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行的尴尬

　　杨盛龙

　　不久前我们还在谈论甚至羡慕有的国家是生活在汽车轮子上的，不觉得我们自己很快就是整场院停满汽车，大街上塞满汽车，进出大都是汽车轮子滚动，骑自行车的人已经很稀少了。步行进出机关大院更是旧世纪苦难的回忆，如今还步行到机关的人，八成可能是上访群众。以前外国租界会所门前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现在一些机关大门口虽然没写着“骑车与步行者不得入内”，但是步行者想要入内是十分艰难的。

　　春节前的一天，我们单位四位同志被一个与之类似于堂兄弟关系的近邻单位邀请到他们机关晚宴。他们三位坐单位车前往，我因在外公干未能与他们同行，乘公共汽车提前一刻钟到达该单位机关大门口。我上前问询，门卫士兵“侉嚓”一挺，警告我踩压了黄线！我赶紧知趣地退后半步，同另一位疑似等候的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出示我的身份证、工作证以及我们机关的出入证，验明正身，说是贵单位某某部门谁谁邀请我来赴晚宴的，还说出贵单位好几位上层中层领导干部姓名，表明我跟他们经常有工作联系往来。他说，都对啊。但就是不允许我进入。原来，他手中有一个单子，列了一排几个车号。他们认车不认人。我欲作“来访登记”，传达室已经下班，没人值班。他说，你给邀请者打个电话。我说，他那种具有一定级别的人不一定带手机，即便他带了手机被我打通，他到大门口来迎接我合适么？再说，他到大门口来，你们如果不认识他，怎么办？好说歹说，就是不得进入。心想，这吃饭也是工作呢，我跑大老远的路容易么，耽误自己不少时间，要是不来这里，这会儿已经在家吃完晚饭，舒心地躺在沙发上看电视节目啦。正没辙呢，我们单位司机出来找我，对上车号，我才得以进入。提前一刻钟到达大门口，入席却迟到了。一长圈宴会桌那么多领导在等我，我脸上发烧，十分尴尬。

　　遭遇这样的事，人家门卫工作人员是履行职责，表面上看，似乎挑不出什么毛病。按照通行的做法，我得从我们机关乘坐那个被登记的车号前往。我悟出个道道，以后我再去这个堂兄弟机关，去任何机关，乘公共汽车或骑自行车或步行是难以进入的，必须乘坐有派有一定档次的小汽车。

　　步行回本单位机关也是比较麻烦的，没有乘小汽车进入顺利。有头有脸的乘公车，潇洒倜傥的开私车，乘车长驱直入，骑自行车者得“出入下车”。门卫认得小汽车的车型车号，或者有车证可辨认，高级车内肯定坐的是头面人物。步行进机关者，在门卫的第一眼里就是个上访者。待你掏出证件，方可证明不是上访群众而是机关工作人员。汽车车号是以螺帽固定在车上的，车证是贴放在车窗上的，轻易不会落下；步行的机关工作人员忘记带出入证有一定概率，比如随着换衣服落在家里了。如果没带出入证，就得去传达室登记，去打电话，等着里面的同事给你疏通。进入自己工作的机关，步行者比开车者艰难许多。

　　回家也是这样。住宅大院，门卫森严。开车的，长驱直入，站岗的给行注目礼；骑车的，“出入下车”，几乎点头哈腰感谢放行；步行的，冷不丁被喝问一声：你找谁？我找我自己家！没准儿会被“来访登记”。

　　我们已经进入“身份时代”，坐车开车不一定是工作和生活需要，而是一种身份的标志，是一种是否有能耐有派的象征。开豪车与开一般车，主观客观感觉很不一样。这年头，谁不弄辆汽车开着啊。你没有车，你算什么？你就等于没腿。没腿，就在家里待着凉快吧，你还走什么路！

　　走什么路！简直无路可走！君不见，大街上，机动车道扩展得越来越宽，非机动车道被挤得越来越窄。机动车挤上自行车道似走未走欲停未停，自行车挤上人行道，行人还有路可走么？

　　在大城市，有车族潇洒，步行者无路可走，步行总遭遇尴尬。回乡下老家探亲也成了这样。上世纪，人们去县城都是隆夜翻山，当天往返，步行百多里。现如今，人们去五里路的镇上都是乘汽车。要是有人步行，会被笑掉大牙。就那么几块车票钱都舍不得掏啊，真是个抠架架！

　　村寨里这家那家都有了私用汽车，出门就动车轮子。小三儿在省城工作，回家探亲，怎么也得找个车接送。都什么年头啦，还有扛着行李包步行回家的么？你连车都没有，你算什么？人家不定怎么戳你后脊骨呢！瞧那小三儿，在省府工作了那么多年，怎么连一辆汽车都没混上啊！

　　报刊、广播、电视、网络以及日常生活中，人们在连篇累牍地谈说着低碳经济、低碳生活，提倡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小汽车是二氧化碳排放元凶，为了经济快速增长却在一味地刺激小汽车生产，鼓励小汽车购置。这也低碳，那也低碳，最基本的出行和进门规则却与之背道而驰，方便小汽车而阻碍乘坐公共汽车和自行车或步行的人，给绿色出行设置障碍，他们奉行的是以车为本，而不是以人为本。

　　门卫管理认车号不认人的做法是值得怀疑的。一个人出示几种身份证明，将自己工作上的事情说得多么的清楚确切，也进入不了机关大门。如果有人盗用到车号车证呢，就是运一车炸药也可以进入。有道是，墙高三丈，挡的是不来的人。想进一个去处的人，怎么也能进去。我就曾有那样的经历。上世纪八十年代，我给一位省领导同志当秘书，首长在北京一家为具有相当高级别干部医疗的医院住院，那医院住院部两道门岗，给每个患者两个探视牌，凭牌进入，不允许超出的人员进入。那天，首长的两位家属拿了探视牌在病房陪伴，我有工作上的急事需要进病房，门卫怎么也不让进。无奈，我只有从东折到西再往北，绕道从另外一个给市民看病的门诊部地下室，七拐八弯，几经周折，还是进入到高干病房，把工作上的急事办了。多年来，每当面对大院门卫，就回想起那一次经历。

　　杨盛龙，1953年生于湘西，土家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发表文学作品千多篇，出版散文集《西湘记忆》等多种，《中国当代文学史》等十多种文学史著论著专节专题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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