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言官主要由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组成，大部分品秩不高，甚至很低，但其政治地位却极为突出。明代从明初朱元璋开始，便从制度上赋予了言官广泛而重大的职权，其中尤其为人们所关注的是规谏皇帝，左右言路，弹劾、纠察百司、百官，巡视、按察地方吏治等。大凡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衙门，从皇帝到百官，从国家大事到社会生活，都在言官的监察和言事范围。所以，明代言官身份独特，职权特殊，并以群体的面貌在整个社会形成一股威慑力量。
在中国古代社会，统治者为了有效地监察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十分重视对监察机构与监察制度的建设。而在这方面，明朝所建立的监察制度与组织机构应该说是最为完善的，由此形成的明代言官群体也十分独特。按照明制，这个群体总人数一般保持在200人左右，为历代之最。
明代言官主要由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组成，大部分品秩不高，但政治地位极为突出。这是因为，从朱元璋开始，明朝统治者便从制度上赋予了言官广泛而重大的职权，如规谏皇帝、左右言路、弹劾百官、按察地方等，大凡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衙门、从皇帝到百官、从国家大事到社会生活，都在言官的监察和言事范围之内。所以，明代言官身份独特，职权特殊，对明代的政治运作具有很大的威慑作用。
统治者既然把特权赋予言官，也就会对言官的政治素质提出特别的要求。正如宋代司马光所言：“凡择言官，当以三事为先：第一不爱富贵，次则重惜名节，次则晓知治体。”由此可见，统治者对言官的道德品性及政治素质的要求是非常苛严的。从明代选用言官的情形看，以下几条是最基本的：一是“必国而忘家，忠而忘身”；二是必须正派刚直，介直敢言；三是学识突出，既通晓朝廷各方政务，又能博涉古今。除此之外，还须具备一定的仕途经历，历练稳重；甚至对年龄、出身以及文章、词辩等方面的能力也有具体的要求。
而明代的言官在政治舞台上也确实声名赫赫，在诸多重大问题上都做出过震撼人心的举动，尤以对皇帝的规谏最为突出。如嘉靖皇帝沉溺斋醮青词，不理政事，御史杨爵痛心疾首，上书极谏，被下诏狱，备受酷刑，数次昏死，仍泰然处之。其他言官得知后即冒死声援，也付出了血的代价。由于言官对于皇帝的德行非常关注，那些游戏国事、昏庸不振、生活奢靡、长期怠政的皇帝就经常遭到言官的批鳞谏诤，以致于皇帝也怕起言官来。如万历皇帝一日在宫里演戏嬉乐，忽闻巡城御史呵呼声，亟命止歌。为什么呢？他说：“我畏御史。”监督、制约朝廷重臣则是明代言官的主要职责，而从明代的历史看，几乎无一内阁首辅没有受到言官的弹劾和抨击，其中大部分首辅都是在言官的舆论攻势中倒下政坛或离开要职的。最突出的史例是在严嵩专权乱政的20年间，言官从未停歇过对严嵩父子的斗争。虽然言官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重则被杀害，轻则受杖责、遭流放，但仍然弹劾不止，终使严嵩父子得到应有的下场。
明代政坛上为祸甚烈的宦官，同样是言官监视、打击的主要对象。那些依靠皇帝或皇后逐渐权势熏天、炙手可热的宦官，经常受到来自言官的舆论制约和冲击。如在万历年间，神宗皇帝聚敛天下财富，派出大批宦官充当矿监税使，鱼肉地方，大批言官即纷起抗争，交章弹劾，言辞亢直激烈，不断给神宗皇帝施加压力。正是言官的努力，终于使皇帝与宦官的上述劣行得到遏制。此外，在明代，言官在澄清吏治、除暴安民以及发展经济、维护边防等方面，也发挥了较大的积极作用。可以说，在明代国家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都可见到言官主动而积极的身影，而不少人也是在言官的职位上崭路头角。如人们熟知的刘基、夏言、于谦、王守仁、王世贞、郑晓、唐顺之、海瑞、袁可立、杨涟等都曾担任过言官，并在言官职位上留下铮铮响名。当然，更有许多言官为忠贞职守而鞠躬尽瘁，留下了动人的事迹。 万历时皇帝宠信后宫，弄权误国，朝纲废弛。二十三年九月，景德门遭雷击，巡城御史袁可立上疏针砭时弊：“近年以来，议论兹多，致干圣怒，摈斥不下百十余人。岂言事诸臣尽不可用耶？如使诸臣为济私，孰与缄口持禄，附会保全之为便？使诸臣为市恩，孰与将顺曲从，得君固宠之为愈？使诸臣为沽忠卖直，亦必其人有怀忠慕直之心，耻为依回淟涊之态者。如概弃不用，臣恐謇谔之士不蒙甄录，相率噤口结舌，国家大事谁复为皇上言之！(《睢州志》)”。疏上，夺俸一年。袁可立不为动，再次上疏，矛头直指皇帝：“礼祀不亲，朝讲未视，章奏不以时批答，废弃不皆录用，传造日增，赏罚日滥，非所以尽修省之实。(《睢州志》)”。袁可立尖锐地指出时局之严峻：“西虏跳梁，播酋负固东海，倭患未熄，中原灾害频仍”，力谏皇帝“亲郊祀，勤朝讲，批章奏，录遗贤，明赏罚，化朋党”（孔贞运《明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墓志铭》）。疏上，触怒神宗皇帝，他还抗旨斩杀了万历皇帝的弄臣，皇帝最终于万历二十四年正月初十将袁可立削职为民，沉冤达二十六年之久。“公陟山西道监察御史，数梗言罢归。”（王铎《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夫人宋氏行状》）朝中大臣为袁可立鸣冤者十数年不绝，帝皆不听，史称“震门之冤”（钱谦益《牧斋全集》）。
明代言官这种敢言直谏的风节和精神，源于儒家的政治伦理、道德传统的浸染和塑造。在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目标的激励下，众多官僚士大夫都恪守为君为国为民的基本原则，直言谏诤，所谓“臣言已行，臣死何憾”，其中虽也有愚忠的内涵，但于国于民于社会还是有益的。特别是明代言官形成了一种强烈的群体意识，一批言官忠实地履行着监督与纠察的职责，对于朝廷的各种权力体系起到了一种较强的制约与规范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遏制了由于权力带来的弊端以及衍生出来的种种腐化因素。其中也有个别言官无事生非迫害忠良。

明朝在某种程度上算是一个被骂垮掉的朝代，在这个朝代的权力格局中除皇权、阁权与宦权之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权力可以称作“骂权”。掌控这项特殊权力的是明朝的言官群体，在明朝中前期他们大多能够秉持公义、尽心履责，基本做到了对“骂权”的合理使用，确实如朱元璋所愿地发挥了净化官场、纠驳弊政的作用。

但是到了明朝中后期，越来越滥用“骂权”的言官群体逐渐异变成莽撞的破坏者、党争的操弄者、腐败的贪敛者！他们骂得皇帝不上朝，骂得官场撕裂对立，骂得朝堂如同菜市场，骂得崇祯求和不得、迁都不能……他们党同伐异操弄门户之争，他们贪赃枉法残害官民，他们坐视崇祯逼上煤山自缢而开门迎降……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崇祯赴死前所说的“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为亡国之臣”，饱含着对已经腐化堕落的言官群体的极度绝望。

01 明朝言官：从帝国的忠诚守护者，蜕变成无孔不入的搅乱破坏者

鉴于对元末腐败吏治和农民起义的亲身体会，朱元璋在制定明代言官制度时，除了是对历代以来监察体制的延续以外，更重要的目的是要组建一支忠于皇帝、保卫皇权的政治力量，他曾说：“臣不谏君，是不能尽臣职；君不受谏，是不能尽君道。臣有不幸，言不见听，而反受其责，是虽得罪于昏君，然有功于社稷人民也。若君上乐于听谏，而臣下善于进谏，则政事岂有不善，天下岂有不治？”

可见，朱元璋对言官作用的认识是站在维护朱明政权安全的高度上的，其后的朱棣、朱高炽、朱瞻基等人也同样非常重视培养言官群体的良性习气，明朝前期的多位皇帝经常通过“诏求直言”、“诏群臣极言时政”等求言诏的形式鼓励言官积极进言。

得益于这种良好习气的培育和延续，明朝前期百年间的言官群体总体上是淳实的，起到了规劝君德、净化吏治的作用。他们上书谏事言人基本做到了出好恶之公、辩是非之正，沽名钓誉、虚妄矫激之徒只是间或有之的少数。真正出现蜕化苗头的标志事件是明孝宗时期的“两京言官之狱”，这个事件的背景虽然比较复杂，但直接效果是明孝宗对意图挑战阁权和宦权的言官势力的两次强力遏制。

“两京言官之狱”这一事件表明，明朝言官群体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利用自身的特殊职权，参与政治势力之间的争斗和争取自我群体的政治主导权，他们的这种行为已经到了需要皇帝干涉司法审判来进行压制的地步。而在那之前的相当长时间里，阁臣势力甚至已经无法与言官势力抗衡，而宦官势力则与言官势力战况焦灼，明孝宗于是以“两京言官之狱”警告言官群体不要争权夺利、不要肆意妄言。

虽然明孝宗对言官的整顿取得了阶段性效果，但在随后明武宗时期言官群体很快走向失控。这一时期的言官逐渐意识到自身的人数规模优势，他们越来越多地通过群体性行为来增强言论的力量，比如在群起弹劾刘瑾等宦官、群起谏阻武宗南巡等事件中，动辄是百十人一拥而上，越来越多的言官习惯于热血上头、相互声援和意气用事，往往使事情陷入僵局而无法收拾。

尤其是嘉靖年间的“大礼仪”事件、万历年间的“争国本”事件，不仅纠缠数年乃至数十年得不到妥善解决，反倒引发皇帝不愿上朝、官场撕裂对立的恶性后果。虽然他们的宗旨是所谓的为社稷、为公义，但这种蜂拥而上、极不务实的群体性行动，不仅在效率上极低下，更会使局面陷入难以处理的死结境地。

如果说这些事情中的言官群体是好心没有办成好事，那么越来越多的贪贿敛财、趋炎附势、结党营私的言官们就完全是作风上的腐化蜕变。作为负有整肃吏治责任的反腐者，明朝中后期的言官不幸成为了腐败的急先锋，他们索贿贪腐的事迹几乎不绝于史。正德年间御史胡节巡按山东贪贿敛财，回京后给刘瑾送上大礼。嘉靖年间御史陈志先巡按江西收贿“不下数万”，隆庆年间御史孙以仁在淮扬“侵匿盐银千余两”。

诸如此类反腐者变成贪腐者的事例，在其后的明朝是数不胜数，无孔不入的权力沦为了言官们蠹蛀国家的超级通行证。

除了贪贿敛财之外，明朝言官群体的另一个致命蜕变是朋比为党、参与党争。明代党争以在万历时期为祸最烈，一时间出现浙党、齐党、楚党、宣党、昆党、东林党等数党倾轧朝野，言官们也分居各党掺和其中。他们中许多人在后来阉党得势时甘愿为之充当鹰犬，以自己的言谏监察权做起了爪牙打手的勾当。

明朝后期的言官依附权贵投身门户，越来越不再为公义发声，而是为谋算私利、为门户之争鼓噪。“建言者分曹为朋，率视阁臣为进退。依阿取宠则与之比，反是则争。比者不容于清议，而争则名高。故其时端撰之地，遂为抨击之丛，而国事淆矣”。正是这样一群极度堕落的言官，在崇祯时期的裁撤驿站、与清和谈、都城南迁等等重大国事中，成为直接影响最终决策的莽撞力量，明朝的衰亡有他们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

02 明朝言官的强大破坏力从而何而来？为何其他朝代没有出现言官之祸？

明朝的政治体制是出了很多怪事的，言官制度的最终失控就是其中之一。明代言官在明朝中后期的破坏力是异常强大的，将之说成是“言官之祸”也毫不为过。

造成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原因就是明代言官人数规模的膨胀。言官在历代封建官僚体系中都是握有重大职权、担当重要角色的一个特殊群体，历代封建统治者看待言官的心态其实是比较矛盾的，既期望言官善用职权发挥监察作用，同时也害怕言论走向失控而反噬。

为此，各个朝代不仅普遍最大程度地压低言官的官阶品级，另一个更重要的做法是严格限制言官的人数规模。《孝经》中说“天子有谏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意思是皇帝只需七个称职的言官就够用了。从各个朝代的言官数量来看，东汉、晋代和宋代仅为一二十人，唐代和元代仅为三四十人，西汉和清代仅为六十余人，仅隋朝在高峰时的言官规模超过一百人。

由言官发布言论而形成的言路类似于一个体制内的舆论场，而舆论要想形成威力则必须要有足够的规模和声量，所以人数是一个比较关键的因素。尽管言官写的舆情文章是直达天听的，但只要限制言官人数就限制了舆论威力的当量，皇帝就不用担心发生舆论风暴而影响自己的决策。

但是这样一个既让言官发挥作用又能有效管控舆论烈度的运行模式，在明朝则因为言官人数的大增而被打破了。在明朝前期的政治环境里，皇权与相权之争、皇帝与勋臣之争是统治集团内部的主要矛盾，其性质属于明帝国最高权力的分配问题。这些矛盾在朱元璋时代是很尖锐的，至少朱元璋认为这些矛盾已经到了有我没你的地步，明代言官人数规模的膨胀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迎合这种斗争需要的结果。

相比于历代几十人上下的言官规模，由六科给事中和都察院十三道监察御史组成的明朝言官群体，在人数规模上堪称是空前壮大，其六科都给事中、左右给事中和给事中的常备员额是58人，都察院的都御史至少有8人，监察御史的人数则定额为110人。明成祖迁都之后实行两京制，南京的科道系统里有给事中约7人、有监察御史约33人。所以明代言官的规模在大部分时间里都保持在216人以上，远远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个朝代，他们有足够的剩余劳动力来运作大礼议、争国本这样的舆论风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