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是中国近代不可多得的一个大学者，不可否认在学问方面有着很大的成就。然而他本应该名满天下才对，但是人们却对他的负面评价可是一箩筐，就连同时代的鲁迅都评价他为“流氓文人”。那么，他到底做了什么如此招惹恨呢？
一、风流成性，德不配位。郭沫若一生有3妻子，原配张琼华，为包办婚姻，两人结婚5天后，他就离家出走，但他为人很不地道，不喜欢就离婚呀！但他一直就是拖着，让张琼华活活守寡了90年，换来的是他1939年回乡时的鞠躬和无儿无女孤老终生。
第二女人是个日本人安娜，在他留学日本期间两人在一起了。安娜为了他与父母断绝关系，却换来的是1937年不辞而别，没办法安娜来到中国大连，为了郭沫若生了4个子女，却一直只是情人，一直跟子女居住；第三个女人于立群，两人在1938年郭沫若刚回国后就同居在一起，后来二人正式结婚。结婚之后的他也不安分，风流成性，继续拈花惹草，还染上了性病，传染给妻子，后来于立群自杀身亡。他一生亏欠了3个女人，风流成性，这样的品行，难怪鲁迅骂他是“流亡文人”。
二、墙头草，懦弱，胆小，没有骨气，缺乏气节，在历次的大环境中，他摇摆不定，搞起了投机，一会骂这个，后来一看人家得势了，他又很不要脸地捧起了臭脚。他一生就是个墙头草，没有一点文人地骨气和气节。
三、学术界的“挖墓狂人”，他一生热衷于挖墓事业，哪里都有他地身影。明朝万历皇帝地定陵也是在他的强烈要求下，才实施的考古挖掘。结果大家都知道万历皇帝的精美龙袍瞬间成为一堆碎布，造成了考古史上的重大损失。这还没有完，随后他还提议要挖掘乾陵和秦始皇陵墓，还好被即使叫停了，否则的话，又不知道要闹出什么幺蛾子。在马王堆汉墓，有他的身影，他很是胆大地品尝了古墓中地千年美酒。正是由于他如此热衷于挖墓事业，因此被称为学术界的“挖墓狂人”。
总之，人们对郭沫若的负面评价如此多，并非空穴来风，全是他自己德不配位，风流成性，作出来的。

我个人对郭沫若的评价：学贯古今，才识可堪师表；风摆杨柳，为人不足效法。
沙叶新则引用恩格斯对歌德的评价指出郭沫若作为伟大天才和凡庸公民的两面。

就才而言，郭沫若无疑是现代文学、考古研究等领域不世出的领军人物，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朋友，不研究郭老、不研读郭老的著作，显然是不全面的。但就为人而言，郭在私生活上的放任和政治上的墙头草作风则颇受世人诟病。
私生活方面混乱：除三位相对正式的妻子外，郭有多位情人，包括第三位妻子于立群的姐姐于立忱。他对于立忱的始乱终弃，导致其堕胎后自杀，为不少世人所不耻。而于立群在郭死后次年不明原因自杀，有一种说法就是得知其姐的真实死因后羞愧自缢。
但这毕竟是郭个人私生活方面的东西，他人无权干涉。但他在政治人格方面所显示出来的种种，则让稍微懂点历史又有些骨气的人都难以苟同。
郭沫若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即接受马克思主义，一度出任南昌起义总政治部主任，可起义失败后即行旅日避难。抗战暴发后，他投奔南京政府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后改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朋友笑说这是为了象余则成一样战斗在敌人心脏中，我无语。
如果说解放前郭沫若还能以笔为枪表现自己的政治人格的话，解放后他已经只剩下一副媚骨了。
郭是大诗人，但解放后几乎篇篇是颂歌，
1966年 文革爆发，郭沫若发表谈话：“在一般的朋友、同志们看来，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这段谈话常被后人指责：郭沫若只顾自保，为全盘否定历史的极“左”思潮推波助澜。谈话内容流传到国外后，对郭沫若在各国的声誉都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郭沫若以毛泽东的诗友著称，和毛时有诗词唱和。他曾高度赞颂毛泽东的诗词和书法；也曾赋诗赞美斯大林。郭沫若在文革初期被批判，很快就得到了特别保护；他写了许多赞美文化大革命的诗作，包括直接赞美江青的诗，在整个70年代基本安然无恙。1976年5月12日，郭沫若写了《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但过了仅仅五个月零九天，四人帮被逮捕之后，他立即又赋一首《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抨击“四人帮”；这也是后来他的政治人格受到质疑的主要原因。

因为郭沫若的学术是为政治服务的，有人认为他属于政府的御用文人。而且，文革时

犬儒主义的代表，像狗一样的文人，一身媚骨。

因为郭沫若被冠以历史学家的头衔，实际却是个历史学渣，他的历史完全是迎合当权者的政治主张，枉顾历史事实，颠倒黑白胡说八道。很多时候用自己莫须有的脑洞，去补充没有依据的考古材料，还会望文生义的随便就口胡出一部伪历史。在他的影响下中国的历史考古走了不少弯路，造成了不小的误会，给中国历史的研究工作，带来很不好的负面灾难，而他还以为己功沾沾自喜，这种无耻的行径令人发指。

鲁迅对其评价“才子流氓气”

郭沫若的创作生活道路是多变的，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段落。第一段落是“五四”时期。主要作为浪漫主义的天才诗人，以《女神》喊出了时代的真声音，震醒了一代青年，释放了被压抑的社会心绪，满足了时代的精神需求。这是郭沫若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他的个性得到充分的表现，自我实现的程度很高。这当然跟“五四”时期特定氛围有关，那种宽松、自由、充满朝气的环境也有利于形成郭沫若浪漫的人格与创作风格。 第二个段落是三、四十年代，郭沫若变为“诗人—社会活动家”。由“文学革命”、“两个口号”论争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郭沫若常因其文名簇拥到政坛，虽然其浪漫的个性并不宜于政界，却也以相当多的精力投入社会活动。他的创作告别了“五四”时期那种朝气，而逐步强化了现实感，而浪漫主义的想像力和激情也衰落了。从文人普遍感时忧国的时代风尚看，郭沫若这种转变是必然的，甚至也是必要的，然而这种转变并不适合郭沫若那种天才型、文艺型性格。郭作为浪漫诗人的心理、性格不能不被现实政治所扭曲、束缚，这一时期虽然也创作过《屈原》历史剧这样有影响的作品，但总的来说，郭沫若的创造力与时递减。 第三个段落是中国内地解放后，郭身居高位，杂务缠身，虽仍不时动笔，但多为应制之作，艺术上不足观。 综观郭沫若的一生，前后期有很大变化，但郭主要以诗名世，是诗人、文人，并非政治家。他留给人们的也主要是诗。所以评价这样一位人物，应着眼于其诗，特别是《女神》等早期诗作。后期郭沫若最为人诟病的是表现太趋时，但考其心理性格特征，此“趋时”仍可说主要是文人表现，大可不必以政治人物的标准去要求和衡量。况且郭毕竟是一个曾经非常真实过的人，那是一种比较彻底正视人性一切方面的真实，一种令传统的沉闷心态难于忍受的真实，这就很难能可贵了。一个社会所要求的文学产品必然是多方面的，既要有哲人式的深邃，也要有天马行空的想像力和真诚的抒情，我们应当承认，现代文学的这两方面都还太少。正因为这样，我们应以宽容和知人论世的态度去评说郭沫若其人其诗，理解和珍惜《女神》等“五四”文化遗产，而不是苛求这样一位天才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