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著与生活》是一本由克利福德·格尔兹著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5.00元，页数：23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论著与生活》精选点评：

　　●看的第一本格尔茨，原谅我的溢美之辞。译者很负责，译注很到位。

　　●列维-斯特劳斯，埃文斯-普理查德，马林诺斯基，本尼迪克特四人的写作风格与民族志“事实”之间的关系，“在他者所在之处融入他们，在他者不在之处呈现他们”的鸿沟，帝国主义终结致使西方与他者的传统关系终结后人类学写作的困境等，对最近的“各种未来”工作很有启发~~

　　●最应该，或者说至少还需写一本关于《论著与生活》的《论著与生活》，格尔兹天马星空的评论了老列的哲学沉思式，老马的感同深受式，EP的理性写实式，女神的差异隐喻式描述，殊不知自己才是最深谙叙述写作之道的人。ps：每次读到格尔茨对列维斯特劳斯的评论总能感觉一种相爱相恨的感觉，一方面批评老列故弄玄虚，另一方面却又处处向其看齐（从两本重要的文集到到强行树立自己风骚式文风）。毕竟只有这样，他才能将人类学家的top1 搬到，自己跻身top2，美国top1

　　●确实在那里？以及如何在那里？

　　●我觉得格尔茨似乎完全没读懂《忧郁的热带》。对于它的解读如此的支离破碎与玄妙难解。既然施特劳斯自己都混沌一片了，读者又为何不从整体上把握呢。以及，我从本书读出了佛教思想，格尔茨读到了卢梭的自然；另外，我就同意他的一个观点：施特劳斯是让读者停留于文本而非透过文本。

　　●刘汀师兄是责编？！

　　●人类学单人吐槽大会

　　●啊好喜欢格尔茨的耿直！还有他那咕咚咕咚地从字里行间冒出来的才华啊！（就是不写文思泉涌，尬死你们）2019.4.13一刷，2019.8.6二刷，论一切不读原典的看评论都是耍流氓。20200306三刷，格尔茨“阐释人类学”连民族志也一起阐释了，真·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

　　●每次读他的东西我总是很困惑，这大师东拉西扯地到底想讲什么？

　　●_(:з」∠)_【偷笑】不管怎么样算是占了便宜了呢~ 翻译超辛苦哒

　　《论著与生活》读后感(一)：欲读民族志，先读此书；欲读此书，先读格尔兹

　　我以为要先读此书，要先读一读格尔兹其人其事（好吧我刚入门或者还没入门），我是在一篇《格尔兹访谈录》里简单了解了一下他，最逗的莫过于格尔兹说当年决定学习人类学之前和女友希莉一起去拜访米德时想的那样“随便你去搞什么只要叫它人类学就好了！” 这样的想法我曾经在朋友面对这个专业的不理解时也有过！ 没错，就是学科群，尽管这样的学科群早已今非夕貌了。

　　还在读这本书。应该说能读到这样的作品需要感谢作者，更要感谢译者的努力付出。

　　《论著与生活》读后感(二)：民族志给我我们什么

　　民族志的描写到底呈现的是人类学家自己的生活还是被描述者的生活，我想格尔茨并不想给出什么具体的答案；无论是马琳诺夫斯基式的经验寻觅、列维斯特劳斯式的对秩序的愤怒，还是本尼迪克特式的文化反讽或者埃文斯-普理查德的文化确信，正如格尔茨所说，他们首先都是对实在的描写，是表达的生动性。格尔茨从前四者的民族志文本剖析写作者的文本特征，如本尼迪克特的斯威夫特式的写作、道德说教、语气的加强等，普理查德式的理智的理性描述、平实叙述，列维-斯特劳斯的多文本意义的重合、对西方的强有力控诉，马琳诺夫斯基对客观在地化的不断强调等，这些不仅仅是被描述者的生活（甚至被批评为完全的主观创造），更是作为作者的人类学家的某种程度的自我表达。最后，格尔茨表达对人类学在后殖民主义时代遭受的巨大危机的一种关切，认为主动的文学性写作是冒险的，但对人类学来说也是值得的。好吧，让你们这一群着了魔的人类学家去把人类学做到绝望。。。。。

　　《论著与生活》读后感(三)：作者与写作者的区别在哪里——他观察他记录他分析

　　这本是一本他点评四位人类学家的毒舌小书：列维斯特劳斯、马林诺夫斯基、本尼迪特、埃文斯-普理查德的民族志。重新翻开这本书，翻译很是糟糕。但是开篇他对写作者（Writer）和作者（Arthur）的区分，再次点醒了我。

　　这不仅仅只是文学研究里的名词解析，而是直接涉及到两种价值观的碰撞。人类学家到底是一个他者生活的旁观者，还是一个拥有解释权的创始者？

　　格尔茨在书的标题已经表明了他的态度。他在《文化的解释》里就有描述过人类学家的工作是什么：

　　人类学著述本身即是解释，是第二和第三等级的解释。所以，民族志并非事无巨细地把现场发生的所有事情完整记录下来，它是包括人类学家对对象行为的阐释，好的解释总会把我们带入它所解释的事物本质深处。

　　这也进一步牵涉到格尔茨的“深描理论”。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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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柯在《何为作者？》里提到作者是“话语实践的创始者”，写作者是“具体文本的生产者”。（格尔茨作为一个出了名的毒舌人类学家，直接在后面吐槽：除了前提结论和思想以外，我基本赞同这篇文章…………）

　　《论著与生活》读后感(四)：《论著与生活》书评

　　人类学其学科本身即存在着“内部个人主体性和科学权威性之间的矛盾”，而这种矛盾也体现在诸多人类学家的论著中“对于不够疏离的科学担忧”与“对于不够融入的人文焦虑”。具体说来，文本的“真实性”来源于作者“在那里”的个体经验与深度参与观察，以此试图说服读者如果他们到了那里“也会看到他们（人类学家）所看到的，感受到他们所感受到的，并且得出他们所得出的结论”，但折返后“在这里”所完成的文本写作却又极力将个人主观性排除在外，以此保证民族志的客观性与学科的科学性。这样的矛盾曾在马林诺夫斯基“拥有了土著人真实经历过的信仰实例，他也就有了土著人实际生活的全部有血有肉的内容”的理想化田野实践中被掩盖，但在后现代思潮的冲击下，文本中如何处理“作者”在那里的问题几乎成为了人类学的致命伤。在格尔茨看来，人类学作品中的“断言式的文章和文学持续的时间已经够久了”，希望通过这本小书《论著与生活》从那些作者的作品（区别于写作者的文本）入手，就他们在作品中对此一矛盾的处理手法进行剖析，唤起人类学者长期对于文本（或是写作）的忽视。

　　在格尔茨看来，从渐进的奇思妙想或者是静态的、沉迷的主题重复相比，《忧郁的热带》更应当被看做是“不同种类的文本相互叠加性成了总体的样式”，而这几种文本是“存在于同一层面的、同时出现的、矛盾的，有时甚至相互冲突的文本”，其同时是游记、民族志报告、哲学文本、改良主义手册与文学作品。在厘清此问题后，格尔茨从列维·斯特劳斯对经历与现实亦即“在那里”呈现方式进行分析。虽然发表于早期，但在本书中已然可见其认为“对野蛮人最好的了解不是通过以某种方式试图接近他们以分享他们的生活得到”，而是要将“生活中以某种方式构成形式上的一致性系统的材料加以整理和再整理”。简单来说，理解（科学的）不依靠人类学家身临其境的田野调查，而应当以消解其即时性和奇异性的“普遍分析”来加以实现。文本是否有作者的“署名”并不重要，因为这只不过是“真正的”人类学研究的基础材料罢了。

　　透过埃文斯·普理查德一篇题为《阿科博河和吉拉河的战事，1940-1941》的文章，我们能得以窥见其文本构建策略，其言语行为概括而言就是“平实叙述”，在其间我们看不到“不解的疑问、间接的条件句、沉思的省略”。简而言之，埃文斯·普理查德在其诸多作品中所展现的统一风格是多“断然的信息表述”，但要使读者相信其表述则有赖于其“可视性呈现”。也就是仿佛“照片”一般的见证者式修辞加上丰富的图、表，这所有的一切其目的即是让读者感到“他者”是“可辨的”，“甚至让人感到十分熟悉”。研究主体纵然表面再怪诞，主要以“易懂的论证、可信的价值观以及熟悉的动机为框架”，便能加以祛魅。

　　马林诺夫斯基做为“科学人类学”的开创者，其确保民族志真实性的方式是给出一种“我—见证”的模式，而这个“我”（即人类学家）的可信从其著作《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导论部分可见，马林诺夫斯基塑造了“绝对的世界公民”（普世观与共情）以及“彻底的调查者”（客观、冷静、自律）的人类学者形象。通过长时间的“在那里”，人类学者得以像土著那般思考，但《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出版，揭示了其思想与写作之间的张力。而这种矛盾影响了那些受人类学所许诺之美好愿景而投身田野调查的“孩子”。比如 保罗·拉比诺在《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中感受到的“我们”（人类学者）与当地人之间的鸿沟—“他性”。

　　本尼迪克特的《食人主义的功用》一文是其文风展现的代表，她所作的工作可称之为“文化批评”，在文中透过展现“那里的（民族志）醒目并且确定，勾勒出了不在那里的：我们的食人者嘴脸。”对其的批评—“本质主义”从其“断言不停的堆砌”中可见一斑，这种断言使得民族志材料更像是“出自一个假想的而非调查过的社会的报告”。《文化模式》中几种类型的判断其最终目的是反思自身文化的确信，“他者”更像是被设定出来与自身针锋相对的另一种可能，倘若从此种角度来看，《菊与刀》“也不过是被美化了的政策宣传册”。

　　人类学一大特点即是试图“在他者所在的地方融入他们”，在他者不再的地方呈现他们，这二者之间的鸿沟在写作这一“将他们的生活置于我们的作品中”过程中暴露无遗，且如开篇所言，当时的学界对其批评不仅是作为“技术”层面，更是涉及到学术伦理，西方中心的殖民主义思想，以及认识论等诸多责难。且学者不仅要面对来自“我们”的责难，随着殖民统治的瓦解，多元主义话语将逐渐取代西方在话语上的霸权。人类学需要面对挑战，而不是再如前一般经由材料的客观真实而构建其一个“绝对化的世界”。在格尔茨看来，这种挑战并非坏事，相反能够促进学者的反思意识，唤起对写作这一被长期“神秘化”过程的关心，摆明自身文化掮客的身份，在理解（阐释）的基础上进行文化翻译，从而将其纳入到一个“身处无尽关联之中”的共同世界。

　　《论著与生活》读后感(五)：《论著与生活》中译纠谬

　　一、 一位中规中矩的民族志者的恰当之举是到某地去，……并使这些信息能够实实在在地为专业领域所用，而非闲置在图书馆被用于思考文学问题。（pp.1-2）

　　原文：What a proper ethnographer ought properly to be doing is going out to places, … and making that information available to the professional community in practical form, not lounging about in libraries reflecting on literary questions.

　　最后一句，译文误认其主语是information，其实应该是ethnographer。民族志者不该在图书馆里晃悠，思考文学问题。（呵呵，民族志资料不放在图书馆，该放在哪里被专业学者所用呢？）

　　二、 另一种反对意见主要来自读者，他们认为……。研究康拉德……甚至巴尔扎克式的人物如何获得其影响的是一回事，但如果……。为数不多的人类学家……可能被公认为有独特的文体风格，即对修辞的使用合乎中道。但这些风格是不同寻常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他们的缺点——文本具有暗示性，甚至欺诈性。好的人类学文本……既不招致文艺评论式的阅读，也不对之加以回应。（p.2）

　　（原文太长，姑略）反对意见here coming mostly from the consumer side，是说从读者这方面考虑的，不是来自读者（试想老格怎么知道那么多分散的读者的意见？）康拉德等人gets his effects，明显是说达成其文学效果，而不是获得其影响。少数人类学家有独特的文体风格，and not being above an occasional trope，后一句话有and连接，显然不是同位语的补充说明，而是强调他们的那些风格“不外乎是偶尔用点比喻”。But that is unusual and somewhat to their disadvantage — suggestive even of sharp practice. 这里不是说风格本身不同寻常，而是说人类学家有风格这件事是不多见的，例外的，而且是“对他们不利的”，因为这等于在“暗示他们在使用欺诈手段”。好的人类学文本不invite也不reward文艺批评式的解读，说“招致”不妥，应该是“邀请”，招致是被动的，邀请是主动的；说“回应”简直莫名其妙，应该是“酬谢”。

　　三、 或许，来自所有领域的最强烈的反对意见，实际上也是当今学术生活中相当普遍的问题，即对知识主张推进方式的聚焦有损于我们认真对待这些主张的能力。（p.3）

　　原文：But perhaps the most intense objection, coming from all quarters, and indeed rather general to intellectual life these days, is that concentrating…

　　这句话不但分句翻译有误，最要命的是它破坏了原文的逻辑结构。反对意见是……问题，这问题即是……（完全莫名其妙）。跟前文一样，最强烈的反对意见涉及（作者、读者等）各方面，是当今思想界普遍持有的一种意见，也就是认为一心盯着知识主张的提出方式会损害我们严肃对待这些主张的能力。

　　四、 但如果认真对待人类学写作，那么所有此类问题都会出现，因为写作是难以信赖的。恐惧的根源必定在他处：在某种意义上，若人类学的文学角色能够被更好地理解，那么那些关于它如何具有说服力的专业谬见或许将不复存在。（pp.3-4）

　　原文：But that all this would be brought on if anthropological writing were taking seriously as writing is hard to credit. The roots of fear must lie elsewhere: in the sense, perhaps, that should the literary character of anthropology be better understood, some professional myths about how it manages to persuade would be impossible to maintain.

　　这段话错得一塌糊涂。第一句话的主谓结构是that…is hard to credit，译者完全没看出来。是说，假如认真地把人类学写作当写作来看待，就会招致前述那些问题，这一点是难以置信的。后一句话，恐惧的根源在别处，也许就在一种感觉（sense），假如人类学的文学性将来得到了更好的理解，那么关于人类学如何设法使人信服的某些专业神话就难乎为继了。

　　五、 很难解释一个观念是如何的根深蒂固。……无论如何，关于人类学作品如何使人信服的事实主义理论的主要替代性观点——通过其理论论点的力量使人信服，将不再可信。（p.5）

　　原文：Just why the idea persists that it does so work is difficult to say. …In any case, the main alternative to this sort of factualist theory … is no more plausible.

　　这两句话的误译其实很明显。第一句话简直不可理喻，其实应该是说，为什么这种观念坚称民族志是这样发挥作用的，恰恰是这一点难于说清。后一句话的主要错误在no more。显然老格在此从事实主义观点转向理论主义观点，认为后者也不比前者更具可信性。这是论述的递进，而不是前文论证的结论（“不再可信”）。表面上似乎是小错误，实则逻辑关系完全颠倒了。

　　六、 人类学家使我们认真地对待其论述的能力与真实的表面上的或者概念上的精确没有太大的关系，而与他们使我们信服其所说的是他们实际渗透……进另一种形式的生活，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真正“到过那里”的结果的能力相关。使我们相信台下的奇迹已经出现了，这就是写作开始的地方。（p.6）

　　原文：The ability of anthropologists to get us to take what they say seriously has less to do with either a factual look nor an air of conceptual elegance than it has with their capacity to convince us that what they say is a result of their having penetrated … another form of life, of having, one way or another, truly “been there”. And that, persuading us that this offstage miracle has occurred, is where the writing comes in.

　　这段话又译得乱七八糟。不多说了，直接给出我的试译吧：人类学家让我们认真对待其言说的能力，与其说关联着事实确凿的外观或者概念精致的印象，不如说关联着他们的这一能力：说服我们相信，他们的言说源于他们曾经深入了解过另一种生活形式，曾经以某种方式真正“到过那里”。说服我们相信幕后奇迹曾经发生过，那就是写作进入之处。

　　时间和精力有限，该书的其他严重误译恕不一一列举（虽然我手里的证据多如牛毛）。如果有人认为上面列举的区区6页中的问题还不足以代表全书，证明该书的低劣翻译，那尽管保持自己的信念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