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经典很喜欢用事物来类比人。
比如“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推出君子……”（《荀子》）；又如“人之性善也，犹水之就下也……”（《孟子》）
但是，为什么事物是这样，人就要这样？事物要这样，人就这样做了会好？两个截然不同不同类不同质的物体之间，类比法是站不住脚的。
所以，中国哲学经典的逻辑缺陷之一，就是很多缺少对事情本身的分析，用类比法规避了严格的逻辑推理。

鱼与熊掌那个不是逻辑推理，而是价值判断/取舍。
传习录差不多也这样，重价值而轻逻辑。看似在讲道理，其实在讲伦理。
一直到现在都这样。占一个道德高地/扣一顶帽子就一顿狂批；看八卦的总是比看道理的多……
你的问题也是这样，着眼点在于“还有哪些不讲逻辑的经典"，而不在“为什么……"。
对于有哪些经典不讲逻辑/逻辑混乱，我觉得你可以问另一个问题:我国有哪些经典讲逻辑/逻辑严密？
答案是没有。
你虽然没问为什么，但我却对此好奇，想了一下，想到两个原因。
第一个想到的，有切身体会，我在知乎跟人讲道理/辩论，到最后往往发现两个人的分歧出现在对基本名词的理解/定义之上。名词定义/语义模糊，在于我们自古好似从来没有注意过这个问题……然后想到，诸子百家中有一名家，本来就是专门辨明名词概念的，这一脉也曾辉煌，可是最后失落了，连带他们的学说也遭人反感，判定为“诡辩"……名家为何辉煌？（因善辨而）善辩。又为何失落？（对统治阶级而言）没啥卵用……名家比较适合打官司，为富豪服务。但是他们不能这么做，他们是士子，第一等公民；富豪（往往）是商人，第四等的贱民……不能为富豪服务，就只有去他们不擅长的领域跟其他学派竞争，为诸侯服务。因辩论常胜获得一时之利，同时招致其他学派的厌恶，酿成千古之患；因无用被统治阶级弃用……
第二个原因，古代写字用刀在竹片上刻，很伤手的，能省就省了。重要的结论当然要记，细节上的推理过程之类，大概是口耳相传，还有一些是需要各自在自己的生命历程中印证。反正有结论在，细节上因人物与时代而有差异，也可接受。甚至还因此而显得富有生命力呢！
……
第二个原因，扩充版。
举个例子:
这是《墨子所染》。论点：国亦有染。论据：舜染于许由……范吉射染于长柳朔……
这其中每一个小点，都是一段漫长的历史/一个漫长的故事，嗯，如果用现代网文的写法，刻到古代的竹简。我有一个问题：五辆大卡装得完吗？
所以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很多东西只能口耳相传。竹简只能拿来记关键字/要点/（帮助记忆的）提示词。
这时又回到原因一：诸子百家中，最有可能将“逻辑推理”本身作为要点记下来的，是名家。可惜他们技能点点歪了。甚至也许他们也归纳过这样的内容，但是他们名声坏掉了，以至于连讲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儒家都没从他们那里把那一套学过来，记下来。
……
再到后面，一场动乱，古典里面很多典故，都只剩下记在竹简上的内容了。
……
后世书写技术水平提升，马上就有人开始给经典作注——从这一点，古人其实也是很看重讲道理，一有条件，马上把道理补上。
但是1、给逻辑方面加技能点的时机已经错过。2、世殊事异，一切似是而非，给上一个时代的文本勉强作注，只能（开始）为了结论找理由。这样一来，为保经典，更加不敢给逻辑技能加点。
……
时代继续变迁，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大问题，于是经典有了各自时代的注解——经典本身的简略，反倒给了后来人发挥的空间（即：显得有生命力）。这个时候，既然你有你一套注解，我有我一套注解，所谓的逻辑/公理，更加边缘化了。

推荐你一本书《中国哲学史大纲》。
中国有好多哲学思想，只是占据主流的一直是儒家，给人造成一种中国没有什么哲学的假象，其实并非如此，你可以好好研究一下。

中国哲学基本框架都是儒家，感觉营养不多，看哲学最好看外国的去，看guanchang学fubai学中国的书的精华早就甩了外国十条街

问：做哲学为什么需要学习逻辑？
答：简单地说，哲学是一门学科，它提供的是理论，它要通过说理、通过论证使人接受或者反驳某种观点、理论，这就需要有正确的论证。逻辑研究有效推理，就是提供正确论证的基础。实际上，凡是理论，用推理，讲论证，都离不开逻辑。从这点看，哲学与其他“学”相同，所以逻辑是基础学科。但是哲学与其他学科相比，有两个特点，这使得这哲学中论证更为重要，因而逻辑的作用也更为重要。
第一个特点，哲学不是经验科学。尽管经验可以给我们提供某些启示，来自于经验的知识可以作为哲学思考的某种根据，但是哲学命题不能通过经验来验证，不能做实验，所以，一个哲学理论的“正确性”（是否可接受），几乎只能靠论证来显示。历史上，一些哲学理论后来不被接受了，以另外的形式出现了，是因为发现原来论证有问题，对原来的理论有修正，有新的论证；也有一些理论一开始人们不喜欢，如休谟的经验论，后来却不得不接受（当然不是所有人都接受），因为它的论证没法反驳，有人甚至是乐于接受，因为认为它的论证好。
第二个特点，哲学与其他学科不同，它要思考“终极”问题，即各门具体学科都不研究或无法研究的问题，比如什么是物质，什么是实在，什么是精神等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问题。对这类问题的思考，会使论证更加困难。学过亚里斯多德逻辑，我们知道，有属加种差的定义。例如，人是某种动物，动物是某种生物，这就是属加种差的定义对什么是人和动物的回答。如果继续追问，什么是生物，大概还可以说，生物是某种物质，但是如果再问什么是物质？至少按这种方式已不能回答，需要有上一层的概念体系。一般来说，探求这样的终极问题，概念体系不容易建立，而且容易出现某种循环，比如康德二律背反那样的东西。在对这样的问题进行思考时，在对这些问题的观点论证、提出相应理论时，我们应该遵从什么法则？有什么规律？这些都对论证，也是对逻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们知道，现在我们所说的逻辑学产生于古希腊，始于亚里斯多德。为什么逻辑学产生于古希腊，有几个原因。一是民主政治，导致论辩风盛行。要辩论，要说理，就要讲逻辑。二是欧几里得几何学，提供了一个理论应该如何应用逻辑的典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哲学研究。我认为是亚里斯多德主要是在其哲学研究中，也是为了更好地研究哲学，建立了逻辑学。他对于（事物）本质问题的思考等，使他提出上面提到的定义理论，建立了三段论逻辑。
从这段历史来看，可以说，因为哲学和论证的关系，对逻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逻辑学才如此这般地产生了。所以，逻辑从一开始，就和哲学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以上所说的中心意思是，哲学的生命力在于论证，我们的哲学观点和理论可以不同，但是论证方法必须是相同的，不论自己思考问题还是与人交流，都需要有公共的论证平台，而这个平台应该、也只能由逻辑来搭建。
在今天，哲学已经大大发展，但是哲学和逻辑的基本关系没有改变。只是今天的哲学需要什么样的逻辑？这是个有意思的问题，亚里斯多德逻辑显然完全不够了，需要今天的哲学家和逻辑学家共同关注。
关于逻辑和哲学的关系，当年王浩来北大讲学时还提出一种观点。大意是，关于哲学问题的基本观点，大家很难统一。对此我们可以采取公理化的方法，各自从自己的基本观点出发，建立相应的理论系统，类似于古典数学和直觉主义数学。我认为这当然不是哲学研究的全部，但应该也是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如何使自己的理论更严密，需要有公理化的思想和方法。历史上斯宾诺莎曾经做过伦理学的公理化研究，大概不是很成功。今天逻辑学的发展是否对此提供了新的基础？这就需要学习现代逻辑。

2． 问：中国哲学也需要逻辑吗？
答：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对“逻辑”这个概念作点说明。我们现在所说的逻辑，指的是上面提到的产生于古希腊的逻辑。就连“逻辑”一词都是从古希腊语到英语、再到汉语译音而来。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中国自己的文化中没有产生出西方逻辑学意义上的逻辑学。中国古代有名辨学等一些在今天被人们作为中国逻辑史研究对象的理论或学说。从哲学和逻辑的关系看，如果说古希腊哲学有亚里斯多德逻辑与之对应，那么中国哲学是否也可以说有名辨学这样的学说与之对应？有这个背景，再看我们的问题，“中国哲学也需要逻辑吗”，应该是，研究中国哲学或中国哲学研究需要西方的逻辑学吗？这里有两个问题。如果是研究中国哲学，即以中国哲学为研究的对象，提出自己的研究成果，提出相应的理论和观点，那么，与其他研究类似，也要分析、推理、论证，当然也离不开西方的逻辑学。因为只有西方传统的逻辑学才在今天成为各学科的基础。但是，如果是做中国哲学研究，或中国哲学式的研究，即用中国哲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哲学的问题，比如类似于老子，孔子的研究，是否要用西方的逻辑学，我还看不出有这个必要。从西方逻辑学的观点看，今天仍然难以完全说清中国的古代哲人究竟是用什么逻辑思考问题的。这个说法需要作点解释。
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有很大的区别。这一点，从各自关心的问题和研究问题的方式可以看出来。西方哲学开始关心的问题是世界的本源是什么，这个关心的目的是要把面对的万事万物拆开，找基本的组成部分，或面对复杂纷呈的世界找出基本的性质，再将它们的组合起来，希望从这里说明一切现象，同时也获得了改造自然的手段。从简单的、基本的部分或性质开始，通过组合，到说明各种复杂现象，解决复杂问题，这就是西方哲学的精神，也是西方逻辑的精神，他们在这个探讨过程中建立了逻辑学，而且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建立了西方科学。西方的哲学、逻辑学、科学属于同一个文化体系。中国哲学也有关心世界本源的部分，但更多地是从社会的角度考虑问题，探讨社会的秩序、和谐，讲究天人合一，同时也是为个人的自我修养和人生指导提供依据。从世界和社会的宏观出发到个人的修养，从个人的修养再到社会的和谐和秩序，这里面有许多非组合的东西，与西方逻辑的精神从文化渊源上看有根本的区别。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倒是不觉得中国哲学式的研究要用到西方的逻辑学。说到这里，插一句，我想中国哲学的逻辑是什么，这也许是个更有趣的问题。显然这需要中国哲学和逻辑学两方面的结合才有可能研究。
当然，今天也很难有人还会按古人的方式去思考他们的哲学问题。不论从学习阶段就受到的训练，还是到后来的学术规范和科研体制，都决定了不会再出老子和孔子那样的思想家。现在作为学术的最基本要求是要说理，要论证，要交流，还是上面说到的，要有公共的论证平台。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哲学大概也需要西方的逻辑学。

3． 问：传统逻辑和现代逻辑的区别是什么？
答：我注意到你们的几个类似问法或问题，因为你们的采访在我们中心（北京大学逻辑、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的网上登了出来，而且有了一段时间。这些问题是：（1）普通逻辑和现代逻辑的区别是什么？（2）数理逻辑和普通逻辑有什么区别？（3）逻辑学导论和一阶逻辑的区别是什么？还有现在的问题，（4）传统逻辑和现代逻辑的区别是什么？我想先做一点说明，也是澄清。
这里涉及到关于逻辑的一些名词。首先，逻辑是一种客观对象，逻辑学是关于这个对象的科学，就像力是一种客观对象，力学是关于力这种对象的科学一样。“逻辑”有时也指逻辑学。逻辑本身没有现代和传统之分，也没有普通和不普通之分，只是逻辑学，作为人们对逻辑这个对象研究的成果，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才有传统和现代之分，有不同的历史形态。“现代逻辑”和“传统逻辑”指的就是这种意义上的逻辑学。
关于“普通逻辑”。首先，从对象的层次看，刚才说了，没有普通和不普通之分，也就是说没有普通逻辑这种逻辑，其次，从研究的角度看，也没有对逻辑这种对象的“普通”的研究，所以，是既没有普通逻辑（这种逻辑），也没有普通逻辑学。“普通逻辑”只能是课程的名称，类似于“普通物理”。这一点也是王宪钧先生当年一再强调的。拿“普通逻辑”和“普通物理”相比，也是王先生举的例子。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因为“普通逻辑” 叫得多了，有一种误解，把普通逻辑也当成了一种逻辑或一种逻辑学，其实，这只是一门课。
关于“一阶逻辑”，从对象的层次看，有这样一种逻辑。关于这种逻辑的理论等是一阶逻辑学，通常也称为“一阶逻辑”。此外，还有专门的课程讲授一阶逻辑学，所以它还可以是课程的名称。“数理逻辑”与此类似。
在上面提到的这些名称中，“传统逻辑”，“现代逻辑”，指的是某种逻辑学，在一些情况下，“现代逻辑”也可以是某类课程的名称；“普通逻辑”，“逻辑导论”或“逻辑学导论”只能是课程的名称；“一阶逻辑”，“数理逻辑”指的可以是一个或一种逻辑，也可以是这个或这种逻辑的学，还可以指讲授这个或这种逻辑的课程。这里我们涉及到三种名称：逻辑，逻辑学和逻辑课。
有这个说明后再来看这些问题。在这些问题中，问题（4）是一个合理的问题，也没有什么歧义，因为在这个问题中，“传统逻辑”和“现代逻辑”只能做逻辑学的理解，问的是两种逻辑学之间的区别，现代的逻辑学究竟比过去的逻辑学有那些发展等。问题（3）的意思应该是比较两门课程，因为“逻辑学导论”是课程的名称，我们也有一阶逻辑的课。如果这么看，这也合理。问题（2）的初衷大概类似于问题（3），但是问题（2）容易引起误解。因为“数理逻辑”可以指一种逻辑，将它与普通逻辑相比，容易使人误解，把普通逻辑也当成了一种逻辑。最不合理的是问题（1）。“普通逻辑”只能是某门课程的名称，现代逻辑是一种逻辑学，这两个“逻辑”不可比。如果把“现代逻辑”理解为课程的名称，那么，它指的不是一门课，凡讲授现代逻辑学知识的课都可以称为现代逻辑课，而普通逻辑只能是一门课。将一门课与一类课相比，这应该也不可比。所以怎么都说不通。
现在可以回答你们的问题，即问题（4）。
一般认为，从亚里士多德到弗雷格以前的是传统逻辑，从弗雷格开始，产生了现代逻辑。当然在弗雷格之前，也有莱布尼茨、布尔这些现代逻辑的先驱。现代逻辑与传统逻辑的不同首先是产生的原因或动因不同。传统逻辑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哲学上论证，也包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论辩。现代逻辑产生于数学研究，主要为了找出数学中的逻辑。其次是方法的不同，这是主要的不同。学过一点现代逻辑都知道，现代逻辑的基本方法是形式化方法。从根本上说，形式化方法就是数学的方法。因为是一些数学家研究数学中的推理，找数学中的逻辑，所以很自然地引用了数学的方法。
从莱布尼茨开始就提出了把推理当作数学演算的想法。这个想法到弗雷格才在一定范围里得以实现。可以实现的原因之一，是弗雷格研究的是数学中的推理，这是我们各种推理中最严格的推理，但同时也是最简单的一种推理。可以实现的原因之二，就是他用到了数学的方法，把数学用到推理的研究中。
现在数学（古典数学）中推理的规律已经都找出来了，这就是一阶逻辑。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很多新的思想，建立了许多新的技术，逻辑学的内容大大丰富。如果说过去我们只能靠肉眼观察，那么，现在因为有了新的方法，我们已经知道如何去造显微镜，而且是电子显微镜。与传统逻辑相比，因为有了观察逻辑关系的“电子显微镜”，现代逻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天地，范围大大拓宽。这个天地是传统逻辑用“肉眼”所不可能看见的。
因为方法和动因的不同，导致了传统逻辑和现代逻辑其他的一些不同。比如，同是研究日常推理，传统逻辑总结一些方法，教我们这些方法，现代逻辑则要把其中的规律用数学的方法精确地刻画出来，其目的不是教我们人如何正确地进行日常思维，而是“教”计算机去做这样的的推理。
现代逻辑的这种发展，使得逻辑学真正成为其他一些学科的基础，比如计算机科学，语言学等，包括哲学方面的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等。这里所谓的基础，意思是，如果没有现代逻辑的知识，要进行这方面的有关研究是不可能的。这个基础的作用是传统逻辑做不到也不可能做到的。人们一般认为学习逻辑会使人逻辑性强，提高思维能力，表现在头脑清楚，说话有条理，能言善辩等。这被称为逻辑的教导作用。应该说这是逻辑学产生的初衷之一。但在今天看来，如果说，传统逻辑还有一定的教导作用，那么现代逻辑则基本没有这个作用。现代逻辑使得逻辑学越来越像数学，成为专门的基础知识。如果说现代逻辑也有一些教导作用，那么它并也不比数学强。换言之，要想从学习现代逻辑中得到思维能力的提高，更好的办法是去学数学。总之，逻辑学的这种教导作用，至少从现代逻辑的内容上看，已经不是今天逻辑学的主要功能。

4． 问：您认为哲学系本科生应该学普通逻辑课还是现代逻辑的课程？
答：关于这个问题，我可能会说得多一些。因为即使在我们北大哲学系，这个问题也是从我的上一代老师、我的前辈们开始就一直在讨论、争论、甚至激烈争论的问题。
我认为，应该学什么课，普通逻辑课还是现代逻辑课，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课程的内容、性质；一个是学习的目的。这是从学生选课的角度说的。换一角度，可以问，哲学系应该对本科生开普通逻辑课还是现代逻辑课？也有两个类似的因素，前一个因素没变，后一个因素是，开什么课取决于培养学生的目标。这是受教育者和教育者都关心的同一个问题，但角度不同。我想我还是从教育者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
现在本科生教育可以说有两个目标，一个是素质教育，一个是专门人才培养。说白了，前者就是毕业后找工作，后者是读研究生，准备走学术的道路。从社会需求的角度看，大部分人是要从事实际工作的，学者总是少数。因此现在比较强调素质教育，淡化专业，所以本科生阶段取消了一些专业，比如我们系的本科生逻辑学专业就取消了。专门人才培养一般要到研究生阶段才真正开始。尽管学生自己可以早早为自己定位，但是从教育者的角度说，并不一开始就把谁定在什么方向。这增加了学生的自主性、能动性，同时也增加了学生自己的责任，学生也要为自己的将来负责。这是社会的进步。与强调素质教育相对应，另一方面，对准备走学术路的人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有扎实的基础，有出色的科研能力。这是一种两极分化。
一个本科生，刚进大学，很难说将来毕业后的去向，是做实际工作，还是读研究生，最终走学术研究的路。从教育者的角度看，也只能是同时提供各种条件、环境，让受教育者能走更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一个好的大学，就是能提供好的这样的条件和环境，比如开出各种课程和提供好的指导等。
现在可以谈谈普通逻辑课和现代逻辑课的问题。简单地说，现代逻辑的课程是为专门人才培养开设的。一个学生如果毕业后从事实际工作，在这方面他所需要的主要是素质教育，我认为不用学现代逻辑，但同时也不用学普通逻辑，倒是可以学学批判性思维这样的课。
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可以先看看普通逻辑的性质和内容。普通逻辑是我国大学的逻辑知识普及课，内容大体上是亚里斯多德逻辑，即亚里斯多德的三段论、定义理论等，一些简单的命题逻辑知识，再加一些归纳推理的内容，关于论证的常识等，从知识的组成看，基本上是传统逻辑的东西。普通逻辑有一个基本考虑，就是围绕思维来讲。根据这个考虑，它把内容又分为概念，判断，推理，论证几个部分。近二十多年来，随着现代逻辑影响不断增加，普通逻辑课中也逐渐增加了一些现代逻辑的内容，课程的名称也改成逻辑导论，内容和重点有了很大甚至是重要的改变，但普及逻辑知识的课程性质没有变。
这样的一门课程，我认为有一些缺点。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经过这样的普及课学习，会有什么收获，有什么效果。从课程设置的角度说，不外是希望学生有这几个方面的收获：（1）获得一定的逻辑学知识；（2）掌握一些方法，受到一定的训练，思维能力有某些提高；（3）有了一定的基础，便于继续学习逻辑；（4）以逻辑为基础去进行其他的课程的学习或研究。其中（1）和（2）合起来可以在素质教育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3）和（4）看起来是可以起到专门人才培养方面的作用。但实际情况究竟怎样，是否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我们可以做一些分析。
先看后两条，即人才培养方面的（3）和（4）。
首先，传统逻辑和现代逻辑是逻辑学发展的两个阶段。现代逻辑不是从传统逻辑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上面也谈到，完全是新的问题，新的起点，新的方法。现代逻辑对传统逻辑有种跳跃性，而没有什么继承性。从我们的教学实践看，学习传统逻辑对学现代逻辑没有什么帮助，反而可能会有某些误导。如果是为了要继续学习逻辑，这个继续被学的，只能是现代逻辑，所以不如一开始就学现代逻辑。（3）说的是普通逻辑课或逻辑导论课可以作为现代逻辑课的基础，但从这个分析看，情况并非如此。不说有可能误导，至少学习的效率不高。
再看（4）。现代逻辑是像数学这样的专门的基础知识，需要按学数学那样方式才能真正掌握，才可能成为用来学习和研究如计算机科学、语言学甚至哲学的知识基础，不能只是停留在普及知识的层次上，浅显地讲讲，象征性地做些习题，而需要详细地讲解，严格地证明，严格地做习题，有些甚至是比较难的习题。这些即使在逻辑导论课上，也不可能做到。所以，希望达到（4）的效果，只能是一个愿望，实际上根本达不到。
这两个方面说明，普通逻辑或逻辑导论在逻辑学研究或应用逻辑的专门人才培养方面起不到什么作用。事实上，我们这些年的教学实践上也证明了这一点。就我校来说，这二十多年来上过普通逻辑或逻辑导论课的学生应该达到数以万计，但没有一个学生由此而成为研究逻辑或者应用逻辑去研究其他领域问题的专门人才。这说明什么问题？当然是我们作为教育者一方应该深刻反省的。
说到底，主要是课程的性质，普及逻辑知识，这决定了这门课只能是作为文化素养提高的一个方面来教和学，而不是也不能作为其他知识和课程的基础来教和学。
说到这里，涉及到这门课的素质教育方面的意义。上面说了它在专门人才培养方面起不到什么作用，现在我们可以就此再看它素质教育的作用方面。
前面说到逻辑有教导作用，在这里对应到所希望达到的效果（2）。看起来普通逻辑所讲的问题简单、常见，与实际生活更接近，所以它更具有教导作用，但其实这里有些误解。普通逻辑或逻辑导论都是传统逻辑和现代逻辑的某种结合。关于现代逻辑，前面已经说了，它完全远离了逻辑的教导作用，不是为日常思维服务的，而是一种基础知识。再看传统逻辑部分。这部分中确实有些内容是讲思维方法，讲有关的一些道理。但是在这方面，它有两个不足：一是先天不足，一是后天不足。
一般都不否认亚里斯多德逻辑是传统逻辑的核心部分。亚里斯多德逻辑中的核心部分又是三段论。我们可以看看三段论在讲什么。它在讲我们几乎天生就会的三段论推理，比如“所有的A是B，所有的B是C，所以，所有的A是C”，讲这样的的推理为什么是正确的，这样的推理多少种格与式，哪些格式是正确的推理形式，可以如何变形，道理何在等等。这些细致的甚至显得繁琐的分析和证明主要不是为了日常思维的需要，而是为了哲学研究。我想说的是，逻辑学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学院派式的理论，这是它的精神实质，而且这种精神一直在延续。应该说，这是真正的逻辑学的精神。所以，亚里斯多德是逻辑学之父，他不仅从问题、对象，而且从方式和精神，都奠定了这门学科的基础。关于日常思维的思维方法等只是这种理论的一些延伸，不是本质的部分。有了理论，可以在思维方法的方面做很多推广。只是方法方面谈多了，谈泛了，实际上就出了这种学的圈。这就是传统逻辑对日常思维方面作用的“先天不足”。
作为一门课程，当然可以按照需要设计它的内容，没有必要一定按某种学理精神来讲授。但是，在思维能力提高和训练方面，普通逻辑并没有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内容和训练的手段。这是它的“后天不足”。如果要讲思维方法，注重日常思维能力提高，有比普通逻辑更合适的课程，这就是批判性思维。实际上，批判性思维并不是一门逻辑课，但是它的问题更集中，目的也更明确，所以更专业。
总体上看，对普通逻辑课，包括逻辑导论，在思想方法和思维能力训练方面，如果是讲思维的严格性，精确性，那不如去学数学。如果是讲思维的敏捷、机智，善抓问题实质的准确性、尖锐性等，不如去学批判性思维。
最后，再看希望达到的效果（1），即这门课对逻辑知识的了解和掌握方面的作用。作为知识上的修养，这当然也是一种素质的提高。特别地，对什么是逻辑的精神，通过普通逻辑课或逻辑导论课多少可以了解一些，这应该是一个人知识组成中的重要部分。但是，知识普及性的课不能提供真正实用的技术和理论，这一点应该没什么疑问。我们只要看看逻辑学今天的发展和这些课程所讲授的内容就不难得出这个结论。当然，不论怎样，最后总会对逻辑的精神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有一定的逻辑的知识素养，这是大概是这门课最后的收获。对此我想指出一点，从今天的角度看，这也是一种多少有点养尊处优的知识素养，因为它主要不解决实用问题，基本上是精神层面的东西。
过去我国大学教育属于计划经济体系，毕业生是国家干部。什么是国家干部，就是国家的管理人员，当然不是人人最后都走上了管理岗位，但首先他们都属于干部体系，有干部级别。大学的一个主要功能是为国家提供干部储备。作为这样的教育，当然要使受教育者除了专门的知识、技能外，还要有一定的知识素养。比如，要知道一点逻辑，讲点逻辑。在这种情况下，逻辑知识普及课对我国干部队伍素质的总体提高，还是起到一定的作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门课也还是有功绩的。但是，现在的情况已经有了根本的改变。一个受教育者不再是计划经济下教育生产线出产的一个产品，不再是一个干部或储备干部，国家的干部体制现在也转变成了公务员体制，这不仅仅是名称的改变。在现在的情况下，一个大学生首先是一个将来要参与社会竞争的主体。我们的教育体制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教育也更多地具有了人本精神，教育者要更多地从受教育者的立场出发考虑问题。面对这样的教育形势和被教育者，我们应该教什么？他们所面对的将是严酷的竞争和挑战，已经没有时间和条件再去接受那种养尊处优式的知识素养教育。所以我认为，如果说普通逻辑或逻辑导论这种逻辑知识普及课在过去时代条件下还有一些积极作用，那么现在这些作用早已淡出，所以这样的课已经不合时代要求，应该淘汰。取而代之的也是两极分化：彻底讲实用性，学批判性思维；真正学逻辑，学现代逻辑。这也是一种“与时俱进”吧。
有一种观点认为，一个大学毕业生，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学普通逻辑或逻辑导论，不知道什么是逻辑，不懂一点逻辑怎么行。我认为这种观点没有建立在将逻辑学、逻辑课以及它们的历史和社会时代背景等因素加以综合和仔细分析的基础上，没有充分的根据。如果有我们这里的分析，那就不仅是“怎么不行”，而且是势在必行。
至于哲学系开什么课，不同的哲学系当然只能根据自己的情况量力而行。北大哲学系是按专门人才培养的方向来开课的，也有这个条件，所以当然应该开现代逻辑课，取消普通逻辑或逻辑导论课。我们实际上也是这么做的。目前只是对外系或校公共课还开逻辑导论，这是因为某种历史的惯性吧，迟早也是要取消的。在我系，现代逻辑课是一系列课程。首先是一阶逻辑。这是现代逻辑的入门课，也是哲学学习和研究的一个基础课。如果将来研究哲学，可以到此为止，也可以再学模态逻辑等。如果要学逻辑，则必须在有这门课的基础后再去学其他的逻辑课程。至于批判性思维，我认为是一门很好的课，也主张应该开这门课，甚至应该是全校的公共课。这是一门素质教育课，谁都可以选。但是要清楚，这门课与学哲学和学逻辑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儒家文化，它的现代价值，首先表现在对其它文化的开放性上。这是中国传统文化能够发展到今天并在现代社会发生作用的一个基本的前提。但传统文化或儒学的开放性还有它特定的意义，那就是主张每一个体对于他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国家的开放性，强调个人对社会国家具有参与感。这种参与感的特点是重在参与的实践过程本身，而不是过分看重当下的功利性的结果。在如此的文化模式的熏陶下，人们能够暂时忍受艰难困苦，孜孜不倦地努力工作，这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化实现的重要文化动力。
在科学已经成为群体和社会的取向的氛围下，在群体的要求下接受和追求科学也就成为了约束自己行为的道德自律的真实内容。修身养性的自我品格锻炼可以转化为树立、培养和坚守对科学文明的向往和信念。在某种意义上，当代中国的科学热情前所未有地高涨，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伦理在促成和助长这一趋势过程中的积极的作用。而且，中国传统文化主张求变，《周易》讲："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可以说中国文化的现代价值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它大张旗鼓地宣扬通过变革以求发展的精神。可以说，变革与发展的互动，在当今中国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实践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就人生价值来说，传统文化突出地强调了人的精神需求的重要性，而当鱼（生命）和熊掌（道义）不可兼得时，舍生取义便成为了人的自觉的选择。如此的"正气"塑造出了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维系着绵延不绝的文化传统。但传统文化并非不重视物质生命的价值。以物质生命承传为基础的孝道思想，使承载于生命的道德意识和自然知识的传播推广受到重视，不论是为功名、为财富、为名声，它都鼓励人的积极努力。尽管这个"为"的有意识追求本身在宋明以后成为"人欲"，但作为一种内在的动力机制，它实际上支配着人的日常生活实践和价值追求。正因为如此，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认为儒学与现代化无缘的绝对化的观点实际上是不恰当的。
中国文化的核心范畴和中国人追求的终极的价值理想就是"闻道"。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而儒、道等家共同尊奉的经典《周易》提出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思想则是最为全面深刻地反映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所在。它既是传统的，迄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发展；同时又是现代的，甚至与后现代文化也可以相容。一阴一阳和合而成之"道"，是"和而不同"的思维传统的产物。无论是阴是阳，任何一性自身都不是完善的，而不完善就需要向完善化方向发展，就需要异性的补充，就需要外来之性与自性的亲和与转化。这一点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为中西互补提供的最为重要的理论依据。
就流行的以天人分合模式看待中西文化及其价值的观点来说，中国文化既非典型的天人二分，也不是简单地一体合一。而是有合有分，分合互补。天人合一缘起于人与自然的原始亲和关系，道家的天人合一是建立在自然无为基础上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儒家的天人合一则主要是作为道德理想和精神境界发生作用，是儒家学者以伦理为本位建构自己的世界图景的产物。认识人与自然的差别并进行合理的调节，考虑和尊重人的价值，并使人的作用得到最充分的发挥，是天人有分思想最为重要的特点。正因为中国哲学是合一与有分的统一，所以并不缺乏作为哲学的基础的主体性的观念。相信人本身的力量，相信主体能够把握客体，既是天人之际思辨的最合理的内容，也为今天中国的现代化所必需。
首先要认识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人伦关系的重心已经不同。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社会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小农社会，人们的生产与生活基本在家庭、家族的狭小圈子中完成，与之相适应的道德体系便以家庭道德为主体，这种人际关系是相当固定的长期厮守或相处的关系。传统所说的五伦（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中有三伦说的是家庭中的关系。因此在这种伦理体系下的人是家庭人、角色人（同时作为父、子、兄、弟、夫、妇以及多重亲属关系的人）。而现代社会是工业经济、信息经济、知识经济交错的社会，每个人都有他的社会位置和工作。工作和事业成为个人生命中的核心部分。而社会生产是在广泛的协作下完成的，人们的生活也突破了家庭的狭小空间，而在社会大家庭中同呼吸、共命运。在这种社会生活的模式下，人与人的平常交往，更多的是“五伦”之外的“第六伦”———社会公众。因此，现代人可以说是社会人、职业人。
其次，应认识传统人伦关系具有等级性和附庸性。传统社会提出“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它所表现的是一种绝对服从、隶属的关系，正因为如此，许多传统的德治往往打有等级社会的烙印，比如讲忠孝，总挥不去愚忠愚孝的历史梦寐，讲仁爱，也带着贵族君子施舍恩荫的意味。现代社会人民是主体，是主人，是人格平等的公民主体、责任主体，把传统的忠孝仁爱思想拿到今天，由于时代变迁，人们往往找不着感觉。
　　由上所述，传统的道德从体系上说已经过时，但就其思想资源来说，它又有许多可供选择继承的优秀文化遗产。道德建设从根本上说要靠说服力，我们要建立适合现代社会的新的道德体系，其成功与否，就在于它有无深入人心的说服力。中国古人对道德文明建设作过巨大贡献，提出许多德目，在几千年的道德实践中这些德目内涵积淀极为丰富，每一德目都有许多圣贤名言和感人的故事，以这些作为思想资源去说服教育群众，能深入人心，群众乐于接受，因此我认为要提出和建立新的道德体系，应有选择地继承文化遗产。
　新的道德体系要借鉴传统儒家的道德思想，也要继承革命时代的优良传统，更主要的是，这项工作不能闭门造车，要通过对社会的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依据当代的中国国情和社会发展的趋势，来创造新的道德体系。很显然，这是一件庞大、艰巨的系统工程。

中国文化本身没有问题，只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

肯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