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农合一制
　　在西周、春秋以前，是寓兵于农的。所谓寓兵于农，就是以农器为兵器(《六韬·农器篇》)。古代兵器是铜做的，农器也是铜做的。兵器都藏在公家，临战才发给。所谓授甲、授兵。兵器只能供给正式军队用，乡下保卫团一类的兵，是不能给与的。但是，当敌人打过来时，总不能随便拿着个农器就自卫吧？所以就有《六韬》之说，教其以某种农器，当某种兵器。

　　全民皆兵制
　　到战国时期，由于战争规模的扩大和对抗的加剧，开始出现了全民皆兵制。春秋时，各国用兵，最多不过数万。至战国时，却阬降斩级，动以万计。此等记载，必不能全属子虚，新增的兵，从何处来呢？我们看《左氏》成公二年，记齐顷公鞍战败北逃回去的时候，“见保者曰：勉之，齐师败矣，”可见其时正式的军队虽败于外，各地方守御之兵仍在。而《战国策》载苏秦说齐宣王之言，说“韩魏战而胜秦，则兵半折，四竟不守；战而不胜，国以危亡随其后；”可见各地方守御之兵，都已调出去，充作正式军队了。这是战国时兵数骤增之由。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全国皆兵的，怕莫此时若了。所以战国后期，秦楚皆带兵百万，而其他五国军队人数也在30-50万之间。

　　征兵制
　　即征招义务兵。征兵制在中国古代广泛存在，几乎各朝都有，比较明显的三代、春秋、战国、秦、汉、三国。
　　西周建立后，正式组织了六军和八师（笔者以前在军盟发表守相关文章），但六军和八师是平时生产，战时打仗的半常备军，而且六军基本由关中的周人，八师基本由被周迁到洛阳附近的殷人组成，还带有落后兵的痕迹。早在西周，诸侯就拥有了一旅（500人）到三军（37500人）的武装，到了春秋又有扩大，但基本和西周差不多，只是部落兵痕迹慢慢消退。
　　到了战国，战争规模扩大，达到双方十几万到几十万人参战，战争时间延长，次数频繁且间隔短，加上从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过渡逐渐完成，原来基本不能作为兵源的奴隶成为农民，成为了兵源，所以大规模的征兵制形成，如秦赵长平之战，秦军将赵军包围在长平，为了取得这一决定性战役的胜利，秦王亲自赶到河内郡，征发所有成年男子支援前线。秦建立以后，秦始皇又征发大量的人力守长城、征河套、岭南等地，过重的兵役是秦王朝灭亡的原因之一。这一时期的征兵在簋大程度上还带有临时性，制度化的普遍兵役制度还没有建立。
　　到了汉代，中央政府基本建立了普及义务兵役制度，但复原制度还不健全，所以有了汉乐府中所说的“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的现象。三国时期由于战争频繁，征兵的数量更大，如曹操曾一次“收青州黄巾百万，择其精壮三十万号为青州兵”，吴国还迫使山越出山为兵，见于史书的就有十几万。
　　三国以后的各个朝代有的实行军户制，有的实行募兵，但征兵制一直存在，特别是在发生大规模战争时，为满足战争需要，朝廷都为大量征兵，如隋炀帝为征高丽“在山东增置军府，扫地为兵”；杜甫诗中写到“夜宿石壕村，有吏夜捉人”、“再把中男行”，都说明唐政府为平安史之乱，连老人和十四五岁的少年都不放过。

　　军户制
　　所谓军户制，就是把军籍与民籍分开，列入军户籍的人家世世代代要出人当兵，而民户则只纳租调，不用服兵役。中国历史上采用这一制度的大体上是南北朝、隋、唐、明。
　　从西晋时的羌人起义开始，大量北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地区，并先后在中国北方建立了一些政权，这些政权实行汉胡分治，北朝皇帝曾对汉人说，“北人为汝客，得汝一斛粟，为汝击贼”，对本族人说“汉人为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织”，为了防治汉人的反抗，基本不以汉人为兵，而世代为兵的北方民族逐渐成为军户，当然北魏孝武帝所也有汉人为军户的。在南朝，从北府兵开始，以北方流亡到南方的人民为主，也逐步形成了世代为兵的情况。这种情况的进一步发展便形成了军户制。
　　军户在多数朝代不用向政府交纳租税，有的朝工还分给军户土地，而他们所要负担的就是兵役。木兰诗中的“昨日见军贴，可汗大点兵……卷卷有爷名”说明其家很可能是军户。军户制度最大的好处就是兵农合一，平时生产，战时打仗，节省了封建王朝的军费开支，又避免了征兵制增加农民负担及妨碍农业生产。唐朝中前期的强盛，与较好地执行了府兵制（也就是笔者说的军户制）不无关系。
　　军户的来源很多，有本身为军被指为军户的，有因战争被俘或被掠为军户的，有因犯罪被没入军户的。在各朝称谓也不同，隋唐府兵帛，隋设折冲府、鹰扬府等，唐设六卫，又分左右，各设大将军，为十二位大将军。在明为卫所，全国卫所成百上千，卫所有军田，军队自给自足。抗倭名将戚继光家就是世袭登州卫都指挥佥事。
　　军户制主要缺点有两个，一是容易废弛，国家一旦长年没有战事，军户就会因为军官奴役、掠夺军户妻女、政府加派杂差等产生逃亡，久之就会变得老弱而不能战，有的军官隐瞒逃亡或绝嗣军户不报，私占其土地。到唐的后期，由于府兵制的破坏，唐政府为可战之兵，只能听认藩镇割据。明代更是如此，中期以后卫所兵不能战，不得不大量募兵，参加东南沿海抗倭的部队就包括广西狼兵、湖北乡兵以及烟兵、漕兵等雇来的募兵，有名的“戚家军”也是募兵。
　　另一缺点，从北朝开始，府兵中产生的军事贵族势力抬头，而南朝宋、齐、梁、陈都由军事政变建立，唐高祖李渊祖父为西魏八柱国之一，参加瓦岗军的李密也是关陇军事贵族，这一状况到唐代，终于演变为以“安史之乱”为起点的延续到北宋的藩镇割据局面，造成了五代十国的空前分裂，世袭府兵养出了一批难治的骄兵悍将。

　　团结兵制
　　在武后时期，地方上出现了团结兵制度。首先在河南、河北道实行，后又扩展到关内道，其大意是挑选丁户殷赡、身体强壮者充任团结兵，免其征赋，平常要练习弓矢。到代宗时更明确地规定，春夏归农，秋冬集合，并由官府发给兵器、资粮。团结兵是地方兵，主要负责地方治安等事务。

　　民兵制
　　宋朝王安石变法时实行的兵制。王安石民兵之法，是和保伍之制连带的。他立保甲之法，以十家为一保，设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设大保长。五百家为一都保，设都保正副。家有两丁的，以其一为保丁。其初日轮若干人儆盗。后乃教以武艺，籍为民兵。

　　募兵制
　　募兵制也就是雇拥兵役制度，我国历史上实行募兵制最典型的例子是北宋、南宋以及元、清。
　　宋代的募兵制，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使兵无常将，将无常兵，目的是不再出藩镇割据的局面，而且为了防止人民反抗，在发生灾荒的地方，把灾民募为兵。然而募兵大大加重的宋政府的负担，而且应募的多是泼皮无赖，没有组织纪律性，而灾民为兵又老弱无战斗力，这也就难怪为什么北宋对外战争负多胜少了。到了南宋，情况更坏，军队座食而不能战还侵扰百姓，军官吃空额当本钱做生意，可说是中国历史上武备最废弛的时期了。
　　元朝的情况又有不同，元朝的军队主力是蒙古、色目军，主要任务就是镇压汉人、南人，他们长期驻扎繁华大城市，政府靠残酷剥削人民给他们以优厚待遇，结果几十年下来，造成了贵族军官没见过作战，历载他们“以飞杯为飞炮，肉阵为军阵，颂歌为凯歌”，当红巾军起义时，六千名体形高大的阿速军（由西北民族阿速人组成）全合汉军进攻刘富通领导的农民军，结果还没有开战，蒙古指挥官看到义军人数众多，就高喊“阿扑，阿扑”（快跑，快跑）逃走了。
　　清代的情况比较特别，满洲八旗，是世代为兵，国家按人头给月例，象是军户制。但从康熙开始，旗营不再由旗主掌握，而是兵部调配，旗人也不是个个为兵，只是挑选其中一部分作为常备军，平进训练而不生产，所以笔者认为也应归入募兵，而且到了清中期以后，旗兵战斗力下降，作战主要靠汉军绿营，那就完全是募兵了。到了晚清，绿营也废弛不能战了，为镇压太平军，曾国藩首创了湘军，以营官自招为基础，全营自服从营官，全军只服从曾国藩，开了中国近代军阀的先河，由此而形成的募兵沿袭到了后来李鸿章的淮军、各系北洋军以至国民党军队，都是雇佣关系，红军在成立之初的三湾改编中，为了体现与旧军队的区别，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废除雇佣关系。

　　卫所制
　　明代的卫所制和元朝的军户制大体相同，兵籍也是可以世袭的。明制：以五千六百人为卫。一千一百十二人为千户所，一百十二人为百户所。什伍之长，历代都即在其什伍之人数内，明朝则在其外。每一百户所，有总旗二人，小旗十人，所以共为一百十二人。卫设都指挥使，隶属于五军都督府。兵的来路有三种：第一种从征，是开国时固有的兵。第二种归附，是敌国兵投降的。第三种谪发，则是刑法上罚令当兵的，俗话谓之“充军”。从征和归附，固然是世代为兵，谪发亦然。身死之后，要调其继承人，继承人绝掉，还要调其亲族去补充的，谓之“句丁”。这明是以元朝的兵籍法为本，而加以补充的。五军都督府，多用明初勋臣的子孙，也是模仿元朝军官世袭之制。

　　八旗绿营制

　　清代的兵制前期中期以八旗和绿营为主。清朝驻防的旗兵，和汉人分城而居。清代的汉兵，谓之绿旗，亦称绿营。清代中叶以前的用兵，是外征以八旗为主，内乱以绿营为主的。八旗兵在关外时，战斗之力颇强，但是入关后腐败亦颇速。三藩之乱时，八旗兵已不足用了。而到太平天国时期，绿营兵也已不堪使用。太平天国之后，清军主力以湘军、淮军为主。
　　纵观中国古代兵制，征兵、军户、募兵相继出现，又互相渗杂，总的说来，征兵制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不能满足封建国家的需要；军户制，因为兵农合一，不用政府出钱养兵而受推崇较多，但他容易废弛破坏的毛病无法根除；北、南宋的募兵则最为失败，因为花了钱又养不出能战之兵，清朝的募兵制相对成功一些，清代普通百姓几乎没有兵役负担，生产得到发展，人口大量增加，然而募兵制的顽症吃空饷则一直从清延续到新中国成立。

　　其他
　　此外，边境少数民族军制和农民起义军军制也独具特色。少数民族通常实行兵民合一的部族兵制，进入内地汉族区后即开始向汉族中央封建军制过渡。从陈胜吴广起义到太平天国革命，农民起义军军制体现着农民阶级内部新型的阶级关系和“均贫富”、“等贵贱”的思想。

不管大多数非现代国家是否起源于战争，战争均是统治阶级的首要任务（1）。大量的考古学和人类学证明：战争，即群体间的武装冲突－—其中，某个共同体或代表某个共同体对另一个共同体实施体罚——在各种各样的人类社会中均占主导地位。中国也列外从古至今有无数次战争，一般来讲朝代的更换伴随着大小战争，战争的结束意味着进入发展阶段，从而整个国家、民族的发展有所进步，这种进步包括军事、经济、生活水平等许多方面。每一种制度不可能是万能的，一种制度的背后总能包容一些细小势力的发展，这些势力就是将来能威胁现在统治者。在时机成熟时必然会爆发战争。威胁统治的势力并只是一种，我们可以将这种势力分为两种,一是内在势力，二是外在势力。其中内在势力不到最后不容易察觉而外在势力比较明显，但两种势力只要是时机成熟都会爆发战争。关于战争我就讨论到至此。
秦朝的军事制度可以说是中国历代军制中最适合战争的，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长期大规模战争的经验总结。尤其是先对士兵进行一年基本训练，再按照训练的科目分配到步兵、骑兵与水军（也就是“材官”、“骑士”和“楼船士”）的正卒制度，颇有现代军队士官培训制度的影子。因为其严峻的军法使种种严格要求能够有效地予以贯彻，故而秦军的职业化程度可称为历代最高。
西汉继承了秦的大部分军事制度，并在此基础之上发展出了节省花费的屯田兵制，使屯田的半职业军人开始在中国古代的常备军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此时的中国军制正卒制度和屯田兵制度并行，刚好同时满足了军队职业化和减少花费的需要，然而正卒制度在东汉却无力维持下去，在动乱中一变再变并最终没能复原。
入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处在长期的动乱与分裂中，政府无力维持职业常备军，豪强门阀势力膨胀，屯田兵和私兵的比重极大，世袭的世兵制也与此时出现并很快衰落。在此期间，以半职业屯田兵为主、无需政府负担战备物资的府兵制形成于西魏和北周，完备于隋朝，盛行于唐朝并最终在唐朝随着均田制的崩溃而崩溃。
随后实施的募兵制是整个军事体制回归到了职业军队的轨道上，但因为导致了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而最终在宋朝被迫作出重大改变。宋朝的禁军是理论上的职业军人，但由于养兵政策的长期实行，禁军数量不断膨胀，素质也受到极大影响。而与此同时的辽、金、西夏和蒙古都采取带有游牧部落色彩的“全民皆兵”的军事制度。
综上所述，从总体上看武装力量的日常建设在中国古代军事体制中处于相对被忽视的地位，其最主要的表现即为军队的职业化程度较低。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中国军队都是在依靠半职业屯田兵乃至临时征召的民兵进行作战，实行得较为成功、评价较好的制度也多是半职业的“兵农合一”制度。 其次，从《孙子兵法》可知中国古代的正面战争史讲究兵法的，后来兵家对兵法有力更深的研究，蜀相孔明能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尤其用兵如神至今令人叹为观止。再次，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古代军人在战场上比较讲究仁义崇拜英雄比较有名的名将带着士兵打头阵能鼓舞士气有利于掌握战场的主动权。最后在中国古代战场中冷兵器占主导地位，这些兵器中集中中国古代的科技含量。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的传统组织结构分为三部分：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在陆军方面，近年来中国大举裁军和采购新装备，建立了机动性和战备能力较强的主力部队。目前陆军兵力已由100个师减至约40个，而且有许多部编。
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陆军最重要的结构改革是建立快速反应部队。快反部队的使命是“对危机首先及时作出反应”，它们将在24到48小时内完成集结准备。除隶属于空军的空降兵第十五军外，陆军将四个集团军(第38、39、54、23集团军)列为快反部队。在每个军区内，至少有1个陆军师被列为快反部队并部分装备新式武器。预计这些部队将在所属军区或全国范围内进行部署，它们优先参加各种训练并参与修订作战原则的试验。解放军原计划使快反部队的比例占到整个部队的10-25%。2000年6月，美国国防部称“解放军陆军约14%的师被列为快反部队，这些多兵种合成部队能在不经过大规模临战训练和扩编的情况下，在中国全国范围内利用公路和铁路进行部署。”与此同时，据报道快反部队在部队协同、后勤保障及C3I系统等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陆军在对快反部队的兴趣有所降低的同时，又将注意力转至发展旅级部队。旅级部队由大校军衔的军官指挥，通常由数个营组成，其作战支援部队的规模比师级部队小得多。从总体看，旅级部队的人员数量约为同类型师级部队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对于独立的旅级部队而言，团级机关将作为旅和营之间的中介指挥机构。旅级建制将使解放军部队“在部署时具有更强的机动性和灵活性”。据美国国防部2000年的报告称：“中国的陆军部队由40个师和约40个旅组成。”从历史上看，陆军缺乏专门的士官。解放军从90年代开始尝试建立士官制度。解放军寻求在2000年将义务兵的数量由占军队总人数的82%降至65%。自那时起，解放军为超期服役者建立了新的士官制度，并在军校内建立了士官训练课程。然而，到1995年绝大多数士官仍未处于领导岗位而大多是专业技术人员。1999年初，义务兵服役时间由3年(陆军)和4年(海空军)全部减至2年。这对士官队伍形成了新的压力，他们必须在教授新兵技能和
综合上述，中国现代军事中工业生产技术应用与武器系统，以及应用军事目的的运输与通讯方式的改进；军事的职业化，包括雇佣兵的废除，以及军官团的重组;放弃战争的展示性与仪式性的一面，关于这一点最有力的象征就是对色彩鲜艳的制服弃之不用，而代之以所有等级的官兵务必穿戴的迷彩服；还有陆军、海军和后来的空军在整个战略部署中协同作战——这一切促成了有限战阵向总体战阵的转变。

1：战国时期各国几十万军队参战是可靠的
2：几十万军队组成基本上是壮丁，但是军队素质根据各国国情而定，比如商鞅变法后的秦国军队素质非常之高，像楚国则不然，很多壮丁都是拉过去就参战，根本就没有训练过，战国时期是男丁13岁以上60岁以下都要当兵的。（古代发起战役报数量一般都是虚报夸大）
3：各国军队情况及数量这个太复杂了，而且记载资料众说纷纭，主要是秦赵2个国家独大，找过在胡服骑射之后变得很强大，但是在长平之战之后基本被秦国打压下去，呈现秦国独大一家的局面。
那时候的”乘“是由4匹马拉一部战车叫乘，其中赶车的一个士兵，然后车上站着若干个士兵。
4：春秋时期的千乘战车和离战国时期楚国兵甲百万很远，因为古代军队是有战车和步兵组成的，那个时候中原地带骑兵很少的。
5：军队数量如何过渡，我觉得他们就没有中断过，除非出现重大战役像长平之战一下子男丁死光了，那也只能多鼓励国内生产男丁来过渡了。
希望能帮到你，望采纳，谢谢！

1、战国时期动辄几十万的军队，一般都是夸大的数量，壮大自军的声势打击敌人的时期，号称几十万，可能也就十几万甚至几万，而在实际数量里，也不光包括作战部队，还有运输部队，民夫马夫军官的仆役和奴隶等等，还有临时抓丁的农民，作战部队也就是十之三四。（三国时曹操赤壁八十万其实也就是二十来万的真实作战部队）
2、所谓“乘”sheng 四声，一车一马为一乘，后通指一辆配好马的战车，千乘就是有千辆可使用的战车，这在当时是极大的军力了，平原战场上杀伤力极大。

从春秋到战国兼并加剧，各国疆域更大，人口更多，大规模战争也成为可能。当时有了常备军，但是仍然数量不足，就有很多半农半兵，遇到战事则出征，无事则耕种。
春秋时期大国三军，中等国家两军，小国一军，每军15000人，千乘就是一千辆战车，兵力就是三军的规模。前期，诸侯大国一般有千 乘，强卿有百乘。至后期，晋、楚各达5 000 乘上下，齐、秦各有2 000~3 000乘。
大体上晋国实行《周礼》所 说的军、师、旅、卒、两、伍6级编制;齐 国按《国语·齐语》所载的5人为伍、50人 为小戎、200人为卒、2000人为旅、万人 为军5级编成。这种军队的编制系统又与居 民的行政组织系统相对应，以便于训练、管 理和作战。 车乘士徒的编制，处于变化之中。春 秋前期，基本上实行“革车一乘，士十人， 徒二十人”(《周礼·地官·小司徒》郑玄注 引)之制，其中包括车上甲士三人。中期以 后，各国改革兵役制度，兵源扩大，车下徒 卒数量增多，每乘由30人制发展为75人 制，即每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左传·成公元年》服虔注引《司马法)))。 一乘之中，又配徒役25人，共计百人，按 五人为伍、五伍一两、四两一卒编成。战车 以“乘”为初级建制单位，其上有偏、两 (或卒)的编制系列。据《司马法》，9乘为 小偏，巧乘为大偏，或25乘为偏。气偏为 一两，则18乘、30乘或50乘当是三种不同 的中级编组单位。楚国战车编组分左、右二 广，广称一卒，内含二偏，每偏巧乘，一 广30乘，二广共60乘。

奴隶社会军事制度据《尚书·甘誓》载，公元前21世纪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产生，作为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军队同时产生，并且建立了战时军队编组与奖惩制度。夏王掌国家军政大权，主要政务官“六事之人”，战时便是统军将领。根据甲骨文记载，商朝以商王为最高军事统帅，以贵族大臣和方国首领为高级军事将领。商军出现了“师”的编制单位，建立了“登人”、“登众”的兵役、动员制度和以射、御、田猎为内容形式的训练制度。军队分车兵和徒卒，以车兵为主，主要装备是畜力驾挽的战车。西周军制比夏、商有了很大发展,中央常备军力量扩大,拥有“西六师”、“成周八师”和“殷八师”，共22个师。“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各诸侯国和一些贵族大臣虽有少量军队，但要听从周王统一调遣。
　　奴隶社会军制的特点是：①与王权为中心的政治制度相适应，王是最高军事统帅,常常亲自统军出征,方国诸侯的军队虽有一定独立性,但战时要听王的调用;②常备军由王卫队发展演变而来，并不断扩大，在征战中起主要作用,战时军队主要靠临时征发;③实行奴隶主贵族血缘种族兵役制和军政一体、文武不分的民军制；④军政官吏实行世卿世禄制，与宗法制度相适应。
　　春秋战国军事制度春秋战国是奴隶制解体、封建制形成的大变动时期，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各诸侯国君,在改革政治、经济制度的同时,纷纷改革军制，以适应政治、经济变革的顺利实现。如齐国“作内政以寄军令”，郑国“作丘赋”,鲁国“作丘甲”,晋国“作爰田”、“作州兵”。尤其是战国时秦孝公任用商鞅实行变法，建立军功爵制，健全户籍，什伍编组，向农民征收军赋等。春秋战国时期还出现了以《孙子》为代表的一大批军事专著。在变法图强、争当霸主、进而以武力统一天下的激烈角逐中，改革创新者上升，因循守旧者沉沦，春秋初一百多个国家到战国初只剩十几个，最后全部被秦国统一。春秋战国时期军制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①一些诸侯国实行改革使国力军力上升,周王室衰微,失去了对诸侯国的控制能力,“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②产生了以征发农民为主的郡县征兵制，军赋也由农民承担，扩大了兵源与军赋。③军事与行政编制相结合以利战争动员。军队扩大，建制由“师”发展到“军”。④战争规模和区域扩大，由平原发展到山地和江河水网地带，车兵之外又有步兵、骑兵和水兵，步战代替车战成为主要作战形式。⑤文武明显分职，并产生了凭兵符发兵和奖励军功等制度。⑥军政一体化的国家体制转变为相对独立于行政体制的以国君为中心的高度集权化军事体制。
　　封建社会军事制度中国封建社会经历了由春秋战国到秦、汉，由三国、两晋、南北朝到隋、唐，由五代十国、宋、辽、夏金到元、明、清三次大分裂和三次大统一。与此相应，封建军制也经历了初创期、发展期和晚期。
　　初创期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后，为适应君主集权制封建国家政体的需要，逐步确立了以皇帝为统帅，中央军为主力，中军与外军相表里，地方军与边防军相呼应，正规军与地方武装相结合，内重外轻、以重驭轻的武装力量体制，并为历代封建王朝所继承和发展。
　　秦汉军队大体可分为中央军、地方军和边防军三部分。汉承秦制，其京师兵(中央军)包括南军、北军。郎官、卫士和屯兵，分别由郎中令（光禄勋）、卫尉和中尉（执金吾）统领，分掌宫廷内外宿卫、警戒和京师卫戍。武帝时增北军为八校，东汉又改为五营。地方军有材官、骑士和楼船（水兵）三个兵种，由郡尉(都尉)和县尉协助守、令统管，每年进行射御、骑驰和战阵训练，秋季进行“都试”。平时维持社会治安，战时凭兵符应调从征。东汉光武帝时与民休息，曾下诏罢郡国都尉和地方兵。秦汉以征兵为主,男子一般17岁傅籍,23～60岁服役，役期2年左右。征兵不足以募兵补充，也征发刑徒为兵。东汉罢郡国兵后，遂改以募兵为主，征兵为辅。
　　发展期魏晋南北朝沿东汉军制，因国家处于分裂状态，军事繁兴，军制复杂多变。新军制突出者有：①都督制。统治者为动员地方力量镇压人民的反抗，维系摇摇欲坠的中央政权，便扩大地方权力，州牧、刺史多加将军称号,将军持节都督一州数州军事,或都督中外军事,专擅一方军、民、财政大权。人民反抗虽被镇压,但同时也形成了威胁中央的地方割据势力。②世兵制。在地方势力崛起过程中，召募来的大量私属武装家兵、部曲等，逐步上升为政府军，军人与其将领保持着封建依附关系，职业兵增多。统治阶级为保持一定兵源，将军人家属编为军籍,成为“士家”,强迫他们世代从军。士家不仅成了兵役的固定承担者，而且成了统治阶级控制军权的人质。世兵制下军人地位低，素质差，战斗力弱。③沿边少数民族的部族兵制。随着中央集权下降，边境一些少数民族的武力上升，开始向中原富庶区扩张。军事上保留本民族特点，并参用汉军制，形成了独特的部族兵制。如北魏的兵户制和镇戍兵制，西魏、北周的府兵制。府兵制创立于西魏大统十六年(550)，设8柱国12大将军、24开府将军，统24军。早期府兵自相督率，自带弓刀，不编户贯，将领无论何族均用鲜卑赐姓，军人也从主帅之姓，带有浓厚的部族兵特色。隋、唐重建和发展了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改革早期府兵制，军户编入民户，军人受田。府兵在乡为农，在军为兵，实行兵农合一、寓兵于农制。府兵调遣、指挥权均归朝廷，中央设16卫（隋初为12卫府），12卫下各辖军府。军府按“中外相维、重首轻足”和“居重驭轻”方略，分布在京城和冲要地区。府兵每年上番宿卫京师，部分驻守军事要地，战时凭符征调。唐代折冲府分上中下三等，统兵800～1200人不等,全国最多时设634府,约60万人。中央禁军除以府兵上番者为南衙禁兵外,还有来自召募的北衙禁兵。隋、唐还设有兵部,作为中央三省六部政府机关的军事部，掌军事行政和武官选授。边防军事机构有镇、戍、关、军和守捉。民众武装有团结兵、士兵等。唐朝还制定了卫禁律、擅兴律、兵部式、兵部格等较完备的军事法律，使军制法律化。中期后，府兵制崩坏，募兵制兴起。唐末各节度使凭借自己控制的地方政权，豢养大批军队与中央抗衡，改变了“内重外轻”态势，出现了安史之乱和五代十国“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的分裂混乱局面。
　　960年赵匡胤重建统一的封建政权北宋,并吸取晚唐五代军阀割据的教训，改革军制，强化皇权亲掌军队建置、调动和指挥权，其下兵权三分：“枢密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诸军，率臣主兵柄，各有分守。”军队分禁兵、厢兵、乡兵和边境地区的蕃兵。禁兵是主力，最多时达百万以上，实行“居中驭外”的“更戍制”。神宗时，王安石配合政治体制改革，改革军制，一度实行保甲、保马和将兵法。同时设立武学，实行武举以培养选拔军事人才。南宋军队主力为屯驻大兵和三衙诸军，体制基本未变。宋代实行募兵制，曾实行过依“兵样”选募和给兵士刺字以记军号的作法。五代、两宋时期北方地区出现过辽、西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其军制多带部族特色，如辽朝部族军和两院制，金朝猛安、谋克制等。
　　晚期元、明、清为封建军制晚期，因蒙、满族入主中原，军制上反映出民族大融合的鲜明特征。元初军事与社会组织融为一体，各部落按百户、千户、万户编制，上马出战，下马牧养，兵牧合一。南下后设枢密院、行枢密院和兵部等以加强中央集权。军队包括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和新附军，分宿卫和镇戍两大系统，实行军户制和军官世袭制。明代实行以屯田制为基础的卫所军制，全国遍设卫所，控扼要害。军队分京军和地方军两大部分。中央设五军都督府掌全国卫所军籍，设兵部掌征讨、镇戍和训练。战时命总兵官出征，战罢兵归卫所，将印归朝，实行统军、调军与指挥权分离的，军不私将、将不专军的制度。
　　清代前期主要实行八旗、绿营兵制。八旗兵制是以八种颜色的旗帜为标志编组，兼有军事、政治和生产职能的“兵民合一”的满族兵制。太宗时增设蒙古和汉军八旗，共为24旗。入关后，八旗兵已脱离生产，并分为禁旅(京营)八旗和驻防八旗，军队直属于国家而不再归旗主私有。绿营兵制是参照明朝卫所制建立的汉族兵制。绿营兵由招募的汉人和收编的汉族地主武装组成，以绿旗为标志，以营为单位编组。八旗兵和绿营兵都实行薪给制，按年月发给一定的银饷和米粮。与元代在非蒙古军中设“达鲁花赤”为监军官的作法类似。清代以八旗监绿营，八旗兵薪饷和武器装备都优于绿营兵，这是政治上的民族歧视政策在军制上的反映。
　　1840年鸦片战争后，封建军制开始全面崩溃，清朝八旗、绿营兵为勇营和新军取代。新军和近代海军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军制向近代军制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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