饮。他先醉。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义熙四年，住地上京（今星子县城西城玉京山麓）失火，迁至栗里（今星子温泉栗里陶村），生活较为困难。如逢丰收，还可以“欢会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如遇灾年，则“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义熙末年，有一个老农清晨叩门，带酒与他同饮，劝他出仕：“褴褛屋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是非不分），愿君汩其泥（指同流合污）。”他回答：“深感老父言，禀气寡所谐。纤辔（回车）诚可学，违已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用“和而不同”的语气，谢绝了老农的劝告。他的晚年，生活愈来愈贫困，有的朋友主动送钱周济他。有时，他也不免上门请求借贷。他的老朋友颜延之，于刘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任始安郡太守，经过浔阳，每天都到他家饮酒。临走时，留下两万钱，他全部送到酒家，陆续饮酒。不过，他之求贷或接受周济，是有原则的。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到他家访问。这时，他又病又饿好些天，起不了床。檀道济劝他：“贤者在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你）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檀道济馈以梁肉，被他挥而去之。他辞官回乡二十二年一直过着贫困的田园生活，而固穷守节的志趣，老而益坚。元嘉四年（427年）九月中旬神志还清醒的时候，给自己写了《挽歌诗》三首，在第三首诗中末两句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表明他对死亡看得那样平淡自然。
　　陶渊明是汉魏南北朝800年间最杰出的诗人。陶诗今存125首，多为五言诗。从内容上可分为饮酒诗、咏怀诗和田园诗三大类。

　　1、饮酒诗 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大量写饮酒诗的诗人。他的《饮酒》20首以“醉人”的语态或指责是非颠倒、毁誉雷同的上流社会；或揭露世俗的腐朽黑暗；或反映仕途的险恶；或表现诗人退出官场后怡然陶醉的心情；或表现诗人在困顿中的牢骚不平。从诗的情趣和笔调看，可能不是同一时期的作品。东晋元熙二年（420），刘裕废晋恭帝为零陵王，次年杀之自立，建刘宋王朝。《述酒》即以比喻手法隐晦曲折地记录了这一篡权易代的过程。对晋恭帝以及晋王朝的覆灭流露了无限的哀惋之情，此时陶渊明已躬耕隐居多年，乱世也看惯了，篡权也看惯了。但这首诗仍透露出他对世事不能忘怀的精神。
　　2、咏怀诗 以《杂诗》12首，《读山海经》13首为代表。《杂诗》12首多表现了自己归隐后有志难骋的政治苦闷，抒发了自己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洁人格。可见诗人内心无限深广的忧愤情绪。《读山海经》13首借吟咏《山海经》中的奇异事物表达了同样的内容，如第10首借歌颂精卫、刑天的“猛志固常在”来抒发和表明自己济世志向永不熄灭。
　　3、田园诗 陶渊明的田园诗数量最多，成就最高。这类诗充分表现了诗人鄙夷功名利禄的高远志趣和守志不阿的高尚节操；充分表现了诗人对黑暗官场的极端憎恶和彻底决裂；充分表现了诗人对淳朴的田园生活的热爱，对劳动的认识和对劳动人民的友好感情；充分表现了诗人对理想世界的追求和向往。作为一个文人士大夫，这样的思想感情，这样的内容，出现在文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在门阀制度和观念森严的社会里显得特别可贵。陶渊明的田园诗中也有一些是反映自己晚年困顿状况的，可使我们间接地了解到当时农民阶级的悲惨生活。陶渊明的《桃花源诗并记》大约作于南朝宋初年。它描绘了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表现了诗人对现存社会制度彻底否定与对理想世界的无限追慕之情。它标志着陶渊明的思想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陶渊明是田园诗的开创者。它以纯朴自然的语言、高远拔俗的意境，为中国诗坛开辟了新天地，并直接影响到唐代田园诗派。
　　《归去来兮辞》是一篇脱离仕途回归田园的豪迈宣言，陶渊明以诗心慧眼来透视生活，用生花妙笔来点化景物，通过无拘无束的乡间生活的再现和云淡风清、明净如洗的自然景物的描写，展示了诗人崇尚自然、追求自由的浪漫情怀，也反映出诗人厌恶官场、远离世俗的孤傲之态。人们谈论《归去来兮辞》习惯于称道陶渊明的田园之乐和隐逸之欢，而忽视了潜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悲凉。我在研读文本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在诗人抒写欢快喜乐的同时，总是有意无意地使用一些容易引发人们联想到他的酸心隐痛的词句，揣摩、品味这些词句的深层内涵，我觉得，《归去来兮辞》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篇吐露隐痛，舒展苦闷的心灵悲歌。下面结合文章内容对此稍作分析。

　　（一）、心为形役之悲。文章第一段交待诗人归隐的原因和决心。陶渊明是晋安帝义熙元年归隐的。关于归隐的原因，《宋书•陶潜传》说是“郡遣督邮至县，吏自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这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赋《归去来》。”陶渊明自己说的，则与此略有不同。他在《归去来兮辞》小序中说是“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 缸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在亲友劝告下，“脱然有怀”，入于仕途，求得彭泽县令一职。但未过多久，便“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但他仍打算做一年官再“敛裳宵逝”。恰恰这时，他的一位妹妹去世，他也就“自免去职”，写了这篇《归去来兮辞》。不管是他传还是自序，都不难看出，陶渊明归隐田园的真正原因是“心为形役”，即心志被形体役使，做了许多违心悖情而又无可奈何的事情，想做的却不能做，不想做的却又不能不做。结合《宋书》和小序来分析，“心为形役”含义有二：一是诗人为口腹之计，羁身宦海，折腰事人，寄人篱下，仰人鼻息，遭遇了冷眼和歧视，深感屈辱和厌倦。二是诗人质性自然，与俗相违，矫厉不得，不容于世。逆情悖性，违心违己，在诗人看来是玷污心性，扭曲灵魂，因而深感惭愧，惆怅悲伤。一旦醒悟，便觉得“往者不可谏”而“来者犹可追”；觉得“迷途未远”，“今是而昨非”，因而决计弃官归田。这中间固然有亡羊补牢、为时未晚的庆幸，更有陷身官场、铸成大错的沉痛。大梦初醒、了然彻悟的“归田”宣言中更有痛彻心肺、追悔莫及的自责自悔。

　　（二）、居家涉园之痛。文章第二段直写自己想象中的归途情景和归隐后闲适自在的家园生活，这中间，有“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的焦急迫切，也有终于冲破“尘网”、挣脱“樊篱”的欢欣鼓舞；有久别重逢、安享天伦的欢畅喜悦，也有闲庭信步、触目成趣的宁静安逸；有饮酒寄傲、与世隔绝的孤高自许，也有策杖流憩、矫首遐观的自然情趣。总之，一句话，宁静淡泊的日常生活，温馨朴实的家乡亲情和清新素雅的自然景观令诗人留连忘返，沉醉不醒。我们品读文章，也会感同身受，灵犀相通。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自然段中也出现了一些刺人眼目、动人心魄的词句，逼人沉思，耐人寻味。“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写蓝天白云，高蹈尘外，任意东西，天马行空，无拘无束。“无心”喻指白云飘浮不定，了无心机，自自然然，顺顺当当。写山林飞鸟，朝出暮归，远近觅食，行于当行，止于所止。“厌倦”暗示飞鸟奔波劳碌，归林投巢，安于静谧，自得其乐。无论是白云还是归鸟，它们都自由自在，无忧无虑，逍遥闲适，生意盎然，这实际上反衬出诗人沦落尘网，陷身官场，与世沉浮，受人羁绊的不自由不自在，这份扭曲心灵，压抑性情，失去自由而又无可奈何的痛苦是深刻的，也是沉重的，只是不易觉察罢了。诗人在另一首诗《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中写道：“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也表达了相同的感受。“景蘙蘙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写夕阳晚照，光景暗淡，渲染悲凉情怀；写苍松兀立，孤独无靠，更隐喻诗人孤高傲世、形景相吊的落寞和悲怆。一个人孤独到象李白看山一样，“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其内心的寂寞、痛楚是可想而知的，真可谓“知音世所稀，抚松独徘徊”啊！“引壶觞以自酌”流露出诗人自酌自斟，无以为伴的孤独和苦闷。“倚南窗以寄傲”颇有几分出尘傲世，孤愤不平之意。“门虽设而常关”更是直截了当地揭示出诗人与世隔绝，独立自足的清高和冷寂。这些文句，貌似逍遥闲谈，实则忧愤满怀，我们读到了陶渊明隐隐作痛的心。

　　（三）、交往出游之忧。文章第三段描写陶渊明的田园之乐。纵读诗文，我们不难体会诗人身体力行、躬耕陇亩的舒心惬意，游山玩水、搜奇览胜的幽雅闲适和琴书相伴、情话相谈的融洽欢快，不过，深入思考就会发现，这些文字全是“欢乐其表，忧痛其里”的曲折暗示。先说诗人的交往对象。亲戚农人，诗人可以和他们“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谈天说地，家长里短，有远离官场的淡泊，有共享亲情的温馨，可是，诗人心性高洁，与世相违，风流雅致、高标独步，这远不是一般凡夫俗子、市井小民所能理解、所能认同的，和乐欢悦的交谈之中饱含世无知音的隐忧。文中“乐琴书以消忧”无疑又暗示了一点，只有诗书琴韵才可以寓情传志，消悉解忧，而一般的“亲戚”、“农人”则只可形交，不可神往。再说诗人的出游方式。“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径丘。”孤舟独往，自娱自乐，有时探寻幽深曲折的沟壑，有时翻越崎岖不平的山丘，瑰怪之观，人迹罕至，诗人情有独钟，乐而忘返，这又何尝不是景示诗人隐而不发、深藏不露的遗世情怀呢？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诗人就是一位遗弃世人也被世人遗弃的山林隐士。特立独行，遗世独立，诗人是自由的，也是痛苦的。最后看看诗人的所见所感。“木欣欣以向荣，泉消消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看到万物复苏，生机勃发的景象，诗人不是欢欣鼓舞，诗性大发，而是悲愁叹老，自伤自悼，这份敏感与哀伤决不是诗人内心世界的偶尔一泻，绝对是诗人久积于心，郁闷难展的苦痛隐忧的自然流露。一个年迈体衰、生命苦短的诗人，面对欣欣向荣的大好春光，除了喟叹，还能有什么呢？由上述分析不难看出，诗人貌似平和欢乐的田园生活之下，其实充满更多的世无知音的苦痛、遗世独立的绝望和生命流逝的无奈，我们读陶文，切不可乐而忘忧啊。

　　（四）委心乘化之愤。文章第四段卒章显志，抒发诗人委心乘化，乐天安命的情志。我们固然强化了对诗人崇尚自然，追求自由，返朴归真，守节养性的人生理念的理解，不过，强烈的感叹和接二连三的反问又使我们分明意识到诗人去留难定、取舍难决的矛盾和苦闷。“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感叹人生苦短，余生不多，强调委心任运，顺其自然，其实是表达去留难定，心力不及的无奈和痛苦。“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否定了忧心忡忡，心神不定的犹豫不决，其实正暗示出平日里心有所求，志有所得的煎熬难耐。“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说自己乐天安命，坚信不疑，正折射出何去何从、取舍难定的怀疑和忧虑。“聊”是姑且、暂时之意，是不是也暗示出诗人这种选择也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呢？事实上，归隐田园之后的陶渊明并不能够做到真正的归隐，因为他总有不忘尘世，感时伤怀的时候。“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写自己醉情山水，逍遥自在，其实也是对现实的一种谴责和抗议，陶渊明既不想迷恋世俗以获取功名富贵，又不屑逃脱人世去飞临仙境，为了保持纯真质朴的天性，他只好到自然山水中去寻求心灵的解脱和情感的寄托了。这些文句，字里行间我们都能感觉到诗人否定官场，抗争世俗的孤愤和绝决。

　　综上所述，我认为《归去来兮辞》是一篇孤愤难平、忧乐相生的心灵之歌，有诗人返朴归真、颐养天年的自足自安，也有时光易逝、人生苦短的悲愁苦叹；有纵浪大化、逍遥浮世的自由自在，也有误入官场、心性扭曲的懊悔痛心；有家人团聚、琴书相伴的宁静淡泊，也有世乏知音、心曲难诉的郁闷孤寂……一句话，诚如清代诗人龚自珍说的“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己亥杂诗》），品读陶文，沉浸在山水田园之中，切不可忽略了诗人的隐痛衷曲。

　　陶渊明现存文章有辞赋3篇、韵文5篇、散文4篇，共计12篇。辞赋中的《闲情赋》是仿张衡《定情赋》和蔡邕《静情赋》而作。内容是铺写对爱情的梦幻，没有什么意义。《感士不遇赋》是仿董仲舒《士不遇赋》和司马迁《悲士不遇赋》而作，内容是抒发门阀制度下有志难骋的满腔愤懑；《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辞官归隐之际与上流社会公开决裂的政治宣言。文章以绝大篇幅写了他脱离官场的无限喜悦，想象归隐田园后的无限乐趣，表现了作者对大自然和隐居生活的向往和热爱。文章将叙事、议论、抒情巧妙地融为一体、创造出生动自然、引人入胜的艺术境界；语言自然朴实，洗尽铅华，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韵文有《扇上画赞》、《读史述》九章、《祭程氏妹文》、《祭从弟敬远文》、《自祭文》；散文有《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又称《孟嘉别传》，是为外祖孟嘉写的传记；此外还有《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与子俨等疏》等。总的来说，陶文数量和成就都不及陶诗。陶渊明的作品感情真挚，朴素自然，有时流露出逃避现实，乐天知命的老庄思想，有“田园诗人”之称。

　　公元427年，陶渊明走完了他76年的生命历程，与世长辞。他被安葬在南山脚下的陶家墓地中，就在今天江西省九江县和星子县交界处的面阳山脚下。如今陶渊明的墓保存完好，墓碑由一大二小共三块碑石组成，正中楷书“晋征土陶公靖节先生之墓”，左刻墓志，右刻《归去来兮辞》，是清朝乾隆元年陶姓子孙所立。

　　陶渊明去世后，他的至交好友颜延之，为他写下《陶征土诔》，给了他一个“靖节”的谥号。颜延之在诔文中褒扬了陶渊明一生的品格和气节，但对他的文学成就，却没有充分肯定，陶渊明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在他死后几十年里，没有得到充分的肯定和承认。

　　梁朝的昭明太子肖统，对陶渊明的诗文相当重视，爱不释手。肖统亲自为陶渊明编集、作序、作传。《陶渊明集》是中国文学史上文人专集的第一部，意义十分重大。肖统在《陶渊明集序》中，称赞“其文章不群，辞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如之京”。

　　南朝时期，陶渊明的文学地位，虽得不到应有的肯定，但他的诗文作品，流传越来越广，影响越来越大。

　　到了隋唐时期，有越来越多的诗人喜欢陶渊明的诗文，对陶渊明的评价越来越高。

　　初唐王绩是位田园诗人，他像陶渊明一样，多次退隐田园，以琴酒自娱。其蹲砗蟆肥�溃?nbsp;

　　阮籍醒时少，陶潜醉日多。

　　百年何足度，乘兴且长歌。

　　唐朝的山水田园诗人孟浩然，对陶渊明十分崇拜，他在《仲夏归汉南寄京邑旧游》中写道：

　　赏读《高土传》，最佳陶征君，目耽田园趣，自谓羲皇人。

　　李白更是仰慕陶渊明的人品和诗作。在《戏赠郑溧阳》中写道：

　　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

　　素琴本无弦，漉酒用葛巾。

　　清风北窗下，自谓羲皇人。

　　何时到栗里，一见平生亲。

　　李白那种“安能催眉折腰事权贵”的思想，和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杜甫在安史之乱之后，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把陶渊明引为知己，他在《奉寄河南韦尹丈人》中写道：

　　宽心应是酒，谴兴莫过诗。

　　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

　　中唐诗人白居易，非常敬仰陶渊明的为人。公元815年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离陶渊明的家乡浔阳很近。曾去拜访陶渊明的故居，写下了《访陶公旧宅》这首诗。诗中先用“尘垢不污玉，灵凤不啄腥”，颂扬陶渊明高尚的人格，最后写到：

　　柴桑古村落，栗里旧山川。

　　不见篱下菊，空余墟里烟。

　　子孙虽无闻，族氏犹未迁。

　　每逢陶姓人，使我心依然。

　　白居易在《效陶潜体十六首》。其中写到：

　　先生去我久，纸墨有遗文。

　　篇篇劝我饮，此外无所云。

　　我从老大来，窃慕其为人。

　　其他不可及，且效醉昏昏。

　　中国古代的文人，有嗜酒的共性，这与陶渊明的影响是分不开的。白居易的这首诗就说得很明白：“其他不可及，且效醉昏昏。”

　　到了北宋，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确定。欧阳修盛赞《归去来兮辞》说：“晋无文章，唯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欧阳修还说：“吾爱陶渊明，爱酒又爱闲”。北宋王安石曾说过，陶渊明的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有诗人以来无此句者。然则渊明趋向不群，词彩精拔，晋宋之间，一个而矣”。

　　苏东坡在《与苏辙书》中说“吾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过也”。苏东坡把陶诗放在李白、杜甫之上，有失公允。但他用“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八个字，概括陶诗的艺术风格，还是很准确的。苏东坡一生把陶渊明当成良师益友，不但爱好其诗，更仰慕他的为人。晚年在《与苏辙书》中说：“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

　　“居高声自远”，由于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在北宋文坛上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极力推崇陶渊明，对进一步确定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无疑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南宋爱国诗人辛弃疾，在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的苦闷中，把陶渊明引为知己。在《水龙吟》词中说：“须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凛然生气”。辛弃疾留下的词作626首，其中吟咏、提及、明引、暗引陶诗陶文的有60首，几乎每10首词中就有一首与陶渊明有关。辛弃疾在《念奴娇》中称：“须信采菊东篱，高情千载，只有陶彭泽”。给予了陶渊明千古一人的最高评价。

　　元朝、明朝和清朝，直至现代，沿袭了两宋对陶渊明的崇高评价。

　　陶渊明的不朽诗篇，陶渊明的伟大人品，影响了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辛弃疾等几代文人的思想和创作。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陶渊明的诗文，重在抒情和言志。他的语言，看似质朴，实则奇丽。在平淡醇美的诗句中，蕴含着炽热的感情和浓郁的生活气息。陶渊明的《归园田居五首》，是田园诗的精品或极品。其中《少五适俗韵》，曾编在中学生的语文课本中。诗的抒情沁人心脾；诗的写景，豁人耳目。读过后叫人终生难忘。什么时候读，都是一种美的享受。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桃花源记》
　　晋太原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伟大的陶渊明，他的诗文，将与日月同辉，照耀着中国文学的发展道路。

　　陶渊明的有关诗词：
　　1. 咏贫士 其七（作者：陶渊明 朝代：魏晋）
　　2. 饮酒 十九（作者：陶渊明 朝代：魏晋）
　　3. 拟挽歌辞 其二（作者：陶渊明 朝代：魏晋）
　　4. 归鸟 其四（作者：陶渊明 朝代：魏晋）
　　5. 饮酒 其九（作者：陶渊明 朝代：魏晋）
　　6. 杂诗 其三（作者：陶渊明 朝代：魏晋）
　　7. 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 其二（作者：陶渊明 朝代：魏晋）
　　8. 命子 其九（作者：陶渊明 朝代：魏晋）
　　9. 饮酒 其八（作者：陶渊明 朝代：魏晋）
　　10. 劝农 其三（作者：陶渊明 朝代：魏晋）
　　11. 停云 其三（作者：陶渊明 朝代：魏晋）
　　12. 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作者：陶渊明 朝代：魏晋）
　　13. 和郭主簿 其一（作者：陶渊明 朝代：魏晋）
　　14. 读《山海经》 其二（作者：陶渊明 朝代：魏晋）
　　15. 饮酒 其十（作者：陶渊明 朝

陶渊明简介
陶渊明(365～427)，晋宋时期诗人、辞赋家、散文家。一名潜，字元亮，私谥靖节。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陶诗沿袭魏晋诗歌的古朴作风而进入更纯熟的境地，像一座里程碑标志着古朴的歌诗所能达到的高度。陶渊明又是一位创新的先锋。他成功地将“自然”提升为一种美的至境；将玄言诗注疏老庄所表达的玄理，改为日常生活中的哲理；使诗歌与日常生活相结合，并开创了田园诗这种新的题材。

生平： 陶渊明出身于没落的仕宦家庭 。在家族中，他既钦敬曾祖陶侃的积极进取，又特别赞赏外祖孟嘉的冲淡自然。思想中融入了儒道两种精神。前期（41岁以前），他渴望进取，渴望干一番事业，做过江州祭酒，刘裕幕下镇军参军 、彭泽令，起主导作用的是儒家精神；但由于儒道思想的矛盾性，又时官时隐，举棋不定。后期（41岁以后）陶渊明因时局动荡，仕途险恶，以及官场政治腐败，门阀制度森严而对现实极端不满，毅然辞官归隐，与官场彻底决裂。义熙四年，即归隐后第二年，他家乡遭焚，生活陷入极端贫困，但他安贫乐道。义熙末年，朝廷征他为官，元嘉三年，江州刺史檀道济劝他出山，他守节不仕。这个时期起主导作用的显然是道家思想。陶渊明的创作包括诗歌和文章两大部分，而以后期的诗歌成就最高。

诗歌：陶渊明是汉魏南北朝800年间最杰出的诗人。陶诗今存125首 ，多为五言诗，从内容上可分为饮酒诗 、咏怀诗和田园诗三大类。①饮酒诗。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大量写饮酒诗的诗人。他的《饮酒》20首以“醉人”的语态或指责是非颠倒、毁誉雷同的上流社会；或揭露世俗的腐朽黑暗；或反映仕途的险恶；或表现诗人退出官场后怡然陶醉的心情；或表现诗人在困顿中的牢骚不平。从诗的情趣和笔调看 ，可能不是同一时期的作品 。东晋元熙二年（ 420） ，刘裕废晋恭帝为零陵王，次年杀之自立，建刘宋王朝。《述酒》即以比喻手法 隐晦曲折地记录了这一篡 权易代的过程 。对晋恭帝以及晋王朝的覆灭流露了无限的哀惋之情，此时陶渊明已躬耕隐居多年，乱世也看惯了，篡权也看惯了。但这首诗仍透露出他对世事不能忘怀的精神。②咏怀诗。以《杂诗》12首、《读山海经》13首为代表。《杂诗》12首多表现了自己归隐后有志难骋的政治苦闷，抒发了自己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洁人 格 。可见诗人内心无 限 深 广的忧 愤 情 绪。《读山海经》13首借吟咏《山海经》中的奇异事物表达了同样的内容，如第十首借歌颂精卫、刑天的“猛志固常在”来抒发和表明自己济世志向永不熄灭。③田园诗。陶渊明的田园诗数量最多，成就最高。这类诗充分表现了诗人鄙夷功名利禄的高远志趣和守志不阿的高尚节操；充分表现了诗人对黑暗官场的极端憎恶和彻底决裂；充分表现了诗人对淳朴的田园生活的热爱，对劳动的认识和对劳动人民的友好感情；充分表现了诗人对理想世界的追求和向往。作为一个文人士大夫，这样的思想感情，这样的内容，出现在文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在门阀制度和观念森严的社会里显得特别可贵。陶渊明的田园诗中也有一些是反映自己晚年困顿状况的，可使我们间接地了解到当时农民阶级的悲惨生活。陶渊明的《桃花源诗并记》大约作于南朝宋初年。它描绘了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表现了诗人对现存社会制度彻底否定与对理想世界的无限追慕之情。它标志着陶渊明的思想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陶渊明是田园诗的开创者。它以纯朴自然的语言 、高远拔俗的 意境 ，为中国诗坛开辟了新天地，并直接影响到唐代田园诗派。

文章： 陶渊明现存文章有辞赋3篇、韵文5篇 、散文 4篇 ，共计12篇。辞赋中的《闲情赋》是仿张衡《定情赋》和蔡邕《静情赋》而作。内容是铺写对爱情的梦幻，没有什么意义。《感士不遇赋》是仿董仲舒《士不遇赋》和司马迁《悲士不遇赋》而作，内容是抒发门阀制度下有志难骋的满腔愤懑 ；《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辞官归隐之际与上流社会公开决裂的政治宣言。文章以绝大篇幅写了他脱离官场的无限喜悦 ，想象归隐田园后的无限乐趣，表现了作者对大自然和隐居生活的向往和热爱。文章将叙事、议论、抒情巧妙地融为一体、创造出生动自然、引人入胜的艺术境界；语言自然朴实，洗尽铅华，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韵文有《扇上画赞》、《读史述》九章、《祭程氏妹文》、《祭从弟敬远文》、《自祭文》；散文有《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是为外祖孟嘉写的传记；此外还有《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 、《与子俨等疏》等。总的来说，陶文数量和成就都不及陶诗。

陶渊明故事:
《不为五斗米折腰》
淝水之战以后，谢安趁前秦崩溃的时机，派谢玄收复黄河流域大片失地。可是晋孝武帝却重用他弟弟会稽王司马道子，竭力排挤谢安，使谢安不能施展他的才能。到了谢安一死，东晋政权落在昏庸的司马道子手里，东晋的朝政就越来越腐败了。 公元399年，晋安帝在位的时候，会稽郡一带爆发了孙恩领导的农民起义，过了两年，起义军十几万逼近建康，东晋王朝出动北府兵，才把起义镇压下去。 这时候，东晋的统治集团内部又乱了起来。桓温的儿子桓玄占领了长江上游，带兵攻进建康，废了晋安帝，自立为帝。过了三四个月，北府兵将领刘裕打败桓玄，迎晋安帝复位，打那以后，东晋王朝已经名存实亡了。 在这个动荡不安的年代里，在柴桑地方，有一个出名的诗人，名叫陶潜，又叫陶渊明，因为看不惯当时政治腐败，在家乡隐居。陶渊明的曾祖父是东晋名将陶侃，虽然做过大官，但不是士族大地主，到了陶渊明一代，家境已经很贫寒了。陶渊明从小喜欢读书，不想求官，家里穷得常常揭不开锅，但他还是照样读书做诗，自得其乐。他的家门前有五株柳树，他给自己起个别号，叫五柳先生。 后来，陶渊明越来越穷了，靠自己耕种田地，也养不活一家老少。亲戚朋友劝他出去谋一官半职，他没有办法只好答应了。当地官府听说陶渊明是个名将后代，又有文才，就推荐他在刘裕手下做了个参军。但是过不了多少日子，他就看出当时的官员将军互相倾轧，心里很厌烦，又要求出去做个地方官。上司就把他派到彭泽（在今江西省）当县令。 当时做个县令，官俸是不高的。陶渊明一不会搜刮，二不懂贪污，日子过得并不富裕，但是比起他在柴桑家里过的穷日子，当然要好一些。再说，他觉得留在一个小县城里，没有什么官场应酬，也还比较自在。 有一天，郡里派了一名督邮到彭泽视察。县里的小吏听到这个消息，连忙向陶渊明报告。陶渊明正在他的内室里捻着胡子吟诗，一听到来了督邮，十分扫兴，只好勉强放下诗卷，准备跟小吏一起去见督邮。 小吏一看他身上穿的还是便服，吃惊地说：“督邮来了，您该换上官服，束上带子去拜见才好，怎么能穿着便服去呢！” 陶渊明向来看不惯那些依官仗势、作威作福的督邮，一听小吏说还要穿起官服行拜见礼，更受不了这种屈辱。他叹了口气说：“我可不愿为了这五斗米官俸，去向那号小人打躬作揖（文言是“不为五斗米折腰”）！” 说着，他也不去见督邮，索性把身上的印绶解下来交给小吏，辞职不干了。 陶渊明回到柴桑老家，觉得这个乱糟糟的局面跟自己的志趣、理想距离得太远了。从那以后，他下决心隐居过日子，空下来就写了许多诗歌文章，来抒发自己的心情。 陶渊明写过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叫做《桃花源记》。在那篇文章里，他写了武陵地方的一个渔人，有一次，沿着小溪划船打鱼，来到了一座繁花如锦、芳草鲜嫩的桃树林。 渔人被眼前的景色吸引住了，划着船再往前走，到了树林尽头，发现了一个小洞。他丢了船，顺着洞口摸进去，开始很狭窄，走了一段，豁然开朗，原来洞里有一个很大的村子，那里土地肥沃，桑木成行，男女老幼，来来往往，勤恳劳动，过着无忧无虑的和平生活。 大家看到渔夫是个陌生客人，都热情地邀请他喝酒吃饭。渔夫跟大家谈起，才知道那村子里的人的祖先还是秦朝末年避难到这儿来的。他们根本不知道秦以后还有汉朝，更不用说有什么魏、晋了。 渔人在那里住了几天，告别回家。他在回家路上，做了好多标记，准备下一次再去访问。回到武陵，他报告了太守。太守也很感兴趣，派人跟着渔人去找桃花林，但是怎么也找不到那个洞口了。 陶渊明写的那个世外桃源，在当时的社会里是不会有的。但是他在文章里描绘的那种人人劳动，个个过着富裕、安定生活的图景，反映了在当时黑暗动荡时代的人民的一种美好愿望。所以《桃花源记》这篇文章，后来一直被人们所喜爱。

陶渊明（365？～427），又名潜，字元亮，号五柳先生，寻阳柴桑（今江西九江附近）人。
陶渊明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十分复杂的政治环境之中。他的曾祖父陶侃曾任晋朝的大司马；祖父做过太守，父亲大概官职更低一些而且在陶渊明幼年就去世了。在重视门阀的社会里，陶家的地位无法与王、谢等士族相比，但又不同于寒门。陶侃出身寒微，被讥为“小人”，又被视为有篡位野心之人。可以想见，他的后人在政治上的处境是相当尴尬的。

陶渊明在柴桑的农村里度过少年时代，“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其十六），便是那时生活的写照。他常说因家贫而不得不出仕谋生，这固然是实情，但也不能排除一般士人具有的那种想要建功立业的动机。“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就透露了这一消息。陶渊明29岁曾任江州祭酒，不久即辞职。后来江州召为主簿，他未就任。

晋安帝隆安二年（398），陶渊明到江陵，入荆州刺史兼江州刺史桓玄幕。当时桓玄掌握着长江中上游的军政大权，野心勃勃图谋篡晋。陶渊明便又产生了归隐的想法，在隆安五年（401）所写的《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中说：“诗书敦素好，林园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这年冬因母孟氏卒，便回寻阳居丧了。此后政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安帝元兴元年（402），桓玄以讨尚书令司马元显为名，举兵东下攻入京师。元兴二年（403）桓玄篡位，改国号曰楚。元兴三年（404）刘裕起兵讨伐桓玄，入建康，任镇军将军，掌握了国家大权，给晋王朝带来一线希望。于是陶渊明又出任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在赴任途中写了《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他的心情矛盾，一方面觉得时机到来了，希望有所作为：“时来苟冥会，婉辔憩通衢。”另一方面又眷恋着田园的生活：“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这时刘裕正集中力量讨伐桓玄及其残馀势力，陶渊明在刘裕幕中恐难有所作为。到了第二年即安帝义熙元年（405），他便改任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的参军。这年八月又请求改任彭泽县令，在官八十馀日，十一月就辞官归隐了。这次辞去县令的直接原因，据《宋书》本传记载：“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而他辞官时所作的《归去来兮辞》说出了更深刻的原因：“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陶渊明彻底觉悟到世俗与自己崇尚自然的本性是相违背的，他不能改变本性以适应世俗，再加上对政局的失望，于是坚决地辞官隐居了。

辞彭泽令，是陶渊明一生前后两期的分界线。此前，他不断在官僚与隐士这两种社会角色中做选择，隐居时想出仕，出仕时要归隐，心情很矛盾。此后他坚定了隐居的决心，一直过着隐居躬耕的生活，但心情仍不平静：“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其二）他在诗里一再描写隐居的快乐，表示隐居的决心，如“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其九）；
“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饮酒》其四）。这固然是他真实的感受，但也可以视为他坚定自己决心的一种方法。在后期他并非没有再度出仕的机会，但是他拒绝了。晋朝末年曾征他为著作佐郎，不就。刘裕篡晋建立宋朝，他更厌倦了政治，在《述酒》诗里隐晦地表达了他对此事的想法。到了晚年他贫病交加，
“江州刺史檀道济往候之，偃卧瘠馁有日矣。道济谓曰：‘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对曰：‘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道济馈以粱肉，麾而去之。”（萧统《陶渊明传》）宋文帝元嘉四年去世前写了一篇《自祭文》，文章最后说：“人生实难，死如之何？呜呼哀哉！”
这成为他的绝笔。死后，朋友们给他以谥号曰“靖节先生”。他的好友颜延之为他写了诔文，这篇诔文是研究陶渊明的重要资料。《宋书》、《晋书》、《南史》都有他的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